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大人” 蔡嘉种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我读过不少关于新加坡开埠初年有功先贤的故事，但其中对蔡嘉种（Chua Kah Cheong，1872–1944）则少有提及，连宋旺相所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也只字未提，深感遗憾。

我搜集了有关蔡嘉种的一些资料，发现他原是一位知名的华社领袖、银行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兼慈善家，对新加坡及家乡金门均作出很大贡献。我相信他为人行事低调，故未获广泛宣传。无论如何，他的事迹应当得到后人的肯定，不应湮灭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蔡嘉种，字世谷，出生于福建金门琼林乡。他出身贫寒，少有机会入塾读书，十多岁时为人当杂役，赚取微薄收入以维持生活。他十五岁丧母，两年后父亲过世。1892年，19岁的他筹措旅费，“落番”（闽南语指下南洋）到新加坡，开始在商店打工，从杂役和学徒做起。工余时间他发愤自学，练就了扎实的文字与算术功底。他勤奋好学，受到老板赏识，被擢升为文书兼销售员。积蓄多年后，蔡嘉种在27岁时返乡娶亲。稍有成就的他，也在此时还清父债，赢得乡亲的另眼相看。

蔡嘉种  （Chua Kah Cheong 1872-1944） 。图源： 宋旺相。

 

涉足工商与金融业

返回新加坡后，他大展宏图，于1908年创办“长发号”，专营土产及咸鱼等货物，随后逐步扩大商业版图，与人合办“长生号”“广运商行”，分行远及印尼各地。他在商场崭露头角，独具慧眼，在1930年代率先发展工业，在丝丝街（38 Cecil Street）及实龙岗路上段的武吉阿兰路（Bukit Arang Road）独资创办“蔡嘉种肥皂制造公司”（Chua Kah Cheong Soap Factory Co.）。其产品不仅受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欢迎，还远销至香港及中东地区，他遂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实业家。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涉足金融业。1919年，他与邱国瓦、陈延谦、林义顺及李浚源等人联合创办华侨银行（OCB Ltd.），并出任董事。1932年，三大华商银行计划大合并，时任OCB Ltd.（华侨银行）主席的蔡嘉种，在华侨银行（OCBC）成立的非常时期，扮演了银行合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马来亚论坛》报导银行大合并。

 

主持公道，排难解纷的“蔡大人”

蔡嘉种经商致富后，对华社贡献良多，于慈善公益亦不遗余力。他大力资助贫弱，抚孤恤寡，捐出款项达数十万元。他德高望重，获得同侪及乡亲的尊敬。加上他为人守诚信、重情义，无论是家庭不和抑或商场账目纠纷，甚至私会党火并，众人皆推举他主持公道、排解纠纷、平息事端。数十年间，经他参与调解而免于因负债而破产倒闭的商号达数十家，他因此赢得了“蔡大人”的崇高尊称。

他的社会职务包括：华人参事局委员（1931－1933）、历任新加坡金门会馆总理、新加坡福建会馆董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南洋华侨中学第一届（1919年）董事、同济医院董事，以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第三届林长（1937年）。

有百年历史的吾庐俱乐部，蔡嘉种不仅深度参与，更是俱乐部的核心董事与领导先贤之一。对于俱乐部的建设与运作，他贡献很大。在1905年至2011年的历任核心领导层名单中，蔡嘉种与陈延谦、邱国瓦、黄奕住、李光前等新加坡华商巨头并列为吾庐董事会先贤。1927年，在客纳街（72 Club Street）购置永久会所时，共有33名实业家联合出资，他也是主要出资人之一，协助俱乐部摆脱早期租用会所的重重障碍，奠定如今吾庐俱乐部的永久基业。1924年闽粤发生严重水灾，他与侨领陈嘉庚（1874－1961）同受委为副会长，筹办游艺会及演剧募款，积极赈灾济困。

吾庐俱乐部赈济山东灾难捐款。

 

