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城市阅读节2025”已经过了快一年，那时候如常为《联合早报》读者做了两场城市导览，一同“见证”新加坡独立的历程。这是当时制作的“导览指南”。
您能想象开埠年代的艺术之家就是天猛公的住所原址吗？这里也是接待莱佛士等人登陆的地方，一些海人跟着天猛公一起在河边生活。自此新加坡进入殖民地时代，争取独立和经济腾飞的岁月。
我在这一带度过19年的成长岁月，童年时每个星期天早晨，从200米外的住家走到国会大厦与公共工程局（PWD）之间的小公园喂鸽子，邻里的印度人也带着尖头面包和白米来喂鸟。说来奇怪，他们把尖头面包碎向空中一抛，群鸽都舍弃我的花包，纷纷争夺印度人的食物。难道尖头面包比较香，比较合胃口吗？
那个年代我们流行喂鸟，今天喂鸽子可是犯法的！
艺术之家周遭还有许多老地标老故事，见证着一路走来的SG60，大时代与小个体命运交结，共谱“个人·时代”之歌。
艺术之家The Arts House
新加坡开埠之初，艺术之家原址是天猛公的府邸所在，也是接待莱佛士等人登陆之地。一些海人随天猛公在河边安居，Wa Hakim 是其中一位海人，亦是 1819 年英国人登陆的亲历者：
“莱佛士先生抵达的时候，新加坡河口有少过一百间房屋。…大约30户海人家庭居住在离河口稍远的宽敞的河面，其中半数住在船上，半数住在河边。…附近还有一些马来人，他们的棚屋面朝大海。…居住在船上的海人最先目睹莱佛士到来。我记得那天清晨，那艘船靠岸后，莱佛士一行人下船，径直前往天猛公的住处。”
1828 年，苏格兰商人麦士威（John Argyle Maxwell）于此兴建住所，但他本人并未在此居住，而是将住宅出租予殖民地政府，用作法庭、扣留所和邮政局。莱佛士曾委任他为新加坡首任仲裁员。坊间盛传 Maxwell Road 以他命名，实则不然，Maxwell Road 路名源于爱尔兰人 Sir Peter Benson Maxwell，他是本地第一任大法官。
Reference: https://www.maxwellchambers.com/about-maxwell-chambers/ , accessed on 24 June 2025.
1939 年，法庭迁入新建成的最高法院，原址转作仓库。二战结束后，该地成为社会福利部所在地。1954 年，这里成为立法议会（Assembly House），并在 1965 年更名为国会大厦。
1955 年林德宪制选举，劳工阵线赢得25个议席中的10个并组织政府。首席部长马绍尔的“开放式办公室”就设于艺术之家（前国会大厦）楼梯下。他别出心裁，在一株“苹果树”下（实为香灰莉树 Tembusu）发表午间演说。后来他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为了唤醒他们（殖民地政府），我决定走到那棵树下，那时它在财政部（今亚洲文明博物馆 ACM）外。我称它为老苹果树，其实是株高大的香灰莉树。那里原有一个咖啡摊，我请朋友 E. Z. E. Nathan 借我一辆装有扬声器的小货车，我就在午休时间站在那儿，因为职员们都在用餐。我讲得够响，连板球俱乐部——英国资本主义的‘神殿’都能听见。我不停地抨击英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In order to wake them up, I decided I would go under that tree which
was then outside the Finance office, now Immigration. I called it the Old Apple
Tree. It was a very tall tree, a Tembusu. There used to be a coffee store there
and I asked my friend E. Z. E. Nathan to lend me his little van with a
loudspeaker and I stood there at lunchtime because the clerks were there
eating. I had a wonderful time. I made it loud enough so that it could be heard
at the Cricket Club, the temple of British capitalism. I kept blasting away at
British capitalism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参考：Marshall’s
own account of how he began to speak under the tree is told in John Drysdale’s
book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 (Times Editions 1 December 1993，ISBN 978-9812047717).
