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13, 2026

兴都教的蹈火节 Firewalking

您有浴火重生的胆量吗?

2025年的蹈火节(Theemithi,firewalking),牛车水的马里安曼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迎来的信徒当中,年轻人比往年增加约15%。对于宗教和庙宇来说,这是个值得鼓舞的数字。

按照近来的每年约2万多新公民与3万多新永久居民看来,每年应该有5000多新印度移民成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参与蹈火节的年轻人有所增加,或许与印度新移民成正比。

大坡的马里安曼兴都庙人气旺盛,吸引许多观光客。

 

赴汤蹈火

蹈火节是马里安曼兴都庙的主要常年庆典,通常在10月至11月间,屠妖节一个星期前的星期日举行。

蹈火象征对朵帕蒂(Draupadi)和悉多(Sita)女神的尊崇。

蹈火象征对朵帕蒂(Draupadi)和悉多(Sita)女神的尊崇。她们是记录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里的女神,为了证明自己的贞洁,不惜忍受着火烧肉体的痛苦。她们就像浴火的凤凰,在火焰中走出来,仍然娇嫩如花,毛发无损。

节日当天清晨时分,主祭司主持仪式,使用从朵帕蒂(Draupadi)神龛取来的苦楝叶,象征性地点燃火炭堆;接着下来,现场有一群志愿者协助搭建火坑,到中午时分,熊熊烈火便焚烧起来。

志愿者协助搭建火坑,到中午时分,熊熊烈火便焚烧起来。

多年来,火坑的长度不断调整,如今长约18英尺(5.5米),象征记载在《摩诃婆罗多》的一场18天战役(Kurukshetra War )。

当天傍晚,在主祭司的带领下,约4000名男性兴都教徒,从实龙岗路的实里尼维沙伯鲁玛庙(SriSrinivasa Perumal Temple)启程,步行4公里到马里安曼兴都庙。

祈祷完毕后,主祭司率先走过炙热的火坑,蹈火正式开始。信徒手握着楝叶,赤脚快步踩过火炭堆。避免受伤的秘诀是脚步大而快,全程不要超过三秒。“火上飞”般跑过火坑之后,把双脚浸泡在鲜奶中降温。

这些仪式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有些变得更为繁复,另一些则已不再举行。我的青少年时期,还有宰杀山羊和鞭打信徒的习俗,如今已被摒弃。

从前的蹈火节。图源:Th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 2021.

 

从不分性别到限定男性

新加坡的蹈火节由19世纪中叶沿袭至今,已超过150年,主要由南印度信徒,尤其是淡米尔人举行。尽管这是兴都教仪式,但其他种族、宗教和国籍的男性也曾参与其中。

蹈火节与大坡的玛丽安曼庙紧密相连,但在19世纪的部分时期,蹈火仪式曾在小坡的雅柏街(Albert Steet)举行。虽然如今走火坑是男性专属活动,19世纪时女性同样参与,直至20世纪初。可能这是因为1893年有一名女信徒蹈火时在火坑跌倒受伤,日后禁止女性参与,只能作为观众隔岸观火。[1]

 

约1890年的马里安曼兴都庙:19世纪已经有蹈火节的习俗。图源:互联网。

三个月前开始准备

蹈火节的准备工作早在三个月前举行。首项仪式是在女神朵帕蒂神龛前举行升旗典礼,旗帜绘上哈努曼神像,信众相信他有与天上诸大神通灵的功能,将守护神庙直至节庆结束。自当晚起,祭司们每晚在寺内诵读《摩诃婆罗多》,直至节庆落幕。

接下来的数周内,将为多位兴都教神祇举行系列祭祀仪式,其中包括向主神玛丽安曼女神供奉。

举行蹈火节期间,信徒纷纷来到马里安曼兴都庙向神灵膜拜祈福。

蹈火节前两三个星期,信徒必须茹素和遵守戒律。有些信徒甚至每天只用一餐,席地而安。庙宇的负责人解释,蹈火时受伤并不表示信徒不虔诚或做了对不起伴侣的事,而是神明赐福,为他们挡灾。套句老话,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印度有超过90%国民信奉兴都教,就宗教信仰而言,女性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毕竟宗教与传统文化还是有一段距离,虽然印度早已有一套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但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妇女依旧受到歧视,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其路何其漫漫。


