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锡街：陈永锡及其时代的潮商群像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峇鲁区由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T）发展为住宅区。区内的街道，多以南来先贤命名——读懂这些名字，便读懂了半部新加坡开埠史。永锡街（Yong Siak Street）便是其中之一，它所纪念的，是潮安籍先贤陈永锡（Tan Yong Siak，1831–1914）。这条街道于1941年命名，当时陈永锡已经离世27年。

永锡街 Yong Siak Street。 

 

从学徒出身

陈永锡少时南来，原籍潮安鳌头乡，初在“万成号”为学徒。1863年，他在沙球朥路（Circular Road，又称十三行街）创办 “永合成号” ，经营布匹及代理贸易。1868年，参与大笨珍港开港。1879年，他又在驳船码头开设 “万成顺”商号，将业务扩展至沙藤、土产、暹罗米及橡胶航运，甚至拥有轮船，航行于马来半岛与印尼群岛之间，并在暹罗（泰国）自设碾米厂，建立起跨地域的商业网络。

陈永锡 Tan Yong Siak (1835-1914)。

发迹后的陈永锡，成为潮州帮备受敬重的领袖。1890年，新加坡华人参事局成立，他膺选为潮帮代表委员。1906年，新加坡中华商务会（后称中华总商会）克服重重障碍得以创立，陈永锡与陈若锦、佘连城等贤达同为创办人，堪称商会元老。他曾任该会第四届协理（1909）。其次子陈若愚（Tan Jiak Ngoh，1866–1936）亦服务总商会多年。

陈永锡也是孙中山共和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之一。他曾在南洋庇护孙中山，并与孙中山及潮安同乡、人称“二哥丰”的郑智勇（1851–1937）结为义兄弟。1912年，他获南京临时政府颁发勋章。

 

陈永锡次子陈若愚

1909年，陈永锡告老还乡，由陈若愚接管全盘生意。1914年，陈永锡辞世，享年83岁，身后葬于故乡，遗下五子：传璧、传贤（若愚）、传财、传宝、传捷。第二代中以次子陈若愚最为杰出。若愚早年因父亲年迈，放弃学业南来接手家业，管理永合成布店与万成顺暹郊，后又于十三行街创设 “万永源布店” 及 “万顺昌汇兑庄” （侨批）。他是四海通银行及保险公司的创办人与首任董事，也是端蒙学堂创办人之一，曾任潮州八邑会馆理事。他身后遗下四房妻妾及24名子女。

陈若愚 (1866-1936)。

在陈永锡父子二人的商业与社会活动中，多位潮安同乡亦扮演了重要角色。1918年，同乡茂陇人陈德润（乳名阿鹅，1859–1918）在中华商务会第11任会长任内猝逝，陈若愚接掌会长职务近两年，以完成其未竟之职。陈德润是元茂号、恒茂号及生茂号店东，曾任四海通银行首任及第四任总理，其子陈子豪是端蒙学堂第19、20届总理。陈德润逝世后，遗体运回故乡安葬。

陈德润（1859–1918）。

陈子豪是端蒙学堂第19、20届总理。

 

陈裕添与陈若愚关系密切

另一位与陈若愚关系密切的潮安人是陈裕添（又名陈敬堂，Tan Keng Thng，1856–1941），原籍潮安东凤乡，比陈若愚年长10岁，是其商业上的好伙伴。据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记载，陈若愚离开殖民地期间，是由陈裕添代行职务。陈裕添的父亲陈德盛是“华兴号”及“佳兴”东主，发展柔佛港脚及德华兴港（Teguh Hiong），曾任港主。陈裕添本人亦是著名甘蜜商人，历任胡椒甘蜜商务公局代表、1923年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并担任潮州八邑会馆、端蒙学堂及孔庙学堂董事，捐建潮州红十字医院等公益事业。他曾获清廷诰授资政大夫、赏戴蓝翎，中华民国黎元洪大总统特授六等嘉禾章，柔佛苏丹赠佩剑宝星，一时誉满南邦。

陈裕添 又名陈敬堂 （1856-1941）。

从永锡街的一条路名出发，我们得以回望陈永锡、陈若愚父子及一众潮安同乡在新加坡开埠史上的足迹。他们以商立身，以义服众，以文教与公益惠泽社群——这既是潮安一县之光，也是新加坡多元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陈永锡赠送友人的银质纪念章 （正面）。

参考文献

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文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93年，第31页。

