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8, 2026

晚冬的富士山

第一次看富士山,是通过一枚日本邮票。那是上世纪70年代,在住家附近的谐街(High Street),从印度布商的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邮票上的富士山白雪覆顶,山形端正宁静。那时只知道这座山在日本的某个地方,把它当成遥远世界的象征。

2007年的夏天,我在富士山周边走动两天。不寒不热的季节里,厚厚的云层始终把山的轮廓遮盖住,连一点影子也看不见。

2010年的冬天清晨,在羽田机场转机前往北海道时,在晨曦中邂逅了白雪皑皑的富士山。雪峰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光芒,山体远远地浮现在天际线上,突如其来的画面为那趟旅程润色不少。

2010年的冬天清晨,在羽田机场的晨曦中邂逅白雪皑皑的富士山。

 

在外国过年的记忆

20262月,这是我第三次在国外过年。前两回分别是1994年和1999年,都在伦敦。

当时在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中国留学生与教职员,多半会结伴到唐人街吃一顿团圆饭,以此庆祝这个没有假期的节日。1994年我与妻子在Camden Town的住所度过,1999年则是孤身一人。

这一回,农历新年在富士山周边。

若想真正看清富士山,最好在晚冬。这个时候空气干冷,天空澄澈,清空之下视野开阔,山峦的线条也格外分明。

 

山在日常之间

从箱根往富士方向驶去,一路都是山区。车窗外的天光一点点拉开,远方那座几何般对称的山影逐渐显形。

从箱根往富士方向驶去,远方那座几何般对称的山影逐渐显形。

从箱根往富士方向驶去,沿途都是富士山的山影。

开车随意拐个弯,停在路旁的 FamilyMart 或麦当劳停车场,抬头便是完整的山影。日常的街景与雪峰在同一画面里并置,显得格外自然。

途中经过Gotemba Premium Outlets。这里的低矮建筑刻意退让,空出整片天际线,让人得以一窥全貌。富士山静默的雪峰稳稳矗立在远方,仿佛一幅无需修饰的天然画卷。

在麦当劳停车场,抬头便见完整的山影。

途中经过Gotemba Premium Outlets,这里空出整片天际线,让人得以一窥富士山全貌。

 

当风景变成打卡

正因为这种毫无遮挡的震撼,引发了另一层现实的困扰。近年来,社交媒体上的打卡热让某些富士山取景点瞬间爆红。原本宁静的住宅区、便利店门口,甚至普通的十字路口,都成为蜂拥而至的摄影热点。

游客为了拍下一张完美富士,占据道路、堵塞车道,甚至跨越私人地界,闯入民居庭院。

在一些地方,当地居民不得不架起巨大的遮挡布或帐篷,刻意阻断视线,只为恢复原本的生活秩序。这并非针对富士山本身,而是对失控观光客的无奈回应。

风景从来无罪,但当观看变成侵扰,山的清明与人的喧闹,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真正值得珍惜的,并不是某个零遮挡的角度,而是在适当的距离与分寸之中,静静与山对望的那一刻。富士山之所以动人,并不仅因为它的名气或轮廓的完美,更因为它在时间与季节里自有节奏,并不需要时时、处处为人所拥有。

富士道 (Fujimichi)上的富士山:真正值得珍惜的,并不是某个“零遮挡”的角度,而是在适当的距离与分寸之中,静静与山对望的那一刻。

 

不留遗憾

兴之所至,我沿着富士斯巴鲁线路(Subaru Line gate)入口驱车上山。由于冬季积雪,道路湿滑,当局不让车辆上到第五站,只能在第三站停留,也算是身在此山中了。

富士斯巴鲁线路(Subaru Line gate)的富士山一角。

下榻的地方叫 Fuji Inn,就在 Mount Fuji 火车站百米之外,一不留神便会错过入口。这里是一片由集装箱改造而成的小型营区。每个单元都有卧房、夹层、小客厅、厨房与厕所,门外还设有露台,可以坐下来闲聊纳凉。当然,冬天的气候并不适合在那里吹冷风。

或许等到秋初,还可以旧地重游。在 Fuji Inn 烧烤、赏月。那时候的富士山,也许会含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

不过也无妨。因为最完整的富士山,我已经在这个晚冬看过,也在它的土地上走过。此生已不留遗憾。

Fuji Inn Fujiyoshida, 每个单元都有卧房、夹层、小客厅、厨房与厕所,门外还设有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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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15, 2026

“蔡大人” 蔡嘉种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我读过不少关于新加坡开埠初年有功先贤的故事,但其中对蔡嘉种(Chua Kah Cheong18721944)则少有提及,连宋旺相所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也只字未提,深感遗憾。

