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柳：在风化与记忆之间

2025年12月，从桃园驱车向北，公路在阴沉的天空下延伸。人家说“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绵绵冬雨，将车窗外的景物洗至只剩下轮廓。

前往野柳途经基隆，眼前出现一座蓝白色建筑的海边餐厅，拱门、栏杆、圆顶，在泛灰的天色中特别引人瞩目。它以希腊的圣托里尼为名，却被错位地安置在并不属于它的地理之中。

前往野柳途经基隆，眼前出现一座蓝白色建筑的海边餐厅。

野柳面北，正对着东北季候风的风口。风带着咸味与湿气，毫不留情地撞向岸边的砂岩。这里的地貌，并非时间的温柔产物，而是在反复冲刷与剥蚀中逐渐成形。或许因中台打冷战，冬天的野柳游人不多；放眼望去，多是日本、韩国与菲律宾的旅客，让整片海岸暂时恢复它原本的尺度。

冬天的野柳游人不多，让整片海岸暂时恢复它原本的尺度。

 

三访地质公园

2007年的12月，同样是台湾的冬天，我第一次到野柳。那时的野柳可配得上“野”。步道设施简陋，有些地方甚至需要踩着裸露的土地前行。记忆里，这座岬角更像海角天涯，人只是短暂闯入的侵略者。

2007年的12月，我第一次到野柳。

2018年再次到访，野柳被系统性地纳入观光动线之中，许多细节已经不同。木栈道与护栏完善了，行走变得安全而有秩序。时间不仅改变自然，也悄悄地调整人类观看自然的方式。

那时地质公园外头多了帐篷，售卖土产与零食。我还特地买了一包当地土产，带回新加坡，送给在野柳长大、来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工作的沈盈萱。她主办过多场“早报文创空间”，即使长期生活在城市，言谈间依然能感受到她那浓厚的乡土情怀。

我觉得沈盈萱做得最精彩的，是安排在华族文化中心上映《红盒子》，叙述台湾已故布袋戏大师李天禄长子陈锡煌传承布袋戏的过程与父子情结。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杨力州亦亲临现场，表达自己对消失中的传统行业的切身感受：他发现到原来童年时代风行的布袋戏已不再是民间生活的一部分，结果越拍越沮丧，2017年底拍摄完工后，决定以《红盒子》作为华丽的包装，请观众再看一眼。言谈间有些许无奈。

虽然新加坡也有木偶戏，但它不是我的童年记忆，我会缅怀木偶戏，会最终这段史迹，但情怀肯定与杨力州有所不同。而野柳，我确实又回来，再看一眼老地方。

2025年到台北，在万华区广州街与沈盈萱（左一）共进早餐。

 

天然的风化岁月

野柳海岸岬角区共分为三大区域。长期在风化、海蚀与地壳运动的作用下，形成各式蕈状岩、海蚀洞沟与蜂窝石，也孕育出烛台岩、豆腐岩、仙女鞋、俏皮公主等造型奇特的地景。

最吸引目光的女王头依旧伫立。她的颈项一年比一年纤细，早已成为野柳被反复讨论的话题。若没有额外保护措施，女王头可能会在10到20年内自然断裂。园区设置传感器、限制拍照距离、疏导人潮等，就是希望大家还能多看她几年。

风化在日复一日中静静进行，或许终有一天，女王的头颅会在某个时刻翻塌，回归岩石本身，就像这里其他风化的砂岩一样。

女王头依旧伫立，不过颈项一年比一年纤细，可能会在10到20年内自然断裂。

“女王头”这一名称，源自1962年《被遗忘的乐园》摄影展。仿佛凝视远方的优雅女王，让野柳从渔村逐渐转型为北海岸的观光重镇，也成为这里最具吸引力的象征。

入口第一区的“俏皮公主”，因造型宛如绑着马尾，近年人气渐升。据说假以时日，或许会成为女王头的接班人。第二区蕈状岩密集，除女王头外，还可见仙女鞋、龙头石等景观。第三区位于岬角前端，占地约八成，是重要的生态保育区，那是自然保留给自己的空间，仅能由专业人士带领进入。

入口第一区的“俏皮公主”，因造型宛如绑着马尾，近年人气渐升。

 

