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25, 2026

数周无休值班赚学费 1970年代新加坡工业化侧影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6年9月3日。

 

新加坡理工学院(前身为新加坡工艺学院)自1957年开课以来,毕业生超过23万人。1970年代工业化蓬勃发展,工院学生一度分散在三个校园上课。我在爱德华太子路校园排队递交报名表格、亚逸拉惹临时校园参与迎新活动,以及第一次踏入杜佛路校园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前半生的科技职场生涯,就是从杜佛路开始的。那时街头常见穿着整齐厂服的欧美与日本企业员工,他们眉宇间流露出的自豪感,总让年少的我羡慕不已,期待能成为其中一员。

1970年代的新加坡工艺学院亚逸拉惹校区。(温耀常提供)

 

工艺训练打基础

新加坡自治期间,女皇镇与丹绒加东两所工艺中学试办数年后,工艺教育全面落实。全国15所工艺中学为中学生开设实习课程,中二肄业生可报读职业专科学校或工业培训中心。

中一、中二时期,我们每周会到约克山的欧南中学学习金工、木工与电工,亲手制作铲子、铁凿、笔盒等,也学会安装保险丝与电插头。

中二下半年,我们参加教育部制定的智向测验,作为中三选修工艺课程的评估标准。进入学校唯一的工科班后,每周一天到女皇镇的东林工艺中学上课,学习金工理论、机械制图,还有两小时的实习课,独立操作先进车床,为日后升读工院打下基础。

当年工院课程包括机械与生产、电子与电气、土木与建筑、海事与航海、化学加工等,多数为三年全日制;夜校则为五年部分时间制。由于采用学年考试制,一些学生因个别科目不及格而重读一年;也有同学转读夜校,最终顺利毕业。

 

到裕廊工业区上班

由于早已盘算好赚取工院学费,考完O水准最后一科高数后,我们几位同学前往陌生的裕廊工业区找工作。规模庞大的工厂,悬挂在篱笆上的招聘布条,空气中的化学气味,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隔天天未亮,我登上209号巴士。到了红山一带,车厢内已寸步难移。巴士经过熟悉的东林工艺中学直奔裕廊,裕廊镇大会堂、永光路(Yung Kuang Road)“钻石楼”(63至66座组屋),都是当年的显眼地标。 

裕廊镇大会堂是昔日进入裕廊镇的地标。

巴士绕过飞禽公园交通圈,新加坡纺织厂与南大纺织厂从车窗旁掠过,随后从先驱路转入已消失的留芳路(Liu Fang Road),现为阳景大道(Sunview Way),来到台湾投资的台隆造纸厂。

之后五个多月的蓝领生涯,每天都会经过亚逸拉惹路(今亚逸拉惹高速公路)的工院临时校园,仿佛在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留芳路(现阳景大道)地形图。

 

十二小时轮班换取前途

上班三周后,生产部经理安排我做12小时轮班工作,日薪13.50元,夜班另加3元津贴;星期六1.5倍,星期天双薪,每月还有两天额外勤工奖,这笔薪金比正常的八小时7.60元优厚得多。经理经常让我值夜班,缺人时甚至连续数周无休。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是这样靠劳力换取生活与前途。

百余名工友多数来自联邦(马国),休息室总是烟雾弥漫,满地都是《花花公子》《阁楼》等咸书,墙上贴满火辣海报。众“秀才”喜欢在海报和墙壁上“淫诗作对”,“插画家”则进一步“锦上添花”。

农历新年,联邦工友换上时髦的长袖恤衫与喇叭裤,拎着大包小包的新衣年货,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丹戎巴葛火车站。长长的铁轨,拥挤的人潮,浓浓的汗水味,掩饰不了回家的心情。

有几位喜欢文娱的联邦工友,曾相约到女皇镇皇宫戏院看《刘三姐》。休息时,我们干脆坐在机器旁,哼着“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

在工厂里,我也结识几位等待会考成绩的年轻人。阿武领到成绩单后辞职,到中华总商会附近的咖啡店跟亲戚学做生意。他第一次领薪时,请我到首都戏院看ABBA音乐电影,让我走进瑞典组合的流行音乐世界。柳茂源回原校华义中学念高中,在1980年代成立控制塔小组,并参加电视台节目《斗歌竞艺》,成为新谣的元老之一。转眼间他离世已近十年。

 

