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源》2025年第2期，总期174，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万国（Buangkok）是个21世纪冒起的组屋区，属于后港5万多个组屋单位的一部分。本世纪初，万国的村落被清除，如今已出现30多座组屋和一些私人住宅。仍在发展中的组屋区以万国弯、万国青、万国通道（Crescent,
Green, Drive）为界，周边与杨厝港、后港和盛港为邻。
新组屋区的特色是年轻夫妇多，年幼孩童也多。位于万国组屋区心脏地带的万国广场（Buangkok
Square Mall）和侧邻的万国广场公园（Buangkok Square Park），成为逛街休闲的好去处。由于好些居民更靠近盛港中（Sengkang
Central），喜欢到盛港的商场活动，因此开阔通风的万国广场空间，常用来主办文化活动来注入人气。
“白象”让万国走红
隶属东北线的万国地铁站坐落在盛港中，可见万国与盛港密不可分。即便是最近启用的万国民众俱乐部，亦设于地铁站旁的盛港汇购物中心（Sengkang
Grand Mall）内，慈爱回教堂（Masjid Al-Mawaddah）也由万国和盛港居民共用。
万国地铁站曾经出现过几头“白象”。原来地铁站早于2003年落成，但因达不到当局的基本营收要求而没开放，引起居民强烈不满。2005年国庆日之后部长到区内探访，居民在万国地铁站前竖起纸板白象表示抗议，万国于一夜间爆红。
万国地铁站终于在几个月后开放，通行第一个月的日均乘客量只有900人次，收入远远无法抵消成本；公众则认为公交运作应该整体惠民，而不是如此斤斤计较。反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公交缺乏共识。随着地铁站周围新组屋一批批地落成，白象成为陈年往事。
“卷起纱笼”的甘榜罗弄万国
榜鹅河畔保留一小段昔日的罗弄万国公路（Lorong Buangkok），以及甘榜罗弄万国（KampongLorong Buangkok）这个本岛最后的乡村。
70年前建立起来的甘榜罗弄万国属于“新”甘榜，从最初的五、六户家庭发展到全盛时期的40多户人家。甘榜生活最叫人怀念的是守望相助的精神，村里的回教徒祷告室，就是由各族村民出钱出力兴建的。
甘榜罗弄万国有个别名“Kampong Selak Kain”，意思是将纱笼卷起来，指的是这里地势低，洪水侵袭时经常淹水，必须把长裙拉高涉水而过。20 年前发生特别严重的水灾，志愿者在流经甘榜的溪流边筑起围栏作为权宜之计。至于甘榜的去留，留待他日发展实里达新镇时再另行计议。
万国以农业起家
新加坡联合树胶园（Singapore United Rubber Plantations Limited）是包括现在的万国组屋区在内的大地主，与已故富商李光前和家族掌控的万国公司（Bukit Sembawang
Estate Limited）合并后，成为万国集团的子公司。百年前潮州劳工在这里的橡胶与烟草园工作，把坐拥东部至北部半壁江山的万国公司称为“Buangkok”，因此得名。
说到种植园，开埠以来，农业经历过风光岁月，有出口的经济作物如甘蜜、胡椒、黄梨和橡胶，也有自给自足的瓜果蔬菜。独立初期，尚有一成人口以传统农场为生，当局成立原产局为全岛农民提供培训援助，并就生产方法、动物营养和疾病控制等进行研发。随着城市化发展，如今农场仅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一， 多数食物从海外进口。
实里达山的“龙窑”陶瓷工作室
随着种植业走下坡，万国公司进军产业，在种植园土地上兴建民宅。50年代三巴旺山住宅区（Sembawang
Hills Estate）卖得火红，万国公司打铁趁热，依照相同模式发展实里达山（Seletar Hills Estate），主要买家来自实里达空军基地的英国与澳大利亚驻军家庭。
实里达山很多原建筑都已改头换面， 只有“山前”的一列店屋保留昔日痕迹，其中一间店铺由三美光陶艺用做工作室。三美光陶艺源自“三美光缶窑”，二战时期，创办人蔡应绍将位于惹兰缶窑（Jalan
Hwi Yoh）25米长的蛇窑改建成50米的龙窑。战后制造的水缸，多数运到婆罗洲坤甸；经常在媒体出现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家里的乳黄色大水缸，就是由三美光出产的。虽然30年前龙窑停产，三美光的制陶技术并没因此而结束，第二代的蔡家三兄妹继续在实里达山的工作室传授创作技巧，前往学校授课等，积极传播陶艺文化。