美味的地道菜式

地质公园外有一排店屋，饮食并不成问题。我们在美观园用餐：葱油鸡皮滑肉嫩，酥炸白带鱼是应节美食，白灼苏东鲜甜爽美；当地人称苏东为花枝。

海不单只是野柳的风景，也进入日常饮食之中。冬季的海况达5级，浪高4米。回想起一个小时前，在地质公园看着渔船驶出海，在浪谷中几乎被吞没；船头扎入海面，船身又被下一道浪高高托起。在这片起伏的海域讨生活，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饭后继续上路，车子朝苏澳方向前行。雨势渐歇，旅程从阴郁走到明亮，阳光洒落在路面上。而人，只是在某个冬日，带走一段尚未完全风干的记忆。

渔船正在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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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盒子

数周无休值班赚学费 1970年代新加坡工业化侧影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6年9月3日。

 

新加坡理工学院（前身为新加坡工艺学院）自1957年开课以来，毕业生超过23万人。1970年代工业化蓬勃发展，工院学生一度分散在三个校园上课。我在爱德华太子路校园排队递交报名表格、亚逸拉惹临时校园参与迎新活动，以及第一次踏入杜佛路校园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前半生的科技职场生涯，就是从杜佛路开始的。那时街头常见穿着整齐厂服的欧美与日本企业员工，他们眉宇间流露出的自豪感，总让年少的我羡慕不已，期待能成为其中一员。

1970年代的新加坡工艺学院亚逸拉惹校区。（温耀常提供）

 

工艺训练打基础

新加坡自治期间，女皇镇与丹绒加东两所工艺中学试办数年后，工艺教育全面落实。全国15所工艺中学为中学生开设实习课程，中二肄业生可报读职业专科学校或工业培训中心。

中一、中二时期，我们每周会到约克山的欧南中学学习金工、木工与电工，亲手制作铲子、铁凿、笔盒等，也学会安装保险丝与电插头。

中二下半年，我们参加教育部制定的智向测验，作为中三选修工艺课程的评估标准。进入学校唯一的工科班后，每周一天到女皇镇的东林工艺中学上课，学习金工理论、机械制图，还有两小时的实习课，独立操作先进车床，为日后升读工院打下基础。

当年工院课程包括机械与生产、电子与电气、土木与建筑、海事与航海、化学加工等，多数为三年全日制；夜校则为五年部分时间制。由于采用学年考试制，一些学生因个别科目不及格而重读一年；也有同学转读夜校，最终顺利毕业。

 

到裕廊工业区上班

由于早已盘算好赚取工院学费，考完O水准最后一科高数后，我们几位同学前往陌生的裕廊工业区找工作。规模庞大的工厂，悬挂在篱笆上的招聘布条，空气中的化学气味，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隔天天未亮，我登上209号巴士。到了红山一带，车厢内已寸步难移。巴士经过熟悉的东林工艺中学直奔裕廊，裕廊镇大会堂、永光路（Yung Kuang Road）“钻石楼”（63至66座组屋），都是当年的显眼地标。 

裕廊镇大会堂是昔日进入裕廊镇的地标。

巴士绕过飞禽公园交通圈，新加坡纺织厂与南大纺织厂从车窗旁掠过，随后从先驱路转入已消失的留芳路（Liu Fang Road），现为阳景大道（Sunview Way），来到台湾投资的台隆造纸厂。

之后五个多月的蓝领生涯，每天都会经过亚逸拉惹路（今亚逸拉惹高速公路）的工院临时校园，仿佛在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留芳路（现阳景大道）地形图。

 

十二小时轮班换取前途

上班三周后，生产部经理安排我做12小时轮班工作，日薪13.50元，夜班另加3元津贴；星期六1.5倍，星期天双薪，每月还有两天额外勤工奖，这笔薪金比正常的八小时7.60元优厚得多。经理经常让我值夜班，缺人时甚至连续数周无休。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是这样靠劳力换取生活与前途。

百余名工友多数来自联邦（马国），休息室总是烟雾弥漫，满地都是《花花公子》《阁楼》等咸书，墙上贴满火辣海报。众“秀才”喜欢在海报和墙壁上“淫诗作对”，“插画家”则进一步“锦上添花”。

农历新年，联邦工友换上时髦的长袖恤衫与喇叭裤，拎着大包小包的新衣年货，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丹戎巴葛火车站。长长的铁轨，拥挤的人潮，浓浓的汗水味，掩饰不了回家的心情。

有几位喜欢文娱的联邦工友，曾相约到女皇镇皇宫戏院看《刘三姐》。休息时，我们干脆坐在机器旁，哼着“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

