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会不会改变历史？

前阵子接受《联合早报》记者李庚洧的采访，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AI）重现新加坡历史的相关课题。报道分别刊登于《联合早报》网页（2026年7月19日）及隔天的报章（2026年7月20日）。

相关讨论源自现任新报业媒体信托主席许文远的体验，他在脸书发布几张由AI生成的连环图，“复原”他的童年生活。

许文远的童年。取自许文远的脸书。

记者提出的问题包括：AI能否重现没有照片的年代？AI会不会模糊真实与虚构？AI生成的历史影像，会不会改变人们对过去的记忆？

这些问题，让我陷入更深一层的思考。

如果AI是在重构历史，那么我们这些从事文史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一直在重构历史？重点不在于是否重构，而在于重构的过程，是让最终呈现更接近真实，还是更接近创造。

 

文史写作，本来就是一种重构

历史写作，本来就是一种重构（reconstruction）。

无论是研究木船、侨批、老地方，还是民俗信仰，我们都无法回到过去，亲眼目睹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透过档案、地图、老照片、口述历史、报章、书信、日记，甚至亲身经历，一点一点拼凑出那个时代的轮廓。

这些年来写民间史，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张照片往往无法告诉我全部故事。真正帮助我理解一段历史的，往往是老人家的一段口述、一封保存多年的家书、一篇日记，甚至一句不经意的话。

历史从来不是过去本身，而是后人依据留下来的证据，对过去不断进行理解与重构。

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真正留下来的，只是零散的碎片。文史工作者与AI，其实都面对同一个现实：都试图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凑成一幅较完整的图像。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重构的方法与目的。文史工作者追求的是：最可能真实发生过什么。AI追求的，则往往是：统计上最可能呈现什么。

文史工作者不断查证资料，互相比对不同来源，希望尽可能接近真实；AI则依据训练数据，生成一个看起来合理、连贯、可信的画面。

合理，并不等于真实；真实，也未必总是合理。

 

AI让普通人的生活更容易被看见

过去摄影十分昂贵，许多普通人的生活根本没有留下影像。今天，AI可以根据口述历史、建筑资料、地图和少量照片，生成一幅接近当年生活情景的画面，让那些原本没有机会留下影像的人，也终于有机会“被看见”。

这是AI最令人欣慰的地方。

不过，我们也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历史的自觉。AI生成的历史图像，更像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而不是一张真正拍摄于当年的照片。电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却不能代替历史。

AI亦然。AI最容易失去的，并不是画面的真实性，而是历史的偶然性。

真正珍贵的老照片，往往不是因为构图完美，而是忠实保留了那些无人刻意安排的瞬间：一个越过马路赶着卖马票报的孩子、一位坐在小贩中心发呆的老人、一辆破旧的脚车、一块褪色的招牌。这些细节，当时没有人觉得重要，几十年后却成为理解那个时代最珍贵的证据。

AI则倾向于生成更加协调、美化、完整的画面。它容易把生活中的凌乱、贫穷、磨损，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不自觉地优化了。

于是，历史越来越像电影，而不再那么像生活。

随着AI的发展，它不仅能够生成图片，也能够生成完整的影片、对白，甚至故事。未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导演”。

 

当历史想像变成集体记忆

这是历史传播方式的一次重大改变。

过去，重构历史往往需要历史学者、记者、作家等专业工作者，他们必须说明资料来源，也必须接受公众检验。今天，只要输入一句提示词，任何人都可以创造一个“过去”。

重构历史的门槛大幅降低了。这既是一种历史的民主化，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真正让人担心的，并不是AI会造假，而是人们慢慢忘记它是AI生成的。

一张不断被转载、分享的AI图片，最后可能被误认为真实照片；一种历史想像，也可能逐渐演变成集体记忆。

因此，AI图像可以成为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却不能取代历史档案。

档案保存的是证据；AI提供的是一种可能的诠释。

两者都重要，却不能混为一谈。

让我举一个亲身实验。我把自己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水仙门新年忆旧》交给AI，只根据文章内容重构一幅连环图。AI画出一个它想象中的1960年代新加坡的新年，街景、店屋、年货、煎堆、爆竹，都很有那个时代的气氛；可是，它画出来的，却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新年。

后来我再让AI参考当年的照片。原以为参考的照片越多，AI的生成画面会越接近我的记忆；结果却恰恰相反，它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1960年代新加坡”，却越来越不像我真正经历过的新年。

这个实验让我体会到：时代与记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层次。AI能够重构“时代”，却很难重构真实的“个人记忆”。AI很会画“发生了什么”，却还画不出“我是怎样过那个年”，更别说似模似样地呈现出我的童年了。我笑言“您是越改越糟糕呢！”AI解释，AI之所以越改越不像，是因为它越来越依赖“共通性”；而历史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保留了“独特性”。

AI生成的《水仙门新年忆旧》初版。

AI生成的《水仙门新年忆旧》最终版。

 

历史最终保存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回头再想，记者采访的主题是AI；而真正引起我思考的，却是真实的生活。

