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06, 2026

康乐亭旧事

康乐亭、伊丽莎白女皇道、五丛树脚、海滨公园(Esplanade)等,指的都是同一片区域。为了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公园在1950年代曾进行重建,如今的规模与轮廓大致在那时成型。

伊丽莎白女皇道:一群女生在临近水面的阶梯平台上高歌。

对我而言,这里不仅承载童年的足迹,也收藏青春的记忆。至今我仍常来此,亲眼见证它逐年的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海面上消失的轮船,大海变成蓄水池;从前的石灰围栏大多拆除,如今能沿阶梯走到水边,与水面几乎零距离;视线所及也从当年的浮尔顿大厦(邮政总局)、中国银行,变成现代隔热玻璃天际线。

1960年代末的伊丽莎白女皇道,触目所见只有浮尔顿大厦和中国银行两栋高建筑。

 

游客的变迁

这里的人潮也转变了。早年到此“名胜地”的多为日本及西方游客,如今多数是中国游客,也有不少来自印度与印尼的旅客。

每逢星期日,本地居住的缅甸客工、女佣、学生们,带着食物、唱机、舞蹈道具,甚至穿上传统服饰,从多美歌到康乐亭一带“野餐”。近十多年来,这里成为他们欢度周末的快乐天堂。

 

“康乐亭”名字从何而来

康乐亭是华人共用的名字之一,广东人习惯称这里为“康乐亭”,然而此地并无亭子。意指歇脚、休憩之处,或许因此结合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与消闲的意象,诞生出这个富有诗意的称呼。

1970年代初,沙爹俱乐部(Satay Club)从海口路(今美芝路邵氏大厦)迁来此地,食客在休闲之间还能品尝地道美食,康乐亭可谓名副其实。

80年代的康乐亭沙爹俱乐部(Satay Club)。图源:新传媒档案。

 

我的生日沙爹记忆

祖母再三叮嘱父亲别忘了儿子的生日,因此孩童时期的生日傍晚,父亲都会带我去吃沙爹。我们从水仙门禧街的住家往左走,经过同济医院,来到如今珍珠大厦(People’s Park Centre)前的哇燕街路边摊,那便是我享受父亲陪伴的生日时光。

我也在康乐亭的沙爹俱乐部吃过沙爹,但不是生日那天。

1980年代,本地人与外国游客都喜欢到康乐亭沙爹俱乐部(Satay Club)享用户外美食。图源:新传媒档案。

早年吃沙爹,摊主会一次烧来一大碟,吃不完的便归还;别人吃剩的我们吃,我们吃剩的留给下一位。

沙爹酱以搪瓷锅端上,我们把沙爹串放进锅里蘸酱料吃,同样吃剩的归还,倒在大锅里翻煮。或许这就是“有福同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朴素精神。

康乐亭有26个沙爹摊,摊贩多数为马来回教徒,因此没有猪肉串,只有牛、羊、鸡肉。牛羊烤得最香,与沙爹酱入口尤其过瘾,鸡肉则相对清淡。

康乐亭的沙爹比哇燕街贵上一倍,他处一串一毛或一毛半,康乐亭则卖两毛到三毛。即使到了80年代我已有经济能力,也只在那里吃过两次:一次与美芝路军营的旧同事,另一次是与从美国大学毕业归来的校友。

为了兴建滨海艺术中心,1995年沙爹俱乐部消失了。曲终人散后,老巴刹崛起成为新一代的沙爹俱乐部。至于原来的沙爹小贩,有少数第二代与第三代回到原址附近卖沙爹,其中名为“Alhambra Padang Satay”的沙爹摊,曾经在滨海艺术中心商场(Esplanade Mall)旁的小贩中心营业,如今已结业;“Alhambra Satay”则在芽笼士乃熟食中心落户。

老巴刹崛起成为新一代的沙爹俱乐部。

 

康乐亭的方言词

潮州人称这里为“god zoin”,其实是 Court前”,那是因为我们的先民受到方言的影响,无法拼出正确的读音。因此附近的高等法院称为“大god”,谐街(High Street)俗称“大葛街”。

福建人称这里为“五丛树脚”,用福建话“Gor Zhang Chiu Kar”念来更传神。所谓五棵树,指的是青龙木。

据黄匡宁《花园城市的寻树之旅》(《联合早报》202134日),“90年代(这五棵树)因为感染病菌被移走。为填补移走的老树,国家公园局培育出能够抵抗病菌的青龙木新品种,2015年选出五棵茁壮的青龙木,从比达达利(Bidadari)绿地移植到五丛树脚原址,重现当年旧景。”

