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房街凶杀案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3年9月11日

说到上世纪牛车水的一些凶杀案，当年曾有不少打杀事件。时过境迁，对这些人与事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但有些事情我还是记得的。那时由于私会党存在，各方争霸地盘，索取保护费，为了利益关系，一言不合就以暴力解决，械斗的事屡见不鲜，造成流血死伤事件。在上世纪60年代，我上法医课时，曾目睹一具被刺死的尸体，报载是因私会党徒争斗追杀而导致。有些打杀事件是从先父的伙计们那里听来。他们爱把周遭所见所闻点点评评，议论纷纷，让我留下印象。例如20多年前老伙计们曾议论的万拿街（万达街）痴心表哥刺死他单恋18岁工艺学院学生表妹的血案。

不过，至今难忘的还是70多年前，先母“明令禁止”我和弟妹们不得走进马车房街，原因是那里很“邋齰laza”（粤语读嗱喳，是污秽的意思），因为那里有一间店屋，曾经发生过一宗骇人听闻的命案，母亲相信被杀死的人，冤魂不息，变为厉鬼，到处寻找路人鬼上身（冤魂附体），替死者申冤或是报复！

这宗血腥的谋杀案，发生在1950年的马车房街（亚实景路或厄士金路，Erskine Road）三十几号的一间两层楼店屋楼上，二楼房间住了五名住客，其中一名租户，47岁的海南籍咖啡店伙计陈某（Tan Joo Long），在5月某天凌晨4时，以菜刀砍死正在酣睡的同房，37岁的黄某（Wee Kim Wah）颈项被砍三刀，相信是因为颈动脉被割裂，流血不止而死。

事发后嫌犯双手沾满鲜血，唤醒其他同房去通知警方到来，然后写下他要刺杀黄某的原因。

陈某承认罪行，说他曾在咖啡店当伙计，只因失业多时，认为被这名同房鄙视，心生怨恨而萌生杀机。他的杀人手段，极为残忍，惨不忍睹。案件承审法官听过控辩双方陈词，宣读判词，判决罪名成立，然后交予陪审团作最后商议。陪审团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做出结论，一致认为犯人有蓄意谋杀罪行。于是法官下判，杀人者死，将犯人送上绞刑台！

这宗谋杀案发生在5月23日，三个月后犯人被判死刑，相信是新加坡殖民地时期一宗很快了结的严重杀人案件。

天马行空

疫情后抬眼望夜空的人多了。

我的童年也是很喜欢看星的，父子两躺在大草场，还会边眨眼，边很理智，很科学地胡思乱想。例如很爱因斯坦式的，什么是时间?

当下看到傍着月亮的金星，不是当下的金星，而是3分46秒前的金星。光速一秒钟绕地球一圈，金星的光芒传到地球，不是我们人与人面对面的刹那间，而是3分多钟。

试想想，6780万公里外的金星，跟地球的时间、坐标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时间是什么?

金星伴月：金星的光芒传到地球，不是我们人与人面对面的刹那间，而是3分多钟

最遥远的天际那颗星叫晨星，Earendel，体积比太阳大500倍，光芒大百万倍，活在280亿光年之外。280亿光年= 88亿亿地球年。当下所看到的，是宇宙洪荒的那颗晨星。

算不清的距离外的晨星，跟地球的时间一样吗? 时间是什么?

跟晨星有缘相会吗？或许，不过那是88亿亿地球年前的缘分。那时候我不存在。

即使能回到88亿亿地球年前，或许还是会因微小的计算误差，擦身而过，此误差可能是88年，88天，或者3分46秒，也就是金星和地球的距离。缘那么浅。

88亿亿地球年之后的当下，晨星还存在吗？

徐志摩是这么写的：“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回不去的童年时光，是否为你作的诗，写的小说酿造些许浪漫? 又或许你正在吟唱自创的岁月的歌?

