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21, 2026

一颗种子成就半世纪繁荣 记“新马橡胶之父”陈齐贤

作者:何乃强

原文发布于《联合早报》202649

 

在中峇鲁区,有一条以峇峇(土生华人)命名的街道——齐贤街(Chay Yan Street)。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不仅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历史所知有限,对被誉为“新马橡胶之父”、曾为新马两地带来超过半世纪经济繁荣的关键人物——陈齐贤(18701916),也几乎一无所知。这位奠基者似乎正逐渐被时光淡忘。

 

中峇鲁齐贤街以著名马来亚华裔商人陈齐贤命名。(图源:互联网)

 

1888年,李德利(Henry Nicholas Ridley18551956)出任新加坡植物园园长。他坚信橡胶在热带地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但因试种失败,其计划遭到殖民地总督的轻视,这让他一度心灰意冷。转机出现在1896年——陈齐贤的到访重新点燃他的希望。李德利将新加坡经济作物园的橡胶种子赠予陈齐贤,鼓励他进行试种。

 

试种成功声名远扬

陈齐贤随即将种子带到马六甲武吉林丹(Bukit Lintang)一块40英亩的土地上种植。三年后,橡胶树竟长得异常茂盛,陈齐贤由此成为马来亚历史上第一位成功的橡胶种植者。这些树在五年后成功开割,产出的胶汁被制成胶片,首次证明橡胶在当地的工商业价值。

陈齐贤是慈善家陈笃生之孙。自幼受英文教育,聪颖好学。(互联网)


1898年,陈齐贤进一步在武吉阿沙汉(Bukit Asahan)开辟3000英亩园地,大规模扩种橡胶,再获成功。他时常南下新加坡,积极劝说并鼓励友人投身橡胶种植,还亲自在杨厝港进行试种。同年,他与合作伙伴在新加坡创立占地3800英亩的三巴旺橡胶园(Sembawang Rubber Plantations)。20世纪初,他担任实龙岗橡胶园公司(Serangoon Rubber Plantations Limited)董事。1907年,他出售18万颗橡胶种子给陈嘉庚,为陈嘉庚后来的商业王国扎下牢固的根基。此外,他也是新加坡多家早期橡胶园的重要股东。

试种的成功使陈齐贤声名远扬,获得英国种植家的广泛赞誉。他们纷纷来到马来亚投资橡胶园,不仅开辟了财源,也为殖民地政府带来丰厚的税收,更为新马橡胶业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1900年,陈齐贤因率先制造出商用橡胶片而荣获奖杯——该产品曾在1896年马六甲农业园艺展览上首次亮相。

他的橡胶还在1903年河内博览会上夺得金牌。1904年,马六甲首次对外出口1000磅橡胶;六年后,出口量激增18倍,达到18500磅。武吉阿沙汉园地更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橡胶生产园,并于1906年以200万叻元的高价售予伦敦一家联营企业,成立马六甲橡胶种植有限公司(Malacca Rubber Plantation Ltd),陈齐贤仍保留其权益。到1910年,马来亚已有35家欧洲与华资大型橡胶企业;至1919年,马来亚橡胶产量已占全球一半以上。这一辉煌成就,陈齐贤功不可没。

 

热带植物学造诣深

陈齐贤出生于马六甲一个峇峇家庭,祖籍福建。他是慈善家陈笃生(17981850)之孙,父亲陈德源(18461892)是当地著名植物学家。陈齐贤自幼接受英文教育,聪颖好学,深受父亲影响,在热带植物学领域造诣颇深。

1891年,陈齐贤出任马六甲市政委员,1894年被委任为太平局绅,1900年当选马六甲侨生支会主席。他曾赴巴西考察橡胶种植,归来后精心培育种子,总结宝贵经验,并迅速在新马推广。他不仅公开示范从胶乳到生胶的完整生产过程,更积极争取殖民政府支持,推动马六甲宪报刊登相关报道,对当地早期开发影响深远。

致富之后,陈齐贤积极回馈社会。1912年,他与马六甲著名华裔实业家曾江水在马六甲捐建“培风学校”,陈齐贤献地,曾江水捐资1.75万叻元。此外,他对其他公益事业亦慷慨解囊。他是1912年成立的华商银行(后于1932年并入华侨银行)董事,也是1908年创立的大东方人寿(Eastern United Assurance Corporation)首任主席。

1911年落成的陈德源大楼以陈齐贤之父命名,坐落于新加坡中央医院内。日治时期,它曾被731部队-OKA9420 在此研究生物细菌战,培植传播鼠疫跳蚤与老鼠。(互联网)

