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18, 2019

兵马俑

西安行转眼已过了一年,印象最深刻的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黄河壶口瀑布,登上天下豪杰“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的华山,此外就是加入当地的拼团旅游,约一小时的车程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重新认识秦始皇


战国七雄在长江以北逐鹿中原,最后由地处西北巴蜀的秦国统一天下。虽然广东话有云“七国咁乱”,但很小的时候我就将七国背出来了,一点都不乱,那还是拜父亲所赐。父亲在中国乡下祠堂读书,老师将“燕赵韩魏齐楚秦”以粤语歌谣的方式来教导学生,我也因此受惠,听过一次就背熟了。

秦始皇在位37年,率领千军万马统一其他六国,修筑万里长城,统一中国文字和度量衡,焚书坑儒来统一思想,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和暴君。他所奠定的两千多年的中央极权制度,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少年时期看过一部由凌波李璇主演的《七世夫妻》,那是台湾拍摄的黄梅调连续剧。秦朝强征劳役修复长城,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万里长城的情节,使到戏迷都痛恨秦始皇这个暴君。

后来陆续有人挖出史料,为秦始皇平反,维基百科、《史记》等都有相关资讯。譬如:

李斯建议只保留秦国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焚毁;《诗经》、《书经》及诸子百家之书只有博士官(保管文献档案,授学的官员)可以保留,民间的都限期交出烧毁;医药、卜筮、农业之书民间可以保留;想学法律的人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下旨同意。

追溯起来,彻底焚书的是项羽入关中,火烧咸阳城,秦朝国家图书馆仅存的孤本全毁。

焚书之后的第二年,两名为秦始皇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江湖术士无法交差,散布对秦始皇不利的言论。涉案者在审理时指控毁谤皇帝言论的来源,结果涉嫌的四百多人全在咸阳坑杀。

“焚书坑儒”后,儒家学说仍然存在,因此东汉哲学家王充说道:“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圣人之全经犹存。”

鲁迅认为秦始皇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思想,这是秦始皇海纳百川之道。


居住在秦始皇陵遗址的农民


骊山秦始皇陵位于西安市以东35公里的临潼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也是唯一称为“山”的帝陵。传说中补天造人的女娲就在骊山居住,可谓中国神话中人类生命的起源。


(骊山:骊山老母指的就是女娲。)

兵马俑距离秦始皇陵只有1.5公里。

1974年3月,农民杨志发跟他的五个兄弟以及其他村民在一块种植石榴和柿子树的土地上打井。第二天,他们挖到了坚硬的红土,第三天中午挖到了一个瓦人的脖子。当时杨志发跟同伴说,这里应该是老祖宗烧瓦罐窑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挖,因为完整的瓦罐可以拿回家装东西。瓦人的肩膀和胸部都出现了,他们觉得可能不是瓦罐窑,而是爷庙(神庙)。再挖下去,发现瓦人的身子是完整的,有一条腿是断的,头掉到下面了。这是杨志发等人挖出的第一个陶俑,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武士俑,无意间揭开了一个千年的秘密,让奇迹面世。

杨志发当过6年兵,对文物有一定的概念。秦始皇陵占地辽阔,这里离秦陵不到2公里,武士俑有可能是跟秦始皇相关的文物。于是杨志发和同伴们步行来回40公里,把挖出来的“神像”、“瓦人”、砖头都送到临潼县博物馆。

博物馆专员认出这是秦代的砖块,那些“神像”是秦代的陶俑。他们按照每车10块钱的“市价”,给了农民30块钱。拉了三车瓦块竟然赚得30块钱,农民高兴得很,把30块钱上交给生产队,生产队按当时的制度,给他们每人记半天的工,相当于一毛三分钱。这就是他们发现兵马俑所得到的报酬。

几个月后,考古学家和官员来到现场,开始勘察和清理工作。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遗址兴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杨志发跟村民因为建馆必须搬迁,政府按每亩2万元的价格给他的土地补偿了5000元人民币。杨志发住在距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6公里的秦俑村,那是一套三个房间的住房,跟其他村民没有区别。

尽管发现兵马俑并没有为杨志发带来财富,这位普通农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反正人生就是这样,社会上看不惯的事情太多了,生气也无可奈何。


兵马俑


由一号、二号和三号坑组成的兵马俑陪葬坑,显示死后的秦始皇依然有“重兵”守卫。陶俑、陶马、战车按照秦代军事编制与作战方式排阵,提供了形象化的实物以供研究。至于出土的戈、矛、戟、弓、弩、箭等4万多件青铜兵器都是铸造成型,再锉磨抛光加工处理。这些兵器有不同的合金比例,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兵器冶金技术已经规范化。

一号坑是最大最壮观的兵马俑军阵,230米x 62米的空间呈现方阵的布防格局,气势磅礴的千军万马由前锋、战车与步兵组成的主体、防卫敌人从两侧偷袭的侧翼,和防止敌军从后面袭击的后卫组成。


(一号坑)

推测这些陶俑都是按照真人的表情与外形塑造的,制造过程中,泥人的身体前后两片,四肢和头部分开烧制,最后再拼接起来。陶俑平均身高1.8米,表情丰富,千人千面,其中不乏气宇不凡的将领,神情各异的兵士。他们的长相和发髻不一,可见秦朝的军人来自五湖四海,军队可能结合了战国七雄的军力。


(陶俑造型之一。)


(神情发髻不一的陶俑。)

