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how and why our five-dollar banknote is Green in colour

Author: Hsien Yoong How

Images: Hsien Yoong How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Currency, Malaya was formed in October 1938. The Board was the official authority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the Malayan dollar from 1938 to 1952.

In 1940, the Board issued its first series of Malayan Dollar Notes to replace the Straits Dollar notes.  The two consignments of printed banknotes to Penang were sent on board cargo ships that were attacked by the German raider ‘‘Atlantis”. The records shown:

SS Eumanes was carrying 500,000 $1 notes and 100,000 $5 notes, and SS Automedon was carrying 700,000 $1 notes and 500,000 $5 notes.

Lost in WW2

Both cargo ships were sunk and all cargoes were lost. When the news of the incidents reached the British, the authority halted the release of $1 and $5 that were printed in 1940.

To avoid confusion, in 1941, new banknotes were printed with a colour swap, with $1 printed in blue and $5 printed in green. Although the printed notes were dated 1st July 1941, they were not released until 1945.  The above incidents explained why green became the colour for $5 banknotes. The practice remains till toda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n 1952, the name of the Board was changed to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Currency Malaya and British Borneo. The banknotes that were issued since 1953 and had remained as a legal tender up to 12 July 1967.

The $5 currency notes.

Own currencies

Upon separation in 1965, Brunei, Malaysia and Singapore decided to issue their own currencies to terminate the interchangeability arrangement under the Board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Malaya and British Borneo. Singapore and Brunei retained the currency board arrangement.

The first series of Singapore currency launched on 12 July 1967 was based on orchids - a Garden City theme, the second series was based on birds - a tourism theme, and the third series – ships which reflect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the country. The selection of different themes on our currency reflects how a young nation gathers its unity of purpose to unite the people. The ship “Twakow” was chosen for the $5 notes to reflect that the ship o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Singapore a trading and transhipment hub.

690：当年的担忧，今天的回应

近日重读我自十多年前起陆续写下的多篇就“690”所衍生的博文，心中依然颇多感触。

当年，我们都强烈感觉到社会似乎“生病”了。

低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长追不上物价上涨，不少长者年过六旬甚至七旬，依然需要工作维持生计。与此同时，新加坡已跻身全球高收入国家之列，这样的现实难免令人产生疑问：经济成果是否真正惠及每一个人？

另一边，亲移民政策吸引大量外来人才与劳工进入新加坡。人口快速增长，国人就职、医院、地铁、用餐和各项公共设施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一些新移民在抵达后，往往延续原有的人际网络和生活圈子，与本地社会的接触有限。部分人缺乏融入意愿，部分本地居民也难以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久而久之，社会摩擦和不满情绪逐渐累积。

那时候，有些人批评这些看法过于悲观，甚至认为只是情绪化反应。如今回头看，这些担忧后来却陆续成为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

 

从工资休克疗法到人口白皮书

2012年，林崇椰教授提出“工资休克疗法”（Wage Shock Therapy），主张通过大幅提高低收入者工资，迫使企业提升生产力。这项建议迅速引起社会关注，也让低薪问题正式进入公共讨论。

与此同时，移民与人口问题正处于舆论风口浪尖。

2013年，政府发表《人口白皮书》，提出到2030年新加坡690万总人口的规划。当时新加坡人口约530万人。虽然政府后来解释，690万并非目标，而是规划参数，但这个数字仍然震动整个社会。

对许多民众而言，他们关注的并非规划模型本身，而是更直接的问题：

如果530万人已经感到拥挤，那么690万人的新加坡会是什么模样？由于这份白皮书从提出到国会通过的时间相对急促，在当时持续吸收大量移民的政策背景下，许多人相信，这不只是规划用途那么简单，而是未来很可能会逐步实现的人口规模。

这种担忧并非源于排外情绪，而是对生活品质、居住空间和社会认同的焦虑。

在昔日的政治背景下，如果530万人已经感到拥挤，那么690万人的新加坡会是什么模样？

 

十多年后的新论述

时隔十多年后，人口问题再次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2026年6月8日，总理黄循财在新加坡新闻俱乐部的对话会上，被问及人口与移民课题时表示，新加坡距离690万人规划上限（planning parameter）仍然“很远”（far away）。目前并没有新的总人口目标。

他指出，在生育率持续处于历史低位（2025年为0.87）的情况下，政府关注的是如何维持人口稳定，而不是单纯追求人口增长。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我们希望所有新来者都认同新加坡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且能够良好地融入社会。

他同时否定所谓“1000万人口”（刘太格提议的规划参数）的说法，并重申新加坡仍将保持开放，但必须确保新移民能够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居住在这里。

