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17, 2026

舞影入太虚 曼妙梦红楼——芭蕾舞剧《红楼梦》

2026华艺节,在滨海艺术中心观赏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红楼梦》,是颇为独特的艺术体验。

芭蕾源自欧洲宫廷的舞蹈艺术,经典剧目取材自西方童话、传说或文学作品,例如《天鹅湖》《睡美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当芭蕾被用来诠释中国古典小说时,这种艺术形式便展现出新的可能性。

舞剧《红楼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西方抒情的芭蕾身体语言、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世界与东方舞蹈美学结合起来,可说是用芭蕾的足尖去攀登经典文学的高山,形成跨文化的表达方式。

2026华艺节,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在滨海艺术中心演出《红楼梦》。

《红楼梦》芭蕾舞剧以贾宝玉的心灵视角为主线,采取倒叙视角,以宝玉踏上归隐之路掀开序幕,回望过往的荣国府,以宝玉独行于渺渺八荒之境结束。九个精彩舞段包括宝黛初见、共读西厢、黛玉葬花、焚稿断情等,展现荣国府的繁华与落寞、宝黛的儿女情长、青春的短暂欢愉,以及显赫家族由盛转衰的命运。

 

流转翻页的人生舞台

舞台设计是整部舞剧的亮点之一。舞台中央悬置的巨大背板,一面红金辉映象征富贵荣华,另一面纯白空寂寓意虚无,既是舞者活动的空间,亦承担布景转换的功能。

随着平板的旋转,舞台氛围产生变化,从贾府的繁华到命运的转折,都在时空轮转中呈现。这种设计最大的优势是技术上的便利,同时融入象征意味:人世间的荣枯得失,如同一幕幕不断更替的戏剧,人生舞台仿佛在梦境之中,随着平板翻页,回望一生。

舞台中央悬置的巨大背板,红金辉映的一面象征贾府的富贵荣华。图源:中国中央芭蕾舞团。

 

圆框中的太虚幻境

背板中间的圆形孔洞则借鉴苏州园林借景之意,窥见主人公的命运流转与终结。圆形在中华文化中象征循环、圆满与虚空,舞者从圆框中进出,使舞台仿佛出现一个介于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空间。这种设计让人联想到小说中的太虚幻境,一个象征命运与幻境的所在,也是通往另一层世界的门户。当舞者在其中穿行时,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界线被模糊,舞台空间因此多了一层哲学意味。

由纯管弦乐团演奏的音乐,旋律中融入江南调式,呼应宝玉金陵人的身世背景。西方交响乐结构与东方旋律取得微妙平衡。

 

舞步里的儿女情长

舞剧的情感表达主要围绕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三人之间的关系展开。舞者在没有对白的情况下,通过舞步与身体语言表现人物情感的变化,宝玉与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也现出踪影。宝玉与黛玉初识时的舞段轻盈而纯真,两人的动作彼此呼应,呈现出少年时代的天真气息。随着剧情发展,这种轻快逐渐被深沉所取代。当两人面对命运阻隔时,双人舞中常出现牵引、分离与回望的动作,表现出情感的纠缠与无奈。

舞剧的情感表达主要围绕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三人之间的关系展开。图源:中国中央芭蕾舞团。 


繁华落尽的悲剧意味

舞剧中一些场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视觉象征。例如黛玉葬花的舞段中,“花瓣”纷然出现的一刻令人惊艳,这些舞者就是花瓣。在“葬花”的情境中,葬花词落下舞台,长长的白布布满鲜艳的落花,由林黛玉拖曳着缓缓离开舞台。白布与红花形成强烈对比,既像是埋葬落花,也仿佛预示人物命运的凋零,使整段舞蹈充满诗意与象征。

“花瓣”纷然出现的一刻令人惊艳。图源:中国中央芭蕾舞团。

葬花。图源:中国中央芭蕾舞团。

舞剧也呈现小说中的“错嫁”情节。贾府为宝玉安排与薛宝钗成婚,宝玉在婚礼中一度以为新娘是林黛玉,这段剧情通过群舞与人物调度表现出来。婚礼的华丽场面与人物内心的错乱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礼教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冲突。

随后剧情进入悲剧阶段。林黛玉与贾宝玉都因情感与命运的打击而病重。舞剧中安排了一段极具表现力的两对双人舞,以富有张力的动作彼此靠近又分离,仿佛在生命边缘挣扎。此时气氛趋于冷寂,舞者的身体动作也变得沉重内敛。

