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27, 2012

从1949延伸......(二十七)泰麟之丝丝蚕

跟泰麟谈起过去的新加坡一群自食其力,但敌不过似水年华的妈姐和三水女工,追忆故人引起一阵心情起伏,恍如平静的湖面上一颗小石子,撩起阵阵涟漪。谁知道发生在2600公里之外遥远的珠三角的一场缫丝业革命,影响了一群中国女子的命运。她们告别农村,越洋寻出路的勇气,竟然制造新加坡三代的繁华。八十年前,千里之外,时空交错的某时某刻缔造已经不为人提起的一段近代史。

(1930年代珠三角大量农村女子越洋到南洋,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

在机器缫丝引入之前(1860年),中国一直保持着家庭手工缫丝的传统。养蚕与手工缫丝一体,而且几乎都是女性从事养蚕和缫丝,男性则从事耕种,体现着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

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蒸汽机和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美国和欧洲的纺织工业逐步使用机器来改组他们的生产线。机器生产对生丝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使用韧性和粗细一致的原料,又适合较高的转速的高级丝。与机器缫丝相比,中国家庭手工所缫的丝(土丝),已经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质量要求,因而缺乏竞争力,直接导致出口量锐减。

(家庭式缫丝业)

1873年,在越南发迹的陈启沅回到广东省南海县简村自己的家乡,依照法国式缫丝机器,自己设计机器丝车,创办了珠三角第一家民间投资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重新在国际市场定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从事养蚕和缫丝的几乎都是女性。未出嫁的女孩一般来说是不允许出村的,结了婚的女性则被家庭和礼教约束,也不太可能到城里的缫丝厂去工作。因此,陈启沅选择在村里建厂,就省却了这些麻烦。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的三百名女工中,有一百三十名来自他自己的村子,其他都是从附近的村子招募而来的。

19世纪的中国,要兴办一个男女同工、有蒸汽设备的缫丝工厂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必须面对旧习惯势力的阻挠与无知乡亲的非难。陈启沅能够在家乡设立缫丝厂,除了因他出身于上层阶级而获得士绅给他面子之外,也为乡亲们作了许多好事,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建了一间米店、一间肉店和一个‘大墟’,出售的商品比附近的墟市便宜一些。他也搞了许多地方慈善活动,赈济老人寡妇,聘请一位医生免费为同村人看病,捐款资助村里的学校,维修堤坝之类的公共工程等等。

陈启沅的成功带动机器缫丝业的发展,20世纪初已成为珠三角的主要工业。1890年代后,珠三角的丝厂数量大增。1894年有蒸汽丝厂75家;1902年,顺德有丝厂86家,丝车34600部。辛亥革命之后,珠三角的丝厂数从1910年的109家增加到1912年的162家,丝车也从42100部激增到65000部,1926年,丝厂增加到202家,丝车增加到95605部。不仅如此,厂丝在出口方面也节节上升,并逐渐取代土丝。

(陈启沅铜像)

由于生丝出口激增,植桑养蚕比种植棉花、水稻、甘蔗等农作物更有利可图,于是掀起了全面性的弃田筑塘、废稻植桑的高潮,顺德的稻田已经不到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加上珠三角的蚕茧一年可以成熟68次,不受季节性影响,为专业化提供了基础。

机器缫丝厂在珠三角兴起后,招聘了一大批年轻女工进入缫丝厂,从事专职的缫丝工作。由于工厂设在乡间,这些缫丝工并没有离乡背井,没有离开乡间;但她们也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专职工人。在当时的经济现状下,缫丝工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20世纪初,一个女工每年工作250天左右,就可以挣到200元,当时平均五口的农家,每年的生计约196元。在这种情况下,缫丝女工是相对富有,也得到一笔可以自主支配的收入。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思想意识的开放,使到夫妻关系、父女关系、婆媳关系、大家庭关系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出现“自梳女”与“唔落家”现象。

(现代化的缫丝业)

1930年代从顺德等地来到南洋的农村女子好多还保持着自梳女,挽起云髻,梳起不嫁的的习俗。不过她们还是保留着乡土观念,每个月按时托水客把钱带回家乡。至于已经结婚,跑到新加坡来寻出路的女子,甚至会寄钱回乡,让丈夫娶小老婆,使夫家能够传宗接代。

农村妇女坚韧的性格改善国内农村的命运,促进新加坡的繁华;她们甚至可以自我牺牲,成全千里迢迢以外夫家纳妾的意愿。至于她们的晚景,有人欢喜有人愁,归根究底两个字:命运!

