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肥皂业先驱洪毂坚

作者：何乃强

 

新加坡开埠初年，因四面环海，其经济发展着重于商业、区域海运、土产贸易及金融业，工业方面则慢了一步。英国殖民者仅将新加坡定位为自由转口贸易港，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计划；英资洋行则垄断了关键的转口贸易、航运与橡胶加工等环节。本地人为了打破垄断，从洋人忽视的边缘地带寻找突破口，肥皂等简单日用品的生产便是其中之一，由此迈出独立发展本土工业的第一步。

19世纪末，本地先驱不再把生胶直接卖给欧洲洋行，而是自己建厂加工。此举发端于 “橡胶大王”陈嘉庚（1874—1961）。他在新加坡建立了庞大的陈嘉庚公司，开设橡胶鞋厂、轮胎厂以及黄梨罐头厂，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由本地人建立的、从原材料种植到成品加工再到出口的完整产业链条，产品直接销往全球，完全不必依赖洋人。

 

肥皂业如雨后春笋

轻工业方面，则以肥皂业扮演重要角色。华商们为了打破西方洋行垄断、满足本地民生需求，开始合力进军肥皂制造。19世纪末（约1885年或更早），周文礼（1852—1933）创立 “集成肥皂厂” 。到了20世纪初，“蔡嘉种肥皂厂” （Chua Kah Cheong Soap Factory Co.）于1908年创立 ，产品大量销往东南亚及中东各地，俨然成为一个肥皂业王国。

1910至1920年代，洪毂坚（Ang Kok Kian，1869? —1939）是20世纪初新加坡本地华商制皂业的一位重要先驱。他在合乐路创办的“时鲜肥皂厂” 曾成功打破西方跨国肥皂品牌在东南亚的垄断局面。

洪毂坚遗照 取自洪公墓碑。

至于林秉祥（1872—1944），是肥皂制造业的后来者。他的和丰肥皂制造厂迟至1928年才在秉祥码头一带创立，但一般认为，他对新加坡工业化贡献很大。

 

狗头标肥皂创办人

笔者曾经写过周文礼、“蔡大人”蔡嘉种和林秉祥，这里要认识另一位重要工业元老——大成肥皂厂（Tay Seng Soap Factory）创办人洪毂坚。

洪毂坚原籍中国福建省南安县。20世纪10年代，他曾携家眷移居马来亚太平，两年后因看好新加坡的发展前景而南下。

他在新加坡创办的众多产业中，最成功的便是设在合乐路555号以及在南京街的时鲜肥皂厂（See Sen Soap Factory）。该厂推出了极具辨识度的“狗头标”（Dog's Head）肥皂。虽然当时的市场销量略逊于另一家本地大厂“和丰肥皂厂”（Ho Hong Soap Factory），但“狗头标”凭借优良品质，在二战前及战后初期的新加坡、马来亚、婆罗洲（加里曼丹）以及香港地区都极具知名度，是当时少数能与西方大品牌抗衡、打破洋货垄断的本土华商。

时鲜牌肥皂公司广告。《叻报》1929年8月19日。

洪毂坚于1939年逝世后，遗下四子四女及十一名孙辈。他与妻子郭清金（Madam Kwek Cheng Kim）合葬于武吉布朗（咖啡山）一座规模不小的墓冢。

洪毂坚的家族生意由长子洪海山（Ang Hai Sun）继承。为了彻底解决制造肥皂原料受制于人的问题，洪海山在接棒后不仅扩大肥皂厂的生产规模，还跨界进军椰油榨油业（Oil Milling），从而实现了“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制造”的供应链闭环，进一步巩固其本土肥皂业的地位。这包括：Nai Beng & Co. 销售的狗标肥皂（Dog Brand Soap）；时鲜公司（See Sen & Co.）的环球商标及人字牌肥皂（Globe & Man Brand Soap）、电话牌肥皂（Telephone Brand Soap）；以及安生公司（Aun Sing & Co.）的最佳肥皂（Best Soap）、方通公司（Hong Tong & Co.）的最佳肥皂（Best Soap）、万昌公司（Bancheon & Co.）的最佳肥皂（Best Soap）等各类品牌。

尽管如此，在宋旺相所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并没有把洪毂坚这位工业元老列入“史册”。相信这主要是因为洪毂坚的史迹不属于宋所定下的1819至1919年时间范围。

尽管随着时代变迁，“狗头标”肥皂在几十年后停产并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个本土老字号的印记却被永久保留下来。