在秦始皇陵侧边挖掘出来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已经破碎成几千片,经过8年的修复才展现出当年的风姿。一号车古称高车,是一辆开道车,装备上以武器为主。二号车古称安车,是车主乘坐的车。车身分成让御手坐的小前室和主人坐的较大的后室,后室有三窗一门,窗板镂空,用来调节空气。


(一号车:高车)


(二号车:安车)

古老文物出土时…


这些古旧文物出土的时候,已经支离破碎,我们看到的陶俑、陶马大多数由几十到上百个碎片粘贴修复的。它们身上有红色、蓝色、粉色和金色的彩绘,跟空气接触后迅速氧化,15秒内完全脱色,我们只能想象原来鲜艳的色彩。


(支离破碎的陶俑。)

也许兵马俑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才被发现是幸运的。文革开始的头三年,社会进入骚乱,暴动和无序状态,1969年,狂热的红卫兵破坏了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万历皇帝与他的两位皇后的尸骨被拖到墓门处,被当众谴责烧毁,这是中国开始从混乱中重新整顿,投资旅游与创建新的博物馆前几年发生的。如果那个时候发现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秦始皇是否没戏看了呢?

以兵马俑来说,虽然当局表示这些古老文物是因为两千多年的时光而自然破损,但不能排除挖掘过程中造成更多毁坏。此外,根据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的记载,水银灌注的河流环绕着皇帝的墓室。现代科学亦证明这里的土地含有不寻常高浓度的水银。既然目前的科技无法完整地保留古旧文物,那倒不如让秦始皇陵继续保守着两千多年的秘密,不挖掘文物就是保存古代文物的最好方式。中国当局已经停止秦始皇陵的挖掘工作。

原来看兵马俑的时候,所看到的不只是兵马俑。

主要参考资料
Jonathan Glancey,“兵马俑——征服世界的军队”,10 May 2017 https://www.bbc.com/ukchina/simp/vert-cul-39872393, accessed 23 September 2019

杨煦冬, 邵大海, “兵马俑的发现者: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https://www.swissinfo.ch/chi/culture/兵马俑发现者专访_兵马俑的发现者--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35108032, accessed 23 September 2019

《秦兵马俑》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年10月),ISBN 978-7-5032-3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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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15, 2019

陆斗南是陆寅杰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9年10月7日
图片由本博客网主提供

七八年前我在准备为母校书写《前养正纪事1905-1987》这本校史时,(已经在2017年由养正校友会出版,玲子传媒发行)我一直被广肇养正学堂两则刊登在 1906年4月19日《叻报》(新加坡的华文报)的广告所困扰。原因是学堂启事其中一个发布人名字。

这个人物名字叫陆斗南。他被列为养正学堂的协理人。我一直想知道这位养正创办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皆不得要领。

我最近翻阅一些旧报纸,赫然发现一则刊登在1931年7月14日,英文报章《马来亚论坛报》Malaya Tribune的一则陆寅杰(1849-1931)逝世讣告。原来他的另外一个名字是陆斗南Loke Thau Nam.讣告亦告及陆老是在单边街29号(Upper Pickering Street)寓所去世,遗下4妻妾,6子3女27孙子。

这则讣告也证实陆老是牛车水居民。与此同时,新加坡《叻报》亦在1931年7月13日刊登新闻,报道他的死讯,证实他的原籍是广东南海。标题还指出陆老遗下巨额财产将近千万叻元。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知道了这事实,拙作《前养正纪事1905-1987》第42页所写:“……1906年4月19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廿六日)的华文报《叻报》, 所出现的两则广肇养正学堂的广告,总理人(现称为董事)及协理人的名单没有列入陆寅杰的名字。…… 陆老虽然不是学校的发起人,但是他很早就投入建校活动,功不可没,校方承认他是养正创校人”。这一段文字,有必要修改,以正史实。陆寅杰是陆斗南,当时是以陆斗南的名字参与养正创校工作,是的的确确养正学校的创办人!

(寅杰路(Yan Kit Road )和寅杰游泳池以陆寅杰命名。)

为什么陆寅杰又称为陆斗南?这是和中国人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有关。

在古代,人的一生中可以有好几个名字,孩子诞生后,由父亲或是祖父取名。这个“名”是让长辈呼叫。男子到了20岁长大成人,举行冠礼后,取了一个“字”,进人社会工作,又再取个“号”或是“外号”“别字”。此后别人就叫他的“号”而不再叫他的“名”。相信陆寅杰是名,斗南是“号”。正如养正学校首任董事长黄亚福,他也叫黄福基,号称黄莆田!也因为一个人拥有不同名字,研究历史人物,往往就被这些“名字号”所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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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11, 2019

苦为南天支一柱 访辛亥革命“四大寇”尢列后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9月26日

我于2017年8月24日发表《正原大总坟与辛亥革命》一文。辛亥革命四大寇之一的尢列在新马创办中和堂分堂,1902年于广惠肇碧山亭第七亭设立正原大总坟(1929年重建),团结中和堂革命党员。根据海峡时报(1936年11月22日)的报道,1926年新马的中和堂党员有20万人,声势浩大。

2019年初,来自香港的尢曾家丽前往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参观,问起正原大总坟与一些革命事迹。她自我介绍乃尢列的后人,属于曾孙辈。

数月后尢曾家丽连同夫婿尢迪桓再度造访,并以她的墨宝“苦为南天支一柱 誓将肝胆答共和”,以及由尢列的孙子与曾孙编著的《尢列集》与《四大寇 尢列》两书相赠,加深我们对那段革命史的认识。