Friday, January 20, 2012

从1949延伸......(二十六)泰麟之妈姐

跟泰麟回忆起过去住在水仙门隔壁房的一班当妈姐的金兰姐妹,包括娣姐与洁姐,主要来自顺德、番禺和新会(冈州,在江门市内)。能立一张金兰契,结拜为不同血缘的金兰姐妹是缘份。是不是金兰姐妹就会白头偕老,长相厮守呢?

(珠三角是妈姐的供应链)

一百多年前,新加坡1871年人口普查,在职的妇女约为5,000人,她们之中有650名制裙工、550名女佣、240名织补工、215名编筐工、400名小贩、500名渔妇,1,653人从事未分类职业,麦纳尔(McNair) 1872年发表的海峡殖民地报告书说这类妇女主要是妓女。由于这份职业统计不分种族,所以很难确定华族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一般相信主要是女佣、小贩和妓女。
我们不知道华族女佣最早是什么时候移民到新加坡,但相信19世纪80年代已有不少从中国过番的女佣,据说顺德沙头乡早在1886年就有黄银欢、黄润金和黄就来到新加坡做女佣。到20世纪初,据香港船政司统计,1906年出洋妇女中女佣人数为3,533人,1907年为2,619人,1920年为2,833人,她们之中超过90%前往新加坡。

(早年从中国来新加坡的女性从事的行业)

不过,1930年代是华族女子大量涌入新加坡的非常时期。30年代移民的妇女除了当胶工、矿工、工厂工人和建筑女工外,还有不少进入家庭服务业,当女佣为生。为谋生而移民的女佣占大多数。由地缘而结业缘是当年的特性,例如妈姐多数是顺德人,建筑女工来自三水,洗衣妇多数是鹤山单水口人士等。她们涌入新加坡,使到广东族群超过潮州人,成为第二大群体。

珠三角曾经是缫丝业发达的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广东是中国丝业中心地区之一,产品以外销美国为主,在1923年每担生丝价格为2,420元,1924年以后美国转向日本购买生丝,中国生丝价格直线下降,每担为1,170元。在193010月受经济危机的重挫,中国生丝下跌到每担650元。


缫丝业
丝价持续下跌导致广东珠三角缫丝厂大量破产,从1929146家丝厂, 72,455台丝车;到1934年仅剩丝厂37家,丝车20,396台。也就是说,1934年广东丝厂数只有1929年的四分之一,丝厂大量倒闭使赖以维生的蚕农和工人生计艰难,近10万人失业。
按照传统习俗是男人走出来寻找出路,然后把钱汇回乡下养妻活儿,这个年代正好相反。当时新加坡男女比例失衡,又有私会党争地盘殴斗赌博等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英殖民地政府实行固打制,不接受沒有特別技能的中国男子。男人没法子到南洋来,改由女子出国赚钱养家,妇女能顶半边天,在19341938年这短短五年中,有19万以上的中国南方妇女来到南洋。
也有些女子在家乡结婚,当生育机器,一连生了几个孩子,跟婆婆的相处关系却依然不好,一天到晚干活,没有喘息的机会,身心受到伤害。为了躲开不合理的生活压力,于是决定离开家乡。丈夫不同意,她们就用自己的积蓄,先去香港转一圈,然后乘坐“大眼鸡”(红头船),来到新加坡。


(妈姐和建筑女工,分别为顺德和三水妇女的选择。)

至于恩爱数十年的娣姐和洁姐两“姐妹”,据泰麟的回忆,她们来自顺德。广东顺德、番禺、南海等地过去以蚕业发迹,妇女自食其力,盛行自梳女和“唔落家”,冰肌不染红尘垢,自挽青丝度一生。她们当中好些人还来自较富裕的家庭,为了追求独立生活而过番。娣姐和洁姐属于自由一族,同乡人在新加坡结识,结下金兰之约。