洪毂坚家族仍在新加坡留下巴克路19号（19 Barker Road）一座城堡式豪宅：该建筑外墙上仍保留着当年时鲜肥皂厂标志性的英国斗牛犬“狗头标”浮雕，作为家族在新加坡工业传奇的见证。气势宏伟的四层城堡式豪宅是长子洪海山当年建造的，作为家族工业传奇的见证，是重要的历史印记。

洪毂坚及其家族在新加坡工业史上留下的印记，至今仍值得后人铭记。

洪毂坚家族的巴克路19号（19 Barker Road）城堡式豪宅，大门左右有狗头标的标志。图源：李国樑

 

参考文献

1.         Ang Kok Kian and family (Bukit Brown) — Rojak Librarian, 2021年2月28日

2.         Ang Yik Han, Ang Kok Kian – Pioneer of Soap Industry, bukitbrown.com.

3.         Song O S,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4.         何乃强，“企业大亨林秉祥”，《联合早报》2023年11月6日。

5.         幼吾（何乃强），“和和饼干厂创办人周文礼”，《联合早报》2023年3月13日。

6.         何乃强. “蔡大人蔡嘉种”，从夜暮到黎明博客网，2026年9月15日。

7.         Ho Ee Kid,  Ang Kok Kian's castle-like mans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Heritage, Monuments,Places of Interest, August 16, 2023.  

8.         The history behind the Boon Lay area in Jurong and how it grew from his early estates, The Straits Times, 29 October 1994.

9.         History of Soap Making in Singapore, Singaporesoap.com 

野柳：在风化与记忆之间

2025年12月，从桃园驱车向北，公路在阴沉的天空下延伸。人家说“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绵绵冬雨，将车窗外的景物洗至只剩下轮廓。

前往野柳途经基隆，眼前出现一座蓝白色建筑的海边餐厅，拱门、栏杆、圆顶，在泛灰的天色中特别引人瞩目。它以希腊的圣托里尼为名，却被错位地安置在并不属于它的地理之中。

前往野柳途经基隆，眼前出现一座蓝白色建筑的海边餐厅。

野柳面北，正对着东北季候风的风口。风带着咸味与湿气，毫不留情地撞向岸边的砂岩。这里的地貌，并非时间的温柔产物，而是在反复冲刷与剥蚀中逐渐成形。或许因中台打冷战，冬天的野柳游人不多；放眼望去，多是日本、韩国与菲律宾的旅客，让整片海岸暂时恢复它原本的尺度。

冬天的野柳游人不多，让整片海岸暂时恢复它原本的尺度。

 

三访地质公园

2007年的12月，同样是台湾的冬天，我第一次到野柳。那时的野柳可配得上“野”。步道设施简陋，有些地方甚至需要踩着裸露的土地前行。记忆里，这座岬角更像海角天涯，人只是短暂闯入的侵略者。

2007年的12月，我第一次到野柳。

2018年再次到访，野柳被系统性地纳入观光动线之中，许多细节已经不同。木栈道与护栏完善了，行走变得安全而有秩序。时间不仅改变自然，也悄悄地调整人类观看自然的方式。

那时地质公园外头多了帐篷，售卖土产与零食。我还特地买了一包当地土产，带回新加坡，送给在野柳长大、来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工作的沈盈萱。她主办过多场“早报文创空间”，即使长期生活在城市，言谈间依然能感受到她那浓厚的乡土情怀。

我觉得沈盈萱做得最精彩的，是安排在华族文化中心上映《红盒子》，叙述台湾已故布袋戏大师李天禄长子陈锡煌传承布袋戏的过程与父子情结。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杨力州亦亲临现场，表达自己对消失中的传统行业的切身感受：他发现到原来童年时代风行的布袋戏已不再是民间生活的一部分，结果越拍越沮丧，2017年底拍摄完工后，决定以《红盒子》作为华丽的包装，请观众再看一眼。言谈间有些许无奈。

虽然新加坡也有木偶戏，但它不是我的童年记忆，我会缅怀木偶戏，会最终这段史迹，但情怀肯定与杨力州有所不同。而野柳，我确实又回来，再看一眼老地方。

2025年到台北，在万华区广州街与沈盈萱（左一）共进早餐。

 

天然的风化岁月

野柳海岸岬角区共分为三大区域。长期在风化、海蚀与地壳运动的作用下，形成各式蕈状岩、海蚀洞沟与蜂窝石，也孕育出烛台岩、豆腐岩、仙女鞋、俏皮公主等造型奇特的地景。

最吸引目光的女王头依旧伫立。她的颈项一年比一年纤细，早已成为野柳被反复讨论的话题。若没有额外保护措施，女王头可能会在10到20年内自然断裂。园区设置传感器、限制拍照距离、疏导人潮等，就是希望大家还能多看她几年。

