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14, 2019

六四30年

2019年6月2日的联合早报主办的新加坡书展现场,听张铁志谈台湾。现场一位观众说台湾乱,什么时候才可以上轨道。张铁志则认为台湾民主有节制,一点都不乱,若真要说乱,那是乱中有序。民主的意义就是每个人都有话语权,没有人能够堵住对方的嘴巴。

前几年跑台湾的次数较多,切身感受到台湾人敢怒敢言的个性。他们不像新加坡人,白色恐怖的阴影老是驱之不散,不敢在大庭广众下大胆地各抒己见,老是惧怕被层出不穷的法令打压,被控告传播“假新闻”罪名等。

无论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亦或是真作假时假亦真,除非是研究员或别有心计之士,一般群众要分辨真假资讯并不容易。台湾容许新闻炒作,让人民在自由气息中思考。政府不管太多,民间才有撞击,这股华人圈子里自由开放的风气已经超越97回归的香港。“乱”可能是本地人太过习惯于一切都规划得井然有序,不能忍受岛国以外的作风所引用的形容词。

回眸30年前所发生的六四事件,我倒觉得这则由政府在背后引导决策的军民对抗是近代的“乱”史之一,值得继续关注,继续反思。


对比香港与台湾的纪念晚会


6月4日,香港和台湾都举办大型纪念晚会,至于新加坡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肯定不会无端白事挪屎上身。没听过身边的大陆新移民也想搞这样的活动,可能对更多本地的大陆移民而言,六四是个遥远的名词,即无法考证天安门事件的真伪,或者所经历的就像郭兆树在海南岛海口市所见的由学校发动的“声援活动”,参与者自己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知道警方不可能颁发集会准证,让新加坡纪念一个事不关己,甚至得罪中国的负面活动,除非到了某个时候,可以像辛亥百年或者五四百年那样,理解为对新中邦交有正面意义。

香港在维多利亚公园主办的烛光晚会已经持续30年,大会宣布18万人出席,警方则指高峰时有3万7000人出席。无论是谁的数据,人数跟25周年相同,是继20周年纪念之后最踊跃的。晚会上烛光点点,歌声不断,再现维园经典悼念六四的画面。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现场。图片来源:法新社)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以来,香港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香港官方如何处理六四纪念,可能影响回归的下半场。针对香港人纪念六四的活动,特首林郑月娥说,很多人对历史上的今天有所记忆,香港是个自由的地方,希望市民有秩序,安静地参加集会。[1]

台北的纪念晚会,华人民主书院是主办团体之一。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认为,六四示威学生让台湾在处理民主运动的时候,知道不能重蹈覆辙,让台湾迈向民主化加大了动力。[2]

跟香港维园相比,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聚会只有600人参与,港台心态一目了然。

台湾人民在绿营的台独与蓝营的九二共识之间交替,主张台独的蔡英文上台三年以来都被中国钳制。在书展的对话上,张铁志反映台湾人的思潮,年轻人更希望看到台独的可能性。相信这也是代表着台湾人向往民主自由的诉求,跟中国的价值认同似乎渐行渐远。

在台湾的纪念晚会上,六四亲历人郝建回忆当年活在恐惧当中,六年之后才敢在堂弟的墓碑上刻下家人的名字。六四戒严军官李晓明虽然没有在天安门开枪,没有伤害平民百姓,但是军人这个身份始终是个凶手的角色。他现在已经移民,成为澳洲公民,才敢在台上讲话。[3]

相比两地,香港人有同胞之情,以记忆战胜遗忘;台湾人以人道关怀为出发点,让亲历者在不必顾虑安全的情况下发表言论。

三十年在人类历史何其短暂,作为一个人这段时间却其路漫漫,而且会逐渐淡忘。这篇记录,是为了不要忘却生命中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尤其是在当下大国民族主义抬头,若中国政府不承认在天安门杀人,那么跟日本政府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有何差别?


香港街头冲突


2019年6月12日,《逃犯条例》于香港立法会进行修正法案二读前,香港爆发金钟街头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逃犯条例》修订法案表面上是针对一名香港男子在台湾谋杀台籍女朋友后返港,无法移交到台湾审讯,在民众心理,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修订法案允许中国在香港引渡嫌犯,包括与中国政见相左人士到内地审讯。

20多年来,内地与香港的议题往往产生许多矛盾与纷争。香港人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心存疑虑,“六四”的影子正在香港延续。


(民众集中在金钟,反对修订法案。图片来源:Reuters)

主要参考资料
[1] 申华,谭嘉琪,“香港民众聚集维园 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https://www.voachinese.com/a/hong-kong-tiananmen-vigil-30th-anniversary-20190604/4945374.html accessed 5 June 2019。
[2] “六四事件令台湾知道不能重蹈覆辙”,BBC,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live/chinese-news-48494242 accessed 5 June 2019。
[3] “18万人齐聚维园悼六四 民运人士现身台北”,德国之声中文网 https://www.dw.com/zh/ 18萬人齐聚维园悼六四-民运人士现身台北/a-49058370 accessed 5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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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11, 2019

冼星海大街

作者:何乃强,图片: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早报现在” 2019年6月3日

很多年前,为了要写《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 1911-1921》一书,我读了很多有关冼星海的资料,知道中亚哈萨克斯坦国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为了纪念《黄河大合唱》作者冼星海(1905-1945),将冼居住过的街道命名“冼星海大街”,也建有纪念碑纪念这位中国音乐家。