(尢迪桓(左)与太太尢曾家丽展示她所书尢列诗句“苦为南天支一柱 誓将肝胆答共和”。)


支持孙中山革命


尢列的革命思想源头可追溯至1885年中法战争,法国的远东舰队击败清朝福建水师和南洋水师,取得台湾海峡制海权。尢列目睹政府腐败无能,推翻清朝的念头油然而生。

隔年,尢列跟族兄尢裕堂在广州十三行路过水果店,见到一群年轻人因买荔枝跟店员发生争执,原来是尢裕堂的博济医院的同学孙中山等人。尢列与孙中山意气相投,一见如故。

1895年第一次留血革命,从九龙码头船运至广州的军火被官兵识破,孙中山、尢列等人逃亡海外,香港兴中会同志鱼溃鸟散。两年后,尢列在香港成立以工农阶层为基础的中和堂,取义《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希望“兴中会员得天地之和,无流离崩溃之苦”。

1900年第二次革命,惠州起义失败,尢列逃亡到日本横滨跟孙中山会面。两人回顾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时群雄都纷纷嚷嚷争着当皇帝,于是决意推翻帝制,以“中华民国”为共和国的国号。1901年元旦,孙中山在东京对外宣布“中华民国”乃国民革命的建国目标,同时展示尢列负责篆刻的“中华民国万岁”象牙国玺。


(尢列负责制作的中华民国国玺。尢曾家丽提供。)


(中华民国国玺的“中华民国万岁”印章。尢曾家丽提供。)

同年,尢列由横滨来到新加坡,觉察到本地的商界多为保皇党的势力,不敢公然行动,借设在大坡的医馆来接触工农人士,建立群众基础后才在新马各地成立中和堂分部,因此结识了陈楚楠、张永福等侨商。

1906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尢列将本地侨商引入同盟会,新马的中和堂会员亦多数过渡到同盟会。


激励入狱的革命弟兄


1908年初,中和堂关仁甫领导的中和同志革命军在云南河口兵败,600多人撤入越南,法国殖民地政府要求革命军缴械,付费保送他们出境。英国对清朝的引渡要求置之不理,让革命军入境新加坡,由同盟会安置在远郊的蔡厝港“中兴石山公司”,让他们采矿为生。

革命军志在反清,在本地聚众闹事,尢列代孙中山出面调解时受到牵连,殖民地政府于1909年以“殴人嫌疑”的罪名将他关在牢里。两个月后,尢列被驱逐出境。 “苦为南天支一柱 誓将肝胆答共和” 是尢列激励入狱的革命弟兄之作。

一年后,尢列回新策动中和堂会众潜回中国,等候起义时机。那是尢列最后一次涉足新加坡。


(尢列宣扬革命的墨宝。尢曾家丽提供。)


拒绝与袁世凯合作


1912年元旦,孙中山于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依照11年前跟尢列的商议,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元年”。尢列见清朝挥军下南京,立即委派来过新加坡的关仁甫为北伐军总指挥抵御清兵。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宣布《退位诏书》,结束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

隔年,总统袁世凯邀请尢列到北京,希望借助这位中和堂总理的势力来除掉孙中山,但尢列以孙中山“不只是中国的伟人,也是世界的福星”回应。袁世凯认为尢列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名利双收,于是派人带来《孙文罪恶史》:“总统有求于公,拟求公斧正,事竣之日,总统当以万金为润笔之资,并以优越地位相许,愿先生留意及之。”尢列知道京城已非久留之地,漏夜逃到天津法国租界,得到从南洋回到天津开印刷馆的中和堂党员照应,前往日本避难。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尢列重提革命,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讨袁,关仁甫再度上阵,在广东发动中和救世军(护国第五军)参与行动。这是中和堂的最后一战。袁世凯过了短暂的皇帝瘾后无奈取消帝制,没多久便郁郁而终。


跟孙中山缘分一场


1921年,孙中山人在广州,希望尢列能助己一臂之力,于是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尔我故交,人所知之。向有大事,子必与闻。今国事飘摇,子安忍使余独肩患难耶?”虽然孙中山有意让尢列推动治国计划,总参议胡汉民却不赞同。尢列本就淡薄官场,挥挥衣袖翩然返港。那是两名革命伙伴最后一次会面。


(中和堂委任状(1932年)。尢曾家丽提供。)

1936年9月26日,71岁的尢列来到南京中山陵拜祭战友,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两人为革命而“意气相期,满腔血热”,年轻的志士们“洒几许血,染成民国”,四大寇中的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都已墓木已拱。尢列度过半辈子流亡生涯,如今“抚兹一身,形单影孑”,人生不胜唏嘘。

一个半月后,尢列于南京病逝。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诞辰,也是尢列的死忌,本地海峡时报和中文报章都有相关新闻。《南洋商报》报道“革命先烈尢烈(列)在京逝世”(1936年11月16日),并刊登尢列临死前感怀身世,寄赠友人的《永诀诗》(1936年12月18日):“回头国事已前尘,所欲从心劫后身。孰与吾曹谈责赋,不贵不恃不骄人。”

念情的尢列并没有忘记南洋,他的遗嘱写道:“…海外华侨,过去协助革命有功之团体,甚望政府加以爱护维持。…”

既然尢列“抚兹一身,形单影孑”,后人从何而来?尢列的三哥将儿子尢永昌过继给他,尢迪桓与尢曾家丽就是尢永昌的孙子与孙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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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04, 2019

小学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三位女老师

人的身边在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人,有些成为毕生难忘的贵人,有时候自己亦成为别人的贵人,相互影响中度过各自精彩的人生。