舞剧呈现小说中的“错嫁”情节。图源:中国中央芭蕾舞团。

宝玉得到和尚与道士的救助而逐渐恢复生命,林黛玉则走向死亡。原著中通过诗句表达人物命运的悲剧意味,例如《葬花吟》所言:“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表达了林黛玉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和绝不妥协的态度,预示悲剧归宿;舞剧则通过舞蹈与舞台氛围加以呈现,黛玉泪干病逝将情绪推向高点。

故事的尾声,舞台气氛转为虚幻与空寂。宝玉看破尘世,与身边的人一一辞别。舞台上人物的出现与离去带着如梦似幻的感觉,真与假、有与无、现实与幻境交织。小说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意境,在舞台上通过人物的退场与空间的留白来表现。落幕时舞台纤尘不染,赫赫扬扬的家族荣耀烟消云散,只留下简洁而冷寂的画面。

 

芭蕾与东方身韵

从舞蹈语言来看,这部作品并非完全遵循传统芭蕾的规范。芭蕾通常强调挺拔、对称与向上的线条,而舞剧《红楼梦》则加入一些东方舞蹈元素,例如身体的扭转、上身的微微侧倾、手腕与指尖细腻的动作,以及在“焚稿断情”等场景中融入水袖舞元素,以增强人物的东方气质。

这些细节让舞者的姿态更接近中国古典舞的韵味,使人物看起来更像古典小说中的人物。芭蕾的跳跃、旋转与托举仍然存在,但其气质已经发生变化,形成一种介于芭蕾与东方舞蹈之间的舞台风格。

 

经典改编的挑战

《红楼梦》是一部结构庞大的文学巨著,人物众多、情节复杂。舞剧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压缩叙事,因此许多情节只能以象征性的舞段呈现。如果观众不熟悉原著,可能会觉得剧情跳跃,不知所云。例如葬花、娶妻、宝玉离去等场面,在小说中都有深厚的背景,而舞剧则只能通过一段舞蹈来概括。

当然从艺术角度看,这种处理方式也具有独特魅力。它并不是复述原著,而是通过舞台空间与视觉意象重新诠释经典。即使观众未必完全理解每一个情节,多少也能在舞蹈的节奏中感受到属于《红楼梦》的意境。

 

文化交汇的舞台

芭蕾源自欧洲,而《红楼梦》则是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象征。当这两种文化在同一舞台上结合,艺术本身便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艺术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图源:中国中央芭蕾舞团。

舞剧《红楼梦》所展示的是艺术形式在不同文化之间流动与融合的过程,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观看这部作品,别具意义。

记得中一开学的时候,我登上学校顶楼图书馆,指着最高层书架上的《红楼梦》,说要借这本书。当时在场的几个高中生哈哈大笑,只有图书馆管理员王若庄老师郑重地要求高中同学帮我把书拿下来。那是我以不到13岁的心情,第一次尝试入梦。

转眼间走了大半辈子,所剩的梦醒时刻已不多,对于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人间幻象已有不同的体会与解读。或许这就是《红楼梦》的魅力所在。



Tuesday, July 14, 2026

【958印象古早】咖啡山上的记忆:武吉布朗与新加坡华人的百年故事

作者:黄淑君
原文发布于8world14 Jul 2026

两旁站着锡克族守卫雕像的罕见墓碑。图源:李千仪。

武吉布朗(Bukit Brown)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历史华人坟场之一,也是一座承载早期移民记忆的露天博物馆“Bukit”在马来语中意为山丘,“Brown”则源自19世纪英国商人乔治·亨利·布朗(George Henry Brown)。他于1840年代来到新加坡,在当地种植咖啡和豆蔻,并兴建住宅“Mount Pleasant”,因此这片山丘逐渐被称为“Bukit Brown”,华人则称之为咖啡山

布朗离开后,土地几经易手。1872年,来自福建的王氏商人向莫达帕吉提与林祖义购得约211英亩(85.4公顷)的山地。最初,这里主要用于安顿生活困顿的王氏宗亲,后来逐渐发展为王氏家族的墓地,因此民间一度称之为姓王山。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人口迅速增加,各方言群体拥有各自墓地,不利于城市发展,也加深了籍贯隔阂。侨领林文庆、薛中华和陈谦福等人因此倡议设立不分方言、向所有华人开放的公共坟场。1922年,武吉布朗正式成为华人公坟,见证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从方言分隔走向融合的重要历程。