历史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每一代人都会重新理解过去。AI只是让这种重构变得更容易、更快速，也更普及。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珍惜那些真实留下来的史料——照片、档案、口述历史、书信、日记，以及仍然在世的人所留下的第一手经历。唯有真实的证据，才能让每一代人重新理解过去，而不是重新发明过去。

历史最终保存的，不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更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生活过的痕迹。也正因为如此，普通人的生活始终是历史最珍贵、也最值得保存的部分。

新疆的两滴蓝眼泪：喀纳斯湖与赛里木湖

2025年初秋。

北疆与西疆，隔着漫漫长路，却都展现着大地宏伟的辽阔与人心寻觅的宁静。喀纳斯与赛里木两片高原的水镜清澈，沉浸其间，仿佛穿越过时间的峡谷，也穿越过自己。

以乌鲁木齐为定点，喀纳斯湖位于北部，赛里木湖位于西部，地处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地带；喀纳斯更临近哈萨克斯坦、蒙古和俄罗斯的四国交界。新疆地方大，所谓临近也是二三十公里，乃至五十公里之外。每一段路途都像是穿越国家地理，车窗外的荒漠、戈壁、密林与雪山，仿佛一天内在峡谷度过四季。

 

喀纳斯

喀纳斯位于阿尔泰山脉中段，以“东方瑞士”的广告词来吸引游人。喀纳斯的蒙古语原意是“峡谷中的湖泊”，史前人类已在此有山有水的地方从事狩猎、渔猎等活动。如今的喀纳斯村住着图瓦人，正确的称呼是蒙古族图瓦人，据称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留在此地的蒙古族支系。图瓦人的生活习惯与蒙古族基本相同，木屋炊烟升起时，空气中弥漫着松木与酥油的气味。

图瓦人习惯于牧民生活。

喀纳斯湖是一面镶嵌在密林深处的镜子。阳光掠过湖面，浅蓝、翡翠、蓝黑颜色随着视角而改变。不晓得什么时候，这里也兴起像苏格兰尼斯湖那样的“喀纳斯水怪”的传说，吸引游客乘船入湖，探寻那神话般的身影。不消说，水怪匿藏得很好，连影子都没一个。

喀纳斯湖。

喀纳斯湖的欧式建筑里头是厕所。

上下山途中会经过“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都是根据湖泊的形象而取名的。神仙湾云雾缭绕，月亮湾形似弯月，卧龙湾湖心小岛远远望去，宛如蛟龙伏卧。也许正因这三处转折，为喀纳斯制造层次感。

卧龙湾湖心有个小岛。

我们在喀纳斯的时候住在布尔津市中心，那里有俄罗斯建筑特色的酒店与桥梁。布尔津曾是中国与俄罗斯重要的航运驿站，居住着好些俄罗斯人后裔，跨族通婚后成为华俄混血儿。

布尔津市中心有俄罗斯建筑特色的酒店与桥梁。

 

赛里木湖

伊犁的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西段，海拔超过2000米，面积约为三分之二个新加坡，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赛里木的蒙古语意为“山脊梁上的湖”，也有哈萨克语“祝愿丝绸之路行人平安”的说法。

赛里木湖景区外有骆驼走过。

有人说，这里是大西洋暖湿气流的“最后一滴眼泪”。当从大西洋一路东行的湿气翻越重重山岭，筋疲力尽走不下去的时候，在此凝结成雨雪，汇成湖泊。或许正因这一份疲惫的柔情，夏末初秋的时节，映入眼帘的赛里木湖水反射着太阳的光辉，或许大西洋的眼泪就是蓝色的。

点将台上俯视赛里木湖。

点将台是赛里木湖畔的高地，湖泊的全貌在脚下铺展。祭坛旁的高杆上系满七彩丝巾“哈达”。据说在点将台的旧址上，发现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的西征军的铜质盔甲，因此推测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时，打通果子沟通道，来到赛里木湖休整扎营。成吉思汗居高临下，检阅蒙古骑兵，威风凛凛，豪情万丈。然后，他继续统领大军征服伊犁，再占领整个中亚。

点将台祭坛旁的高杆上系满七彩丝巾“哈达”。

筑台点将的故事不知道真实性有多高。站在风口，望着阳光闪烁的湖面，衍生出对天地之大，人之渺小的敬畏，传说的真假已不重要。

果子沟。

 

新疆版图上的两滴蓝眼泪

喀纳斯湖与赛里木湖，一个在山林，一个在高地平原。千里之外的蓝湖，本来就不曾相遇，但因两滴蓝眼泪而在同一片天空下闪烁。

若选择其一，你会选择那一滴眼泪？以我的性情，心属喀纳斯，因为它不是被人工渲染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旅行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不是为了抵达终点，而是为了看见邂逅，结识心底的自己。

相关链接

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生命不留白：43岁先贤陈笃生的百年遗产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19世纪初，新加坡开埠，华社诸贤并起，奠定百年根基：潮帮领袖、 “新加坡第一移民” 畲有进，闽帮先驱陈金声，粤籍巨商胡亚基（1916-1988年）、黄亚福（1837-1918年），以及本文的主人公——陈笃生（Tan Tock Seng，1807-1850），皆为其时翘楚。

