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10, 2018

五分钱大过牛车轮

身无分文


过去世道不景的年代,先辈来南洋谋生,碰到债主讨债或私会党收取保护费,常说“我身上半分钱都没有”,有些则进一步说自己“烂命倒有一条”。这类“跑江湖”的口吻延续至今,可一窥当年“身无分文”之余,在生活中“打拼” 的困境。他们为了几分钱而刀光拳影,甚至拼了性命,回不了“唐山”。

到了我成长的年代,
市面上还使用着以英女皇伊丽莎白头像铸造的一分钱的马来亚货币,有圆的也有方的,新马都可以使用。由于没见过半分钱,因此一厢情愿地认为半分钱只是江湖口吻。

新加坡独立后有了自己的货币,当时还有发行比五分钱还要大些的一分钱,不过是铜铸的,所以闻起来有名副其实的“铜臭味”。近年来市面上连五分钱都少用了,一分钱在时代的巨轮下成为见证历史的私人收藏。

德士师傅郑章存先生让我见识了他收藏的海峡殖民地钱币,除了有1908年的圆形半分钱和1932年的方形半分钱之外,还有1916年的四分之一分,也就是半分钱的一半,俗称“一须古”。这些钱币的背面是时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的头像。


(1/2分,1/4分的海峡殖民地铜币)



(铜币背后有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的肖像)


郑章存打趣道,他将这些铜钱带在身上,是为了跟同行聊天时开玩笑用的。他可以随时将铜钱掏出来,大声说“谁说我半分钱都没有,我连一须古都有”。

百年前的铜钱证实了“身无半分钱”确实有历史考证,不是乱盖的。既然连四分之一分都用得上了,五分钱大过牛车轮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了。


五分钱能做什么?


到底五分钱有多大?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我手上拿着五分钱就可以开开心心地跑到俗称“妈妈店”(“Mama shop”)的印度人零食摊买两粒牛奶糖,两个五分钱可以买一片五颜六色的九层糕或者在学校的食堂买一碟炒米粉。

那个年代,万金油和保济丸都很盛行,
两个五分钱就可以买一盒万金油或一瓶保济丸,作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家居良药了。红色盒子的万金油可以医治头痛肚痛、虫蚊咬伤等;同样红色包装的保济丸则是舟车晕浪、肚痛腹泻的良方。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两者结合一起内服外用,还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就这样五分一毛地存起来,累积到一块钱就拿到住家附近的“钥匙银行”(POSB),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元一元地攀升,心头不免喜滋滋地乐开了怀。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性石油危机推高了本地的物价,吃碗云吞面要三毛钱,“妈妈店”的糖果也以一毛钱起跳了。



老妈姐的故事


近年来听退休后回到中国顺德家乡的老妈姐讲故事,心里多了些五分钱的体会。

老妈姐欧阳焕燕十四岁来到新加坡,跟姐姐在陈嘉庚家打工。当时她并不知道陈嘉庚是华侨领袖,组织南侨机工回中国抗日,还募集了一亿多元来支援国军。新加坡陷入日战,陈嘉庚仓惶逃到印尼,将小女儿委托给欧阳焕燕和她的姐姐看管。日治结束后,已经在陈嘉庚的邻居李光耀家工作的欧阳焕燕亲自将小姐交到陈嘉庚夫人手中。

欧阳焕燕记得当年新加坡的巴刹就像联合国,混杂着各种语言,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红毛话等,看似鸡同鸭讲,到头来却通行无阻。她说战前两三分钱就可以吃一碗云吞面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三块钱左右。当时她们姐妹们就这样两分钱三分钱地存起来,将打工的五六元工资的余钱养活家乡的亲人。

异乡打拼的妇女就像当年的男工一样,将挣来的工钱通过汇寄、水客(来往中新两地的商人)或归国的乡里带回家,为乡下众人带来温饱,为城镇带来繁华。一般回乡探亲的南洋客外表十分风光,甚至不惜通过标银会、借高利贷等来搞排场,到头来制造出南洋是金矿的误解,反而加重了自己肩膀上的担子。


流通钱币知多少


新马曾经使用过多种货币。马来半岛上的几个早期王国如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柔佛都有自家通行的金币。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加尔各答的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和铜币,并在新开埠的槟城殖民地流通。

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新加坡后,新加坡的商人使用西班牙元和印度卢比。那个时代的西班牙银元是国际货币,就像20世纪的美金和21世纪异军突起的人民币一样。

为了抗衡西班牙银元,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把印度卢比设定为新加坡的标准货币,然而却遭到新加坡商人的强烈抗议。1867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不归英国驻印度总督管辖后,新加坡才停止使用卢比。

19世纪末,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成立货币局,新加坡终于跟马六甲和槟城拥有属于自己的海峡殖民地钱币,华社称之为叻币。1939年,叻币由马来亚货币取代,足见当时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的囊中物。



(1939年发行的马来亚元,战后还在使用)

到了日治时期,许多人将手上的马币兑换成香蕉票(军钞)。过了昭南岁月后,香蕉票都作废了,一夜之间完全改写了手上拿着一箱箱香蕉票的本地人的命运。



(日本军政府自己发行的军钞。10元面值的钞票印上香蕉,军钞统称为“香蕉票”)

战后物资缺乏,通货膨胀,战前两三分钱一碗云吞面的光景不再。相反的,一碟咖喱饭卖到一元五角,殖民地政府只好将在英国实行的民众餐室带到本地,为劳动大众提供三毛半的营养餐。民众餐室的概念日后发展成为小贩中心的经营模式。


物价受到控制后,我才有幸感受到短暂的五分钱大过牛车轮的岁月。

4 comments:

Anonymous said...

