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30, 2019

牛车水最后的纸扎店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9年3月25日

今年3月,恭锡街南昌纸扎店结束营业。

南昌有80多年的历史,相信是牛车水最老的纸扎店,也是最后一家纸扎店。在搬去恭锡街之前,南昌的老店是位于庙仔街14号(硕莪街 Sago Street),是由黄氏家族经营。创办人黄七的儿子黄沛鸿在2000年去世后,他的遗孀、子媳继续经营这家族生意。

南昌曾有过三家店铺,它的老店与16号的创兴隆(黎氏经营),18号的永益(阮家经营)以及安祥山2号的宝华(黄九家族经营),还有一家在邓波街26号(记不起名字,只知道隔邻28号是一家白铁店合兴号),是当年牛车水几家知名,规模大的纸扎店。

南昌的结束,意味着这种以竹篾(竹枝)、彩纸、浆糊等的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逐渐失传,也意味纸扎业没落,面临淘汰。目前在牛车水地区以外,还有纸扎行业,但清明节所需的纸扎祭品有些还是来自厂商或从外地如台湾等进口,由冥纸香烛店销售。至于本地的纸扎手工艺师傅还有多少人,则不得而知。

(纸扎店)

纸扎店的兴起,是因为本地有传统喜丧风俗,还有祭祀、祈福的礼节。家人请来法师或道士诵经,超度亡灵,过后把很多纸扎祭祀用品焚烧,奉献给已故的先人。希望先人在冥世也拥有更多财富,生活得更好。家人相信,纸扎祭品焚烧后,化为灰烬,在阴间会转化为实在的物品。先人所收获的用品,种类繁多,应有尽有,有豪宅、汽车飞机、游艇轮船;金山银山、摇钱树、聚宝盆、奴婢佣仆、家用电器等等。除了打斋或打醮,每年其他民间传统节日,也需要用到纸扎用品,如新春佳节提灯笼到庙宇祈福,本地比较少见的元宵节挂花灯,清明节扫墓焚烧纸扎祭品,中秋节纸制的走马灯,以及乞巧节所使用纸制用品等等。

随着社会现代化,居民日趋洋化,越来越多人不重视华人传统节日,对纸扎品的需求,越来越少,导致纸扎店的生意低落,加上后继无人,纸扎店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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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26, 2019

茵莱湖 Inle Lake

2018年1月,风光旖旎的茵莱湖(Inle Lake)。

当时,我们夫妇俩和博物馆义务导览员王东印、朱孟珠夫妇一行四人,在缅甸的中部和南部潇洒走一回。在蒲甘感染千年佛塔群的震撼后,乘坐法国制造的ATR螺旋桨机,飞到黑河机场(Heho Airport)。


(法国制造的ATR propeller jet)

机场到茵莱湖东部的酒店Inle Resort & Spa约一个半小时车程。这段时间包括路过良瑞(Nyaungshwe),在 Yone Gyi Street的One Owl Grill进餐。小餐馆的牛肉汉堡顶呱呱,绝对物有所值。


(良瑞的One Owl Grill)


(Inle Resort & Spa)

位于掸邦高原的茵莱湖,西方人称为“blue sea in the Shan hills”。高原湖泊海拔970多米,南北长14.5公里,东西宽6公里多,三面环山,湖底清澈。

茵莱湖是掸邦高原居民的生命之湖,湖中水产丰富,有20多种鱼类。湖上有两百多个水乡,住着一万多户掸族人,从事的作业有湖中捕鱼、浮岛上种植蔬菜、养蚕、纺织、制作首饰等。居民不论男女老幼,自小就学会划船,上学、探亲、购物都船来船往,和尚出门化缘也不例外。那些装上Yamaha主机的长尾船,是湖上最灵巧的交通运输工具。


(船是上学、出入的必备工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茵莱湖列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World Network of Biosphere Reserves, WNBR)。就缅甸旅游而言,茵莱湖的生活风貌与仰光大佛塔、蒲甘古塔林并列为缅甸三大奇观。

不过,仰光大佛塔、蒲甘古塔林都是建筑实体,茵莱湖则跟民生直接挂钩。WNBR是否意味着湖上的居民必须世世代代以古老的方式过活?不过,开心就好不就是桃花源的追求吗?

茵莱湖的古老特色有哪些?