风化在日复一日中静静进行，或许终有一天，女王的头颅会在某个时刻翻塌，回归岩石本身，就像这里其他风化的砂岩一样。

女王头依旧伫立，不过颈项一年比一年纤细，可能会在10到20年内自然断裂。

“女王头”这一名称，源自1962年《被遗忘的乐园》摄影展。仿佛凝视远方的优雅女王，让野柳从渔村逐渐转型为北海岸的观光重镇，也成为这里最具吸引力的象征。

入口第一区的“俏皮公主”，因造型宛如绑着马尾，近年人气渐升。据说假以时日，或许会成为女王头的接班人。第二区蕈状岩密集，除女王头外，还可见仙女鞋、龙头石等景观。第三区位于岬角前端，占地约八成，是重要的生态保育区，那是自然保留给自己的空间，仅能由专业人士带领进入。

入口第一区的“俏皮公主”，因造型宛如绑着马尾，近年人气渐升。

 

美味的地道菜式

地质公园外有一排店屋，饮食并不成问题。我们在美观园用餐：葱油鸡皮滑肉嫩，酥炸白带鱼是应节美食，白灼苏东鲜甜爽美；当地人称苏东为花枝。

海不单只是野柳的风景，也进入日常饮食之中。冬季的海况达5级，浪高4米。回想起一个小时前，在地质公园看着渔船驶出海，在浪谷中几乎被吞没；船头扎入海面，船身又被下一道浪高高托起。在这片起伏的海域讨生活，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饭后继续上路，车子朝苏澳方向前行。雨势渐歇，旅程从阴郁走到明亮，阳光洒落在路面上。而人，只是在某个冬日，带走一段尚未完全风干的记忆。

渔船正在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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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盒子

数周无休值班赚学费 1970年代新加坡工业化侧影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6年9月3日。

 

新加坡理工学院（前身为新加坡工艺学院）自1957年开课以来，毕业生超过23万人。1970年代工业化蓬勃发展，工院学生一度分散在三个校园上课。我在爱德华太子路校园排队递交报名表格、亚逸拉惹临时校园参与迎新活动，以及第一次踏入杜佛路校园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前半生的科技职场生涯，就是从杜佛路开始的。那时街头常见穿着整齐厂服的欧美与日本企业员工，他们眉宇间流露出的自豪感，总让年少的我羡慕不已，期待能成为其中一员。

1970年代的新加坡工艺学院亚逸拉惹校区。（温耀常提供）

 

工艺训练打基础

新加坡自治期间，女皇镇与丹绒加东两所工艺中学试办数年后，工艺教育全面落实。全国15所工艺中学为中学生开设实习课程，中二肄业生可报读职业专科学校或工业培训中心。

中一、中二时期，我们每周会到约克山的欧南中学学习金工、木工与电工，亲手制作铲子、铁凿、笔盒等，也学会安装保险丝与电插头。

中二下半年，我们参加教育部制定的智向测验，作为中三选修工艺课程的评估标准。进入学校唯一的工科班后，每周一天到女皇镇的东林工艺中学上课，学习金工理论、机械制图，还有两小时的实习课，独立操作先进车床，为日后升读工院打下基础。

当年工院课程包括机械与生产、电子与电气、土木与建筑、海事与航海、化学加工等，多数为三年全日制；夜校则为五年部分时间制。由于采用学年考试制，一些学生因个别科目不及格而重读一年；也有同学转读夜校，最终顺利毕业。

 

到裕廊工业区上班

由于早已盘算好赚取工院学费，考完O水准最后一科高数后，我们几位同学前往陌生的裕廊工业区找工作。规模庞大的工厂，悬挂在篱笆上的招聘布条，空气中的化学气味，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隔天天未亮，我登上209号巴士。到了红山一带，车厢内已寸步难移。巴士经过熟悉的东林工艺中学直奔裕廊，裕廊镇大会堂、永光路（Yung Kuang Road）“钻石楼”（63至66座组屋），都是当年的显眼地标。 

裕廊镇大会堂是昔日进入裕廊镇的地标。

巴士绕过飞禽公园交通圈，新加坡纺织厂与南大纺织厂从车窗旁掠过，随后从先驱路转入已消失的留芳路（Liu Fang Road），现为阳景大道（Sunview Way），来到台湾投资的台隆造纸厂。