在《印象古早》节目中,大学经济讲师兼文史研究者李千仪指出,武吉布朗不仅安葬着逝者,更是一部镌刻在墓碑上的新加坡华人移民史。这里长眠着许多影响新加坡发展的先驱人物,包括“饼干大王”周文礼、“鸦片大王” 章芳林、华侨银行创办人之一陈延谦,以及古悦巴士公司创办人郑古悦等。他们从移民到创业,以奋斗精神推动社会发展。

墓园中也留下许多杰出女性的足迹。新加坡第一位女西医李珠娘不仅学业优异,更积极推动妇女权益。她曾参与研究华人婚姻法,并提倡一夫一妻制度,展现出超越时代的远见与勇气。

武吉布朗的价值不仅在于人物故事,也体现在其独特的墓葬文化。图源:黄淑君。

除了名人,武吉布朗也保存着无数平凡人的故事。二战期间,19岁的苏坤英在日军空袭时以身体保护家人,不幸身亡;人力车夫刘义嫩因劳资纠纷中的冲突而丧命,后来由120位同行集资安葬,墓碑上刻着“为大众而牺牲,其死重于泰山”,令人动容。

武吉布朗的价值不仅在于人物故事,也体现在其独特的墓葬文化。墓碑上既有传统中式雕刻,也能看到西方天使、狮子、十字架和锡克守卫等元素;有些碑文更同时使用中英文,展现殖民地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部分墓碑还雕刻《白蛇传》《封神榜》和《三国演义》等经典故事,犹如一座石刻文学馆。

中西合并的雕刻,右边是西方天使,左边是三国演义。图源:李千仪。

中式狮子雕刻,地上铺的是殖民地时代流行的娘惹彩砖。图源:李千仪。

李千仪认为,武吉布朗最珍贵之处,在于它保存了课本之外的历史记忆。这里既有先驱创业的足迹,也有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既蕴含丰富的人文价值,也拥有珍贵的生态资源。漫步其中,人们不仅是在阅读墓碑,更是在重新认识新加坡一路走来的历史与根源。

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武吉布朗坟场,可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阅读李千仪的文章

Podcast:

【印象古早】独立文史研究者李千仪谈武吉布朗的历史(一)

【印象古早】独立文史研究者李千仪谈武吉布朗的历史(二)

【印象古早】独立文史研究者李千仪谈武吉布朗的历史(三)

Friday, July 10, 2026

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2025 9 月,乌鲁木齐的天气时凉时热。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也第一次踏入当地的国际大巴扎。

巴刹,在新疆称为巴扎,源自中亚的 Bazaar。它原本只是货物交易之所,却成为现代化社会的社交与旅游空间。

国际大巴扎的休闲角落。

走进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时,我联想到的并不是中亚,而是新加坡。

两座城市相距5000公里,却在近代城市治理与公共空间经验上,呈现出某种相似的轨迹。它们都在短时间内被塑造成现代都市,也都在不同阶段经历过失序的时刻。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及新马合并期间爆发骚乱;乌鲁木齐则在 2009 年,经历了后来被称为七五事件的族群冲突。

对这两座城市而言,那些暴动并非偶发事故,而是深刻的历史裂痕,只是在等待一触即发的时机。

 

七五事件

关于七五事件,起因可追溯至广东韶关一起谣言。有人散布消息,指在当地工厂工作的维吾尔族工人性骚扰汉族女子,结果引发冲突,两名维吾尔族工人被殴打致死。警方调查后发现性骚扰纯属谣言,但没有进一步追究。维吾尔族不满当局既未保护工人,也未及时追究施暴者责任。

2009 7 5 日,维吾尔族民众在乌鲁木齐组织街头抗议,约1000人聚集在人民广场一带,最初以和平示威的形式出现,随后演变成汉维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 197 人,以汉族死伤者居多。

示威如何演变成暴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指控警方使用致命武力,官方则称事件由境外分裂势力策划,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暴乱;许多维族人从其他城市赶来参加暴乱,甚至在暴乱前两三天就开始准备武器。虽然对事发背后的“阴谋”都自圆其说,但是指向同一个事实:社会信任在短时间内被一小群人崩解。

七五事件之后,新疆政策明显转向高压治理,加强对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管控,包括限制部分伊斯兰教习俗、强化汉语教育。官方认为这是防范极端主义的必要手段,反对者则视之为强制同化。无论立场如何,这场事件已成为新疆民族关系的印记。