碎浆机散发恶臭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时期,当时的工商部长林瑞安曾率团到日本与台湾考察造纸工业。外地专家甚至研究过利用橡胶木造纸,但最终计划没有落实。

直至1970年代,台隆在本地设厂,两条自动化生产线分别生产牛皮纸与卫生纸。造纸的主要原料是木材与回收废纸。一对印度籍母女负责把废纸投入偌大的碎浆机,在搅拌中化成纸浆,再经过化学处理,输送到金丝网上,让纤维黏结成连续纸张。随后,湿纸进入大型蒸汽滚筒压榨脱水,再穿过烘干机,最后压光、复卷与切割,形成直径逾一米的纸卷。牛皮纸卷重100公斤以上,卫生纸卷约30公斤。

牛皮纸生产流程图。(AI生成)

生产过程中,最难忍受的是碎浆机散发的恶臭。心想若真是毒气,篱笆另一边飞禽公园里的鸟儿恐怕早已集体毒发,于是也就释然。

机器运作时经常出现故障,员工必须及时抢修,手指被绞压的事故几乎习以为常。我曾在夜班时因精神恍惚,差点割到动脉,连忙抓起一大把卫生纸止血。等了一个多小时,领班才开车把我送往企业通道(Corporation Drive)的裕廊医院。但见其他工厂工友全身血淋淋,伤势严重得多。一个月后,台隆付我100多元工伤赔偿金,足以窝心好一阵子。

短短几个月里,工厂发生过仓库莫名其妙地失火,把全部存货烧光;还有两宗金丝网遭人蓄意破坏事件。第一宗肇事者坦承不讳;第二宗因无人认罪,所有工友被分批带到裕廊警局问话,我被安排在最后一个。

一名工友出言相劝:“排越后面,嫌疑越大,即使不是你,警察也会打到你认罪,然后坐牢挨鞭。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都好,你就干脆认了它。”后来真相大白,搞破坏的竟然是他。江湖险恶,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达曼裕廊曾是工友家园

永升路(Yung Sheng Road)的四层楼组屋,当年也是外国工友的宿舍。附近有裕廊戏院、小贩中心与邻里商店,构成工业区员工的生活圈。

在宿舍向工友道别后,从工院到两年半国民服役,一切都在弹指间。进入大巴窑一巷的飞利浦工作,又经常得往返与飞禽公园同一条路上的飞利浦家电厂。更没想到重返校园后的职场生涯,仍不断把我带回西部工业区,仿佛早在少年时代便与裕廊工业区缘定今生。 

1970年代的达曼裕廊。左前方为裕廊戏院,左后方已拆除的四层楼组屋,曾是昔日外地工友宿舍。(互联网)

永升路的裕廊戏院如今是24小时咖啡店,保留着SB(邵氏兄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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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22, 2026

打通欧亚商贸经脉的先行者郑玉瓞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6年9月10日


1883年,两位来自马六甲的海峡华人企业家开启了一次非凡的远行:时年51岁的郑玉瓞(Tay Geok Teat,1832—1893)与比他年轻9岁的李清渊(1841—1911),一同前往欧洲,系统考察英国的工业城市。他们的商业眼光与开拓精神,甚至引起了伯明翰(Birmingham)与格拉斯哥(Glasgow)当地报章的注意,称二人是“最早两位以商业目的访问英国的海峡华人”。

先贤郑玉瓞在商业上成就斐然,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曾获委任为新加坡市议员。 (取自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图经作者处理)

这次航行不仅是个人事业的转折,更象征着早期南洋华商主动连通世界的雄心。约1888年,目光深远的郑玉瓞还将考察足迹延伸至中国与日本。1890年,李清渊与荷兰商人波格(T C Bogaardt)、侨领陈若锦、陈恭锡等人共同创办海峡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进军航运业,成为新加坡首家经营欧洲航线的本地航运企业。不过,郑玉瓞并未受邀加入这家新公司——个中原因,今已难考。

关于这位先驱者的记录留存不多,主要散见于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片段记载。郑玉瓞原籍福建漳州,早年南来新加坡。1863年,他与同为马六甲出生的漳州同乡谢安祥(1832—1892),来自厦门海沧的同龄人陈金殿(1832—1882)以及陈三才(Tan Sam Chie)合作,重组仓库管理及佣金代理公司 (Warehousemen and Commission Agents),创立专营欧洲进口货物的 “玉瓞公司” (Geok Teat & Co.)。