今年4月,我抵达阿拉木图后,向导游提出要求,安排我去冼星海大街。

冼星海大街有半公里长,约两条车道阔,来往车辆不多,大街的尽头转入加加林大道,是纪念第一个人类进入太空的苏联人加加林(Yuri Gagarin,1934-1968)。我们下车后,直往冼星海纪念碑走去。

纪念碑由三块棕色花岗石碑体组成,碑体高低大小不一,呈三角船帆形状,纵横置放。主碑嵌上冼星海脸部浮雕,另一碑体刻上中文:“仅以中国杰出作曲家,中哈友谊及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街”。

(冼星海纪念碑:矗立在哈萨克斯坦国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大街上。)

原来冼星海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1940年,他受命前往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翌年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停顿,国界被封锁,冼氏有家归不得,被迫滞留于阿拉木图。此时他举目无亲,流浪街头,饥寒交逼,幸得从未谋面的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收留这陌生人家中。为了表示知遇之恩,冼氏抱病不停工作,创出大量作品,特别是交响诗《阿曼盖尔德》。

阿曼盖尔德是哈萨克民族英雄,反抗沙俄暴政,帮助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冼星海以满腔的热忱和独特的风格,歌颂这个草原英雄多彩的一生。它亦歌颂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表达对祖国的深切怀念。交响诗感动了很多哈萨克人。在哈萨克北部城市科斯塔奈(Kostanay)演出结束后,台下观众欢呼雀跃,激动的当地政府官员上台将冼氏紧紧拥抱。无形中为中、哈两国的友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冼星海纪念碑上的文字:仅以中国杰出作曲家,中哈友谊及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街。)

冼星海不停工作,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令他心力交瘁,致使肺病加重,被送去莫斯科医治。1945年10月,冼星海因药石无灵,病逝异乡,还乡梦断。38年后,他的遗骸才被运返广州,长眠祖国。

阿拉木图这一条以外国人名命名的街道,道出一段战乱的历史,也记录了两个语言不通的异国音乐家,因惺惺相惜而结

为好友。他们的后代亦成为至交,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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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07, 2019

四马路的犹太教堂(Maghain Aboth Synagogue)

坐落在四马路的神秘建筑


四马路(滑铁卢街 Waterloo Street)有一栋黄色的国家古迹。由于平日重门深锁,增添了庭院深深的神秘感。我在四马路走动了几十年,也是近两年来才对它产生好奇。

这栋1878年落成的Maghain Aboth犹太教堂,已经在四马路屹立了140年,它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犹太社群活动的空间。


(庭院深深的Maghain Aboth 犹太教堂。左边为Jacob Ballas Centre)

2007年,犹太教堂隔壁兴建了Jacob Ballas Centre。Jacob Ballas 是本地响当当的股票经纪行老板兼慈善家。活动中心里有分别让男性和女性使用的浸礼池、持有犹太认证(Kosher)的商店,以及举办喜庆的宴会厅。

新加坡的犹太社群属于小众,只有约两千人。19世纪的新加坡犹太人多数从事香料、棉制品、木材、咖啡等商贸。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亚贸易蓬勃,犹太商人因此致富,在本地开发房地产。

1870年代,犹太人从市区新加坡河畔商业区迁往多美哥(Dhoby Ghaut)以及勿拉士峇沙(Bras Basah)周边居住。富商Menasseh Meyer(加东的Meyer Road以他命名)代表犹太社群向英国殖民地政府申请在四马路兴建新教堂。经过五年的建造,教堂于1878年落成,取名Maghain Aboth Synagogue,希伯来语(Hebrew)的意思是“上帝保佑” (Shield of our Fathers)。

犹太教堂外墙上的六角星也称大卫星(Star of David),是识别本地犹太人建筑物的标志。附近密驼路(David Elias Building)和实利基路(Ellison Building)的犹太人建筑,外墙上同样有六角星。六角星的来源有不同的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六角星乃大卫王的盾牌。大卫王统治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联合王国,成为以色列王,因此六角星亦成为犹太文化的标志。 以色列建国后将六角星放在以色列国旗上,作为以色列的象征。


本地犹太人的来源地


新加坡的犹太人有两支,最早的是源自巴格达地区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这些商人来往于印度加尔各答与新加坡,有些决定在本地定居。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航,一些在欧洲居住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也移民到新加坡来。本地的犹太人从19世纪中叶的20人增加到二战前的800人。他们多数居住在市区,有些住在东部的Frankel Avenue一带。目前本地约2000名犹太人多数为欧洲移民。

约200年前(1922年11月),爱因斯坦从德国前往日本演说时在新加坡停留,为希伯来大学筹款,隔年过境时又在新加坡逗留了一天。这位以“大爆炸”(big bang)与“相对论”启发了人类对宇宙起源的探索的物理学家到过新加坡,传为一时佳话。


(左三为爱因斯坦,左四为Menasseh Meyer)

接待爱因斯坦的,不外是被誉为远东地区“最富有的犹太人”Menasseh Meyer。他以“犹如皇宫一般”的豪宅接待爱因斯坦,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与爱因斯坦会面的宾客中,包括当年只有14岁的马绍尔(David Marshall)。多年以后,马绍尔组织了劳工阵线,于1955年至1956年担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到伦敦展开争取独立的谈判。谈判失败后他辞去官职,创建了工人党。这位闻名遐迩的律师退休后接受政敌李光耀的邀请,做了15年的驻法国大使。