在工厂里，我也结识几位等待会考成绩的年轻人。阿武领到成绩单后辞职，到中华总商会附近的咖啡店跟亲戚学做生意。他第一次领薪时，请我到首都戏院看ABBA音乐电影，让我走进瑞典组合的流行音乐世界。柳茂源回原校华义中学念高中，在1980年代成立控制塔小组，并参加电视台节目《斗歌竞艺》，成为新谣的元老之一。转眼间他离世已近十年。

 

碎浆机散发恶臭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时期，当时的工商部长林瑞安曾率团到日本与台湾考察造纸工业。外地专家甚至研究过利用橡胶木造纸，但最终计划没有落实。

直至1970年代，台隆在本地设厂，两条自动化生产线分别生产牛皮纸与卫生纸。造纸的主要原料是木材与回收废纸。一对印度籍母女负责把废纸投入偌大的碎浆机，在搅拌中化成纸浆，再经过化学处理，输送到金丝网上，让纤维黏结成连续纸张。随后，湿纸进入大型蒸汽滚筒压榨脱水，再穿过烘干机，最后压光、复卷与切割，形成直径逾一米的纸卷。牛皮纸卷重100公斤以上，卫生纸卷约30公斤。

牛皮纸生产流程图。（AI生成）

生产过程中，最难忍受的是碎浆机散发的恶臭。心想若真是毒气，篱笆另一边飞禽公园里的鸟儿恐怕早已集体毒发，于是也就释然。

机器运作时经常出现故障，员工必须及时抢修，手指被绞压的事故几乎习以为常。我曾在夜班时因精神恍惚，差点割到动脉，连忙抓起一大把卫生纸止血。等了一个多小时，领班才开车把我送往企业通道（Corporation Drive）的裕廊医院。但见其他工厂工友全身血淋淋，伤势严重得多。一个月后，台隆付我100多元工伤赔偿金，足以窝心好一阵子。

短短几个月里，工厂发生过仓库莫名其妙地失火，把全部存货烧光；还有两宗金丝网遭人蓄意破坏事件。第一宗肇事者坦承不讳；第二宗因无人认罪，所有工友被分批带到裕廊警局问话，我被安排在最后一个。

一名工友出言相劝：“排越后面，嫌疑越大，即使不是你，警察也会打到你认罪，然后坐牢挨鞭。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都好，你就干脆认了它。”后来真相大白，搞破坏的竟然是他。江湖险恶，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达曼裕廊曾是工友家园

永升路（Yung Sheng Road）的四层楼组屋，当年也是外国工友的宿舍。附近有裕廊戏院、小贩中心与邻里商店，构成工业区员工的生活圈。

在宿舍向工友道别后，从工院到两年半国民服役，一切都在弹指间。进入大巴窑一巷的飞利浦工作，又经常得往返与飞禽公园同一条路上的飞利浦家电厂。更没想到重返校园后的职场生涯，仍不断把我带回西部工业区，仿佛早在少年时代便与裕廊工业区缘定今生。 

1970年代的达曼裕廊。左前方为裕廊戏院，左后方已拆除的四层楼组屋，曾是昔日外地工友宿舍。（互联网）

永升路的裕廊戏院如今是24小时咖啡店，保留着SB（邵氏兄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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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茂与杜佛：见证栽培人力资源之路

山遥路远话裕廊

裕廊工业区

打通欧亚商贸经脉的先行者郑玉瓞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6年9月10日

1883年，两位来自马六甲的海峡华人企业家开启了一次非凡的远行：时年51岁的郑玉瓞（Tay Geok Teat，1832—1893）与比他年轻9岁的李清渊（1841—1911），一同前往欧洲，系统考察英国的工业城市。他们的商业眼光与开拓精神，甚至引起了伯明翰（Birmingham）与格拉斯哥（Glasgow）当地报章的注意，称二人是“最早两位以商业目的访问英国的海峡华人”。

先贤郑玉瓞在商业上成就斐然，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曾获委任为新加坡市议员。 （取自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图经作者处理）

这次航行不仅是个人事业的转折，更象征着早期南洋华商主动连通世界的雄心。约1888年，目光深远的郑玉瓞还将考察足迹延伸至中国与日本。1890年，李清渊与荷兰商人波格（T C Bogaardt）、侨领陈若锦、陈恭锡等人共同创办海峡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进军航运业，成为新加坡首家经营欧洲航线的本地航运企业。不过，郑玉瓞并未受邀加入这家新公司——个中原因，今已难考。