五丛树脚设有石凳,是昔日纳凉与谈情的好去处。小时候见男女牵手,觉得新奇又不可思议,那年代男女交往较含蓄,大庭广众间牵手并不常见,若碰上熟人更觉得尴尬。来到这片灯光昏暗的区域,遇到熟人的机率不高,也不易被认出。如今拍拖地点多了,手拉手和亲亲嘴都已成常态。

康乐亭是昔日拍拖的好去处。图源:何乃强。

 

夜色下的海面与船灯

说这里“昏暗”,倒也不全然。夜幕降临时,海上船只亮起钨丝灯,灯火随着波浪漂到岸边,仿佛腾舞的金龙。有些轮船等待进入丹戎巴葛码头,有些准备卸货,由驳船运往新加坡河畔仓库;也有些让船客搭乘小船,在红灯码头上岸。

我常想,为什么当年没有留意那五棵青龙木?最近参与新传媒制作的“Fun转时光”,竟在父亲的旧照中看见它们的踪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950年代,父亲在康乐亭的喷水池留影,康乐通道路旁种植的就是青龙木。此喷水池已经拆除,目前是林谋盛纪念碑旁的一片绿地。

 

鱼尾狮的迁移

1972年鱼尾狮亮相时,一大一小放置在 The Fullerton Waterboat House 与安德逊桥之间的小公园(鱼尾狮公园),仿佛为新加坡河的出口注水。滨海公园通道(Esplanade Drive)落成后阻挡视线,海面上再也看不到它们。2002年,大鱼尾狮迁至今日的鱼尾狮公园。

1900年的鱼尾狮公园在新加坡河口。

翻看老照片,竟然发现一张小女在小公园与鱼尾狮合照,她身边是一位当时也在场的洋妞。小孩子心底单纯,容易结识朋友,两人甫见面便老友鬼鬼,牵着手到处逛了。

21世纪初的鱼尾狮公园。

 

三代人的康乐亭记忆

我珍藏的康乐亭旧照,大多是父亲年轻时拍下的,有几张是向邻居借海鸥牌相机拍的家庭照。30多年前,我拥有第一台SLR相机后,特别回到童年留下记忆的地方定格;后来我的孩子年幼时,也有几张在此拍下的身影。它们串连起三代人的生活脉络。

1960年代末,我们三兄妹在林谋盛纪念碑前留影,当时拍照的造型多数是dou-re-mi排列的。

负责拍摄新传媒短片“Fun转时光”的台湾籍导演 Jinee 看了这些旧照,惊叹昔日的新加坡原来如此迷人,难怪吸引世界各地的旅行家到此一游。我也觉得从前的新加坡个性鲜明,如今的国际城市则大致雷同。

真正独具本地特色的反而是组屋区,不论是新镇或是老旧的住宅,几乎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间风景线。或许让外地客到组屋区来一趟生活文化之旅,会是更别开生面的旅游选择。

与“Fun转时光”制作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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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30, 2026

一碗安乐茶饭 一缕柴窑烟火 在瓷器里细品岁月的纹理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6115


我对陶瓷的认识始于“安乐茶饭”,那是童年时阿嫲常挂在嘴边的话:“人生最紧要的,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坐在一起,吃碗安乐茶饭。”

那时候我们用瓷碗来盛饭,吃饱饭后直接用来喝六堡茶。这些瓷碗有“富贵荣华”与“四季平安”两款,表达寻常百姓的幸福愿景。年少不识人间滋味,只觉得“安乐”便是衣食无忧、平安喜乐,走过岁月才渐渐体会广府人说的“安乐”,是洞悉人情冷暖,但求无愧于心的处世哲学。

旧时厨房灶头炊烟袅袅,三餐饮食、节庆祭祖都离不开陶瓷器皿。这些日常器物多出自柴烧窑炉,其中能一次烧制大量陶瓷的,莫过于龙窑。

“四季平安”瓷碗,盛着的是寻常百姓的幸福愿景。

 

古陶瓷器与狮城之缘

故居附近的皇家山与新加坡河口,曾在14世纪泥层中出土中国古陶瓷,与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龙牙门条)的记载相印证:“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文中的处州是今日浙江龙泉,可见当时新加坡已有中国瓷器流通。

早在唐代,阿拉伯商船便乘风破浪,装载着中国陶瓷归航,沿途在各港口交易。元代马可波罗将瓷器带回威尼斯,掀起西方商船从中国运回瓷器的风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所展示的龙泉冰裂纹瓷、元代青花、德化白瓷、明代外销瓷及“马可波罗酱油瓶”等,印证新加坡在大航海时代所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示出土的“马可波罗酱油瓶”。(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本地龙窑的坚守

