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30, 2020

榜鹅:客路猪寮外,行舟绿水前 (From coastal villages to Punggol new town)

原文刊登于《源》2020年第4期,总期146,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

榜鹅(Punggol)这个沿海市镇位于新加坡东北部,和西边的实里达及东边的巴西立分别有一河之隔。榜鹅是发展中的新镇,目前有约5万个组屋单位和19万组屋居民。昔日荒芜的农场正被清除,相信三几年后又是个“面目全非”的地方。


(榜鹅地形图。)

十多年前宣布的“优质榜鹅21”计划,以“绿水蓝天”为卖点,吸引年轻家庭与喜欢生态环境的居民到这里生活。榜鹅水道两头连接榜鹅和实龙岗蓄水池,打造另一个濒水休闲景区。这条人工水道发挥榜鹅的地理特性,结合水和绿的魅力营造昔日的乡村韵味。为了给榜鹅水道增添绿色生命与生物的多元性,建屋局在这里制造浮动湿地与淡水红树林,如同天然净水剂般吸收水中多余养分与污染物。

(十多年前宣布“优质榜鹅21”计划,以 “绿”“水”的生态环境为卖点,吸引年轻家庭与喜欢绿水蓝天的居民到这里生活。)

“从天而降”的村庄


19世纪的榜鹅码头一带出现马来乡村,下南洋的年代,以中国潮汕地区为主的移民陆续到榜鹅跟马来人共处。19世纪末,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后港与榜鹅,因此后港与榜鹅的原居民多数是天主教徒,同时奉行华人节日礼俗,形成该区古老的特色。大清早天色还未亮,渔船停泊在潮州人称为“港脚”(Kangkar)的实龙岗路七条石(七英里),鱼市场如同白昼,批发商跟渔民用他们才明白的行语谈好价钱,鲜鱼转售给巴刹小贩,从大海“游”入百姓家。

榜鹅的马来文原意为向果树投掷树枝,让果子掉落地面;第二个解释是水果与林产品的批发地区,意味着早期的榜鹅可能是水果园林。第三个说法则跟榜鹅村的创建人Wak Sumang有关。他的曾孙Awang bin Osman在口述历史中阐述,曾祖父获得殖民地政府同意后开辟村庄,树叉(punggur)刚好掉在棚屋上,于是决定以榜鹅为村庄命名。虽然榜鹅名字的由来众说纷纭,出处都跟“从天而降”有关。

榜鹅海边曾经有座动物园


约半个世纪前落成的万里动物园给予国人许多温馨的回忆,多年来精心打造的动物园借助蓄水池的湖光美色,除了让游人跟可爱的小动物与猛兽面对面,也可以零距离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

二战前,榜鹅尾海边有座私人创办的“新加坡动物园”,就像现在的万里动物园一样,以自然景观为辅,成为本地与外来游客的热门观光点。

话说一个世纪前,被形容为“动物之友”的巴萨帕(William Lawrence Soma Basapa)在实龙岗路上段的住家内收集飞禽走兽。1928年,他将住家的动物园搬迁到榜鹅尾这个占地6个足球场的园地,饲养两百只动物和两千只飞鸟。

巴萨帕雄心勃勃地经营动物园,除了从柏斯带入单峰驼、黑天鹅和小马,还从悉尼引进令人大开眼界的海豹。随后他又跟荷兰动物园达成协议,运来四头狮子,其中一头母狮生下三头小狮子,报章形容为“济济一堂,信可乐也。”


(新加坡动物园:创办人巴萨帕与他的宠物虎合影。图片来源: www.singaporebasapa.com。)

二战快蔓延到新加坡了,殖民地政府强制动物园必须于24小时内撤出榜鹅。巴萨帕无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只好让政府把鸟儿和其它温顺的动物放走,具有威胁性的野兽则被枪杀。迅雷不及耳目间,动物园沦为日军的俱乐部,巴萨帕眼见心血付诸一旦,不免意兴阑珊,伤心过度逝世了。

距离榜鹅动物园不远的沙滩,就是日战的屠杀现场了,超过300名华裔平民在此处被集体枪杀。现在沙滩有游人戏耍,有人在码头吹风垂钓,潮起潮落间,动物园遗迹荡然无存,日战记忆也日益模糊了。

(榜鹅尾码头是个游人垂钓的地点,沙滩的另一头为日战屠杀现场。)

