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被四方的慈善家陆佑

作者：何乃强

1917年1月4日，时任香港大学副校长（Vice Chancello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查尔斯·伊俐略爵士（Charles Elliot）亲赴陆佑家中，代表港大向病中的陆佑颁赠名誉法律博士荣衔。这是一场很不寻常的典礼——没有全体学士、硕士及其他毕业生齐集大学礼堂见证的隆重场面。

一个月后，陆佑（1846-1917）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一个受教育不多的穷困乡下孩子，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成为香港大学第一位来自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的荣誉博士。陆佑（小名如佑）一生的奋斗与成就，足为后人楷模，启发并激励着无数后来者。

陆佑中装照。图源：互联网

 

99元起家

陆佑原姓黄，广东鹤山人，年少时在新会一户姓陆的富人家当童工，随主人改姓陆（一说曾卖身陆家）。1858年，陆佑下南洋，先到新加坡 “中街七家头” 广东人罗奇生开设的烟庄当杂役，月薪4元。四年后，他以仅有的99元积蓄创办 “兴隆” 号，做些杂货生意。这家新创的 “兴隆号” ，日后业务拓展至马来亚各地，设立分号，统称 “东兴隆”，逐渐发展成为庞大的商业集团。

19世纪中期，马来亚太平（Taiping，旧名拉律Larut）发现丰富的锡矿，各地华人闻风蜂拥而至。1862年，陆佑也从新加坡来到拉律，投靠四邑同乡的矿场工作。矿场内矿工众多，陆佑看准商机，转而经营粮食、肉类、蔬菜等日常供应，为当地居民和矿工提供生活所需，赚了不少钱。十年后（1872年），当地海山与义兴两党争夺矿地，数万矿工卷入其中，演变成械斗，人命财富损失惨重。陆佑受到牵连，损失了14万元。

遭受重挫之后，陆佑东山再起，另起炉灶，获得英殖民政府授予各类税收承包权（即“饷码”）。当时鸦片烟馆、酒馆、赌场及当铺均属合法经营，这些地方也是矿工闲暇时的去处。陆佑除了投资此类生意，也投资种植业，种植橡胶和大米。

 

进军交通运输业

1900年，彭亨州都赖（Tras Pahang）至文冬（Bentong）路段建成，交通运输大为改善，锡米得以顺畅输出至雪兰莪，让陆佑赚了不少钱。在文冬路段施工期间，货币短缺，陆佑再次看准商机，以旗下 “东兴隆公司”名义发行可在内部流通的银单，解决了矿工薪酬支付问题，也为他自己增加了收入。

陆佑东兴隆银单。图源：互联网

陆佑深知交通运输的重要性，投资协助马来亚铺设火车轨道及修筑道路，加速了城市发展。他也注资锡矿场，引进电动与液压新技术；入股海峡轮船及贸易公司。在金融领域，1916年陆佑出任雪兰莪“广益银行”主席。多年累积的财富，使他成为马来亚富豪之一。

 

慈善公益

发家致富后，陆佑这位马来亚华侨实业家、金融家、慈善家，在慈善公益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尤其是在医疗与教育领域。接受他捐赠的地区遍布各地，说其泽被四方，并不为过。主要捐献包括：

1902年，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即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创建，陆佑捐五万元；1906年，吉隆坡尊孔学校和后来的坤成女校创立，陆佑都是最大的捐款者；1909年，新加坡陈笃生医院迁址重建，陆佑捐5万元作为病房建筑费用；1916年，陆佑捐出5万元，并借出免息20年贷款50万元给香港大学。香港大学校园内的陆佑堂，即以他命名。

1909年，新加坡陈笃生医院迁址重建，陆佑捐5万元作为病房建筑费用。图源：李国樑，摄于陈笃生医院文物馆

此外，陆佑还购进大量地产，也献出不少地皮给政府。1904年1月30日，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将亚米尼亚街与禧街之间（中华总商会对面）的道路命名为 “陆佑街” （Loke Yew Street），以表彰他对社会的贡献。陆佑的后人承继祖志，也在中国家乡及其他地方持续捐献。

在社会服务方面，1904年陆佑出任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会长。1903年，他归化为英籍公民；1915年获得英廷颁赐CMG荣衔（同袍勋章，即三等勋爵士，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距离爵士勋衔仅一步之遥。同年，民国政府颁赐他二等嘉禾章。陆佑也是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支持者。

陆佑死于疟疾，与“橡胶大王”陈齐贤的死因相似。据传，可能是在凌晨巡视胶园时被带有疟原虫的按蚊（疟蚊）叮咬而感染。他遗下四房妻妾，七男四女，其中第四房妻子林清金是影业巨子陆运涛（1915-1964）的生母。陆运涛于1964年不幸遇空难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在Sembcorp与Stamford Court之间的陆佑街（Lok Yew Street），前方为禧街（Hill Street），后方为亚米尼亚街（Armenian Street）。图源：李国樑

中国广东鹤山大雁山顶的陆佑亭。图源：李国樑

 

参考文献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第55、444-445页，中华总商会，1993年。

Yong Chun Yuan, Loke Yew, Singapore Infopedia, 2015.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第754页，新加坡总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

Lee YK, "The Pauper Hospital in early Singapore (1840-1849)", 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 16: pp106-121, 1975.

