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31, 2018

金门大厝

新马的金门


金门是台湾的地方,跟中国大嶝岛的直线距离少于两公里,跟厦门岛约五公里,但跟台湾却隔了310公里的台海。

中台对峙的年代,金门是第一线战场,经历过21年的炮战,1979年中美建交后,双方才停止炮轰,改为温和的喊话(广播)。台湾出动邓丽君到金门向对岸唱歌,据说第一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此后,中国有白天老邓,晚上小邓之说。老邓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富起来的邓小平;小邓是歌声温柔婉转,叫人心醉的邓丽君。

新加坡是金门人出洋人数最多的港埠,估计新加坡有约十万名原籍金门人士。新加坡也是因地缘、血缘与业缘所结合的乡团、会馆最多的地方。早期的经商者多以九八行贸易起家,劳动阶层则于新加坡河从事驳船业。1960至1980年代中叶是金门人的驳船运输事业的黃金时代,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驳船业。滨海南码头的渡轮,以及河上的观光船,依然是金门人的天下。

巴耶利峇路上段(Upper Paya Lebar Road)有一条金门路(Quemoy Road),道路两旁尽是私人排屋,环境清幽。

马来西亚西海岸的最南端有个叫龟咯的渔村,现在发展为深受新加坡人喜爱的海上度假村。这里是个“金门村”,业者以金门人居多。


(深受本地人喜爱的邦咯渔村,“原住民”主要来自金门)


老厝


金门和烈屿(小金门)之间的水道称为水头湾,水头湾旁就是金城镇水头村了。


(金门水头村建在水头湾旁)

水头村靠近码头,所以叫水头。先民回馈乡里,在水头兴建了金门最显目的侨村,精工细琢的闽南古厝与中西合璧的洋楼,打造了侨乡文化。如今已经很难找到这些手工一流的工匠,所以流行着“有水头富,无水头厝”之说。

水头聚落的老宅继承了闽南的风俗,几乎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高挂着自家姓氏宗族的门匾。当地有14世纪的黄氏宗祠,以及黄氏家族的得月楼和洋楼豪宅。“紫云衍派” 门匾上的“紫云”代表源自江夏的黄姓,俗称江夏黄,“衍派”则是传承家族脉络的重要印记。


(紫云衍派的主人源自江夏黄)

金门原为同安管辖,当地的老厝受到漳泉传统建筑影响,屋脊兩端的翹脊呈燕尾形,建筑学上可以减缓屋面所承受的风力,亦以此彰显该屋子的主人或祖先曾经当官,若有一排颜色不同的屋瓦,表示一品官,两排为二品官,以此类推。马鞍形的屋脊同样有舒缓风力的功用,不过马鞍形屋脊属于民宅。屋旁的气窗则应用“阴阳”的格局,算数为阳,单数为阴。阳宅的气孔必须是双数的,用错了就变成阴宅了。


(燕尾形与马鞍形屋脊,主人为七品官。窗户有四个气孔,所以是一间阳宅)

一般传统建筑的屋檐都有排水设置,雨水从称为“落水口”的孔道排出。有些落水口设计简朴,有些则采用水生动物如鲤鱼、青蛙等寓意吉祥的造型。鲤鱼生命力强,繁殖力旺盛,天降雨露如鱼得水,一家人便可富贵平安,多子多孙。当地人称青蛙为“水鸡”,鸡与魁音近,寓意读书人荣登魁甲,庄稼人水源充沛。


(屋檐的鲤鱼形落水口)


黄辉煌洋楼群


至于南洋式楼房多建于上世纪20年代至1937年(日本占领金门),这个时候也是南洋侨汇的兴盛时期,印证了“南洋钱,唐山福”。

1930年代初,黄辉煌在印尼经商致富,回故里兴建了“黄辉煌洋楼群”。


(黄辉煌洋楼群)

这些“番客”在外头见多识广,一方面将南洋中西合璧的山花柱头装置艺术風格带回家乡,另一方面结合了当地敬重文字,崇尚吉利的元素。两层楼的洋楼,大门两侧用红砖拼成“壽”、“禎祥”、“囍”、“富貴”字样,墙壁则以图案精美的西班牙瓷砖点缀。


(两层的洋楼)

前厅的六角形地砖表示欢迎宾客,房间的正方形地砖则寓意外宾止步。二楼墻上的时钟定于12:40,意思是 “当别人在中午休息用餐时,自己要工作到12:40才休息,比别人更努力才会成功”,代表着主人对后辈的期待。