 

时间是什么？

如果时间是第四空间，应该是个制造机缘巧合的动态空间。机缘巧合其实是很科学的，是因果关系，如果错过3分46秒，那就是永远错过了。

若在第四空间错过机缘巧合，可以在其他空间圆梦吗？可能。那就是平行世界，也称平行宇宙和元宇宙。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另一个时空同时存在，同时进行活动，不过是不同的活动，例如当下我们明明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平行世界里可能变成仇人。

虽然平行世界只是想象，但许多科幻的东西都是根据物理概念，想象推理，最终得到见证。百年前爱因斯坦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论是例子之一，霍金是另一位概念物理奇才，通过简单的文字让我们认识四维宇宙。

近年来出现的超弦理论（Superstring Theory）提出十度空间之说，第五和第六度空间就是平行世界，跟我们所生活的当下世界，存在着不同的平行时空概念；第七空间可能是跟我们的宇宙起源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第八空间给予平行时空不同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到了第十空间，所有想象都可能实现，也就是梦想成真。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超弦理论。Credit: KyotoU/Yasuaki Hikida

 

天马行空

《天马行空》（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这部影片令一些观众看得头昏脑胀，“抓不到球”。

冠病疫情阻断措施期间，我看了几部以平行世界为题材的连续剧，阅读了一些理论，由此联想到电脑 “平行处理”（parallel processing）原始资料，整合数据的功能。那么，浩瀚的宇宙背后是否有个超超超级电脑，同时执行无数个平行作业？

我是根据这样的“平行概念”来看《天马行空》的，在不同的时空里，同样的人物，但因果不一，因此出现不同的结局。

提升到第十空间时，我们可以选择，把最称心的结局带回现实世界。《天马行空》美国亚裔移民被捆绑的内心，瞬间得到纾解；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的伦常理念，家人通过包容与爱和睦共处，子女和父母从冲突到和解，包括接受女女地下恋情。

《天马行空》在2023年第9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出尽锋头，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剪辑、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杨紫琼，打破华人不可能扬威奥斯卡的悖论。

《天马行空》剧照。Credit:Allyson Riggs/SXSW

时间，机缘，平行世界，天马行空。…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或许到头来我们更想要得到答案的，就是生命的起源，机缘巧合下诞生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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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处逢生陈树南医生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3年8月28日

1942年日本入侵新加坡前夕，很多人仓惶逃离新加坡避难。其中有陈嘉庚、陈贵贱、黄奕欢等人。林义顺夫人阮碧霞和忠邦、忠民两儿子和家人，亦登上各自汽船逃往邻近印尼，她的儿媳妇李宝娘则和儿女逃去较远的印度。

这些气船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阮碧霞的汽船被日本军机击中沉没，船上逃难者全部罹难。忠邦、忠民兄弟在海上漂浮六个小时，被渔民救起。

名医陈树南（Dr.Chen Su Lan 1885-1972）也是选择乘船避难。他的船只也被日军轰炸沉没，他掉落在大海，幸好找到木筏，让他和几名逃难者漂流到岸上，侥幸生还。那天是1942年2月13日。那年他已57岁!

陈医生回到新加坡后，马上被日本宪兵（Kempeitai）拘捕，原来有人通风报信，诬告他和其他卫理教堂教友密谋对付日本宪兵，后来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至于陈医生有没有被日本宪兵严刑拷打逼供同谋，则不得而知。

陈树南来自基督家庭，在中国福州出生，他少年丧父，在福州的英华学院受教育，打下良好英文基础。他南来新加坡，在1905年被当地的医科学校（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录取学医，于1910年毕业，获得内外科执照（LMS），成为新加坡本地受训的第一批12名医科毕业生之一。

陈医生毕业后，在桥北路303号开设私人诊所。他投身公共医疗服务，受委陈笃生医院管委会、中央助产士管理局、医学院理事会等机构为理事。他成立医科校友会，当了12年会长。目睹当时新加坡的恶劣社会环境，30多岁的他，便致力于改善社会现状，推动严厉禁止卖淫嫖娼，关闭娼寮，成立戒毒所。1930年，陈树南出任肃毒协会会长（Singapore Anti-opium Society）。殖民地政府在二战过后才明令禁止鸦片。他成立了华人基督教青年会以及设立陈树南慈善基金会，创办陈树南卫理儿童教养所。二战后肺痨病（结核病）非常猖獗，陈树南亦常以痨病为题，在扶轮社作医学演讲，唤起公众对该病的认识。1947年，他和其他人士组织防痨协会（SATA），协助防控结核病。

陈树南被誉为慈善家及社会改革家，获得不少荣誉。他晚年多病，老成凋谢。遗下5子2女。

二战艰辛岁月的教学办学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3年8月24日

 