2.         潘醒农.  马来亚潮侨古今人物志 Vol:5 1950年, 第135页。

3.         黄友平    新加坡地名探索 2020年第439页。

当乡愁遇上地缘政治——从《给阿嬷的情书》到《破地狱》

近日，一部由“不会演戏”的素人演员上演的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意外引发一场远超电影本身的争议。

事情起因于《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沈泽玮的评论文章“《给阿嬷的情书》的统战启示”，（2026年5月21日）。文章从中国统战工作的角度切入，讨论这部电影在海外华人社会传播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文中提出：“统战工作最高境界——直抵人心最软处，用情去完成攻心。”并进一步认为，即使导演未必有统战初衷，这部电影所产生的效果，却足以成为一种面向全球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的“统战启示”。

随后，不少中国网民和海外华人对此强烈反弹，认为一部借侨批带出家族记忆的潮汕文化电影，被套上“统战”标签，是对创作者和观众情感的误解。原本讲述亲情与乡愁的电影，因此被卷入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与地缘政治交汇的讨论之中。

之后，《联合早报》副社长韩咏梅撰文“后真相时代看《给阿嬷的情书》”（2026年6月13日）。这篇“观后感”并不是直接回应沈泽玮，但发表时间正好是在争议最激烈的时候，因此“有心”的读者把它视为对整场风波的回应。文章一方面强调并不认为这部电影具有统战目的，另一方面则呼吁读者在后真相时代保持认知自觉，区分文化感动与政治认同。

无意间的一场“战事”，在电影还没上画便引起关注而推动票房。

 

电影之外的争议

引发争议的“统战”二字，在今天的国际语境里，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学概念，而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旦某个文化现象被放进统战框架中讨论，许多人便会自然联想到政治操作，影响力甚至渗透到国家安全中。

《给阿嬷的情书》更像是一部关于家乡、潮汕方言和亲情的作品。

 

谁在赋予电影政治意义？

有趣的是，电影本身未必具有政治意图，但不同群体却可能赋予它不同的政治意义。

有人看到的是潮汕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有人看到的是海外华人与祖籍地之间的文化联系；有人看到的是人性的真善美；有人看到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扩张；也有人看到的是外部势力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

当不同叙事同时出现时，文化产品往往会被推向超出创作者原意的政治场域。这并非《给阿嬷的情书》独有的现象，近年世界各地都出现类似情况。例如，韩国泡菜、端午节等文化遗产曾引发跨国文化归属之争；乌克兰战争后，俄语与乌克兰语的使用更被赋予国家认同的意义；不少电影、音乐作品也因创作者的国籍、背景或题材，而被卷入地缘政治讨论。

新加坡当年的推广华语运动，本身就是文化政策与国家建构相结合的例子。

 

《破地狱》：曾经出现的窗口

2024年香港粤语电影《破地狱》在新加坡取得不俗反响。电影最初主要以华语配音版本上映，其后由于观众反应热烈，当局特别准许加映数场粤语原声版本。

这一安排本身也反映出，新加坡对方言文化的管理虽然较过去宽松，但仍然沿着推广华语运动时期所形成的政策轨迹运行。

经过数十年的推广华语运动后，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基础已经建立。方言不是洪水猛兽，今天即使允许更多方言电影出现，也不至于动摇华语作为共同语言的地位。例如本土电影《钱不够用》《881》《十二莲花》《面薄佬》《好孩子》《乐园》（The Wonderland）等，都使用大量福建话，另外加插华语交叉对白。用华语做外壳、福建话做灵魂，形成一种独特的本土语言表达；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这种处理方式也让电影较容易符合监管要求。

《破地狱》这部电影探讨生死、家庭与传统礼俗，几乎没有涉及现实政治议题。某种程度上，它为新加坡重新检视方言政策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时间点。可惜的是，这场难得的社会回响，并没有进一步转化为政策契机。

如今，《给阿嬷的情书》却在“统战”争议中成为舆论焦点。一些人因此要求当局给予更多方言空间；另一些人则担心方言文化成为外部政治影响的载体。

在这样的氛围下，任何政策调整都可能被过度解读。如果此时放宽方言政策，或许有人会认为政府是在压力下屈服；如果继续维持现状，则可能被批评为因噎废食。

方言文化与国家认同并无冲突

在增映要求下，《破地狱》在新加坡的院线累积放映12场粤语原声版，以及华族文化中心特别放映两场粤语加长版。原汁原味的《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因一票难求而经历了数次紧急加场，至2026年6月底已获准放映68场原音版。

