Friday, October 26, 2018

马来西亚原住民:实里达族人(Orang Asli: Orang Seletar)

Orang Asli村落


2012年,跟国家博物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员一块儿驱车游柔佛,摸黑驶过新建的大马路和海边公寓,抵达振林山的小村落Kampong Sungai Temon。这个依柔佛海峡而建的小村落住着实里达族人(Orang Seletar),他们被归纳为马来西亚原住民(Orang Asli),在海边经营餐馆。由于菜色都是中式的,大老板可能是华人。

走了一整天之后,我们在原住民的阿士里海鲜村(Restoran Asli)共进一顿丰盛的晚餐。

2018年,跟国家博物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员驱车前往海边的老地方,其中两位是当年同游的。这回打开GPS就可以准确地导航到目的地。六年间,科技让我们出入方便多了,少走了许多冤枉路。

(柔佛海峡旁Kampong Sungai Temon的阿士里海鲜村)

(实里达人的孩子在餐馆旁“指挥交通”赚外快)

(菜肴丰盛,价格合理的晚餐。图片来源:姚耀光)

Restoran Asli建在水面上,原住民的住家就在餐馆旁,傍水而居,延续着“海人”的特性。

阿士里海鲜村对岸就是林厝港,灯光弥漫着夜色,两岸和谐平静,遥遥对望。想起76年前这一带水域曾经充满汽油血腥,日军在夜间乘着橡皮筏攻占新加坡,联军将汽油桶推出海面,烈火染红了夜空,日军被烧得焦头烂额,不得不退回柔佛。

和平后,一名日本兵士回想起看着同僚被火焚烧这一幕,表示当时没有人敢继续冒险当先锋,于是长官以抽签方式来组织敢死队,并表示有谁惧怕前面飞来的子弹而退缩,我就在后面射谁。结果日军成功的在格兰芝和林厝港登陆。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听得多了。


(实里达人海上住家对面就是林厝港)

在新加坡生活过的海人


实里达族、加冷族、石叻族(Orang Seletar, Orang Kallang, Orang Selat)都是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的海人(Orang Laut, sea gypsies)。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海人已经在新加坡的河流上过日子。

加冷河的“原住民”(Biduanda Orang Kallang)在加冷河口的沼泽地带落户。研究员Mariam Ali 表示Orang Kallang的祖先可能来自林加群岛(Lingga Archipelago)和邦加岛(Bangka Island)。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他们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约1000人)的一半。

Orang Kallang是温顺善良的船民,小小的渔船是他们的家,平日以捕鱼和周遭树林里的食物为生。根据C. M. Turnbull的说法,1824年,天猛公(Temenggong Abdul Rahman)将OrangKallang迁徙到柔佛的Sungai Pulai。很遗憾的,1847年爆发了严重的天花疫情,所有整百户家庭的成员没有一个幸免于难。(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NUS Press Singapore

Mariam Ali 进行了民间调查后,表示并非全部Orang Kallang都搬迁到柔佛,有些继续在加冷生活。新加坡还有Orang Kallang 的后裔,不过他们的生活习俗与信仰都跟马来人同化,已经难以分辨。

Orang Kallang居住在加冷河口Kallang Rokok的浮脚屋,上世纪20年代殖民地政府在加冷盆地填土,准备兴建新加坡第一座为民航设计的国际机场(加冷机场),居民被逼迁后分散到各地,有些搬到南部岛屿,有些搬到北部海岸,有些搬到榜鹅,有些则在芽笼定居。据知多数搬迁到Kampong Melayu这个位于Jalan Eunos的新居。


(早年Kallang Rokok的浮脚楼设计。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局)

至于Orang Selat,他们很早就已经迁移到柔佛,跟当地的马来人同化,被统称为Orang Johor了。(Singapore's Orang Seletar, Orang Kallang, and Orang Selat: The Last Settlements, Singapor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在新加坡北部安身的实里达族属于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皮肤比较黝黑,头发卷曲,可能是源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南岛民族。他们可能是马来半岛最早期的原住民之一,有自己的神灵信仰和语系。实里达语听起来像马来语,但马来人却听不懂这种语言。

(在新加坡北部河面上生活的实里达人。c.1970. 图片来源:SPH)

实里达族擅长航海,船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的家。根据一代代传下来的口述历史,他们早在马六甲王朝成立之前,已经在马来半岛安身了,马六甲王朝的海军就是由实里达族负责的,后来柔佛王朝的海军将领也是实里达族人。不过欧洲人来到此地后,实里达族守护领海的辉煌史已经被遗忘,甚至被边缘化。当殖民地政府在三巴旺建空军和海军基地时,受影响的实里达族人都被迫离开家园,到长堤彼岸的柔佛安家。

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发展北部新镇,在新马政府的协议下,他们分成三组人,总共约三百人。两个大组徙置到彼岸择水而居,一个小组留在新加坡。在Kampong Sungai Temon居住的实里达族人共兴建了九个村落。

(聚水而居的实里达人,河面上有“大屋”和“小屋”。图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至于留在本地的约40名原族人,为了融入马来群体,他们除了必须讲马来话之外,还必须放弃民族特性,并且信奉伊斯兰教。

随着依斯干达区的发展,高楼建到Kampong Sungai Temon,实里达族人的家园被侵蚀,300名来自此地九个村落的族人甚至签名请愿,争取保留自己的土地。


(中国发展商的建屋与相关的填土项目已经将原住民的住家团团围住)

我不禁心头一震,许多新加坡人就跟中国人一样,都到依斯干达沿海地区买房子,可是并没有想过我们的快乐其实就是原住民的痛苦。他们属于最早在新马立足的原住民,却被“外来移民”边缘化,必须再三搬迁,从新加坡搬到柔佛海岸安家,现在我们还要他们搬到哪里去?何处是家园?或者他们就像祖先一样,过着海人的生活,一觉醒来可能船已经漂流到无名之地,四海为家处处家?