关于这位先驱者的记录留存不多，主要散见于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片段记载。郑玉瓞原籍福建漳州，早年南来新加坡。1863年，他与同为马六甲出生的漳州同乡谢安祥（1832—1892），来自厦门海沧的同龄人陈金殿（1832—1882）以及陈三才（Tan Sam Chie）合作，重组仓库管理及佣金代理公司 （Warehousemen and Commission Agents），创立专营欧洲进口货物的 “玉瓞公司” （Geok Teat & Co.）。

尽管该公司两年后被刘传乐（Low Tuan Locke）和杨鸿义（Yeo Hong Ghee）二人收购易名 “乐鸿义公司” （Locke Hong Ghee & Co.），继续在莱佛士坊经营，但郑玉瓞的商业韧性不减。1866年，他在附近的百得利路（Battery Road）另起炉灶，以 “郑玉瓞公司” 为名重新独资经营。

曾与孙辈组织童子乐队

除商业成就外，郑玉瓞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曾获委为新加坡市议员（Municipal Commissioner），亦是海峡殖民地协会新加坡分会的创始会员。鲜为人知的是，他生平酷爱音乐，曾与孙辈组织一支童子乐队，并亲自担任小提琴手，展现出峇峇精英生活中雅致温情的一面。

1871年，他安排17岁的独子郑金池（1854—1906）进入公司，与他一起工作，为日后接班铺路。家庭是郑玉瓞的重要支柱。1893年，妻子邱氏去世，丧偶之痛令他悲痛莫名，仿佛世界失去了重心与归宿。他辞去公职，无心事业，竟于六个月后的4月在厦门街寓所逝世，享年61岁，与亡妻合葬在亚历山大家族坟场，后来迁葬咖啡山。

郑金池继承父业，经营有方，直至1906年去世。郑玉瓞生前拥有厦门街、合乐路、珍珠山路及巴丝班让路的产业，亦是乌敏岛花岗石工程的承包商。

郑玉瓞于1893年在厦门街出殡，场面隆重。（互联网）

中峇鲁曾有条玉瓞街

郑玉瓞的贡献，曾被殖民地政府所铭记。中峇鲁区曾有一条以他命名的“玉瓞街”（Geok Teat Street），与文忠路（Boon Tiong Road）交界。然而，这条路名后来湮没无闻，这位先贤在城市地景中的印记也随之被抹去。潘醒农在1952年出版的《东南亚地名街名录》，以及黄友平在2020年出版的《新加坡地名探索》，仍记载着“玉瓞街”的存在。

中峇鲁区曾有一条以郑玉瓞命名的玉瓞街（Geok Teat Street），与文忠路（Boon Tiong Road）交界，但这条路名后来湮没无闻。（吴庆辉提供）

掩卷深思，一位在开埠初期便能洞察欧亚商机，建立进口贸易网络，参与城市治理的先驱，其功绩本应被铭记。“玉瓞街” 的消失，仿佛隐喻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

每一段被 “除名” 的道路背后，都可能是一段被简化或埋葬的开拓史。诚望日后若有类似之举，当局能慎之又慎，严格审核其人在该地的贡献与功绩，以免后人在追寻来时路时，失去这些宝贵的坐标。

晚冬的富士山

第一次看富士山，是通过一枚日本邮票。那是上世纪70年代，在住家附近的谐街（High Street），从印度布商的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邮票上的富士山白雪覆顶，山形端正宁静。那时只知道这座山在日本的某个地方，把它当成遥远世界的象征。

2007年的夏天，我在富士山周边走动两天。不寒不热的季节里，厚厚的云层始终把山的轮廓遮盖住，连一点影子也看不见。

2010年的冬天清晨，在羽田机场转机前往北海道时，在晨曦中邂逅了白雪皑皑的富士山。雪峰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光芒，山体远远地浮现在天际线上，突如其来的画面为那趟旅程润色不少。

2010年的冬天清晨，在羽田机场的晨曦中邂逅白雪皑皑的富士山。

 

在外国过年的记忆

2026年2月，这是我第三次在国外过年。前两回分别是1994年和1999年，都在伦敦。

当时在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中国留学生与教职员，多半会结伴到唐人街吃一顿“团圆饭”，以此庆祝这个没有假期的节日。1994年我与妻子在Camden Town的住所度过，1999年则是孤身一人。

这一回，农历新年在富士山周边。

若想真正看清富士山，最好在晚冬。这个时候空气干冷，天空澄澈，清空之下视野开阔，山峦的线条也格外分明。

 