我搜集了有关蔡嘉种的一些资料,发现他原是一位知名的华社领袖、银行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兼慈善家,对新加坡及家乡金门均作出很大贡献。我相信他为人行事低调,故未获广泛宣传。无论如何,他的事迹应当得到后人的肯定,不应湮灭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蔡嘉种,字世谷,出生于福建金门琼林乡。他出身贫寒,少有机会入塾读书,十多岁时为人当杂役,赚取微薄收入以维持生活。他十五岁丧母,两年后父亲过世。1892年,19岁的他筹措旅费,“落番”(闽南语指下南洋)到新加坡,开始在商店打工,从杂役和学徒做起。工余时间他发愤自学,练就了扎实的文字与算术功底。他勤奋好学,受到老板赏识,被擢升为文书兼销售员。积蓄多年后,蔡嘉种在27岁时返乡娶亲。稍有成就的他,也在此时还清父债,赢得乡亲的另眼相看。

蔡嘉种  (Chua Kah Cheong 1872-1944) 。图源: 宋旺相。

 

涉足工商与金融业

返回新加坡后,他大展宏图,于1908年创办“长发号”,专营土产及咸鱼等货物,随后逐步扩大商业版图,与人合办“长生号”“广运商行”,分行远及印尼各地。他在商场崭露头角,独具慧眼,在1930年代率先发展工业,在丝丝街(38 Cecil Street)及实龙岗路上段的武吉阿兰路(Bukit Arang Road)独资创办“蔡嘉种肥皂制造公司”(Chua Kah Cheong Soap Factory Co.)。其产品不仅受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欢迎,还远销至香港及中东地区,他遂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实业家。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涉足金融业。1919年,他与邱国瓦、陈延谦、林义顺及李浚源等人联合创办华侨银行(OCB Ltd.),并出任董事。1932年,三大华商银行计划大合并,时任OCB Ltd.(华侨银行)主席的蔡嘉种,在华侨银行(OCBC)成立的非常时期,扮演了银行合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马来亚论坛》报导银行大合并。

 

主持公道,排难解纷的“蔡大人”

蔡嘉种经商致富后,对华社贡献良多,于慈善公益亦不遗余力。他大力资助贫弱,抚孤恤寡,捐出款项达数十万元。他德高望重,获得同侪及乡亲的尊敬。加上他为人守诚信、重情义,无论是家庭不和抑或商场账目纠纷,甚至私会党火并,众人皆推举他主持公道、排解纠纷、平息事端。数十年间,经他参与调解而免于因负债而破产倒闭的商号达数十家,他因此赢得了“蔡大人”的崇高尊称。

他的社会职务包括:华人参事局委员(19311933)、历任新加坡金门会馆总理、新加坡福建会馆董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南洋华侨中学第一届(1919年)董事、同济医院董事,以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第三届林长(1937年)。

有百年历史的吾庐俱乐部,蔡嘉种不仅深度参与,更是俱乐部的核心董事与领导先贤之一。对于俱乐部的建设与运作,他贡献很大。在1905年至2011年的历任核心领导层名单中,蔡嘉种与陈延谦、邱国瓦、黄奕住、李光前等新加坡华商巨头并列为吾庐董事会先贤。1927年,在客纳街(72 Club Street)购置永久会所时,共有33名实业家联合出资,他也是主要出资人之一,协助俱乐部摆脱早期租用会所的重重障碍,奠定如今吾庐俱乐部的永久基业。1924年闽粤发生严重水灾,他与侨领陈嘉庚(18741961)同受委为副会长,筹办游艺会及演剧募款,积极赈灾济困。

吾庐俱乐部赈济山东灾难捐款。

 

抗日救亡

此外,蔡嘉种与吾庐的其他社友(如陈嘉庚、陈六使)一同积极筹款,通过南侨总会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其肥皂业务被迫停产,他遂于战乱中隐退,匿居山林,以造纸维生。由于他曾参与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仍常遭日军骚扰。据当时日军对付抗日华商的一贯 “惯技”(modus operandi),相信他亦如陈延谦、林秉祥、刘牡丹、陈贵贱等人,于1944年间被捕,遭受严刑逼供,惨受虐待。其后伤重获释,返家不久即于1944523日逝世,享年72岁。当时所发讣闻,不敢告知真相,只以心脏病为由搪塞。

蔡嘉种的一生,从金门贫苦少年到南洋华社领袖,从杂役学徒到银行董事,从默默无闻到赢得“蔡大人”的尊称。他身处乱世而能创业兴家,身家丰厚而能乐善好施,声望卓著而能秉公持正。这样一位先贤,不应只活在泛黄的文献里,也不应被岁月轻轻抹去。他的名字,值得后人记住;他的精神,值得后人传承。

 

参考文献

Tan, E.-L.  (1953, July). The Chinese banks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6, No. 1 (161), 124. 