 

大巴扎的日常

我在新疆逗留一些日子,其中包括走进乌鲁木齐与国际大巴扎。大巴扎(国际大巴扎)并非事件的起源地,但作为乌鲁木齐的标志性旅游区,所看到的主要是汉人与维吾尔族对和谐生活的追求。 置身其中时,最直观的感受是气氛祥和,十多年前那场风暴早已荡然无存。

高耸的二道桥清真寺在阳光下显得庄严壮观。这座清真寺由吐鲁番清真寺迁建而来,信徒以维吾尔族为主,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同时保留“闲人免进”的宗教礼拜时间。它既是信仰空间,也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二道桥清真寺。

我刻意避开旅游旺季,因此人流并不密集。在摊位之间停停走走,空气里混杂着烤肉、沙煮咖啡和甜点的气味;商贩的招呼声、游客的谈笑声与民族旋律相互交织。那些令外来客感到新鲜的景象,对在地人而言,不过是反复上演的日常。

国际大巴扎的维吾尔族旋律。 

沙煮咖啡。

牛车水与暴动的记忆

大巴扎综合性商业、宗教与旅游的日常,感觉就像牛车水。

今天的牛车水,是个妥善规划的文化旅游与餐饮空间,多少带些怀旧气息。詹美回教堂、马里安曼兴都庙、佛牙寺、牌楼、灯笼,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餐馆,把多元文化的镜头压缩在牛车水、欧南园与麦士威地铁站之间。昔日复杂凌乱的民间烟火气,反而成为难以追回的遗憾。

但牛车水并非一直如此平和。

1919 年,北京五四运动引发的民族情绪,经由抵制日货行动蔓延至新加坡,最终在牛车水与小坡一带演变成流血暴动

1927 年,牛车水再次成为政治冲突现场。国民党温和派举办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活动,左翼与温和派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开枪,造成多人死亡。

1956 年,殖民地政府强力压制左翼与学生运动,骚乱蔓延全岛,牛车水再次成为其中一个节点

换言之,牛车水是个昔日华人活动中心,但并非天生的文化旅游区,而是经历过“政治暴动”与市区重建后,被重新规划与管理的空间。

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与牛车水一样,是被精心维护的“旅游胜地”。

 

用日常生活化解紧张

在乌鲁木齐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中,这种叙事策略表现得尤为明显。宏大的历史框架覆盖着数千年来中原对新疆的治理记载,而七五事件则几乎不被提及——或许因为它年资尚浅,未被历史化;又或许因为它仍可能触动敏感的民族情绪。

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

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对族群紧张的态度较为直白。1964 年,一些不负责任的巫统政客刻意挑起马来人情绪,回教先知诞辰纪念日游行成为导火线,游行队伍来到加冷“火城”时发生华巫种族暴动,这起事件被反复提醒为社会脆弱性的警示。独立之后,新加坡系统性地重组生活空间,将族群差异纳入政府机构的管理框架。

将这种逻辑落实到民生的常例,是组屋生活。

组屋是新加坡族群治理最独特的空间设计,各族群住在同一栋楼,大家共用电梯与走廊。关起门来,各自维持私人生活;走出家门,社会整体则努力维持种族平衡与和谐。共生的关键词是“平等”与“尊重”。

乌鲁木齐与新加坡一样,公共秩序并不意味着冲突已经消失。

失序确实曾经发生过,而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善良的人,会轻易把和谐视为理所当然;更没有任何城市,愿意再次付出同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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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07, 2026

雁过留声:陈云秋与新加坡的六年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在《永锡街:陈永锡及其时代的潮商群像》一文中,我曾写到陈永锡、陈若愚父子与陈裕添(友礼)的交谊。陈裕添(Tan Joo Thiam 1856–1941),潮州东凤乡人,在新加坡开设甘蜜批发商华兴号及布匹商嘉兴号等。他以85岁高龄辞世,亲朋同行不以他的本名,而以其字敬堂刊发讣告。陈裕添遗下五子,葬于新加坡。

彼时新加坡曾有两位同名为陈敬堂的潮商。另一位是金砂陈村人,又名陈文才,亦为侨领,在驳船码头北(43 North Boat Quay)开设裕丰行,经营甘蜜生意。遗憾的是,我们对其生卒年及生平所知甚少。但已知的是,他有一位青出于蓝的儿子——陈云秋(Tan Hoon Chew 1868–1939),一位多重角色、多才多艺的奇才。令人惋惜的是,新加坡开埠以来的发展史中,几乎无人提及他的贡献。他,被历史遗忘了。

