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保路说陈成保

作者：何乃强

 

早在80多年前，我便认识成保路（Seng Poh Road）。那是1940年代，每逢周末，先父必定带我去住在成保路的大伯父家里度假养伤。及长，我逐渐了解陈成保（Tan Seng Poh，1830-1879）其人其事。

早年的成保路 ，右边的草地是现在的中峇鲁巴刹。（图源：互联网）

如今的成保路老屋子与远方高耸的新组屋相映成趣。（图源：李国樑）

成保巷的装置艺术（Art Deco）风格组屋。

 

鸦片承包商之首

陈成保早在1860年代便管控新加坡鸦片与酒馆饷码（承包税收），堪称当时鸦片承包商之首。由于他与柔佛苏丹阿布巴卡（Sultan Abu Bakar of Johor）私交甚笃，很快便发了大财。不久扩充到柔佛州，并获该州鸦片售卖专权。由于他把非法的鸦片制品（chandu）运输于新马之间。有时因走私鸦片而演成街头格斗甚至械斗，事后往往罚款了事，不了了之。尽管如此，1876年，陈成保婉拒柔佛苏丹所封赐的柔佛华人首领（Chinese Major in Johor）荣衔。

陈成保连同苑生号的章芳琳（Cheang Hong Lim，1825-1893）和陈旭年（Tan Hiok Nee，1827-1902）经营新加坡鸦片与酒馆饷码，被视为最成功的鸦片经营大集团（Great Opium Syndicate），掌控近十年（1871-1879）新加坡、柔佛、马六甲、廖内等各地的经营。

 

出身显赫，左右逢源

陈成保原籍广东潮州潮安县庵埠镇亭厦村，出生于马来亚怡保，九岁时随姐姐到新加坡。他的父亲是霹雳州甲必丹陈亚汉。我无从确知陈成保的教育程度，只知他讲潮州话，通晓英语及马来语，曾在新加坡英校求学，一说曾就读于新加坡义学（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即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简称RI的前身）。

陈成保的华文可能受教于比他年长25岁的姐夫“佘皇帝”佘有进。佘有进学养深厚，人所周知，相信陈成保也在其熏陶下学会不少中文，长大后得以立足社会、服务社区，周旋于名流与权贵之间，享有崇高社会地位。他也是佘有进所创办的有进公司（Eu Chin & Co）的得力助手，学会不少经营之道，深得姐夫信任。佘有进于1864年退休，把棒子交给陈成保，由他接任公司经理。

陈成保继续发展事业，联同李清池（Lee Cheng Tee，1833-1901）和外甥佘石城（Seah Cheo Seah，1846-1885）合资拥有设在小丹那美拉路（Tanah Merah Kechil Road）的亚历山大火药仓库（Alexandria Gunpowder Magazine）。当时拥有军火与枪支并不违法。这家公司的开幕午宴还请来总督和大法官出席，可谓大阵仗！

陈成保也与货栈商及抽佣商（warehouseman & commission agent）谢安祥的兄弟谢安乐（Chia Ann Lock）、陈金殿、陈荣寿、谢安琳等人组织安乐荣寿公司（Ann Lok Eng Siew & Co），并与钟安美（Chong Am Bee）经营船具物品“安美荣寿公司”。这家公司只有三年寿命。

陈成保与陈旭年、佘有进、黄金炎很快成为早期新加坡潮侨四大富翁。他率先筑有万尺豪宅，是当时新加坡潮侨四大豪宅之一。陈成保的私邸建于禧街（Hill Street）58号，是当时新加坡四大古色古香的潮式豪宅之一，其他豪宅主人计有佘有进、陈旭年、黄亚佛。其中，陈成保于1869年在禧街所建的私邸比陈旭年的更早。陈宅多年来（1895-1900年间）曾被清朝政府租用为中国领事馆，是署理总领事张弼士的官邸，可惜已被拆除，令人惋惜。不过，今日我们还能看到陈旭年所留下的、位于槟榔路，面对总统府的“资政第”遗迹。

陈成保豪宅原址，后来曾用作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左侧为前Waverley豪华酒店，1869年。（图源：互联网）

陈成保豪宅拆除后重建的排屋。 （图源：NHB）

 

服务社稷

1870年，陈成保出任新加坡市政局委员（Municipal Commissioner），翌年获颁太平局绅（JP）荣衔，同时出任名誉推事（Honorary Magistrate）。该年新加坡发生严重暴动，陈成保亲自出面处理，平息这场血腥暴动。1875年，他当选为市政委员会主席，连任三届共九年，是首位华人担任此高职，可谓众望所归。1874年，孟加拉闹饥荒，陈成保发动筹款，捐赠饥荒基金。1875年，陈成保以潮籍领袖身份，联同粤帮侨领胡亚基及闽帮侨领陈明水筹得一万七千多叻元，捐赠中国山东饥荒。他也向闽粤人士发动捐助教育基金，例如代表华社捐赠500叻元给新加坡义学（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莱佛士书院的前身）。