科尼岛,虎豹岛


位于榜鹅尾与罗弄哈鲁士之间的科尼岛(Coney Island)原名实龙岗岛,填土后的小岛“长大”了,从原来的13公顷扩大至100公顷,可容纳大约50个足球场,其中开放的公园区约80公顷。跟本岛连接起来后,科尼岛变成新加坡的一部分,“岛”已经名存实亡。如今大家可以徒步走在从前的海面上,不必乘船过岛了。

老华人称科尼岛为虎豹岛,原来上世纪30年代,以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买下实龙岗岛当岛主,并在岛上建造“虎豹沙滩别墅”。

(科尼岛上的前虎豹沙滩别墅,还可看到屋外的水井。)

二战结束数年后,印度商人朱兰玛莫(Ghulam Mahmood)买下小岛,设立舞厅、餐馆、酒廊与海边度假屋,长远计划是发展成类似纽约科尼岛那样的休闲娱乐天堂。天堂美梦并不长久,三年后就关门大吉了,科尼岛的名称则得以保存。

虎豹沙滩别墅被高耸的铁栏杆围起来,年久失修下显得满目疮痍。墙壁上写着当年社阵的标语,显然上世纪60至70年代,科尼岛曾经是一些支持左翼的团体过岛露营的场所。

70年前到科尼岛旅行可是大费周章的,那个年代旅行拍照消费不菲,男女老幼都穿着漂亮时髦的洋装,包下罗厘到实龙岗河口,再转搭渡轮过岛。所谓渡轮其实是开棚的摩托舯舡,虽然科尼岛离本岛不远,还是需时45分钟,但觉短短的距离长长的路。

虽说百闻不如一见,到头来一见不如闻名,肇庆会馆的老会员记述 “虎豹岛面积不很广,恍如一座大花园,…..这是侨领胡文虎先生的物业,有受雇看守的工人。从岛上外望,不见汪洋巨侵,只有碧水无波,俨然一河两岸般的景色。还有捕鱼的栅栏,别饶佳趣。岛上无水源,最为缺憾;假使当年鲁滨逊漂流至此,一定糟糕。”若遇上状况,滋味更不好受,回程时“火伞高悬,舟中闷热,各人都汗下如雨,航行未久,摩托机之声嘎然停止”,还好摩托机只是“吊颈抖气”了五分钟而已。


(本地游客在实龙岗河口搭渡至虎豹岛 (1951年)。照片由郭义珠提供。)

集体活动中心


科尼岛的部分地区正在转型为新加坡外展训练中心,预料2021年竣工时,可以分散乌敏岛的外展训练中心的人流。30年前我还是个年轻人,跟同事在榜鹅尾乘小舟到乌敏岛,一起接受五天的外展训练。对于我们这些必须回营受训的战备军人来说,集训算是小儿科,但对于协助没有接触过野外生活的女同事,日以继夜地度过重重难关,依然充满温馨的回忆。

对于当下的学生来说,或许外展训练最大的挑战是必须度过没有手机、iPad的日子,尝试新的冒险游戏如攀岩、皮划艇和越过障碍物,学会管理集体关系,建立互信等。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协会已经在榜鹅、白沙、三巴旺和圣约翰岛设置可容纳百多人的假日营,为年轻人提供参与集体活动的空间,我的学生时代每年总有一两回在这些假日营度过。巴士在榜鹅路上经过养猪场,抵达榜鹅尾的榜鹅假日营。假日营原址为现在的外展训练中心接待处,附近就是消失的Wak Sumang甘榜了。集体生活纪律化,听到雄壮充满节奏感的《运动员进行曲》就自动列队做早操了。几天下来,营火会、土风舞、即兴编剧表演、关心社会的学习研讨接踵而来。最后一夜的文娱晚会结束后,伙伴们牺牲睡眠,围在一块儿谈天交心。


(榜鹅尾假日营:年轻人随着《运动员进行曲》做早操。原址为现在的新加坡外展训练中心接待处。)

从猪农的昇菘超市回顾榜鹅的养猪业


昇菘、职总和牛奶国际(巨人和冷藏公司)并列为本地三大超市,昇菘是唯一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白手起家的企业。

林兄弟(林福荣、林福星和林佑龙)于1985年创业前,帮忙打理父亲建在榜鹅的养猪场,俗称“十九支骨”的种猪就是父亲白手起家的宝贝。十九支骨这类猪种重约400公斤,体型超大,一般农场饲养的生猪长到百来公斤便送入屠宰场了。


(“十九支骨”这类超大型的猪种重约400公斤,此种猪就是昇菘集团林兄弟们的父亲白手起家之宝。照片由昇菘集团董事经理林佑龙提供。)

