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丽吉谈起：曼谷街头开启的历史回望

2025年11月中旬，我独自在曼谷街头漫步。那阵子，无论街道、公园或商店门前，几乎处处可见以素色鲜花布置的角落，用以悼念三周前逝世的诗丽吉王太后（Thai Queen Mother Sirikit，享年93岁）。政府机构与学校围栏也悬挂着黑白布条，整座城市仿佛披上轻柔的哀悼色。

Siam Paragon商场：不少路人向诗丽吉王太后鞠躬。

诗丽吉是已故蒲眉蓬国王（拉玛九世）的王后，亦是现任泰王玛哈·哇集拉隆功（拉玛十世）的母亲。她与蒲眉蓬在巴黎相遇（其父时任泰国驻法大使），于1950年蒲眉蓬加冕前一周成婚。

 

曼谷大皇宫

说来惭愧，在熟悉的泰国，我竟从未踏入大皇宫（The Grand Palace）与诗丽吉王后公园（Queen Sirikit Park）。这趟旅程把这两处补齐了。前往大皇宫，我搭上昭披耶河（Chao Phraya River，湄南河）的渡轮，下船后步行抵达；去诗丽吉王后公园，则搭乘BTS——不是韩国男子乐团，而是高架捷运。

昭披耶河上，可见许多做工精致的寺庙。

根据维基，大皇宫由拉玛一世于1782年下令兴建，并在历代国王统治期间不断扩建，尤其是拉玛五世朱拉隆功时期，增建多座具欧洲风格的建筑。在1925年之前，这里是泰国王室的官邸、行政与宗教中心。1925年，王室迁往律实殿（Phra Ratcha Wang Dusit）、安蓬沙探殿（Phra Thinang Amphon Sathan）等宫殿。1932年立宪革命后，大皇宫不再承担政府办公功能。如今，这里是王室举行重大典礼和接见国宾的场所。

诗丽吉王太后的遗体安置在律实殿，身着黑衣的人潮不断前来致意，有些长者坐着轮椅排队瞻仰。

大皇宫是王室举行重大典礼和接见国宾的场所。

诗丽吉王太后的遗体安置在律实殿，身着黑衣，前来瞻仰的人潮络绎不绝。

大皇宫区域内有一座相当于大雄宝殿的玉佛寺（Wat Phra Kaew）、14世纪的玉佛，以及诗丽吉王后纺织博物馆，绝对值回票价。据说玉佛曾经成为印度、斯里兰卡、老挝、缅甸与泰国之间你争我夺的珍宝，最终于1434年在清莱出现，玉佛寺落成后便供奉于此。

14世纪的玉佛。

大皇宫区域内的玉佛寺（Wat Phra Kaew）。

诗丽吉王后纺织博物馆是一栋意大利式建筑，馆内收藏珍贵布料、蜡染、沙龙、围巾与诗丽吉曾穿着过的礼服，致力于推广泰国传统纺织工艺之美。 

诗丽吉曾穿着过的礼服。

诗丽吉王后公园

诗丽吉王后公园是钢骨森林中的一片令人放松的静谧绿洲，适合以心情散步。沿途不时遇见盛放的花朵，或偶尔飞来的小鸟捎来小惊喜。如果体力允许，在园中悠闲度过三四小时，时间会变得像清风一样柔软。

诗丽吉王后公园是令人放松的静谧绿洲。

沿途不时遇见盛放的花朵。

偶尔飞来的小鸟捎来小惊喜。

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眼前一群漂浮般的小精灵在草丛间闪烁。它们随着微风轻轻摇摆，为这一隅绿野添上浪漫光辉。

诗丽吉王太后被誉为“泰国人民的母亲”，也是全球公认最优雅的王后之一。她在时尚、慈善、医疗与文化推广方面备受敬重；她创立的 SUPPORT 基金会，推广传统手工艺与纺织，改善偏乡妇女的生计。眼前这些轻跃的小精灵，是不是也为纪念她，而在此绽放出朵朵心意？

漂浮般的小精灵在草丛间闪烁。

 