单脚划船Leg Rowers


渔夫用单脚划船捕鱼,已成为茵莱湖的独特标志。

早晨是捕鱼的最佳时间,渔民捕鱼时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就像一场轻歌曼舞的表演。渔夫站在船尾,左脚支撑身体,将桨勾在右腿膝弯后面,右手稳着桨,左手拖着鱼网。所谓鱼网是一个喇叭状的大竹篓,捕鱼时将宽口朝下放入水中,再将桨插入竹篓内左右戳动,鱼儿四处逃窜,卡在竹篓上动弹不得。


(渔夫特别为游人表演捕鱼秀)

(渔夫特别为游人表演捕鱼秀)

“篓中插鱼”只适合捕捉大鱼,小鱼可从底部轻松游脱。这也是为什么八百年来,鱼儿仍然能够生生不息的在湖中生活,为当地提供足够的食材。

茵莱湖里除了芦苇丛生外,水草亦长得特别快,必须经常打捞。水草用作湖上浮岛种植园的肥料,覆盖上湖泥后可以造成新的浮岛,形成生态循环。


(茵莱湖的水草长得特别快,必须经常打捞)


浮岛村落


茵莱湖上的浮岛有两种——天然浮岛和人工浮岛,它们都是漂浮在水上的土地,可以像船那样到处划动,因此使用插入湖底的竹篱笆来固定位置,有的岛中央还盖起轻便的房屋。这些浮岛的面积大小不等,形成罕见的“浮岛村落”和“浮岛农业”,大浮岛上开出一块块细长的农田,种植番茄、黄瓜、豆角等作物,收成后运往缅甸各地。


(穿梭于浮岛间)

这些村落各有各的行业,In Paw Khone village的纺织,仿佛就像19世纪的顺德缫丝业的翻版。当地的船只制造方法是以木板衔接起来,缝隙涂上树脂防水。细长的船身并没有使用较稳固的龙骨结构,也不像早期从印尼群岛来到新加坡的海人那样,将树桐挖空来做船体。相信是因为茵莱湖没有大风大浪,因此结实的船身不是首要考量。


(In Paw Khone village 的纺织作坊)


(当地的木船业:船体结构比较简单)

“五日”水上市场


茵莱湖上有五个水上市场,散布在湖上的村庄,每天轮换地点,五天后回到原点。我们参观的是Nam Pan Village的市集。湖上居民从四面八方乘船来到市集购买日用品,将浮岛之间的水道挤得水泄不通。有趣的是,无论再拥挤,络绎不绝的长尾船都可以挤出空间。


(Nam Pan village 水道一角)

这个原来为当地人提供农产品交易的市集已经被旅游业入侵,村民发觉有利可图,纷纷改售纪念品,纪念品小贩多过真正的赶集人。


(当地人纷纷在日常市集改售纪念品)

有些日用品倒是颇勾起回忆的,譬如“火水”,也有人叫“土油”,那是最低级的燃油。以前我们使用蝴蝶牌火水炉,用的就是这些火水,火水燃烧后,锅底积起一层黑炭,跟煤气炉的洁净度有天渊之别。


(卖火水)

我们所品尝的煎饼,可谓roti prata的茵莱湖版,折合一片一毛钱新币,那是新加坡50年前的价格,绝对物有所值。


(Roti Prata 茵莱湖版)

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人的心情随着环境沉淀下来,可以梳理一下往事。我想当时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东印夫妇童年生活过的新加坡北部村落,为如今进一步探索昔日“乌鲁”(ulu)的山区民生留下伏笔。


(几乎与世隔绝的高原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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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23, 2019

为防追杀 孙中山不敢夜宿晚晴园?

作者:余经仁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4月18日

最近借阅《新加坡惠安公会60周年纪念特刋》,书中许苏我撰写的文章《郑聘廷牧师其人其事》,详尽介绍他的乡人——郑牧师生前在新加坡的事迹及对早期新加坡的贡献,可读性很高。

这篇文章附带的一张图片与说明,最是引人好奇与注目,甚至还有些许诡秘感。

这张图片显示两幢相联的殖民地时代双层建筑物,图说是:郑聘廷牧师新加坡纽顿律(路)故居。另有括弧补充,全文如下:“据方汉京牧师称:孙中山先生在星(即新加坡),白昼在晚晴园办公,晚上则在郑宅睡觉,以避清政府派人行刺。”(按:这张图片同样见于《禧年堂建堂50周年纪念刊》)