陈德源大楼经翻修于2002年列为国家古迹。(互联网)


如同祖父陈笃生,陈齐贤在慈善方面从不后人。他曾捐赠1.5万叻元于新成立的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政府医科学校(Straits an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Medical School),并捐建以其父命名的“陈德源大楼”(Tan Teck Guan Annexe),楼内设有图书馆、博物室与课室。1900年,他参与创立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及其马六甲分会,并担任副会长。他也是马六甲总商会会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捐资并协助筹款,为英国政府购买飞机。同时,他还是马六甲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

1900年,海峡英籍华人公会第一届理事。前排左三为陈齐贤。(取自《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46岁感染疟疾原虫逝世

陈齐贤勤勉异常,常于深夜凌晨亲自巡察胶园。然而,橡胶园潮湿的环境极易滋生传播疟疾的雌性按蚊(Anopheles)。据信,陈齐贤是在巡胶林时防护不足,被蚊虫叮咬,感染疟疾原虫(Plasmodium)。病原侵入脑部,引发恶性疟疾,最终导致抽搐身亡。19163月,陈齐贤在家里离世,年仅46岁——其父陈德源去世时亦为46岁。父子皆英年早逝,长才未竟,令人痛惜。我在想,这胶园不知还有多少胶工染上疟疾死去? 

陈齐贤不仅自身成为橡胶巨子,更带动一批新马华商投身此业,其中包括陈嘉庚(18741961)、李光前(18931967)、陈六使(18971972)、林文庆(18691957)、曾江水(18701941)、陈延谦(18811943)、陆佑(18461917)、林连登(18671963)等人日后声名显赫的“橡胶大王”。他的事业,从根本上重塑了新马的经济版图,其远见、勇气与奉献,理应被永远铭记。

 

Friday, April 17, 2026

从实体红登记走到电子登记这一刻,您还记得当年吗?

《联合早报》和建国先贤纪念园委员会联办的红登记计划《联合早报》专场,于202637日与8日,在新报业媒体的礼堂举行。两天的上午场由尤今女士分享她从大杂院到洋房的住屋记忆;下午场则由我以从实体红登记走到电子登记这一刻,您还记得当年吗?为题,来勾勒起大家的回忆。我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现场义工收集更多长者的个人故事。

我所听到的,有华校生在职场被歧视、为了适应英语大环境所经历的惨痛经历;上世纪5060年代的动荡,让他们学会珍惜和谐生活;80年代下半叶因经济走下坡而一度不接受异地新娘,造成情侣双双殉情或私奔等,这些真实的个人经历,让我们更能体会在新加坡独立前出生的这一代人所吃过的苦头。我们没有因此而放弃,始终与国家风雨兼程。今天苦尽甘来,回望一生,无怨无悔。

以下是我在这两天的分享。

 

登记就是身份证

今天,我们借着一个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的命题——从实体红登记走到电子登记这一刻,一同想当年

登记就是身份证。我们填写表格的时候,曾经必须填入完整的身份证号码,参加幸运抽奖也一样。后来有人写信到报馆抗议,最终大家认同身份证号码必须保密。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已经不再随身携带那张实体红登记。手机里有电子版本,乐龄乘车优惠卡也能当登记使用,出门方便多了。

第一代红登记是“软绵绵”的。那是德国进口,可以防水的强化塑胶。

您记得从前的红登记吗?是大大张的,比对折的50元钞票还要大一些。若更换地址,就写一张字条塞进去。

第一代红登记是软绵绵的。那是德国进口,可以防水的强化塑胶,在那个年代已经相当先进了。

我的个人故事,可以结合父亲那一代的经历来聊聊。

 

父亲的红登记

父亲那一代人,红登记不是一张普通的卡片,而是一种扎根的心安。心安之处就是家!