 

精通三语的奇才

陈云秋原名子田,又名陈景仁。他是清末贡生,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及英语,官至清末刑部贵州司主事,诰授中宪大夫。据载,1895年他曾在京签名响应公车上书。(按:目前所见文献仅能确认其签名之举,是否参与更进一步的策划或决策,尚无可稽考。)1902年,他在汕头出资创办《岭东日报》,以开启民智、引介新思想,诸如介绍西欧政治和民主制度及地方改革意见等。同年,他又创办《汉潮报》。也是在这一年,陈云秋南下新加坡,继承其父的裕丰行业务。

陈云秋 (景仁,1868-1939)。

陈云秋实为一位罕见的通才型奇才——他既能上朝论政,又能下海经商;既能执笔办报,又能掌校育人;既能挥毫作书,又能戒烟济世。

190512月,新加坡上百位商人召集会议,呼吁粤闽商团成立商会以保护华商利益。会议推举53人为中华商务会发起人,投票选出吴寿珍、陈云秋为首届正副会长。时年38岁、精通三语的陈云秋之声望,可谓众望所归。惜乎后来陈云秋因极力支持戒烟社而与会长意见分歧,遂呈辞。后加入振武善社支持戒烟运动,虽经多方挽留,最终还是离开商会,决心投身国内政治。

 

主持校务

1905年,清廷颁令废除科举制度,激发新加坡潮侨创办新式学校的决心。1906年,廖正兴、蔡子庸、陈云秋、张霞生等28位发起人议决,宣告成立潮州公立端蒙学堂,推选蔡子庸、廖正兴、陈云秋为正副总理。同年11月开学,陈云秋被推举为首任义务校长,任期至1909年。初创时,端蒙仅有两位教师与68名潮籍学生,校舍租赁禧街52号店屋。1913年迁至克拉码头13号。1917年,董事部鉴于学生日增,购下丁律(Tank Road)校址,次年新校舍竣工。创校初期,陈云秋身兼商人与校长二职,没有受殖民地政府教育部干预。他只当了八个月的校长便离职。

端蒙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与全体同学:第一届毕业生初入学时,由陈云秋出任端蒙学堂义务校长。

在主持校务的同时,陈云秋亦涉足报业。1905年底,当地的《图南日报》停刊。两个月后(1906122日),《南洋总汇报》创办,陈云秋入股并控制该报。直至19085月,他因回国投身政治,方将报社转让给梅氏家族。

离开新加坡后,陈云秋投身清朝立宪运动。1908年,他身为捐纳所得的刑部司主事,因独自上奏要求每三年召集国会,触怒慈禧太后而遭革职。

晚年,陈云秋出任潮安劝学所所长,致力于教育事业,亦以翰墨自娱。其作品至今仍可在广东各地见到。

《海阳县志》记录陈云秋(景仁)。

 

人虽杳杳,雁过留声

陈云秋在新加坡仅驻留六年(约1902–1908),却在商业、报业、教育、社会运动乃至书法艺术五个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参与创立中华商务会并出任副会长,创办《南洋总汇报》,义务出任端蒙学堂首任校长,投身戒烟运动,并以隶书书法名世。然而,这段璀璨的六年却鲜见于新加坡华人史的主流叙述。

端蒙学堂虽演变为端蒙中学,终因生源不足于1994年停办,实体校园已不复存在。校名所承载的精神、陈云秋留下的墨迹,以及这段被尘封的历史,仍待后人补写。人虽杳杳,雁过留声——陈云秋之价值,不必待后世追认,其生平已然作答。

广州大元帅府。陈云秋(陈景仁)题字。

 

参考文献

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华文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第31页。

2.     何乃强:“永锡街:陈永锡及其时代的潮商群像”,《从暮夜到黎明》博客网,2026630日。

3.     林志强:“《南洋总汇报》创办人”,《封尘轶事:从武吉布朗追溯新加坡华社两百年》,2020年,第95–103页。

4.     李志贤:“权力中心的整合与变迁:19世纪以后新加坡潮人社团纷争探析”,《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12期,2020年,第1–22页。

5.     何乃强 (幼吾): “梅春浦与总汇新报 ”,《联合早报》2024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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