刘楚乔老师


10月1日甫过,那是母校的校庆日,如果义安公司保校,如今学校已经113岁了。虽然学校那栋活像庙宇的建筑物依然屹立,但已不作教育用途,义安公司还跟同处一室的潮州八邑会馆对簿公堂,“潮州人,家己人”的文化底蕴已几乎荡然无存了。

忆当年踏入小学门槛,接触的第一位师长是刘楚乔老师。那个年头,我们称老师为先生,因此刘老师就是刘先生,到了小三的时候大家才根据教育部的指导准则改口称老师。


(刘楚乔老师。图片源自端蒙中学70周年刊。)

开学的第一天,同学们一个个被叫到课室前面的讲台上核实个人资料。轮到我时,刘老师和蔼亲切的笑容让我觉得进对了学校。她如常用潮州话问我,我十问九不知地摇着头。老师改用粤语,这回我听懂了,可是老师的粤语乃有限公司,她问我会讲华语吗?这回十问十知了。她说既然你的华语这么流利,我就选你当正班长吧!就这样,我成为名堂好听,实权则为“服务大众”的班长。

刘楚乔老师的钢笔书法自成一格,成绩册的封面和内页的个人资料都是她的笔迹。成绩册是校方的重要文件,我们一年只能在年中和年终成绩报告出炉后各保管一天,拿到成绩册当天便给家长签名,隔天马上交给班长,将40本成绩册端到教务室去。刘老师的字体成为我临摹的字帖,当然每年的临摹也就只有这两天了。

刘老师的记忆特别好,小一过后我没再上她的课,到了小六还记得我的名字,听说我的阿嫲已经去世了,她还纠结了一阵子。


陈桂花老师


小二的音乐老师是陈桂花老师。唱歌应该是人的天性吧?记得当时年纪小,歌曲很快就学上口了,老师弹钢琴,我们跟着跳跃的音符《踢毽子》《回娘家》《紫竹调》等。对于音乐课,同学们都像体育课般期待,偏偏随时被牺牲的,却是音乐、体育等科目。然后一别数年,小六的时候,陈老师成为我的级任,教导华文和数学。她对学生的慈母般的关爱赢得同学们的尊敬,最顽皮捣蛋的同学都不敢造次。


(陈桂花老师。图片源自端蒙中学70周年刊。)

在陈桂花老师身上,我们学会了社会上总有比我们更不幸的人,她将我们这一班的捐款送到报馆去,让同学们学习到雪中送炭是一种美德。陈老师也帮我投稿到《星洲日报》,升上中学前送了一本书给我,那是高尔基的《童年》。

学校有小学部,中学部和高中部,年底在礼堂进行颁奖礼和毕业典礼。中四毕业上台领取毕业证书时,陈桂花老师坐在台下,激动的眼神闪耀着嘉奖的目光。那是我十年中小学生涯,最后一次踏上母校的舞台。

典礼结束前,高中二,中四和小六毕业生全体竖立,唱起抒情的《毕业歌》:“唱起我们的歌来,不要为离别悲伤,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有伟大的责任在肩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向共同的目标前进,永远像不分离一样。”


陈选治老师


小六的时候第一次学会《毕业歌》的歌词,那年的音乐老师是陈选治老师。陈老师教会我们驰骋在音乐的旷野里,印尼《莎丽兰蒂》,中国《踏雪寻梅》,新疆《美丽的姑娘》,美国《小白花》(Edelweiss),波兰《小鸟》,德国贝多芬《月光曲》,阿尔巴尼亚《含苞欲放的花》,苏格兰《罗梦湖》等。


(陈选治老师。图片源自端蒙中学70周年刊。)

陈选治老师告诉我们,因为杨伟群校长给她自由发挥的空间,不需要根据教育部刻板的教材,所以她决定继续走下去。她让我们的心灵了解到世界并不是眼前的小天地,所以我们有梦想,准备有朝一日破笼而出,到各个角落去认识世界。

多年以后,最有感觉的是清晨漫步在罗梦湖畔。冰冰凉凉的湖面,母鸭带着小鸭子游泳觅食。清澈的湖水掀起涟漪,旋转的时光,涡动的心情,浮现起这几位在我的小学时光里,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我正面触动的女老师。

原来往事并非浮光掠影,只是藏在头脑海马体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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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之间

Tuesday, October 01, 2019

张振南与古友轩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9年9月9日

古友轩是新加坡约160年前赫赫有名的出版印务馆。我们的史学家洪锦棠和庄钦永的调研,证实古友轩是开始于1860年左右。

这家出版印务馆之所以值得一书,不仅因为它是最早,也是因为它出版、翻译和承印了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书籍和刊物,担负起帮助华人移民融入本土社会、接受异地文化的使命。

它当年出版和承印的出版物,计有受到英国皇家学会海峡分会(Straits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委托,在1880年承印马来现代文学之父文西阿都拉(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1797-1840)的自传 -《阿都拉自传》(Hikayat Abdullah)。《阿都拉自传》是爪夷文(Jawi)版。1890年12月,古友轩创办新加坡第二份华文报《星报》。1891年,殖民地政府授权古友轩承印殖民地宪报的中文版(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这些都是今日研究新加坡近代史珍贵参考文献史料。古友轩(Koh Yew Hean Press)原来坐落于直落亚逸街,创办人是福建金门人林光铨(字衡南)。

