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03, 2026

德普路:南部山脊军需仓库的层叠记忆 (Depot Road)

原文刊登于《源》2026年第2期,总期180。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德普路(Depot Road)组屋区是个隶属于红山镇五个组屋区中较新的小区,20多座组屋居住着1200多户人家。

德普路是一段从亚历山大路(Alexandra Road)延伸至亨德申路(Henderson Road)的横贯道路,依偎在直落布兰雅山的北侧。所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两公里路所隐藏的记忆长河,融汇着从百年前殖民地弹药基地到新加坡独立后的小型工业地带,再到今日融合住宅、艺术与自然的城市空间。

德普路地形图。

 

从军需仓库到民生

Depot Road的名字,源自英国陆军的中央军需仓库(depot)。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南部沿岸建立一系列军事设施,以支援港口与驻军的运作。南部山脊一带被视为后勤枢纽,亚历山大军营、吉门营房与德普仓库相互连接,形成一条完整的补给网络。

那时的德普路沿着山脊蜿蜒,周围环绕着红土坡与密林,来往新马的火车在附近穿梭。对一般民众而言,这是封闭的军事区域;但对英军与本地劳工来说,这里是一条维系军事机器的动脉。二战后,这里的军事用途逐渐减弱,路名则被保留下来。

1950年代德普路一带的地形:图中的山脊是直落布兰雅山,右方与下方的建筑群是吉门营房,左上方的建筑群是德普路中央军需仓库。(图源:Royal Air Force 1958)

德普仓库内的弹药库区位于隐秘的角落,四周被茂密的植被环绕。19691971年间,卡鲁(Karunakaran N K P)曾经在那里值勤,两人一组沿着弹药库区的道路巡逻。那里蛇特别多,夜间尤其阴森诡异,风吹竹林,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连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在脚边滚落,都令人胆战心惊。

70 年代初,由于直落布兰雅住宅区的开发,这一带开辟多条道路,亨德申路则从德普路延伸至直落布兰雅路(Telok Blangah Road),将原来的花柏山分成两边,一边保留花柏山的原名,另一边则称为直落布兰雅山。如今亨德申波浪桥将两座山丘重新连接起来。

亨德申波浪桥将花柏山和直落布兰雅山重新连接起来。

喜欢探密的人士,可以寻访这一带的《小娘惹之翡翠山》拍摄现场和丹麦海员教会(Danish Seamen's Church)。教会的前身为金钟大厦,陈武烈(陈笃生曾孙)以祖父陈金钟之名为别墅命名。这座20世纪初英国新乔治王式建筑融合各国风情,例如钟型屋顶采用金黄色法国长砖,一楼铺设富裕家庭常用的花纹地砖;二楼地板与梁柱则使用西澳珍贵的血檀(jarrah wood),落成不久后还让孙中山入住。

南部山脊隐秘的一角曾经是电视剧《小娘惹之翡翠山》的拍摄现场。

丹麦海员教会的前身为金钟大厦,陈武烈(陈笃生曾孙)以祖父陈金钟之名为别墅命名。

196070年代,新加坡大力推动工业化期间,德普路迎来轻工业区身份,吸引金属加工、电机修理与运输企业进驻。

80年代,亚逸拉惹高速公路(AYE)的修建,为这区的民生地貌带来巨变。新道路提升连通性,许多原居民迁入德普路的新组屋生活。

1980年代末,建屋发展局启动德普路组屋计划,借助山坡的优势来融合居住与消闲功能。

 

早年生活:山坡上的甘榜与宿舍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城市人口剧增,殖民地政府开始在市区边缘兴建公共设施与住宅。德普路周边虽仍带着军方色彩,平民聚落却已逐渐出现。那时的德普路,军事设施与民间生活共处于同一片草坡,英军宿舍坐落在山坡上,山脚则散布着木屋、菜园、工寮与小商店。沿路有修车铺、钢铁厂、脚踏车行和卖冰球的小贩。

居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生活简单的年代,混合着机油、泥土和海风的气味。马来妇女在住家门口晾衣,华人木匠修理家具,偶尔还能听到军营的喇叭声。就如一位前居民说:德普路像是夹在两个世界中间,一边是军人,一边是我们甘榜人。后来新组屋建起来了,但山风和树影都还在身边。

由于德普路地势比较偏僻,土地归属复杂,因此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半乡村状态,不像红山的其他组屋区那样迅速发展。延迟的现代化,让它保留比城市其他角落更久的自然光景。