[1]Nalina Gopal, Theemithi: A Look at the Full Cycle of Rituals Behind the Festival of Firewalking, biblioasia Volume 18, Oct-De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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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06, 2026

广州地铁:从人潮汹涌到技术结盟 ——11年后的再观察 Guangzhou Metro

近日到广东,在佛山祖庙附近住了几天,地铁成为往返广州和顺德的交通工具。2026年6月,佛山地铁3号线全线贯通,串联南海、禅城和顺德,进一步完善广佛两地的轨道交通网络,出行比之前方便多了。

2026年6月,佛山地铁3号线全线贯通,串联南海、禅城和顺德。

乘车也很简单。我在支付宝(Alipay)的交通服务栏选择广州,开通当地地铁乘车码,进出闸门只需扫描一下,不需要另外购票。

这让我想起2015年9月第一次认真体验广州地铁的情景。当时我在广州逗留一个星期,尽量以地铁代步。随后写了一篇《广州地铁》,记录当时的观察。

2015年,广州地铁日均客流超过650万人次。11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增至931万人次;2025年12月31日更创下单日1409.3万人次的纪录。客流增加了,线路延伸了,广州地铁也从一个值得外地乘客借鉴的交通系统,成为可以向国际同行输出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运营者。

顺德大良钟楼站出口约300米,便是顺德名胜清晖园,沿途的当地手信“嫁女饼”带来喜气。

 

从人潮汹涌到高效运营

2015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潮。当时不少线路每隔一至三分钟便有一趟列车,串联广州各个城区,并延伸至佛山。几乎没有所谓的非繁忙时段,车厢内经常挤满乘客,站着乘车是家常便饭。

我也记录了一些车厢内的众生相:广州地铁以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广播;乘客会自动让位给抱着小孩的乘客和年长者;年轻人则大多低头看手机。有一回,我把座位让给一位96岁的老妇人,她笑着以粤语道谢,还告诉我年轻时曾是一名游击队员。这段地铁上的偶遇,至今仍留在记忆中。如今在车厢内,年轻人与老人家抢位相当普遍。

当时负责运营的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拥有超过一万名员工,强调大家秉持“全程为你”的服务精神。地铁发生故障时,管理层及时向乘客解释,承认不足并道歉。

如今再看,这些观察仍有意义。地铁的可靠性不只是列车、信号和轨道设备的问题,也包括管理人员如何应对事故、如何与乘客沟通,以及如何在庞大客流下维持日常运作。

广州地铁的规模更是今非昔比。截至2025年底,地铁运营里程达到约780公里,日均客运量逾930万人次。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布的2025年度服务质量评价显示,列车运行图兑现率和正点率均达到99.9%以上,显示其在高客流压力下仍能维持相当稳定的运营表现。

大客流本身就是一项严峻考验。列车班次、车站调度、设备维护和突发事故处理,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大批乘客。广州地铁长期在这种高强度环境下运作,所累积的经验,正是它今天受到国际同行关注的重要基础。

地铁站的指示清楚,上错车的可能性不大。

 

从地铁运营到多元经营

2015年,我也曾讨论广州地铁的财务管理。当时了解到,地铁日常运营以维持收支平衡为目标,政府通过票价优惠补贴,物业开发、广告、通信业务以及向其他城市提供设计、咨询和培训服务,构成地铁集团多元经营的重要部分。

11年后的今天,这种经营模式仍值得观察。广州地铁集团的经营收入并不只是来自地铁票务。物业开发、商业资源经营,以及向其他城市提供轨道交通设计、咨询和培训等服务,都是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通过地铁沿线及车站周边的土地和物业开发,形成交通与商业相互带动的发展模式。

据中诚信国际2025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24年广州地铁集团营业总收入约230亿元,其中地铁运营收入约77亿元,物业开发收入约98亿元,行业对外服务收入约43亿元,这些数字反映出地铁集团多元经营的规模。由此可见,广州地铁的经营模式并非单纯依靠票务收入,而是通过多元业务支撑庞大的轨道交通体系。

新加坡则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新轨道融资框架(New Rail Financing Framework,简称NRFF),铁路运营资产由陆路交通管理局(LTA)拥有,政府负责资产扩充、更新和提升,运营商则专注于列车运营和日常维护。