1898年10月,《叻报》刊登一则拍卖古友轩物业的广告,结果是林文庆博士(1869-1957)标得。他将《星报》易名《日新报》,可惜《日新报》因经营不善,两年后停刊。

古友轩在1911年迁移到桥北路(水仙门)18号,接近桥北路与谐街(High Street)交界处。相信新主人是潮州籍,故改名为“潮州古友轩英记”。

到了1924年,古友轩再度易主,让给原籍广东中山富豪,牙医张振南(1866-1924)。他也是地产商,树胶、黄梨园主,牙科仪器、钟表代理。武吉知马7英里张振南路(Cheong Chin Nam Road),就是以他命名。可惜张振南不久后去世,印务馆的经营,就落在时年24岁的长子张棣湖(1900-1986)身上。一直追随张棣湖的大儿子张根发(1920-2004),因父亲年迈,才由他接班,承继祖业。父子两人皆曾担任新加坡印务同业公会会长。我和根发最小的弟弟,排行第十的根培(1946-2004),曾在同一社区服务。

(1970年代水仙门一带的振南街,1905年以张振南命名。图片来源:互联网。)

在80年代末,由于水仙门进行市区重建,古友轩搬迁到乌美一街。

张根发逝世后,古友轩在2006年,向新加坡公司注册处(ACRA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 Accounting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提出除名。古友轩从此走入新加坡史册。

Friday, September 27, 2019

个人代步工具 PMD

伍碧红当国会议员时,在淡滨尼“成功试验”行人与脚踏车共用行人道,2010年荣升为新加坡第一个步行与脚踏车市镇。从此以后,在区内走动必须身手敏捷,左闪右避,在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却仍要战战兢兢。

试验成功的市镇为日后的人车(个人代步工具:踩踏式滑板,电动滑板车,电动踏板车,电动独轮车,电单车)共用行人道合法化铺路。

出席“block party”时,我跟伍碧红交流看法,发现她言不由衷,未几便借机开溜了。只能想象她“主动”提出在淡滨尼试验人车共用行人道,并向国会汇报试验成功,所说的未必是心里话。

在共用行人道条例未合法化的时候,尤其是组屋区的行人道,对行人而言已经危机处处,合法化之后PMD(个人代步工具)横行, 频频制造意外,行人必须时时刻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在安全的行人道上一点都不安全。


当公民缺乏道德的时候


我相信一般民众都有公民良知,会负责任地使用个人代步工具。但也有一般民众缺乏公民道德意识,自认合法而无视他人安全。

我们的公路无法负荷那些不需要熟悉公路安全准则和考驾照,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个人代步工具使用者,我们的行人道同样无法负荷这些藐视行人安全的使用者。

行人无辜受害,有冤无处诉,只好由议员代言。今年8月的国会,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发表部长声明,表示政府不打算禁用PMD,因为PMD提供廉价方便又环保的出行选择,不过政府会“确保”PMD使用者能够负起安全使用的责任。

无桩共享脚车横行霸道的时候,让人觉得有关当局对这些颠覆人身安全的运作模式反应迟钝,束手无策。这些共享脚车在组屋区逐渐销声匿迹,不是因为有良好的对策,而是公司的负责人赚了一笔之后,宣布公司破产而结束营业。取而代之,大行其道的PMD价格廉宜,销售量大,经济低迷的时候,可以让一些商家喘一口气。至于对行人的安全,就跟共享脚车的情形一样,有关当局没有对策良方,从将近10年前推行人车共道以来,都没有办法确保安全过。

PMD量大,而且神出鬼没,使行人越来越紧张。当安全不再安全的时候,要多少人受到惊吓,受伤和死亡来满足一些人“最后500米”,“最后1公里”之类的代步理由,满足一些官员议员所说的经济效益?走一段路难道不好吗?


人力车乃前车之鉴


过去的年代,人力车可视为巨型PMD。1880年,新加坡市面上出现第一辆日本制造,上海入口的称为Jinrikisha,有人称为人力车,也有人称为黄包车。这种需要车夫代劳的代步工具很快的泛滥起来。由于需求量激增,日本开始制造品质较差,价格更廉宜的人力车来应市,供应链一条龙,养活了许多人。

人力车在马路上飞奔,撞人撞车事件频繁,市民怨声载道。最终,殖民地政府于1888年成立“车牌馆”,为所有人力车注册,其他应对政策与执法陆续出炉。到了1919年,市区内有9,000辆注册的人力车川行。一向来殖民地政府被视为效率不高,但一个世纪前已经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


(建在牛车水地区的“车牌馆”(1904年落成),方便附近的人力车大本营注册。)


代步者的险境


《联合晚报》(2019年5月18日)指出《活跃通勤法令》生效一年内,有740起个人代步工具违例案件,这是根据被陆交局“发现”不顾安全的违例事件。

在这份报道中,《联合晚报》引述陈笃生医院在《新加坡医学专科学院学刊》( Annals Academy of Medicine)所发表的调查报告。2014年1月至 2017年11月期间,陈笃生医院共接收了22名因电动脚踏车与滑板车相关意外而中度与重度受伤而入院的伤患。2015年至2017年这 三年里,这类严重受伤案例逐年增加,分别为六起,七 起和九起。

这22起意外中,最常见受伤部位为头部与颈部,其中有三人死亡,他们都是因为在马路上与其他车辆相撞,加上没戴头 盔,头部与颈部严重受伤致死。死伤者平均年龄为48.8岁,男性超过80%。至于相关意外的伤者,平均住院四天, 医药费可达4300元。伤者出院后,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完全康复。

研究员建议,应设个人代步工具专用道、提高公路安全意识,以及强制穿戴头盔,以降低发生意外的几率。


无辜的行人更危险


陈笃生医院的报告书所引用的数据,只局限在该医院的案例。我相信研究员建议的个人代步工具专用道,绝非跟行人共用的车道。相信生活在组屋区的居民都有切身感受,可以引证许多没有执行人员在场的惊险场面。

马路如虎口,大家都能理解。行人道也成为虎口,这是安分守己的行人的困境。行人的生命最脆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对于PMD政策,交通部长许文远表示,政府允许骑士使用个人代步工具,完成最后一里路。这最后一里路,是否有夸大之嫌,成为顺理成章的托词,结果将短短的路程建筑在广大民众的安全隐患上?

