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和建国先贤纪念园委员会联办的“红登记计划”《联合早报》专场，于2026年3月7日与8日，在新报业媒体的礼堂举行。两天的上午场由尤今女士分享她从大杂院到洋房的住屋记忆；下午场则由我以“从实体红登记走到电子登记这一刻，您还记得当年吗？”为题，来勾勒起大家的回忆。我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现场义工收集更多长者的个人故事。
我所听到的，有华校生在职场被歧视、为了适应英语大环境所经历的惨痛经历；上世纪50与60年代的动荡，让他们学会珍惜和谐生活；80年代下半叶因经济走下坡而一度不接受异地新娘，造成情侣双双殉情或私奔等，这些真实的个人经历，让我们更能体会在新加坡独立前出生的这一代人所吃过的苦头。我们没有因此而放弃，始终与国家风雨兼程。今天苦尽甘来，回望一生，无怨无悔。
以下是我在这两天的分享。
登记就是身份证
今天，我们借着一个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的命题——从实体红登记走到电子登记这一刻，一同“想当年”。
登记就是身份证。我们填写表格的时候，曾经必须填入完整的身份证号码，参加幸运抽奖也一样。后来有人写信到报馆“抗议”，最终大家认同身份证号码必须保密。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已经不再随身携带那张实体红登记。手机里有电子版本，乐龄乘车优惠卡也能当登记使用，出门方便多了。
您记得从前的红登记吗？是大大张的，比对折的50元钞票还要大一些。若更换地址，就写一张字条塞进去。
第一代红登记是“软绵绵”的。那是德国进口，可以防水的强化塑胶，在那个年代已经相当先进了。
我的个人故事，可以结合父亲那一代的经历来聊聊。
父亲的红登记
父亲那一代人，红登记不是一张普通的卡片，而是一种扎根的“心安”。心安之处就是家！
1949年，父亲和他的堂兄弟亲眼看着共产党入村，在广东乡下斗地主。他们亲眼目睹，心里觉得忐忑不安，决定离家出走。结果堂姐萍芳留在乡下，国麟去了台北，昆麟和炽麟在香港湾仔落户，父亲则来到新加坡。当时的考量是为了留条后路，日后可以投靠生活较好的一方。
他那一代南来的人，最初只想做个过客，打工寄钱回乡，期待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但历史没有让他们轻易回头。新加坡的建国年代，前途并不明朗；选择成为新加坡公民，意味着不再只是过客，而是落地生根，这是一生的承诺。
从那一刻起，不论你是教师、推车卖咯咯面的小贩、码头工人、技工、商人或军人，不只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也开始为这个地方的稳定与发展出一分力。
他们不懂得大道理，但认真工作，让孩子学会自力更生。大家自食其力、和谐生活，本质上就是在参与建设这个国家。
动荡的年代
小时候，父亲常告诉我，他在红灯码头上岸后没几个月，就遇上50年代的动荡。他的印刷馆老板的小儿子在中正念书，在皇家山参与反国民服役，在牛车水有份纵火焚烧垃圾车。老板命令我父亲，帮忙看好这位小老板，别让他跟着其他人上船回中国。那个年代，有些年轻人决定回祖国参与建设，有些家长自愿性把孩子送回中国老家，难怪身为“走资派”的老板总觉得不踏实。
在动荡的环境里，父亲看到各个政党成立，为新加坡进入自治和新马合并做准备。当时出现多个政党，例如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工人党等，都是以多元种族为基础的。种种因素促使他学习第二语文，也就是学讲一口流利的马来话。
60年代的华巫种族冲突，我们的水仙门住家对面就是禧街警察局，居住的都是马来警察家庭，大家相安无事。我模糊的印象，是和小邻居拿着玩具刀枪，模拟抗敌的场面。几个月后，农历年初二和开斋节在同一天，谐街的美罗百货公司庆祝“恭贺新禧”和Hari
Raya，提醒大家珍惜种族和谐的可贵。
申请公民权
父亲也告诉我，1955 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表示，海外华人可以选择加入居住国国籍。1957年，随着新加坡自治的脚步越来越逼近，中华总商会为住满八年的移民争取成为新加坡公民。父亲也于第一时间去申请了。
虽然公民权法令在1957年生效，但那时候没有电脑，办事缓慢，不是申请就马上得到的。父亲的公民权证书日期是1961年10月13日，足足等了四年；公民权上的写着印刷馆的地址，可见申请公民权的时候，父亲还住在印刷馆内，晚上睡在“纸头”或帆布床上。
父亲把证书收藏在绿色的梳打饼干盒里。因为折痕的关系，证书已经有点破损。他再三交代，万一发生火灾，其他东西都可以不要，但一定要把饼干盒带走。
父亲也告诉过我领取公民权的一些细节。接到通知信后，他必须到国民登记局宣誓。国民登记局在皇后坊，也就是今天的亚洲文明博物馆（ACM）。宣誓的时候必须有一名证人在场，所以他邀请一位工友出席见证。
那名洋人官员带他走进大厅，与众人一起坐在椅子上等候，还竖起大拇指对他说“骨”（good）。宣誓官入场，用英语噼里啪啦地说了听不懂的话，翻译官指示他们把右手举起；宣誓官继续念着，翻译官叫他们念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礼成后便可以领取公民权证书了。
华侨、华人、新加坡人
我的童年时代，父亲说自己是华侨，后来说是海外华人。
我们搬进组屋之后，他改口说“我是新加坡人”。我们的邻居有各方言群，以及马来人和印度人，异族之间使用马来话交谈。大家语言不同，宗教不同，饮食也不一样，不过我们也喜欢吃咖哩鱼头、roti
prata、nasi lemak和satay；今天除了roti
prata，其他都有华人版。大家都为孩子的功课和前途操心，为物价上涨唉声叹气。组屋为我们打造新加坡人的认同感。
红登记、蓝登记、绿登记
红登记代表新加坡公民，蓝登记代表永久居民。
此外，还有一张我年轻时曾经拿过的“绿卡”，那是军人用的绿登记（11B）。那时候我和同僚们常常苦中作乐，说自己是“绿林好汉”。