(六角形地砖表示欢迎宾客)


(四方形地砖寓意私人地方,宾客止步。地上还设了探测动静的小窗)

此外,屋内还有躲藏的暗格,以及装置在地板上,观察外人动静的小窗户。

由于金门是个孤岛,为了防海盜侵扰,主人增添了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得月楼”。得月楼有地下坑道通往洋楼主屋,主屋旁挂着“紫云衍派”门匾的华丽洋房其实是“假宅”,让盗贼误以为这是富商的房子。屋子里有只容得下一人的通道,让家丁从假厝撤回到主屋内。


(碉楼为水头聚落最高点)

金门的陈景兰洋楼是另一个经典的侨乡。陈景兰在印尼和新加坡经营九八行,捐赠爱同学校、道南学校、华侨中学等。1921年在陈坑家乡兴建景兰山庄,创办学校。日本占领金门后,陈景兰逃难回到新加坡,日据时期逝世,不能在自己创建的豪宅度过晚年。


下南洋


回顾百余年前的岁月,金门先民离开家乡找出路,主要的目的地就是南洋。他们先乘船到厦门,再辗转到新馬和婆罗洲等地。这条海路叫“出洋”、“落番”。当地人常说“六亡三在一回头”,形容前往南洋谋生的人士,十人当中有六人客死他乡,一人受不了海上颠簸,中途回归故里,只有三人能够在异地存活下来。

金门人所经历的三波移民潮跟大陆的南方移民相似,第一波约于19世纪中叶,当时南洋地区实业迅速冒起,厦门开放为五口通商港之一,吸引了大批金门人越洋谋生。第二波是1912至1929年,那时正值民初,海盜横行,乡民受到第一波衣锦还乡的“番客”的影响,开启新一波的移民潮。第三波在1937年到1945年间,主要是为了躲避日军捉人当军伕。

陈加昌的《我所知道的李光耀》(298页)写道:
陈先生说(博主注:陈先生为金门居民,当时应该是1981年),散居在南洋的金门人约有八万多人,约岛上四万居民的一倍,新加坡一地就有三万。菲律宾其次,有六千人左右,再来就是印尼、印度、北婆罗洲(沙巴州)、安南(中南半岛)及缅甸。陈先生告诉我,新加坡的红灯码头,新加坡河及铁巴刹(Clyde Terrace Market, 今美芝路新门广场 Gateway twin towers)一带的苦力,这个滩头,皆是金门人所控制。
金门在整个中国算是极小,如果没有1949年10月金门“古宁头”战役和以后两三次炮战震惊了世界,它不会受人注意,还仅是荒芜的小渔村。
不过,金门人在海外,却是“济济多士”。新加坡一地,早年有黄庆昌、郑古悦、….。以财论富,有好几个是登上世界大财富榜的。大华银行老板黄祖耀是当中一位,于1987年至1989年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林荫华也是金门人。
在外的金门人,多是经商,岛内的亲人一般上生活算是过得去,他们有“侨汇”。大陆炮战那年汇款依旧不变,所以金门人还不算十分穷困。
顺便提一提,由于男人年少就到海外谋生,到了适婚年龄才回乡盖房屋、修祖坟、娶老婆,然后又下南洋了。有些在外地另外安家,岛上曾经有上千的活寡妇,寂寞一生。


新台的交往


李光耀于1981年,在时任台湾总统蒋经国陪同下参观了金门战地

蒋经国与李光耀交情深厚,新加坡刚独立时,对新加坡伸出援手,在新加坡投资设厂,设立台湾商品店,提供训练场地等。我于1970年代到裕廊飞禽公园后面的留芳路打假期工的台隆造纸厂,便是家台资企业;珍珠坊一楼的大星百货公司和欧南园的百货公司专卖台湾产品。

过去台湾对新加坡的协助,或许是今天大陆民粹主义人士,或是一些本地人忘记,或是不知道的事实。


(金门马山观测所坑道内。1981年,蒋经国陪同李光耀等人参观马山喊话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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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24, 2018

三套车

我们唱过的歌


1970年代,新加坡广播电台第三广播网(现在的新传媒电台958)播放流行歌曲,也播放“文艺歌曲”,传播健康文化

印象中的文艺歌曲时段是下午1.30时与傍晚5.30时,节目长约半个小时。此外还有歌曲教唱,让我学会了好些中国歌曲与本地创作。1980年代的周末节目则有海外听众点播,由于深受新马印听众喜爱,节目甚至长达两个小时。

