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收录在《新加坡的凝聚力》（2023年），新加坡培群学校出版。
引言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出自白居易的《忆江南》，如果“春来江水绿如蓝”引申为社会的文化价值观，那么“日出江花红胜火”可以象征人性的光辉。至于如何鼓励人们散发出人性之美，赋予慈善精神持续的生命力，许多中文文献都已探讨过相关的本地华人慈善事业课题。
本文着重于通过古代衍生的慈怀概念，回顾古今的慈善表达方式，其他族群、社会组织，以及不同时代的外在因素对相关事业的影响力。虽然文中提出一些慈善家的名字，但不可忽略许多隐藏在背后默默耕耘，只求心安的志愿者。
慈怀哲学思想放诸四海
传统中华文化有三大功德：建桥，造路，挖井。《礼记》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讲的是生活态度；孟子“性善说”发掘人的潜在价值意识，讲的是人性。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学说，将中华文化从社会功德实体提升至精神高度。
源自古代的慈怀哲学思想并不局限于中华文化，譬如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慈善女神伊丝塔（Ishtar）就是个古人眼里的医疗、宗教与慈爱的结合体；希腊的
“philanthropy”词源出自2世纪希腊祭司普鲁塔克（Plutarch）所推崇的
philanthrôpía，就是“人性的爱”。Philanthropy
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因为它强调人性，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概念。
有组织性的宗教活动出现后，西方基督教会衍生出“charity”这个新词汇。回教的天课（zakat）和施济（sadaqa），则以真主之名，融入宗教传统和社会责任。对东方社会影响深远的佛教，《观无量寿经》说道：“佛心者，大慈悲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 当代新加坡的中元节标会和观音堂佛祖庙的香油钱等，都是民众支援慈善公益的具体表现。
东西方的宗教哲学与古文明的共同点是提倡信众发挥博爱的侠义精神，而非为了表面的荣耀而行善。
有些社会人士质疑宗教组织的出发点，通过教义宣扬慈善，其实以达到招纳信徒，扩大善信队伍为目的。无可置疑的，传教士当然希望受到恩惠的人士能够壮大他们的队伍，但这只是可能的结果，不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可以将philanthropy作为长期、持续性的策略来考量，包括如何解决贫穷问题，让受惠人士自强等。charity则是短暂的活动形式，譬如做一场慈善秀，在社交场合号召大家捐款，通过公益网站鼓励定期捐款等来达到短期目标。
现代社会衡量利益得失的复杂性
就华人移民而言，先民下南洋不外是为了一口饭。有机会发迹的人士，将传统功德提升到照顾族群的生老病死，相继出现庙宇、坟山、社团、斋堂、医院和学校等。这些都是本地民间回馈社会的“原始”方式。
过去的年代亦出现过对本地影响深远的他族人士，包括阿拉伯人阿裕尼（Syed
Omar Ali Aljunied），犹太人麦雅（Manasseh Meyer），澳洲女传教士苏菲亚（Sophia
Blackmore）等。
根据2020年的统计数字，本地家庭每月平均工作收入超过一万元，基尼指数为0.452（政府津贴与扣税后为0.375），家庭月入1200元以下的约占20%，贫富差距不容忽视。民间个体性的慈善行为一般从家庭与朋友圈开始，譬如家庭成员间互相接济，朋友给帛金来帮补殡葬的开销等。过去的会馆与行业组织成立互助会，如今则给老人家颁发度岁金，发挥同舟共济与敬老的功能。回教徒若为亲人举行追悼会，则同时布施食物给穷人。
一些“慈善行为社会心理学” 的相关研究，认为现代社会变得非常复杂，人有许多利益冲突的考量。外在环境的力量往往蒙蔽人的初心，掩饰人的价值理性。当代的慈善理念以利他为出发点的虽然还是大有人在，但整体趋势可能已经不像以往那么单纯。现实社会中，我们往往会追问“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不是觉得对的就去做。一般受教育越高的人士得失的衡量越多，许多慈善行为是为了利己，或者是利他和利己主义重叠下的结合体。