抗日救亡

此外，蔡嘉种与吾庐的其他社友（如陈嘉庚、陈六使）一同积极筹款，通过南侨总会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其肥皂业务被迫停产，他遂于战乱中隐退，匿居山林，以造纸维生。由于他曾参与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仍常遭日军骚扰。据当时日军对付抗日华商的一贯 “惯技”（modus operandi），相信他亦如陈延谦、林秉祥、刘牡丹、陈贵贱等人，于1944年间被捕，遭受严刑逼供，惨受虐待。其后伤重获释，返家不久即于1944年5月23日逝世，享年72岁。当时所发讣闻，不敢告知真相，只以心脏病为由搪塞。

蔡嘉种的一生，从金门贫苦少年到南洋华社领袖，从杂役学徒到银行董事，从默默无闻到赢得“蔡大人”的尊称。他身处乱世而能创业兴家，身家丰厚而能乐善好施，声望卓著而能秉公持正。这样一位先贤，不应只活在泛黄的文献里，也不应被岁月轻轻抹去。他的名字，值得后人记住；他的精神，值得后人传承。

 

参考文献

Tan, E.-L.  (1953, July). The Chinese banks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6, No. 1 (161), 124. 

Tan, E. L. (1953). Chinese ban merger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26, page 15.

Tribute to bank founders’ faith and foresight,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31, 1972.

陳秀竹，新加坡华侨蔡嘉种与“养拙楼” 2023/12/14，蔡清其俱乐部中留下了非常清晰的文书记录。

金门落番刻苦成功的故事─蔡嘉种先生事略，金门日报2012年10月22日。

江柏炜， “两座岛、一群人”，《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七卷 第二期 2015年12， 1–28页

江柏炜，“1949年以前新加坡金门会馆的跨境运作。新加坡琼林乡侨的典范：蔡嘉种 ”（转载）金门日报 2017年 1月10日。

 

芙蓉小城的时间囊 泰和堂民俗文化馆

2019年创办的泰和堂民俗文化馆，坐落在芙蓉马厘街一间两层楼的老店屋里。2022年9月，马来西亚冠病疫情已解封几个月。我们一行人从新加坡北上吉打，先在花城芙蓉逗留两天，出席当地举办的全国华人文化节活动，顺道走访芙蓉文化街一带的这间文化馆，由馆长黄永康亲自导览两个小时。

踏入馆内，第一站是走进半掩的卷帘门后，在两排老电影院座椅上看电影。黄永康亲自操作放映机，先播广告，再放映一小段旧电影。昏黄灯光下，胶卷转动的声响与旧时代的空气一起缓缓浮现。

排排坐，看电影。

馆内还有一辆绿色的古董Morris汽车，经他亲手维修后重新“复活”。引擎发动时，车灯亮起，喇叭鸣响，排出的废气在狭小空间里慢慢散开，让人仿佛置身旧日街头。

黄永康启动Morris古董车。

 

一座活着的民间记忆库

文化馆与新加坡一些收购旧物的“古董店”有些相似，但这里更像一座活着的民间记忆库。古老却依然能够运作的电影放映机、打金机器、留声机、唱片机、勘测仪、缝衣机、冰淇淋三轮车、手绘电影海报、理发店旋转椅……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某个行业、某段岁月的痕迹。

这些收藏，全是黄永康一手建立起来的心血。

他察觉到，熟悉的芙蓉正在一点一点失去旧行业遗物，于是开始主动与业主接触。小镇不大，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后来一些业主主动上门，把多年珍藏交到他手中，希望由他让更多人认识这块土地曾经拥有的工艺与生活文化。而这些物件，全都是他自己花钱收购回来的。

泰和堂老招牌。

 

百年招牌“泰和堂”

上世纪40年代，马厘街曾有好几间药材店，泰和堂便是其中之一。后来时代变迁，这栋店屋先后变成饼家、咖啡店与杂饭店。虽然经营行业不断更替，“泰和堂”这个招牌却始终未曾被随意改动。因此，黄永康决定保留这个名字，以示对这间百年老店的尊重，并以“泰和堂”命名自己创办的民俗文化馆。

50多岁的黄永康，在芙蓉土生土长。他就在这间充满怀旧气息的老店铺里，把自己收集的旧物以及背后的行业故事，变成一场场口述导览。

联想起新加坡已经消失的生活，芙蓉那些平凡的市井日常，与旧时新加坡有许多相似之处。让我钦佩的是黄永康为了守护地方文化而坚持下去的毅力。

泰和堂展览厅。

 