这番讲话与十多年前相比，官方论述的重点似乎已经出现明显变化。

 

从经济语言到社会语言

回顾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政府讨论人口问题时，主要围绕几个关键词：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

这些都是经济层面的考量。

而在黄循财此次讲话中，出现的却是另一组词汇：价值观、生活方式、融入社会、社会稳定。

这不再只是经济语言，而是社会语言。

过去讨论的是：“我们需要多少人来维持经济发展？”

如今讨论的则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新加坡社会的一部分？”

两者并不矛盾，但重心显然有所不同。

 

一个国家的承载力

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承载力，并不只是土地面积或基础设施容量的问题。

地铁可以增加线路与车厢，组屋可以加快兴建，医院可以扩建病房。

但社会信任、文化认同、邻里关系，以及国民对未来的信心，却不是增加预算便能迅速建立起来的。

一个国家不仅是人口的集合，更是价值观与共同记忆的共同体。如果经济发展过快，而社会融合跟不上，最终产生的问题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复杂。

一个国家不仅是人口的集合，更是价值观与共同记忆的共同体。

 

当年的担忧，是否得到印证？

反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不认为今天可以简单地说，当年的批评者完全正确，或者政府当年完全错误。

2010年前后，新加坡确实面对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和劳动力不足等现实挑战。政府当时强调开放和引进人才，有其时代背景。

然而，社会后来所表现出的不安，也同样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说过去十多年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地方，也许就在于：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社会凝聚力同样重要。

人口增加固然可以带来活力，但社会融合决定了这些新增人口最终是成为国家力量，还是社会压力。

因此，当我今天重读当年的文字，再听到总理强调认同价值观和融入社会时，最大的感受并不是“我当年说中了什么”，而是社会经过十多年的摸索之后，终于逐渐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一个成功的国家，究竟只是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大，还是人民依然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家？

十多年前，我们争论的是690万人口。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价值观、归属感与社会认同。

或许这才是这场漫长辩论留给新加坡最重要的启示。

新加坡先贤:慈善家颜永成

作者：何乃强

图片提供：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源》2026年第2期，总期180。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我阅读过好些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先贤的故事，他们为新加坡的社会福利、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教育卫生等各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这些人都获得政府的推荐，封赐勋衔如英国皇室各种级别的勋章以及地方政府颁赐太平绅士（JP）荣誉，作为他们为社会服务的一种奖励和肯定，或者将一条街道以该人的名字命名，让有功者及其家人后代深感祖辈的荣光，使得家族名声显赫并激励后人为延续这份荣耀而更加努力。

然而，在众多获颁崇高荣誉的先贤中，我特别注意到当时的新加坡名人颜永成（Gan Eng Seng，1844–1899）似乎并未获得类似的表彰，他既没有勋章勋衔，也么有以他命名的道路，但是他所作出的贡献巨大，功绩不容忽视。新加坡人以慈善家誉称他。

颜永成（Gan Eng Seng，1844–1899）。图源：Wikipedia。

 

公共卫生事业突破帮群与种族

在公共卫生方面，早在1867年他曾大力支持创办为各不同宗教、种族的贫民百姓服务的同济医院（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该院最初位于毕麒麟街上段又称单边街31号的排屋店铺，后来搬迁到余东旋街，1975年才迁到现今的振瑞路50号同济大厦迄今，继续为病黎服务。他曾出任同济医院主席兼产业信托人。说起来，同济医院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慈善医疗团体。

颜永成也曾捐赠陈笃生医院，他慷慨捐出在梧槽区的一块永久地契的地皮给医院，这捐赠记录在该医院1892年的医院常年报告书里。

 

办教育不遗余力

颜永成在支持教育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由于他觉得自己从小家贫，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多，深感教育的重要，他立志待他发迹后，要为贫困儿童创办一所学校，提供以福建话为教学媒介的华文（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和英语。他于1885年，在位于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排屋店铺创办了只收男生的英华义学（Anglo-Chinese Free School）。

直到1923年，即38年后，该校才更名为“颜永成学校”，以永久纪念创办人。 1997年，颜永成学校的原址，被新加坡政府评定为国家保留遗产。

早期的颜永成学校。

颜永成学校之所以与众不同的是，殖民地时代的学校，除了政府外，很多是由教会或宗乡团体出资办学，而颜永成学校则由一名新加坡居民独资办校，提供校址、建筑费，和学校所有开销以及维持费。学校也成立其信托委员会，自给自足，不向殖民地政府讨津贴，这种独立办学的模式，令人惊叹地维持了五十余年，直到1938年，颜永成学校才成为政府学校。