1949年,父亲和他的堂兄弟亲眼看着共产党入村,在广东乡下斗地主。他们亲眼目睹,心里觉得忐忑不安,决定离家出走。结果堂姐萍芳留在乡下,国麟去了台北,昆麟和炽麟在香港湾仔落户,父亲则来到新加坡。当时的考量是为了留条后路,日后可以投靠生活较好的一方。

他那一代南来的人,最初只想做个过客,打工寄钱回乡,期待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但历史没有让他们轻易回头。新加坡的建国年代,前途并不明朗;选择成为新加坡公民,意味着不再只是过客,而是落地生根,这是一生的承诺。

从那一刻起,不论你是教师、推车卖咯咯面的小贩、码头工人、技工、商人或军人,不只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也开始为这个地方的稳定与发展出一分力。

他们不懂得大道理,但认真工作,让孩子学会自力更生。大家自食其力、和谐生活,本质上就是在参与建设这个国家。

不论你是教师、推车卖咯咯面的小贩、码头工人、技工、商人或军人,不只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也开始为这个地方的稳定与发展出一分力。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动荡的年代

小时候,父亲常告诉我,他在红灯码头上岸后没几个月,就遇上50年代的动荡。他的印刷馆老板的小儿子在中正念书,在皇家山参与反国民服役,在牛车水有份纵火焚烧垃圾车。老板命令我父亲,帮忙看好这位小老板,别让他跟着其他人上船回中国。那个年代,有些年轻人决定回祖国参与建设,有些家长自愿性把孩子送回中国老家,难怪身为“走资派”的老板总觉得不踏实。

在动荡的环境里,父亲看到各个政党成立,为新加坡进入自治和新马合并做准备。当时出现多个政党,例如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工人党等,都是以多元种族为基础的。种种因素促使他学习第二语文,也就是学讲一口流利的马来话。

60年代的华巫种族冲突,我们的水仙门住家对面就是禧街警察局,居住的都是马来警察家庭,大家相安无事。我模糊的印象,是和小邻居拿着玩具刀枪,模拟抗敌的场面。几个月后,农历年初二和开斋节在同一天,谐街的美罗百货公司庆祝恭贺新禧Hari Raya,提醒大家珍惜种族和谐的可贵。

1965年的年初二也是开斋节,本地刚经历过两轮种族暴动,水仙门商家特意张挂“恭贺新禧”和“Hari Raya”来冲喜。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申请公民权

父亲也告诉我,1955 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表示,海外华人可以选择加入居住国国籍。1957年,随着新加坡自治的脚步越来越逼近,中华总商会为住满八年的移民争取成为新加坡公民。父亲也于第一时间去申请了。

虽然公民权法令在1957年生效,但那时候没有电脑,办事缓慢,不是申请就马上得到的。父亲的公民权证书日期是19611013日,足足等了四年;公民权上的写着印刷馆的地址,可见申请公民权的时候,父亲还住在印刷馆内,晚上睡在“纸头”或帆布床上。

父亲的公民权证书日期是1961年10月13日,足足等了四年。

父亲把证书收藏在绿色的梳打饼干盒里。因为折痕的关系,证书已经有点破损。他再三交代,万一发生火灾,其他东西都可以不要,但一定要把饼干盒带走。

父亲也告诉过我领取公民权的一些细节。接到通知信后,他必须到国民登记局宣誓。国民登记局在皇后坊,也就是今天的亚洲文明博物馆(ACM)。宣誓的时候必须有一名证人在场,所以他邀请一位工友出席见证。

那名洋人官员带他走进大厅,与众人一起坐在椅子上等候,还竖起大拇指对他说good)。宣誓官入场,用英语噼里啪啦地说了听不懂的话,翻译官指示他们把右手举起;宣誓官继续念着,翻译官叫他们念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礼成后便可以领取公民权证书了。

 

华侨、华人、新加坡人

我的童年时代,父亲说自己是华侨,后来说是海外华人。

我们搬进组屋之后,他改口说我是新加坡人。我们的邻居有各方言群,以及马来人和印度人,异族之间使用马来话交谈。大家语言不同,宗教不同,饮食也不一样,不过我们也喜欢吃咖哩鱼头、roti pratanasi lemaksatay;今天除了roti prata,其他都有华人版。大家都为孩子的功课和前途操心,为物价上涨唉声叹气。组屋为我们打造新加坡人的认同感。

 

红登记、蓝登记、绿登记

红登记代表新加坡公民,蓝登记代表永久居民。

此外,还有一张我年轻时曾经拿过的绿卡,那是军人用的绿登记(11B)。那时候我和同僚们常常苦中作乐,说自己是绿林好汉

记得当年为了履行国民义务,我独自提着行李包,到Dempsey Road CMPB报到入伍。那时候入伍叫进兵,退伍叫出兵,听起来好像“出殡”。“兵头”点名后,我们列队登上军车,还有雄壮的军乐为我们送行,我们都不知道军车会载我们到什么地方,反正命运是豁出去了。有些送行的祖母、妈妈都哭了,他们还会喊着阿弟,你要好好回来啊!