政治与文化：拉玛三、四、五世与泰国现代化

我对泰国王室的初识来自小学时期的集邮，当时的泰国邮票多数印着蒲眉蓬国王的肖像。后来才知道，新加坡旧国会大厦前的大象雕塑，是朱拉隆功（拉玛五世）赠予殖民地政府的见面礼。他为了进行现代化改革，于1871年出国考察，第一站便是新加坡。那是泰王第一次出国。

新加坡旧国会大厦前的大象雕塑，是朱拉隆功（拉玛五世）赠予殖民地政府的见面礼。

1999年的电影《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由 Jodie Foster 与周润发主演，讲述家庭教师安娜教导蒙固（拉玛四世）58名子女的故事。这部电影在泰国被禁映，理由是对皇室不敬且与史实不符。

由于蒙固突然离世，朱拉隆功继位时年仅十五岁。因自幼接受西方教育，他在位期间采取西方的模式进行革新，推动废除奴隶制度、提倡宗教自由，为现代泰国奠定基础。若非拉玛三世、四世与五世的改革，或许泰国也难逃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命运。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东南亚展区，展示一幅帕南告昭约华（拉玛三世）画像。画中人身穿金黄色王服，手执佩剑，圆润的脸庞带着类似佛像的神态，兼具威严与慈祥，符合一位明君的形象。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展示一幅帕南告昭约华（拉玛三世）画像。

此画由 Phra Sorakaklikhit 于1916年绘制，当时距离拉玛三世去世已65年。画家可能参考现存文字描述、早期图像或摄影资料来完成作品。由于摄影技术在19世纪中叶传入暹罗，因此画家或许已获得相关素材。

拉玛三世笃信佛教，建立与修复超过50座寺院，并因救济贫民、释放动物而深受爱戴。他在位期间也致力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1822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派克劳福（John Crawfurd，后任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出使泰国，希望泰国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中支持英国。拉玛三世提供兵员与战象来协助军事行动，随后泰国与英国签署《伯尼条约》（Burney Treaty），成为盟友。

 

记忆与建筑：早期新加坡富商与泰国王室的互动

文庆地铁站 B 出口的组屋区，在19世纪是胡亚基（黄埔先生）的南生花园，也是殖民地政府借用来招待外宾之处。来自广州的园艺家在此打造岭南风格园林，据说池塘的王莲是泰国王族相赠的。

据说南生花园池塘的王莲是泰国王族相赠的。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花柏山下的丹麦海员教会（Danish Seamen's Church）前身为金钟大厦，陈武烈（陈笃生曾孙）以祖父陈金钟之名为别墅命名。那是20世纪初英国新乔治王式建筑（Neo-Georgian Architecture），但细微之处融合各国风情。整座建筑以红砖砌成，钟型屋顶采用金黄色法国长砖，一楼铺设富裕家庭常用的花纹地砖；二楼地板与梁柱则使用西澳珍贵的红柳桉木（jarrah wood，俗称血檀）。

花柏山下的丹麦海员教会（Danish Seamen's Church）前身为金钟大厦。

金钟大厦接待过泰国皇储查拉邦思（Prince Chakrabongse）。他前往俄罗斯求学，过境新加坡时都在金钟大厦住宿。1920年6月，37岁的王储在旅新期间，于金钟大厦病逝。

顺带一提，如今金钟大厦产权属土地管理局，租予新加坡丹麦社群。大厦红白相间的外观，竟与丹麦国旗相映成趣。

话说1984年某日，两名在新加坡居住的丹麦女子意外发现这栋废弃建筑，其外观几乎被藤蔓覆盖。当时丹麦社群正为海员教会寻找场地，敲定租约后便筹集资金整修。丹麦社群最终落脚于此，似乎也带着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

陈金钟（陈笃生长子）继承父亲的社会地位，并将米粮生意扩张至越南和泰国，与泰国皇室建立密切的关系，甚至为拉玛四世物色一名英语家教（可能就是安娜）。陈金钟与泰国私交甚笃，受委为泰国驻新加坡领事。1890年泰王拉玛五世与王后到访新加坡时，曾经在陈金钟的暹宫（Siam House）留宿。 20世纪初，暹宫成为道南学校初办时的上课场所。