不过，自2020年初冠病疫情蔓延至新加坡以来，我们的生活节奏放慢了，吃喝玩乐也不像过去那么频繁，因此有多余的时间进行反思。公众人士开始重新关注贫富悬殊的问题，亦对社区表示关怀，这是危机给社会带来的新气象。
英式慈善保护本地弱势妇女群体
官方将新加坡人口归纳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与其他种族。历史沿革上，华人与土生华人，马来人与阿拉伯人，印度人与锡兰（斯里兰卡）人，欧亚人与犹太人皆因祖先血缘、宗教、来源地、语言、习性而被视为相似族群。举些例子，华人和土生华人的生活习俗相近，有“三代成峇”的说法；马来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信奉回教的最大群体；印度和斯里兰卡有共同的语言与宗教；欧亚人和犹太人都是“洋人”，奉行同出一脉的基督教、天主教或犹太教的教义。
各族群在殖民地政府管辖下，有些落地生根，在新加坡开枝散叶；有些落叶归根，回到祖籍地终老。民间常说英国殖民地官员只顾自身的利益，置华人事务不顾。无可否认，殖民地的存在是为了主子的利益，不可能千里迢迢来到一个水土不服的地方行善。不过就事论事，不能就此全盘抹杀殖民地年代，一些社会福利与照顾弱势群体的相关政策。
1830年代以来，华人已经成为本地最大的族群。20世纪初，人种分布已经成型，百多年来大致上维持此人口比例。
华人先民在本地扎根，从狭隘的家庭式观念扩大到通过会馆照顾同乡人，以及跨越宗乡与种族的慈善事业。至于落入魔掌，被贩卖到本地的弱势女子，本地的华人社会并没有特别关注，而是通过殖民地政府的力量来取得一些实质效果。
我们不妨从西方的社会发展来回顾这段事迹。欧洲的工业革命缔造出一群新贵和中产阶层，以及跟不上改革步伐的边缘人。不少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工厂的劳动员工，有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士则出售灵魂，卖儿卖女，工业革命并没有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恶化了。狄更斯的《双城记》称之为“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下层人民卑微的生活逐渐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慈善机构陆续成立，通过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穷人的生活，并免费提供粮食及住所。
就殖民地政府而言，19世纪中叶，英国受到新兴的基督教福音派人道主义精神（evangelical
humanitarianism）的影响，通过直接跟社区接触，将宗教的价值观融入主流社会。随着1867年英国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新加坡这个直辖殖民地，宗教力量多少带来正面影响，使到一些从来不理会华人事务的官员，开始关注数目庞大的弱势人士，并通过在福州和台湾逗留过8年，精通中文与主要华人方言的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掌管华民护卫司，为猪仔华工、妓女、奴婢、孤儿等提供保护伞。当时英国人在本地落实的慈善理念，从“临时性干预”进展至宪法管制。
根据殖民地政府的记录，许多妇女掩饰身份入境，最终成为性奴或妓女。人肉贩子的“货源”是这样的：华商从巴达维亚（雅加达）、峇厘、婆罗洲输入马来女子，马来与武吉士商人从苏门答腊输入巴达女子，阿拉伯与中国商人从南亚和中国输入被卖、被拐带或因贫困自愿前来的女子。有些女孩4、5岁就被卖到主人家做奴婢，14岁合法年龄被转卖到妓院。
19世纪末，从中国、澳门和日本“入口”的女子成为主流，华族女子就如满清官员李忠珏的《新加坡风土记》所叙述的：“牛车水一带，妓馆节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女伶指的是能弹能唱的高级妓女“琵琶仔”。
当时的妓院由人肉贩子、鸨母和私会党组成铁三角，利用年轻的烟花女将收入分出一半来供养卖淫集团，加上拖欠的首饰、置装和鸦片的费用，脱离妓院生活遥遥无期。
这些女子染上梅毒而死亡的几率高，卫生官员Dr
Ellis 在1891年的常年医学报告指出，因性病引起的精神错乱并发症是妓女入住精神病院的主因。1893年，Dr