(郑聘廷位于纽顿路的居所,据传曾住进孙中山。大楼现已拆除。取自《禧年堂建堂50周年纪念刊》)

这句话显然有这样的含意:满清政府对孙中山有痛下杀手的阴谋,结果为了人身安全,孙中山夜晚不敢留宿晚晴园。

根据本地研究孙中山的史学专家深入推论,孙中山从1900年到1911年期间,先后九次过境或到访新加坡,当中有四次都是下榻在晚晴园。现在,突然出现有不住晚晴园的说法,而原因又是为防行刺,这岂不是给专家们原先的论断呈现变数?

另一方面,这个躲避行刺之说,可靠的程度又到哪里?难道说,清廷还真派出暗杀队海外追踪,不惜在异地杀人行凶,以根除心腹之患?不过,纵观全文,没有对这句话的辅助说明。


郑牧师与孙中山的关系


在还没有厘清这些疑问之前,也许可以先来认识一下郑牧师及他与孙中山的关系。

根据史料,郑牧师19世纪末年在厦门鼓浪屿的神道学校修读,毕业后,1897年25岁时下南洋,先是在马来西亚槟城传道,两个月后应长老会之聘,到新加坡主持扩展教会工作。

郑牧师思想先进,他在传福音的同时,也极度关注本地人民的教育问题。他于1902年在克罗士街(Cross St)创立星洲书报社,这是个类似今天图书馆的设施,提供各种报刊杂志供阅读,借此协助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

在创办书报社的过程中,郑牧师结识了张永福与陈楚南等著名侨领,这些人都是积极反封建思想者,后来认识孙中山,更加入反清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事业,要“驱除鞑虏,还我中华”。

1905年初,郑牧师筹建的丹戎巴葛新礼拜堂(即禧年堂的前身)落成,郑牧师让出礼拜堂的部分牧师楼,作为书报社的新社址。每星期一还将地方借给同盟会举行会议。

此外,书报社不时邀请知识分子主持讲座,议论时事政局。每有演讲,一再吸引公众到场,挤满整个书报社。

当时,中国正值清末年间,朝廷尤其腐败,导致人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讲座因此借机传播与鼓吹革命思想,以推翻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书报社因此变成新加坡的一个革命外围组织。

据禧年堂的档案,1905年秋间,同盟会最高领袖孙中山路经新加坡时,曾经在张永福、陈楚南与林义顺等革命党人陪同下到过书报社参观。孙中山当时对书报社留下深刻印象,除了大加赞赏外,还叮嘱领导从书报社中物色革命同志。

郑牧师在隔年也加入同盟会,成为会里的一名积极成员,为革命事业效劳。

从中几乎可以认定,孙中山与郑牧师两人,基于志同道合,大家又是基督徒,见面结识后私交甚笃。因此,孙中山到新加坡时,受郑牧师邀请留宿他家中,以便于彼此谈论国家大事,甚至是议谋革命起义大计,倒是极其自然的事。


满清政府不太可能到海外行凶?


现在的问题是,孙中山担心遭暗杀,以致夜间得躲入牧师家中留宿之说,究竟是从哪里引起,是真有其事,还是凭空想象、想当然耳呢?

这难免让人想起10年前,中港合制的一部电影《十月围城》,剧里出现同样的桥段。

故事讲述孙中山1906年到达香港,召集各省革命领导谈论起义事情时,遭清廷派出的大批杀手伏击,革命志士与大批江湖义士英勇舍身保护。

不过,影片放映后,首都师范大学近代史学家迟云飞针对这样的剧情在《北京日报》为文指出,历史没有这段记载,它显然是“纯属虚构”。

他说,历史上的晚清朝廷,未曾有系统组织过对孙中山的刺杀行动,反倒是革命党,多次向清朝重臣密谋刺杀。

另一名史学家张鸣在接受《新京报》访问时也持相同看法,他认为,清朝末年,政府相对弱势与胆小,还不致于对政敌存暗杀的恶念。

如果按照这两位史学家的讲法,那么,应该可以排除满清政府到海外行凶的可能性。

至于上述被引述的方汉京牧师又是谁,根据禧年堂的档案,他曾是禧年堂的长老,与郑牧师相识,后来在直落亚逸礼拜堂任驻堂牧师。

方牧师身为教士,相信他不会信口开河,但是,他又怎么获知孙中山面对人身安危,是郑牧师向他透露,还是另有渠道?