从板桥医院到心理卫生学院
万果青健保园（Buangkok Green Medical Park）的院区内有多个医疗设施，主院是心理卫生学院（IMH），一些院区由民办的圣安德烈、宜康和日爱疗养院等使用。
心理卫生学院的前身是许多国人熟悉的板桥医院（Woodbridge Hospital），原址在万国弯（Buangkok
Crescent）南面，与心理卫生医院隔条马路。板桥医院拆除前，行人可从杨厝港路越过河面上的木桥进入，因此以板桥命名。
心理卫生学院的发展历程漫长，开埠的年代，精神病患被关押在监狱中，由囚犯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饮居。其中一名精神病人在狱中发狂杀人后，政府终于接受现实，在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和明古连街（Bencoolen Street）交界处建造拥有 30 张床位的疯人院（Insane
Hospital），后来改名为精神病院（Lunatic Asylum），先后迁往竹脚妇产科医院和中央医院一带。一个世纪前搬迁到在万国特别兴建，可容纳1400名病人的精神病院。
二战结束几年后，精神病院与英国医生合作，成立心理病护理学校。精神病院易名为板桥医院，希望改变社会人士将精神病人与疯子画上等号的刻板印象。1993年，在现址落成的心理卫生学院取代板桥医院。
都市生活确实给一些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压力，卫生部数据显示2022年有17%国人精神状态失衡，其中以年轻人和女性居多。多年来当局持续关注心理健康课题，例如开设儿童精神科诊所，安排专业护士为社区内的病人提供护理，训练本地精神科医生等。
或许您会对从前精神科的“科学疗法”感到惊讶。19世纪的疯人院年代，医学界相信精神病由梅毒、毒品、过量酒精或不干净食物引起，因此让病人服食泻药来“排毒”。至于性情暴躁或有暴力倾向的病患，医生为他们注射吗啡来镇定情绪。上个世纪初的精神病院年代，药方是水力休克疗法（aquatic
shock treatment），让病人浸泡在冰水中、用高压冷水淋浴、头部灌冷水等，希望借此唤醒病人的心智。随着新医疗技术的开发，胰岛素休克疗法（insulin
coma therapy）、电痉挛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等派上用场。大家不妨前往心理卫生学院所附设的文物馆，进一步了解板桥医院的前世今生。
心理卫生学院社区花园
精神病患者的康复过程，旁人的关怀举足轻重。心理卫生学院与基层组织携手兼程，在院区内设立社区花园（Mindful
Meadows Community Garden）和菜园，让义工与康复中的病患有个绿意盎然的互动空间。笔者曾参与活动，和病患一起播种收成，感受他们的喜悦和成就感，从中多掌握一些精神病的知识。笔者还带着他们收成的新鲜豌豆苗回家下厨呢！
视觉艺术是另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中华中学的学生为社区花园绘制令人心情开朗的亮丽图案。这批选修美术特选课程的中二生将艺术带进社区，相信参与类似的义务工作，对他们日后的人生道路会有所启发。
从麻风病院到Surya Home
过去的年代，麻风病、精神病与肺痨就像三兄弟，叫人避而远之，万国弯北面消失的特拉法加医院（Trafalgar
Home），就是一所麻风病院。19世纪末，本地出现关于麻风病的记录，男性麻风病人被关在市区边缘的隔离中心，女性则被关在竹脚医院。
百年前这所位于万国的麻风病院落成，高立的围墙与带刺的铁丝网就像一所监狱，把病人与外界隔绝。根据Louis
Kandiah的口述档案，日据时期，军政府甚至让麻风病人自生自灭。70年代本地废除相关的隔离法案，上个世纪末关闭麻风病院，把病人转移到麻风救济协会（SILRA）进行康复，如今那些无依无靠的康复者居住在万果青健保园内的Surya Home。
多个世纪以来，人们将麻风病患视为遭到天谴的罪人，把他们遗弃在荒野中，有些甚至被活活烧死。麻风病发的初期症状是耳朵和脸部出现红点，接着全身皮肤红肿和出现溃疡，神经因受到病菌侵蚀而导致肌肉萎缩，最终造成永久性残疾。
对麻风病的科学认知始于19世纪下半叶，挪威的韩森医生（G.H.K.