日后,本地文艺圈子掀起惊天动地的变化,文艺歌曲不再受欢迎,如今只是偶尔在徐惠民周末晚上主持的旧歌时间听得到。

1970年代本地文团发展蓬勃,集体创作了许多“正派”、“健康”的文艺歌曲,比新谣早了十年以上。但本地文艺歌曲的命运就像新谣一样,十年间就结束了。

21世纪初,创新科技老板沈望傅凭着过去的艺术理想,兴建了面积约半个足球场大的扇形“创新源露天剧场”。当创新科技的业绩走下坡之后,只能“以商养文”的露天剧场成为商业交易的牺牲品。鼎盛时期,剧场每年有数场集体歌唱大会,每次可吸引数千名昔日的文艺爱好者一起一起唱着“我们唱过的歌”,可算是本地大家唱活动的起源地。

“我们唱过的歌”多数是70年代的文团创作与文革时代的歌曲。虽然那个年代的社会理想与向农民学习等思潮已经不再,但让中老人家回味一下理想的年代,激情地唱着与“靡靡之音”抗衡的“健康歌曲”,亦不失为好事一宗。

1999年,我在伦敦工作的时候,妻子小孩飞行于伦敦与新加坡之间。一个人的生活除了逛博物馆、到各城镇见识地方人文、去pub感染当地的酒吧文化外,就是住家对面的社区图书馆Camden Town Library。图书馆可以借书,也可以借光碟,在老外的地方认识了“艾敬”这位独特风格的中国歌手,颇喜欢她所诠释的《三套车》,有一股空旷不羁的味道,仿佛在阐述着一段跟“老马”哀怨缠绵的故事。

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是一首当年本地文青的“流行歌曲”。


(三套车。图片来源:А.А. Дейнека

“老马”非马


跟刘健茂和刘国汉闲聊时谈起这些“流行歌曲”,国汉表示“老马”非马,而是小伙子的女朋友,“老”是昵称,就像我们互称对方老刘、老李一样。

广泛流传的《三套车》的歌词是这样的: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它。
20世纪初,《三套车》在俄罗斯流传开来。当时,俄罗斯地广人稀,马车成为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三套车,老马,冰河,赶车人,乘客,财主,苍茫的旋律。艺术意境里带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冰天雪地里凄凉的景象,小伙子甚至纯真地愿意守候着跑不动的老马。

根据刘国汉传来的资讯,若从俄文直译过来,“老马”是小伙子的女朋友。在女人被合法贩卖的年代,小伙子心爱的 “老马” 姑娘将被财主买去当奴役,从此跟幸福的生活告别。歌词是对旧社会揪心的申诉:
冬天,沿着母亲河--伏尔加河,疾驰着一辆驿站的三套车。车夫忧郁地唱着歌,摇动着他那蓬乱的头。
小伙子,你在想什么?乘车人温和地问。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告诉我,是谁使你这样难过?
啊,先生,圣诞节要到了,她不再是我的了。无耻的财主把她选中,她再也看不到欢乐的日子了。
沈阳出版的《音乐生活》月刊1989年7月号上,高森的文章《一字之差,面目全非》指出,《三套车》的中译文将“夺人之爱”误译为“夺人之马”,歌曲反映的“是基于受奴役所酿成的一场震憾人心的爱情悲剧”。

武汉出版的《中学俄语》1993年第8期上,沙安之提出同样的质疑。

《光明日报》1996年12月25日,鲁德双指出这首歌曲的译文错误,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引起广泛讨论。

不过,“老马”和“姑娘”的误解己成熟饭,大家都接受了老马是马,马儿老了,财主要把它卖掉,车夫动了真情。只是这样的故事不像原文的爱情悲剧,感染力削弱了许多。

张宁重译了《三套车》,刊登在《歌曲》1998年第3期上,为21世纪的《三套车》赋予新生命:
看三套车飞奔向前方,在寒冬伏尔加河岸上。赶车人低垂着他的头,忧愁地轻声歌唱。
乘车人问那年轻的车夫,为什么独自忧伤?为什么深深叹息,歌声中充满凄凉。
好心人我的爱情受折磨,我爱她快一年时光。可恨那工头阻拦我们,痛苦只能往心中藏。
眼看着圣诞节将来临,心上人不再属于我。凶恶的财主要把她夺去,她今生不再有欢乐。
赶车人默默收起鞭子,插在了他的腰带上。停下吧,受苦受累的马儿哟,车夫吐露着哀伤。
马儿哟,我们就要分手,从今后天各一方,我再也不能赶着马车,奔驰在伏尔加河上。我再也不能赶着马车,奔驰在伏尔加河上。

老马是她还是它?


