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10, 2026

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2025 9 月,乌鲁木齐的天气时凉时热。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也第一次踏入当地的国际大巴扎。

巴刹,在新疆称为巴扎,源自中亚的 Bazaar。它原本只是货物交易之所,却成为现代化社会的社交与旅游空间。

国际大巴扎的休闲角落。

走进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时,我联想到的并不是中亚,而是新加坡。

两座城市相距5000公里,却在近代城市治理与公共空间经验上,呈现出某种相似的轨迹。它们都在短时间内被塑造成现代都市,也都在不同阶段经历过失序的时刻。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及新马合并期间爆发骚乱;乌鲁木齐则在 2009 年,经历了后来被称为七五事件的族群冲突。

对这两座城市而言,那些暴动并非偶发事故,而是深刻的历史裂痕,只是在等待一触即发的时机。

 

七五事件

关于七五事件,起因可追溯至广东韶关一起谣言。有人散布消息,指在当地工厂工作的维吾尔族工人性骚扰汉族女子,结果引发冲突,两名维吾尔族工人被殴打致死。警方调查后发现性骚扰纯属谣言,但没有进一步追究。维吾尔族不满当局既未保护工人,也未及时追究施暴者责任。

2009 7 5 日,维吾尔族民众在乌鲁木齐组织街头抗议,约1000人聚集在人民广场一带,最初以和平示威的形式出现,随后演变成汉维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 197 人,以汉族死伤者居多。

示威如何演变成暴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指控警方使用致命武力,官方则称事件由境外分裂势力策划,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暴乱;许多维族人从其他城市赶来参加暴乱,甚至在暴乱前两三天就开始准备武器。虽然对事发背后的“阴谋”都自圆其说,但是指向同一个事实:社会信任在短时间内被一小群人崩解。

七五事件之后,新疆政策明显转向高压治理,加强对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管控,包括限制部分伊斯兰教习俗、强化汉语教育。官方认为这是防范极端主义的必要手段,反对者则视之为强制同化。无论立场如何,这场事件已成为新疆民族关系的印记。

 

大巴扎的日常

我在新疆逗留一些日子,其中包括走进乌鲁木齐与国际大巴扎。大巴扎(国际大巴扎)并非事件的起源地,但作为乌鲁木齐的标志性旅游区,所看到的主要是汉人与维吾尔族对和谐生活的追求。 置身其中时,最直观的感受是气氛祥和,十多年前那场风暴早已荡然无存。

高耸的二道桥清真寺在阳光下显得庄严壮观。这座清真寺由吐鲁番清真寺迁建而来,信徒以维吾尔族为主,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同时保留“闲人免进”的宗教礼拜时间。它既是信仰空间,也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二道桥清真寺。

我刻意避开旅游旺季,因此人流并不密集。在摊位之间停停走走,空气里混杂着烤肉、沙煮咖啡和甜点的气味;商贩的招呼声、游客的谈笑声与民族旋律相互交织。那些令外来客感到新鲜的景象,对在地人而言,不过是反复上演的日常。

国际大巴扎的维吾尔族旋律。 

沙煮咖啡。

牛车水与暴动的记忆

大巴扎综合性商业、宗教与旅游的日常,感觉就像牛车水。

今天的牛车水,是个妥善规划的文化旅游与餐饮空间,多少带些怀旧气息。詹美回教堂、马里安曼兴都庙、佛牙寺、牌楼、灯笼,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餐馆,把多元文化的镜头压缩在牛车水、欧南园与麦士威地铁站之间。昔日复杂凌乱的民间烟火气,反而成为难以追回的遗憾。

但牛车水并非一直如此平和。

1919 年,北京五四运动引发的民族情绪,经由抵制日货行动蔓延至新加坡,最终在牛车水与小坡一带演变成流血暴动

1927 年,牛车水再次成为政治冲突现场。国民党温和派举办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活动,左翼与温和派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开枪,造成多人死亡。