之后五个多月的蓝领生涯，每天都会经过亚逸拉惹路（今亚逸拉惹高速公路）的工院临时校园，仿佛在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留芳路（现阳景大道）地形图。

 

十二小时轮班换取前途

上班三周后，生产部经理安排我做12小时轮班工作，日薪13.50元，夜班另加3元津贴；星期六1.5倍，星期天双薪，每月还有两天额外勤工奖，这笔薪金比正常的八小时7.60元优厚得多。经理经常让我值夜班，缺人时甚至连续数周无休。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是这样靠劳力换取生活与前途。

百余名工友多数来自联邦（马国），休息室总是烟雾弥漫，满地都是《花花公子》《阁楼》等咸书，墙上贴满火辣海报。众“秀才”喜欢在海报和墙壁上“淫诗作对”，“插画家”则进一步“锦上添花”。

农历新年，联邦工友换上时髦的长袖恤衫与喇叭裤，拎着大包小包的新衣年货，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丹戎巴葛火车站。长长的铁轨，拥挤的人潮，浓浓的汗水味，掩饰不了回家的心情。

有几位喜欢文娱的联邦工友，曾相约到女皇镇皇宫戏院看《刘三姐》。休息时，我们干脆坐在机器旁，哼着“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

在工厂里，我也结识几位等待会考成绩的年轻人。阿武领到成绩单后辞职，到中华总商会附近的咖啡店跟亲戚学做生意。他第一次领薪时，请我到首都戏院看ABBA音乐电影，让我走进瑞典组合的流行音乐世界。柳茂源回原校华义中学念高中，在1980年代成立控制塔小组，并参加电视台节目《斗歌竞艺》，成为新谣的元老之一。转眼间他离世已近十年。

 

碎浆机散发恶臭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时期，当时的工商部长林瑞安曾率团到日本与台湾考察造纸工业。外地专家甚至研究过利用橡胶木造纸，但最终计划没有落实。

直至1970年代，台隆在本地设厂，两条自动化生产线分别生产牛皮纸与卫生纸。造纸的主要原料是木材与回收废纸。一对印度籍母女负责把废纸投入偌大的碎浆机，在搅拌中化成纸浆，再经过化学处理，输送到金丝网上，让纤维黏结成连续纸张。随后，湿纸进入大型蒸汽滚筒压榨脱水，再穿过烘干机，最后压光、复卷与切割，形成直径逾一米的纸卷。牛皮纸卷重100公斤以上，卫生纸卷约30公斤。

牛皮纸生产流程图。（AI生成）

生产过程中，最难忍受的是碎浆机散发的恶臭。心想若真是毒气，篱笆另一边飞禽公园里的鸟儿恐怕早已集体毒发，于是也就释然。

机器运作时经常出现故障，员工必须及时抢修，手指被绞压的事故几乎习以为常。我曾在夜班时因精神恍惚，差点割到动脉，连忙抓起一大把卫生纸止血。等了一个多小时，领班才开车把我送往企业通道（Corporation Drive）的裕廊医院。但见其他工厂工友全身血淋淋，伤势严重得多。一个月后，台隆付我100多元工伤赔偿金，足以窝心好一阵子。

短短几个月里，工厂发生过仓库莫名其妙地失火，把全部存货烧光；还有两宗金丝网遭人蓄意破坏事件。第一宗肇事者坦承不讳；第二宗因无人认罪，所有工友被分批带到裕廊警局问话，我被安排在最后一个。

一名工友出言相劝：“排越后面，嫌疑越大，即使不是你，警察也会打到你认罪，然后坐牢挨鞭。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都好，你就干脆认了它。”后来真相大白，搞破坏的竟然是他。江湖险恶，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达曼裕廊曾是工友家园

永升路（Yung Sheng Road）的四层楼组屋，当年也是外国工友的宿舍。附近有裕廊戏院、小贩中心与邻里商店，构成工业区员工的生活圈。

在宿舍向工友道别后，从工院到两年半国民服役，一切都在弹指间。进入大巴窑一巷的飞利浦工作，又经常得往返与飞禽公园同一条路上的飞利浦家电厂。更没想到重返校园后的职场生涯，仍不断把我带回西部工业区，仿佛早在少年时代便与裕廊工业区缘定今生。 

1970年代的达曼裕廊。左前方为裕廊戏院，左后方已拆除的四层楼组屋，曾是昔日外地工友宿舍。（互联网）

永升路的裕廊戏院如今是24小时咖啡店，保留着SB（邵氏兄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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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茂与杜佛：见证栽培人力资源之路