陈笃生肖像画。

关于陈笃生的生年，文献多记为1798年。根据1850年2 月26 日《海峡时报》的报导，说他逝世时52岁，以数字推算其生年应为1798 年。新加坡文史学者柯木林曾考诸《海澄峨山陈氏族谱》，确定他生于“清嘉庆十二年丁卯三月十二日戌时”，根据《万年历》，是公元1807年4月19日。个人认为，能够记录出以天干地支的出生时日与时辰是很重要的，干支纪年法的准确性应该可靠的。

无论如何，“享年仅43岁” 或“享年52岁”还是让我们看到：陈笃生英年早逝，在短短一生中完成的功业，何其令人赞叹。正如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塞涅卡（Lucius Seneca，前4-65年）所说：生命重要的不是它的长度，而是它的深度。

陈笃生原名卓生，福建海澄人，生于马六甲峇峇家庭。出身于殷实小康家庭。民间和早期文献流传着陈笃生“家境清寒”、“未致富前以贩卖蔬菜为生”的说法并不确实。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林孝胜与陈继廉联合主编的《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打破了这一传统误区。同时，学者们找到陈笃生母亲侯玉娘的一份遗嘱。遗嘱证明该家庭在马六甲时已是“有钱蓄奴”之家！

族谱记录陈笃生生年（1807）及儿子陈金钟生卒年 。 （来源 吴庆辉）

 

事业有成，建立公信力

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陈笃生随移民潮从马六甲南下谋生。在市场上向菜农收购蔬菜、禽畜和土产，再批发售卖与停泊在港口附近的船只及本地居民。之后开设杂货店。1840年，33岁的他在驳船码头创设陈笃生商行，经营土产。后与英商怀特黑德（J H Whitehead）合作，专营胡椒、甘蜜及建筑材料进口，事业蒸蒸日上，接着投资地产，累积可观财富。

他活跃于华社，常为人排解纷争，声望日隆。1846年，因其公信力与社会影响力，获殖民地总督封赐太平局绅JP，是新加坡华人中最早获此荣衔者之一。

 

建医院，筑庙宇

陈笃生对新加坡最伟大的贡献，凝聚于一座医院与一座庙宇。

1844年，他捐出7000西班牙元，在珍珠山倡建 “贫民医院”（The Pauper Hospital），为各族贫困者提供义务医疗服务。工程于同年7月奠基，获得粤籍富商胡亚基鼎力相助，出任医院财政。这是现代医疗在新加坡扎根的起点。

1850年陈笃生辞世后，长子陈金钟（1829-1892）继承父志，于1852-54年间医院亟需扩充时谒见总督，恳准增建设备，并再捐3000西班牙元。此后医院数度搬迁扩建，1867年陈笃生遗孀李淑娘捐建女病房，陈金声之子陈明水捐5000西班牙元，1892年颜永成捐地。

1940 年代的陈笃生医院。

21世纪的陈笃生医院。

为感念首倡人之功，医院正式命名为 “陈笃生医院”，一个至今仍在服务民众、承载记忆的名字。

陈笃生另一不朽功业，是倡建“天福宫”。为让南来闽籍移民有一处精神慰藉之所，1840年陈笃生发起在直落亚逸街兴建这座恢宏庙宇，使其成为福建社群的信仰与活动中心。此外，他施棺助葬，让亡者有尊严离世；捐药济世，济助贫弱，善行广被。

1870年，直落亚逸路的天福宫、崇文阁、庆德会。

 

家族余泽绵长

陈笃生一生不过四十三年，却以“建医院，筑庙宇”两件大事，让生命获得超越长度的宽度。他身后，家族余泽绵长：长子陈金钟（1829-1892）不仅继承扩充父业，更出任暹罗、俄国、日本三国领事，成为杰出外交家，1871年亦受封太平局绅；三子陈德源（1844-1891）为植物学家；孙辈陈齐贤（1870-1916）更在马来亚成功引种橡胶，为新加坡、马来亚带来数十年经济繁荣，造就无数“树胶大王”。

今日，通往陈笃生医院的道路命名为“惹兰陈笃生”（Jalan Tan Tock Seng），以纪念这位先贤。陈笃生用一座医院守护生命，用一座庙宇安顿人心——这，便是不朽。

1963年，本文作者在旧陈笃生医院学习留影。

 

参考文献

何乃强（幼吾），“新加坡第一移民佘有进”，《联合早报》2022年1月3日。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 ，2015， 第737页。

Lee YK, “The Pauper Hospital in early Singapore（1840-1849）”, 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 16, 1975：pp106-12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中文版）  1993， 第 92、102页。

Savage, Victor R.; Yeoh, Brenda S.A. (15 June), Singapore Street Names: A Study of Toponymic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2013. p. 135.  

黄友平，《新加坡地名探索》 2020，第232页。

柯木林，林孝胜，陈继廉，《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世界科技出版公司，July 2022。

何乃强，“一颗种子成就半世纪繁荣 记‘新马橡胶之父’陈齐贤”，《联合早报》2026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