(徐宝真的“纸皮画”:Orang Seletar原住民生活)

宗教信仰方面,许多实里达族人都是基督教徒而非一般人想象的信奉伊斯兰教,这是实里达族跟马来人之间最大的分野。宗教其实是保留族群的特性与传统的战略:一旦信奉了伊斯兰教,他们就像Orang Kallang那样,必须放弃本身的文化,变成马来人。信奉基督教则可以保留自己的传统与习俗,至少可以像祖宗一样吃猪肉。

Ayong的故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实里达族人已经跟异族通婚,华人与实里达人通婚的例子也不少。比如Mariam Ali19831984年间进行乡野调查时所认识的实里达族女子Tema,她的丈夫AyongPaul Teo)就是一名华人,他们有四男二女,一家八口住在实里达一带。

Tema有四个兄弟姐妹,全部都在船上出生。在这段乡野调查期间,Tema的妹妹Bama也嫁了给华人。他们的另外三位兄弟姐妹都住在柔佛的另一个原住民徙置区Sungai Landas

Ayong回想起婚后,跟着Tema住在船上,1973年才搬回陆地。刚开始时很不适应这种漂流的生活,睡在船上,摇摇摆摆的,孩子的哭声,蚊子叮个不停,非常难受。下起雨来,斗篷漏水,就像屋漏偏逢连夜雨,全身都湿透了。有时碰到大风大浪,只好跟妻子轮流将船划到小河内。小河就像一潭死水,蚊子特别多,鲜血的气味让蚊子全家出动,真是苦不堪言。

Ayong表示实里达岛上本来居住着许多实里达人,但1967年后他们都离开这里了。主因是因为每三两天就有警察、公务员等上门,问了他们很多问题。他们觉得害怕,因为一来没有公民权,二来没有红登记,不晓得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住在实里达岛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生态好,海产丰富。现在东姑阿都拉曼(马来西亚首相)给了他们马来西亚的居民证,都成了马来西亚公民。

现代化的原住民Fendy Salim


在柔佛原住民文化节(IF/Johor Bahru Indigenous Festival 2015)的会场上,见到34岁的实里达族人Fendy SalimFendy带着妻子手抱幼儿,跟我们交谈了一阵子。他在柔佛出生,并不是纯实里达血统。Fendy表示自己也不是海人,不像祖先那样一辈子在海上生活。他在陆地上生活受教育,并娶了“外族”女子为妻。

(实里达族原住民Fendy Salim和他的妻儿)

Fendy稍微介绍了先人的“家”是很绿化的,所使用的都是出自大地的原材料。船身是由大树桐开凿制成的,屋頂則由Mengkuang葉(班兰叶的一种。班兰叶没刺,Mengkuang叶有刺)编织而成,两层的屋顶必要时可以拉开来遮风挡雨。至于椰壳,剖开两边就是杯碗,将红树林里的树木削一削就是捕鱼的鱼枪了。

(狩猎用的武器)

我们所看到的约4米的小船适合两人使用,若是一個小家庭,至少要7米长才夠用。由于小船就是他们的家,因此装食水的水缸、捕螃蟹的篓子、打猎的武器、可生火煮食的厨房都是必要的装备。

(这类4米长的小船供两个人的使用)

(两层的“屋顶”可以拉开来遮风挡雨)

当人有三急的时候应该如何解决?傍水而居的生活,就不用讲得太明啦!

以前的实里达族人对金钱没有感觉,过着物物交换的生活。实里达族人不分男女,都是狩猎高手。他们在水中的渔获和丛林猎得的山猪等都是交换日常用品的本钱。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朱孟珠回忆,小时候住在格兰芝,有时候会有海人上门,以猎物来跟他们交换白米。

翻查了Mariam Ali的报告,原来在1970年代初,还有一群实里达人居住在格兰芝的Sungai KranjiSungai Kadut。随着格兰芝发展成工业区,他们都迁徙到对岸的Sungai Melayu去了。

热带茂密的雨林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依山依水而生的原住民就这样世代安家。Orang Kallang Orang Seletar等都成了马来西亚的原住民,那么他们算不算是新加坡的原住民呢?原住民成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算不算是新加坡近期消失的原住民文化呢?


(原住民文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海人源自古越族?


邱新民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胜利书局,1991,p199-207)表示古越人被中原追赶时,有一些泛舟南下,来到巽他陆盘水域,也就是马来群岛。他们跟原住民通婚,成为混血马来人。他们靠海为生,以捕鱼、种植及打抢为生。新加坡的早期华人多数来自闽粤沿海,跟海人源自一脉。不过经过多年来的文化演变,已经脱胎换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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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19, 2018

仰光华人区的1832

缅甸华人


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后的十来二十年,掀起一股寻根的热潮,回乡探亲的送礼佳品乃三大本地特产:梁介福斧头标驱风油、华安红花油、以及其貌不扬却很好用的虎标万金油。

我小时候,不论肚子疼、头晕头疼、蚊虫叮、伤风鼻塞,都离不开万金油。有一回喉咙痛,祖母说吃一小口万金油试试看,本来已经够热够辣的“吊钟”被够劲够呛的万金油薰一薰,毕生难忘。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 ,1892年在缅甸仰光出生。他继承永安堂药行,与三弟胡文豹合作经营研制万金油、八卦丹等成药,成为华商顶尖富豪。胡文虎的星系中英文报纸有十多家,包括八十年代停刊,跟南洋商报合并的星洲日報