1956 年,殖民地政府强力压制左翼与学生运动,骚乱蔓延全岛,牛车水再次成为其中一个节点

换言之,牛车水是个昔日华人活动中心,但并非天生的文化旅游区,而是经历过“政治暴动”与市区重建后,被重新规划与管理的空间。

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与牛车水一样,是被精心维护的“旅游胜地”。

 

用日常生活化解紧张

在乌鲁木齐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中,这种叙事策略表现得尤为明显。宏大的历史框架覆盖着数千年来中原对新疆的治理记载,而七五事件则几乎不被提及——或许因为它年资尚浅,未被历史化;又或许因为它仍可能触动敏感的民族情绪。

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

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对族群紧张的态度较为直白。1964 年,一些不负责任的巫统政客刻意挑起马来人情绪,回教先知诞辰纪念日游行成为导火线,游行队伍来到加冷“火城”时发生华巫种族暴动,这起事件被反复提醒为社会脆弱性的警示。独立之后,新加坡系统性地重组生活空间,将族群差异纳入政府机构的管理框架。

将这种逻辑落实到民生的常例,是组屋生活。

组屋是新加坡族群治理最独特的空间设计,各族群住在同一栋楼,大家共用电梯与走廊。关起门来,各自维持私人生活;走出家门,社会整体则努力维持种族平衡与和谐。共生的关键词是“平等”与“尊重”。

乌鲁木齐与新加坡一样,公共秩序并不意味着冲突已经消失。

失序确实曾经发生过,而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善良的人,会轻易把和谐视为理所当然;更没有任何城市,愿意再次付出同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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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07, 2026

雁过留声:陈云秋与新加坡的六年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在《永锡街:陈永锡及其时代的潮商群像》一文中,我曾写到陈永锡、陈若愚父子与陈裕添(友礼)的交谊。陈裕添(Tan Joo Thiam 1856–1941),潮州东凤乡人,在新加坡开设甘蜜批发商华兴号及布匹商嘉兴号等。他以85岁高龄辞世,亲朋同行不以他的本名,而以其字敬堂刊发讣告。陈裕添遗下五子,葬于新加坡。

彼时新加坡曾有两位同名为陈敬堂的潮商。另一位是金砂陈村人,又名陈文才,亦为侨领,在驳船码头北(43 North Boat Quay)开设裕丰行,经营甘蜜生意。遗憾的是,我们对其生卒年及生平所知甚少。但已知的是,他有一位青出于蓝的儿子——陈云秋(Tan Hoon Chew 1868–1939),一位多重角色、多才多艺的奇才。令人惋惜的是,新加坡开埠以来的发展史中,几乎无人提及他的贡献。他,被历史遗忘了。

 

精通三语的奇才

陈云秋原名子田,又名陈景仁。他是清末贡生,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及英语,官至清末刑部贵州司主事,诰授中宪大夫。据载,1895年他曾在京签名响应公车上书。(按:目前所见文献仅能确认其签名之举,是否参与更进一步的策划或决策,尚无可稽考。)1902年,他在汕头出资创办《岭东日报》,以开启民智、引介新思想,诸如介绍西欧政治和民主制度及地方改革意见等。同年,他又创办《汉潮报》。也是在这一年,陈云秋南下新加坡,继承其父的裕丰行业务。

陈云秋 (景仁,1868-1939)。

陈云秋实为一位罕见的通才型奇才——他既能上朝论政,又能下海经商;既能执笔办报,又能掌校育人;既能挥毫作书,又能戒烟济世。

190512月,新加坡上百位商人召集会议,呼吁粤闽商团成立商会以保护华商利益。会议推举53人为中华商务会发起人,投票选出吴寿珍、陈云秋为首届正副会长。时年38岁、精通三语的陈云秋之声望,可谓众望所归。惜乎后来陈云秋因极力支持戒烟社而与会长意见分歧,遂呈辞。后加入振武善社支持戒烟运动,虽经多方挽留,最终还是离开商会,决心投身国内政治。

