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03, 2018

跟孟加拉劳工萍水相逢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8年7月28日

近日来圣约翰岛上发现含有石棉物质,封锁超过半个岛屿进行清理。

过去在船舶业工作,旧船上的冷气风道和烟囱都包着石棉来隔热。石棉没有什么杀伤力,不过微颗粒状的石棉尘吸入体内会导致肺癌,新加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已于30年前陆续禁用。

孟加拉乃世界最大的船只解体中心,旧船为古老的农业国带来生机。我们“杀船”的时候往往通过中介,将偌大的船只拖到孟加拉的海滩解体。船厂采用分包制来节省成本,最终由缺乏技术与安全意识的廉价劳工与童工负责。看着这些“不知死活”,淳朴憨笑的脸孔,心头不禁一酸。


(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度垄断了全世界的“杀船”业,作业最大的缺陷是安全考量。图片来源:路透社)


走出去就有路


孟加拉的另一资金来源就是输出劳动力。估计新加坡有约13万名持工作准证的孟加拉外劳,分布在建筑、船厂与服务业,继早年的三水女工、马来西亚与泰国客工后,携手打造这座城市。

至于在我居住的社区做清洁与搬运的豪森(Mohammad Ali Hossen),由于雇主标不到新合约,只好打道回府。

临别时,豪森上门作客,透露了在新加坡6年的经历。

客工离乡别井,无非是因为家境贫困,期望改善家人的生活。在异乡打拼了这些年,豪森的家里增添了电饭锅、平面电视和新衣物,母亲和妻子也有些简单的金饰。由于乡下经常断电,豪森还准备装置太阳能板呢!言谈间豪森有一份自豪感,不过已经不名分文,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袋袋平安”,回去当“土王”那么风光。


(豪森家乡的“甘榜”屋,用锌板搭建而成。图片来源:Mohammad Ali Hossen)

豪森和其他典型的客工一样,通过朋友间的口传,在电视上看到美丽的城市风貌,了解到新元的汇率强劲,才兴起了走出去就有路的念头。“出走”到世界各地的孟加拉客工,汇回家乡的金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沙地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新加坡都是他们的首选。孟加拉大使馆的网站显示,本地客工每年的侨汇约4亿元,平均每人3000多元。

小印度的慕斯达法(Mustafa)是印度与孟加拉客工“花大钱”的地方。慕斯达法24小时开放,货品大众化,还有“打包”、汇款及机票服务。一站式的贴心经营为言语不通,必须长时间工作的外劳提供了许多便利。


出国的“卖身契”


豪森的家乡在Charshindur ,距离首都达卡约两小时车程。由于自小便在爷爷留下的农场干活,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豪森读了12年书,专修工商管理与经济,无奈国内僧多粥少,只好留在农村。 2012年初,豪森跟妻子和两个月大的儿子挥别,怀着憧憬抵达新加坡。本地的中介公司成为“新客”第一夜的落脚处,第二天便到市镇会上班。

豪森支付了12,000新元给孟加拉的中介,到了新加坡之后才知道单程机票不过300元左右,新加坡的中介收取几百元行政费,显然一个人出国谋生,养活了当地一大群人。中介费水涨船高,如今已达14,000新元,差不多是工作两年不吃不喝的积蓄。

豪森更新过三次工作准证,共付了5千元给雇主作为行政费。连同出国那笔数目,这些年来的5万元总收入,三分之一给了两地的中介。初踏出国门那笔巨额贷款,花了四年才还清。有些客工因为老板标不到新合约,只在本地逗留了一年半载。想到孟加拉的最低月薪少过30新元,从此可能负债一辈子,回家的日子越近,心情越忐忑不安。


市场运作


初到新加坡时,豪森的月薪为600元,一个月后加薪至700元,此后多年来都没再调整过。员工少了,工作量则在“提高生产力”的标语下激增。

雇主通常为新客安排原国籍的管工。有些管工为了取悦雇主,不惜舍弃乡情,利用新客的困境,以最不堪入耳的言语向他们恐吓施压。既然骑虎难下,只好忍气吞声,化耻辱为动力。

有一回搬旧家具上罗厘车时头部撞伤,雇主甚至将工伤赔偿占为己有。雇主为他们安排的组屋单位住了十多人,一屋子男人的住所凌乱发臭,难怪常见豪森在停车场底层的储藏室过夜。

追溯起来,承包商竞标市镇会合约时,往往都将价格压低。分层外包加上不断上调的劳工税,不是转嫁到下层员工就是消费者。以我所居住的社区为例,虽然近年来杂费调高了许多,清洁与维修管理的开销部分却减了三成。令人艳羡的清洁水平,已成昨日黄花。


最值得回忆的


豪森只在更换准证时回乡探亲。一家人相聚的感觉格外温馨,短暂相聚之后的别离则最煎熬。孩子问他为何来去匆匆,妻子欲语还休,一切尽在不言中,难分难舍的场面历历在目。


(儿子一天天长大,成为豪森当客工的最大动力。图片来源:Mohammad Ali Hossen)

豪森知道新加坡有保护客工的法令吗?合约期满时,雇主必须支付回国的机票吗?豪森表示雇主和管工都咬定他的合约无此条规。面对模棱两可的状况,一般上客工都以“退一步海阔天空”来对待。有谁愿意被雇主列入黑名单,断了日后的财路?

在新加坡的两千多个日子,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三年前,淡滨尼市镇会实行“无清洁日”,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定为休息日,终于不需要一年工作365天。豪森曾经利用难得的休假,跟工友去了飞禽公园,唯一的一次宠宠自己。此外就是遇到有心人,见到他们排队买饭,偶尔做个顺水人情。两三块钱对我们来说事小,他们的感觉就像雪中送炭。

贫困的农村、变相的契约、忍辱吞声的拼搏、引颈期盼的汇款,现代客工异乡寻梦的情节似曾相识,就像先民下南洋的翻版,浮光掠影中为时代拼凑了另一片记忆。


(豪森利用一个月一天的休息日,到明地迷亚探访没得休息的乡里。图片来源:Mohammad Ali Hossen)

注(2020年4月25日):
由于新冠疫情在客工宿舍扩散,引起一些人士对客工生活的关注。新加坡到底有多少外籍员工呢?人力部的数据为约140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98万名工作准证(Work Permit WP)持有者中,有25万名女佣(Foreign Domestic Worker),28万名建筑客工,44万名其他职业的客工。引起新冠疫情恐慌的应该是这群28万+44万的持工作准证客工。


新加坡外国员工数目。资料来源:人力局网站(accessed 25 Apri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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