艺术之家内的 会议厅（Chamber），是昔日国会开会的地方。新加坡独立后，仅李光耀和吴作栋在此坐过总理席，李显龙和黄循财当总理时，已在新国会大厦开会了。
新加坡独立后的首次国会，马来西亚驻新加坡陆军准将坚持由其骑兵“护送”李光耀从政府大厦前往国会（艺术之家）。这番不寻常的举动，促使新加坡感受到生存的威胁而加速建军。李光耀语重心长地指出：“没有强大的国防，我们的经济前景就不明朗，也就失去保障”。（Without a strong SAF, there is no economic future, there is no security.）
过去的国庆日在大草场举行，最吸引人的环节就是阅兵和坦克车游行，其核心意涵是对邻国发出警示：别以为新加坡小国好欺负。当时埃及与印度皆婉拒协助新加坡建军，唯有以色列挺身而出，协助建立陆军与规划海军。新加坡自以色列购买的二手法国 AMX13 轻型坦克，于 1969 年国庆检阅礼中首次亮相。
当时马来西亚尚无坦克，甚至对新加坡筹组武装部队一事嗤之以鼻，视作笑谈，后来不得不接受新加坡军队素质优良的事实。
印尼记者在雅加达《希望之光》报上发表《星加坡往哪里去》，指出新加坡已建立起配备精良的陆军部队、空军部队和海岸巡逻舰队，庆祝开埠150周年的时候刻意展示军力。文章质疑新加坡建军是否别有动机，譬如聘请以色列教官，采取以色列以攻为守的袭击性战略，而不是由英国教官调教；甚至推断新加坡军队可能有朝一日攻占柔佛。
亚洲文明博物馆ACM
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前身是皇后坊（Empress Place Building），1867年新加坡成为直辖殖民地之后落成。
该建筑由殖民地工程师麦奈尔（McNair）监督兴建，施工劳动力为被流放至本地的印度囚犯劳工。在1825至1873年间，新加坡曾作为惩治印度囚犯的流放地。首批80名印度马德拉斯（今印度金奈）囚犯从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搭船前来，不久后，第二批百余人亦从同地抵达。自此以后，囚犯们被迫从印度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航程更为遥远艰难。
这些囚犯与下南洋的华人“猪仔”一样，被囚禁于拥挤的船舱中。即便平安抵步，仍有不少人因思乡之苦郁郁而终。
殖民地政府以流放方式解决印度本土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抵达新加坡后，囚犯们被充作建设基础设施的廉价劳力。他们最初的任务是将珍珠山和勿拉士峇沙一带的山丘泥土运往新加坡河南岸，填平沼泽地，发展成后来的莱佛士坊。随后又参与修筑通往各地的公路网与房屋工程。
殖民地政府于1873年终止囚犯劳工制度。在此50年间，约有1万5千至2万名印度囚犯被流放至新加坡，他们参与兴建许多沿用至今的重要地标，例如总统府、白礁灯塔、莱佛士灯塔、汤申路和武吉知马路。
其中一位名叫Baawajee Rajaram的囚犯，在服刑期间撰写圣安德烈座堂的重建计划，刑满后成为一名私人建筑师。
部分前囚犯后来经营小本生意，有者购地建屋，也有人在公共工程局任职，成为熟练技工与管工。其他人则成为水管工、裁缝、印刷工、鞋匠、切割技工、伙食承包商或洗衣店老板。
皇后坊曾经是移民厅与国民登记局所在地。我父亲的公民权（1961年）与红色身份证（1966年）都在这里领取。宣誓领取公民权当天，由一位印刷工友前来担任见证人。他在厅内与一群陌生人一同举起右手，听着官员用一口难懂的英文念诵誓词。官员一声令下，大家便各自念出自己的名字；再一声令下，大家齐齐放下右手，宣誓仪式便告完成。
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
新加坡河口的三座桥梁皆已列为国家古迹。加文纳桥于1869年建成，使用的材料为铸铁（cast iron）；1910年落成的安德逊桥采用钢铁（steel）；而1922年重建落成的埃尔金桥则为混凝土（concrete）结构，这些建材反映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
加文纳桥，作为当时的“SG50”新加坡开埠50周年的纪念项目，是印度囚犯劳工参与建造的最后一项重大工程。英国工程师在安全考量方面极为严谨，例如该桥在格拉斯哥（Glasgow）组装时，承重测试高达设计载重的四倍。运抵新加坡后重新组装后，安排120名印度士兵（Sepoy）行军过桥，完成最终的实地测试，确保安全无虞后方才启用。