 

主持校务

1905年,清廷颁令废除科举制度,激发新加坡潮侨创办新式学校的决心。1906年,廖正兴、蔡子庸、陈云秋、张霞生等28位发起人议决,宣告成立潮州公立端蒙学堂,推选蔡子庸、廖正兴、陈云秋为正副总理。同年11月开学,陈云秋被推举为首任义务校长,任期至1909年。初创时,端蒙仅有两位教师与68名潮籍学生,校舍租赁禧街52号店屋。1913年迁至克拉码头13号。1917年,董事部鉴于学生日增,购下丁律(Tank Road)校址,次年新校舍竣工。创校初期,陈云秋身兼商人与校长二职,没有受殖民地政府教育部干预。他只当了八个月的校长便离职。

端蒙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与全体同学:第一届毕业生初入学时,由陈云秋出任端蒙学堂义务校长。

在主持校务的同时,陈云秋亦涉足报业。1905年底,当地的《图南日报》停刊。两个月后(1906122日),《南洋总汇报》创办,陈云秋入股并控制该报。直至19085月,他因回国投身政治,方将报社转让给梅氏家族。

离开新加坡后,陈云秋投身清朝立宪运动。1908年,他身为捐纳所得的刑部司主事,因独自上奏要求每三年召集国会,触怒慈禧太后而遭革职。

晚年,陈云秋出任潮安劝学所所长,致力于教育事业,亦以翰墨自娱。其作品至今仍可在广东各地见到。

《海阳县志》记录陈云秋(景仁)。

 

人虽杳杳,雁过留声

陈云秋在新加坡仅驻留六年(约1902–1908),却在商业、报业、教育、社会运动乃至书法艺术五个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参与创立中华商务会并出任副会长,创办《南洋总汇报》,义务出任端蒙学堂首任校长,投身戒烟运动,并以隶书书法名世。然而,这段璀璨的六年却鲜见于新加坡华人史的主流叙述。

端蒙学堂虽演变为端蒙中学,终因生源不足于1994年停办,实体校园已不复存在。校名所承载的精神、陈云秋留下的墨迹,以及这段被尘封的历史,仍待后人补写。人虽杳杳,雁过留声——陈云秋之价值,不必待后世追认,其生平已然作答。

广州大元帅府。陈云秋(陈景仁)题字。

 

参考文献

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华文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第31页。

2.     何乃强:“永锡街:陈永锡及其时代的潮商群像”,《从暮夜到黎明》博客网,2026630日。

3.     林志强:“《南洋总汇报》创办人”,《封尘轶事:从武吉布朗追溯新加坡华社两百年》,2020年,第95–103页。

4.     李志贤:“权力中心的整合与变迁:19世纪以后新加坡潮人社团纷争探析”,《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12期,2020年,第1–22页。

5.     何乃强 (幼吾): “梅春浦与总汇新报 ”,《联合早报》2024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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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03, 2026

德普路:南部山脊军需仓库的层叠记忆 (Depot Road)

原文刊登于《源》2026年第2期,总期180。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德普路(Depot Road)组屋区是个隶属于红山镇五个组屋区中较新的小区,20多座组屋居住着1200多户人家。

德普路是一段从亚历山大路(Alexandra Road)延伸至亨德申路(Henderson Road)的横贯道路,依偎在直落布兰雅山的北侧。所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两公里路所隐藏的记忆长河,融汇着从百年前殖民地弹药基地到新加坡独立后的小型工业地带,再到今日融合住宅、艺术与自然的城市空间。

德普路地形图。

 

从军需仓库到民生

Depot Road的名字,源自英国陆军的中央军需仓库(depot)。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南部沿岸建立一系列军事设施,以支援港口与驻军的运作。南部山脊一带被视为后勤枢纽,亚历山大军营、吉门营房与德普仓库相互连接,形成一条完整的补给网络。