胡文虎致富后,建了虎豹别墅送给文豹。虎豹别墅于1937年落成,背山面海,日战时期被日军当作海上防卫的肖站。战后经过多次修复,是新加坡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旅游胜地。虎豹别墅这样好玩的地方,又不用付费,所以农历新年期间,许多家庭都扶老携幼,一家大小前来游园,欢渡佳节。

胡文虎选择新加坡作为发展万金油的基地,自1923年起于新加坡设立仰光永安堂分行,并于1926年设立制药厂,正式将总行从缅甸仰光迁往新加坡。他看上新加坡这个“南洋总汇”,强调永安堂的药品是中国国货,特别突出它们的“中华性”,以建立虎标药品与华侨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联系与身份认同。[1]


(座落在尼路Neil Road的永安堂)

早在胡文虎之前,已经有移居到新加坡的缅甸人。缅甸人的玉佛寺于1921年初建,如果当时没有足够的缅甸侨民,又怎么会出资建寺呢?

此外,由花拉公园(Farrer Park)、汤申路(Thomson Road)与马里士他路(Balastier Road)组成的社区,有许多以缅甸地方命名的街道,彷佛是一个“小缅甸”。最著名的主要公路摩绵路/摩绵坡(Moulmein Road,Moulmein Rise)出自毛淡棉(Mawlamyine),是缅甸南部大港,英殖民地时代的首都;因不卖前港督曾荫权的账而驰名的黄亚细肉骨茶位于仰光路 (Rangoon Road,和平之城),仰光(Yangon)是缅甸的前首都(1948-2005,2005年首都迁至内比都Nay Pyi Taw),也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与文化中心。

缅甸华人约160万,占当地总人口的3%。仰光华人区就在仰光河畔。广东人的观音古庙创建于1823年,座落在广东大街,跟新加坡直落亚逸海岸的广客潮福庙宇同样古老。


(座落在仰光广东大街的观音古庙,1823年创建)


(观音古庙重建落成,缅甸洪门组织赠送牌匾贺喜)

附近南安人的凤山寺青莲堂则创建于1832年,座落在仰光第24街。它们应该是当地最古老的华人足迹。那时候英国人还没攻占此地。

(坐落在仰光第24街的凤山寺青莲堂)

从广东与福建省出海,到仰光必须绕过南中国海、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与安达曼海; 另一个可能性是经泰国湾登陆北上。如果那时候克拉地峡还能行船的话,那就是条近路了。如果是走陆路的话,必须先经云南,穿越高山森林到仰光,困难重重。推测经海路的可能性较大。[2]

为何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仰光呢?


洪门会与反清


青莲堂的对联写道:“欲结其人须效梁山义士 心存异姓要学桃园忠良”。梁山义士,桃园忠良,五祖,天地会....显然是反清复明的洪门兄弟被清兵追杀,一些人逃难到仰光,成为当地的华侨组织,等待那一天打回去。


(青莲堂的右联:欲结其人须效梁山义士)


(心存异姓要学桃园忠良)

如今只有一些老人家能讲祖先的语言,其他都使用缅甸语。肯定打不回去了。

关于“青莲”之说,五祖在福建、广东、云南、湖广、浙江广招反清复明义士,等待时机起义。蔡德忠为五祖之一,青莲堂为其堂号:“长房插草蔡德忠,落在福建招英雄。一片丹心无更改,复转明朝第一功。”

根据台湾洪门青莲堂的说法:“太极生两仪,天地日月明。青莲凤凰郡、长房彪黑旗。”凤凰至高无上,因此青莲堂为长房。

至于“效梁山义士,学桃园忠良”,桃园结义与梁山泊的故事通过《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广泛流传,成为兄弟结拜,成就大事业的楷模。这些兄弟来自五湖四海,虽然出身不同,但因相同的理念而结合。我为Friends of Museum这个以洋人为主的文化义工组织讲过两堂华人民俗课,发现这种跪地上香,结拜兄弟的金兰情(sworn brotherhood)是西方文化所难以理解的。

洪门兄弟确实反清了,不过不是复明,而是组织成革命的武装力量,建立了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写道:“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于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回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


滴血为盟的礼仪


根据柔佛古来青年体育俱乐部 (KELAB SUKAN DAN REKREASI KULAIJAYA JOHOR)的文献

香堂上供奉的牌位,依次是: 

始祖:洪英、傅清主、顾炎武、黄梨洲、王夫之 
五宗:文宗史可法、武宗郑成功、宣宗陈近南、达宗万云龙、威宗苏洪光
前五祖: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 
中五祖:杨仗佑、方惠成、吴天成、林大江、张敬之 
后五祖:李式地、洪太岁、吴天佑、林永超、姚必达 
五义:郑君达、谢邦恒、黄昌成、吴廷贵、周洪英 
五杰:郑道德、郑道芳、韩龙、韩虎、李昌国 
三英:郭秀英、郑玉兰、钟文君 
二师:男军师史明鉴、女军师关玉英 

第一步:开坛 
摆设完成,就由白扇高叫:“恭请坛主。”所谓“坛主”即主持是次香堂仪式之重心人物,可以是坐馆,二路元帅,或者堂口大佬主持。坛主以“三把半”香供奉,在场每人均需下跪。各就职司之位,“坛主”就座。 

第二步:传新人 
之後白扇大叫:“传新人!”把守门口的“天佑洪”人物,循例盘问,当然事先已“彩排”。新人过关,由“执事红棍”派清香一枝,然後下跪,高举过头 。 

第三步:三十六誓 
“执事红棍”提出大刀,以刀背轻拍“新马”,然後大声传谕洪门三十六誓七十二例,如有违反便要受家法“三刀六眼”。每名“新马”循环前述,然後进行另一仪式。 