山在日常之间

从箱根往富士方向驶去，一路都是山区。车窗外的天光一点点拉开，远方那座几何般对称的山影逐渐显形。

从箱根往富士方向驶去，远方那座几何般对称的山影逐渐显形。

从箱根往富士方向驶去，沿途都是富士山的山影。

开车随意拐个弯，停在路旁的 FamilyMart 或麦当劳停车场，抬头便是完整的山影。日常的街景与雪峰在同一画面里并置，显得格外自然。

途中经过Gotemba Premium Outlets。这里的低矮建筑刻意退让，空出整片天际线，让人得以一窥全貌。富士山静默的雪峰稳稳矗立在远方，仿佛一幅无需修饰的天然画卷。

在麦当劳停车场，抬头便见完整的山影。

途中经过Gotemba Premium Outlets，这里空出整片天际线，让人得以一窥富士山全貌。

 

当风景变成打卡

正因为这种“毫无遮挡”的震撼，引发了另一层现实的困扰。近年来，社交媒体上的“打卡热”让某些富士山取景点瞬间爆红。原本宁静的住宅区、便利店门口，甚至普通的十字路口，都成为蜂拥而至的摄影热点。

游客为了拍下一张“完美富士”，占据道路、堵塞车道，甚至跨越私人地界，闯入民居庭院。

在一些地方，当地居民不得不架起巨大的遮挡布或帐篷，刻意阻断视线，只为恢复原本的生活秩序。这并非针对富士山本身，而是对失控观光客的无奈回应。

风景从来无罪，但当“观看”变成侵扰，山的清明与人的喧闹，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真正值得珍惜的，并不是某个“零遮挡”的角度，而是在适当的距离与分寸之中，静静与山对望的那一刻。富士山之所以动人，并不仅因为它的名气或轮廓的完美，更因为它在时间与季节里自有节奏，并不需要时时、处处为人所拥有。

富士道 （Fujimichi）上的富士山：真正值得珍惜的，并不是某个“零遮挡”的角度，而是在适当的距离与分寸之中，静静与山对望的那一刻。

 

不留遗憾

兴之所至，我沿着富士斯巴鲁线路（Subaru Line gate）入口驱车上山。由于冬季积雪，道路湿滑，当局不让车辆上到第五站，只能在第三站停留，也算是身在此山中了。

富士斯巴鲁线路（Subaru Line gate）的富士山一角。

下榻的地方叫 Fuji Inn，就在 Mount Fuji 火车站百米之外，一不留神便会错过入口。这里是一片由集装箱改造而成的小型“营区”。每个单元都有卧房、夹层、小客厅、厨房与厕所，门外还设有露台，可以坐下来闲聊纳凉。当然，冬天的气候并不适合在那里吹冷风。

或许等到秋初，还可以旧地重游。在 Fuji Inn 烧烤、赏月。那时候的富士山，也许会含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

不过也无妨。因为最完整的富士山，我已经在这个晚冬看过，也在它的土地上走过。此生已不留遗憾。

Fuji Inn Fujiyoshida， 每个单元都有卧房、夹层、小客厅、厨房与厕所，门外还设有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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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落下的声音

万里之外：我的第一个家在伦敦 109 Camden Road

“蔡大人” 蔡嘉种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我读过不少关于新加坡开埠初年有功先贤的故事，但其中对蔡嘉种（Chua Kah Cheong，1872–1944）则少有提及，连宋旺相所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也只字未提，深感遗憾。

我搜集了有关蔡嘉种的一些资料，发现他原是一位知名的华社领袖、银行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兼慈善家，对新加坡及家乡金门均作出很大贡献。我相信他为人行事低调，故未获广泛宣传。无论如何，他的事迹应当得到后人的肯定，不应湮灭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蔡嘉种，字世谷，出生于福建金门琼林乡。他出身贫寒，少有机会入塾读书，十多岁时为人当杂役，赚取微薄收入以维持生活。他十五岁丧母，两年后父亲过世。1892年，19岁的他筹措旅费，“落番”（闽南语指下南洋）到新加坡，开始在商店打工，从杂役和学徒做起。工余时间他发愤自学，练就了扎实的文字与算术功底。他勤奋好学，受到老板赏识，被擢升为文书兼销售员。积蓄多年后，蔡嘉种在27岁时返乡娶亲。稍有成就的他，也在此时还清父债，赢得乡亲的另眼相看。

蔡嘉种  （Chua Kah Cheong 1872-1944） 。图源： 宋旺相。

 