Hansen）发现引起麻风病的麻风杆菌，病菌在人体内潜伏多年后才发作。至于传染的途径，19世纪末，本地居民认为是因为注射预防针的针头不干净所引起的；上个世纪初，英国的实验室认为通过苍蝇传播；1930年代普遍相信是因为吃鱼而感染病毒，加利福尼亚大学则指出可能伤口受到泥土中某些元素侵袭的原故。二战后抗生素问世，病患可通过服用药物治疗，不过痊愈期相当漫长。
虽然病人治愈后已不带病毒，许多人还是避免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二战后到新加坡独立期间，麻风病院由圣方济修会（Sisters of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the
Divine Motherhood）的修女负责打理，她们离开后由本地护士接手。护理人员履行职责时战战兢兢，不敢吃病院居民为他们准备的食物，下班回家后立即把衣服浸泡在消毒液中。即使到了90年代，一些人以为麻风病会通过性交传染，甚至遗传给下一代；本世纪初，义工尝试安排已康复者出外聚餐，多间餐馆都直接婉拒，纠正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谈何容易。
特需学校让孩子实现生命价值
1950年代，当局接受社会人士捐款，在特拉法加医院建设扶轮社学校（Rotary School），让患上麻风病的孩童接受教育。住院的百多名孩子背景不一，有些来自贫困家庭，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有些则患病前在正规学校念书。扶轮社学校的课程由圣方济修会的修女、合格教师以及院友编排，有些教师本身也是前麻风病人，教导孩子修读中小学课程，参加剑桥考试。
心理卫生学院和麻风病疗养院的共同点，就是关注一般社会人士不敢接触或不想接触的人士。这些病患默默承受着异样眼光，心理上对善意的关怀相当敏感，珍惜让他们突破身心局限，过正常人生活的机会。这也是万国这个地区长期以来所体现的生命价值。
主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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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ed 1 August 2024.
Danielle Lim, “Leprosy: A Story of Suffering, But Also of Hope”,
biblioasia,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Vol 16 Issue 1, April-June 2020.
IMH Heritage Gallery, accessed 1 July 2024.
Joshua Chia,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SINGAPORE INFOPEDIA, accessed
1 August 2024.
KANDIAH Loui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30 September 1987, Accession
number 000822 reel 3 of 8 (about Trafalgar Home), 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Loh, K.S. (2006), “Beyond rubber prices: negotiating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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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h Kah Seng, “Approaching Life and Death: History and Memory in
Interviews With Individuals Formerly Suffering from Leprosy in Singapore”, https://s-pores.com/2008/01/leprosy/,
accessed 3 August 2024.
Natasha, “Prevalence of poor mental health increasing in Singapore;
young adults have highest proportion at 25.3%”,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singapore/poor-mental-health-young-adults-seek-help-moh-survey-3802531,
accessed 3 February 2025.
“No New Cure for Leprosy,” Malaya Tribune, 21 December 1935.
“Seletar Hills Estate”, ROOTS, https://www.roots.gov.sg/places/places-landing/Places/landmarks/ang-mo-kio-heritage-trail/seletar-hills-estate,
accessed 31 July 2024.
Shaffiq Alkhatib, “Former leprosy patients at Silra Home look forward
to visitors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https://tnp.straitstimes.com/news/former-leprosy-patients-silra-home-look-forward-visitors-during-chinese-new-year,
accessed 1 August 2024.
周文龙，拥有很多“阿公地”万国或当“股王”，《联合早报》2017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