(瑞芳来自番禹,去了吉隆坡,后来又回到新加坡当妈姐。老年住在四脚亭 Jalan Membina 政府租赁组屋。2011)

娣姐和洁姐的晚年不尽相同。娣姐当“凑仔婆”(保姆),养大了一群“儿女”,他们每三两个月都会来姑婆屋探望“妈妈”,后来还决定把娣姐接回家中,安享晚年。这个决定其实就是挑战金兰契,引起姑婆屋内多个晚上的争论。夫妻本是同林鸟,金兰之约一样可以毁,没多久娣姐就告别姑婆屋了。
洁姐在主人家负责做饭、洗衣等家务事,在妈姐的身份中比“凑仔婆”低一级,她晚年无依无靠,又因金兰姐妹不顾亲情丢下她而闷闷不乐,后来选择到斋堂终老,还是同处一室的姑婆们在依依不舍的愁绪中送她去的。


(到斋堂终老,自梳女的最终选择。当年的大悲院和飞霞精舍都很受自梳女欢迎。2011)

隐约中依稀记得在1970年代还有妇女入住斋堂这回事,曾几何时这个习俗已经在城市化的新加坡消失了。
想起多年前翻阅过的巴金激流三部曲之《家》中的一句话: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

Friday, January 13, 2012

从1949延伸......(二十五)泰麟之梳起不嫁的金兰姐妹

跟泰麟再度聊起曾经常去牛车水广合源街(Pagoda Street)拜候的环姑,环姑在1980年代回到中国广东鹤山的家乡,八个月内便因水土不服在家乡终老。生于斯,死于斯,也算是了结晚年的心事。

环姑在广合源街住的是头房的姑婆屋,我称她为大姑妈。进到屋内,见到的人我都恭敬地称呼她们为姑婆。环姑和姑婆们都一样,年轻来到新加坡当妈姐,梳起不嫁当自梳女,多年来一分一毛的积蓄就是晚年的老本。
(环姑住的姑婆屋,在珍珠坊天桥上拍摄的广合源街。c.1970s)

泰麟说她们同在屋檐下,结拜多年,是常人所说的金兰姐妹,情形就跟我们在水仙门住了十九年,也跟我们当了十九年邻居的隔壁房的姑婆屋的情形一样。
兰房结拜金兰契,表盟姊妹一双双。金兰姐妹必须上契(结契),称为金兰契。金兰契是异姓姐妹之间结拜契谊,金兰姐妹之间情逾骨肉,相恋相依,为了长相聚首,甚至可以矢志不嫁,或嫁后不回夫家。
在广东顺德、番禺等地,中国解放前还存在着长住娘家的风俗,邻近的新会(冈州,江门市的一个直辖区)、中山、南海、广州也受到影响。在那里,嫁后不回夫家称为“唔落家”(不落家),顺德的妇女,不落家之风与金兰契共存。有人认为“唔落家”应是“不落枷”,即不落封建的枷锁。这种不落家的风俗,显然带有反封建的近代个性自由解放的色彩,也是妇女在摆脱男性社会强权下以自身幸福交换的抗议。

(珠三角:自梳女与唔落家对封建婚姻的抗议。)

(繁忙的广东码头,是早年出境的路。)

(广东肇庆的最后一群自梳女。c.2008)

在广东,为了避开家庭的耳目,筹备梳起的仪式多数在自梳女与唔落家的姑婆屋内进行,梳起仪式所需的物品有新衣、新鞋、新袜子、梳子、红头绳、镜子和各种祭品如烧肉、鸡、水果、红包、线香、宝烛、茶酒等,都由姑婆屋内的姐妹暗地里协助。
梳起的前一晚,必须在姑婆屋内住宿,沐浴后姐妹聚谈,互相鼓励。清晨乘着路上没人,前往神庙进行梳起仪式。自梳女在观音菩萨座前摆开衣物和祭品,点起香烛,向神灵祭拜,矢誓梳起,永不婚嫁。然后由已梳起的妇女为她拆开辫子,改梳为云髻,换上新衣。再向观音菩萨叩拜后,和各姐妹互拜祝贺。为什么拜观音呢?因为观音是净身,没结婚的。
问泰麟跟江门毗邻的鹤山,是否也有类似的习俗。他回忆说当年顺花(我的外曾祖母)曾经提过在鹤山古劳(顺花的故乡)也有姑婆屋,她们白天纺织,晚上共枕。如果被逼出阁,上轿当天,各姐妹必须如哭坟一样,称为哭嫁。痛哭一场后,姐妹们以几层绸布缝住新人的下体,密不透风,称为贞洁带。据说贞洁带内还暗藏大头针,如果男方霸王硬上弓,还会被针刺要害。三朝回门日,必须由姐妹们检验真身。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0/02/1949.html