即将走入历史的德普路轻工业区古老建筑。

 

城市生活的成型

80年代末,建屋发展局启动德普路组屋计划,借助山坡的优势来融合居住与消闲功能,直落布兰雅山的步道,成为居民跑步与散步的路线,每天早晨还可见到三五成群的太极拳爱好者打拳、耍剑、舞扇,音乐声此起彼落。这是典型的“城市化山居”案例,可说是当代新镇不可或缺的“绿野芳踪”雏形。

德普路组屋的兴建,象征德普路居民正式迈入现代生活。小型购物中心与食阁成为日常生活重心,杂货店、诊所、咖啡店与小贩摊位构成小区生活的肌理。

 

宗教庙宇

德普路上的印度庙、齐天坛道教庙宇与三江公祠处于相邻地段。露丝拉·迦梨安曼兴都庙( Sri Ruthra Kaliamman Temple 的出现,可追溯到百多年前亚历山大砖厂的造砖岁月。在砖厂工作的印度劳工设立神龛,过后业主慕娘公司(Borneo Company)为他们兴建一栋砖屋来进行宗教仪式。随着70年代砖厂结业,信徒筹款募捐,在德普路现址兴建新庙宇。庙宇的多用途礼堂,是信徒举办结婚典礼的热门地点。

在众多印度教女神中,迦梨女神被视为最负盛名的女性神祇,受尊奉为神圣之母、宇宙之母。迦梨被描绘为黑皮肤、长发凌乱、赤目如火、舌头长而下垂的“狂野”形象。她赋予信徒自由,只要信徒以“孩童般的姿态”前来,她便会庇护他们。

至于三江公祠,两层中式庙宇内设神坛与先人骨灰厅,寄托三江人慎终追远的精神与同乡情谊。

19世纪末,三江人以惹兰里茂(Jalan Rimau)的公墓起家。那时候的三江,指的是浙江、江西与江苏三地同乡。1906年创立三江公所时,购置惹兰安拔士(Jalan Ampas)屋宇为会所,三江的地理范围相应扩大,包含长江、黄河、黑龙江流域。新加坡独立后,坟山与会所相继被征用,会馆通过政府赔偿与会员捐献所得,兴建三江公祠。

三江公祠与齐天坛庙和露丝拉·迦梨安曼兴都庙( Sri Ruthra Kaliamman Temple)咫尺为邻。

 

吉门营房:从军人到艺术家

吉门营房(Gillman Barracks)建于1936年,原为殖民地时期英国驻军营区白墙红瓦、宽阔的草坪,曾是军人与家属生活的场景。近年来,政府将它改造成当代艺术聚落,汇集画廊、艺术和餐饮设施等多种用途。

吉门营房的建筑群。

吉门军营的转型,是新加坡旧地新用的代表案例之一。吉门营房的独特之处在于由多个营房组成的建筑群,保留较完整的旧时风韵。从军营到艺术村的转折,也映照德普路的整体变化:从实用功能到文化象征,从封闭的空间到向公众开放。漫步其中,殖民地建筑与现代艺术似乎正在进行无声对话。

目前租户的租约最迟于2030年陆续到期,当局正在探讨日后在这个地段建造容纳组屋和私宅单位的新住宅区。由于近年来,国人对市区边缘住屋的需求不断增长,附近的吉宝俱乐部旧址将发展为住宅区。与吉宝俱乐部旧址相隔一条马路的吉门营房,可视为此南部濒水区的扩展。

吉门营房的建筑群主要集中在洛克路(Lock Road)和马兰路(Malan Road),周围是一片树林,以及新加坡教师学院(前圣安德烈初级学院)和巴西班让职业专科学校旧址。建筑保育者认为可以利用这些前学校与部分树林空间,让住宅区围着吉门营房而建。至于日后的具体变化,让我们共同见证。

建筑保育者建议利用新加坡教师学院(前圣安德烈初级学院)与部分树林空间来规划未来的南部濒水区住宅。

 

友谊山一带的民宅与学校

吉门营房旁的普勒士顿路Preston Road有个消失的友谊山(Friendly Hill)民宅。虽然地名称为“友谊”,但由于居住空间有限,容易引起邻里纠纷,居民曾为了芝麻绿豆而闹上法庭。负责审理的朱星法官幽默地说,虽然两人住在友谊山,但长久以来彼此之间一点都不友善。他判处向对方丢石子的一方罚款10元。