林兄弟创业前一年,农场的生猪供应过剩,只好另谋出路,到宏茂桥三道第122座组屋底层的实惠超市开档售卖冷冻猪肉。眼看政府正在逐步淘汰本地的养猪业,为了日后的生计,三兄弟接手这家周转不灵的超市,分别负责卖猪肉、水果和鲜鱼。小小的组屋店面成为猪农迈向超市王国的启航点。
(昇菘集团林兄弟们的外甥坐在他们家族第一辆新车上拍照,背景为父亲的养猪场。照片由昇菘集团董事经理林佑龙提供。)

说到林氏兄弟养猪和卖猪肉起家,二战后政府在支持农业发展方面确实是落足马力的。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席卷全球,超过一百万人丧命,新加坡也有将近700人死于流感,殖民地政府还为家禽注射防疫针呢!独立后新加坡得到联合国对家禽养殖业现代化所提供的援助,原产局在三巴旺设立农业学校,为农民子弟开办免学费免膳宿的提升课程,将实用科技带入农场。

由于家禽农场严重污染水源,1974年底,政府宣布在榜鹅9条石至10条石半拨出养猪的地段,将散布全国各地的上万个养猪场迁徙至榜鹅。全盛时期,本地农场每年提供超过100万头生猪,3,200万只鸡和5亿粒鸡蛋,应付内需绰绰有余。

十年后,政府认为养猪业消耗太多珍贵的土地与洁净水,不符合经济效益,决定进口生猪与冷冻猪肉。随着农业政策改弦易辙, 1989年底,榜鹅最后的猪农告别农场,新加坡的养猪业走入历史。


本岛最后的乡村:甘榜罗弄万国


沿河来到榜鹅河上游,新落成的万国组屋包围着隐藏在河畔树丛中的甘榜罗弄万国(Kampong Lorong Buangkok),那是新加坡本岛最后的甘榜。

1956年兴建的甘榜罗弄万国属于“新”甘榜,从刚开始的五、六户家庭发展到全盛时期的40多户人家,如今剩约一半。甘榜生活最叫人念念不忘的是自发的人情味,村里供回教徒使用的祷告礼堂,也是由各族村民出钱出力兴建的。年轻人成家后搬到组屋居住,只留下对黄土地不弃不离的老人家。他们认为甘榜生活的素质远优于组屋,宽广的空间和浓浓的甘榜情怀是无法取代的。


(甘榜罗弄万国一隅: 新落成的万国组屋包围着隐藏在河畔树丛中的本岛最后的甘榜。)

为了重新感觉昔日乡村的气息,曾经跟徒步达人郭永发的“寻幽探秘逍遥游”大队来到这里,也跟新加坡华乐团的郭勇德相约,天色未亮的时候走进最后的甘榜。踏在接地气的泥潭小路上,熟悉的鸟语蛙鸣与狗吠声呼唤起旧时光。

过去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多数为甘榜农村覆盖着,大刀阔斧的建设声中,失去很多旧时的风味。宜居城市的布局有人欢喜有人烦忧,对从前的榜鹅居民来说,“古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何其遥远,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童年,没有回家的路。


主要参考资料
1. Awang bin Osman, interview by Oral History Centre, National Archives Singapore, Accession No: 000319, 1984.
2. “COMMERCIAL PIG FARMING IN PUNGGOL IS ANNOUNCED”, HISTORY SG An online resource guide, 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96eeeaf9-474d-4ade-bc97-8750c845a8b9, accessed 12 April 2020.
3. Francis Chan, “From pig farmer to supermarket chain owner”, The Straits Times, 10 June 2009.
4. Michelle Chan Yun Yee, “PUNGGOL: WAVES OF RECREATION”, MuseSG Volume 11 Issue 1 – 2018.
5. Nalina Gopal, “FINDING BASAPA - IN SEARCH OF A PIONEER AND HIS STORY”, Be Muse Volume 6 Issue 2 – Jul to Sep 2013.
6. “Retracing the 26 Tracks of Punggol Road”,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8/09/30/old-punggol-road-26-tracks/, accessed 6 April 2020.
7. The Basapas of Singapore, http://www.singaporebasapa.com/, accessed 8 May 2020.
8. tanskl@wb,“榜鹅,最古老定居点之一”,《联合晚报》 2016年5月21日。
9. “榜鹅的濒水与美食魅力”,《早报数码》2018年3月14日,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trending/story20180314-841398, accessed 6 April 2020。