相信多数走进戏院的观众并没有想过统战，也没有想过政治。这些“好影片”只是让他们想起自己的长辈，想起渐渐听不见的乡音，想起那些已经远去的老时光。

而此牵涉到上一代甚至上几代的激情也不大可能永远延续下去，就如“统战”的争议终将过去。

一个成熟而自信的社会，应该能够区分文化传承与政治忠诚之间的界线。未来即使当局决定进一步放宽方言文化空间，也不意味着国人放弃国家认同。 

相关链接

破地狱

On how and why our five-dollar banknote is Green in colour

Author: Hsien Yoong How

Images: Hsien Yoong How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Currency, Malaya was formed in October 1938. The Board was the official authority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the Malayan dollar from 1938 to 1952.

In 1940, the Board issued its first series of Malayan Dollar Notes to replace the Straits Dollar notes.  The two consignments of printed banknotes to Penang were sent on board cargo ships that were attacked by the German raider ‘‘Atlantis”. The records shown:

SS Eumanes was carrying 500,000 $1 notes and 100,000 $5 notes, and SS Automedon was carrying 700,000 $1 notes and 500,000 $5 notes.

Lost in WW2

Both cargo ships were sunk and all cargoes were lost. When the news of the incidents reached the British, the authority halted the release of $1 and $5 that were printed in 1940.

To avoid confusion, in 1941, new banknotes were printed with a colour swap, with $1 printed in blue and $5 printed in green. Although the printed notes were dated 1st July 1941, they were not released until 1945.  The above incidents explained why green became the colour for $5 banknotes. The practice remains till toda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n 1952, the name of the Board was changed to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Currency Malaya and British Borneo. The banknotes that were issued since 1953 and had remained as a legal tender up to 12 July 1967.

The $5 currency notes.

Own currencies

Upon separation in 1965, Brunei, Malaysia and Singapore decided to issue their own currencies to terminate the interchangeability arrangement under the Board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Malaya and British Borneo. Singapore and Brunei retained the currency board arrangement.

The first series of Singapore currency launched on 12 July 1967 was based on orchids - a Garden City theme, the second series was based on birds - a tourism theme, and the third series – ships which reflect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the country. The selection of different themes on our currency reflects how a young nation gathers its unity of purpose to unite the people. The ship “Twakow” was chosen for the $5 notes to reflect that the ship o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Singapore a trading and transhipment hub.

690：当年的担忧，今天的回应

近日重读我自十多年前起陆续写下的多篇就“690”所衍生的博文，心中依然颇多感触。

当年，我们都强烈感觉到社会似乎“生病”了。

低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长追不上物价上涨，不少长者年过六旬甚至七旬，依然需要工作维持生计。与此同时，新加坡已跻身全球高收入国家之列，这样的现实难免令人产生疑问：经济成果是否真正惠及每一个人？

另一边，亲移民政策吸引大量外来人才与劳工进入新加坡。人口快速增长，国人就职、医院、地铁、用餐和各项公共设施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一些新移民在抵达后，往往延续原有的人际网络和生活圈子，与本地社会的接触有限。部分人缺乏融入意愿，部分本地居民也难以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久而久之，社会摩擦和不满情绪逐渐累积。

那时候，有些人批评这些看法过于悲观，甚至认为只是情绪化反应。如今回头看，这些担忧后来却陆续成为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

 

从工资休克疗法到人口白皮书

2012年，林崇椰教授提出“工资休克疗法”（Wage Shock Therapy），主张通过大幅提高低收入者工资，迫使企业提升生产力。这项建议迅速引起社会关注，也让低薪问题正式进入公共讨论。

与此同时，移民与人口问题正处于舆论风口浪尖。

2013年，政府发表《人口白皮书》，提出到2030年新加坡690万总人口的规划。当时新加坡人口约530万人。虽然政府后来解释，690万并非目标，而是规划参数，但这个数字仍然震动整个社会。

对许多民众而言，他们关注的并非规划模型本身，而是更直接的问题：

如果530万人已经感到拥挤，那么690万人的新加坡会是什么模样？由于这份白皮书从提出到国会通过的时间相对急促，在当时持续吸收大量移民的政策背景下，许多人相信，这不只是规划用途那么简单，而是未来很可能会逐步实现的人口规模。