Ellis发觉妓女生下的孩子竟然患上严重的先天性病状。 1898年，德国籍医生Dr Wispauer在九间妓院为日本妓女做每月的例常体检时发觉梅毒的严重性，妓女和她们的孩子都因梅毒和遗传的先天性梅毒而死亡，而当时医学界对梅毒这种菌体还很陌生，也没有应对的药方。这些被后期梅毒缠身的妓女由于没有疗方，只好被反锁在隔离的房间里等死，有些病人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躺在肮脏的木质地板上度过已经没有尊严的余生。
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期间，本地男女比例处于10:1至4:1之间。社会人士认同人肉贩卖是可恶的，但他们认为基于男性的生理需求，打击卖淫活动是不实际的做法，更何况已经有人肉贩子拐带小男生当娈童，一旦阻止妇女从事此行业，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变态性交易。
早在相关医药报告出炉之前，新加坡已于1870年推行传染性疾病法令（Contagious
Diseases Act），强制从事性行业的妇女定期接受体检，让医生有医治这些妇女的机会。
1882年，政府通过法令，凡是以不道德的手段将妇女运入新加坡都是违法的。妇女抵岸时，必须先接受官员的问话，确保不是被拐带或非自愿性的。
1887年的妇女与女子保护法令（Women
and Girls Protection Ordinances）取代传染性疾病法令，当局可以检查妓院，给予妓女人身保护令等。
1888年成立的新加坡保良局（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归华民护卫司管辖，成立初期是为了救援被逼为娼，以及从妓院逃出来的妓女，为她们提供栖身之所。
1902年推出的已婚妇女财产法令（Married Women’s Property Ordinance），男人死后，财产必须平均分配给所有妻妾。一些妇女甚至因突然间继承大笔遗产，可以摆脱经济困境而喜出望外。
1932年妹仔法令（Mui
Tsai Ordinance），将奴婢纳入法律保障。不过在过渡期漫长，直到上世纪50年代。
顺便一提，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联合国的前身）于1931年到新加坡考察时，认为保良局是最出色的同类型的慈善机构（the
finest institution of its kind）。
回教捐赠基金（Wakaf）
现代“马来人”不像中国和印度移民，通过原国籍取得身份认同。本地的马来族群来自区域广阔的群岛，有马来人、米兰加保人、武吉斯人、爪哇人、巴达人、峇厘人、巴韦安人、亚齐人、安汶人、班查人、阿拉伯人、土生印度人（Jawi
Peranakan），以及各地的海人等。土生印度人指的是印度回教徒跟在地马来人结婚的后裔。
这些年来，新加坡的教育与语文政策加强马来人同化，马来人的原籍身份变得模糊，有些马来人甚至投诉逐渐失去根文化的底蕴，跟祖先的文化渐行渐远。实际上，许多本地马来社群还是十分在意“我从哪里来”，重视他们原来的种族特性、语言、习俗与日常生活，就像华人一样，希望保留他们的根。
从马来群岛航行到马来半岛相对容易，因此不少马来人居家迁徙到新马安家。19世纪初，一些单身的马来妇女也开始移居到新加坡来，她们可能是寡妇或离婚妇女，离开原来的小市镇，到新加坡当家佣。
14世纪，阿拉伯商人将回教传入东南亚。回教世界里，慈善是五大功修之一，天课（zakat）和施济（sadaqa）都是以真主之名，融入宗教传统和宗教责任。《可兰经》要求回教徒每年拿出包括金银珠宝在内总财产的2.5%进行施舍，帮助穷困、有需要的人，通过对真主的宗教义务来照顾社群，表示对真主的信任。
本地的回教组织采用回教捐赠基金机制（Wakaf），此基金可视为本地回教徒最具组织性的慈善事业。19世纪的新加坡社会，杰出的阿拉伯商人多数来自也门的哈德拉莫特地区，将家乡的慈善文化带到本地，并且在回教社区担任宗教领袖，参与慈善和社会福利工作。
阿裕尼可能是殖民地时代第一位涉足新加坡的阿拉伯人（现在的也门）。东印度公司签下新加坡租约前，他已经先征得天猛公阿都拉曼许可，往返新加坡和巨港从事贸易活动，商品有英国的棉花，香料群岛及婆罗洲（加里曼丹）的香料。东南亚的香料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属于奇珍异品，价格就像黄金一样。阿裕尼在香料界闯出名堂，跟叔叔合伙的业务蒸蒸日上。
莱佛士在新加坡建立贸易基地后，邀请阿裕尼从巨港移居到新加坡经商。当东印度公司将土地公开招标时，阿裕尼买下大片土地，其中包括从梧槽路（Rochor
Road） 至惹兰古坡（Jalan Kubor）的地皮。