两地的财务结构和经营模式不同,不能简单比较谁的成本较低或谁的经营效率较高。不过,广州地铁的多元经营与新加坡的资产管理制度,确实提供了两种值得参考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

 

从借鉴到合作:新加坡向广州取经

新加坡地铁并非没有经历过挫折,2010年代故障频繁。2015年7月,南北线和东西线同时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约2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这次事故促使新加坡重新检讨铁路供电系统的安全与维护。2017年10月,碧山(Bishan)与布莱德(Bradell)站之间的隧道发生严重积水事故,调查发现集水井维护不当,淤泥和杂物影响抽水设备运作;同年11月,裕群(Joo Koon)站又发生列车追尾事件。这些事故促使当局重新检视铁路维护制度、工程管理和安全文化。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持续以平均故障间隔行驶公里数(Mean Kilometres Between Failure,简称MKBF)作为衡量铁路可靠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计算列车平均行驶多少公里才会发生一次超过五分钟的延误。

近年来,新加坡也不断提升铁路可靠性。广州地铁与新加坡地铁虽然规模和制度不同,但同样面对高密度城市交通的挑战。两地的合作因此结合了技术采购与运营经验的交流。

2026年6月3日,SMRT与广州地铁签署谅解备忘录及合作协议,并在碧山车厂成立“SMRT—广州地铁轨道交通创新联合实验室”。8月,SMRT进一步宣布,双方将携手竞标新加坡跨岛线(Cross Island Line,简称CRL)的经营权。

这项合作主要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一、刚性导电轨的运营与维护

跨岛线将采用刚性架空导电轨(Overhead Conductor Rail)供电系统。与传统悬挂式架空电线不同,刚性导电轨安装在隧道顶部附近,列车通过车顶集电弓取电。这种设计所需的安装高度较低,较适合空间有限的地下隧道,也有助于提高供电系统的可靠性。

新加坡现有地铁线路大多采用轨道旁的第三轨供电,东北线延长段则已采用刚性导电轨系统。广州地铁拥有相关系统的运营和隧道维护经验,可以为跨岛线提供更多实际操作方面的参考。

二、数字化运维与穗腾OS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合作涉及硬件、铁路系统的软件与数字化管理。

2013年,广州地铁的一台诊断电脑(diagnostic computer)发生故障。该设备价值数万元人民币。更换报价为100万元。该设备内置的软件用于检测21列列车的车载信号系统。当时,供应商通常只将设备及其软件作为捆绑套餐出售。

这“惨痛的经验”促使广州地铁自主研发“穗腾OS”(Suiteng OS),于2019年投入使用。这是一套可以持续升级的轨道交通操作系统。它尝试改变传统铁路设备软硬件高度捆绑的模式,为不同设备和系统之间的连接、升级及维护提供更开放的平台。

SMRT与广州地铁成立联合实验室后,穗腾OS已在新加坡进行适配和测试。这种合作有助于双方探索更灵活的设备管理和维护方式,为减少对封闭式供应商系统的依赖提供另一种选择。

三、从乘车支付到数字化服务

这次到广州,我使用支付宝乘车码进出地铁闸门。相比2015年,今天的电子支付和乘车码已经更加普及,乘客不必再花时间购票或排队充值。

新加坡近年来也逐步推动公共交通电子化,SimplyGo的推行曾引起乘客对支付方式和资讯显示的讨论,当局“紧急刹车”舒缓民怨。广州地铁在乘车码、移动支付和闸门通行方面的经验,值得新加坡参考。

不过,两地的票务制度和支付环境不同,技术交流的重点不应只是照搬某一种支付方式,而是如何在方便乘客、提高闸门效率和保障支付可靠性之间取得平衡。

四、从行业元老到技术顾问

这次合作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蔡昌俊。

蔡昌俊在广州地铁服务约30年,曾任运营部门总经理,退休前担任广州地铁副总经理,参与了广州地铁多个重要发展阶段。退休后,他受邀加入SMRT技术顾问团,同时也是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独立顾问团的成员之一。

他既参与过铁路资产建设,也长期负责实际运营与维护,对铁路系统从建设、投入运营到后期维护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有深入认识。这种横跨建设与运营的专业视角,有助于新加坡从整个铁路资产生命周期的角度,重新检视设备维护、系统更新和运营效率。