郭永发传来更新的讯息,原来老马的辩论并没就此了断。《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2月22日, 靳平妥以俄文的她与它(ей)通用为由,认为老马是马,而并非姑娘。实际上,财主是要将三套车给卖了,小伙子没了谋生工具,日后生活更艰难了。因此《三套车》的原版才是正确的。

《三套车》的英语译本为“There Flies the Mail Coach”。 因为同在欧洲,英语国家在文化背景上跟俄罗斯较多交流,对这首歌的解读也认同”老马是位姑娘”的说法:
There flies the mail coach. Along Mother Volga in the snow. The coachman, forlornly singing, rocks his head wildly.
About what've you fallen to thinking, lad? The passenger attentively asked. What's gotten a hold of your heart? Tell me, what's grieving you so?
Akh, dear man, good man. It's nearly a year since I've been in love. A pagan Tatar elder. Chides me, and I endure it.
Akh, good man, it's Yule-tide soon. And now she is not to be mine. A rich man chose her, a hateful man. She'll not see joyful days..
The coachman fell silent and his leather knout. He thrust vexedly over his belt. Stop! You restless brothers! He said, sighing sorrowfully himself.
My swift horses will grieve over me. On our parting. No longer will they dash. Along the Mother Volga in winter!
可以肯定的是,原版歌词简单,已经深入民心。唱新版的歌手不多,被还原的《三套车》始终流行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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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17, 2018

特展《永记1942》:从中日战争蔓延至太平洋战争

七七事变


国家博物馆的特展《永记1942》(Remembering 1942)经过半年的展出,已经于2018年3月25日拉下帷幕。可能是近年来相关的题材普遍了,二战记忆也越来越遥远了,参观的访客不多。对于导览员来说,这反而有个好处,可以跟访客有更多互动与交流。


(《永记1942》特展。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永记1942》的重点是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到整个东方战场的因素。

卢沟桥是进入北平(北京)的唯一通道,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三面受到日军控制,差不多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声称有一名士兵突然失踪,实际上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去拉肚子。日军自导自演下,趁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由吉星文团长守住卢沟桥。不过由于军力悬殊,23天内,北平天津两个重要城市都陷落了。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

七七事变后,日本国内扩张派军人对天皇说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中国事情,结果“三个月的事情”却变成了漫长的八年。蒋介石从南京迁都到重庆,战时首都从东迁到西的目的,就是以空间来换取时间,终于等到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救援,扭转了挨打的局势。

1938年6月打响的“武汉大会战”,是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战线拉得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战役。国民党采用“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虽然四个月后武汉弃守,武汉抗战使抗日战争转入持久抗战的阶段。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没法实现。


(中华民国抗战海报。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1940年初日本面对如何解决侵略中国问题的困境,当时日本庞大的兵力(25师团,20旅团)困在中国。1940年7月美国对日本实行第一轮经济制裁,使到日本面对放弃侵华或南侵东南亚占领资源的选择,最后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策划太平洋战争。


(大阪朝日新闻:汉口沦陷。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战前马来亚的橡胶生产占全世界的40%,锡则占60%,这些都是战争时期重要的策略资源。新加坡的基础设施亦已相继落成,一片欣欣向荣,为部署昭南特别市埋下先机:

1923年:新柔长堤,新世界
1926年至1928年:新欧南医院(中央医院),竹脚医院
1927年:圣詹姆士发电厂
1928年:浮尔顿大厦
1929年:市政厅大厦,大世界
1932年:丹戎巴葛火车站
1937年:加冷民用机场,快乐世界
1939年:国泰大厦

虽然新加坡已经逐步进入备战状态,但陷入欧洲战争的英国,最终跟美国达成协议,主战场放在欧洲而非亚洲。1940年11月,德国把取得的英国秘密情报交给日本,如果开战英国无法派援军去新加坡。