友谊山民宅消失后,原地改建成校舍,曾经有多所学校轮流入驻,例如:

·       1974年成立的达善中学(Henderson Secondary School ),开学时录取600名中一学生。两年后,达善中学迁入亨德申路的新校舍。

·       1975年,新成立的美景中学开办12班中一班,与达善中学共用友谊山校舍。

·       1977年,奋力小学迁入,1978年底与更生和史达摩(Strathmore )小学三校合并成为更生小学,新联合学校迁到亚历山大路,校名为更生。

·       1979年,友谊山职业专科学校(Friendly Hill Vocational Institute)开办商科与簿记课程。

·       1981新加坡国际学校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ingapore )将原址发展成五所校舍,开办小学至高中课程。

1983年,华义中学从玛格烈通道(Margaret Drive)迁至德普路,原址为现在的惠普企业亚太与日本区总部(HP Enterprise)所在地。谢甦是德普路华义中学的首批中一生,他表示当时学生的身份混乱,对新校园缺乏归属感,还好有Mr Raja等老师以校训“仁义智群”来谆谆善诱,让同学们度过充满挑战的中学生涯。

华义是1950年代学潮期间,最早开课的三间政府华文中学之一,其他两间是德明和德新。1979 年,华义从华文源流转型为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授课的学校。迈入21世纪之际,该校在裕廊西建立新校园,并保留华义校名和部分教职员工。

 

国防科技局

德普路最显眼的,莫过于两栋高耸的国防科技局楼(Defence Technology Towers),这里就是昔日军需库的原址。笔者服役时,曾带领后勤人员到此领取弹药;从事正业时亦在此上过班,见证时空的变化。

国防科技局的原身是1966年成立的三人技术后勤部门,专注于装备采购工作。国防工业(Defence Industry)与研究实验室(DSO)分别在1967年与1972年设立,三者形成国防科技集团(Defence Technology Group)。

国防有许多不可告人的机密,也是一条经济生产链,因此各国都会投入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实力。近年来通过新科工程(ST Engineering)出口战舰、陆战武器和为外国提升运输机性能等向国际市场进军,都是重要的突破。

或许对公众人士而言,最熟悉的就是日常所见的红外线体温测量器(Infrared Fever Sensing System)。它是在2003年沙斯病毒爆发期间,由国防科技局与新科工程携手完成的系统,这项将军事仪器转型为商业用途的发明,如今在机场与各检查站仍然见到它的身影。

第一代红外线体温测量器(Infrared Fever Sensing System)。

纵观德普路的变迁,殖民地时期的军需仓库,象征外部秩序的建立;工业时期的厂房,体现国家现代化的雄心;而当下的住宅与艺术空间,则承载着新的城市身份。

南部山脊将德普路纳入更大的生态网络,经过不同阶段的叠合,钢骨水泥与自然绿意相互交融。过去与现在同处一个空间的德普路,显得更加立体化。

 

参考资料

CHIA, Soo, Michael 谢甦, 25 Jun 2025,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Legal System, 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Accession Number 005121, Reel/Disc 8.

Keynote Speech by President of Singapore Dr Tony Tan Keng Yam at The Defence Technology’s 50th Anniversary Dinner, 7 November 2016.

Lam Chun See, Ammo Base @ Depot Road, Good Morning Yesterday, https://goodmorningyesterday.blogspot.com/2009/09/ammo-base-depot-road.html accessed on 28 October 2025.

Sri Ruthra Kaliamman Temple, http://ruthrakali.org/ accessed on 3 November 2025.

THE NEIGHBOURS, The Straits Times, 7 June 1956, Page 4

刘家明,“当年华校的除名与保名”,《联合早报》 2014417

《南洋商报》

三江公祠,https://www.samkiang.org/三江公祠/accessed on 3 November 2025.