蔡昌俊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庆幸能够参与广州地铁这场如此宏大的铁路建设浪潮,如今这套系统正服务于广州近2000万居民。广州地铁每年运送旅客33亿人次。让市民感受到地铁的可靠性,并使其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值得自豪的。

事实上,双方的技术交流早已有之。2000年代初,蔡昌俊曾到新加坡考察武吉班让轻轨,学习自动化轻轨系统的运营经验。当时广州正研究建设类似系统,新加坡在列车经过住宅区时自动调暗车窗,以及车站自助服务设施等设计,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如今,他来到新加坡担任铁路顾问,双方的角色虽然有所变化,但互相学习的精神并没有改变。

 

从技术引进到经验共享

2015年,我以一名外地乘客的身份,在广州地铁车厢内观察熙攘的人群,觉得这个交通系统有值得新加坡借鉴之处。11年后,广州地铁的技术人员来到新加坡,参与铁路系统的咨询、研发与合作。

城市地铁不仅是钢铁、列车和隧道的组合,更是城市管理能力、技术发展和公共服务文化的缩影。广州地铁的发展,不仅令人刮目相看,也让人看到城市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可能。

顺便一提,在广州,凭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卡(65岁以上)可免费乘坐地铁、巴士和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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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03, 2026

从鸦片饷码到侨领:殖民时代华人精英的双面人生

作者:何乃强


19世纪新加坡开埠后,出现一个奇特现象:英国与荷兰殖民地政府虽拥有大量鸦片,却不善于销售经营,对向流动华工群体征税尤感棘手。于是通过公开招标,将鸦片、赌博、酒类、典当等销售税项目承包给私人经营者。 

包装鸦片。1941年。图源:互联网

饷码制度:殖民地政府的税收工具

承包者以预先缴纳定额税金为前提,获得特定区域征税权后,再向流动劳工征税。这套制度称为饷码制度(revenue farming),鸦片饷码商则称 opium farmer。随着行政能力强化,该制度在20世纪初逐渐被直接税制取代。它虽已消亡,却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华人社群与殖民地财政体系的互动关系:既强化了殖民地统治的经济基础,又塑造了华人商帮的跨国经营网络。鼎盛期涵盖鸦片专卖(占殖民地收入约40%)、赌博税、酒税、典当税四大领域,形成复合型税收体系。1885至1895年间,华人精英主导的承包体系占马来亚饷码80%以上,主要由福建、广东籍商人承包。非华人如阿拉伯人、印度人、犹太人、波斯人等,因在劳工供应上不占优势,并非华人的竞争对手。

鸦片烟间。1941年。图源:互联网

 

饷码大王群像:谁直接投标,谁背后获利

除了垄断新加坡和马来亚鸦片、酒精、赌博和典当业的陈成保、章芳琳和陈旭年组成的“大集团”(The Great Syndicate),新马各地还有不少“饷码大王”,陆佑、戴河水、陈金钟等皆是佼佼者。陈金钟早在1874年拉律战争爆发前,就与妹婿李清池在霹雳河流域向统治者拉惹阿都拉承包当地饷码。

胡亚基的“黄埔公司”不仅做海关补给,也曾与潮州帮、福建帮联合竞标新加坡的烈酒与鸦片饷码。他是第一代买办,靠给洋行做通事、修船、卖军火起家,不靠饷码。殖民地记录里他没直接投标鸦片,但他1850年代在巴刹板尾建别墅、开辟花园,那块地和钱,间接都来自当时鸦片支撑起来的新加坡港贸易。他是“不碰饷码但吃饷码红利”的人。

矿业巨子余东旋为了保护矿场内成千上万华工的鸦片供应,后期拥有鸦片饷码股份。他自辩作为领袖甲必丹,不投标会显得对殖民地政府不忠。他又是霹雳反鸦片协会副会长,1906年还搞禁鸦片运动,在自己的余仁生药铺免费发戒鸦片药“Selangor Cure”。当时很多大亨都这样一边卖一边禁,说是“抬高鸦片价格,让穷人抽不起。”