各大报章传媒,社交网站都常为行人请命,被PMD撞到重伤的案例常有报道。譬如《联合早报》的社论(2018年6月9日)以曾获国际新加坡夫人美衔的何珠英女士为例,步行到碧山公园做义工途中被电动踏板车撞到头破血流而昏厥。讽刺的是,伤者是政府成立的“活跃通勤巡逻小组”(Active Mobility Patrol)的义工,工作包括劝导PMD使用者,必须照顾他人安全,结果自己先遭殃了。

2019年9月21日晚上,发生在勿洛北第3街第529座组屋一带的车祸,骑脚踏车的王美英被PMD撞伤,脑部受到重创,肋骨和锁骨也骨折,需要靠仪器维持生命。儿子坦言母亲已经醒不来了,但家人仍不舍拔管。最终,王女士于25日晚过世。

也许是本地人的冤气压得太久了,撞人事件引起激烈反弹,对因事故造成妇女重创感到痛心,Zachary Tan发起的网络“管制PMD签名活动” (Banning of PMD / e-bike in Singapore)已经收到超过45,000人签名请愿。

立法管制只是第一步,让执法单位有法可依,但能有多少人执法?希望国人对PMD的禁令请愿,能让国会重新检讨,领导们听得见受害者的声音。


(网民签名请愿,为了行人安全而禁止PMD)

注(2019年9月28日):
2019年9月28日的海峡时报(Christopher Tan, Need to better regulate, police PMD users)提出更多数据。过去两年有记录的案例,在行人道上的228起意外中,196起有人受伤,这是86%。跟公路上的车辆相比,车辆的意外伤亡事件为10%。

目前新加坡有约10万辆PMD,估计每辆PMD一年行驶约3,000公里。公路上平均100万车辆,里数约16,500公里,巴士则为50,000公里。PMD的意外事故,不论是根据总数量或是行驶路程,都高得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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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24, 2019

牛车水的写作人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9月5日

以前的牛车水,给人印象是藏污纳垢,龙蛇混杂,文盲很多,容不下学养有素的居民在此生活。

我在牛车水生活数十年,在那里成长,知道不少的牛车水人与事。有人问我,究竟我对牛车水出身的写作人知多少?我根据所知所闻,查阅资料,做了研究探讨,原来牛车水竟是卧虎藏龙之地,出了不少在牛车水成长、生活及工作,而且还有著作流传的知名写作人。

很多早期的写作人,属于中国“进口”的读书人。南来移民的生活,让他们有灵感以及丰富的写作题材。20世纪中叶后,很多土产华文作家陆续出现,华文文学蓬勃发展,华文文坛欣欣向荣,我觉得有必要记录这些为新加坡华文文学做出贡献的牛车水人。我相信,由于城市重建,生活改善,牛车水住民早已搬到更优雅的住宅去,在牛车水土生土长的写作人恐怕后无来者。

我列出这些生长及生活在20世纪的牛车水写作人名单,如果有遗漏,也请大家原谅,谨请帮忙补遗。

先说两位在19世纪出生,20世纪在牛车水生活,在牛车水过世,以华文写作的知名作家:叶季允和何畅秀:

叶季允(1859–1921)

原名懋斌、季隐。在中国安徽出生,小时候随父母迁居广东番禺县,在那里受私塾教育,故会讲流利的广府话;也精通音律,爱好粤曲。

1881年,叶季允受聘来新加坡,创办第一份华文报章《叻报》。1901年,他出版《新加坡医学报》,1904年叶季允向《叻报》呈辞,在松柏街(南京街上段,Upper Nankin Street,现已不存在)开设诊所行医。但不到两年,受邀重掌《叻报》,直至逝世。

叶季允在《叻报》服务40年,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对新加坡的文化贡献很大。他的文学著作有《永翁诗存》。

叶季允住在豆腐街(珍珠街上段,已消失)多年,后搬迁至摩士街38号,在此离世。

(叶季允。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何畅秀(1890-1983)

字天毓,原籍中国广东开平,在顺德出生。长期居住在牛车水水车街;曾在养正学校当书记,后创东璧书肆,我去东璧买文具,曾见过何老一面。

何畅秀从事写作80年,著有《淘沙集》《落魄诗人》《老子道德经句解》,最后的著作为《鸬鸠在桑》。

出生在20世纪的写作人,依长幼次序列出,有:

洪锦棠(1906-1983)

在新加坡出生及成长,原籍福建南安。1913年进入广东人创办,位于柏路(Park Road),初期以粤语教学的养正学校就读。他曾担任《叻报》法庭记者,后任职《南洋商报》;住在厦门街一带,上世纪40年代末,我在客纳街养正学校就读小学,常在那里看见他的踪影。

