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延伸......（二十四）泰麟之过番客

多两个星期又是另一个农历新年，问起在“中国中医”服务的美玉去年回天津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新年长假，今年还会去不。她说今年在新加坡跟朋友过年，不回了。

近年来接触了好些新移民，有的有高等学历，有的有特殊技能，有的持工作证，找到如意郎君，嫁人后成为狮城媳妇。他们的共同点是告别成长的家园，离乡背井，到一个陌生叫做新加坡的小地方寻找出路。每一个背影都怀着一个梦，每一个背影都在找寻一片心目中的蓝天。

想起童年时代所见过的许多熟悉的妇女的背影，她们也怀着各自的梦想来到新加坡，直面人生一辈子后，各有各的晚年。就在这来临的农历年前后，用六个篇章来记载一段我不想消失在记忆中的往事，作为对这群寂寂无名的过番客不曾忘却的纪念。

泰麟看1980年代新广拍摄的连续剧如雾锁南洋、红头十（红头巾）等都感触良深，剧中人的穿着装扮属于他还是新客的年代，梳着长辫子的妈姐和挽起云髻的自梳女，曾经热情地照料着他的生活起居，使他融入人地生疏的新环境，他们是今天的新移民的民装版。

（豆腐街是红头巾的集聚地。c.1956）

泰麟说红头十是非常合群的一群。晚上经过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现在的芳林苑所在地），她们聚在一起纳凉，同声同气，谁失业需要工作、谁被欺负等都会得到照应。我也记得这群来自广东三水，自食其力，勤奋盖起华厦千万间的女工口操着熟悉的语言，穿梭在我童年生活中。她们是新加坡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殖民地到自治、从独立到经济腾飞的经典人物，身穿蓝布衣黑裤，头裹红巾是她们鲜明的形象。泰麟就亲眼看着这群三水女工一级一级的把一担担泥沙运上楼，建起1955年落成的的亚洲保险大厦（Asia Insurance Building）,二十层楼高的亚洲保险大厦是新加坡最高的建筑，当年红灯码头最辉煌的海岸线。

1973年市区重建，辛勤劳作的三水女工搬离豆腐街，成群结队红巾蓝衣黑裤的景观消失了。红头巾制造历史，却又随着时日变迁，逐渐在被遗忘的历史洪流中终其一生。

（红头巾就是建筑女工，多数来自广东三水，1930至1970年代兴建广厦千万间。）

（1955年落成，20层楼的亚洲保险大厦是当年最高的建筑，是红头巾的经典贡献。）

（兴建中的亚洲保险大厦，右方是海洋大厦。c.1950s）

(红灯码头的风景线。c.1960s)

新移民是近年来才崛起的新名词，以前念书的时候从没听说过。在更早的年代，刚到新加坡的侨民称为新客，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没用过这个词汇。成长的年代就处于新客与新移民的夹心间。虽然在学校没读过新客，但在童年时听泰麟和他人聊天，常听到这个词汇，久而久之也明白新客的含义。新客会变老，结婚生子，落地生根，迎接另一批同乡人，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由各族移民一步一脚印所组成的社会。

19世纪初，从中国南方沿岸城市南下到南洋的过番客即使落地生根，也不称为移民，或许在那时代还没有移民这个词。过番客南下，有哪个不是带着几时能够衣锦还乡的心情？有多少人会想到在南洋落地生根，在番邦终老？

（早期中国移民多数来自东南方）

上世纪的马华文学，记载着新客饱受欺凌的辛酸与奋斗圆梦的快乐，马华文学常用“过番客”、“番客”、“水客”、“返唐山”等词汇，他们跟新客之间有何关系呢？

古代的中国称外国为“番邦”，所以出国便成为“过番”，归侨则称为“番客”，番客回国便称为“返唐山”。当番客初到新加坡，属于新到的过番客，也就是“新客”了。至于“水客”，他们是随轮船往返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手，专门为华侨捎银带信，是沟通海内外的桥樑。

事实就是这么奥妙，好多过番客就这样在异乡寻得另一种气候，另一种土壤，留下来了。他们把老婆孩子带过来的也有，在南洋另起一头家的也有，两三代人下来，已经不是过番客，也不是新客老客，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迈入21世纪，掀起移民热潮，有人要移，有人要收，世界各国天天在上演更换国籍的宣誓仪式。新加坡需要新移民来带动经济，处理手法不妥当下，新移民抢饭碗的民怨也在2011年5月的新加坡全国大选中拉低了当政50年的PAP的选票。今天的新移民所遇到的问题肯定和先辈不一样，新加坡常年接受新移民，但一场大选的结果凸显平衡新移民和照顾当地人的重要性。 

美国政治学家Robert Putnam认为，一个多元人口与文化的社会，通常会影响社会团结及社群间的信任，减低凝聚力；即使是同属一个种族，也会缺乏信任。他将社会资本分为两大类：契结资本（Bonding Capital）和桥接资本（Bridging Capital）。当你和同样年龄、同种族、同宗教的人在一起来往的时候，就形成了契结资本；如果你和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信仰和背景的人来往，就形成了桥接资本。在一个多元文化、种族的社会，桥接资本是社会安定凝聚力的基石。

新加坡人大多数是移民的后代，习惯在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如果不是平衡功夫有严重偏差，他们不会对外来移民有强烈的排斥。如何让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不是一朝一日，通过人民协会刻意主办的很官方、很形式化的活动，或是通过总理部长前资政几句话便可以解决的。

（泰麟：童年的池塘与小径依旧在，几度夕阳红？2004）

（泰麟：童年的小石屋。1993）

泰麟说在他的年代，融入社会的方式主要有两个方式，一是通过宗乡会馆，有同乡人照应，安顿下来；也有人被私会党招募，加入黑社会，难以翻身。他很庆幸获得同乡的妈姐的眷顾，才能够离家40余年以后，以番客的身份返唐山，找回童年的池塘与小石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