Tan, E. L. (1953). Chinese ban merger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26, page 15.

Tribute to bank founders’ faith and foresight,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31, 1972.

陳秀竹新加坡华侨蔡嘉种与“养拙楼” 2023/12/14,蔡清其俱乐部中留下了非常清晰的文书记录。

金门落番刻苦成功的故事─蔡嘉种先生事略,金门日报20121022日。

江柏炜, “两座岛、一群人”,《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七卷第二期 201512 1–28

江柏炜,“1949年以前新加坡金门会馆的跨境运作。新加坡琼林乡侨的典范:蔡嘉种 ”(转载)金门日报 2017 110日。

 

Friday, September 11, 2026

芙蓉小城的时间囊 泰和堂民俗文化馆

2019年创办的泰和堂民俗文化馆,坐落在芙蓉马厘街一间两层楼的老店屋里。20229月,马来西亚冠病疫情已解封几个月。我们一行人从新加坡北上吉打,先在花城芙蓉逗留两天,出席当地举办的全国华人文化节活动,顺道走访芙蓉文化街一带的这间文化馆,由馆长黄永康亲自导览两个小时。

踏入馆内,第一站是走进半掩的卷帘门后,在两排老电影院座椅上看电影。黄永康亲自操作放映机,先播广告,再放映一小段旧电影。昏黄灯光下,胶卷转动的声响与旧时代的空气一起缓缓浮现。

排排坐,看电影。

馆内还有一辆绿色的古董Morris汽车,经他亲手维修后重新复活。引擎发动时,车灯亮起,喇叭鸣响,排出的废气在狭小空间里慢慢散开,让人仿佛置身旧日街头。

黄永康启动Morris古董车。

 

一座活着的民间记忆库

文化馆与新加坡一些收购旧物的古董店有些相似,但这里更像一座活着的民间记忆库。古老却依然能够运作的电影放映机、打金机器、留声机、唱片机、勘测仪、缝衣机、冰淇淋三轮车、手绘电影海报、理发店旋转椅……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某个行业、某段岁月的痕迹。

这些收藏,全是黄永康一手建立起来的心血。

他察觉到,熟悉的芙蓉正在一点一点失去旧行业遗物,于是开始主动与业主接触。小镇不大,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后来一些业主主动上门,把多年珍藏交到他手中,希望由他让更多人认识这块土地曾经拥有的工艺与生活文化。而这些物件,全都是他自己花钱收购回来的。

泰和堂老招牌。

 

百年招牌泰和堂

上世纪40年代,马厘街曾有好几间药材店,泰和堂便是其中之一。后来时代变迁,这栋店屋先后变成饼家、咖啡店与杂饭店。虽然经营行业不断更替,泰和堂这个招牌却始终未曾被随意改动。因此,黄永康决定保留这个名字,以示对这间百年老店的尊重,并以泰和堂命名自己创办的民俗文化馆。

50多岁的黄永康,在芙蓉土生土长。他就在这间充满怀旧气息的老店铺里,把自己收集的旧物以及背后的行业故事,变成一场场口述导览。

联想起新加坡已经消失的生活,芙蓉那些平凡的市井日常,与旧时新加坡有许多相似之处。让我钦佩的是黄永康为了守护地方文化而坚持下去的毅力。

泰和堂展览厅。

 

一个人的修复工程

黄永康原本是一名汽车维修技工,年轻时做过许多行业,也曾因债务问题陷入人生低谷,后来在华济公会协助下租下这栋百年老店。最初他只是为了生活而租下泰和堂,然而多年累积的维修与实作手艺,却逐渐成为他的优势。馆里的维修、整理与复原,大多不假手他人,由他亲自完成,让一件件“破烂”重新拥有生命。

独自承担这一切,无论人力还是财力,都绝非易事。而支撑他一路走下去的动力,是对已故妻子的承诺。

 

孤独的守护者

他说,希望吸引更多在地人前来参观。然而现实中,访客反而多是来自外地,尤其是其他州属与新加坡的游客。文化馆收费每人15令吉,本地人的反应常是:不是免费参观的吗?外地游客却往往觉得:“15令吉很值得。