日据时期,希特勒曾经要求盟国日本跟纳粹军一样屠杀这些犹太人,但日本并没有照做,只是将他们关到樟宜监狱。


步入神秘的犹太人教堂


由于历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面对着生命的威胁,不难理解闹市中的犹太教堂保安比较严谨,不像附近的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那样敞开大门。

为了筹备宗乡总会的文化之旅,Maghain Aboth犹太教堂的负责人让我们走入活动园区,近距离接触犹太人文化。

犹太教信奉耶和华神,不过教堂内跟回教堂一样,完全看不到偶像和画像,那是因为犹太教相信神是没有实体的。


Maghain Aboth犹太教堂内完全看不到偶像和画像

根据犹太教律法,成年男人一天必须由10人以上聚集在一起祈祷三次,犹太教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设立的。虽然教堂建筑应该依据耶路撒冷的圣殿为蓝本,但由于没有可以仿效的历史图象,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堂建筑形形式式,融合了在地文化和其他教堂的设计。

教堂有个进入圣殿的主要入口和专供女性使用的侧门。圣殿内男女是分开坐的,好让男性不会因为异性在身旁而心猿意马,想入非非。


(进入圣殿的正门旁有个侧门,专供女性使用)

教堂内有多本供信徒使用的希伯来文圣经,称为《托拉》(Torah),教义来自《旧约圣经》的头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由于它由摩西执笔写下,因此又称为“摩西五经”。


希伯来文圣经,称为《托拉》(Torah)

教堂内还有个类似神主牌的追思牌匾,写上往生者的名字与往生日期,有些日期为5000多年。原来犹太历与公元历相差3760年,譬如公元2018年就是犹太历5778年。


(追思牌匾)

男性犹太教徒在礼拜时戴上称为“基帕”(Kipa)的小圆帽。我们的头上有天有上帝,“光头”对上天是不礼貌的,所以必须用帽“遮盖”。此外,必须披上称为“塔利特”(Tallit)的披肩。塔利特可以简单地披在肩上,也可以绕过颈项垂挂在胸前,或者从身后覆盖住头顶和肩背。不同的犹太社区对穿着塔利特的年龄有不同规定,一般为成年人,新加坡则为13岁。


(戴上“基帕”(Kipa)小圆帽,披上“塔利特”(Tallit)披肩。披肩上有613个绳结(流苏 Tzitzit)

这些对男性的规定对妇女都不适用,那是因为犹太教延续古老的母系社会习俗,对妇女十分敬重。举个例子,犹太教徒必须跟另一名犹太教徒结婚,不过爱情力量大,凡事都有万一。万一男犹太教徒跟非犹太教徒女子结婚,后代就不能成为犹太教徒。如果是女犹太教徒跟非犹太教徒男子结婚,后代则跟着母亲,成为犹太教徒。

塔利特披肩共有613个绳结(“流苏”Tzitzit),取义自旧约圣经中的613条诫命。书中记载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逃离埃及后,在荒野中走了40年。他授命众人在外衣的四个角打绳结,表示对神的忠诚,此后流苏便成为犹太教的传统了。

礼拜时,教士“拉比”(Rabbi)站在圣殿中间的诵经台(Bimah)上,面向着前方的“圣约柜”(Ark),带领信徒祈祷。


(诵经台(Bimah))

圣约柜是放置经卷的地方,由绣上以希伯来文字书写的“十诫”与七烛台图案的布帘遮盖着,《摩西五经》卷轴都保存在圣约柜的银制容器内。由于卷轴是使用占墨汁的羽毛写的,过了一段时间颜色就会消褪,Maghain Aboth犹太教堂重写卷轴,而不是一般的局部修复。


(绣上以希伯来文字书写的“十诫”与七烛台图案的布帘)


(《摩西五经》卷轴都保存在圣约柜的银制容器内)


犹太教徒吃什么


饮食方面,犹太教徒必须根据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严守清规戒律。肉食方面,“凡走兽中偶蹄,有趾及反刍的,你们都可以吃。”也就是说,牛、羊、鹿都可食,兔子和猪都不可食。至于海产,“凡是水中有鳍有鳞的,不论是海里的,或河里的,都可以吃。”按此规则,大多数鱼类都可以食用,无鳞片的鲨鱼、鳗鱼、鲶鱼等则不能成为盘中餐。

屠宰动物的时候,屠夫除了技术之外,还必须从信仰的基础上不让动物受苦。屠夫使用又薄又锋利的屠刀,一刀割断喉管,减少动物死亡前的痛苦。事后必须检查尸身,符合食用标准后才能放血。

进餐的一大禁忌是肉类和奶品不可一起烹煮或同时食用,它们的进食时间必须相隔6小时。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


犹太教与基督教有两大明显的差异:首先是对于旧约预言弥赛亚(Moshiahch)的看法。弥赛亚是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犹太教仍在期待弥赛亚的到来;基督教则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耶稣的出现,应验了许多旧约圣经中的预言。其次,犹太教认为神是无实体的,因此犹太教堂内不设神像与偶像。

关于弥赛亚,多年来,我的基督徒朋友曾经邀约我出席教会活动和家庭聚会,印象最深刻的是将近30年前在乌节路长老会参与平安夜报佳音,亲身感受管风琴声在殿堂回旋的美妙旋律。礼拜时,一般上牧师从新约圣经抽段讲道,对文字的理解跟我接触过的另一支派耶和华见证者则有明显的差异。不过,他们有一个共识:新约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证实了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后裔。