阿裕尼跟华商一样，赚到钱后为其他社群谋福利。他于1820年捐赠坐落在新加坡河畔甘榜马六甲的奥马尔回教堂，让从马六甲来到本地开辟禁山（福康宁山）的马来人有个祷告的场所。他也对设在明古连街的回教堂和资产进行规划。
阿裕尼将部分土地转让给苏格兰人兴建圣安德烈座堂，让政府在珍珠山兴建陈笃生医院。他也将惹兰古坡的地皮捐献出来，建造回教坟场（Madrasah
Aljunied al-Islamiah Cemetery）。约一个世纪前，阿裕尼的后人在回教坟场旁创办阿裕尼回教学校（Madrasah
Aljunied al-Islamiah），回教坟场的土地最近归还给政府。
20世纪初，祖籍阿拉伯的富商阿沙卡夫（Syed
Mohamed bin Ahmed Alsagoff ）在甘榜格南创建本地第一所男女混合回教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随着女生人数日增，上世纪70年代转为纯女校。
阿沙卡夫除了扩展家族的船运业务外，也在芽笼士乃和柔佛置产，赚到的金钱用来成立回教捐赠基金，资助孤儿院、回教学校、回教堂和远在阿拉伯家乡的贫困人士。
阿卡夫（Syed
Shaikh bin Abdul Rahman Alkaff）在实龙岗上段创建的阿卡夫回教堂，虽然经过数次修复与扩建，仍然保留着最初的结构。这座回教堂融合多种建筑风格，包括新古典主义的祈祷厅、奥斯曼特色的尖塔，以及古埃及常见的多柱厅。
根据回教捐赠基金的统计，男性的捐献占三分二，女性为三分一，显示早年的回教妇女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善不落人后，其中一个女性捐赠的项目是加东红屋。1923年落成的红屋“嘉东面包厂”（Katong
Bakery & Confectionery）楼上为住家，楼下店面由犹太人售卖瑞士卷、咖喱角和面包。店主去世后由海南籍人士接手，推出新加坡第一个三层结婚蛋糕，为新人婚礼增添甜蜜与浪漫。
红屋的主人莎丽花扎因（Sheriffa
Zain）于20世纪中叶将红屋与相连的五栋店屋捐赠给回教基金，租金收益用来为贫困的各族人士施医赠药。
莎丽花扎因出生于富裕家庭，她的父亲阿沙卡夫就是在甘榜格南创建回教学校的阿拉伯富商，外曾祖母花蒂玛（
Hajjah Fatimah）则于19世纪中叶创建美芝路的花蒂玛回教堂（Masjid
Hajjah Fatimah）。阿沙卡夫家族乐善好施的心意代代相传，堪称本地回教人士的典范。
回教社群就像华人一样，除了建立庙宇，为信徒提供心灵慰藉外，也由富裕的商贾出钱兴建棚屋（pontok），首要任务是安顿来自同乡的新客和他们的眷属。
设立在甘榜格南一带的棚屋有巴韦安人的，马六甲人的，也有爪哇人的。爪哇人的棚屋建在王府口（Sultan
Gate），跟马来皇宫结为近邻。居住在棚屋的爪哇居民多数是美食高手，在附近海口路（拆除中的美芝路邵氏大厦）后面的巴士总站摆路边摊，售卖沙爹、卤面（mee
rubus）、炒面（mee siam）等传统美食。
本地最古老的马来同乡组织是1934年注册的新加坡巴韦安人协会（Persatuan
Bawean Singapura）。巴韦安是爪哇海上的一个小岛，位于东爪哇的首府泗水以北120公里。每逢交易的季节，这些在江湖上跑动的商人就会在马来群岛各个商港逗留数月，换季的时候才随着季候风回家。每次成功的回航都会提高这些商人的地位，丰富的阅历使他们变得更加神奇，吸引一波又一波的村民离开家乡，到群岛各地碰运气。
巴韦安人集居在惹兰勿刹与赛阿威路之间的梧槽河畔，许多战前店屋都成为巴韦安人的住家。19世纪的时候，住客多数是男人，他们将月租交给棚屋的首领，这笔租金也是互助金，用来为族人治病、失业救济和缴付罚款等。巴韦安人生活中的大小事由棚屋首领料理，如果住客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首领会提供食物与日常用品。首领和居民之间形成一个社会框架，保证每个人的福利都获得妥善的安排，直至他们找到工作与宿舍，或者已经有经济能力，将家庭接过来，安顿自己的家园。
巴韦安人的社交网络与社群关系都体现在棚屋文化里，通过协商来维系秩序与和谐。整个社群都会一同参与筹备婚姻、割礼仪式，以及治理丧事等活动。
今天由新加坡伊斯兰宗教理事会（Muis）设立的全福基金会（Rahmatan
lil Alamin Foundation），所支持的 “关爱穆斯林”项目旨在弘扬优秀回教徒的理想品行，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向所有人散发关爱和同情的精神。其中一些项目包括跟彩虹中心合作，了解有特殊需要的成年人和青少年；与社会企业合作，为居住在租赁组屋的母亲和儿童提供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