第四步:斩凤凰 
“执事红棍”提出生猛公鸡,手执大刀,背诵凤凰诗,念毕手起刀落,鸡头堕地,再以七分白酒承接鸡血。上至“坛主”,下至“新马”皆指头沾血,口内一啜,代表“滴血为盟”,至此礼成。

[1] 沈仪婷,《谱写虎标传奇 胡文虎及其创业文化史》(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客家文化研究室,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3年12月),ISBN 978-981-4583-44-2。

[2] 根据缅甸中文网 2014年4月1日,1832年,青莲堂由时下的丹劳与毛淡棉进入,然后再到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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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12, 2018

惹兰勿刹的古早情怀 Jalan Besar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4期,总134期

Jalan Besar, an old district adjacent to the Rochor River, was once a swampy land filled with betel and nipah palms. The farmland had given way to private and public housing, brothels, sawmills and stadium. Today, the once flourished New World Amusement Park had gone with the wind, also vanished were the bursting Sungei Road Market, rickshaw pullers and Baweanese Kampong. 

The conserved shophouses and other buildings had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typical of the late 19th-century and early 20th-century houses. Colourful ceramic tiles, arched windows and ventilation screens are commonly seen, suggesting that Malay and Straits Chinese population were predominant in the area. Those shophouses built from the late 1920s to the 1960s had changed to art-deco styles. 

Syed Alwi Road, located besides the Rochor River, is named after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prominent Syed Sharif Omar Aljunied.  However, Chinese of the past era were not able to pronounce the name of the Arabian, and preferred to name the place after Siong Lim Sawmill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12 by Dr Yin Suat Chuan, brother-in-law of Dr Lim Boon Keng. Today, Song Lin Building stands on part of the site of the former sawmill. 

The New World Amusement Park was unforgettable for many. It was a magnet for local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hile the three cinemas and game stalls were attractions to many people, the most popular entertainment was probably the cabaret hall which could hold up to 500 couples. The dancers cladded with cheongsam, were popularly known as taxi-girls. They received 8 cents for each dance despite that a coupon for three dances cost a dollar in the 1950s. 

New World also decorated with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s by Rose Chan, nickname “Queen of Striptease”. Her most famous performance was the “Python Act”, where she wrestled with a large python, even coiling it around herself while stripping. Rose was also known for her generosity by donating some of the proceeds from her shows to charities. She was dubbed the “Charity Queen” for her charitable acts.

Today, the original New World Gate is re-erected at the entrance of City Square Mall. It symbolises the interconnectivity of Singapor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DL, the developer of the current site, took the initiative to help remind visitors about the popular history. 

The Holy Trinity Church on Hamilton Road has an unusual architecture built with Chinese-style green tile roofs and decorative motifs. Within a short walking distance is a Tibetan Buddist temple. There is a small Ji Gong in the temple hall served as a reminder of the temple’s origin. It was a shrine called Chee Kong Tong Temple built in 1939 before changing its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  

Prostitution was the dark side of Jalan Besar. Although much of the prostitution activity in this area has died down in the last decades, brothels located in shophouses along Desker Road and Rowell Road lanes are probably still in operatio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onserved shophouses creates an alley by chance, enabling the prostitutes to remain indoors without actively breaking the solicitation law. The informal rule was for them to close the doors if the police or informants were in the vicinity.

Koh Teong Koo, a ricksaw puller lived in 75 Maude Road, had once changed the fortune of the Singapore’s first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Lee Kuan Yew was to be screened by Japanese soldiers. It happened that Mr Koh's dormitory for Hock Chia rickshaw pullers fell within the Jalan Besar registration centre. Mr Lee stayed in the house for a night.


新加坡的“老城”


惹兰勿刹(Jalan Besar)是个受保留的“老城区”。19世纪的惹兰勿刹原为长满槟榔和亚答(nipa)的沼泽地,过去民间商贸,很多时候就是边嚼槟榔边聊天中成交的。本地的甘榜有许多使用亚答叶搭建的亚答屋,就地取材的房屋清凉透爽,不过容易破损,碰上屋漏偏逢连夜雨,打在地上盛水的铁桶上,交响乐般一夜嘀嗒至天明。

1880年代,宽敞的惹兰勿刹路(马来文原意为大路)穿越过沼泽,带动了周边的人气。发展为成熟的市镇后,欢乐场所应运而生。


(不同时期兴建的店屋与政府组屋,可谓“三代同堂”)


特色老区


翻开旧报章,不难发现惹兰勿刹的血腥事件特别多,花街柳巷则居住着流落风尘的年轻女子。大刀阔斧地整顿一番后,惹兰勿刹已经转型为“四多”的特色地区:保留建筑多,租赁组屋多,战争道路多,人文景观多。

老店屋的外观反映了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1920年代左右兴建的店屋外型华丽,采用大量的希腊式柱头、齿饰和阿拉伯风味的图腾。1930至1950年代的店屋,兴建时因经济欠佳,一切以节约为主,散发出线条简单的装饰艺术风格。

进入建屋局的年代,惹兰勿刹陆续出现高楼。这里的组屋归纳为加冷黄埔区,住了约十万居民,其中有六千多户一房与两房式租赁组屋,约占总组屋单位的五分之一。惹兰勿刹体育场周边有多座这类翻新过的屋子。


纪念一战的道路


惹兰勿刹的多条道路都跟一战时期的人物有关,譬如King George’s Avenue 以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命名,他加冕没多久便向德国宣战,到法国检阅军队时意外摔下马,从此百病缠身。Sam Leong Road的 王三龙多次捐款支援英国抗战。此外,Hamilton Road,Horne Road,Jellicoe Road,French Road,Sturdee Road,Beatty Road,Foch Road, Kitchener Road,Trywhitt Road,Maude Road,Petain Road等,都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军人命名。