二战前合法零售鸦片。图源:互联网

至于佘有进,因与小舅子鸦片商陈成保的关系,虽以种植胡椒和甘蜜起家并奠定家族基业,自己并未去投标,但整个家族生意网就是靠鸦片撑起来的。佘有进把陈成保带大,陈成保长大后成为新加坡最大的鸦片饷主。佘有进1864年退休后,在新加坡的商行便交给陈成保管理。两人在粤海清庙后面一起经营义安公司。当时种植园的苦力要抽鸦片,甘蜜园主本身就是鸦片的大客户和分销点。佘有进的种植园那么大,不可能完全不沾边,况且,他的第三子松城(Seah Song Seah 1857-1910)也是烟酒饷码商合伙人。只是他不亲自去和福建帮的章芳琳竞标那个“大牌”。严格说:戴河水、章芳琳、陈成保才是直接下场投标、交租金给政府的“饷码主”;佘有进则是在背后供货、提供苦力市场、让小舅去投标的“地主兼股东”。其商业网络与同辈富豪密友,也紧密交织在当时以饷码和劳工控制为核心的华人帮派与包税商业体系中。

戴河水则是19世纪中叶闽籍的船务与种植业大亨,他与章芳琳、蔡南等人属于同一商业联络网,彼此在船运土产、劳工以及秘密会社(饷码背后的武装力量)的业务上有紧密的互助合作。

 

从鸦片到慈善:华人精英的生存策略

在这一时期,许多显赫的华人开埠先驱和帮派领袖,都通过参与英国殖民地政府的饷码制度经营鸦片、烈酒和赌博等专卖权而积累了巨额财富。这种“英国制造”的饷码制度,也无形中制造了无数大小鸦片商,甚至毒枭,让他们成为“一方的王者”。回顾早期历史,英殖民地政府只知敛财,对底层华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信仰、住屋消防等基本需求视若无睹,华社的公共福利几乎完全被置之不问。

在传统华族观念中,人发财后,“修庙、建祠、回馈桑梓”是衡量一个人德行的最高标准。这些富人深知,要成为穷苦大众的“精神领袖”,就得与穷苦大众建立“文化认同”:例如建医院、办学校、修寺庙,组织宗乡会馆、身后事互助会,甚至献地建房,把从鸦片里赚来的钱投入华人社会的精神信仰建设,赢得人心、信任与尊崇。当时华人社会一方面深受鸦片之害,另一方面又尊崇这些侨领、慈善家,并在他们有困难时予以接济。与此同时,他们也行善跨族群,捐款给教堂、孤儿院,甚至跨国,善举覆盖中国、越南、印度等地的灾区。最终,这些善举为他们迎来“红顶商人”的耀眼光环,获颁赐与封赠,从而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

 

华丽转身:从饷码商到侨领

有鉴于此,这些饷码商名成利就后,来了一个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政府高层要员、保良局或参事局委员、太平绅士、市议员等。他们也是侨领、慈善家,与权贵交谊,办学堂、筑庙宇,为社会服务,时势造英雄。昔日贩毒是“奉旨”的合法买卖,有别于今日的严峻刑罚。如今在新加坡,贩运特定数量以上的毒品,触犯《滥用毒品法》,可判处强制性死刑。

 

结语:毒枭还是先驱?——制度之恶与个人之责

这些贩卖鸦片的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既是慈善家,也是鸦片商,属于殖民政府的“税收工具”。他们究竟是“毒枭”还是“先驱”?从现代公共卫生与道德视角审视,称贩毒饷码商为“毒枭”并非全无道理,他们主导了一个以成瘾性毒品为核心的营利体系。究竟真正的毒枭是殖民地主子本身,还是政府税收代理的鸦片饷码商?这或许是殖民地时代华人精英的普遍生存策略——他们既是制度的受益者,也是社区的建设者。这究竟是这些人的个人伪善,还是整个时代的共谋?

1940年12月1日起,全“星架坡”皇家官局鸦片烟间营业时间。图源:互联网

 

参考文献

1.     Chia, Joshua Yeong Jia. Tan Hiok Nee (Tan Yeok Nee). Singapore Infopedia, 2017.

2.     Brandon Seah. Commerce and Kinship: Revenue Farming and Later Years—Relationship to the Opium Revenue Farm.

3.     柯木林.〈章芳琳〉,载《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第739页。

4.     李国梁.〈跨越阴阳界:芳林溯源〉,从夜暮到黎明,2014年2月4日。

5.     何乃强.〈泽被四方的慈善家陆佑〉,从夜暮到黎明,2026年8月18日。

6.     何乃强.〈成保路说陈成保〉,从夜暮到黎明,2026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