这种担忧并非源于排外情绪，而是对生活品质、居住空间和社会认同的焦虑。

在昔日的政治背景下，如果530万人已经感到拥挤，那么690万人的新加坡会是什么模样？

 

十多年后的新论述

时隔十多年后，人口问题再次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2026年6月8日，总理黄循财在新加坡新闻俱乐部的对话会上，被问及人口与移民课题时表示，新加坡距离690万人规划上限（planning parameter）仍然“很远”（far away）。目前并没有新的总人口目标。

他指出，在生育率持续处于历史低位（2025年为0.87）的情况下，政府关注的是如何维持人口稳定，而不是单纯追求人口增长。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我们希望所有新来者都认同新加坡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且能够良好地融入社会。

他同时否定所谓“1000万人口”（刘太格提议的规划参数）的说法，并重申新加坡仍将保持开放，但必须确保新移民能够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居住在这里。

这番讲话与十多年前相比，官方论述的重点似乎已经出现明显变化。

 

从经济语言到社会语言

回顾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政府讨论人口问题时，主要围绕几个关键词：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

这些都是经济层面的考量。

而在黄循财此次讲话中，出现的却是另一组词汇：价值观、生活方式、融入社会、社会稳定。

这不再只是经济语言，而是社会语言。

过去讨论的是：“我们需要多少人来维持经济发展？”

如今讨论的则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新加坡社会的一部分？”

两者并不矛盾，但重心显然有所不同。

 

一个国家的承载力

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承载力，并不只是土地面积或基础设施容量的问题。

地铁可以增加线路与车厢，组屋可以加快兴建，医院可以扩建病房。

但社会信任、文化认同、邻里关系，以及国民对未来的信心，却不是增加预算便能迅速建立起来的。

一个国家不仅是人口的集合，更是价值观与共同记忆的共同体。如果经济发展过快，而社会融合跟不上，最终产生的问题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复杂。

一个国家不仅是人口的集合，更是价值观与共同记忆的共同体。

 

当年的担忧，是否得到印证？

反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不认为今天可以简单地说，当年的批评者完全正确，或者政府当年完全错误。

2010年前后，新加坡确实面对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和劳动力不足等现实挑战。政府当时强调开放和引进人才，有其时代背景。

然而，社会后来所表现出的不安，也同样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说过去十多年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地方，也许就在于：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社会凝聚力同样重要。

人口增加固然可以带来活力，但社会融合决定了这些新增人口最终是成为国家力量，还是社会压力。

因此，当我今天重读当年的文字，再听到总理强调认同价值观和融入社会时，最大的感受并不是“我当年说中了什么”，而是社会经过十多年的摸索之后，终于逐渐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一个成功的国家，究竟只是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大，还是人民依然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家？

十多年前，我们争论的是690万人口。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价值观、归属感与社会认同。

或许这才是这场漫长辩论留给新加坡最重要的启示。

新加坡先贤:慈善家颜永成

作者：何乃强

图片提供：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源》2026年第2期，总期180。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我阅读过好些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先贤的故事，他们为新加坡的社会福利、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教育卫生等各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这些人都获得政府的推荐，封赐勋衔如英国皇室各种级别的勋章以及地方政府颁赐太平绅士（JP）荣誉，作为他们为社会服务的一种奖励和肯定，或者将一条街道以该人的名字命名，让有功者及其家人后代深感祖辈的荣光，使得家族名声显赫并激励后人为延续这份荣耀而更加努力。

然而，在众多获颁崇高荣誉的先贤中，我特别注意到当时的新加坡名人颜永成（Gan Eng Seng，1844–1899）似乎并未获得类似的表彰，他既没有勋章勋衔，也么有以他命名的道路，但是他所作出的贡献巨大，功绩不容忽视。新加坡人以慈善家誉称他。

颜永成（Gan Eng Seng，1844–1899）。图源：Wikipedia。

 

公共卫生事业突破帮群与种族

在公共卫生方面，早在1867年他曾大力支持创办为各不同宗教、种族的贫民百姓服务的同济医院（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该院最初位于毕麒麟街上段又称单边街31号的排屋店铺，后来搬迁到余东旋街，1975年才迁到现今的振瑞路50号同济大厦迄今，继续为病黎服务。他曾出任同济医院主席兼产业信托人。说起来，同济医院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慈善医疗团体。