马来亚古冈州六邑总会特刊 《陆佑博士》，第51-52页，马来亚古冈州六邑总会，1964年。

Savage, Victor R.; Yeoh, Brenda S.A. (2013), Singapore Street Names: A Study of Toponymic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p.135

故企业家陆佑发行钞票，《南洋商报》，1971年5月27日。

黄友平：《新加坡地名探索》，2020年，第280页。

何乃强：一颗种子成就半世纪繁荣 记“新马橡胶之父”陈齐贤，《联合早报》，2026年4月9日。

Great Green Run：在万人跑中，看人与城市

2026年6月14日清晨，我参加了在新加坡滨海堤坝举行的 “Great Green Run”环保路跑。

滨海堤坝之晨。

活动以绿色生活理念为主题，鼓励参与者在边跑边欣赏滨海风景的当儿，也思考人与自然共存的重要性，把环保行动延续至日常生活中。

路跑分为10公里、5公里及800米三个组别，我报名的是10公里项目，以平日的配速，一步一步越过终点。 

路跑分为10公里、5公里及800米三个组别，我报名的是10公里项目。

重新认识自己

2025年农历新年过后，我重新穿上跑步鞋，每星期腾出三天独自跑步，从2.5公里的气喘如牛开始，逐步提升至悠闲地完成10多公里，偶尔跑个半马。从中，除了对运动科学多了解一些，更重要的是重新认识自己。

年轻时受到军训的影响，2.4公里已经成为跑步的既定公式。那些年偶尔跟朋友到麦里芝蓄水池跑步，也不过是延长的3公里或5公里越野路线。

多年以后开始明白，那种2.4公里的拼命跑，其实是扼杀了跑步的乐趣。原来跑步对我而言，从来不是竞技，而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跑到8公里以后，平日萦绕心头的琐事似乎都不再重要，脑海里只剩下呼吸、步伐，以及如何优雅地完成接下来的路程。

Great Green Run 有些特别，因为这是许多年来，我重新参加大型路跑活动。

众多参与者中，有人认真热身，有人忙着拍照留念。

 

万人跑的清晨

清晨抵达时，滨海湾一带已聚集许多参与者。有人认真热身，有人忙着拍照留念，也有人穿着各种创意服装，为现场增添欢乐气氛。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位打扮成超人、在新加坡定居的英国人。他经常以超级英雄造型参加本地各类路跑活动，也曾获得CNA的报道。

与Superman巧遇。

大型路跑最有趣的地方，往往不只是跑步本身，而是在过程中与陌生人产生的短暂交集。

起跑前，我走向饮水机准备润口。一位女士与我差不多同时从反方向抵达，我便示意她先饮用。

没想到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问道：“你是不是去年带我们去走皇家山的那位什么什么的？”

她叫淑兰。

2025年下旬，我曾参与《联合早报》主办的壮龄活动，带领一群读者走访皇家山，最后回到Capitol享用娘惹午餐。时隔半年有余，她仍然认出我来。

她的丈夫裕平也走了过来。

他说除了喜欢跑步，也经常收听958城市频道黄淑君的品牌节目《印象古早》，对我们对谈，介绍新加坡风貌的方式印象深刻。他希望他的老友963好FM的王德明也能够仿效958，让我们上节目多谈新加坡的城市记忆。

裕平、淑兰夫妇都是大巴窑 SAFRA 跑步协会的成员，每个星期天早晨，两人都会一起参加跑步活动。跑步已经成为他们共同维持多年的生活习惯，既保持健康活力，也持续探索这座城市。

 

最后几百米

路跑的来回路线是一样的，在5公里处调头。

最后一程是跑上堤坝的斜坡，过后就是平路，距离终点只剩几百米。

前面一位戴着头巾，穿着密实的年轻马来女子停下脚步。我放慢步伐：“终点就在前面转角处，我们一起跑过去吧。”

她半信半疑，但还是重新迈开双腿，我们并肩越过堤坝。

临近终点时，她侧头向我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加速冲线而去。

 

城市里的同行者

一个让水的动作，一场意外的重逢，一句简单的鼓励，都让萍水相逢的我们在同一条路上同行片刻。

城市里的许多缘分也是如此。

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却会因为一句话、一个举动、一段共同经历，在记忆里留下些许痕迹。

跑步固然是一个人的坚持，但也可以是一群人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正是长跑最迷人的风景。

完成路跑后，与裕平、淑兰夫妇再次“重逢”。

AI会不会改变历史？

前阵子接受《联合早报》记者李庚洧的采访，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AI）重现新加坡历史的相关课题。报道分别刊登于《联合早报》网页（2026年7月19日）及隔天的报章（2026年7月20日）。