相关链接

Tuesday, June 30, 2026

永锡街:陈永锡及其时代的潮商群像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峇鲁区由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T)发展为住宅区。区内的街道,多以南来先贤命名——读懂这些名字,便读懂了半部新加坡开埠史。永锡街(Yong Siak Street)便是其中之一,它所纪念的,是潮安籍先贤陈永锡(Tan Yong Siak1831–1914)。这条街道于1941年命名,当时陈永锡已经离世27年。

永锡街 Yong Siak Street。 

 

从学徒出身

陈永锡少时南来,原籍潮安鳌头乡,初在万成号为学徒。1863年,他在沙球朥路(Circular Road,又称十三行街)创办永合成号,经营布匹及代理贸易。1868年,参与大笨珍港开港。1879年,他又在驳船码头开设万成顺商号,将业务扩展至沙藤、土产、暹罗米及橡胶航运,甚至拥有轮船,航行于马来半岛与印尼群岛之间,并在暹罗(泰国)自设碾米厂,建立起跨地域的商业网络。

陈永锡 Tan Yong Siak (1835-1914)。

发迹后的陈永锡,成为潮州帮备受敬重的领袖。1890年,新加坡华人参事局成立,他膺选为潮帮代表委员。1906年,新加坡中华商务会(后称中华总商会)克服重重障碍得以创立,陈永锡与陈若锦、佘连城等贤达同为创办人,堪称商会元老。他曾任该会第四届协理(1909)。其次子陈若愚(Tan Jiak Ngoh1866–1936)亦服务总商会多年。

陈永锡也是孙中山共和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之一。他曾在南洋庇护孙中山,并与孙中山及潮安同乡、人称二哥丰的郑智勇(1851–1937)结为义兄弟。1912年,他获南京临时政府颁发勋章。

 

陈永锡次子陈若愚

1909年,陈永锡告老还乡,由陈若愚接管全盘生意。1914年,陈永锡辞世,享年83岁,身后葬于故乡,遗下五子:传璧、传贤(若愚)、传财、传宝、传捷。第二代中以次子陈若愚最为杰出。若愚早年因父亲年迈,放弃学业南来接手家业,管理永合成布店与万成顺暹郊,后又于十三行街创设万永源布店万顺昌汇兑庄(侨批)。他是四海通银行及保险公司的创办人与首任董事,也是端蒙学堂创办人之一,曾任潮州八邑会馆理事。他身后遗下四房妻妾及24名子女。

陈若愚 (1866-1936)。

在陈永锡父子二人的商业与社会活动中,多位潮安同乡亦扮演了重要角色。1918年,同乡茂陇人陈德润(乳名阿鹅,1859–1918)在中华商务会第11任会长任内猝逝,陈若愚接掌会长职务近两年,以完成其未竟之职。陈德润是元茂号、恒茂号及生茂号店东,曾任四海通银行首任及第四任总理,其子陈子豪是端蒙学堂第1920届总理。陈德润逝世后,遗体运回故乡安葬。

陈德润(1859–1918)。

陈子豪是端蒙学堂第19、20届总理。

 

陈裕添与陈若愚关系密切

另一位与陈若愚关系密切的潮安人是陈裕添(又名陈敬堂,Tan Keng Thng1856–1941),原籍潮安东凤乡,比陈若愚年长10岁,是其商业上的好伙伴。据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记载,陈若愚离开殖民地期间,是由陈裕添代行职务。陈裕添的父亲陈德盛是华兴号佳兴东主,发展柔佛港脚及德华兴港(Teguh Hiong),曾任港主。陈裕添本人亦是著名甘蜜商人,历任胡椒甘蜜商务公局代表、1923年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并担任潮州八邑会馆、端蒙学堂及孔庙学堂董事,捐建潮州红十字医院等公益事业。他曾获清廷诰授资政大夫、赏戴蓝翎,中华民国黎元洪大总统特授六等嘉禾章,柔佛苏丹赠佩剑宝星,一时誉满南邦。

陈裕添 又名陈敬堂 (1856-1941)。


从永锡街的一条路名出发,我们得以回望陈永锡、陈若愚父子及一众潮安同乡在新加坡开埠史上的足迹。他们以商立身,以义服众,以文教与公益惠泽社群——这既是潮安一县之光,也是新加坡多元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陈永锡赠送友人的银质纪念章 (正面)。

参考文献

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文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93年,第31页。

2.         潘醒农马来亚潮侨古今人物志 Vol:5 1950, 135页。

3.         黄友平    新加坡地名探索 2020年第439页。


Friday, June 26, 2026

当乡愁遇上地缘政治——从《给阿嬷的情书》到《破地狱》

近日,一部由“不会演戏”的素人演员上演的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意外引发一场远超电影本身的争议。

事情起因于《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沈泽玮的评论文章“《给阿嬷的情书》的统战启示”,(2026521。文章从中国统战工作的角度切入,讨论这部电影在海外华人社会传播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文中提出:“统战工作最高境界——直抵人心最软处,用情去完成攻心。”并进一步认为,即使导演未必有统战初衷,这部电影所产生的效果,却足以成为一种面向全球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的“统战启示”。