颜永成也曾捐赠陈笃生医院，他慷慨捐出在梧槽区的一块永久地契的地皮给医院，这捐赠记录在该医院1892年的医院常年报告书里。

 

办教育不遗余力

颜永成在支持教育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由于他觉得自己从小家贫，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多，深感教育的重要，他立志待他发迹后，要为贫困儿童创办一所学校，提供以福建话为教学媒介的华文（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和英语。他于1885年，在位于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排屋店铺创办了只收男生的英华义学（Anglo-Chinese Free School）。

直到1923年，即38年后，该校才更名为“颜永成学校”，以永久纪念创办人。 1997年，颜永成学校的原址，被新加坡政府评定为国家保留遗产。

早期的颜永成学校。

颜永成学校之所以与众不同的是，殖民地时代的学校，除了政府外，很多是由教会或宗乡团体出资办学，而颜永成学校则由一名新加坡居民独资办校，提供校址、建筑费，和学校所有开销以及维持费。学校也成立其信托委员会，自给自足，不向殖民地政府讨津贴，这种独立办学的模式，令人惊叹地维持了五十余年，直到1938年，颜永成学校才成为政府学校。

除了在新加坡兴学，颜永成亦在其祖籍地福建及马六甲创办义学，并赞助年轻学子深造。此外，他于1895年，联同林义顺、陈若锦、林文庆等人创办了商界团体“怡和轩俱乐部”。

1947至1951年间，颜永成学校暂用四马路的日本女子学校（现在的Stamford Arts Centre）上课。图源：李国樑。

1951年 颜永成学校安顺路校舍落成 金森总督主持开幕礼 在总督身旁是颜永成孙子颜福海（Gan Hock Hye）及Percival Frank Aroozoo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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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际遇

颜永成是中国福建移民的后代，马六甲土生土长的峇峇，只接受过小学程的教育，学习书写简单中英文。他是家中五个孩子的老大，16岁丧父，父亲去世后，他开始经营豆蔻等土产生意，做些小本生意谋生。

他的人生转捩点始于成为英国人出资创办的牙直利公司（Guthrie and Company ，当地人称土库）的学徒，并在此结识贵人汤玛士·史各特（Thomas Scott）。史各特时任公司开发丹戎巴葛区以及新加坡海港项目的负责人，也是公司的合伙人（1857-1867）。 这位洋上司赏识颜永成的勤奋努力和工作能力，擢升他为公司仓库助理，接着更上一层楼成为总管。颜永成的职位扶摇直上，最终在1874年，当上公司总买办（Chief Comprador）长达25年。这位洋贵人还协助颜永成进一步发展事业，让他为丹戎巴葛公司供应劳工（包工头）及运输代理人，颜永成从此发家致富，进而购屋置地投资建砖厂等。

颜永成在1899年因拇指被生锈铁器刺伤拇指，因血中毒而死。据推测，其死因可能为铁锈刺伤拇指，引发梭菌（Clostridium）感染，导致破伤风（tetanus）致死。在那年代，预防破伤风疫苗尚未问世，类毒素（toxoid）和球蛋白也未出现，染上破伤风，死亡率很高，颜永成终年55岁，身后留下五位妻子、七个儿子、五个女儿及四个孙子。

颜永成与阿鲁苏医生

值得一提的是颜永成和一位非华族的阿鲁苏医生（Dr. Max Simon Aroozoo，1850-1931）的交谊。阿鲁苏医生是一名欧亚籍慈善家, 为新加坡的教育以及医药保健作出很大的贡献，殖民地政府曾将两条道路，以他的姓及名Aroozoo 和 Simon来命名。他在牙直利公司任职57年，鉴于阿鲁苏医生同样在牙直利公司任职长达57年，两人极可能因同事关系而结识，两家人亦结为好友。颜永成去世后，是阿鲁苏医生协助处理颜永成的遗产，更被传为佳话的是阿鲁苏医生的男孙（Percival Frank Aroozoo，1900-1969），后来在颜永成学校担任长达17年的校长（1938-1955）。

纵观颜永成的一生，是很多远赴他乡，移民南洋华侨的缩影。这些华侨来到新加坡、马来亚等地，辛勤劳作，成家立业。稍有所成，就不忘在当地建设家园、建医院、办教育，照顾寄侨居地的同胞，出钱出力。不忘家乡的亲人，赈济祖国受难的同胞。相信“李广难封”，不是颜永成所愿，功成不居的他，显出他高尚人格。

今日位于亨德申路的颜永成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