除了在新加坡兴学，颜永成亦在其祖籍地福建及马六甲创办义学，并赞助年轻学子深造。此外，他于1895年，联同林义顺、陈若锦、林文庆等人创办了商界团体“怡和轩俱乐部”。

1947至1951年间，颜永成学校暂用四马路的日本女子学校（现在的Stamford Arts Centre）上课。图源：李国樑。

1951年 颜永成学校安顺路校舍落成 金森总督主持开幕礼 在总督身旁是颜永成孙子颜福海（Gan Hock Hye）及Percival Frank Aroozoo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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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际遇

颜永成是中国福建移民的后代，马六甲土生土长的峇峇，只接受过小学程的教育，学习书写简单中英文。他是家中五个孩子的老大，16岁丧父，父亲去世后，他开始经营豆蔻等土产生意，做些小本生意谋生。

他的人生转捩点始于成为英国人出资创办的牙直利公司（Guthrie and Company ，当地人称土库）的学徒，并在此结识贵人汤玛士·史各特（Thomas Scott）。史各特时任公司开发丹戎巴葛区以及新加坡海港项目的负责人，也是公司的合伙人（1857-1867）。 这位洋上司赏识颜永成的勤奋努力和工作能力，擢升他为公司仓库助理，接着更上一层楼成为总管。颜永成的职位扶摇直上，最终在1874年，当上公司总买办（Chief Comprador）长达25年。这位洋贵人还协助颜永成进一步发展事业，让他为丹戎巴葛公司供应劳工（包工头）及运输代理人，颜永成从此发家致富，进而购屋置地投资建砖厂等。

颜永成在1899年因拇指被生锈铁器刺伤拇指，因血中毒而死。据推测，其死因可能为铁锈刺伤拇指，引发梭菌（Clostridium）感染，导致破伤风（tetanus）致死。在那年代，预防破伤风疫苗尚未问世，类毒素（toxoid）和球蛋白也未出现，染上破伤风，死亡率很高，颜永成终年55岁，身后留下五位妻子、七个儿子、五个女儿及四个孙子。

颜永成与阿鲁苏医生

值得一提的是颜永成和一位非华族的阿鲁苏医生（Dr. Max Simon Aroozoo，1850-1931）的交谊。阿鲁苏医生是一名欧亚籍慈善家, 为新加坡的教育以及医药保健作出很大的贡献，殖民地政府曾将两条道路，以他的姓及名Aroozoo 和 Simon来命名。他在牙直利公司任职57年，鉴于阿鲁苏医生同样在牙直利公司任职长达57年，两人极可能因同事关系而结识，两家人亦结为好友。颜永成去世后，是阿鲁苏医生协助处理颜永成的遗产，更被传为佳话的是阿鲁苏医生的男孙（Percival Frank Aroozoo，1900-1969），后来在颜永成学校担任长达17年的校长（1938-1955）。

纵观颜永成的一生，是很多远赴他乡，移民南洋华侨的缩影。这些华侨来到新加坡、马来亚等地，辛勤劳作，成家立业。稍有所成，就不忘在当地建设家园、建医院、办教育，照顾寄侨居地的同胞，出钱出力。不忘家乡的亲人，赈济祖国受难的同胞。相信“李广难封”，不是颜永成所愿，功成不居的他，显出他高尚人格。

今日位于亨德申路的颜永成学校。

长崎原爆资料馆与眼镜桥

说来已一年了。

2025年5月初，我们连人带车，从天草的鬼池港登上汽车渡轮，渡海前往对岸长崎半岛的岛原。把车子驾下船，续程前往长崎原爆资料馆（全名“国立长崎原子弹爆炸遇难者追悼和平祈念馆”）。这段海陆交通，比起绕行陆路节省了近两个小时。 

长崎原爆资料馆。

长崎原爆资料馆

原爆资料馆的广场上，以殉难的国民学校师生雕像来传达平和（即和平）的意愿。馆内以二战时期的时间轴为骨架，重现原子弹爆炸前后的在地情境，传达长崎人民对和平的渴望。

殉难的国民学校师生雕像，传达平和（即和平）的意愿。

馆内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 纪念空间：悼念1945年8月9日原子弹爆炸中不幸罹难的市民。
• 资料展示区：呈现原爆相关的历史文献、照片、证词与实物，作为历史教育的现场。
• 和平信息中心：警示战争的残酷，表达珍视和平的心愿。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名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造成逾10万人伤亡。三天后，即8月9日，长崎成为第二个原爆目标。

代号“小胖子”（Fat Man）的原子弹。

8月9日当天，苏联对日宣战，美军原定的第一目标小仓市因浓烟弥漫而无法锁定，美军B29轰炸机于是改飞向第二目标长崎。上午11时02分，代号“小胖子”（Fat Man）的原子弹在长崎上空引爆，爆炸中心位于今日原爆资料馆上方，方圆5公里内的日常活动瞬间陷入静止状态。