(鹤山古,山光水色背后有许多等待挖掘的故事。)
《南海县自梳女琐记》记录:
“当时南海、顺德、番禺一带的蚕丝业比较发达,需用育蚕、缫丝、丝织的女工很多,这为找出路谋生过独立生活的妇女创设了自食其力的条件。于是,不少乡间女子,八九岁就以育蚕、缫丝、丝织为业,尽管收入十分微薄,但个人的起码生活还是解决得了。于是,自梳的风气就蔓延开来。据我国机械缫的发源地——西樵简村(佛山南海)调查得来的材料看,该乡抗战前连续八年没有出嫁过一个女子,全部都自梳起来,形成了风气。”
“封建宗法制度,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受着种种束缚。家庭的权柄完全操在翁姑和丈夫的手里,做媳妇的,事事得低眉下气,逆来顺受。进了穷苦家门,生活不好过,还要养儿育女,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折磨;嫁到富有人家,又担忧丈夫见异思迁,弃妻宠妾。因此,不少农村女子为了逃避封建宗法家庭的虐待,摆脱夫权的严厉束缚,宁愿牺牲自己的美好青春,终生不嫁,过着独身的禁欲的生活。”
梳起的岁月真的开心吗?怎么也忘不了小时候隔壁房的姑婆们教我哼的四句歌谣: 人到中年万事休,算来几乎水东流;谁人识得天机透,人老焉能再回头?
也想起了童年时代听惯的广东民谣,或许就是早年移民到新加坡的妈姐们从家乡带过来的心声:
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抱(媳妇)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太晚),眼泪唔干入下间(厨房)。下间有个冬瓜仔,问过老爷(家翁)煮定(或)蒸?老爷话煮,安人(家婆)话蒸。蒸蒸煮煮都唔中意,拍起台头闹(骂)一番。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四朝跪烂九条裙!

Friday, January 06, 2012

从1949延伸......(二十四)泰麟之过番客

多两个星期又是另一个农历新年,问起在“中国中医”服务的美玉去年回天津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新年长假,今年还会去不。她说今年在新加坡跟朋友过年,不回了。
近年来接触了好些新移民,有的有高等学历,有的有特殊技能,有的持工作证,找到如意郎君,嫁人后成为狮城媳妇。他们的共同点是告别成长的家园,离乡背井,到一个陌生叫做新加坡的小地方寻找出路。每一个背影都怀着一个梦,每一个背影都在找寻一片心目中的蓝天。

想起童年时代所见过的许多熟悉的妇女的背影,她们也怀着各自的梦想来到新加坡,直面人生一辈子后,各有各的晚年。就在这来临的农历年前后,用六个篇章来记载一段我不想消失在记忆中的往事,作为对这群寂寂无名的过番客不曾忘却的纪念。

泰麟看1980年代新广拍摄的连续剧如雾锁南洋、红头十(红头巾)等都感触良深,剧中人的穿着装扮属于他还是新客的年代,梳着长辫子的妈姐和挽起云髻的自梳女,曾经热情地照料着他的生活起居,使他融入人地生疏的新环境,他们是今天的新移民的民装版。

(豆腐街是红头巾的集聚地。c.1956)

泰麟说红头十是非常合群的一群。晚上经过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现在的芳林苑所在地),她们聚在一起纳凉,同声同气,谁失业需要工作、谁被欺负等都会得到照应。我也记得这群来自广东三水,自食其力,勤奋盖起华厦千万间的女工口操着熟悉的语言,穿梭在我童年生活中。她们是新加坡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殖民地到自治、从独立到经济腾飞的经典人物,身穿蓝布衣黑裤,头裹红巾是她们鲜明的形象。泰麟就亲眼看着这群三水女工一级一级的把一担担泥沙运上楼,建起1955年落成的的亚洲保险大厦(Asia Insurance Building),二十层楼高的亚洲保险大厦是新加坡最高的建筑,当年红灯码头最辉煌的海岸线。