陈成保亦曾资助莱佛士学院中文奖学金。他在社会上做出不少贡献，服务对象不分种族，也包括调解其他方言族群人士之间的纠纷。1865年，他曾为欧亚籍人筹得500叻元奖学金。

陈成保于1876年宣告退休，三年后（1879年）去世，终年49岁。遗下儿子景瑞（Keng Swee）和景华（Keng Wah），皆是日后社会知名之士。当地英文《每日时报》（The Singapore Daily Times）有这样的评语：“陈君在市政局委员任内，以其才能及对当地情形之熟悉，而为公众服务。陈君与鸦片专卖局之关系，足以被视为一公众人物。陈君平日极受其国人及欧洲人所敬重，对任何慈善事业均乐于捐助焉……”

为了让潮州族群有一个休闲、社交与聚会的场所，1845年，陈成保倡议组织醉花林俱乐部，并捐出在庆利路的一段地皮作为俱乐部活动场所。这俱乐部当时被视为高尚的潮州商贾富人的“独家”俱乐部，并非人人可以申请成为会员。陈成保于1879年去世后，醉花林俱乐部会员还集资向陈家后人以4000叻币购买邻近更多土地，扩充会址，成为俱乐部的永久产业。

陈成保遗下妻子杨氏及两子：长子景瑞（？庆水，Keng Swee）及景华（？庆华，Keng Wah），皆是日后社会知名之士。杨女士于1918年4月以85高龄辞世。

新加坡中峇鲁“成保路”及成保巷（Seng Poh Lane）是在1830年以陈成保命名的。但前人俗称的“成保后”（或“成保大厝后”）则是指陈成保所住的禧街豪宅后面的亚美尼亚街（Armenian Street），不可不知。

陈成保所住的禧街58号豪宅后面的亚美尼亚街（Armenian Street），俗称“成保后”。

 

参考资料

1.     Tan, Gia Lim (2018).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e Teochews i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 122. ISBN 9813239352.

2.     Chong, Guang Kwa; Bak, Lim Kua (2019).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 864. ISBN 9813277653.

3.     Song, Ong Siang (1923).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J. Murray. p. 131-4.

4.     Song, Ong Siang (1923).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J. Murray. p. 155.

5.     Song, Ong Siang (1923).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J. Murray. p. 202.

6.     “Seng Poh Road, 1992: general view [3] | PictureSG”. eresources.nlb.gov.sg. Retrieved 2022-06-20.

7.     “Seng Poh Lane, HDB flats: panoramic view Ws Education (Children’s), 2023 | PictureSG”. eresources.nlb.gov.sg. Retrieved 2022-06-20.

8.     Shawn Seah 佘立松. Tan Seng Poh: Serving the Communit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15 August 2023.

9.     沈燕清.〈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秘密会党与鸦片包税探析——以陈成宝为个案的研究〉.《南洋问题研究》第3期，2010年，页53-61，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10.  新加坡清史研究学会 Qing History Society - Singapore, 21 January 2021.

11.  林志强.〈重探林文庆家族事迹〉.《联合早报》2022-10-27。

 

相关链接

黄亚佛·黄金炎

槟城 大山脚与浮罗山背

大山脚，Bukit Meratajam。Meratajam是一种树名，但指向同一座地标——卓坤山（Bukit Tokun）。

2023年7月中旬，马来西亚的疫情管制已解封一年有余。我们直飞槟城，主要目的是吃榴梿。租了一辆 Toyota Noah，从槟榔屿驱车跨过槟威大桥，于正午时分抵达威省（Seberang Perai）的大山脚。接待我们的“地主”，是素未谋面的张文华（Henry）。他像许多热情好客的大马人一样，初见便毫无距离，仿佛旧识重逢。

文华带我们到容记饭店（另一面招牌写着“容记鸡饭”），品尝三代潮州人延续下来的古早味；随后又领我们走访巴刹街与菜园，参观圣安纳天主堂（St Anne’s Church），以及那位历经政治风雨、终以“胜者回归”的现任首相安华的老家。一路行来，他又做东请我们共进晚餐；饭后回到他布置雅致的家中，品茶闲谈，夜色渐深。

文华（左二）带我们到容记饭店品尝三代潮州人延续下来的古早味。

最难忘的一幕，是回到家后，文华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去照料家中的老狗。狗与人一样，会成长，也会衰老；到了风烛残年，视力、听觉乃至身体机能，都一一衰退。人一世，物一世，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真正动人的，从来不是离别本身，而是在最后的时光里，如何不离不弃，如何珍惜相伴，好好道一声告别。

在文华布置雅致的家中，品茶闲谈，夜色渐深。

 