山遥路远话裕廊

裕廊工业区

打通欧亚商贸经脉的先行者郑玉瓞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6年9月10日

1883年，两位来自马六甲的海峡华人企业家开启了一次非凡的远行：时年51岁的郑玉瓞（Tay Geok Teat，1832—1893）与比他年轻9岁的李清渊（1841—1911），一同前往欧洲，系统考察英国的工业城市。他们的商业眼光与开拓精神，甚至引起了伯明翰（Birmingham）与格拉斯哥（Glasgow）当地报章的注意，称二人是“最早两位以商业目的访问英国的海峡华人”。

先贤郑玉瓞在商业上成就斐然，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曾获委任为新加坡市议员。 （取自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图经作者处理）

这次航行不仅是个人事业的转折，更象征着早期南洋华商主动连通世界的雄心。约1888年，目光深远的郑玉瓞还将考察足迹延伸至中国与日本。1890年，李清渊与荷兰商人波格（T C Bogaardt）、侨领陈若锦、陈恭锡等人共同创办海峡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进军航运业，成为新加坡首家经营欧洲航线的本地航运企业。不过，郑玉瓞并未受邀加入这家新公司——个中原因，今已难考。

关于这位先驱者的记录留存不多，主要散见于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片段记载。郑玉瓞原籍福建漳州，早年南来新加坡。1863年，他与同为马六甲出生的漳州同乡谢安祥（1832—1892），来自厦门海沧的同龄人陈金殿（1832—1882）以及陈三才（Tan Sam Chie）合作，重组仓库管理及佣金代理公司 （Warehousemen and Commission Agents），创立专营欧洲进口货物的 “玉瓞公司” （Geok Teat & Co.）。

尽管该公司两年后被刘传乐（Low Tuan Locke）和杨鸿义（Yeo Hong Ghee）二人收购易名 “乐鸿义公司” （Locke Hong Ghee & Co.），继续在莱佛士坊经营，但郑玉瓞的商业韧性不减。1866年，他在附近的百得利路（Battery Road）另起炉灶，以 “郑玉瓞公司” 为名重新独资经营。

曾与孙辈组织童子乐队

除商业成就外，郑玉瓞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曾获委为新加坡市议员（Municipal Commissioner），亦是海峡殖民地协会新加坡分会的创始会员。鲜为人知的是，他生平酷爱音乐，曾与孙辈组织一支童子乐队，并亲自担任小提琴手，展现出峇峇精英生活中雅致温情的一面。

1871年，他安排17岁的独子郑金池（1854—1906）进入公司，与他一起工作，为日后接班铺路。家庭是郑玉瓞的重要支柱。1893年，妻子邱氏去世，丧偶之痛令他悲痛莫名，仿佛世界失去了重心与归宿。他辞去公职，无心事业，竟于六个月后的4月在厦门街寓所逝世，享年61岁，与亡妻合葬在亚历山大家族坟场，后来迁葬咖啡山。

郑金池继承父业，经营有方，直至1906年去世。郑玉瓞生前拥有厦门街、合乐路、珍珠山路及巴丝班让路的产业，亦是乌敏岛花岗石工程的承包商。

郑玉瓞于1893年在厦门街出殡，场面隆重。（互联网）

中峇鲁曾有条玉瓞街

郑玉瓞的贡献，曾被殖民地政府所铭记。中峇鲁区曾有一条以他命名的“玉瓞街”（Geok Teat Street），与文忠路（Boon Tiong Road）交界。然而，这条路名后来湮没无闻，这位先贤在城市地景中的印记也随之被抹去。潘醒农在1952年出版的《东南亚地名街名录》，以及黄友平在2020年出版的《新加坡地名探索》，仍记载着“玉瓞街”的存在。

中峇鲁区曾有一条以郑玉瓞命名的玉瓞街（Geok Teat Street），与文忠路（Boon Tiong Road）交界，但这条路名后来湮没无闻。（吴庆辉提供）

掩卷深思，一位在开埠初期便能洞察欧亚商机，建立进口贸易网络，参与城市治理的先驱，其功绩本应被铭记。“玉瓞街” 的消失，仿佛隐喻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

每一段被 “除名” 的道路背后，都可能是一段被简化或埋葬的开拓史。诚望日后若有类似之举，当局能慎之又慎，严格审核其人在该地的贡献与功绩，以免后人在追寻来时路时，失去这些宝贵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