1973年市区重建,辛勤劳作的三水女工搬离豆腐街,成群结队红巾蓝衣黑裤的景观消失了。红头巾制造历史,却又随着时日变迁,逐渐在被遗忘的历史洪流中终其一生。

(红头巾就是建筑女工,多数来自广东三水,1930至1970年代兴建广厦千万间。)


(1955年落成,20层楼的亚洲保险大厦是当年最高的建筑,是红头巾的经典贡献。)

(兴建中的亚洲保险大厦,右方是海洋大厦。c.1950s)

(红灯码头的风景线。c.1960s)

新移民是近年来才崛起的新名词,以前念书的时候从没听说过。在更早的年代,刚到新加坡的侨民称为新客,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没用过这个词汇。成长的年代就处于新客与新移民的夹心间。虽然在学校没读过新客,但在童年时听泰麟和他人聊天,常听到这个词汇,久而久之也明白新客的含义。新客会变老,结婚生子,落地生根,迎接另一批同乡人,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由各族移民一步一脚印所组成的社会。
19世纪初,从中国南方沿岸城市南下到南洋的过番客即使落地生根,也不称为移民,或许在那时代还没有移民这个词。过番客南下,有哪个不是带着几时能够衣锦还乡的心情?有多少人会想到在南洋落地生根,在番邦终老?

(早期中国移民多数来自东南方)

上世纪的马华文学,记载着新客饱受欺凌的辛酸与奋斗圆梦的快乐,马华文学常用“过番客”、“番客”、“水客”、“返唐山”等词汇,他们跟新客之间有何关系呢?
古代的中国称外国为“番邦”,所以出国便成为“过番”,归侨则称为“番客”,番客回国便称为“返唐山”。当番客初到新加坡,属于新到的过番客,也就是“新客”了。至于“水客”,他们是随轮船往返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手,专门为华侨捎银带信,是沟通海内外的桥樑。
事实就是这么奥妙,好多过番客就这样在异乡寻得另一种气候,另一种土壤,留下来了。他们把老婆孩子带过来的也有,在南洋另起一头家的也有,两三代人下来,已经不是过番客,也不是新客老客,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迈入21世纪,掀起移民热潮,有人要移,有人要收,世界各国天天在上演更换国籍的宣誓仪式。新加坡需要新移民来带动经济,处理手法不妥当下,新移民抢饭碗的民怨也在20115月的新加坡全国大选中拉低了当政50年的PAP的选票。今天的新移民所遇到的问题肯定和先辈不一样,新加坡常年接受新移民,但一场大选的结果凸显平衡新移民和照顾当地人的重要性。 
美国政治学家Robert Putnam认为,一个多元人口与文化的社会,通常会影响社会团结及社群间的信任,减低凝聚力;即使是同属一个种族,也会缺乏信任。他将社会资本分为两大类:契结资本(Bonding Capital)和桥接资本(Bridging Capital)。当你和同样年龄、同种族、同宗教的人在一起来往的时候,就形成了契结资本;如果你和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信仰和背景的人来往,就形成了桥接资本。在一个多元文化、种族的社会,桥接资本是社会安定凝聚力的基石。
新加坡人大多数是移民的后代,习惯在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如果不是平衡功夫有严重偏差,他们不会对外来移民有强烈的排斥。如何让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不是一朝一日,通过人民协会刻意主办的很官方、很形式化的活动,或是通过总理部长前资政几句话便可以解决的。

(泰麟:童年的池塘与小径依旧在,几度夕阳红?2004)

(泰麟:童年的小石屋。1993)

泰麟说在他的年代,融入社会的方式主要有两个方式,一是通过宗乡会馆,有同乡人照应,安顿下来;也有人被私会党招募,加入黑社会,难以翻身。他很庆幸获得同乡的妈姐的眷顾,才能够离家40余年以后,以番客的身份返唐山,找回童年的池塘与小石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