圣安纳天主堂

若要理解大山脚的历史，不妨从教堂说起。

1658年，法国传教士已在威省建立起小型教堂，其中以淡汶（Bukit Tambun）与双溪里武村（牛河村，Sungai Lembu）最为古老。圣安纳天主堂则为第三间，最初于1846年建于山坡之上，1888年迁至现址。疫情之前，罗马教廷将其升格为乙级宗座圣殿（Minor Basilica of St Anne），地位更为显赫。

圣安纳天主堂。

在圣安纳天主堂山脚，有一块于1845年发现的“卓坤大石”，石头上刻有梵文，其历史甚至早于教堂本身。遗憾的是，由于早年保护不足，大石曾被游客随意刻写，留下时代与人性的双重痕迹。

1845年发现的“卓坤大石”，石头上刻有梵文，其历史甚至早于教堂本身。

当地人说，每年7月29日圣安纳主保日（St Anne’s Feast Day），教堂都会举行长达十天的庆典。来自各地的信徒纷纷前来朝圣，访客人数可逾十万，小镇也因此短暂地热闹起来。 

21世纪扩建的“新”圣安纳天主堂。

伯公埕玄天庙与巴刹街

19世纪末，铁路建成通车，大山脚逐渐成为交通枢纽。定居于此的华人以潮州人为主，于是玄天庙、毗邻的巴刹与巴刹街，便自然形成小镇的生活核心。

伯公埕的小贩档口在屋檐下营业。

人们清晨上巴刹买菜，在小摊前吃一顿简单的早餐，顺道在路边喝一杯凉茶。除了节庆时的热闹喧腾，其余日子则平静如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昨天、今天与明天，仿佛并无太多不同。

伯公埕原是一片水潭。村民将其填平后，逐渐在周围摆摊营生，并设立小神龛供奉。随着岁月推移，小神龛不断扩建，最终成为今日的玄天庙。它不仅是信仰中心，也维系着周边商铺与居民的精神归属。每年为期15天的中元节活动，已延续了180年。

于疫情管制期间修复的玄天庙。

冠病疫情前的一场大火曾将庙体焚毁，如今所见，是在疫情期间依原貌修复后的建筑。老档口也陆续回迁，巴刹街重新恢复人气。

这一带仍保留着不少老店。我们在容记饭店吃下的那顿午餐，自然难以忘怀。多年之后，仍记得石三戏院、泉成木屐，以及巷口的苏老全凉茶。

歇业多年的石三戏院。

泉成木屐。

在地人的记忆中，昔日的传统戏院——丽光、国泰与石三——早已歇业多年。而苏老全凉茶自1967年至今，已守候半个多世纪。三位老人家日复一日准时开档，从青壮年走到满头白发。他们一年只在农历新年休息五天、清明节休息一天，其余时光，风雨无阻。

苏老全凉茶自1967年至今，已守候半个多世纪。

 

浮罗山背 榴梿落下的偶遇

离开大山脚后的翌日，我们从乔治市驱车前往浮罗山背（Balik Pulau），在 2 Acres Café 吃榴梿。

浮罗山背镇中心的交通圈。

浮罗山背华人区的壁画地标。

“浮罗山背”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Balik Pulau 原意为“回到岛上”或“岛的另一边”，但早期华人并未照字面直译，而是采用更贴近生活的说法，“浮罗”音译自 Pulau（岛），“山背”则指位于山脉背后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名便成了一个融合音译与意译的产物，也像一幅旧地图，既记录语言的痕迹，也保留人们对地形的直观理解。

咖啡馆坐落于幽静的山野之间，吃完榴梿后，可在原地坐下喝一杯咖啡，是个可以让时间停顿的地方。

2 Acres Café 坐落于幽静的山野之间，榴梿都是来自附近榴槤园的上等品种。

2 Acres Café 不是榴梿园，因为园中仅有一棵榴梿树。榴梿都是来自附近榴梿园的上等品种，开出来的都色香味俱全。

这家咖啡馆是在冠病疫情解封后才开业的。我初访时，它不过开张半年；这一次再来，不过又是半年之后，却已多了几分熟悉与回味。

2 Acres Café 的榴梿都是上好品种。两位来自深圳的女生坐在我们后面。

我们在那里休闲两个多小时。临走前，看到两位比我们更早到的女生，仍然坐在原位发呆。她们来自深圳，一直在等 Grab，却迟迟无人接单。入山容易出山难，又有多少司机愿意特地驶入这片偏远之地载客？

我们半开玩笑地问她们，怕被我们带入“荷兰”吗？现代年轻人不明白“荷兰”的隐喻，开心地上了我们的车。

两位来自深圳的女生上了我们的车，终于可以离开几乎鸟不生蛋的地方，回到USM。

途中聊起音乐。原来年轻人是孙燕姿的歌迷，《城里的月光》则是父母年代的歌，从小听他们哼唱。

抵达她们的“荷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已约好朋友共进晚餐。就此别过

回想起这段榴梿缔造的偶遇，成为人在旅途，一段不纯粹是意外谱写的旋律。再次擦肩而过时是否还认得对方？我应该不认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