从1819年至1867年，新加坡一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1967年成为英国政府直接管辖的海峡殖民地。为表彰东印度公司最后一任驻新总督威廉·加文纳（William Orfeur Cavenagh），殖民地政府决定以其姓名为这座悬索桥命名。
加文纳桥采用Ordish-Lefeuvre系统设计，可能是目前仅存的同类型吊桥。
1910年安德逊桥落成后，加文纳桥改作步行用途，禁止重型车通行。根据规定，每辆车不得超过3 cwt（约150公斤）。一头成年的牛马便超过此限，由此可见，桥面仅容人力车通行，车马皆不准越桥。
附注：cwt（hundredweight）为英制重量单位，常用于农业与期货计量，1 cwt 等于112磅（约50公斤）。
埃尔金桥 Elgin Bridge
埃尔金桥原为一座木桥，是英国人抵达新加坡不久后，在新加坡河上兴建的首座桥梁。它不仅连接河流两岸，也划分出桥南与桥北的区域——北岸为北吻基（North Boat Quay），南岸为南吻基（South
Boat Quay）；地理上亦分出“桥南”（大坡）与“桥北”（小坡）。莱佛士的市区规划中，桥南为商业及平民区，桥北则为政府机关与欧洲人居住区。1862年，该木桥被铸铁桥取代。
如今所见埃尔金桥为无桥墩、造型如竖琴般的混凝土结构，于1929年完工。它曾有过多个中文译名，如“爱琴桥”和“霭仁桥”皆颇具韵味。殖民地政府之所以以“埃尔金”命名，是为纪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凯旋”的英国高官埃尔金勋爵。
在那场战争中，埃尔金作为英国的最高统帅与谈判代表，曾下令焚毁圆明园部分建筑。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南京条约》使中国五口通商，为南方华人出洋提供通路；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北京条约》则进一步允许英法等国公开招募华工，从而加剧中国南方农民离乡背井、下南洋谋生的潮流。新加坡作为自由港，吸引大量华商与劳工，过番客络绎不绝，移民之门自此大开。
桥上雕刻精美的铸铁灯柱与狮子徽章，出自意大利雕刻家Cavaliere Rudolfo Nolli之手。Nolli亦曾为前最高法院（现国家美术馆）外墙、中国银行及哥罗福桥（Crawford Bridge）雕刻同款狮子装饰。
安德逊桥 Anderson Bridge (1910)
安德逊桥于1910年落成，是新加坡河上首座钢铁结构桥梁，成为缓解市中心与红灯码头之间交通的重要枢纽。此桥以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安德逊爵士（Sir John Anderson）命名。
安德逊在任内关注公共卫生事务，推动改进检疫制度，特别是在棋樟山设立更人性化的检疫所。他亦敦促华人社群创设广惠肇留医院，以缓解政府医院人手与资源的不足。
桥梁中段入口处嵌着一块色泽醒目的红色石碑，源自埃及阿斯旺（Aswan）。为何远道而来的石块会出现在新加坡的桥梁上？当时埃及虽属奥斯曼帝国版图，但已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protectorate）。殖民政府引入阿斯旺石材，为桥梁增添异域色彩，或许也隐喻帝国版图的延伸。
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1939年落成的最高法院（现在的国家美术馆），是殖民地时代最后一座大型公共建筑，由当时的总督珊顿爵士（Sir Shenton Thomas）主持奠基与开幕仪式。当二战战火波及新加坡，珊顿选择留守，最终成为战俘。
这座法院大楼正门大堂下方埋着一个时间囊，预定于公元3000年启封。或许千年以后，人们拿着时间囊里的报纸和收音机，会以为是外星人的遗物。
最高法院原址位于俗称“大葛街”的谐街（High Street），其中文俗名源自“High
Court”（高等法院，大court）。大楼外墙装饰精美，雕刻出自意大利雕刻家Cavaliere Rudolfo Nolli之手，呈现新加坡历史风貌。
政府大厦
政府大厦曾被称为“市政厅”和“公务局”，早期新加坡人缴交水电费与罚款，总理公署也在这里办公。
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政府大厦签署投降书，英军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登上将（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向聚集在大草场的人群致辞，宣告日据时代正式终结，英国人重新回到这里。虽然当时人民都很开心，未几便酝酿着反殖民地主义。