尽管该公司两年后被刘传乐(Low Tuan Locke)和杨鸿义(Yeo Hong Ghee)二人收购易名 “乐鸿义公司” (Locke Hong Ghee & Co.),继续在莱佛士坊经营,但郑玉瓞的商业韧性不减。1866年,他在附近的百得利路(Battery Road)另起炉灶,以 “郑玉瓞公司” 为名重新独资经营。


曾与孙辈组织童子乐队

除商业成就外,郑玉瓞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曾获委为新加坡市议员(Municipal Commissioner),亦是海峡殖民地协会新加坡分会的创始会员。鲜为人知的是,他生平酷爱音乐,曾与孙辈组织一支童子乐队,并亲自担任小提琴手,展现出峇峇精英生活中雅致温情的一面。

1871年,他安排17岁的独子郑金池(1854—1906)进入公司,与他一起工作,为日后接班铺路。家庭是郑玉瓞的重要支柱。1893年,妻子邱氏去世,丧偶之痛令他悲痛莫名,仿佛世界失去了重心与归宿。他辞去公职,无心事业,竟于六个月后的4月在厦门街寓所逝世,享年61岁,与亡妻合葬在亚历山大家族坟场,后来迁葬咖啡山。

郑金池继承父业,经营有方,直至1906年去世。郑玉瓞生前拥有厦门街、合乐路、珍珠山路及巴丝班让路的产业,亦是乌敏岛花岗石工程的承包商。

郑玉瓞于1893年在厦门街出殡,场面隆重。(互联网)


中峇鲁曾有条玉瓞街

郑玉瓞的贡献,曾被殖民地政府所铭记。中峇鲁区曾有一条以他命名的“玉瓞街”(Geok Teat Street),与文忠路(Boon Tiong Road)交界。然而,这条路名后来湮没无闻,这位先贤在城市地景中的印记也随之被抹去。潘醒农在1952年出版的《东南亚地名街名录》,以及黄友平在2020年出版的《新加坡地名探索》,仍记载着“玉瓞街”的存在。

中峇鲁区曾有一条以郑玉瓞命名的玉瓞街(Geok Teat Street),与文忠路(Boon Tiong Road)交界,但这条路名后来湮没无闻。(吴庆辉提供)

掩卷深思,一位在开埠初期便能洞察欧亚商机,建立进口贸易网络,参与城市治理的先驱,其功绩本应被铭记。“玉瓞街” 的消失,仿佛隐喻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

每一段被 “除名” 的道路背后,都可能是一段被简化或埋葬的开拓史。诚望日后若有类似之举,当局能慎之又慎,严格审核其人在该地的贡献与功绩,以免后人在追寻来时路时,失去这些宝贵的坐标。


Friday, September 18, 2026

晚冬的富士山

第一次看富士山,是通过一枚日本邮票。那是上世纪70年代,在住家附近的谐街(High Street),从印度布商的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邮票上的富士山白雪覆顶,山形端正宁静。那时只知道这座山在日本的某个地方,把它当成遥远世界的象征。

2007年的夏天,我在富士山周边走动两天。不寒不热的季节里,厚厚的云层始终把山的轮廓遮盖住,连一点影子也看不见。

2010年的冬天清晨,在羽田机场转机前往北海道时,在晨曦中邂逅了白雪皑皑的富士山。雪峰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光芒,山体远远地浮现在天际线上,突如其来的画面为那趟旅程润色不少。

2010年的冬天清晨,在羽田机场的晨曦中邂逅白雪皑皑的富士山。

 

在外国过年的记忆

2026年2月,这是我第三次在国外过年。前两回分别是1994年和1999年,都在伦敦。

当时在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中国留学生与教职员,多半会结伴到唐人街吃一顿“团圆饭”,以此庆祝这个没有假期的节日。1994年我与妻子在Camden Town的住所度过,1999年则是孤身一人。

这一回,农历新年在富士山周边。

若想真正看清富士山,最好在晚冬。这个时候空气干冷,天空澄澈,清空之下视野开阔,山峦的线条也格外分明。

 