惹兰勿刹的多条道路都跟一战时期的人物有关

其中最有争议性的是贝当(Petain)。一战期间,贝当出任法国总司令,成为一名民族英雄。战后法国的军力每况愈下,二战时已经无法跟纳粹德国抗衡。贝当为时任法国总理,向入侵的德军投降,被视为卖国贼。他亦跟日本签下条约,准许日本以中南半岛为侵略东南亚的军事基地。数年前,本地的法国籍居民与前联合国巡回大使许通美都认为应该将贝当除名,最后不了了之。


消失的芳华


二战期间,茂德路(Maude Road)可谓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福地。他在惹兰勿刹体育场接受检证时,觉察到形势不妙,要求先回家收拾细软,日本兵竟然网开一面。体育场周边有许多福清籍拉车夫的宿舍,李光耀躲入茂德路75号的估俚间,跟死神擦肩而过。

40年前我在茂德路的租赁组屋居住的时候,拉车夫早已走入历史了。附近除了福清、福州和兴化的教堂和建筑物,为我们唤起拉车夫的主要来源地外,最著名的就是赌窟。每逢周末,路上总站着一群人,叼着香烟把风,居民都识趣地匆匆走过。

那时候,跟茂德路平行的赛阿威路(Syed Alwi Road)早上是个路边巴刹,下午换人开档,销售日常用品,晚风飘送着白天余留下来的鱼腥与汗酸味。路上还可见到以传统砖窑烤面包的“大生面包厂”,焦黑的面包皮散发着令人怀念的炭火香。


(消失的赛阿威路午后市场。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赛阿威路这个地名不好记,不谙外语的街坊惯用“松林板厂”这个民间俗名。屹立在赛阿威路梧槽河畔多年的松林火锯厂(俗称松林板厂)已于1980年代拆除,部分原址兴建了松林大厦。一个世纪前创建松林板厂的商人殷雪村是本地名人林文庆的妻舅(林文庆第二任太太殷碧霞的兄长)。19世纪末,殷雪村从厦门移居新加坡,成立了振武善社(禁吸鸦片协会)和疟疾诊所,免费为烟民病人服务,后来弃医从商。

那个时代,一般事业有成的人士都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赛阿威(阿裕尼的孙子)秉承先辈遗训,建桥挖井,乐善好施已经成为阿裕尼家族的品牌。

我的学生时代,多数同学穿着新华牌白帆布绿胶底的校鞋。设在Hamilton Road的新华鞋厂(Sinwa Rubber Manufactory)战前已经生产鞋子了,战后高峰期,年产量达一百万双。新华的两百名员工中,将近两成来自倒闭的陈嘉庚鞋厂。陈嘉庚的事业辉煌时期,胶鞋的销售店分布新马各地。此起彼落声中新华崛起,打造了箭头与泰山商标的胶鞋,不过传统鞋业最终敌不过欧美舶来品。


结霜桥下淡水河


或许叫许多国人倍感惆怅的,是消失的结霜桥地摊。结霜桥曾经是新加坡著名的跳蚤市场,怀旧的人潮穿梭其中,已经难得一见的打字机、古老时钟、黑胶唱片、上发条的留声机等自然地勾勒起生活的回忆。

结霜桥地摊躲过了日战,却避不开时代的命运。地铁市区线川行至惹兰勿刹之际,亦是结霜桥无奈落幕之时。上世纪80年代,政府整顿路边摊,结霜桥从两百多个摊位不断缩水, 2017年7月11日度过最后一夜。这些自力更生的年迈摊贩,一天赚十块钱就可以开心的吃三餐喝咖啡了。没有了十元的日子,许多老人家的生计大受影响。对本地流传已久的庶民文化而言,也是永远消失的生活原貌。


(2017年7月11日落幕前的结霜桥跳蚤市场)

“结霜桥” 这个优雅的俗名源自福建话,“霜”(音“僧”)就是冰的意思,所以结霜桥就是结冰桥。梧槽河畔有一间制冰厂(New Singapore Ice Works Ltd),据说战前冰厂楼下生产和批发冰块,楼上则让小贩冷藏海鲜。巴刹鱼摊、冷饮小贩、渔船、餐馆的冰块都由制冰厂供应。至于减缓冰块融化的良方,是将木屑涂满冰块表层,以达到隔缘的效果,据说这些木屑由松林板厂供应。 


(结霜桥的名字来源自梧槽河畔的冰厂 New Singapore Ice Works Ltd)


新世界


花开花谢自有时,他日结霜桥是否会重塑昔日辉煌是个未知数,倒是神秘失踪的新世界拱形大门重见天日,安置在城市广场(City Square)入口处,为昔日新世界留下时代印记。

新加坡肚量大,二战前已经容下三个“世界”:惹兰勿刹的新世界(1923-1987);金声路(Kim Seng Road)的大世界(1931-1981);芽笼的快乐世界(1935-1964),后来易名为繁华世界 (1964-2000)。运作超过半个世纪的世界是个综合性的购物与游乐场所,霓虹灯照耀着笙歌漫舞的盛景繁华。

新世界由王三龙的孩子王文达和王平福兄弟创立,日后被邵氏收购。战前,新世界曾经主办过救亡漫画展,并让新中国剧团筹赈义演多个剧目,包括《放下你的鞭子》。


(1980年代结束营业前的新世界外观)