1957年，王永元在此宣誓就任新加坡首任民选市长，并以马来语、华语与英语发表就职演说。此次仪式开创先河，首次让马来语与华语在市议会中被赋予与英文同等的法律地位。
1957年12月25日，《南洋商报》报道如下：
“王市长于宣誓就职后，分别以国语、巫语和英语，作就任首任市长第一次演讲。……各政党市议员也多数以国语先后发表两分钟演说，向市长致贺。……王邦文先以巫语发言，提名王永元上任，接着再用国语说：‘主席，我现在代表人民行动党正式推选王永元市委为新加坡首任市长。’……陈翠嫦起立用国语说：‘主席，我附议。’”
注：当时的“国语”指的是华语。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李光耀与其内阁成员在此宣誓就职。由于国家尚未独立，内阁坚持“清场”，媒体被拒于门外 因此连一张现场照片都没有。90年代，杨荣文担任新闻及艺术部长，邀请画家赖桂芳复原当年的宣誓情景。
尤索夫·伊萨（Yang di-Pertuan Negara，Encik Yusof
bin Ishak）亦在此宣誓就任国家元首。1959年12月3日，尤索夫宣誓就职仪式上，象征新加坡身份的邦旗在市政厅前首次升起，此后它成为新马合并时期的新加坡州旗，以及新加坡共和国国旗。
大草场
大草场是新加坡历史舞台上的重要场所，见证众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政府大厦签署投降书，英军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登上将（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向聚集在大草场的人群致辞，宣告日据时代正式终结。1950年发生的“玛丽亚事件”，回教徒认为法官判决不公而掀起全岛针对洋人的暴动；1951年新加坡升格为市，庆祝活动吸引30万人共襄盛举。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庆典在大草场举行；1966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走向独立后的首场国庆庆典亦在此举行。那时候许多市民大清早来到这里，只为抢占有利的观赏位置，一睹国庆盛典风采。
政府大厦后面的Old Parliament Lane曾经有马厩，早晨可见马匹在草场悠闲散步，黄昏时则是棒球俱乐部与欧亚人俱乐部的足球与橄榄球比赛场地。球赛结束后，孩童在草场上嬉戏追逐，那也是轮到我踢球的时候了。
夜幕降临，草场化身为情侣约会胜地，一对对恋人在草地上静坐低语，草场俨然成为城市心脏中的浪漫角落。
富丽敦酒店Fullerton Hotel
富丽敦酒店的原身是1928年落成的邮政局（General Post Office），80年代建屋发展局和税务局在这里办公。
邮政局落成后，成为新加坡的地理“零点”，过去的“后港六英里”、“武吉知马七英里”、“巴西班让五条石”、“樟宜十条石”等地名，皆以与邮政局的直线距离而定，可谓条条大路通往邮政局。由于当时，尤其是农村地区，缺乏醒目的地标或规范的地址系统，这些里程碑被政府和公众广泛用作方位标记。邮递员送信时会参照里程碑，类似于现代邮政编码。 德士司机和三轮车夫载客，也使用里程碑来估算车费。里程碑深入民心，成为人们对地方认同的共同语言。
童年时代，夜空下与父亲坐在红灯码头的路边印度茶摊，看着浮尔顿灯塔（Fullerton Light）有节奏地旋转，为在红灯码头海外行驶的船只导航。长大之后再也没看到旋转的亮光，原来安装在邮政局顶楼的灯塔已于1978年停用，目前在亚历山大的Mapletree Business City落户。
1988年我接到“三万”，到这里的税务局解释为什么一年前需要缴交所得税，一年后赚的钱少那么多，是不是蓄意做假账。我解释说是回校读书，税务官才恍然大悟，可见那个年代放弃工作回校升学是颇少见，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上世纪50年代罢工事件屡见不鲜，1952年李光耀首次代表工人出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为了补偿本地英籍员工的战时薪金损失，为他们提供1,000元额外津贴。本地工人没那种福气，所得到的津贴少得多，连每个月10元的加薪都被拒绝。邮政工人深感不满，决定罢工抗议。
当时李光耀在黎觉与王律师馆（Laycock & Ong）工作，老板黎觉（John