山在日常之间

从箱根往富士方向驶去,一路都是山区。车窗外的天光一点点拉开,远方那座几何般对称的山影逐渐显形。

从箱根往富士方向驶去,远方那座几何般对称的山影逐渐显形。

从箱根往富士方向驶去,沿途都是富士山的山影。

开车随意拐个弯,停在路旁的 FamilyMart 或麦当劳停车场,抬头便是完整的山影。日常的街景与雪峰在同一画面里并置,显得格外自然。

途中经过Gotemba Premium Outlets。这里的低矮建筑刻意退让,空出整片天际线,让人得以一窥全貌。富士山静默的雪峰稳稳矗立在远方,仿佛一幅无需修饰的天然画卷。

在麦当劳停车场,抬头便见完整的山影。

途中经过Gotemba Premium Outlets,这里空出整片天际线,让人得以一窥富士山全貌。

 

当风景变成打卡

正因为这种“毫无遮挡”的震撼,引发了另一层现实的困扰。近年来,社交媒体上的“打卡热”让某些富士山取景点瞬间爆红。原本宁静的住宅区、便利店门口,甚至普通的十字路口,都成为蜂拥而至的摄影热点。

游客为了拍下一张“完美富士”,占据道路、堵塞车道,甚至跨越私人地界,闯入民居庭院。

在一些地方,当地居民不得不架起巨大的遮挡布或帐篷,刻意阻断视线,只为恢复原本的生活秩序。这并非针对富士山本身,而是对失控观光客的无奈回应。

风景从来无罪,但当“观看”变成侵扰,山的清明与人的喧闹,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真正值得珍惜的,并不是某个“零遮挡”的角度,而是在适当的距离与分寸之中,静静与山对望的那一刻。富士山之所以动人,并不仅因为它的名气或轮廓的完美,更因为它在时间与季节里自有节奏,并不需要时时、处处为人所拥有。

富士道 (Fujimichi)上的富士山:真正值得珍惜的,并不是某个“零遮挡”的角度,而是在适当的距离与分寸之中,静静与山对望的那一刻。

 

不留遗憾

兴之所至,我沿着富士斯巴鲁线路(Subaru Line gate)入口驱车上山。由于冬季积雪,道路湿滑,当局不让车辆上到第五站,只能在第三站停留,也算是身在此山中了。

富士斯巴鲁线路(Subaru Line gate)的富士山一角。

下榻的地方叫 Fuji Inn,就在 Mount Fuji 火车站百米之外,一不留神便会错过入口。这里是一片由集装箱改造而成的小型“营区”。每个单元都有卧房、夹层、小客厅、厨房与厕所,门外还设有露台,可以坐下来闲聊纳凉。当然,冬天的气候并不适合在那里吹冷风。

或许等到秋初,还可以旧地重游。在 Fuji Inn 烧烤、赏月。那时候的富士山,也许会含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

不过也无妨。因为最完整的富士山,我已经在这个晚冬看过,也在它的土地上走过。此生已不留遗憾。

Fuji Inn Fujiyoshida, 每个单元都有卧房、夹层、小客厅、厨房与厕所,门外还设有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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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15, 2026

“蔡大人” 蔡嘉种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我读过不少关于新加坡开埠初年有功先贤的故事,但其中对蔡嘉种(Chua Kah Cheong,1872–1944)则少有提及,连宋旺相所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也只字未提,深感遗憾。

我搜集了有关蔡嘉种的一些资料,发现他原是一位知名的华社领袖、银行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兼慈善家,对新加坡及家乡金门均作出很大贡献。我相信他为人行事低调,故未获广泛宣传。无论如何,他的事迹应当得到后人的肯定,不应湮灭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蔡嘉种,字世谷,出生于福建金门琼林乡。他出身贫寒,少有机会入塾读书,十多岁时为人当杂役,赚取微薄收入以维持生活。他十五岁丧母,两年后父亲过世。1892年,19岁的他筹措旅费,“落番”(闽南语指下南洋)到新加坡,开始在商店打工,从杂役和学徒做起。工余时间他发愤自学,练就了扎实的文字与算术功底。他勤奋好学,受到老板赏识,被擢升为文书兼销售员。积蓄多年后,蔡嘉种在27岁时返乡娶亲。稍有成就的他,也在此时还清父债,赢得乡亲的另眼相看。

蔡嘉种  (Chua Kah Cheong 1872-1944) 。图源: 宋旺相。

 