(管风琴是新加坡有规模的教堂的特色)

《旧约圣经》在耶稣诞生之前已辑录成书,基督教将它与耶稣诞生后成书的《新约圣经》相承。旧约中,上帝耶和华曾经告诉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的“苗裔”(弥赛亚)会是他的子孙。上帝也向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以及雅各的儿子犹大,提出同样的应许。几百年后,圣经揭示犹大的后人大卫王,弥赛亚会是他的后裔。

犹太教相信弥赛亚到来时,犹太人将全部回到耶路撒冷,犹太地区再度辉煌强盛。耶稣并未使这一切发生,因此犹太教徒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亦不会四处传播福音。

钉刑是罗马帝国的一种酷刑,被判钉刑的人通常会先在牢狱里被鞭打凌虐,天亮后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城外的刑场。还没钉在十字架上,往往已经奄奄一息。基督教流传后,十字架钉刑成为罗马帝国处置基督徒的惯用手法,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Magnus)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以后,基督徒才不再受到迫害。到了公元337年,罗马帝国取消了毫无人道的钉刑。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承受巨大的痛苦中慢慢死去,这应该是基督教最感染人的地方。


(耶稣扛着十字架走到刑场。摄于St Joseph Church, Upper Bukit Timah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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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31, 2019

六•四30周年——看1989年海口示威游行

1989年对30年前的中国具有特别的影响力。198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酝酿着高昂的民族情绪。胡耀邦逝世成为六四事件的导火线 ,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数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提出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并在数日内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持续七个星期。中国政府为结束抗议活动,动用军队强制驱散人群,军民冲突下造成人命伤亡。

事后我询问家在广东的表哥表姐,他们表示只是约略听到一点风声,说北京有一小撮人士制造小骚乱,此外一切都十分平静,可见内地新闻封锁到家。

那时我重回校园拾梦。曾经风起云涌的云南园宁静一片,周遭学子似乎对六四事件无动于衷。新加坡的校园和北京高校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身处不同的地理、历史、经济与政治环境,所向往所追求的生活自然大不相同。

不过,本地的中国银行和分行并不平静,发生挤提现象。社会人士有些为了抗议北京大屠杀,有些担心局势会影响到资金流动而前往提款。没几天,挤提蔓延到本地的广东省银行。

一路来,香港都是大陆政局的探温计,尤其是面对着“九七回归”的不稳定性,港民对中国的一举一动特别敏感。“悲神州一夜成血海,哀赤子顷刻断英魂”,感同身受的香港人穿上素服,在新华社对面的伊丽莎白体育馆门前的天安门广场死难同胞灵堂吊唁,全港市民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所发起的“罢课、罢工、罢市日”,向民主烈士致哀。

如今30春秋匆匆过五四运动纪念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六四30周年。香港是最重视悼念“六四事件”的大中华区,每年的烛光晚会吸引数以万计的人潮。然而,近年来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似乎出现倒退迹象,是否还是如常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盛大的六四烛光晚会?

本博客网的读者郭兆树30年前在海口工作,亲身经历海南岛海口市人民声援北京学生的小规模示威活动,通过此文发表他的感想及所拍摄的一些照片。


六•四30周年——看1989年海口示威游行

作者:郭兆树,图片由作者提供。

海南岛原是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1988年建省,省长是梁湘。我是在1989年一月份左右抵达海口市,我是受雇於一位新加坡海南人,他在本地与其他人合股开了一间旅行社,他也在海口市独资开了一间餐厅;我的工作就是管理餐厅兼旅行社驻海南代表,一人打二份工。

1989年6月4日,中国爆发了轰动世界的六四事件。在5月份,海口已经出现了零星的小规模游行耒声援北京大学生。后来才晓得梁湘是趙紫阳那一派的,很显然这些示威游行是得到省政府的允许,甚至可以说是省政府鼓动他们出来游行。我拍下的这场游行是以往众多游行中规模最大的。三十年前还没有数码相机,用的是膠卷相机;相片经过了三十年已经退色了。

游行的当天早上餐厅职员就来告诉我,说今天中午左右会有游行而且还会封路,因为我工作的餐厅离省政府大院不远怕会受影响。在新加坡长大的人脑袋里都认定示威游行是犯法的,怎么这游行还预先通知,公安还封路让游行队伍使用,这不像是示威游行倒像是庆祝游行。不管怎样,早点吃午饭,然后拿起相机就朝目的地走。

走沒多久远远就看见道路两旁都站满了人,路上车辆稀少。沒多久远远就传耒嘈杂声,看来队伍是靠近了。我拿着相机混在人群中,有人问起就说是广州来的记者,因为我会讲广东话。当时在海南一般人擁有相机的不多,何况我还拿着日本的Nikon相机,冒充记者最适合;这场合千万别说你是外国人。有一張照片显示了一位女记者身上挂了两部相机。

初初我还只是站在人群里拍,有人对我说这个角度拍不到东西,看到其他记者都跟随着队伍拍,我既然是“记者”於是也跑到路中央去拍,在路旁维持秩序的人也没拦我。别说当时,现在回想起来都很"爽"。

从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好多政府机构都出动,像海南电视台,海南日报甚至海南省委党校。如果不是省政府帶头主办的游行,谁有这个能耐请得动这些大机构。但是过了六四,秋后算账,省长梁湘就大禍临头了。我是回新后才从早报得知他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罪名是用公款替自己做了一套西装和替老婆买机票等。如果跟现在的大老虎周永康相比,这真的是一粒花生米。所以说,搞政治要站对边,站错边后果严重。