日据时期，知识分子或被检证，或隐姓埋名，学校被迫关闭。一些华校被令复课教日文，有些家长不让孩子上学。1945年日本投降，殖民地政府回归后，有心人士纷纷创建乡村华校，让超龄生与流浪街头的孩子读书，当时的华校生约占六成。50年代末，务实的家长多数让孩子上英校，华校生少过半数。

近日来重新参阅消失30年的母校端蒙中学于战争时期的办校情况，通过收录在《端蒙中学70周年纪念刊1906-1976》的校史，杨伟群副校长的口述历史，林国璋校长（任期：1936-1949）的女儿林楚人女士（85岁）的记忆，结合国家档案馆的相关资料，勾勒战争年代本地的办学轮廓。

 

端蒙历经辛亥革命和战争年代

1906年本地潮商创建端蒙学堂，时任中国清朝领事孙士鼎和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汪大燮，分别以“端蒙学堂”和“果行育德”墨宝相赠，凸显清朝政府对海外华人办新式教育的重视。创校先贤之一的陈云秋支持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到中国家乡推动维新立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槟城海战”德国击沉俄罗斯和法国战舰。商人见战争近在眉睫，纷纷捐款援英抗德，不过并没有影响办学使命。

中国清朝钦差大臣汪大燮以 “果行育德”墨宝相赠，寓意以果断的行动，培养高尚的道德

一战结束后，政府审核教育政策，于1920年10月实施殖民地学校注册条例。端蒙采纳英校模式，但除了英文，其他科目皆以华文授课。

这个年代胶价惨跌，紧接着美国经济大萧条影响全球，许多华商受到波及。正当市场恢复常态，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许多资金用来支援中国。时任端蒙校长林国璋鼓励同学卖纸花筹款，不过不允许在校内支持抗日活动。

1941年12月8日天尚未亮，日军空袭新加坡，端蒙校舍被部分炸毁。教育局紧急通令各校提前放假，两个多月后新加坡沦陷。

端蒙科学仪器室，二战期间被炸毁

 

日本军政府命令继续办学

日军占领新加坡，端蒙董事陈秋槎（潮州八邑会馆发起人之一）和教师陈基实被检证罹难。林国璋带着一家六口，从距离学校百步之遥的莫罕默苏丹路住家，逃到后港种植园避难。

日据初期，军人居住在各所学校里。沦陷约两个月后，社会秩序大致恢复，军政府告诉居民， “英国甚至美国不可能回到这个地区，未来没有丝毫使用英文的机会”，将英校大门锁上。4月份，30所马来和淡米尔学校重开，让年龄介于6至14岁的学童回返校园。

军政府下令21所华文小学于4月中旬复课，包括市区的端蒙、公教、维多利亚（易名惹兰勿刹男校）和另外12所小学，以及包括碧山亭学校在内的6所乡村学校。中学复课遥遥无期。

当局采用“渐进式模式”，沦陷首年的教学媒介以华文为主，英文则以日文取代。翌年改以日文为主，华文为副，教师被令集中受训，学习日文和接受体能训练，下午回到学校教书。第三年废除华文，完全以日文教学。大家必须听电台广播做体操，唱日本国歌《君之代》，朝东北作“宫廷遥拜”。女教师害怕遭遇不测，因此几乎都是男教员。

许多家长抗拒日治，干脆不让孩子上课，很多适龄的学生都失学了。举个例子，1943年以日文教学为主的时候，马来和淡米尔学校有5000多名学生，总人口超过七成的华人只有3000名学生。

二战前，端蒙学生跟到访的南洋女子中学校学生进行排球友谊赛后合影

 

学日语和上职业课

占领新加坡一个星期后，日本军政府通过多个管道号召居民学习日语，例如《昭南日报》和昭南广播电台推出日语课程；当局于“日语周”主办日文作文比赛、演讲和辩论比赛等，学好日语的人士获得奖赏。当局的宣传稿甚至说道，学会日语可以减少跟日军之间因沟通不当所引起的误会，人们开始到夜校修读日语课程。

此外，军政府为了应付劳动力需求，命令年轻人就业，否则将被抓去强制劳役，中学生纷纷投身职场。军政府亦设立工艺学校和海员训练学校，让14至18岁的适龄中学生上速成班，结业后派到军队或工厂工作。由于新马缺乏医生，昭南医科大学（爱德华七世医学院）重召辍学的本科生回校，受训后前往兴建中的泰缅铁路从医。