桥北路与哥里门街交界的暹宫：柏龄大厦（Peninsula Plaza）的所在地。后面尖顶的建筑是亚美尼亚教堂。

陈金钟协助拉玛五世买下德雷葛通道 （Draycott Drive）一带的Hurricane House，作为拉玛五世在新加坡的住所。后来这栋房屋易主，泰国政府在附近另外购置产业，如今成为泰国大使馆。

Hurricane Nouse. credit: 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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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街说佘连城

作者：何乃强

 

一条老街，承载的不仅是车水马龙，更是一段尘封的历史。1926年，殖民地政府修筑了一条从小坡桥北路（North Bridge Road）通往美芝路（Beach Road）的新路，并将其命名为 “连城街” （Liang Seah Street），以纪念逝世不久的佘连城（1850-1925）。去年（2025年），这条街道迎来它的百岁诞辰。当我们漫步于此，不禁会问：佘连城究竟是何许人也？今日，就让我们聆听老街的回响，叙说这位先贤的传奇一生。这位被载入街名的先驱，其一生正是新加坡早期华社精英的缩影。

连城街” （Liang Seah Street）。2021年。

佘连城是新加坡第一移民潮州族群领袖佘有进（1805-1883）的第二儿子，在新加坡出生，在圣约瑟书院 （St Joseph’s Institution）接受英文教育。他的父亲非常重视母语教育，虽然把孩子送进英校，但聘请老师在家教导中文，让儿子学贯中西。长大后，佘连城在父亲所创的有进公司（Eu Chin and Co）担任秘书，及后成为公司主管。佘连城展现出卓越的商业魄力，先是接手了父亲早年创办的黄梨罐头厂中的合资业务，最终全数收购其他股份，独资经营，并将其易名为 “振业号（Chin Giap & Co）。

佘连城 Seah Liang Seah (1850-1925) 。图源：互联网。

1883年，殖民地总督委任佘连城为立法议会（Legislative Council）议员，步入殖民地的政治舞台。7年后因与其他议员意见不合，以健康为由呈辞，但过后被委任为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潮州帮）委员，11年后（1894年）他重返立法议会，同时也成为市议会（Municipal Commission）委员。1901年，他和陈若锦、李清渊同时被推举为建造维多利亚纪念堂（俗称大钟楼）筹委会委员。

1885年，长兄佘石城JP（太平绅士，1846-1885）去世，他接过棒子，出任潮州帮的义安公司总理。

佘连城热心社会慈善公益，捐赠赈济华中旱灾，英国威尔斯战争救济基金等等。1906年，他协助成立中华总商会。他的众多公共事业，在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文版一书，就有近30处提到他的名字。

英籍的佘连城是个不折不扣忠于英国的臣民，为了庆祝英皇统治周年纪念，他协助成立爱德华七世纪念基金，筹备Straits an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Medical School的成立，该学院就是后来的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1900年，他连同林文庆、宋旺相成立了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CBA），出任副主席，该会的宗旨是促进海峡华人效忠英国。

1895年佘连城买下已故黄埔先生胡亚基在实龙岗路850号一带所兴建的南生花园别墅，易名为明丽园（Bendemeer House）。佘连城常常在这别墅开园游会款待名流政要，包括清朝大臣李鸿章、暹罗朱拉隆功国王、殖民地总督、巨富权贵等。

原南生花园的明丽园（Bendemeer House）。图源：互联网。

佘连城有三个妻子，育有6子6女。女婿陈锡光（1892-1952）乃华联银行首任董事长；他的第3子佘应忠是殖民地政府封赐太平绅士JP ，也是后来的义安公司总理。一家三代皆为太平绅士，同被选出任总理这崇高职位，成为佳话。

不知是否受到前辈巨富黄梨大王陈泰（1839-1898）的影响，陈泰生前立下遗嘱，规定在他去世当天，在世所有后人全部离世21年后，才可以把财产分给仍在世的男性嫡系后代，确保代代富贵。佘连城于1920年亦立下一份极为特殊的遗嘱，规定其遗产须待英皇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1865-1936）最后一位子嗣去世21年后，后人方可继承。此遗嘱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等待。直到1996年，格罗斯特公爵亨利王子（Duke of Gloucester，1900-1974）逝世21年之期届满，约有370人声称自己是受益人并提出申请。最终，法庭判决佘连城约133名男性子孙分享约1150万元遗产，约100名女性后人分享约45万元。而此时，距佘连城离世已整整71年。这段跨越世纪的遗产案，为他传奇的一生添上了最后一笔浓厚的戏剧色彩。

佘连城的古怪遗嘱。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3, 1996.