相关链接
科尼岛上寻 “虎豹”(虎豹岛,Coney island)
虎豹别墅
仰光华人区的1832
乌敏岛 Pulau Ubin

Friday, September 25, 2020

养正学校校长宋森

本文收录在《鹤山狮 风雨兼程硕果百年》新加坡鹤山会馆出版,2019年12月。

牛车水地区早在1829年已经有广东人私塾。譬如东兴茶室的前东主方焯佳在万达街(Banda Street)的正蒙学校读书,附近还有尹达泉、冠英、维德等私塾。 梁山在登嘉楼街的卢日东学塾攻读《成语考》,附近还有谭浦田、觉蒙、刘浦天、冯家馆等。在牛车水长大的何乃强记忆中的私塾还包括:有恒、崇德、通志、再勤、展纶、翘锐、兴华等。

这些私塾学校教导四书五经,教书先生满腹经纶,只是生不逢时,面对动荡的中国国势,移民到新加坡安贫乐道,诲人子弟。到了上世纪50年代,这些私塾都无法符合教育部的要求,避不过关闭的命运。 

早年华校的师资来自中国,除了因为受到国内时局的影响,选择到新加坡来避难外,很多是通过本地民办华校的校董聘请过来办学的。新加坡在一些老师心中是一个谋生,避开战乱的地方,没想到后来新加坡跟中国一样,卷入战争的漩涡。新中国成立后,有些老师选择回去祖国效力,有些则“马来亚化”,将新加坡当成他们的国家。无论作出什么选择,一般上他们都有献身教育的理想,并非来去匆匆的过客。

宋森来到新加坡


养正学校为例,创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鹤山人陆敦骙,随着学校壮大起来,陆校长招募同乡宋森、宋衮儒、陆吉甫、陆乃翔以及其他广东人到养正学校任教。学校创建两年后由宋森接替他担任第二任校长。


(养正学校位于大门楼的校园。)

陆敦骙、宋衮儒、陆吉甫和陆乃翔都在康有为创建的广州长兴书院(万木草堂)求学,同为康有为的弟子。随着陆敦骙一起出任养正教职的梅云衢在1916年创办广福学校,并担任十二年的校长。   

在那个年代的客观环境下,入学读书不容易,尊师重道是非常重要的。以前的华校注重修身,灌输学生做人的道理,通过古代流传至今的故事来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这些都是如今注重学术的学校教育所缺乏的。英以权通过《我的母校》的回忆文章,忆述养正学校初办时的情况和他对宋森的深刻印象: 
教师们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校长宋森先生了。母校在他主持下,校务是蒸蒸日上的。他毕生从事教育,没有一天间断过。在养正的几年间,他对学生是孜孜不倦的训导他们。他不仅是学生的良师,而且是他们的诤友。学生则把他当作自己的家长一样地敬爱他。他启迪了学生的知识,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他提倡国货,在学校举行宏伟的国货展览会,由祖国厂商所出产的工业品使学生以及同侨怀念着祖国。在当时这样的展览会是创举,曾经轰动了当时的社会。
宋森离开养正后(1916年),以锡矿发迹的富豪,同为鹤山人的陆佑邀请他出任吉隆坡尊孔学校与坤成女校的校长。1919年新马发生抵制日货运动,殖民地政府查悉宋森联合其他五人在幕后鼓动,扣留了三个月后,将宋森驱逐出境。

宋森临别赠言:“望大众奋发精神,为国珍重以尽责任”,再次凸显华人的国、殖民地、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

回到鹤山办教育


相信在新马养正、坤成等校办新学对宋森回到鹤山后所进行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影响。上世纪20年代回到鹤山后,宋森决意开启民智,创办当地第一份半月刊的报纸《新平冈报》,创办不在祠堂上课,而是独立校舍的新学堂平冈平民学校。出任鹤山教育局长时,废除私塾,兴办新学,争取华侨支持家乡办校等,在鹤山创建了200多所学校,改变鹤山文化落后的状况。


(宋森赠送给新加坡鹤山会馆的墨宝“嘉猷是式”,勉励会馆理监事好好治理馆务,让鹤山会馆成为典范。)

解放后鹤山所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被中央指责为“右倾”的“和平土改”,在土改复查中实行左倾路线和扩大打击面对政策。1952年底,宋森无辜被牵连,受到扣留审查一个多月,无情的批斗接踵而来,74岁的老人的住房被没收,被安置在一间破烂的柴房。他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莫白下在家中自尽。