新加坡的龙窑多数兴建于20世纪3040年代,散布于裕廊、实龙岗与德光岛,窑主大多来自潮州瓷乡枫溪镇。三美光缶窑是最早的龙窑之一,蔡应绍将蒙古包窑改建为50米长的龙窑,窑腹甚至在二战时期成为避难所。1990年代停业后,蔡氏兄妹在实里达山开设陶艺工坊传授技艺。

陈德兴曾是三美光的学员,将人生下半场献给这门古老艺术。他每日乘公交往返东北部住家与裕廊陶光龙窑,如今在巴特礼(Bartley)一带设立工作室,并在工作室中特别设立“TUTrulyUnique)”展览厅,TU也是汉语拼音的“土”,象征陶艺源于泥土,返璞归真的本质。他常到世界各地与当地艺术家一起烧窑,虽然行迹渐远,仍不时与同好回到陶光共燃窑火。

陈德兴(面向镜头)在自己的陶艺工作室中设立“TU(Truly Unique)”展览厅,TU也象征陶艺源于泥土,返璞归真的本质。

陶光龙窑坐落于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外,是新加坡仅存的活龙窑。我初见陶光龙窑是在1980年代,那时从惹兰巴哈(Jalan Bahar)进入南洋理工校园,沿途飘散着瓜菜泥土的清新气息。南洋道(Nanyang Avenue)与罗弄大华士(Lorong Tawas)交界的陶光指示牌,引我走近盘踞山坡的“火龙”。陶光于196080年代曾生产胶杯、胡姬花盆与骨灰瓮,来自遥远家乡的技艺在乡村落地生根。

本地陶光龙窑每年烧窑三至四次,让公众人士走近古老的柴窑。

如今龙窑不再量产,转型为陶艺家的“心脏”。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胎土在高温中变幻出丰富色泽,木柴灰烬随气流飘落形成纹路,在器物表面留下无法复制的“窑变”与“落灰”之美。

龙窑被洁净科技园环绕,裕廊区域线亦即将通车。现代科技和地铁近在门前,能否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龙窑是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时代都在上演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或许回望那窑火的源头,我们才能更理解这簇火种的意义。

本地作家艾禺(左)与陶光龙窑女主人黄瑞芳(右)相赠的陶艺作品,因“窑变”与“落灰”而形成独特的色泽与纹路。

 

在中国绍兴邂逅古越窑

人在旅途,我常借机探访窑场,观摩在地陶瓷艺术,心底则始终回味着那碗安乐茶饭。最难忘的,是走进中国浙江绍兴上虞区偏僻的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与沉睡千年的龙窑遗迹相遇。

那是三座长1214米的越窑,源自东汉、三国与西晋,为青瓷的早期生产中心。其中最古老的东汉越窑建于1800年前,窑身逐渐增长,折射出绍兴日益繁华,生产力相应提升。10多年前一场暴雨,将碎瓷片冲出深山,使遗址重见天日。我们静坐在土堆上,仿佛仍能听见千年火焰的余音。

中国绍兴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三座长12至14米的越窑,源自东汉、三国与西晋,其中最古老的东汉越窑建于1800年前。

园区内的仿古“上虞窑”,供陶艺家重燃窑火,参与复兴那“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辉煌。

越窑奠定青瓷的根基,泥土与火焰的交融,成就南宋时期的巅峰。其中龙泉冰裂瓷刻意制造“缺陷美”,展现追求自然的审美观;汝窑的鸭蛋绿色泽温润,因“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而被誉为“汝窑为魁”。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都有珍藏。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其中一件汝窑青瓷盘,底部有乾隆御题。2015年外借给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示。(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日本九州有田烧

西方掌握制瓷技术之前,欧洲贵族视中国高质量瓷器为珍宝,瓷器也成为中西方文明交流的载体。西方称瓷器为chinachinaware,原料高岭土音译为kaolin,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欧洲人对相关制作工艺产生兴趣,花了几个世纪摸索,甚至在瓷土中掺入贝壳、玻璃、动物骨灰等进行实验。18世纪,德国、法国与英国相继研制出高质量瓷器的烧制秘方。

日本九州的“有田烧”则于17世纪率先成熟。清朝初期实施海禁,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有田烧替代中国瓷器,经伊万里港出口到欧洲,因此又称“伊万里烧”。 

2025年春,我们在九州环岛游,恰好遇到有田町一年一度的陶瓷市集,从中了解有田烧的前世今生。宋元时期制瓷技术传入朝鲜,后来朝鲜陶工李参平等人在有田町发现瓷石,指导当地人制造瓷器。明治维新时期,德国专家赴日本交流,进一步推动日本瓷器的改良。