可惜的是,文中完全没有谈及,结果成了留给后人永远的谜团。方牧师如今作古多年,当然无从对证。


郑牧师居所探究


现在最大的疑点是,郑牧师到底是几时住进纽顿路的这所大楼,并在那里接待孙中山留宿?

郑牧师的遗孀黄碧玉牧师娘在1954年出版的《禧年堂建堂50周年纪念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五十年来话沧桑》,详细忆述了牧师生前所居住的地方,可是,就是没有片言只字谈到曾经居住过纽顿路的往事。

她文中谈及,郑牧师先是在牛车水客纳街(Club St)的翠兰亭住了近两年,接着搬到克罗士街,一年多后再住回丹戎巴葛路一带的锦成山。丹戎巴葛礼拜堂建成,他们就住进礼拜堂的牧师楼。后来,郑牧师因参与振武善社戒烟工作,为方便公务,他们再搬迁到设在登路(Tank Rd)的戒烟所居住。

这之后,牧师娘就没有再提及居处,只说明郑牧师临终时,是在“他一手创办而心爱的禧年堂牧师楼中”,也就是最终他们是居住在禧年堂的牧师楼。


(郑聘廷与夫人黄碧玉牧师娘的合照。取自《禧年堂建堂50周年纪念刊》)

而在禧年堂牧师楼之前,郑牧师又是住哪里呢?对于这一点,禧年堂的档案记载,由于郑牧师位于巴耶利峇的住屋在日治时期被日军征用,教会于是在1944年1月将他们接往欧南路新建的禧年堂牧师楼,郑牧师也于这一年在这里安息。

根据这样的信息,郑牧师有一段时期是住在巴耶利峇,这相信也是牧师楼,因为长老会后来在这里另创立了一所分堂。郑牧师在1912年虽健康欠佳而辞退教会工作,但依然义务当牧师,继续传道,符合住在牧师楼的条件。

因此,依据牧师娘的文字记录,绝对可以确定的是,郑牧师从南来新加坡后到他过世之前,一直都是住在教会提供的牧师楼里(除了戒烟所外),当中尤其是1905年至1911年孙中山来过新加坡期间,都不曾住在纽顿路的大楼。

那么,这个纽顿路大楼的故居又从哪里说起?比较有理由的猜测,是郑牧师在1944年去世后,他的后人从牧师楼搬迁到纽顿路居住,因为依照教会的惯例,只有在职服务的牧师,才能住进牧师楼里。

如果这样的推论成立,孙中山曾经夜宿纽顿路大楼的说法,全部都要被推翻,而躲避刺杀才夜宿这所大楼之说,难免是以讹传讹了。

笔者并非文史专家,纯粹是以一个读者好奇的心态谈论,最终真相是什么,也许得留给专家们去考究了。


传奇人物郑聘廷牧师


郑聘廷,福建惠安人,他南来新加坡传道时,是本地华人基督教会的第一位神职人员。他在新加坡首创书报社,带动人民学习的风气。他也协助创办多所学校,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投入辛亥革命事业。另外,他还参与成立振武善社,协助人们革除抽鸦片恶习。郑牧师后来因病劳累辞退教会工作从商,为林义顺合股拥有的公司管理树胶园与黄梨园。

因此,郑牧师可以说是集传教士、革命志士、教育家、社会工作者与商人于一身的传奇人物。


书报社的影响力


郑牧师首创的书报社,影响最深,这样的概念后来遍传,新加坡各处都相继成立,就连马来亚、印度尼西亚与缅甸,也纷纷仿效创立书报社,整个地区总计有150所之多,在同盟会推翻满清政府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了感激星洲书报社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于1912年(民国元年)3月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向星洲书报社颁出“优等旌义状”,以示鼓励与褒扬。


(星洲书报社曾经设在丹戎巴葛这家礼拜堂内,孙中山曾到访参观。礼拜堂在上世纪已拆除。取自《禧年堂建堂50周年纪念刊》)