泰和堂的“美发店”。

这样的反应相当正常。走过不少城市后,发现真正走进这些地方文化馆的人,往往不是当地居民。也许在地人觉得自己早已熟悉这些日常,甚至习以为常;反而是旅人的眼睛,更容易在寻常事物里,看见新鲜感与时代留下的纹理。

文化,本来就是一条漫长而孤独的路。

黄永康就这样一个人默默走着。也许有些使命,终究只能由某些特定的人来完成。或许对一座逐渐老去的小城而言,黄永康本身已经成为芙蓉最真实的特色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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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04, 2026

七月流火话七月歌台

七月流火,又是中元节与盂兰盆节时。

新加坡的中元节活动从七月初一开始,到七月卅日结束。严格地说,中元节与盂兰盆节都落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它们经常被合称或混淆,实际上两者的宗教来源与核心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中元节源自中国本土的道教与上古祭祖习俗。道教认为七月十五是地官大帝的圣诞(地官诞)。地官在这一天考察人间善恶并赦免亡者的罪孽。因此,民间结合祭祖、秋尝和普渡无主孤魂的习俗。

盂兰盆节源于古印度的佛教经典《盂兰盆经》。其核心故事是佛陀弟子目连救母的孝道传说。佛教徒通过办盂兰盆斋和供养僧众,为祖先积功德并救度饿鬼道众生。

随着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长期交融,七月十五逐渐演变成俗称的鬼节七月半,两者的仪式与活动已相融,分不清彼此。


歌台的演变

1980年代初,我搬到梧槽河畔居住的那几年,每年七月都有商家赞助歌台,街坊将茂德路(Maude Road)一带和组屋底层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还没有晚上十点半停止噪音的限制,街坊都乐在其中,歌台往往演到午夜才喊停。

90年代中,我住家附近的淡滨尼坊(Tampines Mart)在庆赞中元时也搭起歌台,不过走的是比较雅致的路线,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珊瑚颂》《草原之夜》《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歌曲。两年后,淡滨尼坊歌台回归通俗,以福建歌和黄色笑话娱乐大众,现场也开始出现人潮。

经历过一段萧条期后,2007年的电影《881》重新激活歌台文化。此后,七月歌台几乎排满整个月,甚至到了农历八月还在继续。冠病疫情前的黄金时期,全岛一年有超过300场由现场乐队伴奏的高规格歌台。疫情改变了中元会与歌台生态,数量一路锐减,如今高规格的七月歌台已经跌至少过100台。

2023年,疫情后淡滨尼新兴港洪仙大帝复办中元会,由于疫情期间收不到账,加上后继无人,因此复办的中元会也是最后一届中元会。

 

星马艺人歌台中元会

2026年农历七月初三,我在乌美工业区观赏《星马艺人歌台中元会》,这是我今年出席的第一场歌台秀。这类大型歌台,往往汇聚超过20位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艺人,资深歌手与新生代歌手同台,展开一场马拉松式接力演唱。

台上的歌手都具备一定实力,包括陈杰乐、陈玥含、鲜红、悦芊菱、洪乙萍、快乐姐妹、林姿逸、杜恩慧、黄碧华、王伟良、刘玲玲、袁瑾等。

曾因丹戎巴葛致命车祸而不顾一切奔向火海、抢救男友并严重烧伤的“空姐歌手”胡秀惠,近5年后重返歌台。尽管网络上曾出现少数刻薄的恶评,揶揄她“疤痕脸”、“不敢以真面目见人”,当晚她依然重拾自信,戴着口罩登台,献唱《踏浪》和《爱情一阵风》。

胡秀惠重拾自信,戴着口罩登台,献唱《踏浪》和《爱情一阵风》。

胡秀惠落力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支持,也被网民和媒体赞为全场“最有勇气”的表现。胡秀惠表示,负面声音只是少数,大部分观众都留下暖心留言;亲人、朋友以及观众的陪伴和鼓励,给了她继续站上舞台的勇气。已故男友的父母也特地到场为她加油打气,更令她深受感动。

中三女生咏恩是全场年龄最小的歌手,但台风稳健,毫不怯场。她献唱曲风轻快、洋溢青春活力的《心花开》,以及考验唱功的抒情慢歌《泪海》,表现都相当亮眼。为了不耽误学业,她只参与三天演出。

咏恩自小接触歌台,深受陈晓欣和李佩芬启发,五岁就尝试登台演唱,11岁向歌台前辈林诗玲学唱歌,专唱福建歌。这样的新生代歌手,或许是歌台未来的一线希望。

中三女生咏恩是全场年龄最小的歌手,但台风稳健,毫不怯场。

悦芊菱是位深受欢迎的歌台歌手。

一般的中元会歌台,歌手必须撑场,唱三首歌,还要讲上不少话,为的是等下一位跑台的歌手。相比之下,《星马艺人歌台中元会》的歌手每人只唱两首歌,话也不多,节奏明显更紧凑。