文革结束后,中国各地开始为受冤人士平凡。1979年5月,宋森终于得到昭雪,那已是他往生27年后的事了。

主要参考资料
李国樑,《大眼鸡 越洋人》,水木出版社 2017,ISBN 978-981-11-5328-0,82-83页。
伕名,“宋森传:南洋办学”,鹤山市图书馆,http://www.heshanlib.com/hstushugu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6, accessed 6 Jul 2016。
何乃强,“养正首任校长陆敦骙”,《源》2015年第6期,总期118(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9-10页。
梁山,“牛车水的学塾与学校”,《联合早报》1983年10月26日。
徐晓星,宋晓咏,“鹤山杰出侨领 文化教育先驱---记宋森先生”,《仁心懿德千秋颂 纪念宋森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八周年(文集)》,李秋主编。准印号:(粤J)Y0155065,20-27页。

相关链接

Friday, September 18, 2020

芭蒂·莉雅妮对检控官(Parti Liyani v Public Prosecutor)

两周来最热气腾腾的新闻,莫过于现年46岁的印尼籍前女佣莉雅妮(Parti Liyani)沉冤昭雪的案件了。

Parti Liyani v Public Prosecutor”(芭蒂·莉雅妮对检控官)案件源起于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向警方报案,指前女佣莉雅妮偷窃他家的财物。20193月,国家法院的刘佩诗法官(初审法官)判定莉雅妮所面对的四项控状罪成,坐牢26个月。初审法官认为莉雅妮犯下偷窃罪是出于贪婪而不是需要,加上毫无悔意,因此必须加重惩罚。

莉雅妮不服判决,上诉案由高等法院的陈成安法官负责审理。202094日,陈成安推翻原判,全部控状都不成立,莉雅妮无罪释放

国家法院两年前开审时,控方暂时搁下第五项控状。98日,控方主动撤销此最后一项控状。换句话说,经过4年的折腾,莉雅妮恢复自由身,终于可以回家了。

(辩护律师阿尼尔和前女佣莉雅妮。图片取自home.org.sg. Photograph of Anil Balchandani and Parti Liyani outside Singapore’s State Courts on 8 Sep 2020, after Parti was acquitted of the fifth charge. Photo credit: Grace Baey.)


事发经过

20161028日,在廖家工作9年多的莉雅妮突然被解雇,只有两个小时收拾行李,女佣代理安排莉雅妮马上飞回印尼。莉雅妮气在心头,扬言将向人力部投诉在廖家打工期间,被非法指示到廖文良的儿子廖启龙(Karl)的住家和办公室打扫。

廖家父子在开除莉雅妮两天之后报警,指莉雅妮偷窃总值超过5万元的财物(后来修改为约35000元)。

同年122日,莉雅妮回来新加坡时在樟宜机场被捕。

从初审到上诉,阿尼尔(Anil Balchandani)担任莉雅妮的义务辩护律师。高庭开审前,阿尼尔形容这是场艰巨的官司,官司历时10个月,涉及大量证物,对手是来自总检查署的团队和本地显赫的家族,而他连一个律师助手都没有。庆幸的是,历时3天的高庭审讯,获准将所有证物呈堂,而不是通过照片。这么一来,所谓昂贵的“贼赃”都以庐山真面目出现,包括老旧的DVD播放机、过时的珠宝、耳环、衣服、抹布、冒牌手表、破烂的名牌包等。

这些“失窃物品”多数是破旧和不值钱的东西,陈成安法官接受莉雅妮的解释,这些物件是她自己购买,或者廖家丢弃后捡回来的。

打官司的4年期间,客工组织情义之家(HOME)为莉雅妮提供住宿与人道援助。

顺道一提,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前,本地有98万名工作准证(Work Permit WP)持有者,其中包括25万名女佣(Foreign Domestic Worker),28万名建筑客工,44万名其他职业的客工(人力部网站,25 April 2020)。他们因为家贫,通过中介前来异地谋生,情义之家这类非政府慈善组织为客工提供可依靠的臂弯,情形就像昔日下南洋的移民和宗乡会馆所扮演的角色。


Parti Liyani v Public Prosecutor [2020] SGHC 187

书面判词《Parti Liyani v Public Prosecutor [2020] SGHC 187》(PDF文件)可在高等法院的网站下载。我逐字阅读了使用浅白的文字书写的百页判词,了解到陈成安法官的思考模式稠密全面,明察秋毫后得出莉雅妮没有偷窃,反而是报案人心术不正的结论,抽丝剥茧的过程宛如包青天审案的现代版。