海南要建成大特区,工厂倒没看到几间,外省驻海南的办事处和公司倒开了不少,还有是大大小小的按摩和芬兰浴在海口隨处可见。六四过后,全中国进行扫黄,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娛乐,不论大小、合法戓違法一律关闭。当时在海秀路的一座宾馆,它有一座三、四层楼的独立建筑物被港商租下,花了百万人民币装修成按摩、芬兰浴中心。搞通了各方关系,领了牌照,营业不到二个月,六四风暴一耒被令停业,撤消营业执照。可怜的港商无端端的就亏了这筆錢。

我个人认为六四事件是有新思维的新当家想干一番改革,但是保守的老当家们反对,加上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局势已出现改变,老当家们怕因此会把老店砸了,几十年的老招牌被摘下。不过我认为新当家並不想砸老店,毕竟他们是老店培养起来的並且长期在老店工作。他们只不过想把老店換換门面,就好像在本地的一些老当店,有好多已改头換面以新的面貌营业,但不管怎么改它还是一间当店。


游行队伍在海府路的省政府大院展示力量


照片的背景是省政府大院,位於海府路,游行队伍到此展示力量。目前省政府已不在那里办公,搬到一座宏伟的大楼了。







游行队伍走在海府路上


海府路在当时是唯一通往琼山县府城的路,所以称海府路,海口—府城的路。






还我三十条 建我自由島


有一布条上写着"还我三十条建我自由島",三十条是指建省时中央政府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不过在落实上並不是很积极,导致民间有些怨言。

当年在海口有一个“金盘工业区”项目,另一个是鬧得沸沸扬扬的洋浦港(由香港熊谷组公司承包),最后双双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当年洋浦港能搞成,它是中国第一个"自贸区"。

1996年省政府发布了新的发展方略:努力把海南建成新兴工业省和热帶高效农业基地,同时发展成海島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白色:朴素忠厚的形象?


从照片上看当时的人和学生大都喜欢穿白色上衣,是否跟天气炎热有关,这我就不晓得。89年海南人普遍上都相当朴素、忠厚,不像广州受香港影响变得很快;或许这跟海南的经济有关。

不过海口市的男人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爱面子又不愿吃苦。相反的,海南妇女勤劳幹活,任劳任怨,令你不得不赞赏。






井然有序的学生队伍


学生队伍游行时井然有序。我在旁边听他们交谈,可以得知是学校叫他们出来的,当成是学校的一场活动。听那些女学生在问要走到哪里?是不是到省政府大院就解散?




相关链接

Tuesday, May 28, 2019

惜缘——怀念前丽的呼声优秀播音员冯静萱

黄坤浩  图文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4月20日

4月14日,是静萱出殡的日子。我在小贩中心吃完早餐,喝了一杯浓浓的咖啡乌,头脑还是昏沉沉的。我蹒跚着走路回家。本想要去送静萱最后一程路,发现血压很低很低,就不敢逞强出门。

4月10日早上,陈伯汉打电话给我,说静萱过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为什么事前没有一点消息?”陈伯汉激动地、语带气恼地说“我都不知道!”是的,陈伯汉在话剧组里人人敬他如师傅,我称他为陈指导。爱徒静萱患重病多年他竟全然不知情,你说他能不生气吗?接下来,我愣在餐桌边几乎无法吃完盘中的早餐。

4月11日,在静萱的灵堂见到她的大女儿。“坤浩叔叔!那天――”我握着她的手,喉头哽咽。连“节哀”二字都讲不出。

“那天”是指去年11月29日上午,我在全国眼科中心看完医生后遇见静萱陪伴着她的夫婿龙志为去复诊。那时静萱和大女儿神情如常和我打招呼后,还聊了一会儿天儿。倒是龙志为因准备切割白内障而神色凝重。

谁料到,4个月后静萱突然就和我们阴阳两隔。她去世后我才听说她已经和癌症苦斗了十年。她坚决不动手术,不接受化疗。但接受某印度医师的食疗。她与女性的“天敌”勇敢地苦斗了那么多年,宁可独自承受命运的煎熬,也不让朋友们知道或分担她的苦。

2014年我正为新剧作《碧海丹心——汉丽宝公主》筹备发布会。特地邀请冯静萱和龙志为录制15分钟的广播剧《汉丽宝与独眼海盗》,准备在新书发布会上播放。他们夫妻俩欣然答应我的要求。有一个晚上,他们一下班后便抽空到我友人的录音室排演与录制。静萱当时的丹田气有点不足,脸色疲惫。现在内疚地反复思忖,难道那时的她是否病情已进入后期或复发期了?她在话剧组里,大家都敬她为大姐姐。她爱护后进的组员如弟妹。多少年后的今天,才知道她那次抱病帮我录制广播剧。为此,我深深感受到她那浓浓的江湖儿女情,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精神!录音那天晚上,他们来不及吃晚饭,夫妻俩匆匆吃了一碗清汤便离去。清汤是友人的妈妈特别烹煮的,原来静萱是她崇拜的播音明星。

冯静萱

去年中秋节,静萱大概已经病入膏肓了。之前,在某佛教团体的邀约之下,她答应为他们的中秋节联欢会演唱。临演出时她咳得很厉害,但仍抱着病躯上台演唱粤语童谣《月光光》。邀约者每念及此,几乎泣不成声。