Laycock）虽然是亲英人士，但不反对李光耀代表工会出头。1952年2月至4月的劳资谈判，政府只答应把薪金率调整至跟马来亚联邦工友的水平。李光耀提出下列理由反驳：本地的邮电工友职务繁重，譬如每天派三次信，联邦的同行只派两次；新加坡的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较快；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联邦高，因此不可能同酬。谈判陷入僵局。
1952年5月13日，500名邮电局工友掀开罢工行动。罢工期间，公众人士必须亲自到浮尔顿大厦邮政总局和其他主要邮政局领信和邮包。由于工友态度友善，跟政府强硬的语气，甚至出动武警的形象落差很大，公众倾向于同情工友。
一个星期后的立法议会上，总督尼皓（Sir John Fearns Nicoll）警告邮差，政府不会因为罢工行动而向工友低头。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则答应邮电工友，只要他们复工，将尽快跟工会代表磋商。5月26日与27日，双方成功完成谈判，政府亦同意罢工期间，邮差依然处理了堆积如山的邮件，因此补发两天工资。
1953年，新加坡邮电工友联合会属下的书记要求加薪谈判破裂，到了最后关头，政府同意交给仲裁庭处理，李光耀担任工友的法律顾问。最终受影响的1000名书记可以追算28个月的补发工资，并且获得加薪。工友赠送一对Rolex腕表给李光耀夫妇以表谢意。
李光耀战绩显赫，受委为多家工会的顾问。1954年华校生反对国民服役的“五一三事件”，对新加坡日后的政治形态，影响至关深远，让担任学生的辩护律师的李光耀结识华校生。
李光耀在他的《李光耀回忆录》“第十四章：华校生的世界”中说道：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华校生的理想主义和对自由独立的渴望使他们投身于反殖运动，李光耀充分利用他们的热忱，结识代表工会和华文教育人士的年轻领袖林清祥，将华校和英校的精英，包括左翼份子结合起来。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
康拉德推销新加坡 Joseph Conrad
西方航海员多有撰写航行日志的传统，将见闻结集出版，成为研究当时风土与文化的珍贵史料。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其中一位。
康拉德原籍波兰，出生于乌克兰，成年后改以英文写作。他的16年航海生涯，足迹遍及东南亚，其中新加坡是他最常造访之地，最长曾在此停留五个月。
在他的笔下，海员之家的生活、加文纳桥的壮丽景象、港口的昼夜繁忙，以及多元族群交融的风情跃然纸上。他在小说《走投无路》（The End of the Tether）中写道，莱佛士酒店“像鸟笼一样通风”，促使酒店特别将一间房命名为“康拉德套房”。
一些游客拿着康拉德的小说来旅游，在街头上追寻文字中的风貌。有者对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与丰富的街头美食赞叹不已，亦有旅人因地貌变迁而感叹往昔难寻，甚至誓言不再回来。
伊丽莎白女王道The Queen Elizabeth Walk
昔日游客从丹戎巴葛码头下船，第一件事就是雇马车或人力车，沿着海边公路来到滨海大道（Esplanade）游览。1953年滨海大道修建后，重新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道，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伊丽莎白女王道俗称康乐亭，1970年代露天的沙爹俱乐部（Satay Club）搬迁到此地，这些沙爹摊位主要由马来人经营。这里也称五丛树下（五棵榕树下），是情侣拍拖的好去处。我最喜欢来这里吹海风看轮船，停泊在海面上的船只亮着灯，粼粼波光漂到岸边，海面上仿佛舞动着夜光龙。
如今的伊丽莎白道经过改建，已纳入滨海艺术中心周边的景观步道，星期天成为缅甸客工和女佣聚首解乡愁之所。
维多利亚音乐厅（维多利亚纪念堂）
建于 1903 至 1905 年间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原名维多利亚纪念堂），紧邻市政厅，是为了纪念于 1901 年逝世的维多利亚女王。
纪念堂在新加坡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攻打新加坡期间，曾用作临时医院。 战后从 1946 年到 1947 年，纪念堂是审判战争罪的场所。