陈成安对警方的调查方式、起诉过程与初审法官如何得出结论深表关注,认为总检查署的调查程序出现严重纰漏,留下太多无法合理解释的疑点。初审法官忽视了此案重要的环节,就是被告莉雅妮有充分的依据向人力部投诉,若非她威胁说要这么做,廖家未必会报警。陈成安相信廖家担心莉雅妮真的去投诉,于是先发制人。此外,廖家指责被偷窃的物品都是多年前“被偷”的,而不是被解雇前。廖家是在发现莉雅妮的不满之后,马上将她开除,让她没有充足时间收拾东西以及向人力部举报。依此推断,廖家报警存在着不当的意图。


“芭蒂·莉雅妮对检控官”的主要人物与控状

廖家的关键人物包括廖文良(廖先生),妻子Ng Lai PengMdm Ng),儿子廖启龙(Karl),女儿(May),儿媳妇(Heather),居住在49 Chancery Lane(汤申路一带的彰思礼巷)。20163月,KarlHeather和他们的孩子搬迁到同一条路上的39号洋房。

经初审法官修改过的偷窃控状如下:

第一项(廖先生的物品):一台Pioneer DVD播放机(1,000元),一个褐色Longchamp包(200元),一个蓝色Longchamp包(200元)。

第二项(karl的物品):115件衣服(每件150元),一张被子(500元),3张床单(每张100元),一台Philips DVD 播映机(150元),厨房餐具(300元),一个Helix手表(50元),一个损坏的Gerald Genta手表(1万元,未修改前为25000元),两台iphone 4 手机与零件(2,056元)。

第三项(May的物品):一个江诗丹顿(Vancheron Constantin)皮带手表(价格不详),一个Swatch手表(75元),一对镶白色石子的银色耳环(150元),一只黄色耳环(75元),时尚配饰(400元),一副黑色Gucci太阳眼镜(250元)。

第四项(Heather的物品):一个紫色Prada包包(1,000元),一副有红色污渍的黑色Gucci太阳眼镜(500元)。


疑点:廖家有共谋的企图

判词指出,虽然莉雅妮在廖家工作已有9年,薪水从300元加到600元,过年过节也有红包,但并不表示主仆关系融洽。Parti曾经跟Karl因家务事起争执。

表面上,廖先生决定终止莉雅妮的雇佣关系,是因为他发现这些年来,家里的东西失踪了,他怀疑是莉雅妮干的,于是在国外吩咐Mdm Ng 处理此事。

Karl在两名女佣代理和Mdm Ng面前通知莉雅妮她被解雇了,莉雅妮要求Karl别遣送她回印尼但不得要领,于是生气地说Karl是个坏人,将会受到神的处罚。

Karl给莉雅妮两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装,莉雅妮匆匆忙忙的将物品放在三个箱子里,要求Karl付款运回印尼。Karl原本不答应,但在女佣代理劝解下应诺了。

离开前,莉雅妮表示将向人力部举报,当时KarlMdm Ng都听到了。这是廖家报案前两天。

廖家说他们怀疑箱子里有偷窃物,于是自行打开箱子检查两个小时,并拍下21秒的视频。两天后(1030日),廖先生从国外回来,跟Karl两人到警局报案。

122日,莉雅妮回到新加坡,在樟宜机场被逮捕。她不承认偷窃,解释有些物件是她买的,有些是给的,有些是丢弃的,有些不是她放进箱子的。

初审法官认为检控官的理由充足,相信“受害者”(廖家)的供词,因为他们能够辨认出哪些物件是他们的,说出物件的来源与价格,以及它们到底是丢弃的或是给人的。初审法官认为莉雅妮的供词不一致,莉雅妮甚至以为从不同人那里盗取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了。

陈成安不同意初审法官的看法,认为廖家有共谋的企图。莉雅妮到39号打扫,得到些许额外酬劳。Mdm Ng表示共三次,每次付给莉雅妮20元,廖家也承认命令莉雅妮到Karl的办公室打扫两三回。莉雅妮则表示每可星期都到Karl的办公室打扫一回,长达约一年,每两三天的工作酬劳为10元,不过不一定有酬劳。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莉雅妮被令在49号以外的地方工作,已经抵触了人力部法令,成为廖家阻止她回来新加坡工作和向人力部投诉的动机。

初审法官认为廖家没有必要对付服务多年的女佣,廖家甚至补偿莉雅妮被解雇的损失以及答应帮她将物件运回印尼,可谓情至意尽。

陈成安不以为然,指出初审法官并没有根据莉雅妮表示向人力部投诉之事,进一步审理廖家是否有共谋的意图。其中一起争执是Mdm Ng 令莉雅妮到39号洗厕所,莉雅妮拒绝了;另一起是莉雅妮拒绝为Karl煮食。被Karl通知马上革职时,莉雅妮说“我知道为什么,你生气是因为我不要帮你洗厕所。” 陈成安相信廖家知道莉雅妮不高兴,他也相信廖先生不会因为“物件不见了多年”而报警,而是为了阻断莉雅妮重返新加坡。