一个人的修复工程

黄永康原本是一名汽车维修技工，年轻时做过许多行业，也曾因债务问题陷入人生低谷，后来在华济公会协助下租下这栋百年老店。最初他只是为了生活而租下泰和堂，然而多年累积的维修与实作手艺，却逐渐成为他的优势。馆里的维修、整理与复原，大多不假手他人，由他亲自完成，让一件件“破烂”重新拥有生命。

独自承担这一切，无论人力还是财力，都绝非易事。而支撑他一路走下去的动力，是对已故妻子的承诺。

 

孤独的守护者

他说，希望吸引更多在地人前来参观。然而现实中，访客反而多是来自外地，尤其是其他州属与新加坡的游客。文化馆收费每人15令吉，本地人的反应常是：“不是免费参观的吗？”外地游客却往往觉得：“15令吉很值得。”

泰和堂的“美发店”。

这样的反应相当正常。走过不少城市后，发现真正走进这些地方文化馆的人，往往不是当地居民。也许在地人觉得自己早已熟悉这些日常，甚至习以为常；反而是旅人的眼睛，更容易在寻常事物里，看见新鲜感与时代留下的纹理。

文化，本来就是一条漫长而孤独的路。

黄永康就这样一个人默默走着。也许有些使命，终究只能由某些特定的人来完成。或许对一座逐渐老去的小城而言，黄永康本身已经成为芙蓉最真实的特色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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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话七月歌台

七月流火，又是中元节与盂兰盆节时。

新加坡的中元节活动从七月初一开始，到七月卅日结束。严格地说，中元节与盂兰盆节都落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它们经常被合称或混淆，实际上两者的宗教来源与核心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中元节源自中国本土的道教与上古祭祖习俗。道教认为七月十五是地官大帝的圣诞（地官诞）。地官在这一天考察人间善恶并赦免亡者的罪孽。因此，民间结合祭祖、秋尝和普渡无主孤魂的习俗。

盂兰盆节源于古印度的佛教经典《盂兰盆经》。其核心故事是佛陀弟子目连救母的孝道传说。佛教徒通过办盂兰盆斋和供养僧众，为祖先积功德并救度饿鬼道众生。

随着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长期交融，七月十五逐渐演变成俗称的“鬼节”或“七月半”，两者的仪式与活动已相融，分不清彼此。

歌台的演变

1980年代初，我搬到梧槽河畔居住的那几年，每年七月都有商家赞助歌台，街坊将茂德路（Maude Road）一带和组屋底层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还没有晚上十点半停止噪音的限制，街坊都乐在其中，歌台往往演到午夜才喊停。

90年代中，我住家附近的淡滨尼坊（Tampines Mart）在庆赞中元时也搭起歌台，不过走的是比较雅致的路线，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珊瑚颂》《草原之夜》《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歌曲。两年后，淡滨尼坊歌台回归通俗，以福建歌和黄色笑话娱乐大众，现场也开始出现人潮。

经历过一段萧条期后，2007年的电影《881》重新激活歌台文化。此后，七月歌台几乎排满整个月，甚至到了农历八月还在继续。冠病疫情前的黄金时期，全岛一年有超过300场由现场乐队伴奏的高规格歌台。疫情改变了中元会与歌台生态，数量一路锐减，如今高规格的七月歌台已经跌至少过100台。

2023年，疫情后淡滨尼新兴港洪仙大帝复办中元会，由于疫情期间收不到账，加上后继无人，因此复办的中元会也是最后一届中元会。

 

星马艺人歌台中元会

2026年农历七月初三，我在乌美工业区观赏《星马艺人歌台中元会》，这是我今年出席的第一场歌台秀。这类大型歌台，往往汇聚超过20位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艺人，资深歌手与新生代歌手同台，展开一场马拉松式接力演唱。