至于郑牧师合力创办的学校,先后计有中华女子中学校(1911年)、星洲幼稚园(1921年)及浚源中学(1923年)。中华女中后来因兼收男生,现在易名为中华中学。

郑牧师也一手设立多所礼拜堂,包括位于欧南路的禧年堂,1944年他就是在禧年堂的牧师楼安息,享年72岁,遗下牧师娘黄碧玉与九名子女。

礼拜堂为纪念他的贡献,以他的别号将牧师楼命名为“石津楼”。1972年,由于兴建中央快速公路,“石津楼”随原礼拜堂一起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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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9, 2019

反殖的年代:从林戴伟谈起

最近在国家博物馆做培训活动,有人问起泛星工友联合会和林戴伟的一些事迹。这个问题比较冷门,我翻阅了一些书籍,并向一些参与过那个年代的斗争的人士求证,做了这份记录。

林戴伟是1950年代泛星工友联合会的受薪秘书,1958年被遣返大陆。林戴伟以马来亚为祖国,坚持自己的马来亚(新加坡)身份,为反殖而斗争。文革的年代他受中央委派,潜伏回勿洞森林,结果并非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下,而是死于内斗,连葬身之地都是个谜,成为“无主孤魂”。


1957年的大逮捕


就从1957年8月22日的大逮捕说起。大逮捕由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发出命令,拘捕35名马共人士(当时不论是马共、支持马共、同情者或是思想左倾都被视为马共),其中包括5名人民行动党左翼中委与13名支部的职员与党员,无形中为人民行动党扫除了来自党内的威胁。

或许林有福万万没想到,这次的逮捕行动为他人铺路,自己的劳工阵线却失去民心。

有关这次大逮捕原因,林有福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是防止共产党接管行动党和职总。[1] 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阻止左派工会跟由辞职的首席部长马绍尔组建的工人党之间的合作。当时共产党把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转移到工人党,在他们的支持下,工人党在选举必将取得好成绩。

根据当时的时势,这场逮捕行动也有可能是为了确保左翼人士不会在九天后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时制造麻烦。

话说大逮捕前约三个星期,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在羽球馆举行,除了中委改选,也通过了确定“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党的纲领。改选的结果出炉,12位中委中被视为左派的中委有6人:TT拉惹(律师)、陈从今(会计)、吴文斗(工会)、陈贡元(烧焊技工)、陈世鉴(工会)、王才安(书记)。其中有三位原中委落选,包括行动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永元。

李光耀与另外5位中委拒绝出任党职,只保留中委地位,六位左派中委在协商不果的情况下,选出TT拉惹出任秘书长,陈从今为主席。

这6位当选的左派中委,除了TT拉惹之外,在8月22日的大逮捕全部被扣留。同时被捕的还有13名行动党支部委员,13名泛星工联及工运人士,以及亲行动党报章《新报》的4名职员。林戴伟也在这次逮捕行动中被扣留。[2]


奎笼聚会(奎笼事件)


李光耀回忆录中,称这场党内左派筹划夺权的行动为“奎笼聚会”。

1957年5月,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辞职。6月补选过后,行动党两派裂痕进一步加深,7月中,行动党中宣委和支部负责人举行一场中委选前聚会,参与者有二十多人:两位中委吴文斗和陈从今、中宣委员和各支部主要负责人陈志成、刘波得、钟文灵(田流,及其爱人许禄娣)、黄巩元、许荣华、陈贡元、王才安、戴秋生、段文华、陈木庭、卓中华、邢福源,另有林戴伟、吴宗泽等人。

当时李光耀因为宪法谈判结果受到质疑,回应马绍尔的挑战,辞去丹绒巴葛选区议席进行补选,以林戴伟为代表的一组左翼人士强力支持工人党,可是马绍尔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竞选。李光耀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再次当选。

根据《陈贡元回忆录》及其他人的说法,林戴伟是党外人士,直言直语,属于激进左派。奎笼聚会上,林戴伟表示李光耀在宪法谈判上采取软弱和妥协的态度,反对李光耀的正统领导,号召行动党支部出来组织新政党。与会者多数认为应该避免行动党分裂,左翼运动应继续以行动党为中心。

奎笼聚会是否跟夺权有关各有各的说法,陈贡元表示没有此想,研究左派历史的陈剑则提出疑问:为何行动党的聚会竟然有党外人士参与?[3]


遣返中国


这批1958年9月18日被遣返回中国的人士属于第37批难侨。[4] 林戴伟一伙38人在槟城乘搭福英轮到广州下船,被送到广州市三元里华侨服务所暂住。同在一条船上的马共和私会党徒起冲突,最后由陈贡元、方小浪、林戴伟联合跟私会党徒谈判,化解了这场纠纷。