从有田町前往“陶瓷之乡”大川内山村,途经原料产地黑发山与泉山磁石场,现在已禁止开采。大川内山村三面环山,入村桥梁砌上装饰彩瓷,保留的柴窑烟囱与青瓦店铺交织出古雅风景。工坊展出的虎仙窑青瓷杯、青山窑风铃,长春窑家居器皿等,都凝结着匠人的心血与巧思。

日本九州大川内山村保留的柴窑烟囱与青瓦店铺,交织出古雅风景。

这些工匠为他们的青春注入古老的光芒,背后是情感、技艺与传承的支撑。我们买下几件青瓷小品,在日光下泛出柔和蓝绿光泽。工匠因作品受到赏识而眉开眼笑,还以幸运抽奖来回馈我们的知遇。

我也满怀感激,他们为我手中那杯茶、那碗饭增添人间的温度与时间的注脚。纵然现代瓷器多由电窑烧制,但安乐茶饭的源头,终究离不开平凡生活中那缕柴火人情。

日本九州长春窑的青瓷家居器皿摆设,凝结着主人与工匠的心血与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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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27, 2026

峇峇巨商的辉煌与陨落 - 佘柏城

作者:何乃强
图片:何乃强

佘柏城(Seah Peck Seah18601939),是新加坡第一移民、有佘皇帝之称的佘有进(1805-1883)的第四子,是本地早期海峡华人(峇峇)精英的典型代表。

佘柏城 Seah Peck Seah (1859-1939) 

作为土生第二代,像他二哥佘连城一样,他自幼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于圣约瑟书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攻读英文,同时由父亲延聘塾师在家授以中文,因而精通双语,学贯中西。离校后,他先于振发兴油贸易公司Chin Huat Hin Oil Trading Company任职并成为合伙人,继而自立门户,创办振源兴公司,专营当时重要的工业原料——古塔胶gutta percha又称红树胶、马来乳胶、或杜仲胶),同时拥有经销权生意兴隆。他将公司交予儿子佘应璋Seah Eng Chiang打理。父子二人更同时出任四海通银行(创于1906年)董事,传为一时佳话。

佘柏城的社会活动力极强,深获殖民地政府认可,获封太平局绅JP。他亦是和丰轮船Ho Hong Steamship Co公司的合伙人,拓展其商业版图。作为英籍民,他立场亲英,于1900参与创立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并担任财政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捐赠英国王储基金、战俘救援基金Prisoner of War Relief Fund,并发起于政府大厦内(Government House竖立维多利亚女王雕像。在本地,他热心捐助陈笃生医院、获释囚犯援助协会Discharged Prisoners Aid Society)、儿童福利协会等。教育方面,他除了回馈母校圣约瑟书院,亦支持圣安德烈学校,并于1899与林文庆、宋旺相、邱菽园等共同担任新成立的新加坡女子学校校董。1924年华南水灾,他亦慷慨解囊。

谐街 (High Street) 佘柏城故居(左) 及 GH Kiat (1892-1963) 吴佛吉公司 (吴佛吉是吴庆瑞博士的伯父。)。1923年。

佘柏城交游广阔,生活洋派,以豪爽好客闻名。他常于宅邸宴请总督、苏丹等显贵,儿女婚宴亦极尽奢华,风光无两。新加坡大坡区麦士威路(Maxwell Road)转入的一条道路——柏城街(Peck Seah Street),就是以他来命名,正是其影响力的物质见证。此路在1907年被市政府接收为公共道路。

柏城街(Peck Seah Street)。图源:李国樑

然而,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9给予他沉重一击。橡胶与航运业首当其冲,佘柏城父子损失惨重,最终于1936年宣告破产,太平局绅荣衔亦被依法褫夺。事业崩塌加上年老多病,其晚景令人唏嘘。1937年,他向法庭陈情,恳求脱离穷籍,不愿背负穷人之名离世。法庭最终予以特准。两年后,1939年,佘柏城与世长辞,享年79岁,克享遐岭,遗下三房妻妾、六子九女。

佘柏城的一生,完整勾勒出一位海峡华商精英在殖民时代的崛起、辉煌与陨落。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是新加坡早期商业社会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脆弱一面的真实缩影。

佘柏城故居:谐街55号。 

 

参考文献

1.     李志贤,《石叻澄邑先哲传略:佘柏城 201525-7

2.     何乃强(幼吾),“新加坡第一移民佘有进”,《联合早报》202213日。

3.     佘柏城年七十八岁请求退穷”  ,《南洋商报》  193710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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