记得8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陈指导正在丽的呼声录音室里听我朗读一篇稿子。“我们需要这样雄厚的音色。”一个甜美的声音突然透过虚掩的大门飘进来,一个美丽的倩影也闪现在玻璃窗外。“她是我们优秀的播音人冯静萱。”陈指导随即这样跟我说。

自那天起,我就成为华语话剧研究组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名快乐组员。在陈指导与静萱的呵护下,我有不少机会录制广播剧。除了编写广播剧,还编导了一出一小时长的舞台剧《爱情营》,参加了1984年的台庆综合演出。我特邀本地戏剧家林晨先生前去观赏。散场时,我请他批评《爱情营》,他一言不语,反而竖起拇指问我,“那位独唱《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女歌手是不是香港来的?”至今我都没告诉过他们夫妻,林晨当年如何欣赏静萱的才艺。

那天早上,我在小贩中心接到静萱病逝的噩耗后,从小贩中心走回家,步履蹒跚。一路上,满脑里尽是静萱录音时,全神投入地表演我的广播剧的情形。当晚她播演汉丽宝王妃,她使出浑身解数,为了坚决保持贞节,她智斗独眼龙海盗的惊险音容,历历在目。

一到家里,静萱的叹息声仍旧萦绕耳际,我再禁不住了,颤抖着手打开电脑。当汉丽宝王妃被海盗逼迫跳入惊涛澎湃的马六甲海时,静萱连连呼唤,“苏丹,哥,你在哪里呀?救救我。哥,救我… …”我激动得眼泪盈眶。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被海浪声淹没的最后的求救声。

那最后美丽感性的声音是属于他的龙哥的,我必须把音频还给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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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4, 2019

海葬与追思

殡葬习俗


清明时节,“缅怀先人,慎终追远”是新加坡华人的传统。每逢此时,土葬坟场、骨灰瓮安置所、庙宇等都迎来扫墓祭祖的人潮。

传统华人丧葬,人死后入土为安。自从上世纪70年代政府禁止全国各地华人坟场下葬后,新加坡政府移风易俗,倡导火葬。政府规定土葬墓地的使用期限为15年,期满之后必须起坟另行安排火化。时代巨轮辗破入土为安的观念,人们已普遍接受火化,估计往生者的火化率约八成。

如果家中有亲人往生,一般会在住家附近或殡仪馆举行丧礼,并在报章发布讣告,通知无法逐一联络的朋友。随着社交媒体深入民间,通过脸书(Facebook)、推文(Twitter)、WhatsApp群组等发讯息也是颇常见的。出殡后,遗体送到万里或光明山去火化。较小型的蔡厝港火化场则用来火化起掘出来的骨骸。

在新加坡,火化后的骨灰除了安置在骨灰塔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海葬


海葬是本地兴都教徒的殡葬习俗。近年来,选择海葬的华人有所增加,相信主要原因包括:(1)往生者生前交代,(2)过世时年纪轻没有后人(如最近因维修装甲车时发生意外去世的前新传媒艺人冯伟衷),(3)思想开放或没有子嗣的老人家,(4)对大海一往情深的人士。

关于海葬,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文革时期遭迫害致死的刘少奇的骨灰被偷偷保藏了九年多,1979年文革结束后才根据他海葬的遗愿,在青岛乘着军舰驶至外海,由遗孀王光美和子女将骨灰撒入海中。

1976年与世长辞的周恩来生前有三点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中共只同意“不保留骨灰”一项。遗孀邓颖超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向撒骨灰的小型飞机,也等于是周恩来挥手告别后,骨灰分别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库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抛洒。据知邓颖超去世后同样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入天津的海河。

1997年邓小平离开人世,遗孀卓琳转告中共有关邓小平的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飞机在1800米的高空,卓琳及家人相继将混合着鲜花的骨灰撒向大海。

根据报道,新加坡殡仪馆2015年办理的海葬约300起,一些业者则表示海葬约占10%至16% [1]。 海葬仪式相对简单,死者家属领取骨灰后次日就能举行。一般是从樟宜渡轮码头 (Changi Ferry Terminal)租船,行驶至新加坡本岛与德光岛之间的指定水域。举行宗教仪式之后,用白布或红布包裹骨灰,或者使用可生物分解的骨灰瓮,由亲人投入海中,同时撒下鲜花。实马高(Pulau Semakau)以南2.8公里的海域是另一个划定的海葬地点,可以从滨海南码头(Marina South Pier)乘船出海。


(樟宜渡轮码头 Changi Ferry Terminal)

2018年4月,国家环境局公布计划在丹那美拉海岸,建造一个供公众为去世亲人撒骨灰入海的全新场所,公众不必坐船出海也能完成往生者的心愿。不过约1600人签名抗议,理由是海葬场所靠近战备军人俱乐部(NSRCC)和教育部海上活动中心(Ministry of Education Sea Sports Centre),影响正常的风帆活动。有些公众人士则表示丹那美拉海岸上空飞机频繁,地上孩子欢笑耍乐,严重破坏海葬的庄严与最后告别的心情[2]。
(拟议中的丹那美娜海葬设施所在地。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根据维基百科,海葬的习俗最早起源于北欧海盗。他们以小船载着尸体,挂上风帆在大海中漂流。后来,海军也采用海葬仪式,为无法运回陆地安葬的战友告别。海葬典礼通常在日出或日落前举行,全体舰员在后甲板上列队,将遗体包殓好放置于木板上,告别仪式完毕后将木板稍微倾斜,让尸体滑入海中。