(三巴旺船坞开幕,当时号称世界最大的船坞,能够容纳航空母舰。1968年12月1日,英国以1元转让给新加坡,发展成为三巴旺造船厂。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1941年7月,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1日,美国实施石油禁运,英国、荷兰都跟进。面对ABCD(America, British, China, Dutch)的围攻,1941年12月1日东京御前会议决定开战。12月8日,日军在马来亚登陆,掀开东南亚的战役。


(对于攻打新加坡,日军早已收集好了情报,并作了严谨的进攻计划。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九一八事变实为太平洋战争的前奏



虽然1937年的全面中日战争导致日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追溯起来,显然“九一八事变”为日后的亚洲战场铺了路。

1927年,中国境内爆发持续性的国共内战,国民政府的主要军力调到南方,围剿共产党。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为由,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张学良认为日军只是存心挑衅,并非真正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日军于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一周内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多座城市,不到半年便将中国的东北三省(当时称为满洲)100万平方公里揽入怀里。


(日军于九一八发动进攻沈阳,张学良采取不对抗政策。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满洲列为扩张的第一目标,主要是国内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东北则拥有丰富的铁和煤矿资源,辽阔的东北平原是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可以弥补日本国内资源的不足。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不断扩张,主要战役有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事变,淞沪战争),1933年1月1日长城抗战(日军攻打山海关),1936年绥远抗战等。

虽然面对着日军的不断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认为红军的威胁更大,执意“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张学良于1936年初跟共产党会晤后,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对如何“处理”蒋介石意见不合。张学良认为国家的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抗日必须联蒋,共产党则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不久后,共产党改变初衷,“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以争取国民党参加抗日。

1936年12月11日,“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在西安召集干部会议,宣布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的大阴谋。12月12日凌晨2时,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而获释。

12月25日圣诞节下午4时,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离开西安,飞到洛阳,结束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直至中日战争结束。可谓成也张学良,败也张学良。


为何关东军可以在东北驻扎?



再往前追溯,为什么关东军可以在东北自由活动,甚至进行挑衅?

简而言之,关东军乃日俄战争的后续。它牵涉到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在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一带海域所发生的日俄战争。

为何日俄战争不在日本开打,不在俄罗斯开打,却在中国的土地上交锋呢?

简单的说,就是清朝国势式微,并没有跟上现代化管理与科技的步伐,结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沉了中国清朝所有战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完全失去了制海权。1895年签下《马关条约》,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主权落入日本手中。当时,俄罗斯在东部只有冬天结冰的海参威港可以驻军,正在策划开发远东不冻港。于是俄罗斯联合德国和法国,进行三国干涉,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最终与中国清朝签订《辽南条约》,归还辽东半岛。

俄罗斯以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跟清政府签订租借旅顺港的《中俄密约》,解决了海军需要不冻港的需求,并着手部署舰队。1897年至1903年间,在驻守满洲的俄罗斯军队的监护下,俄罗斯和中国建造了由哈尔滨通过沈阳到旅顺港的东清铁路。虽然名义上,满洲仍然是清朝的领土,实际上形同俄国的一个省份。

1900年,清朝发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压制暴乱,俄罗斯以保护领事与资产为由,兵分数路,20万大军长驱直入东北。至此,东北三省全境落入俄罗斯控制。

俄罗斯侵呑满洲的企图,使日、英、德、美、法等国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会受损,出面要求俄罗斯撤军。俄罗斯则上演了一出戏,非但没有真正履行撤军条约,甚至于1903年4月18日另提《七项撤军新条件》,其中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侵呑满洲的条款,并重新出兵占领沈阳。

清廷外务部官员将撤军新条件的内容透露给日本驻华外交官,日本与俄国进行交涉但谈判破裂。1904年2月9日俄国对日宣战。隔天日本政府亦正式对俄罗斯政府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1905年2月的奉天会战,俄罗斯战败退守,但双方都元气大伤。日本通过美国,向俄罗斯提出和平交渉。俄罗斯寄望正在途中的波罗的海(Baltic Sea)舰队抵达后可以扭转战局,所以拒绝日本的提议。


(俄罗斯寄望正在图中的波罗的海舰队能够挽回劣势,没想到经过七个月的航行后,军人都已经疲惫不堪,兵败如山倒。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波罗的海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从北欧启航,经地中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和南中国海,在海上颠簸七个月后,终于在1905年5月到达日本近海,并于5月27日与以逸待劳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交战。两天内,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俄罗斯政府不得已面对现实,通过美国协调后,日俄双方于9月5日签订和平协议(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取得对南满的控制及稳固对朝鲜的统治,关东军开始在满洲驻扎,为日后的扩张埋下伏笔。