日本投降后，端蒙于10月1日校庆日复课。位于民多路（惹兰苏丹路一带）的分校于日据时期改为民房，光复一年后才重开。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学校逐步淘汰中国课本，改用本地出版社编撰的教科书。

 

校长以商养文

林国璋的女儿林楚人回忆道：父亲跟老师同学亦师亦友，经常一同活动郊游，典型穿着是时尚的浅色西装和深色领带。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十分严格，做错事一律罚跪在蚶壳上。

林国璋带领学校度过提心吊胆的昭南岁月，又必须应付战后大批学生回流，经费不足下让学校重新走上轨道，过程艰难重重。殖民地政府于1946年提议，翌年落实的“新加坡十年教育计划”，端蒙获得政府部分津贴，多少舒缓百业待兴的压力。

二战结束后，林国璋校长跟端蒙师生在学校合影（林楚人提供）

二战前杨伟群在端蒙读小学，中正中学毕业后，于1949年初回到端蒙执教。杨伟群对比战前学校经费不足时，教师自动减薪两成；战后物价高涨，教师入不敷出，推举他这名新教员向董事部正总理杨缵文（杨伟群的父亲）提议加薪，最终学校让老师兼教夜学，赚取多些入息。

学校无法支付林国璋全额薪金，规劝他以商养文，买下天源永梅汤公司，用黑梅和桂花糖冲泡装瓶，交给咖啡店分销。当时连有相当实力的潮商都面对学校资金的困境，遍布全岛的乡村学校可想而知。

林楚人有段刻骨铭心的记忆，1949年正当壮年的父亲在职期间患癌去世，一家的生计全靠梅汤来维持。杨缵文郑重地穿上长袍马褂，跪在林国璋的灵前嚎哭，为端蒙的二战办学画上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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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检证 Shingapōru Kakyō Gyakusatsu Ji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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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骨仁心陈贵贱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3年8月14日

 

在二战期间，用自备的汽艇把陈嘉庚、黄奕欢和郁达夫等人送去苏门答腊避难，是新加坡一家叫再兴火锯厂的东主陈贵贱（1881-1944）。

几十年前，一位圣约翰救伤队区主席前辈告诉我，美芝路圣约翰总部原来是再兴火锯厂。该厂把树桐锯成木板，作为建筑材料。厂主还有自备汽艇，供运输货物用。

感谢卓源利和陈国民两位提供陈贵贱更多资料。陈君是再兴火锯厂老职员的公子。根据新加坡禾山公会刊物《禾山情》所载，陈贵贱原籍福建思明禾山人，20岁南渡新加坡。他经营锯木厂，在各地设立多家公司，包括再兴枋木行（新加坡美芝路）、新再兴火锯（新加坡火城）、三兴栈（马六甲）、星洲公司锯木厂（香港）、长兴公司（厦门）、兴隆火锯（甘马挽）、甘马挽造船及铁厂等。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交游广阔，同时也是华商银行的股东，也拥有松柏街（91 Upper Nankin Street）桥南路（21 South Bridge Road）的屋宇，以及其他地段。1938年他和友人游历欧美各国，只因痛恨日本侵略中国而拒绝到日本去，表明他仇日抗日的立场！

陈贵贱热心华文教育事业，是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创校赞助人，且兼任建校委员、产业信托人。1926年保赤宫陈氏宗祠重建，他是协理之一，出钱出力。他担任该宗祠两届正总理，众望所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参加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的募捐工作。他还购公债基金，捐款多达二三十万元。

他担任新加坡禾山公会正总理多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董（1933－1935，1941），以及怡和轩俱乐部、栖鸿阁、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崇本、崇正学校等理事，在新加坡华社享有很高声誉。

陈贵贱和时68岁的陈嘉庚等人逃离新加坡，在苏门答腊居住避难。他担心留在新加坡的妻子儿女，潜回新加坡，不幸被日军逮捕入狱，相信他曾受严刑逼供，身心受到折磨。1944年，陈贵贱在史各士路19号的寓所逝世，享年63岁，遗下七子四女14孙子。他的事业由哲嗣陈明基接棒。