那时的德普路沿着山脊蜿蜒,周围环绕着红土坡与密林,来往新马的火车在附近穿梭。对一般民众而言,这是封闭的军事区域;但对英军与本地劳工来说,这里是一条维系军事机器的动脉。二战后,这里的军事用途逐渐减弱,路名则被保留下来。

1950年代德普路一带的地形:图中的山脊是直落布兰雅山,右方与下方的建筑群是吉门营房,左上方的建筑群是德普路中央军需仓库。(图源:Royal Air Force 1958)

德普仓库内的弹药库区位于隐秘的角落,四周被茂密的植被环绕。19691971年间,卡鲁(Karunakaran N K P)曾经在那里值勤,两人一组沿着弹药库区的道路巡逻。那里蛇特别多,夜间尤其阴森诡异,风吹竹林,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连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在脚边滚落,都令人胆战心惊。

70 年代初,由于直落布兰雅住宅区的开发,这一带开辟多条道路,亨德申路则从德普路延伸至直落布兰雅路(Telok Blangah Road),将原来的花柏山分成两边,一边保留花柏山的原名,另一边则称为直落布兰雅山。如今亨德申波浪桥将两座山丘重新连接起来。

亨德申波浪桥将花柏山和直落布兰雅山重新连接起来。

喜欢探密的人士,可以寻访这一带的《小娘惹之翡翠山》拍摄现场和丹麦海员教会(Danish Seamen's Church)。教会的前身为金钟大厦,陈武烈(陈笃生曾孙)以祖父陈金钟之名为别墅命名。这座20世纪初英国新乔治王式建筑融合各国风情,例如钟型屋顶采用金黄色法国长砖,一楼铺设富裕家庭常用的花纹地砖;二楼地板与梁柱则使用西澳珍贵的血檀(jarrah wood),落成不久后还让孙中山入住。

南部山脊隐秘的一角曾经是电视剧《小娘惹之翡翠山》的拍摄现场。

丹麦海员教会的前身为金钟大厦,陈武烈(陈笃生曾孙)以祖父陈金钟之名为别墅命名。

196070年代,新加坡大力推动工业化期间,德普路迎来轻工业区身份,吸引金属加工、电机修理与运输企业进驻。

80年代,亚逸拉惹高速公路(AYE)的修建,为这区的民生地貌带来巨变。新道路提升连通性,许多原居民迁入德普路的新组屋生活。

1980年代末,建屋发展局启动德普路组屋计划,借助山坡的优势来融合居住与消闲功能。

 

早年生活:山坡上的甘榜与宿舍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城市人口剧增,殖民地政府开始在市区边缘兴建公共设施与住宅。德普路周边虽仍带着军方色彩,平民聚落却已逐渐出现。那时的德普路,军事设施与民间生活共处于同一片草坡,英军宿舍坐落在山坡上,山脚则散布着木屋、菜园、工寮与小商店。沿路有修车铺、钢铁厂、脚踏车行和卖冰球的小贩。

居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生活简单的年代,混合着机油、泥土和海风的气味。马来妇女在住家门口晾衣,华人木匠修理家具,偶尔还能听到军营的喇叭声。就如一位前居民说:德普路像是夹在两个世界中间,一边是军人,一边是我们甘榜人。后来新组屋建起来了,但山风和树影都还在身边。

由于德普路地势比较偏僻,土地归属复杂,因此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半乡村状态,不像红山的其他组屋区那样迅速发展。延迟的现代化,让它保留比城市其他角落更久的自然光景。

即将走入历史的德普路轻工业区古老建筑。

 

城市生活的成型

80年代末,建屋发展局启动德普路组屋计划,借助山坡的优势来融合居住与消闲功能,直落布兰雅山的步道,成为居民跑步与散步的路线,每天早晨还可见到三五成群的太极拳爱好者打拳、耍剑、舞扇,音乐声此起彼落。这是典型的“城市化山居”案例,可说是当代新镇不可或缺的“绿野芳踪”雏形。