台上的歌手都具备一定实力，包括陈杰乐、陈玥含、鲜红、悦芊菱、洪乙萍、快乐姐妹、林姿逸、杜恩慧、黄碧华、王伟良、刘玲玲、袁瑾等。

曾因丹戎巴葛致命车祸而不顾一切奔向火海、抢救男友并严重烧伤的“空姐歌手”胡秀惠，近5年后重返歌台。尽管网络上曾出现少数刻薄的恶评，揶揄她“疤痕脸”、“不敢以真面目见人”，当晚她依然重拾自信，戴着口罩登台，献唱《踏浪》和《爱情一阵风》。

胡秀惠重拾自信，戴着口罩登台，献唱《踏浪》和《爱情一阵风》。

胡秀惠落力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支持，也被网民和媒体赞为全场“最有勇气”的表现。胡秀惠表示，负面声音只是少数，大部分观众都留下暖心留言；亲人、朋友以及观众的陪伴和鼓励，给了她继续站上舞台的勇气。已故男友的父母也特地到场为她加油打气，更令她深受感动。

中三女生咏恩是全场年龄最小的歌手，但台风稳健，毫不怯场。她献唱曲风轻快、洋溢青春活力的《心花开》，以及考验唱功的抒情慢歌《泪海》，表现都相当亮眼。为了不耽误学业，她只参与三天演出。

咏恩自小接触歌台，深受陈晓欣和李佩芬启发，五岁就尝试登台演唱，11岁向歌台前辈林诗玲学唱歌，专唱福建歌。这样的新生代歌手，或许是歌台未来的一线希望。

中三女生咏恩是全场年龄最小的歌手，但台风稳健，毫不怯场。

悦芊菱是位深受欢迎的歌台歌手。

一般的中元会歌台，歌手必须撑场，唱三首歌，还要讲上不少话，为的是等下一位跑台的歌手。相比之下，《星马艺人歌台中元会》的歌手每人只唱两首歌，话也不多，节奏明显更紧凑。

据知，一般的中元会歌台由商家出资聘请台主（筹办商），台主再根据市场行情付费邀请歌手登台演出。《星马艺人歌台中元会》（1969年成立）则是歌台圈同行自己的活动，由歌台业者、艺人、司仪、乐队、音响灯光等圈内人共同主办。

在神明面前“掷杯”，被选中登台的歌手不领片酬，纯粹为了答谢神明和“好兄弟”而义演，同时也祈求整个行业跑歌台顺利。这种带有行业共同体色彩的做法，也是歌台文化特殊的一面。

 

准证要求与近期政策

外国艺人在新加坡表演，必须持有效的“表演艺人工作准证”（Work Permit for Performing Artistes，俗称歌星准证）。合法公共娱乐业者，例如酒吧、酒廊、夜总会、私人俱乐部等，可以聘请持歌星准证的外国艺人，在相关场所演出，最长6个月。

不过，人力部（MOM）已于2026年6月1日起停止接受新的歌星准证申请，原因是一些实际上并未经营业务的娱乐场所，通过申请歌星准证聘请人员，再将这些“艺人”偷龙转凤，转派到其他地方工作。

新加坡的歌台向来不乏马来西亚艺人，也曾有过马来西亚艺人以“黑工”方式演出，或仅抱着拿红包的心态前来表演，最终被拒绝入境。

取消歌星准证，会不会进一步影响本地七月歌台？在新的条例下，他们可以通过“工作准证豁免”（Work Pass Exempt）来表演，不过只适用于政府部门与法定机构支持的活动，以及在公共演出场地举办的活动。

这些政策变化，对一个本来就面对成本、观众和人才问题的行业来说，无疑增加新的挑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新政策对于打击非法业者与保护本地艺人，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歌台的现状

新加坡的歌台文化比传统街戏展现出更顽强的生命力，但面对时代变迁，它同样面临告别黄金时期的无奈现实。

歌台能够长期吸引观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没有传统戏曲那么严格的剧种和形式限制。传统街戏受限于较深奥的方言唱腔和历史剧本，年轻一代往往难以听懂；歌台则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娱乐口味。

歌台不只是唱歌，还有由司仪带动的“脱口秀”，紧跟当下的本地时事、政策和八卦新闻，以幽默、粗俗却接地气的方言与台下即兴互动。这种充满现场感的“综艺”形式，是传统街戏较难提供的。