涉足工商与金融业

返回新加坡后,他大展宏图,于1908年创办“长发号”,专营土产及咸鱼等货物,随后逐步扩大商业版图,与人合办“长生号”“广运商行”,分行远及印尼各地。他在商场崭露头角,独具慧眼,在1930年代率先发展工业,在丝丝街(38 Cecil Street)及实龙岗路上段的武吉阿兰路(Bukit Arang Road)独资创办“蔡嘉种肥皂制造公司”(Chua Kah Cheong Soap Factory Co.)。其产品不仅受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欢迎,还远销至香港及中东地区,他遂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实业家。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涉足金融业。1919年,他与邱国瓦、陈延谦、林义顺及李浚源等人联合创办华侨银行(OCB Ltd.),并出任董事。1932年,三大华商银行计划大合并,时任OCB Ltd.(华侨银行)主席的蔡嘉种,在华侨银行(OCBC)成立的非常时期,扮演了银行合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马来亚论坛》报导银行大合并。

 

主持公道,排难解纷的“蔡大人”

蔡嘉种经商致富后,对华社贡献良多,于慈善公益亦不遗余力。他大力资助贫弱,抚孤恤寡,捐出款项达数十万元。他德高望重,获得同侪及乡亲的尊敬。加上他为人守诚信、重情义,无论是家庭不和抑或商场账目纠纷,甚至私会党火并,众人皆推举他主持公道、排解纠纷、平息事端。数十年间,经他参与调解而免于因负债而破产倒闭的商号达数十家,他因此赢得了“蔡大人”的崇高尊称。

他的社会职务包括:华人参事局委员(1931-1933)、历任新加坡金门会馆总理、新加坡福建会馆董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南洋华侨中学第一届(1919年)董事、同济医院董事,以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第三届林长(1937年)。

有百年历史的吾庐俱乐部,蔡嘉种不仅深度参与,更是俱乐部的核心董事与领导先贤之一。对于俱乐部的建设与运作,他贡献很大。在1905年至2011年的历任核心领导层名单中,蔡嘉种与陈延谦、邱国瓦、黄奕住、李光前等新加坡华商巨头并列为吾庐董事会先贤。1927年,在客纳街(72 Club Street)购置永久会所时,共有33名实业家联合出资,他也是主要出资人之一,协助俱乐部摆脱早期租用会所的重重障碍,奠定如今吾庐俱乐部的永久基业。1924年闽粤发生严重水灾,他与侨领陈嘉庚(1874-1961)同受委为副会长,筹办游艺会及演剧募款,积极赈灾济困。

吾庐俱乐部赈济山东灾难捐款。

 

抗日救亡

此外,蔡嘉种与吾庐的其他社友(如陈嘉庚、陈六使)一同积极筹款,通过南侨总会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其肥皂业务被迫停产,他遂于战乱中隐退,匿居山林,以造纸维生。由于他曾参与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仍常遭日军骚扰。据当时日军对付抗日华商的一贯 “惯技”(modus operandi),相信他亦如陈延谦、林秉祥、刘牡丹、陈贵贱等人,于1944年间被捕,遭受严刑逼供,惨受虐待。其后伤重获释,返家不久即于1944年5月23日逝世,享年72岁。当时所发讣闻,不敢告知真相,只以心脏病为由搪塞。

蔡嘉种的一生,从金门贫苦少年到南洋华社领袖,从杂役学徒到银行董事,从默默无闻到赢得“蔡大人”的尊称。他身处乱世而能创业兴家,身家丰厚而能乐善好施,声望卓著而能秉公持正。这样一位先贤,不应只活在泛黄的文献里,也不应被岁月轻轻抹去。他的名字,值得后人记住;他的精神,值得后人传承。

 

参考文献

Tan, E.-L.  (1953, July). The Chinese banks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6, No. 1 (161), 124. 

Tan, E. L. (1953). Chinese ban merger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26, page 15.

Tribute to bank founders’ faith and foresight,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31, 1972.

陳秀竹,新加坡华侨蔡嘉种与“养拙楼” 2023/12/14,蔡清其俱乐部中留下了非常清晰的文书记录。

金门落番刻苦成功的故事─蔡嘉种先生事略,金门日报2012年10月22日。

江柏炜, “两座岛、一群人”,《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七卷 第二期 2015年12, 1–28页

江柏炜,“1949年以前新加坡金门会馆的跨境运作。新加坡琼林乡侨的典范:蔡嘉种 ”(转载)金门日报 2017年 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