新加坡监狱署的导航者（SPS Captains of Lives）

上世纪70年代常到樟宜海边野餐游泳，2号巴士从市区来到远郊的(旧)淡滨尼路，一堵褐色的高墙阻挡樟宜充满绿意的开放视线，尖锐铁钩和圈圈钢丝后面神秘阴森。

这里就是墙外看不到墙内，墙内看不到墙外的樟宜监狱（Changi Prison）。

如今这条公路易名Upper Changi Road North， (旧) 樟宜监狱于2004年重建扩充，地标性的180米外墙、角落塔楼（corner turrets）和双叶钢制入口闸门（double-leafed steel entrance gate）受保留为国家古迹。

樟宜监狱于2004年重建扩充，地标性的180米外墙、角落塔楼（corner turrets）和双叶钢制入口闸门（double-leafed steel entrance gate）受保留为国家古迹

新落成的多层监狱外墙色彩明亮，似乎在鼓励囚犯好好做人，尽快到外头享受更阳光、更自由的空气。

2023年8月底，我走入樟宜监狱，参观于一年多前（2022年6月）开幕的樟宜监狱文物馆，对多年来的监狱管理多些了解。文物馆尚未对外开放，未来计划每个月的某个星期六让公众参观。 

樟宜监狱文物馆

生不入衙门，死不入地狱

樟宜监狱是个专门惩戒犯人的地方，囚禁、鞭刑、绞刑都在这里执行，多数囚犯因为吸毒而接受改造。

从前囚犯被狱卒折磨拷打时有所闻，牢里的惯犯和黑社会老大，组成“帮会”欺负新人， “生不入衙门，死不入地狱”自有其道理。

所谓一物治一物，从前的监狱官入行门槛偏低，主要考量是让“坏人”治理坏人。例如为我们导览的退休监狱官David，30多年前进入这行时从最低级狱卒做起，家人问他是不是每天对着囚犯拳打脚踢那种职业。多年来他接受过各类专业培训，退休时已擢升为高级监狱官。

David说30多年前进入这行时从最低级狱卒做起，家人问他是不是每天对着囚犯拳打脚踢那种职业

 

第一所正式监狱：欧南监狱

根据文西阿都拉的《阿都拉传》，大约1824年直落亚逸地区已经有一所监狱，囚禁在里头的多数是华人私会党员（天地会员）。某个深夜，一群匿藏在东陵森林的天地会员带着刀枪来到直落亚逸，如同电影情节那样放火劫狱，负责看守的警官大兵看到大军杀到，哪里还敢抵抗，马上从床上跳起来逃之夭夭。

1825 年第一批印度囚犯被流放到新加坡，罪行较轻的参与基础建设，获释后或回到印度故乡或留在新加坡。他们也在现在的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的土地上兴建监狱，完工后被锁在里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

樟宜监狱落成之前，本地唯一的正式监狱位于珍珠山（Pearl's Hill），称为欧南监狱（Outram Prison），可容纳897人。监狱旁的欧南路（Outram Road）和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交界处就是印度士兵军营（Sepoy Lines），早期这些士兵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招募的锡克族雇佣兵。

欧南监狱的牢房门

到 了20 世纪 30 年代，欧南监狱人满为患，被视为“危险监狱”。新上任的海峡殖民地监狱总监Otho Lewis Hancock 上尉提呈报告，建议增设多一所监狱，将可能对社会造成危险的长期囚犯与普通囚犯隔离开来，同时可以缓解欧南监狱的拥挤状况。欧南监狱运作至1963年，拆除后兴建欧南园组屋。

欧南监狱运作至1963年，拆除后兴建欧南园组屋

 

“全球最先进”的樟宜监狱

“全球最先进”的樟宜监狱于1937年启用，外墙与内墙分别高约8米与4.2米，四层楼牢房分成左右两翼，共容纳600监犯。

樟宜监狱鸟瞰图。Credit: 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日据时期，樟宜监狱用来囚禁英军和澳军战俘。1944年5月，建造泰缅铁路的战俘陆续回来，估计1万2000人挤在牢里，通风和厕所设施严重不足，脚气病、疟疾和痢疾等疾病传播开来。当时原本被软禁在这里的平民被调到森路军营（Sime Road Camp）。