我记得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小学的时候,食堂出售一碗叻沙5c,鱼丸米线10c,叉烧麵15c,
在戏院街与登婆街一带的云吞麵30分/碟,‘ 豬腸’ 粉10c/条或15c/两条,粥20c/碗,当时的物价一
般上是稳定的,各国之间的滙率也几乎是固定的。
在那个年代,一间新建的双层duplex洋房也不过$23,500/=左右吧了。
英镑在1967年的貶值震惊了许多人,新加坡政府趁机推出了自己的鈔票。
当时多数国家的鈔票都实行 ‘金本位’ 制,1971年 ‘金本位’ 制被 ‘联系滙率’ 所取代,自此,各国 ‘自
由’ 操控滙率,‘自由’ 发行鈔票,‘通货膨胀’ 也如 ‘脱缰之马’,物价甚至到了 ‘突飞猛进 一日千里’ 的
地步!
五分钱大过牛车轮?如今5c硬币已经绝迹,就算 “大牛”($500)或 “金牛”($1000)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我还记得二,三拾年前为了便于携带,我多次向新加坡的银行指定支取 “一盘水” 即 ‘壹萬元’ 現
鈔的时候,每次都必须出示 “登记”,并记录在案。不知道今天还是否依然?

Anonymous said...

5c 钱是不是真的大过牛车轮?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在六十多年前,它应该不是小数目。
我还记得在1950年代初我还是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有一天,不知怎的我的班主任老
師发现我的口袋里有两张$1鈔票,当天她把我 ‘留堂’,不允许我回家,我的母亲到学校
接我的时候,她竟然查问她这$2的来历,在我母亲肯定是她给我收着的时候,她才劝她
以后不要让我有 ‘太多’ 钱带在身上,然后放我回家。以今天的标准,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还记得当年我每天上学必须乘坐巴士,五十年代我从Macpherson Road坐STC12号到
Bras Basah Road 10c,然后转STC10号到大门楼5c。六十年代我从Paya Lebar Road
坐巴耶利巴士或 Aljunied Road坐郑古悦巴士到Geylang Road 5c,然后转樟宜巴士到
Siglap5c,七十年代从三马路乘绿色3A巴士到裕廊50c,看得出当时跨越二十年我的学
生时代车资是挺稳定的,不轻易起价。
过去十年耒世界各国先后推行 ‘量化宽松’(QE)疯狂印鈔的政策,进一步刺激物价
(尤其不动产)飞涨,已经到了几乎早晚不同价的地步,黄金与现金似乎已无法保值,
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只有国外的freehold landed properties 或厚实的蓝筹股(如银行股)
值得投资与信赖,你说呢?

Anonymous said...

文中的四字开头 ‘身无分文’ 引起了我无限的 ‘遐思’,与 ‘感慨’。
在新加坡,与中国一样,如果你 ‘身无分文’ 意味着你是一个无产阶级,一个无房无车,身无长物的弱势可怜人。然而在西方国家如英美澳纽等,一个在法律上 ‘身无分文’ 的‘Pauper’ 可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 ‘可怜’人。事实上,许多西方的有钱人,他们的资产,如freehold 的房产与listing的股票,银行户口等,并不一定直接登记在他们的名下,他们更喜欢合法地将之 ‘放进’ 由他们 ‘控制’ 的 ‘信托’ 之中,他们 ‘净身’ 在外,一旦面临事业或婚姻失败的局面时,往往债主或前任配偶也 ‘奈他不何’,他们通过法律/律师复杂地操作安排以保护自己的资产,避税而不逃税,在西方国家合情合情合法。
有时我看了当代的连续剧,不少无知女人相亲时要求 “有房有X”,我笑了,因为在国外,真正的富人,在法律上可能只是一个 ‘身无分文’ 的PAUPER ‘穷酸汉’ 呢!
相反的,一个 ‘衣着名牌 出入千万豪宅’ 的 “白马王子”,也许他个人还在 ‘穷籍’ 名单之中,谁懂?!

Anonymous said...

越看越恐佈,如此趨势,鈔票价值天天 “江河日下”,
年轻人放在 “公积金” 的血汗钱岂非 ‘冻过水’,取回
之日,‘人老珠黄’,面临 ‘贫病交迫’ 之时,公积金的
结存又与 “冥纸” 何异?可悲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