“小胖子”长约3.25米，直径1.52米，重4.5吨，爆炸威力相当于21,000吨TNT。不同于传统炸弹，原子弹的毁灭性主要源于冲击波（约占总能量50%）、强热（35%）及辐射（15%）。爆炸不仅造成即时死亡和火灾，亦带来长期健康灾难，例如原爆白内障、小头症、白血病及多种癌症。

原爆后的部分残余物。

爆炸中心地区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绝大多数居民当场身亡；1.6公里范围内房屋严重损毁，伤亡惨重；5公里之外的影响相对减弱。长崎多山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冲击波的传播。

根据1950年长崎市原爆资料保存委员会的调查，原爆时的长崎市约有24万人口，死亡人数约74,000人，受伤者约75,000人。距离爆心600米的山里国民学校，全校师生无一幸免；浦上天主堂亦在爆炸中倒塌。

资料馆同时展示灾后日本人民的坚韧与互助精神。尽管长崎市的医院被毁，幸存的医护人员仍奋不顾身赶往原爆现场救援。海军医院、警察及其他机构迅速组织起应急救援队伍，力求抢救每一位生还者。

原爆中心一带的灾后情景。

 

受严重烧伤后的民众，植皮后的状况。

辐射后遗症。

核武器的道德与政治反思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是领导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人物。他起初认为投放原子弹可促使战争迅速结束，挽救更多生命，但见证核试爆的威力后，便开始对其后果深感不安。

1945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身体欠佳，由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职位。不排除杜鲁门为了建立自己的威望，利用原子弹来捞取政治资本。美军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奥本海默表示自己成为毁灭世界的死神。

此后，奥本海默积极呼吁对核武器进行国际管控，并推动和平利用核能。科技的突破常伴随毁灭性的代价，他的转变也反映了战争时期科学家所面对的道德困境。

据原爆资料馆统计，二战后至今，全世界共进行过2,056次核试爆，其中美国1,030次，俄罗斯715次，法国210次，中国与英国各45次，印度3次，巴基斯坦2次，朝鲜6次。只有美国正式公布其中的34次核试炸。

尽管自二战结束以来，核武器未曾在实战中使用，但在研发与试验过程中，仍有人类与环境付出代价，太平洋海域亦受到辐射能污染。

 

日本平民为军国主义者买单

战争的最大牺牲者往往是平民。美国为尽快终结太平洋战争，采取“军民不分”的战略，集中轰炸日本大城市，其中以“东京大轰炸”最为惨烈。

1945年3月10日，美军投下数千吨燃烧弹，东京木造建筑密集，迅速化为火海，生还者称之为“人间炼狱”。估计死亡人数至少12万人，失踪者10万人以上，大多为平民，逾百万人流离失所。死亡统计尚未包括当地的朝鲜人、台湾人，以及临时在东京的外地居民。

东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此次轰炸的直接死亡人数远超广岛与长崎，是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空袭事件之一。

以当今的立场，美国杀害平民无数，这笔战争罪行同样血洗不清。日本人应该仇恨美国吗？在原爆资料馆，我们感觉不到仇恨，反而感觉到仇恨不会带来和平，也不会让日子好过些。

参观原爆资料馆后，我们顺道走一趟浦上天主教堂。这座在原爆中严重受损的教堂，战后修复重建。80年后的今日，我们的感知不应仅是历史回顾，更应该是为世界和平做出期盼，尽管地球到处烽火，令我们显得华而不实。战争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但自古以来，战争却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宿命，最终由平民埋单。

浦上天主教堂。

  

眼镜桥：和平与友好交流的象征

若说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罪行，那么距离原爆中心仅4公里外的眼镜桥，则象征着中日两国早年的文化交流与和平友谊。

眼镜桥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桥面与水中倒影相映成趣，阳光照射下形如一副眼镜。明末清初，中国默子禅师东渡日本，在长崎的兴福寺弘法修行。原为工匠出身的禅师，指导当地居民修筑此桥。400年来，历经修复的石桥仍安然矗立在小河上，河畔的默子禅师塑像，记载着这段古事迹。

400年来，历经修复的眼镜桥仍安然矗立在小河上。

默子禅师：中日两国早年文化交流与和平友谊的象征。

我们在眼镜桥逗留近一个小时，见到多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走下石阶，在潺潺流水旁观赏河景。一幕幕平凡而美好的日常，也正是人类千百年来对和平生活最朴素的追求。

眼镜桥河畔的师生。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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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樟宜壁画 Changi Mural（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