华灯初上,新世界歌台舞厅夜总会粉墨登场,不同时期出现过香格里拉歌台、满江红、东方歌台、新生歌台、百老汇台、Bunga Tanjong等。新加坡以海港城市定位,外来文化跟着商贸迅速窜入人们的生活中。商家看准时代舞的商机,周末傍晚推出较大众化的茶舞,晚间9时才轮到好戏登场。伴舞的是外号“德士女郎”(Taxi girls)的专业舞女,50年代三支舞的票价为一元,不过舞女跳一支舞只得八分钱。现场乐队伴奏一曲后,她们必须回到座位,等待下一位客人。

“脱衣舞后”陈惠珍(Rose Chan)以大胆前卫成名,在新马各世界巡回演出时使出杀手锏,在与蟒蛇共舞的掩饰下,将身上衣物脱得一丝不挂。陈惠珍追忆,筹建南洋大学义演时,草裙不小心滑落下来,台下的观众竟然掌声如雷。她发现了脱衣舞秀的市场潜能,就这样一路走了二十年。70年代退出舞台后,陈惠珍参与过慈善募捐活动,慷慨解囊的多数是过去的欢场客。

80年代中叶,一代舞娘为了医治癌症,毕生积蓄都花光了,只好通过报章祈求社会人士捐助,不过反应冷淡。陈惠珍死后有人重新审视这位传奇女子,多数人视为自甘堕落,不知廉耻;至于她为了摆脱坎坷的人生而坚毅奋斗,开创自己的道路,没有人作出任何评价。华人社会的世俗观,已经为她判了刑。

话说回来,上世纪50年代黄潮泛滥,欢场对社会道德确实构成很大的威胁,夜间场所被视为颓废文化的代表。让时光再倒流多20年,陈嘉庚已认为这些舶来文化对民众毒害良深:“自民(国)廿几年顷新加坡开设一跳舞厅作俑,既往上海雇来舞女,又向本坡招诱华侨女子参加….政府放任而不取缔,坐视华侨腐败,以益市面繁荣。…不但血气青年受其迷乱,便是中年老辈亦多乐此不彼,…夜舞、日舞、酒舞、茶舞,时时可舞,事事可舞。…轻则精神耗削,事业荒废,重则离异破家,囹圄亡命,种种恶果,日有所闻。不一两年全马来亚到处都有,余睹此情景,痛心疾首。…”

多年以后,社会依然五花八门,为各行各业提供生机。


宗教组织


惹兰勿刹的庙宇建筑同样多彩多姿。跑马埔路(Race Course Road)有由陈文烈捐资,将原址的龙山精舍扩建为龙山寺的百年古刹;龙山寺对面有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款重建,以匍匐着的虎豹为标志的泰国佛庙。


(屹立百年的龙山寺,有浓郁的闽南寺院建筑风格)


(泰国佛庙 (Sakya Moni Buddist Temple)以匍匐着的虎豹(兄弟)为标志)

21世纪初成立的大乘禅寺位于Beatty Lane,楼宇的前身为1939年创建的“济公堂”。济公堂住持将地产转交予大乘禅寺,同时将济公活佛金身和圣物保留下来。济公那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庶民形象,早已随着《济公传》流传民间。

将近一个甲子前,老街坊吴应霞到圣三一堂(Hamilton Road 和 Horne Road 的交界处)上幼稚园。圣三一堂是新马第一座中国建筑风格的礼拜堂,绿色古瓦,墙壁与柱子上有蝙蝠、莲花组构的浮雕。圣三一堂的前身为圣彼得堂,1875年已经座落在史丹福路“红砖国家图书馆”原址。二战前,政府收回史丹福路地段,教堂迁至惹兰勿刹,以福州话传道,方便周围的居民。


(圣三一堂是新马第一座中国建筑风格的礼拜堂)


民办学校


吴应霞在龙山寺旁的弥陀学校上小学。由于学校规模不大,校长老师学生关系融洽,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虽然弥陀学校已经搬迁到榜鹅,但是路经此地,仿佛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弥陀创校的经过跟龙山寺时任住持广洽法师息息相关。中日战争爆发后,广洽法师由厦门南来,接任龙山寺的住持。1950年代初在寺内开办了龙山学校,让附近的平民子弟受教育。很快的,学校面对教室不足的问题,广洽法师作出了重要的决定,将原来打算兴建弥陀寺的空地捐献出来,弥陀学校就这样在一念之间诞生了。弥陀学校的校歌“南国风光月月春,南国青年日日新”,还是由广洽法师的莫逆之交丰子恺填词的呢!

由于日据后的婴儿潮,惹兰勿刹出现许多民办与政府学校。弥陀学校附近的实龙岗路有设在店屋内,只有两三间课室的中国公学;对面Beatty Road有Beatty 小学、中学与马来学校,如今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SINDA)使用这些校舍;潮州人的沈氏公会创办了武德学校,运作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停办,在原址建立武德大厦。每年农历七月廿五日武德侯诞辰,沈氏公会都会在学校搭建戏棚,老戏班“老一枝香”风雨不改地演出酬神戏。戏唱完了,这些学校都消失了。


消失的族群


杨昆贤来自吉隆坡,在新世界旁的店屋长大,为邻的不乏白衣黑裤的自梳女。这些或挽髻或扎着长辫子的妈姐,一生为遥远故乡的家属辛苦,为照顾老板的孩子而忙,自己则孤独一生。跟昆贤同住一层楼的华姐晚年在大悲院度过,这群入住大悲院、飞霞精舍等斋堂的自梳女,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那些没有积蓄的,只能住进善心人士捐款的老人院和广惠肇留医院,有些病入膏肓时在殡仪馆寄宿,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刻。


(抱着小孩的华姐为照顾老板的孩子而忙,自己则孤独一生,在斋堂度过晚年。图片由杨昆贤提供)