可是，歌台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整体大环境，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它之所以“无法回头”，主要体现在核心观众群的自然老化。

歌台最忠实的支持者，依然是年纪较大的“老人家”。

歌台最忠实的支持者，依然是年纪较大的“老人家”。虽然偶尔有像中三女生咏恩这样的新生代加入，但整体而言，年轻人的娱乐选择太多，很难让他们在炎热的组屋楼下或工业区停车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更现实的是，年轻人的第一语言普遍是英语，日常华语交流已属不易，更别说完全听懂并领会歌台司仪那些精妙的方言笑料。方言听众越来越少，当方言的根逐渐松动，歌台也难免失去一部分灵魂。

歌台的魅力还有一部分来自“黄腔”。可是，在现代社会的规范下，歌台需要更加符合“阖家共赏”的标准。文明了，却也让一些老观众觉得少了当年的“野性”和草根味。

近年来，一些小型企业的老板在自己的厂址办中元会来宴请员工，安排花车歌台来助庆。七月十七日晚，我在淡滨尼93街的小型工业区看了一场花车歌台的表演。花车歌台没有台也没有现场乐队，歌手站在花车上或路上，由一名键盘手伴奏，或者以卡拉OK伴唱。相比之下，花车歌台的消费节约得多。

这或许就是歌台今天最矛盾的地方：为了延续，它必须改变；改变之后，却又可能失去部分最原始的味道。

我相信，新加坡歌台已经逐渐转型为一种带有强烈本地色彩的“活体文化遗产”，短期内不会消失。不过，它很难再回到当年全岛疯狂、艺人一晚连跑十几台的黄金年华。

淡滨尼93街小型工业区的莊建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举办中元会并宴请员工。

淡滨尼93街小型工业区的莊建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举办中元会，安排花车歌台来助庆。

附注（2026年9月13日）

根据《新明日报》（2026年9月12日），2026年全岛有80多场七月歌台，创近年新低；其中后港、裕廊东和裕廊西属于老区，居民仍然热衷于维持传统，台数逾3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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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歌台

对比槟城与新加坡的七月歌台

糖王黄仲涵：刻在新加坡记忆中的时代印迹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我第一次知道“黄仲涵”这个名字，是在1960年。那年，我被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录取，新生入学仪式就在武吉知马路的黄仲涵礼堂（Oei Tiong Ham Hall）举行。彼时年少，我只当这是一座寻常建筑的名字；多年后方知，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时代刻在新加坡记忆中的深深印迹。

后来知道，黄仲涵（1866–1924）乃20世纪初东南亚声名显赫的华商领袖。他生于印尼三宝垄（Semarang），祖籍福建同安。其父自家乡移民印尼，创立“建源栈”商行，经营中国与印尼的土产贸易，并获鸦片承包税饷，由此发家，广置甘蔗园。黄仲涵随父习商，青出于蓝，将父业发扬光大，终成黄仲涵财团（Oei Tiong Ham Concern）。至20世纪20年代初，该财团所产蔗糖远销全球。他引入现代化制糖技术，掌控糖产业链，被誉为“印尼糖王”或“爪哇糖王”。除糖厂与种植园外，其业务亦拓展至运输、银行及贸易等领域，呈现多元化格局，商业版图盛极一时。

黄仲涵与七夫人何金华Lily Ho（AI修复）。

 

移居新加坡

1914年，因不堪荷兰殖民地政府的税务及继承法重压，黄仲涵选择移居新加坡，并于新加坡设立分行——建源公司（Kian Gwan），以此为营运中心，将其庞大的多元化跨国业务（涵盖糖业、橡胶、木薯及典当业）推向全球，使新加坡成为其跨国总部。对于新加坡早期的商业、航运业及金融业的发展，黄仲涵贡献良多。

早在1912年，他便收购了在新加坡注册、由闽商周润亨（Chew Joon Hiang）创办的“协荣茂轮船公司”（Heap Eng Moh Steamship Company），组建现代化船队，拓展区域航运，极大地促进了新加坡与印尼间的海上贸易。两年后，李云龙（李光耀之祖父）出任该公司经理；其后，黄仲涵再斥资全面收购陈金殿父子轮船公司（Tan Kim Tian and Son Steamship Company），进一步扩大其商业帝国。此外，1919年，他与邱国瓦、陈延谦、黄奕住、林文庆等人共同发起创办华桥银行（OCB， Overseas Chinese Bank），该行后于1932年并入如今的华侨银行（OCBC）。