我的红登记被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剃光头后,看起来柴柴11B

 

Ah boy to man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这群来自不同背景的男生同处一室,学习作战的时候肌肤相亲,在没有隔间的冲凉房里肝胆相照;进行实弹演习的时候,必须相信后面和对面山头那个人不会向自己开枪,多元种族的情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让ah boy to man,建立信任的,就是身边那群人。

服满兵役ROD,也就是“出兵”那一天,与红登记久别重逢,开心得几乎落下男儿泪。其他较年轻的阿兵哥都羡慕地摸着那张红登记,我安慰他们等久就有

我们这群来自不同背景的男生同处一室,学习作战的时候肌肤相亲,在没有隔间的冲凉房里肝胆相照。

 

自己人保护自己人

后来逐渐明白,国家安全不能依赖别人,自己的国门、自己的家门,你不去守卫,那等谁去守卫呢?

新马分家没几天,马来西亚第一皇家步兵营从东马回来,过境时暂住乌鲁班丹军营,结果逗留将近两年。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4个月后,第一届国会开幕。马来西亚驻新加坡陆军准将坚持由他的骑兵开路,护送时任总理李光耀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前往国会。两地不过百米之遥,内阁本来打算就像1959年自治邦政府成立时那样,一起走路去国会的。

李光耀在精武体育会,鼓励热血青年加入“义勇军”(People’s Defence Force, PDF)。图源:精武体育会。

面对比看谁的拳头比较硬的威胁,在国民服役法令还没实行前,李光耀已经到牛车水各个武馆,鼓励热血青年加入义勇军People’s Defence Force, PDF)。他说我们必须让自己人保护国家,而不是交给不可信任的人。

红登记与绿登记,不只是颜色改变,而是每一代人对保家卫国的共同承担。

 

红登记不是理所当然

今天很多人觉得红登记理所当然,但它其实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制度。1948年的紧急法令时期,殖民地政府加强登记制度,所有12岁以上的居民都必须领取身份证,方便殖民地官员找出马共或亲共人士。

新加坡独立之后,时任劳工部长易润堂在国会提出新的国民登记法令,196655日起开始实行,让100万公民领取红登记。当时有些家庭成员住在同一屋檐下,却因新马分家变成我是新加坡人,你是马来西亚人;有些因为丢失报生纸或父母没有为新生儿报生,而变成无国籍人士等。

12岁那年,我在学校领取红登记,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18岁那年,我在工院读书,在学校更换另一张成熟的脸孔的红登记,觉得自己可以保家卫国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拿到红登记的心情吗?

 

有国、有家、有窝

有国、有家、有窝,才是织梦、圆梦的起点。

对我父亲那一代来说,国,是一个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家,是可以安心成家的地方;窝,是一间买得起、住得久的屋子。那是多数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坐在新报业媒体的礼堂谈退休生活、儿孙教育、生活品质、出国旅游,那是因为我们在资源有限、前途未卜的年代,一点一滴把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新加坡的发展,是我们都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所累积而成的。

父亲买的组屋还没入伙,已经迫不及待地邀请亲戚前来暖屋吃沙爹。

 

今天的新移民

我也有好些新移民朋友。

新移民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不是因为环境动荡而离开祖国,更多是求发展

与新移民朋友郊游。

时代不同,但核心始终一样:我愿不愿意把人生的重要时光交给新加坡?当他们申请成为公民时,也是做出承诺。

当然也有些“短暂移民”,利用新加坡作为跳板。记得90年代,我在职场所接触的技术移民,好些就是利用新加坡的优势来骑牛看马,成为公民后很快便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电子登记的时代

今天红登记已经变成手机里的电子记录,但那份扎根的承诺并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个人与国家风雨同舟,大家唱着同一首歌,一同参与、见证新加坡成长。

红登记在我们手上,经历过风风雨雨。从甘榜、72家房客到安得广厦千万间,从种族紧张到共用电梯与走廊,这些都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在各自岗位上把事情做好。

各族人民唱着同一首歌。

二三十年前,我在欧美公干,许多人不知道有个地方叫新加坡,但他们知道香港这个东方之珠。他们问新加坡是在中国吗?

21世纪初,我参与国际会议,一些英国人说我的英语讲得挺好,可是他们却不会说新加坡的语言。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新加坡曾经是英国殖民地。

今天许多外地人知道新加坡,其中少不了你我在各个领域肩并肩,实实在在地履行着国民的职责,始终对这片土地不离不弃。

我们可以继续把来时路的记忆与信任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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