新世界创建人王文达的曾孙Sharon Ong 为我引荐了年龄已经过百的老妈姐张妹。张妹的思路还很清晰,只是健康欠佳。Sharon 表示自己出生在土生华人家庭,家人以英语和马来语交谈,对于华人的礼俗一知半解。张妹的言传身教,让她多认识了传统文化与价值观。Sharon和母亲早已将老妈姐当成自己的至亲,照顾张妹终老。

亲眼看到这一幕,我深深感受到虽然本地的三大世界都已成昨日黄花,但为人间送暖的古早情怀依然碧绿绵长。


(创办新世界的王文达的后人Sharon,与家人为年迈过百的妈姐张妹庆生。图片由Sharon提供)

主要参考资料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下册)》陈嘉庚基金会,ISBN 1-879771-06-3。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ISBN 981-04-0631-2。
Sharon Ong,与妈姐相处的口述记忆,2017年。
“前脱衣舞后陈惠珍癌症恶化生命垂危”,《联合晚报》1987年3月1日。
王振春,《根的系列》之一,胜利书局出版,1988。ISBN 9971520699。
吴应霞,在惹兰勿刹成长的口述记忆,2017年11月 –  2018年3月。
杨昆贤,在惹兰勿刹与妈姐为邻的口述记忆,2017年。
姚梦桐,《流动迁移 在地经历 新加坡视觉艺术现象(1886-1945)》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7。ISBN 978-981-11-3088-5。
“Jalan Besa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lan_Besar. Accessed 4 March 2018.
“Jalan Besar Heritage Trail”,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12. 
“They turn out a million pairs of shoes a year”,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 October 1949
Tommy Koh, “Should Petain Road be renamed?”, The Straits Times, 20 March 2012

相关链接

Friday, October 05, 2018

诺曼顿园 Normanton Park

2018年6月8日,应居住了30年的老街坊郭义人先生的邀请,走入诺曼顿园。触目所见,许多居民已经在法定的10月4日前搬离这个曾经莺歌鸟语,生气勃勃的住宅区。这些高楼的外墙油漆剥落,连聚会厅的门锁都生锈了,提早谱写了曲终人散的乐章。

虽然这里曾经居住着我过去在国防部工作时认识的军人,也曾经受邀到这儿来欢庆节日,但始终对这个地方缺少感觉,相信可能是受到近期集体出售(en bloc)的“楼气”所带来的思维撞击的影响。在房地产经历过多年低迷,刚看到曙光的当儿,发展商一窝蜂地涌入市场,出高价来增加私宅储备,显然看好移民所带来的房产生机。政府的人口白皮书锁定2030年690万常住人口,虽然计划未必会如期落实,但总有一天等到你。


(集体出售的诺曼顿园:发展商看好690万常住人口的前景?)


为武装部队军官兴建的组屋


诺曼顿园占地超过6万平方米,约6个足球场的面积。这么大的地方只有13座公寓,488个单位,在寸土尺金的新加坡是难以想像的。郭先生估计重新发展后,可兴建一千个单位的中档公寓。

这13座公寓以前并非公寓,而是特别为新加坡武装部队军官兴建的政府组屋,称为点式公寓(point block)。1978年落成时,一个五房式单位的售价介于36,000元至39,000元之间。在那个好男不当兵的年代,新加坡武装部队甫成立十年,需要更多正规军来增强实力。兴建诺曼顿园组屋就是为了吸引更多军人签约与留住表现良好的职业军人,让军官以优惠的价格拥有自己的屋子。


(武装部队军官有自己的住宅区。图片来源:郭义人)

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主持诺曼顿园住宅区开幕仪式时,特地奉劝军官节省开销,别过度装饰来炫耀。[1] 如果您知道吴庆瑞本人就是以“节俭持家,吝啬孤寒”而闻名,自然明白他为何这么说了。


(吴庆瑞奉劝军官“节省开支,切实生活”。图片来源:郭义人)


(1978年4月15日,吴庆瑞为诺曼顿园主持开幕)

1984年至1985年间,一些住满五年的屋主开始套现,转售价介于13万元至18万元之间,数年间价格翻了四倍。

1985年,波东巴西议员詹时中在国会中提出询问,时任国防部政务部长李显龙回应,为了保持诺曼顿园的特色,武装部队理事会决定原屋主转售屋子时,只能卖给当局批准的现役军官。这个做法是为了让军人集中在同一个住宅区,加强对武装部队的归属感,必要时可以迅速动员。[2]

军人是否喜欢住在变相的“军营”里呢?有些军人的妻子强力婉拒,原因是如果邻居刚好是同僚,那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此外,生活圈子老是围绕着武装部队,接触面变得非常狭隘。至于是否会因军阶而引起尴尬的局面?那就见仁见智,各有各的说法了。[3] 

1993年,诺曼顿园的土地用途私有化,原来的武装部队“禁令”都消除了,一夜之间许多军人趁机套现。到了现在集体出售,武装部队家庭只剩10%。


“公寓甘榜”有背景


对郭先生而言,诺曼顿园更像甘榜,夜不闭户,鸡犬相闻。刚好遇见骑着摩多西卡派信几十年,看着诺曼顿园盛衰的老邮差Jestuant Singh,居民见到他都会主动打招呼,就像一家人。


(诺曼顿园的“家人”:老邮差 Jestuant Singh)

大家印象中这里住着新加坡最尖锐的“红头兵”(突击队),不法之徒都避之则吉。虽然后来传闻红头兵已经搬走了,但可能是假消息,因此还是不敢轻举妄动。有红头兵坐镇,这里比任何地方都安全。