 

资助中英文教育与医疗慈善事业

黄仲涵对新加坡中英文教育与医疗慈善事业功不可没。1919年，他慨捐15万叻元予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新加坡马大前身），用于兴建中央行政大楼。该楼遂以其名命之，称 “黄仲涵大楼”（Oei Tiong Ham Building）。1942年新加坡沦陷时，此楼曾被日军征用为军事指挥中心；现今它坐落于国大（NUS）武吉知马校区，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所在地。此外，他亦多次捐赠圣若瑟书院，该校址现为新加坡美术馆，已于1992年被列为国家古迹。

作者与女友冯焕好（现在的老伴）摄于新加坡大学（现在黄仲涵大楼）。1965年。

圣若瑟书院，该校址现为新加坡美术馆。图源：李国樑

1919年，新加坡华侨中学（The Chinese High School）创办之初，黄仲涵即捐献10万叻元作为首期建筑费。校内钟楼于1925年落成，其中的礼堂被命名为“黄仲涵纪念堂”。日据时期，该钟楼亦遭日军占用，楼内大钟曾毁，直至1974年方完全修复。1999年，该钟楼被列为国家古迹。

华侨中学钟楼的大钟。

此外，黄仲涵出资购置亚米尼亚街（Armenian Street）地皮，为道南学校（Tao Nan School）兴建校舍。道南学校在此办学七十载（1912-1982），该建筑后于1998年被列为国家古迹，现改装为土生文化馆（Peranakan Museum），而道南学校则于1982年迁往马林百列继续教学。在医疗领域，黄仲涵长期资助圣安德烈医务团（St Andrew's Medical Mission）等慈善机构。

新加坡土生文化馆 （前道南学校） 图源：李国樑

 

离世后财团没落

1924年，黄仲涵在新加坡猝然辞世。其讣告由李浚源、薛武院、殷雪村、林秉祥、薛中华、陈延谦、丘国瓦等16位华社显要联名刊于本地报章，足见其在华人社群中之崇高地位（一个月后，李浚源亦遽然离世）。黄仲涵遗下妻妾逾八位，子女廿六人（十三子、十三女）。值得一提的是，他生前曾捐款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护法运动”，获颁一、二等爱国勋章。

黄仲涵谢世后，其庞大的财团逐步走向没落，究其原因，主要为家族内耗与印尼政局变迁所致。遗嘱分配不均，引发继承人诉诸公堂；其本人多国国籍身份，更令遗产纠纷错综复杂。巨额诉讼与内耗严重削弱了家族凝聚力。遗嘱指定由年方25岁与19岁的四子黄宗宣（1899-1944）及黄宗孝（Oei Tjong Hauw， 1905-1950）主持建源公司，亦引发掌权之争。被寄予厚望的接班人黄宗宣在公司陷入困境时选择退出，而另一核心掌舵人黄宗孝又于1950年因心脏病英年早逝，对家族企业可谓致命重创。后继乏人，加之需缴纳巨额遗产税，荷印政府苛捐勒索，世界经济危机与二战烽火接踵而至，导致企业严重亏损。最终，建源于1961年被印尼政府以“偷漏重税”、“经济犯罪”之名强行接管，全部资产遭没收，百年基业就此落幕，令人唏嘘。

 

参考文献

Lee, Hwee Hoon, “Oei Tiong Ham” Singapore Infopedia.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5.

Song OS.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Press 1984) page 353.

Kunio. Oei Tiong Ham Concern page 19-20, 28, 150, 152.

Wellington Koo (Madam). No Feast Lasts Forever, Quadrangle New York 1975.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中文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

郑国钧，“黄仲涵及其家族企业的兴衰”《国际日报》2011 24, 26, 27。

《同安县志》“第一章 人物传 黄仲涵”，福建省情资料库。  

何乃强，“牡丹楼与陈金殿”，《源》第156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