一般归国华侨都由中联部接待,林戴伟,人民行动党第四届中常委副主席陈贡元,正财政王才安,副财政吴文斗则由侨委接待。

后来林戴伟和其他四人(梁再明、蔡维杰、邓觉民、杨启祖)被分配到福建省集美华侨补校。

过些时候,这群身份特殊的外宾由北京侨委接管,安排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和马来语。学成后到南京军事学院接受军训。


(前排右一:王才安。前排右二:吴文斗。后排左一:郑敏娜,后来嫁给阿威(一位老干部,在中国学过通讯技术,一直在特区工作),留在特区。后排左二:林戴伟。后排右二:陈贡元。摄于北京。图片由X君提供。)


回到边区


1966年文革爆发,隔年中央安排了一组人回到北马局机关队(马泰边区)来加强马共的骨干力量。这支队伍由李安东和林英婷夫妇带队,同行的除了林戴伟(在边区的化名是艾平),还有方小浪和林德籁医生夫妇(化名为古宁和余洁)、郑敏娜,以及李安东的女儿。郑敏娜和方小浪都是1953年新加坡反国民服役的五一三事件时期加入马共的。

一行人由陆路回到马泰边区,从云南进入老挝,在游击队的掩护下进入泰国的解放区,南下曼谷共产党特区,最后才抵达边区森林。顺利的话两三个月可到。不过这段路并不好走,随时有生命危险。一旦回到边区,他们不准跟外界书信来往,以免暴露行踪。

郑敏娜路过曼谷特区时,阿威(一位老干部,在中国学过通讯技术,一直在特区工作)把郑敏娜留下。后来郑敏娜嫁给阿威,留在特区,免于一死。据知她还健在。


肃反运动


马共阵营内,1967年6月发起第一次肃反运动,1969年进行第二次肃反运动(森林审判会),估计超过一百名党员错被当作内奸而遭到处决,造成党内部分裂。

当时马泰边区的游击队中很多是马泰的左倾青年,马共怀疑这些人中有特务,于是展开大规模肃反,召开“森林审判会”,会上公布“特务”名单,出席审判会的每个人都必须举手表决。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每人都用支持判决和死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无人敢为受审者辩护。而那些“特务”则常常在神经差不多已经错乱的情况下,牵连无辜的人士来自保。

肃反运动首当其冲,被处决的是当地的游击队员。1970年,林戴伟乃边区第二号人物,由审肃员的身份变成被肃反的对象。他被处决的理由是一个谜。据知当时的主因是“反领导”,非正式原因则有二:一个说法是跟审讯部队里的“广西妹”(原籍广西的游击队员)有不轨的行为,第二个说法是特务(敌奸)。当时被处决的队员都被冠上敌奸的罪名。

根据《我要活下去》,林戴伟是被吊毙的。[5] 这些被内部肃反处决的队员都被草草埋葬在森林深处,由于是带罪的“特务”而不是烈士,所以不会为他们立碑。事隔多年,确实地点已不清楚,更何况那儿距离邦琅和平村(第九朱拉蓬公主村)颇遥远,必须步行两天。


为何没被平反?


1989年签署和平协议后,被肃反的队员都重新审理并获得平反,只有两人除外:其中一人是林戴伟,另一人是马共中央机关营区的负责人李安东的妻子林英婷。

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北京的李安东和林英婷是马共在北京“最激进”的夫妇。他们被调派回去边区掌管大局。谁知道李安东一回到边区就看不顺眼,说他离开了十年,边区并没有任何变化。意思就是十年来边区领导无方。林英婷跟丈夫同一鼻孔出气,批判边区的领导人不做事。

时机到了,林英婷反被指控为特务,企图造反。李安东为了自保而落井下石,不但不为无辜的妻子申辩,反而劝她招认,并在审判会上举手同意判她死刑。林英婷就这样被军法处决了。据说李安东的女儿也差点被处决,还是李安东力保才留下一条命。和平后她嫁到居銮。据知她已经离世,丈夫则还健在。