据知,一般的中元会歌台由商家出资聘请台主(筹办商),台主再根据市场行情付费邀请歌手登台演出。《星马艺人歌台中元会》(1969年成立)则是歌台圈同行自己的活动,由歌台业者、艺人、司仪、乐队、音响灯光等圈内人共同主办。

在神明面前“掷杯”,被选中登台的歌手不领片酬,纯粹为了答谢神明和“好兄弟”而义演,同时也祈求整个行业跑歌台顺利。这种带有行业共同体色彩的做法,也是歌台文化特殊的一面。

 

准证要求与近期政策

外国艺人在新加坡表演,必须持有效的“表演艺人工作准证”(Work Permit for Performing Artistes,俗称歌星准证)。合法公共娱乐业者,例如酒吧、酒廊、夜总会、私人俱乐部等,可以聘请持歌星准证的外国艺人,在相关场所演出,最长6个月。

不过,人力部(MOM)已于202661日起停止接受新的歌星准证申请,原因是一些实际上并未经营业务的娱乐场所,通过申请歌星准证聘请人员,再将这些“艺人”偷龙转凤,转派到其他地方工作。

新加坡的歌台向来不乏马来西亚艺人,也曾有过马来西亚艺人以“黑工”方式演出,或仅抱着拿红包的心态前来表演,最终被拒绝入境。

取消歌星准证,会不会进一步影响本地七月歌台?在新的条例下,他们可以通过“工作准证豁免”(Work Pass Exempt)来表演,不过只适用于政府部门与法定机构支持的活动,以及在公共演出场地举办的活动。

这些政策变化,对一个本来就面对成本、观众和人才问题的行业来说,无疑增加新的挑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新政策对于打击非法业者与保护本地艺人,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歌台的现状

新加坡的歌台文化比传统街戏展现出更顽强的生命力,但面对时代变迁,它同样面临告别黄金时期的无奈现实。

歌台能够长期吸引观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没有传统戏曲那么严格的剧种和形式限制。传统街戏受限于较深奥的方言唱腔和历史剧本,年轻一代往往难以听懂;歌台则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娱乐口味。

歌台不只是唱歌,还有由司仪带动的“脱口秀”,紧跟当下的本地时事、政策和八卦新闻,以幽默、粗俗却接地气的方言与台下即兴互动。这种充满现场感的“综艺”形式,是传统街戏较难提供的。

可是,歌台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整体大环境,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它之所以“无法回头”,主要体现在核心观众群的自然老化。

歌台最忠实的支持者,依然是年纪较大的“老人家”。

歌台最忠实的支持者,依然是年纪较大的“老人家”。虽然偶尔有像中三女生咏恩这样的新生代加入,但整体而言,年轻人的娱乐选择太多,很难让他们在炎热的组屋楼下或工业区停车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更现实的是,年轻人的第一语言普遍是英语,日常华语交流已属不易,更别说完全听懂并领会歌台司仪那些精妙的方言笑料。方言听众越来越少,当方言的根逐渐松动,歌台也难免失去一部分灵魂。

歌台的魅力还有一部分来自“黄腔”。可是,在现代社会的规范下,歌台需要更加符合“阖家共赏”的标准。文明了,却也让一些老观众觉得少了当年的“野性”和草根味。

近年来,一些小型企业的老板在自己的厂址办中元会来宴请员工,安排花车歌台来助庆。七月十七日晚,我在淡滨尼93街的小型工业区看了一场花车歌台的表演。花车歌台没有台也没有现场乐队,歌手站在花车上或路上,由一名键盘手伴奏,或者以卡拉OK伴唱。相比之下,花车歌台的消费节约得多。

这或许就是歌台今天最矛盾的地方:为了延续,它必须改变;改变之后,却又可能失去部分最原始的味道。

我相信,新加坡歌台已经逐渐转型为一种带有强烈本地色彩的“活体文化遗产”,短期内不会消失。不过,它很难再回到当年全岛疯狂、艺人一晚连跑十几台的黄金年华。

淡滨尼93街小型工业区的莊建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举办中元会并宴请员工。

淡滨尼93街小型工业区的莊建筑机械私人有限公司举办中元会,安排花车歌台来助庆。

附注(2026913日)

根据《新明日报》(2026912日),2026年全岛有80多场七月歌台,创近年新低;其中后港、裕廊东和裕廊西属于老区,居民仍然热衷于维持传统,台数逾3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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