随后,不少中国网民和海外华人对此强烈反弹,认为一部借侨批带出家族记忆的潮汕文化电影,被套上“统战”标签,是对创作者和观众情感的误解。原本讲述亲情与乡愁的电影,因此被卷入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与地缘政治交汇的讨论之中。

之后,《联合早报》副社长韩咏梅撰文“后真相时代看《给阿嬷的情书》”(2026613)。这篇“观后感并不是直接回应沈泽玮,但发表时间正好是在争议最激烈的时候,因此“有心”的读者把它视为对整场风波的回应。文章一方面强调并不认为这部电影具有统战目的,另一方面则呼吁读者在后真相时代保持认知自觉,区分文化感动与政治认同。

无意间的一场“战事”,在电影还没上画便引起关注而推动票房。

 

电影之外的争议

引发争议的“统战”二字,在今天的国际语境里,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学概念,而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旦某个文化现象被放进统战框架中讨论,许多人便会自然联想到政治操作,影响力甚至渗透到国家安全中。

《给阿的情书》更像是一部关于家乡、潮汕方言和亲情的作品。

 

谁在赋予电影政治意义?

有趣的是,电影本身未必具有政治意图,但不同群体却可能赋予它不同的政治意义。

有人看到的是潮汕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有人看到的是海外华人与祖籍地之间的文化联系;有人看到的是人性的真善美;有人看到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扩张;也有人看到的是外部势力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

当不同叙事同时出现时,文化产品往往会被推向超出创作者原意的政治场域。这并非《给阿嬷的情书》独有的现象,近年世界各地都出现类似情况。例如,韩国泡菜、端午节等文化遗产曾引发跨国文化归属之争;乌克兰战争后,俄语与乌克兰语的使用更被赋予国家认同的意义;不少电影、音乐作品也因创作者的国籍、背景或题材,而被卷入地缘政治讨论。

新加坡当年的推广华语运动,本身就是文化政策与国家建构相结合的例子。

 

《破地狱》:曾经出现的窗口

2024年香港粤语电影《破地狱》在新加坡取得不俗反响。电影最初主要以华语配音版本上映,其后由于观众反应热烈,当局特别准许加映数场粤语原声版本。

这一安排本身也反映出,新加坡对方言文化的管理虽然较过去宽松,但仍然沿着推广华语运动时期所形成的政策轨迹运行。

经过数十年的推广华语运动后,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基础已经建立。方言不是洪水猛兽,今天即使允许更多方言电影出现,也不至于动摇华语作为共同语言的地位。例如本土电影《钱不够用》《881》《十二莲花》《面薄佬》《好孩子》《乐园》The Wonderland)等,都使用大量福建话,另外加插华语交叉对白。用华语做外壳、福建话做灵魂,形成一种独特的本土语言表达;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这种处理方式也让电影较容易符合监管要求。

《破地狱》这部电影探讨生死、家庭与传统礼俗,几乎没有涉及现实政治议题。某种程度上,它为新加坡重新检视方言政策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时间点。可惜的是,这场难得的社会回响,并没有进一步转化为政策契机。

如今,《给阿嬷的情书》却在“统战”争议中成为舆论焦点。一些人因此要求当局给予更多方言空间;另一些人则担心方言文化成为外部政治影响的载体。

在这样的氛围下,任何政策调整都可能被过度解读。如果此时放宽方言政策,或许有人会认为政府是在压力下屈服;如果继续维持现状,则可能被批评为因噎废食。


方言文化与国家认同并无冲突

在增映要求下,《破地狱》在新加坡的院线累积放映12场粤语原声版,以及华族文化中心特别放映两场粤语加长版。原汁原味的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因一票难求而经历了数次紧急加场,至20266月底已获准放映68场原音版。

相信多数走进戏院的观众并没有想过统战,也没有想过政治。这些“好影片”只是让他们想起自己的长辈,想起渐渐听不见的乡音,想起那些已经远去的老时光。

而此牵涉到上一代甚至上几代的激情也不大可能永远延续下去,就如“统战”的争议终将过去。

一个成熟而自信的社会,应该能够区分文化传承与政治忠诚之间的界线。未来即使当局决定进一步放宽方言文化空间,也不意味着国人放弃国家认同。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