德普路组屋的兴建,象征德普路居民正式迈入现代生活。小型购物中心与食阁成为日常生活重心,杂货店、诊所、咖啡店与小贩摊位构成小区生活的肌理。

 

宗教庙宇

德普路上的印度庙、齐天坛道教庙宇与三江公祠处于相邻地段。露丝拉·迦梨安曼兴都庙( Sri Ruthra Kaliamman Temple 的出现,可追溯到百多年前亚历山大砖厂的造砖岁月。在砖厂工作的印度劳工设立神龛,过后业主慕娘公司(Borneo Company)为他们兴建一栋砖屋来进行宗教仪式。随着70年代砖厂结业,信徒筹款募捐,在德普路现址兴建新庙宇。庙宇的多用途礼堂,是信徒举办结婚典礼的热门地点。

在众多印度教女神中,迦梨女神被视为最负盛名的女性神祇,受尊奉为神圣之母、宇宙之母。迦梨被描绘为黑皮肤、长发凌乱、赤目如火、舌头长而下垂的“狂野”形象。她赋予信徒自由,只要信徒以“孩童般的姿态”前来,她便会庇护他们。

至于三江公祠,两层中式庙宇内设神坛与先人骨灰厅,寄托三江人慎终追远的精神与同乡情谊。

19世纪末,三江人以惹兰里茂(Jalan Rimau)的公墓起家。那时候的三江,指的是浙江、江西与江苏三地同乡。1906年创立三江公所时,购置惹兰安拔士(Jalan Ampas)屋宇为会所,三江的地理范围相应扩大,包含长江、黄河、黑龙江流域。新加坡独立后,坟山与会所相继被征用,会馆通过政府赔偿与会员捐献所得,兴建三江公祠。

三江公祠与齐天坛庙和露丝拉·迦梨安曼兴都庙( Sri Ruthra Kaliamman Temple)咫尺为邻。

 

吉门营房:从军人到艺术家

吉门营房(Gillman Barracks)建于1936年,原为殖民地时期英国驻军营区白墙红瓦、宽阔的草坪,曾是军人与家属生活的场景。近年来,政府将它改造成当代艺术聚落,汇集画廊、艺术和餐饮设施等多种用途。

吉门营房的建筑群。

吉门军营的转型,是新加坡旧地新用的代表案例之一。吉门营房的独特之处在于由多个营房组成的建筑群,保留较完整的旧时风韵。从军营到艺术村的转折,也映照德普路的整体变化:从实用功能到文化象征,从封闭的空间到向公众开放。漫步其中,殖民地建筑与现代艺术似乎正在进行无声对话。

目前租户的租约最迟于2030年陆续到期,当局正在探讨日后在这个地段建造容纳组屋和私宅单位的新住宅区。由于近年来,国人对市区边缘住屋的需求不断增长,附近的吉宝俱乐部旧址将发展为住宅区。与吉宝俱乐部旧址相隔一条马路的吉门营房,可视为此南部濒水区的扩展。

吉门营房的建筑群主要集中在洛克路(Lock Road)和马兰路(Malan Road),周围是一片树林,以及新加坡教师学院(前圣安德烈初级学院)和巴西班让职业专科学校旧址。建筑保育者认为可以利用这些前学校与部分树林空间,让住宅区围着吉门营房而建。至于日后的具体变化,让我们共同见证。

建筑保育者建议利用新加坡教师学院(前圣安德烈初级学院)与部分树林空间来规划未来的南部濒水区住宅。

 

友谊山一带的民宅与学校

吉门营房旁的普勒士顿路Preston Road有个消失的友谊山(Friendly Hill)民宅。虽然地名称为“友谊”,但由于居住空间有限,容易引起邻里纠纷,居民曾为了芝麻绿豆而闹上法庭。负责审理的朱星法官幽默地说,虽然两人住在友谊山,但长久以来彼此之间一点都不友善。他判处向对方丢石子的一方罚款10元。