(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从北欧航行七个月,在对马海峡一战全军覆没。舰队于1905年4月6日途径马六甲海峡,一艘德国游轮的乘客目睹了这幕奇景。H C Sopping Wright 提起画笔素描,Melton Prior 重画,发表在1905年5月6日的London News。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


战争的后续


俄罗斯在日俄战争损失了常规军事力量,国内自此动荡不安,爆发一连串革命事件。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沙俄被推翻,苏联成立。

日本的胜利则象征着一个东方的新兴国家击溃了一个西方主要强国。日本崛起为世界上新的强权。土耳其、波兰与芬兰等长期受到俄罗斯海军的威胁,得知日军胜利后都非常振奋,波兰甚至爆发反俄的民族主义运动。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认为:“日本的胜利减轻了我们的自卑感。一个西方强国的战败引申出亚洲仍可以像古时一样击败欧洲。” 孙中山表示:“我们认为俄罗斯败于日本可以被视为东方击败西方。我们视这次胜利为我们的胜利。”

二战后东南亚人民看到洋人也有战败被俘虏的时候,纷纷争取独立,精神层面跟日俄战争是颇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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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10, 2018

五分钱大过牛车轮

身无分文


过去世道不景的年代,先辈来南洋谋生,碰到债主讨债或私会党收取保护费,常说“我身上半分钱都没有”,有些则进一步说自己“烂命倒有一条”。这类“跑江湖”的口吻延续至今,可一窥当年“身无分文”之余,在生活中“打拼” 的困境。他们为了几分钱而刀光拳影,甚至拼了性命,回不了“唐山”。

到了我成长的年代,
市面上还使用着以英女皇伊丽莎白头像铸造的一分钱的马来亚货币,有圆的也有方的,新马都可以使用。由于没见过半分钱,因此一厢情愿地认为半分钱只是江湖口吻。

新加坡独立后有了自己的货币,当时还有发行比五分钱还要大些的一分钱,不过是铜铸的,所以闻起来有名副其实的“铜臭味”。近年来市面上连五分钱都少用了,一分钱在时代的巨轮下成为见证历史的私人收藏。

德士师傅郑章存先生让我见识了他收藏的海峡殖民地钱币,除了有1908年的圆形半分钱和1932年的方形半分钱之外,还有1916年的四分之一分,也就是半分钱的一半,俗称“一须古”。这些钱币的背面是时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的头像。


(1/2分,1/4分的海峡殖民地铜币)



(铜币背后有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的肖像)


郑章存打趣道,他将这些铜钱带在身上,是为了跟同行聊天时开玩笑用的。他可以随时将铜钱掏出来,大声说“谁说我半分钱都没有,我连一须古都有”。

百年前的铜钱证实了“身无半分钱”确实有历史考证,不是乱盖的。既然连四分之一分都用得上了,五分钱大过牛车轮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了。


五分钱能做什么?


到底五分钱有多大?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我手上拿着五分钱就可以开开心心地跑到俗称“妈妈店”(“Mama shop”)的印度人零食摊买两粒牛奶糖,两个五分钱可以买一片五颜六色的九层糕或者在学校的食堂买一碟炒米粉。

那个年代,万金油和保济丸都很盛行,
两个五分钱就可以买一盒万金油或一瓶保济丸,作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家居良药了。红色盒子的万金油可以医治头痛肚痛、虫蚊咬伤等;同样红色包装的保济丸则是舟车晕浪、肚痛腹泻的良方。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两者结合一起内服外用,还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就这样五分一毛地存起来,累积到一块钱就拿到住家附近的“钥匙银行”(POSB),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元一元地攀升,心头不免喜滋滋地乐开了怀。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性石油危机推高了本地的物价,吃碗云吞面要三毛钱,“妈妈店”的糖果也以一毛钱起跳了。



老妈姐的故事


近年来听退休后回到中国顺德家乡的老妈姐讲故事,心里多了些五分钱的体会。

老妈姐欧阳焕燕十四岁来到新加坡,跟姐姐在陈嘉庚家打工。当时她并不知道陈嘉庚是华侨领袖,组织南侨机工回中国抗日,还募集了一亿多元来支援国军。新加坡陷入日战,陈嘉庚仓惶逃到印尼,将小女儿委托给欧阳焕燕和她的姐姐看管。日治结束后,已经在陈嘉庚的邻居李光耀家工作的欧阳焕燕亲自将小姐交到陈嘉庚夫人手中。