这位养正学长发表过不少新加坡历史论文,特别是有关登陆新加坡的第一个华人曹亚志的史迹。他和陈育崧、邱新民被誉为新加坡三位著名历史学者。1951年,他在《南洋商报》发表在广福古庙内发现反清复明的珍贵史料;他也写恒山亭史料。著作有《劫后回忆录》《无所不谈》集等。

梁山 (1912-1987)

原名梁志生,曾以很多笔名如阿生、梁天、柴也鲁、沈思、罗梦痕投稿报章;15岁开始在小报《南薰》投稿,但不闻有出过专集。他一生献身教育,1936年大桥学校成立,梁山在该校任教,翌年转教于三水会馆1924年创办的三水义学;1938年又转去养正学校(1906年创校)。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梁山出任南顺学校校长(1931-1942,1945-1968 停办)。

他住在丁加奴街,本地著名作家苗秀常到他家茶敍。

于沫我(1915-1983)

原名杜又明,中国广东中山出生,早年在中国求学,1935年来到新加坡。他曾以笔名冷桦、沙或、王乃、大白、曹声、卞之门、袁之园、曾起飞等写作,出版十本短篇小说,包括《客》《线索》《发福》《酒意》等。

于沫我在桥南路231号立兴公司任职文员,立兴离我家10间店铺之遥,所以常在骑楼与他碰面,擦肩而过。他擅长描述小市民生活,刻画商人的面目;作品里使用各种方言,反映出低下层市民的生活经历与日常语言。于沫我在1983年,病逝于新加坡,享年68岁。

苗秀(1920-1980)

原名卢绍权,中国广东三水籍,在牛车水长大,住在豆腐街。苗秀幼年受英文教育,没有进过华校读书,华文靠自修,但用华文写作;常用笔名有:文之流、军笳、夏盈、苗毅、庐军、宽村、闻人俊、史进、夏凝香、苍云、尤里、尤琴、尤毅、尤金、于进、笠夫等,是第一代土生土长新华作家。

1933年,苗秀在《新国民日报》以“苍言”笔名发表第一篇散文《苦闷》,第二年他发表第一篇创作小说《生活铁蹄下的俘虏》。1937年至1942年他在银行当书记,以不同笔名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业余》《晓风》《狮声》发表大量作品。

苗秀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离愁》《第十六个》《边鼓》《人畜之间》《红雾》;中篇小说《新加坡屋檐下》《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郁》;长篇小说《火浪》《残夜行》;散文集《文学与生活》《马华文学史话》。他还参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主编第一册《理论》和第五册《小说》。他的小说《新加坡屋顶下》和《残夜行》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新加坡屋顶下》称得上新华小说“本土化”的最早典范。另有一些短篇小说也被译成俄文和英文在国外发表。

1947年,苗秀受聘为《星洲日报》翻译兼文艺副刊《晨星》主编,亦以不同笔名发表长短篇小说及散文。

1955至1971年,苗秀在华侨中学当英文教员;1971至1974年,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助理教授,讲授“新马华文学”和“文学概论”,1974年退休。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越,获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奖章(PBM)。

1980年,苗秀因眼疾恶化逝世,留下未完成长篇小说《初熟》和《蛹》。

赵戎 (1920-1988)

原名赵大成,广东南海人,在牛车水豆腐街出生。笔名无数,有赵新、芸窻、笔奴、孔怀、以多、西樵、史忱等。因家境问题,兄弟十多人(赵戎排行16),所受学校教育不多,靠自学阅读学习写作。他与邻居苗秀因同爱写作,成为至交到老。

赵戎年幼曾当电版店学徒,后来在中正中学执教20多年。出版有长篇《在马六甲海峡》,中篇《海恋》,《赵戎文艺论文集》《新马华文文艺词典》等。也是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丛书组委员,编务顾问。

黄大礼(1925-2006)

祖籍中国广东惠阳,在广州出生。1940年来新,在牛车水生活。他就读于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以及养正学校夜校商业班。

黄大礼1954年开始写作,作品多发表于《新时代》《大地》等文艺杂志及《华侨日报》的《自由天地》《星海》,《星洲日报》的《晨星》及《星云》等副刊。

他曾辍笔30年,1986年重新执笔,作品发表于《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茶馆》《根》等,出版有《沧桑怀旧录》,诗集《黄叶之献》,《夕阳红》《血碑补遗》 。

罗子葳(1932-2012)

原名罗鸿堃,中国广东顺德出生,八岁来新加坡,住在客纳街,1946年在养正学校小学毕业,升读华侨中学。

我从小认识罗子葳,先父和他的父亲罗翼朝是同乡,1949年先父承顶大马路237号南京金铺经营,邀罗老加入股东,也安排独子鸿堃到南京金铺当练习生,学习做生意。由于鸿堃兴趣于写作,不久后离职进入新闻界,从事新闻工作达36年,于1990年退休。

1990年代罗子葳是《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世纪风》主编,报业大合并之后,他主编《联合晚报》副刊《文艺》版,后为《新加坡文艺》执行编辑。他是一位多产作者,创作很多诗篇和小说。他曾以不同的笔名发表文章,计有胡牧、柳依堤、高天朗、范北羚、穆子峰;他最早使用的笔名是叶绿素。

罗子葳出版的著作有小说集《回春曲》《火把》,诗集《召唤》,报告文学《采访线上》,长篇小说《黑牌坊》,中篇小说《海鸥》等。

2009年,罗子葳移居北京,与女儿团聚。2012年病逝北京,终年80岁。

汀上红(1934-)