关于廖先生报警的第一份报告,陈成安进一步解说,廖先生列出的窃物包括500元的硬盘、100元的毛巾和1,000元的机件,后来这些物件都没列入控状。警方于123日前往廖家时,亦没有拍摄这些物件。可见报案的决定相当匆忙,警方也没有进一步求证。


疑点:检控官无法提供“同期证据”

初审法官指出莉雅妮回到印尼已经一个多月,如果三个箱子里的东西是属于她的,为何对箱子还没运到家里丝毫不感兴趣?更何况莉雅妮回来新加坡是为了找新工作,而不是找箱子。

陈成安认为此说法牵强,因为初审时完全没有确定将三个大箱子运到莉雅妮的家乡所需要的运输时间,就认定莉雅妮的反应是不正常的。

关于这三个箱子,陈成安的判词指出检控官无法提供“同期证据”。1028日,莉雅妮将箱子留在廖家,29日廖家拍下21秒的视频。Mdm Ng 拍下视频后将莉雅妮的物件放回箱子,廖家的则取出来使用,这表示箱子里的原物件已可能跟其他箱子外的物件混淆了。视频无法确认百多件物品,过了一段时日,负责拍摄视频的廖家只能辨认出其中34件,其他许多指责莉雅妮偷窃的赃物都无从辨认。

此外,好些1030日报警时所列下的窃物跟后来的控状有出入。虽然廖家1030日报案,但警方迟至123日,也就是莉雅妮被逮捕后才前往廖家拍照。这段期间,警方通知廖家他们可以自由使用箱子里属于他们的物品,避免“再度受害”。直至2018418日,警方才将箱子搬走。


疑点:印尼语和马来语是有差别的

在高庭审理上诉时,检控官表示应该以莉雅妮的口供书为准,初审法官就是根据莉雅妮的口供书正确下判的。陈成安不同意,认为初审法官并没有仔细考虑口供书的准确性。

被引用的口供书共三份:

第一份:2017529日,2.45pm 7pm

第二份:2016123日,7pm 9.58pm

第三份:2016124日,1.44am 5.57am

莉雅妮在接受警方盘问时,现场没有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通译员,她也没有机会查看盘问时所提出的物件,而只是根据素质差的照片。警方录口供时使用混合的英语和马来语(Bahasa Melayu),而不是莉雅妮的语言印尼语。警方用英语念记录的口供,再以马来语转译。关于这一点,检控官说莉雅妮并没表示无法理解马来语,不过负责翻译的警员在庭上承认马来语和印尼语确实有差别,即使是同一个字,含义亦不完全相同。正因为如此,莉雅妮可能误解口供书的内容。

莉雅妮供证时回答,她并不知道可以要求印尼语通译员,她只是在本地工作的时候学会一些马来语,实际上印尼语和马来语是有差别的。

基于上述原因,陈成安质疑口供书的准确性。


疑点: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有故事,你相信谁的话?

陈成安的判词进入为什么他相信控状中的物件不是偷的。以下是我在每一项控状中抽出一件物品,从中了解陈成安如何判断。

第一项控状是关于廖先生被偷窃的物件,就以Pioneer DVD播放机为例。莉雅妮表示,20122013年的时候,Mdm Ng打算将这台坏的播放机丢掉,莉雅妮要求给她,让她带回印尼修理。检控官认定播放机没坏,Mdm Ng亦没有答应给莉雅妮。初审法官认为问题不在于播放机的状态,而是莉雅妮说她是在没有获得准许的情况下取走这台播放机的。可是实际上,莉雅妮是说她获得准许,显然初审法官会错意了。

此外,由于印尼语和马来语的差异,口供书将莉雅妮所说的将播放机放在“箱子附近”记录为放在“箱子里”。

陈成安指出,如果DVD播放机确实已经坏了,莉雅妮的供词就可信;同样的,如果可以正常操作,Mdm Ng的供词则可信。初审时,检察官接上HDMI电线,屏幕出现影像,莉雅妮看了之后,表示她现在才知道播放机可以操作。

在高庭处理上诉时,陈成安同意辩护律师的要求,将这台播放机带上庭,结果发现使用“光碟模式”时(DVD player mode),播放机出现“错误信息”(error message)。检察官承认在初审时,该播放机已经无法使用光碟模式,当时的影像是通过播放机中的硬盘播放的,初审时没将所有的实情告诉法官。