欧阳焕燕记得当年新加坡的巴刹就像联合国,混杂着各种语言,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红毛话等,看似鸡同鸭讲,到头来却通行无阻。她说战前两三分钱就可以吃一碗云吞面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三块钱左右。当时她们姐妹们就这样两分钱三分钱地存起来,将打工的五六元工资的余钱养活家乡的亲人。

异乡打拼的妇女就像当年的男工一样,将挣来的工钱通过汇寄、水客(来往中新两地的商人)或归国的乡里带回家,为乡下众人带来温饱,为城镇带来繁华。一般回乡探亲的南洋客外表十分风光,甚至不惜通过标银会、借高利贷等来搞排场,到头来制造出南洋是金矿的误解,反而加重了自己肩膀上的担子。


流通钱币知多少


新马曾经使用过多种货币。马来半岛上的几个早期王国如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柔佛都有自家通行的金币。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加尔各答的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和铜币,并在新开埠的槟城殖民地流通。

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新加坡后,新加坡的商人使用西班牙元和印度卢比。那个时代的西班牙银元是国际货币,就像20世纪的美金和21世纪异军突起的人民币一样。

为了抗衡西班牙银元,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把印度卢比设定为新加坡的标准货币,然而却遭到新加坡商人的强烈抗议。1867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不归英国驻印度总督管辖后,新加坡才停止使用卢比。

19世纪末,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成立货币局,新加坡终于跟马六甲和槟城拥有属于自己的海峡殖民地钱币,华社称之为叻币。1939年,叻币由马来亚货币取代,足见当时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的囊中物。



(1939年发行的马来亚元,战后还在使用)

到了日治时期,许多人将手上的马币兑换成香蕉票(军钞)。过了昭南岁月后,香蕉票都作废了,一夜之间完全改写了手上拿着一箱箱香蕉票的本地人的命运。



(日本军政府自己发行的军钞。10元面值的钞票印上香蕉,军钞统称为“香蕉票”)

战后物资缺乏,通货膨胀,战前两三分钱一碗云吞面的光景不再。相反的,一碟咖喱饭卖到一元五角,殖民地政府只好将在英国实行的民众餐室带到本地,为劳动大众提供三毛半的营养餐。民众餐室的概念日后发展成为小贩中心的经营模式。


物价受到控制后,我才有幸感受到短暂的五分钱大过牛车轮的岁月。

Friday, August 03, 2018

跟孟加拉劳工萍水相逢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8年7月28日

近日来圣约翰岛上发现含有石棉物质,封锁超过半个岛屿进行清理。

过去在船舶业工作,旧船上的冷气风道和烟囱都包着石棉来隔热。石棉没有什么杀伤力,不过微颗粒状的石棉尘吸入体内会导致肺癌,新加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已于30年前陆续禁用。

孟加拉乃世界最大的船只解体中心,旧船为古老的农业国带来生机。我们“杀船”的时候往往通过中介,将偌大的船只拖到孟加拉的海滩解体。船厂采用分包制来节省成本,最终由缺乏技术与安全意识的廉价劳工与童工负责。看着这些“不知死活”,淳朴憨笑的脸孔,心头不禁一酸。


(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度垄断了全世界的“杀船”业,作业最大的缺陷是安全考量。图片来源:路透社)


走出去就有路


孟加拉的另一资金来源就是输出劳动力。估计新加坡有约13万名持工作准证的孟加拉外劳,分布在建筑、船厂与服务业,继早年的三水女工、马来西亚与泰国客工后,携手打造这座城市。

至于在我居住的社区做清洁与搬运的豪森(Mohammad Ali Hossen),由于雇主标不到新合约,只好打道回府。

临别时,豪森上门作客,透露了在新加坡6年的经历。

客工离乡别井,无非是因为家境贫困,期望改善家人的生活。在异乡打拼了这些年,豪森的家里增添了电饭锅、平面电视和新衣物,母亲和妻子也有些简单的金饰。由于乡下经常断电,豪森还准备装置太阳能板呢!言谈间豪森有一份自豪感,不过已经不名分文,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袋袋平安”,回去当“土王”那么风光。