突击队是新加坡最精良的特工部队,最为人乐道的是公开参与了两起拯救人质的反恐行动:1974年1月31日的拉裕(Laju)事件,1991年3月26日新航117号班机劫机事件。
拉裕事件牵涉到日本赤军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四名恐怖分子。他们袭击毛广岛的蚬壳牌炼油厂(Shell),随即劫持了拉裕号驳船和五名人质。恐怖分子同意新加坡政府委派“保证人”跟他们一同乘坐日本航空的DC-8特派机前往科威特,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十三名新加坡的保证人中包括情报司司长纳丹(后来的新加坡总统)和四名突击队员。
新航117号班机劫机事件发生在1991年3月26日晚从吉隆坡飞往新加坡的客机上。四名持有爆炸物及刀子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党员高空上劫机,命令机长飞往澳洲悉尼。由于燃油不足,他们允许机长在新加坡添油后再启程到悉尼。在樟宜机场的停机坪上,两名空服人员被先后抛出机外,接受治疗时汇报了劫机情况。清晨天色微亮,劫机者恫言每十分钟杀害一名人质,突击队员接到指示后突击班机,30秒内将劫机者击毙,没有人质受伤。

诺曼顿园取名自马来军团的营地


就地理位置而言,诺曼顿园地处高地,跟肯德岗与鸦片山为邻,见证了悲壮的新加坡防卫战。

诺曼顿园取名自二战时期驻守鸦片山的马来军团的营地。白思华在战争回忆录中,特别赞赏这支坚守市区边缘的马来军团。
白思华的《马来亚战争》写道:
“(The Malay Regiment)showed what esprit de corps and discipline can achieve. Garrisons of posts held their ground and many of them were wiped out almost to a man.” (马来军团展示了团队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坚守阵地,战至最后一人。) [4]
对比了战前的地图,诺曼顿园和隔着亚逸拉惹高速公路(AYE)的Portsdown地段原本有35个储油桶,这些1925年建成的油桶是用来储存补给战舰的燃油。联军节节败退下,为了阻缓日军的攻势,不惜纵火烧油。熊熊大火阻挡了马来军团的退路,只能“背火一战”。士兵经历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肉搏战,撤退时已经精疲力尽,纷纷摔入沟渠中被活活烧死。


(英军投降后,诺曼顿的油桶依然冒着浓烟。图片来源:sgfilmhunter

日军同样元气大伤,冲入亚历山大医院泄愤,肆意杀害了两百多名手无寸铁的医疗人员和伤重士兵。


(日战时,亚历山大医院曾经是个杀人场)

1950年的战后地图显示,原来的35个大油桶剩下15个。这些油桶的储存量为每个12,000吨,共180,000吨,油泵设在花柏山。英军撤退后,新加坡港务局(PSA)接管提供燃油的业务。


(诺曼顿园内有个神秘的深井,可能跟当年的油桶的安全设计有关)

1971年,全年有3,900艘商船在新加坡海港停泊,其中三分之二向新加坡购买燃油。到了2017年,平均每十天就有3,900艘商船入港,补充约800,000吨燃油。原有的油桶根本无法应付21世纪的需求。上世纪70年代发展裕廊岛是个深谋远虑的决定。

从前和现在的地图,唯一不变的是诺曼顿园旁的池塘。通过池塘坐标,估计当年有3个油桶坐落在诺曼顿园现址。我跟郭先生开玩笑说,可能池塘下还有二战军人的骨骸。他倒不感到意外,表示可能还会发现当年的军车。


(此池塘是串联古今的坐标)


(对比1950年与1978年地图,诺曼顿园坐落在三个油桶的位置上。左方的池塘清晰可见。集成图片:郭义人)

产业是最好的财务投资?


近两年来,私宅集体出售市场极为火热,诺曼顿园、安珀园(Amber Park)、亚洲花园(Asia Gardens)等集体出售项目水涨船高。以诺曼顿园为例,每个昔日的五房式组屋单位以约160万元成交。发展商出手阔绰,单是发放给住户的现金就8亿元了。

辜媛琳反映了这两年的市场概况: “33项成功交易,84亿元成交总额,2018年才过了半年,产业集体出售的成交量快超越过2017年87亿元的全年总额。发展商抢购土地,私人业主则飞来横财,制造了许多百万富翁。” [5]

有些老人家希望原地养老,不愿意搬迁之类的消息,报章时有报道。亚洲花园集体出售的负责人刘麒芳则持不同看法:在现实社会里,没有金钱解决不了的产业,所谓原地养老只是个托词,背后的含义就是将收购价提高到欲罢不能,弃之可惜的水平。亚洲花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跟住户达成共识的。

不过据我所知,亚洲花园的求售面对了一些住户的阻力,已经进入法律程序。

根据过去的经验,有些业主拿到现金后转买面积较大的政府组屋,余款用作退休金。大致上,业主不会“降低身份”,仍然购买私人房产,不过面积可能较小,留些现金过活。年轻的业主则“以钱滚钱”,购买更大更贵的房屋,期待另一轮增值。

房地产沉寂了数年,炒作的趋势再度兴起的当儿,政府进场降温(2018年7月6日),一夜之间印花税增加了30%。根据Colliers International的资料,这两个月来有19宗集体出售无人问津,Horizon Towers 和 Faber Garden两宗市场人士关注的本年度最大交易同样没有买主。Thomson View 有24%的住户不支持集体销售。无形中市面上少了一群期望通过脱售老屋子发财的暴发户。

回到原点:房子是建来居住,投资,投机,还是其他用途?

主要参考资料
1. 《南洋商报》1978年4月16日
2. “Flats reserved for SAF regulars”, Th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2, 1985
3. “When colleagues are neighbours”, New Nation, 2 November 1981
4. A.E. Percival, “The War in Malaya”, New Delhi: Sagar Publications, 1971
5. 辜媛琳, Straits Times, June 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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