今年，当连城街迎来百年之际，我们回顾佘连城的一生，看到的是一位穿梭于双文化之间的先驱。他从家族的基业出发，在商业、政治与社会服务诸多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条以他为名的街道，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标识，更是一座无声的纪念碑，向我们诉说着一个关于开拓、贡献与传承的隽永故事。

1980年代的连城街 。王振春摄。

 

参考文献

1.         李国梁，“小坡两条街Tan Quee Lan Street，Liang Seah Street”，《从夜暮到黎明》网站， 2013年 2月1日。

2.         Mr. Seah Liang Seah. ().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14, 1925.

3.         Song, O. S. (1984).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5 & 249.

4.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中文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5.         柯木林，“南生园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联合早报》 2011年10月15日。

6.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18, 1900.

7.         Tan, O. B. (1996, December 13), “Over 300 may gain from quirky will”,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3, 1996.

8.         何乃强，“新加坡第一移民”，《联合早报》2022年1月3日。

讲华语、看英文——我在台湾遇上的文字现象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5年12月22日。

台湾是新加坡人热爱的旅游目的地，12月上旬，我在台湾自驾游，从桃园沿东海岸一路南下至高雄，再经高速公路返回桃园。一路感受的人文气息与整体驾驶体验，都令人感到愉快舒适。“新加坡”在当地是个受欢迎的品牌，无论是在主要观光点，抑或途中短暂歇息，在地人往往主动寒暄、热情相待。

“新加坡”是个受欢迎的品牌，无论是在主要观光点，抑或途中短暂歇息，在地台湾人往往主动寒暄、热情相待。

这趟行程中，我特意造访两个新加坡人自由行时常到的地点——台北101与高雄佛光山，并在这两处不约而同地遇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台北101的鼎泰丰登记用餐时，客服经理询问我们来自哪里，在得知我们来自新加坡后，随即说会为新加坡客人提供英文菜单。抵达佛光山时，一名“师姐”听我说来自新加坡，便自然地递上英文地图与说明册，并再三叮嘱一定要参观佛陀纪念馆，强调馆内设有中英文对照的导览内容。

台北101的鼎泰丰登记用餐时，客服经理说会为新加坡客人提供英文菜单。

这些细微而体贴的安排，让我不禁联想到吴俊刚在《“新加坡人”怎么啦？》（《联合早报》2025年12月10日）一文中所提及的现象：部分台湾“名嘴”在电视谈话节目中数落新加坡华人，认为新加坡最重要的是英文，讲中文不过是为了经商便利。姑且不论这些名嘴对新加坡社会的认识是否全面，至少在这两个新加坡旅客高度集中的地方，我感受到在地人多少已锁定对新加坡人“讲华语、看英文”这一文化特性的认知。

抵达佛光山时，“师姐”听我说来自新加坡，便自然地递上英文地图与说明册，强调馆内设有中英文对照的导览内容。

这也让我想起自己求学时期的小学“华语”与中学“华文”课本。小学阶段学习的是“语言”，重在沟通与表达，让我们能够流利地对话；中学阶段学习的是“文字”，强调阅读、理解与修养，使人更为知书达理，也承担着文化传承的功能。

透过他人的几个小举动，或可窥见新加坡将近半个世纪双语教育所结出的成果。华语与英文的交叉使用，早已如同我们一再强调与守护的华人传统价值观一样，内化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或许正是大环境下逐渐形成的新加坡华人特色，也正在成为我们的一种身份认同。 

求学时期的小学“华语”课本，学习的是“语言”，重在沟通与表达，让我们能够流利地对话。

注：台湾是新加坡人热衷的旅游点之一，近年每年都有40多万人次赴台。根据王佳慧《新加坡旅客游台人数创新高 成东南亚之冠》（《新明日报》2024年2月26日），2024年新加坡人访台湾达46万3893人次，超越2019年冠病疫情前的46万63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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