(豪森家乡的“甘榜”屋,用锌板搭建而成。图片来源:Mohammad Ali Hossen)

豪森和其他典型的客工一样,通过朋友间的口传,在电视上看到美丽的城市风貌,了解到新元的汇率强劲,才兴起了走出去就有路的念头。“出走”到世界各地的孟加拉客工,汇回家乡的金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沙地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新加坡都是他们的首选。孟加拉大使馆的网站显示,本地客工每年的侨汇约4亿元,平均每人3000多元。

小印度的慕斯达法(Mustafa)是印度与孟加拉客工“花大钱”的地方。慕斯达法24小时开放,货品大众化,还有“打包”、汇款及机票服务。一站式的贴心经营为言语不通,必须长时间工作的外劳提供了许多便利。


出国的“卖身契”


豪森的家乡在Charshindur ,距离首都达卡约两小时车程。由于自小便在爷爷留下的农场干活,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豪森读了12年书,专修工商管理与经济,无奈国内僧多粥少,只好留在农村。 2012年初,豪森跟妻子和两个月大的儿子挥别,怀着憧憬抵达新加坡。本地的中介公司成为“新客”第一夜的落脚处,第二天便到市镇会上班。

豪森支付了12,000新元给孟加拉的中介,到了新加坡之后才知道单程机票不过300元左右,新加坡的中介收取几百元行政费,显然一个人出国谋生,养活了当地一大群人。中介费水涨船高,如今已达14,000新元,差不多是工作两年不吃不喝的积蓄。

豪森更新过三次工作准证,共付了5千元给雇主作为行政费。连同出国那笔数目,这些年来的5万元总收入,三分之一给了两地的中介。初踏出国门那笔巨额贷款,花了四年才还清。有些客工因为老板标不到新合约,只在本地逗留了一年半载。想到孟加拉的最低月薪少过30新元,从此可能负债一辈子,回家的日子越近,心情越忐忑不安。


市场运作


初到新加坡时,豪森的月薪为600元,一个月后加薪至700元,此后多年来都没再调整过。员工少了,工作量则在“提高生产力”的标语下激增。

雇主通常为新客安排原国籍的管工。有些管工为了取悦雇主,不惜舍弃乡情,利用新客的困境,以最不堪入耳的言语向他们恐吓施压。既然骑虎难下,只好忍气吞声,化耻辱为动力。

有一回搬旧家具上罗厘车时头部撞伤,雇主甚至将工伤赔偿占为己有。雇主为他们安排的组屋单位住了十多人,一屋子男人的住所凌乱发臭,难怪常见豪森在停车场底层的储藏室过夜。

追溯起来,承包商竞标市镇会合约时,往往都将价格压低。分层外包加上不断上调的劳工税,不是转嫁到下层员工就是消费者。以我所居住的社区为例,虽然近年来杂费调高了许多,清洁与维修管理的开销部分却减了三成。令人艳羡的清洁水平,已成昨日黄花。


最值得回忆的


豪森只在更换准证时回乡探亲。一家人相聚的感觉格外温馨,短暂相聚之后的别离则最煎熬。孩子问他为何来去匆匆,妻子欲语还休,一切尽在不言中,难分难舍的场面历历在目。


(儿子一天天长大,成为豪森当客工的最大动力。图片来源:Mohammad Ali Hossen)

豪森知道新加坡有保护客工的法令吗?合约期满时,雇主必须支付回国的机票吗?豪森表示雇主和管工都咬定他的合约无此条规。面对模棱两可的状况,一般上客工都以“退一步海阔天空”来对待。有谁愿意被雇主列入黑名单,断了日后的财路?

在新加坡的两千多个日子,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三年前,淡滨尼市镇会实行“无清洁日”,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定为休息日,终于不需要一年工作365天。豪森曾经利用难得的休假,跟工友去了飞禽公园,唯一的一次宠宠自己。此外就是遇到有心人,见到他们排队买饭,偶尔做个顺水人情。两三块钱对我们来说事小,他们的感觉就像雪中送炭。

贫困的农村、变相的契约、忍辱吞声的拼搏、引颈期盼的汇款,现代客工异乡寻梦的情节似曾相识,就像先民下南洋的翻版,浮光掠影中为时代拼凑了另一片记忆。


(豪森利用一个月一天的休息日,到明地迷亚探访没得休息的乡里。图片来源:Mohammad Ali Ho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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