二战结束后，战俘于 1945 年 9 月 6 日获释，樟宜监狱成为军事法庭和囚禁日军战犯的地方，1947年10月重新启用。

二战结束后，战俘于 1945 年 9 月 6 日获释。Credit: ST File

监狱的旧外墙受保留为国家古迹，主要为了铭记战俘做出的牺牲，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和谐，激励国人继续以坚韧和勇气来捍卫国土。原来安装在钟楼的时钟和召集囚犯的铜钟，由伦敦Synchronome Co. Ltd. 制造，如今在文物馆大厅展示。

召集囚犯的铜钟，由伦敦Synchronome Co. Ltd. 制造

原来安装在钟楼的时钟，由伦敦Synchronome Co. Ltd. 制造

 

新加坡监狱署（SPS）的发展进程

无铁窗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监狱采用惩罚威慑的管理理念。1946 年正式成立新加坡监狱署（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SPS）。1953年监狱总监 W.L.P. Sochon 少校推行人性化管理，希望将“无铁窗监狱”（prison without bars）的理念落实，鼓励民间组织和公众人士接纳囚犯重返社会。1955年在圣约翰岛设立的鸦片医治所（Opium Treatment Centre, OTC），专注于戒烟和改造，让鸦片烟民学习新技能如制造桌椅、家具、藤制品和裁缝，为重新融入社会做准备。鸦片医治所于1975年关闭。

安乐岛不安乐：1957年至新马合并前，P. L. James出任总监。他相信人之初，性本善，1960年在安乐岛（Pulau Senang）推出实验性改造，让囚犯在岛上“度假”，同时学习自力更生。第一批囚犯从樟宜监狱来到岛上生活，在荒芜的海边扎营。他们于日后学习各种技能，在岛上兴建房屋和种植果树瓜菜。1963 年7月12日，岛上300名囚犯中，70至90名参与暴动，杀死4名监狱官并重伤另外4人。前来支援的警察和水警上岸时，发现这些暴徒正在开心地唱歌、跳舞、拆屋子，对于杀人放火似乎无动于衷。

第一批囚犯从樟宜监狱来到安乐岛上生活，在荒芜的海边扎营

勿洛青年感化训练所：P. L. James在任期间，设立勿洛青年感化训练所（Bedok Reformative Training Centre, BRTC），为 16 至 21 岁的男性罪犯提供指导。不设防的训练所建在小山上，五英尺高的铁丝网把外间隔开，训练所的设备包括宿舍、耕地、球场、医院、教室和办公室等。如今山丘已经夷为平地来兴建组屋。

BRTC原址坐落在山丘上，2022年已经夷为平地来兴建组屋

樟宜的戒毒所：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期间吸毒人数增加，1976 年建成的直落巴古戒毒所（Telok Paku DRC），重新安置来自圣约翰岛的吸毒者。1977 年，惹兰阿弯戒毒所（Jalan Awan Centre）和史拉兰园戒毒改造所（Selarang Park DRC）投入运作。这三所戒毒所都设在樟宜。

女吸毒者在戒毒所里步操和进行改造

嗅吸强力胶：80年代青少年嗅吸强力胶来代替吸服与注射海洛英，有些人的脑神经因此被破坏，比海洛英的戕害更加严重。1987年政府推出“致醉物质法案”（Intoxicating Substances Act），致力于帮助嗅强力胶者改掉这种不良习惯。在三巴旺设立福克兰戒毒中心（The Falkland Centre）的目的，就是为嗅吸强力胶者提供治疗和康复服务。

提升监狱官专业水平：1988年郑大峇总监（Tee Tua Ba）为监狱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高监狱官的专业水平，跟警察部门平起平坐，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监狱部门。他倡导对囚犯进行辅导而不是惩罚，让监狱官接受心理辅导培训，安排专业辅导员跟囚犯聊天，进行辅导等。

导航者（Captains of Lives）：1998年蔡志杰总监（Chua Chin Kiat）将监狱官和监狱里的工作人员称为“导航者”（Captains of Lives），开启迈向21世纪的监狱转型之旅。监狱的官员身为“导航者”，必须确保囚犯的安全，并和他们的家属及社区紧密合作，引导罪犯重新融入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蔡志杰总监（Chua Chin Kiat）将监狱官和监狱里的工作人员称为“导航者”（Captains of Lives），开启迈向21世纪的监狱转型之旅

监狱学校：2000年推出的监狱学校（加基武吉中心监狱，Kaki Bukit Centre Prison School），整合教学资源，让更多囚犯能够继续读书，实现“学校第一，监狱第二”（School First, Prison Second）的教育理念。