原名尹镜培,还有笔名萧子云;原籍广东东莞,新加坡出生,在牛车水广合源街(宝塔街)一带成长,是桥南路230号自然影室东主尹享荣的公子,我家的南京金铺就是坐落在对面。

尹镜培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在树群中学等任职中文老师,他也是书法家、作家、画家,多才多艺;著有小说《第二次的镣铐》《汀上红小说散文集》等,《旧梦牛车水》是他对牛车水的追忆。

思静(1934-)

原名伍甦女,新加坡出生,原籍广东阳江,养正学校肄业,因家贫辍学。思静是黄大礼夫人,虎威是他们的公子。作品见《联合早报》副刊,出版有《我是妈姐的养女》《木屐踩过的岁月》(英译本2002)、《狮城往事》《牛车水不老情话》。

幼吾(1937-)

何乃强笔名,新加坡出生,牛车水成长。在养正学校、中正中学及圣安德烈受中英文教育。新加坡大学内外科学士,儿科硕士,新加坡医学研究院院士,澳洲大洋洲皇家内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新加坡竹脚医院首席儿科主任。曾担任中国及新加坡数家儿科杂志编委,儿科学会会长。

华文著作有《儿童病房》(1987)、《父亲平藩的一生》(获得2014年新加坡文学奖)、《医生读史笔记》(也出版韩文版)、《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等;与太太冯焕好合著《杏缘》。

2003年,荣膺新加坡总统颁授公共服务星章BBM,同年获英女王授予圣约翰爵士勋章(K.St.J)。

慧如(1942-)

资深记者区如柏笔名,在新闻界服务28年,祖籍广东新会,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居在牛车水松柏街,是牛车水地方掌故及新加坡历史工作者,著有《战争·乡土·创业》《两个大同的世界》《祖先的行业》《寸寸乡土情》《弦歌不绝》《先贤的脚印》等。

白金(1943-)

原名何若锦,原籍广东顺德,牛车水出生与成长,毕业于养正学校,新加坡圣尼各拉女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毕生在圣尼各拉女校任教。幼吾是她的长兄。

著有小说集《在白云间》《路》(与马来文版),青少年儿童读物《不灭的光》《我的世界快乐多》《谁来唱生日歌》《美丽的心》等。曾获三届新加坡书籍奖,小说创作比赛冠军。获得第一届“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

何濛(1943-)

原名冯焕好,在牛车水出生及成长,住安祥山。原籍广东南海,在养正学校与南华女中受中小教育,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曾任德新政府华文中学华文教师,华中初级学院华文部主任、副院长,达善中学校长,南洋初级学院院长。2006年退休后,教授南洋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班“优质教育管理”课程,及推广中华传统文化,教导《弟子规》《论语》等。

著作有《何濛散文》《不凋萎的回忆》《校园有爱》《春晖遍四方2003》《育人之旅》,以及《杏缘》(2006 与夫婿何乃强合著),曾获新加坡总统颁授公共行政铜奖章(PPA)。

许永顺 (1947-)

原籍福建金门,幼年住厦门街,新加坡注册中医师,是新加坡街道历史命名学(toponymics)研究者。著作有26本,包括《牛车水》《狮城邮坛记》《记得大坡牛车水》《寻访牛车水》等,最新著作为《新加坡华语流行歌坛》。

刘培芳(1948-)

祖籍广东顺德,幼年住牛车水哇央街(已消失)旧同济医院。1971年南洋大学政府与行政系荣誉学士,同年进入《南洋商报》担任记者,曾任《联合早报》文艺副刊《文艺城》主编。

作品有散文集《我心深处》《刘培芳散文集》《当柿子遇上提拉米苏》,1984年以《柬泰边境去来》获“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报告文学优胜奖。

庄永康(1948-)

新加坡出生,原籍广东中山,在牛车水松柏街成长。1959年在养正学校毕业,公教中学高中毕业后,进入南洋大学物理系就读,获理学士。留学英国,获伦敦西敏寺大学影视学硕士。曾任职新加坡《海峡时报》、英国广播电台(BBC)中文部、新加坡《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兼专栏作家),并曾兼任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他也曾任新加坡电影委员会、国家文物局委员,现从事自由写作。媒体工作生涯中,曾获日本—亚細安新闻协会奖学金、美国杰佛逊奖学金(Jefferson Fellowship)。

著有《从雾都到南洋》《昙花镜影》《叩问传统》《把握当下》《独立人生》《琴难舍》《戏言》《新加坡华社研究》《竹魄兰心》,所撰写清唱剧全本歌词《化雨》,由国家艺术理事会委制谱曲,在艺术节上由新加坡华乐团呈演。

虎威(1957-)

原名黄虚怀,黄大礼与思静伉俪公子,在牛车水长大,从小喜欢画画和写作。

虎威公教中学毕业后前往英国深造,在剑桥大学毕业,为建筑师,后考获英约克大学古迹保留硕士学位,以负责牛车水花园天桥项目获奖。

他是《联合早报》副刊专栏作者,著有《遨游点·线·面》《剑桥柳色新》,绘本《外公的小房间》《三轮车跑得快》等。

另外,几位在报界服务过的写作人,也住在牛车水,包括:

陆康贤:也作陆上行,曾在南洋商报工作,养正学校毕业,当过养正学校老师。

陈智益:也作陈智音,曾为联合早报体育主任,住在登婆街。

梁增瀛:曾在联合早报工作,本地音乐人梁文福的父亲,住在海山街,曾经获得南方晚报作文比赛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