相关讨论源自现任新报业媒体信托主席许文远的体验，他在脸书发布几张由AI生成的连环图，“复原”他的童年生活。

许文远的童年。取自许文远的脸书。

记者提出的问题包括：AI能否重现没有照片的年代？AI会不会模糊真实与虚构？AI生成的历史影像，会不会改变人们对过去的记忆？

这些问题，让我陷入更深一层的思考。

如果AI是在重构历史，那么我们这些从事文史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一直在重构历史？重点不在于是否重构，而在于重构的过程，是让最终呈现更接近真实，还是更接近创造。

 

文史写作，本来就是一种重构

历史写作，本来就是一种重构（reconstruction）。

无论是研究木船、侨批、老地方，还是民俗信仰，我们都无法回到过去，亲眼目睹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透过档案、地图、老照片、口述历史、报章、书信、日记，甚至亲身经历，一点一点拼凑出那个时代的轮廓。

这些年来写民间史，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张照片往往无法告诉我全部故事。真正帮助我理解一段历史的，往往是老人家的一段口述、一封保存多年的家书、一篇日记，甚至一句不经意的话。

历史从来不是过去本身，而是后人依据留下来的证据，对过去不断进行理解与重构。

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真正留下来的，只是零散的碎片。文史工作者与AI，其实都面对同一个现实：都试图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凑成一幅较完整的图像。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重构的方法与目的。文史工作者追求的是：最可能真实发生过什么。AI追求的，则往往是：统计上最可能呈现什么。

文史工作者不断查证资料，互相比对不同来源，希望尽可能接近真实；AI则依据训练数据，生成一个看起来合理、连贯、可信的画面。

合理，并不等于真实；真实，也未必总是合理。

 

AI让普通人的生活更容易被看见

过去摄影十分昂贵，许多普通人的生活根本没有留下影像。今天，AI可以根据口述历史、建筑资料、地图和少量照片，生成一幅接近当年生活情景的画面，让那些原本没有机会留下影像的人，也终于有机会“被看见”。

这是AI最令人欣慰的地方。

不过，我们也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历史的自觉。AI生成的历史图像，更像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而不是一张真正拍摄于当年的照片。电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却不能代替历史。

AI亦然。AI最容易失去的，并不是画面的真实性，而是历史的偶然性。

真正珍贵的老照片，往往不是因为构图完美，而是忠实保留了那些无人刻意安排的瞬间：一个越过马路赶着卖马票报的孩子、一位坐在小贩中心发呆的老人、一辆破旧的脚车、一块褪色的招牌。这些细节，当时没有人觉得重要，几十年后却成为理解那个时代最珍贵的证据。

AI则倾向于生成更加协调、美化、完整的画面。它容易把生活中的凌乱、贫穷、磨损，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不自觉地优化了。

于是，历史越来越像电影，而不再那么像生活。

随着AI的发展，它不仅能够生成图片，也能够生成完整的影片、对白，甚至故事。未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导演”。

 

当历史想像变成集体记忆

这是历史传播方式的一次重大改变。

过去，重构历史往往需要历史学者、记者、作家等专业工作者，他们必须说明资料来源，也必须接受公众检验。今天，只要输入一句提示词，任何人都可以创造一个“过去”。

重构历史的门槛大幅降低了。这既是一种历史的民主化，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真正让人担心的，并不是AI会造假，而是人们慢慢忘记它是AI生成的。

一张不断被转载、分享的AI图片，最后可能被误认为真实照片；一种历史想像，也可能逐渐演变成集体记忆。

因此，AI图像可以成为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却不能取代历史档案。

档案保存的是证据；AI提供的是一种可能的诠释。

两者都重要，却不能混为一谈。

让我举一个亲身实验。我把自己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水仙门新年忆旧》交给AI，只根据文章内容重构一幅连环图。AI画出一个它想象中的1960年代新加坡的新年，街景、店屋、年货、煎堆、爆竹，都很有那个时代的气氛；可是，它画出来的，却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新年。

后来我再让AI参考当年的照片。原以为参考的照片越多，AI的生成画面会越接近我的记忆；结果却恰恰相反，它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1960年代新加坡”，却越来越不像我真正经历过的新年。

这个实验让我体会到：时代与记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层次。AI能够重构“时代”，却很难重构真实的“个人记忆”。AI很会画“发生了什么”，却还画不出“我是怎样过那个年”，更别说似模似样地呈现出我的童年了。我笑言“您是越改越糟糕呢！”AI解释，AI之所以越改越不像，是因为它越来越依赖“共通性”；而历史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保留了“独特性”。

AI生成的《水仙门新年忆旧》初版。

AI生成的《水仙门新年忆旧》最终版。

 

历史最终保存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回头再想，记者采访的主题是AI；而真正引起我思考的，却是真实的生活。

历史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每一代人都会重新理解过去。AI只是让这种重构变得更容易、更快速，也更普及。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珍惜那些真实留下来的史料——照片、档案、口述历史、书信、日记，以及仍然在世的人所留下的第一手经历。唯有真实的证据，才能让每一代人重新理解过去，而不是重新发明过去。

历史最终保存的，不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更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生活过的痕迹。也正因为如此，普通人的生活始终是历史最珍贵、也最值得保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