樟宜监狱重建：重建后的(新)樟宜监狱 A 集管区于 2004 年 8 月投入运作，容纳的囚犯来自樟宜地区的(旧)樟宜监狱、明月湾监狱（Moon Crecent Prison）、惹兰阿弯监狱（Jalan Awan Prison）和樟宜改造训练所（Changi Reformative Training Centre）。樟宜监狱B 集管区于 2010 年 1 月正式启用，容纳的囚犯来自女皇镇还押监狱（Queenstown Remand Prison）、三巴旺戒毒中心（Sembawang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re）、卡沙弯戒毒中心（Khalsa Crescent DRC）、史拉兰园戒毒改造所（Selarang Park DRC）和丹那美拉监狱（Tanah Merah Prison）。AB两个集管区共容纳1万1000名囚犯。

AB两个集管区共容纳1万1000名囚犯

A4狱所：这里就是可容纳1200人的女子监狱，约等于樟宜监狱总容量的10%。负责管理的约 90 名女狱警团队也是聆听者，倾听囚犯个人问题的苦恼，解决从更换牢房到更换食品盒等琐碎要求。约四分之三的女囚犯是吸毒者，人际关系、酒精和性虐待等创伤是造成她们吸毒和犯法的主因，了解她们的个人经历，可以从旁协助她们改变人生。

B1狱所：看守最森严的是B1狱所，这座狱所的牢房都是单人房，以避免囚犯之间发生冲突。单人牢房长度和宽度都不超过七步的距离，有一堵矮墙将蹲式马桶分隔开来。囚犯冲凉的时候，利用安装在蹲式马桶上的花洒头淋浴。牢房也设有闭路电视，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

社区康复中心：2009年苏伟华总监（Soh Wai Wah）强化跟社区的联系，于2014年成立社区惩教指挥部，负责监督囚犯和刑满释放人员在社区的改造、重返社会和监管工作。同年成立社区康复中心来帮助首次吸毒的年轻男性。

无狱警、无围墙监狱：2016年上任的陈金淡总监（Desmond Chin）推动“无狱警监狱”、“无围墙监狱”和“学习型监狱”计划。2017年启动“无狱警监狱”（Prison Without Guards），利用技术优化来提高监狱的运营效率，让囚犯通过贩卖机来购买零食和日用品；“无围墙监狱”（Prison Without Walls）通过社区协助，将罪犯改造范围扩大到监狱之外。

学习型监狱：2018年启动“学习型监狱”（Learning Prison），将监狱重新定位为具有改变人生意义的场所。囚犯获得新的技能和培训，进行自我反思，并制定有意义的计划，日后过好生活。

第一位女总监：2020年第11任总监许荣丽（Shie Yong Lee）继续强化跟社区联系，让囚犯重返社会，2022年成立文物馆。许荣丽是监狱署首次任命女总监。

 

黄丝带新加坡（YRSG）

新加坡复员技训企业管理局（SCORE）是一家隶属内政部的法定机构，负责在监狱内为囚犯提供就业机会，协助释囚重返社会。自1976年成立以来，已为超过20万名囚犯提供培训，并协助超过10万名囚犯找到工作。“黄丝带”是其中一项计划，已几乎成为给予囚犯第二次机会的代名词。黄丝带义跑、黄丝带词曲创作比赛、黄丝带社群美术与诗歌展、黄丝带烹饪比赛等活动，展示了囚犯和释犯的技能和才华。

囚犯也在樟宜监狱的面包制作厂内制造月饼，他们制作的月饼，受到个人买家的热烈支持。改造期间，服刑人员还学会积极回馈社会，向狮子乐龄之家的老人家捐赠月饼。农历新年和其他种族的节日，监狱的烘焙坊也制作应节糕点，收入用来帮助各种族前囚犯，为社会公益贡献一份力量。

2020年，SCORE易名为黄丝带新加坡（YRSG）。由于“黄丝带”已深入民心，改名为黄丝带新加坡，显然更容易受到公众认同。

强有力的社区伙伴关系，以及对“第二次机会”的支持，使到新加坡保持较低和稳定的两年累犯率。例如2019 年刑满释犯，于两年内重蹈覆辙的约 20%，远低于20年前的 44%。两年累犯多数是吸毒者，多年来毒品始终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