涉足工商与金融业

返回新加坡后，他大展宏图，于1908年创办“长发号”，专营土产及咸鱼等货物，随后逐步扩大商业版图，与人合办“长生号”“广运商行”，分行远及印尼各地。他在商场崭露头角，独具慧眼，在1930年代率先发展工业，在丝丝街（38 Cecil Street）及实龙岗路上段的武吉阿兰路（Bukit Arang Road）独资创办“蔡嘉种肥皂制造公司”（Chua Kah Cheong Soap Factory Co.）。其产品不仅受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欢迎，还远销至香港及中东地区，他遂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实业家。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涉足金融业。1919年，他与邱国瓦、陈延谦、林义顺及李浚源等人联合创办华侨银行（OCB Ltd.），并出任董事。1932年，三大华商银行计划大合并，时任OCB Ltd.（华侨银行）主席的蔡嘉种，在华侨银行（OCBC）成立的非常时期，扮演了银行合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马来亚论坛》报导银行大合并。

 

主持公道，排难解纷的“蔡大人”

蔡嘉种经商致富后，对华社贡献良多，于慈善公益亦不遗余力。他大力资助贫弱，抚孤恤寡，捐出款项达数十万元。他德高望重，获得同侪及乡亲的尊敬。加上他为人守诚信、重情义，无论是家庭不和抑或商场账目纠纷，甚至私会党火并，众人皆推举他主持公道、排解纠纷、平息事端。数十年间，经他参与调解而免于因负债而破产倒闭的商号达数十家，他因此赢得了“蔡大人”的崇高尊称。

他的社会职务包括：华人参事局委员（1931－1933）、历任新加坡金门会馆总理、新加坡福建会馆董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南洋华侨中学第一届（1919年）董事、同济医院董事，以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第三届林长（1937年）。

有百年历史的吾庐俱乐部，蔡嘉种不仅深度参与，更是俱乐部的核心董事与领导先贤之一。对于俱乐部的建设与运作，他贡献很大。在1905年至2011年的历任核心领导层名单中，蔡嘉种与陈延谦、邱国瓦、黄奕住、李光前等新加坡华商巨头并列为吾庐董事会先贤。1927年，在客纳街（72 Club Street）购置永久会所时，共有33名实业家联合出资，他也是主要出资人之一，协助俱乐部摆脱早期租用会所的重重障碍，奠定如今吾庐俱乐部的永久基业。1924年闽粤发生严重水灾，他与侨领陈嘉庚（1874－1961）同受委为副会长，筹办游艺会及演剧募款，积极赈灾济困。

吾庐俱乐部赈济山东灾难捐款。

 

抗日救亡

此外，蔡嘉种与吾庐的其他社友（如陈嘉庚、陈六使）一同积极筹款，通过南侨总会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其肥皂业务被迫停产，他遂于战乱中隐退，匿居山林，以造纸维生。由于他曾参与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仍常遭日军骚扰。据当时日军对付抗日华商的一贯 “惯技”（modus operandi），相信他亦如陈延谦、林秉祥、刘牡丹、陈贵贱等人，于1944年间被捕，遭受严刑逼供，惨受虐待。其后伤重获释，返家不久即于1944年5月23日逝世，享年72岁。当时所发讣闻，不敢告知真相，只以心脏病为由搪塞。

蔡嘉种的一生，从金门贫苦少年到南洋华社领袖，从杂役学徒到银行董事，从默默无闻到赢得“蔡大人”的尊称。他身处乱世而能创业兴家，身家丰厚而能乐善好施，声望卓著而能秉公持正。这样一位先贤，不应只活在泛黄的文献里，也不应被岁月轻轻抹去。他的名字，值得后人记住；他的精神，值得后人传承。

 

参考文献

Tan, E.-L.  (1953, July). The Chinese banks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6, No. 1 (161), 124. 

Tan, E. L. (1953). Chinese ban merger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26, page 15.

Tribute to bank founders’ faith and foresight,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31, 1972.

陳秀竹，新加坡华侨蔡嘉种与“养拙楼” 2023/12/14，蔡清其俱乐部中留下了非常清晰的文书记录。

金门落番刻苦成功的故事─蔡嘉种先生事略，金门日报2012年10月22日。

江柏炜， “两座岛、一群人”，《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七卷 第二期 2015年12， 1–28页

江柏炜，“1949年以前新加坡金门会馆的跨境运作。新加坡琼林乡侨的典范：蔡嘉种 ”（转载）金门日报 2017年 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