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布于《联合早报》2026年4月30日
1970年代，我看过以被卖出洋的日本妓女（南洋姐）为主线的电影《望乡》，后来也读了山崎朋子的纪实原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山打根的墓》。那些文字所呈现的社会现实，至今仍在记忆中回响。
这些年，我们循着历史脉络，从今日的白沙浮广场，到泉和道（Chuan Hoe Avenue）的日本人墓地公园，再到婆罗洲的山打根，追寻百多年前南洋姐留下的痕迹。（《狮城和山打根的南洋姐：不望乡或望归乡》，刊于2024年12月12日《联合早报》）
这一次，我们走到“望乡”的终点站——那些女子的原乡：日本九州的天草与长崎。天草下岛的二江村，是《山打根八号娼馆》女老板木下邦的故乡；约40公里外的崎津镇，是书中重要人物阿崎婆的出生地；长崎则是当年的启航港口。
二江村 位于河畔的原乡
2025年春，阿崎婆早已作古，山崎朋子也于2018年离世。我们从熊本市出发，驶上串联天草诸岛的“天草珍珠线”。短短12公里的海岸公路，一侧是辽阔海天，另一侧是山峦田野；跨过第五号桥后，进入天草下岛。
日本九州熊本县天草的海岸公路，一侧是辽阔海天，另一侧是山峦田野。
天草下岛的面积，与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相若。二江与崎津同样面海，与对岸的长崎半岛遥遥相望。临海与航路的便利，构成昔日远行的现实条件。
也许是终于走到“回家”的一刻，我们的心境比此前几次探索来得平静。沿着二江村河畔漫步，矮楼房新旧交错，保留着自然的水乡气息。
昔日村人称木下邦为“山打根的阿邦”，她在村中的住址是二江村2755号。据坪谷善四郎《最近的南国》（1917年）记载，木下邦约33岁时抵达山打根，之后近17年未曾返日，其孙女就读于长崎女子高中。时过境迁，如今的二江已成为常年出海观赏海豚之地；村中仍可见多座当地家族墓碑，不过不见木下家的踪影。
二江村的河畔住家与墓园。临海与航路的便利，构成昔日远行的现实条件。
崎津 有山有水的小镇
从二江一路南下崎津，天草崎岖的地形逐渐展开，水稻与柑橘顺着山势梯田延伸。崎津是一个倚山傍海的小镇，步行几百米便可走到尽头。顺着河岸的阶梯拾级而下，就是昔日挥别家乡，搭船前往长崎港的渡口。
今日的崎津，如许多日本小镇一般，为旅人提供干净整洁的公共厕所，与山崎朋子半个多世纪前笔下的乡野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她写道：“我只好听阿崎婆的话，小便时空手，大便时则带铁锹下崖，挖个小坑掩埋。我总担心会不会被耕作梯田的村民看见，更难耐的是，总有成群牛虻和苍蝇，乱叮裸露的皮肤。”
山崎朋子亦指出：“对天草人而言，南洋姐是不能谈论的话题……这是一种地方耻辱。”我们尊重在地文化，不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揭开百年前的伤痕。
实地走访，往往能体会到文字难以完全传达的真实感。尽管天草的人事已非，我们仍可借助前人的记录，对比仍然存在的一些地景，让思绪在时空中来回穿梭。
崎津是一个倚山傍海的小镇，顺着河岸的阶梯拾级而下，就是昔日出洋的渡口。
民不聊生的困境
眼前的宁静山海，与近代史上的天草形成强烈反差。天草与长崎半岛的岛原地区，曾是日本妓女外出人数最多之地。
传教士的记载显示，幕府征税严苛，随后实施强制迁移政策，将大量罪犯流放至此，使当地人口在短短半个世纪内急剧增加，造成民不聊生的困境。
庄严朴素的天主教大江教会（大江天主教堂）是崎津的历史地标之一。
英国政府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新加坡的年代，日本亦迎来两项重大变化：解除对基督教的禁压，以及开放出岛自由。由于苛税并未随之减轻，贫困的村民为了生活，男子北上九州打工，女子则远赴海外卖身。
阿崎婆的童年，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每天从早晨只喝水，一直熬到晚上吃点红薯。”母亲改嫁后，三兄妹终日挨饿，脑中所想的只有食物。
19世纪末，日本击败清朝北洋舰队，迫使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并将获得的战争赔款投入工业发展。日本逐步迈向先进国之列，认为南洋姐有辱国体，于是派人将这些女子接回国，让她们在长崎港下船后便草草遣散。许多年迈女子回到故乡后，因无法重新立足而自寻短见。
阿崎婆没有登上那一批返乡的船只，而是等到二战结束，才随其他侨民回到日本。
长崎港 现代化的起点
从天草前往长崎，陆路需四小时以上。我们选择在天草的鬼池港，将车子驶上渡轮，经岛原继续陆程，时间减半。
日本江户时期（1635—1868年），两百多年间仅开放长崎港对外通商。港口一带，至今仍可见苏格兰商人、中国禅师与欧洲传教士留下的痕迹。
19世纪中叶，美国黑船驶入江户湾，加上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使日本的文人武士强烈感受到外患危机。他们翻译荷兰书籍以图自强，却收效有限。真正带来转折的，是苏格兰商人格洛弗（Thomas Glover）的到来。
1863年，年仅二十多岁的格洛弗冒着禁令风险，安排两批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在长崎上船赴英国留学，其中包括日后出任首相并主导《马关条约》会谈的伊藤博文，以及多位主政与工业奠基者。
格洛弗大半生在日本度过。他那俯瞰长崎港的故居（Glover House），现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他在长崎督造的船坞，则成为日后三菱重工的雏形。新加坡发展裕廊工业区初期，三菱重工亦曾与新加坡政府合资设厂。
曾被三菱重工业用来招待贵宾的宾馆建于山上，可俯视二战后重建的长崎市。
新加坡与长崎的对照
翻阅新加坡近代史，潮水引来世界各地的商贾与劳工。欧洲传教士随季候风而来，建立教堂、学校与孤儿院；岌巴海港的开辟，成为日后拓展船运与造修船业的先河。
长崎港的整体格局与新加坡颇为相似，不同点是，到了19世纪末，新加坡发展为繁忙的海港城市；长崎港则成为输出南洋姐、人肉贩子、医生与商人到新加坡的原点。
通过工业化走上自强之路则是两地的共同特色。新加坡建国后，用约20年光景跃身为“亚洲四小龙”。日本财团跟随欧美的步伐，陆续在新加坡设厂，于1970年代设立技术训练中心，80年代输出品质管理与“哈日”文化，“学日本，看日本”一度流行。当时我任职的欧洲跨国公司，亦参考丰田汽车的“看板”（Kanban）模式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当我们从天草与长崎眺望南洋，再从新加坡回望日本，“望乡”不再只是个人的情感投射，而是一条由制度与时代铺成、横跨海洋的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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