友谊山民宅消失后,原地改建成校舍,曾经有多所学校轮流入驻,例如:

·       1974年成立的达善中学(Henderson Secondary School ),开学时录取600名中一学生。两年后,达善中学迁入亨德申路的新校舍。

·       1975年,新成立的美景中学开办12班中一班,与达善中学共用友谊山校舍。

·       1977年,奋力小学迁入,1978年底与更生和史达摩(Strathmore )小学三校合并成为更生小学,新联合学校迁到亚历山大路,校名为更生。

·       1979年,友谊山职业专科学校(Friendly Hill Vocational Institute)开办商科与簿记课程。

·       1981新加坡国际学校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ingapore )将原址发展成五所校舍,开办小学至高中课程。

1983年,华义中学从玛格烈通道(Margaret Drive)迁至德普路,原址为现在的惠普企业亚太与日本区总部(HP Enterprise)所在地。谢甦是德普路华义中学的首批中一生,他表示当时学生的身份混乱,对新校园缺乏归属感,还好有Mr Raja等老师以校训“仁义智群”来谆谆善诱,让同学们度过充满挑战的中学生涯。

华义是1950年代学潮期间,最早开课的三间政府华文中学之一,其他两间是德明和德新。1979 年,华义从华文源流转型为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授课的学校。迈入21世纪之际,该校在裕廊西建立新校园,并保留华义校名和部分教职员工。

 

国防科技局

德普路最显眼的,莫过于两栋高耸的国防科技局楼(Defence Technology Towers),这里就是昔日军需库的原址。笔者服役时,曾带领后勤人员到此领取弹药;从事正业时亦在此上过班,见证时空的变化。

国防科技局的原身是1966年成立的三人技术后勤部门,专注于装备采购工作。国防工业(Defence Industry)与研究实验室(DSO)分别在1967年与1972年设立,三者形成国防科技集团(Defence Technology Group)。

国防有许多不可告人的机密,也是一条经济生产链,因此各国都会投入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实力。近年来通过新科工程(ST Engineering)出口战舰、陆战武器和为外国提升运输机性能等向国际市场进军,都是重要的突破。

或许对公众人士而言,最熟悉的就是日常所见的红外线体温测量器(Infrared Fever Sensing System)。它是在2003年沙斯病毒爆发期间,由国防科技局与新科工程携手完成的系统,这项将军事仪器转型为商业用途的发明,如今在机场与各检查站仍然见到它的身影。

第一代红外线体温测量器(Infrared Fever Sensing System)。

纵观德普路的变迁,殖民地时期的军需仓库,象征外部秩序的建立;工业时期的厂房,体现国家现代化的雄心;而当下的住宅与艺术空间,则承载着新的城市身份。

南部山脊将德普路纳入更大的生态网络,经过不同阶段的叠合,钢骨水泥与自然绿意相互交融。过去与现在同处一个空间的德普路,显得更加立体化。

 

参考资料

CHIA, Soo, Michael 谢甦, 25 Jun 2025,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Legal System, 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Accession Number 005121, Reel/Disc 8.

Keynote Speech by President of Singapore Dr Tony Tan Keng Yam at The Defence Technology’s 50th Anniversary Dinner, 7 November 2016.

Lam Chun See, Ammo Base @ Depot Road, Good Morning Yesterday, https://goodmorningyesterday.blogspot.com/2009/09/ammo-base-depot-road.html accessed on 28 October 2025.

Sri Ruthra Kaliamman Temple, http://ruthrakali.org/ accessed on 3 November 2025.

THE NEIGHBOURS, The Straits Times, 7 June 1956, Page 4

刘家明,“当年华校的除名与保名”,《联合早报》 2014417

《南洋商报》

三江公祠,https://www.samkiang.org/三江公祠/accessed on 3 November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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