陆地生态葬(树葬)


新的海葬地点公布两个月后,国家环境局发出新文告,表示与各个宗教组织,殡葬业者和公众展开咨询后,顺应一些公众的意愿,跟随韩国、台湾、中国、美国和澳洲等地,实施陆地生态葬。当局得到的反馈包括整个葬礼的体验必须庄重,设施不限于任何宗教信仰等。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心篇章”殡葬公司创办人洪鈺琇认为,相对于海葬,有些人更希望将亲人骨灰撒在陆地,让灵魂可以安息。有些则因为亲人不会游泳,不想去世后骨灰被撒入海里。把骨灰撒在陆地上,至少家属有个能探望亲人的地方。[3]

我在做创建碧山亭文物馆项目的时候,曾经跟文物馆委员之一的郑伟权交换过树葬的看法。他认为死者为大,在华人的传统文化中,处理身后事是人生最后的大事。如何安葬亲人,以什么方式与亲人道别,都是依往生者的遗愿来执行。儒家有“慎终追远”的说法,祭祖在华人传统是一个庄严的仪式,许多宗乡团体都举办春秋二祭悼念先贤的活动。许多华人在清明节或特定节日,举家到坟场或骨灰安置所追思已故的亲人,这是华族传统文化不曾断层的原因之一。海葬和树葬所缺乏的是实体,往生者没有固定的“棲身”之所,让后人随时前往追思,让家族关系一代代地延伸。实体失去了,祭祀就变得没有意义,追思活动很快就会消失。

的确,从精神意义来说,海葬和外国的树葬都不注重“扫墓”的形式,不执着于遗骸或骨灰的长期保存。慎终追远必须调整心态,采用不同的纪念方式来追思。


(不赞成海葬和树葬的人士认为,许多华人在清明节或特定节日,举家到坟场或骨灰安置所追思已故的亲人,这是华族传统文化不曾断层的原因之一。海葬和树葬所缺乏的是固定栖身的场所,长远下去将使传统文化出现断层。)


海葬的追思活动


在校友郭义珠和他的胞弟郭义人的邀请下,我在2019年5月19日卫塞节当天,参与了他们家族对父亲郭仁伯的追思活动。

日战结束后,海南岛跟其他中国南方地区一样,国民党到处抽壮丁,造成人心惶惶。1947年仲冬(农历11月)夜间的谭门港,郭仁伯支付等值于5元新币的船费,跟着一群年轻人,踩着冰冷及腰的海水,挤上百米外的帆船。满载两百多人的帆船上为甲板下为舱,在海上漂流十多天,抵达廖内群岛。在夜色掩护下,改乘小舟在实乞纳海边上岸。对于这段海南人漂洋过海逃壮丁的历史,1948年6月9日的新加坡自由报有详细报道。

五年前郭仁伯往生,勿洛第53座组屋底层的灵堂上没有宗教仪式没上香,倒是悬挂着九幅生前留下的墨宝。郭仁伯的书法自成一格,我曾经在郭老别致的灵堂上欣赏过。两年前也在海南博鳌拜访过他的弟弟郭仁仲,书法同样有股大气,在博鳌深具名望。


(政府组屋底层没有宗教意味的灵堂布置,墙上悬挂着往生者遗留下来的墨宝。照片提供:郭义珠)

郭仁伯的另一个遗愿就是海葬。往生后骨灰撒大海,豁达的心态已经摆脱当年“漂”的苦难,进入逍遥飘逸,渡洋回乡的境界了。

出海追思必须先跟船家安排。郭家租下两艘10人渡轮,在樟宜渡轮码头上船。船只行驶到樟宜海滩与德光岛之间,根据GPS定位系统停泊,那是当年郭仁伯“下葬”的地方。这里可以看到填海中的炮台岛(Pulau Sejahat),以及已经相连的小德光岛大德光岛这些岛屿都是我年轻时流连过的地方。


(三岛相连的炮台岛,小德光岛和大德光岛。出发时天色灰蒙蒙。)


(根据定位系统抵达目的地后,两艘船只绑在一起,准备追思。)

郭家将准备好的小吃如海南人过节日的忆粑(糯米糕)、红龟粿、包点和菜燕,跟鲜花瓣排列在船尾甲板上,这回还带上郭仁伯和家人的照片,一起回味曾经共拥的美好时光。


(船尾甲板上摆设的祭品。)

郭义人特别准备一些可在水中分解的纸条,让亲人写下寄语,跟鲜花一起撒入海中。花瓣随着潮汐漂向德光岛,纸条则被海水吞没,可能已经跟先人沟通了。


(撒下鲜花的时候,出现蓝天白云。)


(寄语与鲜花置入水中的一刻。)

出发前天空有点阴霾,回程蓝天白云,海风卷起浪花,脸上带着咸味。刹那间时光仿佛停顿在40年前年少轻狂,乘着驳船到这些外岛消磨青春畅谈理想的老时光。说停顿的老时光也不尽然,時光像浪花朵朵流走不回头,每个人都有决定最后的归宿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我到底要保留骨灰,海葬,还是陆地生态葬呢?或许可以开始规划了。


(時光像浪花朵朵流走不回头,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最后的归宿的时候。)

参考资料:
[1] Audrey Tan, “More opting for fuss-free burial at sea”,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8, 2014. 
[2] Low De Wei, “Sea burials in Tanah Merah: NEA to work with sailing fraternity amid opposition”, The Straits Times, May 7, 2018.
[3] 李熙爱,环境局后年起推出陆地撒骨灰服务,《联合早报》2018年6月23日。