它也是林德委员会（Rendel Commission ）会议、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新加坡电视服务启动等重要活动的的举办地点。
大钟楼Clock Tower
1905 年建成的 54 米高钟楼，连接维多利亚纪念堂和维多利亚剧院。大钟每15分钟响一次，一刻钟“当当当当”，两刻钟两次，三刻钟三次，整点四次，再加上点数，例如八点另响八下。
1982年1月1日，新加坡时间调快半个小时，与马来西亚、北京、香港、马尼拉、台北和珀斯的时间同步，主要是为了方便金融股市交易。由于伦敦大笨钟每年的春天和秋天都会调快和调慢一个小时，对于调校时间的工序驾轻就熟，大笨钟的工匠来到本地，协助调整机械钟，确保零时的准确性。
维多利亚剧院
维多利亚剧院的前身是市政厅（Town Hall），建于 1855 年至 1862 年，比ACM早一些，资金来自政府拨款和公众捐款。1909 年 2 月 11 日，维多利亚剧院重建后再度亮相。
日据时期，维多利亚剧院成为日本人文化生活的中心，公开演出则继续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
新加坡的市歌、自治邦邦歌、新马合并时期的州歌和独立后的国歌，都是同一首歌。1958年，新加坡市议会市长王永元委托朱比赛（Zubir Said）创作一首新加坡市歌，作为官方活动的主题曲。《前进吧！新加坡》（Majulah Singapura）于维多利亚剧院重新修复开放时首播。
朱比赛是国泰克里斯（Cathay Keris）旗下的电影音乐工作者。他于21岁那年从印尼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Minangkabau）来到新加坡组织乐队，他的父亲认为搞音乐抵触宗教信仰，父子互不相让，搞到关系破裂。朱比赛吐气扬眉后，父子两人取得和解。
新加坡河 Singapore River
新加坡河从开埠之初的河边村落经历过三次转型，它曾经是百多年来的经济命脉，上世纪90年代成为河畔餐饮娱乐场所，如今是个城市蓄水池，持续提供美好生活的使命。
河是生命之源，19世纪至20世纪初，福建人和潮州人在新加坡河争地盘，各自设立堂号。河口到埃尔金桥（吻基）是福建人的地盘，埃尔金桥到克里门梭桥（柴船头，克拉码头）是潮州人的地盘，克里门梭桥到金声桥是福建人的地盘。
河畔也是富豪文人的故居，例如邱菽园（星洲寓公，吻基19号，恒春号米铺）和甘蜜大王佘有进，现代版的郭永秀、林仰忠和沈璧浩。
1898 年四月初七（5月26日），丘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发刊，每日四版，主要鼓吹维新。丘菽园自任社长及华文总校，林文庆为英文总校。
丘菽园与林文庆、陈合成、宋旺相等创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为华人女子首创正规教育。当时建校基金为六千元，丘菽园独捐一半。这一年，他与林文庆向北婆罗洲国王签约，担保黄乃裳在诗巫建立新福州。他也馈赠康有为千元，以便施展两人的政治抱负。
1900 年正月初三，丘菽园安顿初抵步的康有为住在恒春号三楼客云庐。同年六月，丘菽园再捐十万元协助唐才常的武汉起义。湖广总督张之洞调查唐才常案，丘菽园与康有为遭指名逮捕。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和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对丘菽园同时进行通缉与劝说，丘菽园最终与康有为绝交并纳金免灾，他也辞掉在《天南新报》所有职务和出让股份。
1933年2月26日，邱菽园于《星洲日報》发表七言诗，表达自己日久他乡变故乡的心境：
点缀南荒破大荒，居然本地好风光。平添八景湖山壮，久把星洲作故乡。
邱菽园自注：三十年前，余尝以星洲八景征人题咏，分目为星洲初月、铁桥残照、红亭夜涛、球场晚风、东陵夕霁、旗山晴云、马坡宿雨、龙嵎晓烟，今倘续之，增出新题，亦可倍为十六景也。
参考：潘碧华、赖静婷，“流落南洋的举人——从丘菽园诗看其跌宕的一生”，《当代中国研究期刊》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第3辑，第1期，2016年4月， 第39-53页。
我们漫步在历史与记忆深处，孩童在大草场奔跑的身影、工人在邮政局罢工的坚持、康拉德笔下的市景与海风，汇聚成一个民族从动荡中站立、在挑战中建立自信，一步一脚印，走向独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