顾名思义,DVD播放机的主要功能就是播放光碟,既然证明了它不能播放光碟,那就是坏了,事实跟Mdm Ng说播放机没坏刚好相反。由于廖先生没有修理坏物件的习惯,因此丢弃是可能的。

第二项控状是关于Karl被偷窃的物件,初审法官同意修改控状,让Karl在原来的120多件被窃衣物中取出其中7件,也同意修改Gerald Genta 手表的价格,从25,000元修改为10,000元。初审法官认为Karl是可信的,因此没有质疑为什么将这些衣物从原来的控状中取出来。

陈成安认为这些拿走的“证物”十分关键,可以证明Karl缺乏诚信度,譬如Karl辩称4S体型的女装是他的,他有时候会穿女性T恤,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第三项控状是关于May被偷窃的物件,其中一件是2000年代初在上海购买的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冒牌名表。May说她没丢掉这个手表,莉雅妮则说她是在May房间的垃圾桶捡的。既然各执一词,要辨别谁的话比较可信,唯有从手表的质地和是否原装来着手。

江诗丹顿手表专家在初审法庭上供证,指出该手表是假货,而且品质低劣。May也同意这只手表是在上海的街边买的,她也告诉检察官这是冒牌货。警员曾经将手表拿到ION Orchard鉴定,证实不是原装货,因此无法估价。但是初审法官却觉得专家的话不可取,相信May并没有丢掉这只“名表”。

陈成安分析,2012May“丢掉”这只手表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投资银行家,根据她的地位和家族背景,她不可能戴假名牌来贬低自己的身份,因此判定莉雅妮并没有撒谎。

第四项控状是关于Heather被偷窃的物件,其中有一个紫色的Prada包,Heather否认丢弃或送人。莉雅妮的口供说是在karlHeather搬迁到39号当天,她在49号屋外的垃圾桶附近捡到的,不过初审时她说是在黑色的垃圾袋捡到的。初审法官认为“垃圾桶附近”和“黑色的垃圾袋”不一致,断定莉雅妮撒谎。

负责录口供的警员在庭上指出,莉雅妮在4个小时内回答70道问题,她不大可能记得全部细节。

陈成安认为不能单靠表面文字“垃圾桶附近”和“黑色的垃圾袋”来断定言词不一致,必须了解两者的含义都一样“是在垃圾堆中捡来的”。

陈成安认为Heather的说法不可靠,Heather说搬迁的时候根本没时间丢东西,没有黑色的垃圾袋,这是难以想象的。廖先生的供词说搬迁的时候制造了许多垃圾,跟Heather的供词互相矛盾。此外,陈成安在庭上看过这个Prada包,已经破破烂烂了。基于这些理由,莉雅妮的供词是可信的。


 “芭蒂·莉雅妮对检控官”所折射的问题

有些精彩的语录是不可错过的:

莉雅妮(女佣):“虽然我出身贫穷,但我的父亲并没有教我偷窃,我的母亲也没有教我偷窃。”

阿尼尔(义务律师):“每一件物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都需要解释。基本上,我们要说服法官的是,为什么会有人要偷垃圾?”

陈成安(高庭法官):“他(阿尼尔)详细分析了初审法官的判决依据,并就初审法官的错误判断提出反驳; 他一手处理所有这些事情,在此案的无偿工作中表现出莫大的奉献精神。”

廖文良:“在调查和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家人都全力配合警方,在需要时录口供和提供证据。目前高庭已下判,我对我们的司法制度有信心,也尊重高庭的决定。”

人力部: 2018年接获莉雅妮的投诉后,已对廖文良发出警告。当局正同总检察署商讨,是否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本地的执法机构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如何负责任地使用权力来维护社会正义,让弱势群体和穷人受到公平的对待,而不是因人的社会地位而先入为主?

这起“芭蒂·莉雅妮对检控官”案件,初审法官选择相信廖家,上诉庭法官则相信莉雅妮是清白的。两名法官都是凭他们的推断来揭露“真相”,至于真正的真相只有莉雅妮和廖家最清楚。

如果莉雅妮早就放弃答辩,或者义务律师不想跟权势对抗而草草了事,或者高庭法官以初审法官的判断为依据,….结果是否成为一起冤案?又或者警方是否早就应该发现报案过程疑云重重,而不起诉莉雅妮?太多的或者值得省思。


主要参考资料

Parti Liyani v Public Prosecutor [2020] SGHC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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