相关链接
从1949延伸......(十七)陈顺花之起坟(1 of 2)

Tuesday, May 21, 2019

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作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 英国学者 
原文刊登于 BBC 

在英国赴华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逝世百年之际,英国学者比尔·海顿撰文回顾这位改变现代中国的威尔士浸信会教徒的生涯。

(李提摩太通过《万国公报》也是最早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等等欧洲思潮及人物介绍给中国的人。)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西方人。他蓄着胡须的遗照仍然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展出,他的雕像今天仍站立在他曾共同创办的山西大学校园里,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也表彰他是第一个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

如今,在他去世百年后,他几乎在英国被人遗忘,但他的工作成就仍在现代中国留下印记。

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脑海里的传教士形象是殖民时代里的漫画形象。我们担心将“白人救世主”置于帝国主义受害者之上。但有一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这样的人物,曾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关键

与维新运动的渊源


李提摩太于1919年4月17日在英国去世。之前不久,他接待了一位特别访客。这位客人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他前往当时位于伦敦近郊的戈尔德格林地区的小房子去看望李提摩太。

梁启超当时正在前往凡尔赛和平会议的途中,他代表中华民国进行游说活动。但他想在伦敦首先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李提摩太。

梁启超是中国维新运动的领头人物之一、中国新闻之父、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为何如此热衷于拜会一位当时已经近75岁高龄的前浸信会传教士?

童年与赴华


李提摩太的故事始于1845年的英国威尔士卡马滕郡山区一个小村庄,当时村里只有一个教堂。

24岁时,李提摩太就读于威尔士哈弗尔福特韦斯特神学院。

遥远的中国成了他成就终生事业的地方。经过4年的学习和历时3个月的远渡重洋,他于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

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士协会把他送到中国北方山东省曲阜市,从此他就入乡随俗,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穿着当地的衣服,学习中文。1878年,他迎娶了另一位英国传教士玛丽·马丁,他们共生了4个孩子。

饥荒救助


1876至1879年间,中国北方遭受大饥荒。北京周边省份至少有上千万人死亡。李提摩太夫妇俩对当地官员的无能和消极反应感到震惊,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救援工作,并动员他们在英国的基督教信众予以支持。由此,“中国饥荒救助基金”1878年1月在上海成立,这实际上成为第一个(在华)国际援助组织。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PHOTO COURTESY OF PROF ANTHONY E. CLARK, WHITWORTH)

更重要的是,正如学者理查德·波尔在他撰写的一本关于李提摩太在赈灾中发挥作用的书中指出,经历了这场人类灾难,李提摩太确信,他必须敦促中国的领导者们消除饥荒和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并大幅提高农村民众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水平。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

目睹了中国人大规模死亡的惨状,重新唤醒了李提摩太内心深处的政治和精神使命感。

广学会


1891年,李提摩太被任命为广学会(全名为:中国基督教和实用知识传播协会,SDK,或者也叫中国基督教文学协会,CLS)的秘书长。广学会的目的是翻译和传播基于基督徒原则的各种资料。

正如广学会在1898年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坚信,广学会的使命不仅仅是宗教性的,也有社会性。

广学会在宣传福音的同时,也以同样的努力宣传西化的福音。

该协会的明确策略是接触“中国未来的统治者”,他们在中国部分精英人士中找到了共鸣。

《万国公报》


广学会的策略之一是出版中文刊物《万国公报》,该刊物文章内容包罗万象,有基督教的论点,也有关于欧洲的进步和呼吁(世界各地)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是李提摩太自己撰写或翻译的。

这一刊物当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乃至于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学者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发行了他自己的版本。

1895年10月,康有为和他的年轻弟子梁启超去拜会了李提摩太。双方相见恨晚。梁启超也就此担任了李提摩太几个月的私人秘书。

李提摩太因此成为康有为发起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一名创立成员。

在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期间,梁启超汇编并出版了一份他的维新派同伴需要阅读的关键书刊的参考书目。这份书目包括了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翻译的许多欧洲著名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本广受欢迎的历史书、罗伯特·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又译《泰西近百年大事记》),它的中文翻译本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


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事变。仅仅百日后,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

李提摩太原来计划面见光绪皇帝之日,正是戊戌政变的当天。但他似乎事先已经得到警报。他和广学会的其他成员于是一起努力,帮助维新派领导人逃离中国。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亡到日本,但他们的同事、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被处决。

在流亡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仍然继续写作,鼓动维新。他们的思想对维新派人士以及后来在1911年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后来被中华民国历届政府任命了政府职务,继续主张自由社会变革。

1913年,康梁两人在北京与李提摩太重逢。梁启超借此机会阐述了他对如何书写中国民族历史的看法,很多观点直接受到李提摩太及其翻译作品的影响。

晚年


李提摩太1916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由于身体不好,他一年前已经在上海辞去了广学会秘书长的职务。广学会为表彰他的贡献,在一份动议中指出他的名字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签署后不久,战胜国宣布在巴黎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当时人们憧憬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和平与正义将占上风、新成立的国家的权益将得到尊重的世界。

梁启超虽然当时已经不是民国政府官员,但他决心个人参加会议。

李提摩太当时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很活跃,他一直在游说领导人们支持建立一个维护全球和平的新组织:国际联盟。

梁启超在伦敦见到李提摩太,向他赠送了自己的十卷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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