记得当年为了履行国民义务，我独自提着行李包，到Dempsey Road 的CMPB报到入伍。那时候入伍叫进兵，退伍叫出兵，听起来好像“出殡”。“兵头”点名后，我们列队登上军车，还有雄壮的军乐为我们送行，我们都不知道军车会载我们到什么地方，反正命运是豁出去了。有些送行的祖母、妈妈都哭了，他们还会喊着“阿弟，你要好好回来啊！”
我的红登记被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剃光头后，看起来“柴柴”的11B。
从Ah boy to man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这群来自不同背景的男生同处一室，学习作战的时候肌肤相亲，在没有隔间的冲凉房里肝胆相照；进行实弹演习的时候，必须相信后面和对面山头那个人不会向自己开枪，多元种族的情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让ah
boy to man，建立信任的，就是身边那群人。
服满兵役ROD，也就是“出兵”那一天，与红登记久别重逢，开心得几乎落下男儿泪。其他较年轻的阿兵哥都羡慕地摸着那张红登记，我安慰他们“等久就有”。
自己人保护自己人
后来逐渐明白，国家安全不能依赖别人，自己的国门、自己的家门，你不去守卫，那等谁去守卫呢？
新马分家没几天，马来西亚第一皇家步兵营从东马回来，过境时“暂住”乌鲁班丹军营，结果逗留将近两年。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4个月后，第一届国会开幕。马来西亚驻新加坡陆军准将坚持由他的骑兵开路，“护送”时任总理李光耀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前往国会。两地不过百米之遥，内阁本来打算就像1959年自治邦政府成立时那样，一起走路去国会的。
面对比看谁的拳头比较硬的威胁，在国民服役法令还没实行前，李光耀已经到牛车水各个武馆，鼓励热血青年加入“义勇军”（People’s
Defence Force, PDF）。他说我们必须让自己人保护国家，而不是交给不可信任的人。
红登记与绿登记，不只是颜色改变，而是每一代人对保家卫国的共同承担。
红登记不是理所当然
今天很多人觉得红登记理所当然，但它其实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制度。1948年的紧急法令时期，殖民地政府加强登记制度，所有12岁以上的居民都必须领取身份证，方便殖民地官员找出马共或亲共人士。
新加坡独立之后，时任劳工部长易润堂在国会提出新的国民登记法令，1966年5月5日起开始实行，让100万公民领取红登记。当时有些家庭成员住在同一屋檐下，却因新马分家变成我是新加坡人，你是马来西亚人；有些因为丢失报生纸或父母没有为新生儿报生，而变成无国籍人士等。
12岁那年，我在学校领取红登记，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18岁那年，我在工院读书，在学校更换另一张成熟的脸孔的红登记，觉得自己可以保家卫国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拿到红登记的心情吗？
有国、有家、有窝
有国、有家、有窝，才是织梦、圆梦的起点。
对我父亲那一代来说，国，是一个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家，是可以安心成家的地方；窝，是一间买得起、住得久的屋子。那是多数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坐在新报业媒体的礼堂谈退休生活、儿孙教育、生活品质、出国旅游，那是因为我们在资源有限、前途未卜的年代，一点一滴把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新加坡的发展，是我们都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所累积而成的。
今天的新移民
我也有好些新移民朋友。
新移民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不是因为环境动荡而离开祖国，更多是“求发展”。
时代不同，但核心始终一样：我愿不愿意把人生的重要时光交给新加坡？当他们申请成为公民时，也是做出承诺。
当然也有些“短暂移民”，利用新加坡作为跳板。记得90年代，我在职场所接触的技术移民，好些就是利用新加坡的优势来骑牛看马，成为公民后很快便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电子登记的时代
今天红登记已经变成手机里的电子记录，但那份扎根的承诺并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个人与国家风雨同舟，大家唱着同一首歌，一同参与、见证新加坡成长。
红登记在我们手上，经历过风风雨雨。从甘榜、72家房客到安得广厦千万间，从种族紧张到共用电梯与走廊，这些都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在各自岗位上把事情做好。
二三十年前，我在欧美公干，许多人不知道有个地方叫新加坡，但他们知道香港这个东方之珠。他们问新加坡是在中国吗？
21世纪初，我参与国际会议，一些英国人说我的英语讲得挺好，可是他们却不会说新加坡的语言。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新加坡曾经是英国殖民地。
今天许多外地人知道新加坡，其中少不了你我在各个领域肩并肩，实实在在地履行着国民的职责，始终对这片土地不离不弃。
我们可以继续把来时路的记忆与信任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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