1999年7月15日,马共副总书记李安东在吉隆坡病逝。

方小浪夫妇也是在1970年的肃反风暴中被害,方小浪被指为特务而受到处决,他的太太林德籁医生悲痛欲绝,愤而服食安眠药自杀。1980年代末,方小浪的姐姐夫妇在广州跟陈平会面,问他方小浪何故被处死,要求交待清楚,否则希望陈平能帮助小浪平反,陈平答应了。等了三年都没有任何消息后,方小浪的母亲与女儿联名给陈平写信,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催促。直到1995年底,她们才接到陈平的电话通知,方小浪夫妇已获得平反。从方小浪的个案,可想而知陈平在处理过程中所碰到的重重阻力。

林戴伟、方小浪夫妇跟着李安东夫妇一起从北京回到马共边区,显然被卷入这场边区的内部斗争。如果当时林戴伟的家人向陈平追究,或许会获得平反,不过历史没有或许,也没有如果。

根据另一位跟着1989年大队走出森林的前六突队员的说法,走出森林的议题很多,平反并没有列入议题内,而是当亲人询问时,才会逐一处理。


小结


这些对理想狂热的昔日青年都是为了新马独立而投入战斗,在一个寻找反殖方向的年代,凭的就是一个信念,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在森林里生活,长久以来跟外界隔绝,“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一面倒的反殖广播是唯一的资讯来源,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世界。

他们都为反殖不惜冒险牺牲,以青春与生命改写社会的进程。可是,他们的热情可能被有心人利用。《陈贡元回忆录》写道:对于这些在队伍里牺牲的无辜者,马共和当时马共在北京的机构,必须负起全部责任。

[1] New red threat exposed, Singapore Standard, 24 August 1957

[2] 详情可见《南洋商报》1957年8月24日,第五页。

[3] Leong Weng Kam, Ex-PAP man recounts 1957 'kelong meeting', The Straits Times Jun 11, 2016.

[4] 根据广东华侨博物馆的资讯,1950至1958年间,新马的归国华侨约2万人,分成38批,或遣返或自愿返回中国。

[5] 好些前左翼人士都质疑《我要活下去》这本书的意图,认为这是一本“反书”,不值一看。对我而言,所接触过的众多前队员陆续发表的书籍也都各有意图。正或反的意图并不重要,我所看的是通过事件来认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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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16, 2019

老虎

作者:海凡
原文刊登于《文艺春秋》2019年2月26日,2019年3月1日

虎(学名:Panthera tigris ;英文名:Tiger): 大型猫科动物;毛色浅黄或棕黄色,有黑色横纹;头圆、耳短,耳背面黑色,中央有一白斑;四肢健壮有力;尾粗长,具黑色环纹,尾端黑色。 

老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栖动物。围绕森林间的河流活动,常出没于山脊、矮林灌丛。也发现出没于被放弃的农地周围,但很少生活在太接近人类居住或道路附近的地方。每只虎都有自己的领地。常单独活动,只有在繁殖季节雌雄才在一起生活。无固定巢穴, 能游泳,不会爬树。

虎是掠食性肉食动物,有敏锐的听力、夜视力。由于脚上生有很厚的肉垫,行动时声响很小,机警隐蔽。最精良的攻击武器就是粗壮的牙齿和可伸缩的利爪。捕食时异常凶猛、迅速而果断。 

老虎在三至六岁开始繁殖,怀孕期约需一百零三天,每次可生产二至五头幼雏。

寿命一般20——25年。

(山虎)

(一)

虽是亲眼所见,过后想起,还是一再怀疑,真的吗?

如果是自己一人,在这么一个黑夜里,见到这一幕,那么只能当成梦境了。可却是三个同志六只眼睛呢!

那天大伙儿真是累坏了。不会是累得糊涂眼睛发蒙吧?!

前一阵子,可能是边境泰兵调防,环境特别宽松,我们抓紧时机,布置当地群众大量采购,米粮以及各类生活用品,堆满了芭边临时的货栈。必须争分夺秒抢运进大芭里,免得另生变故!那天民运队全队动员出发,接连往返背了三轮。每个同志少说也搬上一百几十公斤。

最后那背货物卸下,淡淡的阳光早已隐没在大山背,大芭边薄雾飘拂。同志们疲累得像要散了架,拖着脚步,不想也无法再赶回森林里的营地。

我立即想到卡马尔,这个马来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他的芭地就在附近。我们许多次蒸了木薯糕,过去与他们一家一起劳作。他的两个小男孩:哈山和卡欣跟同志们混得很熟了,大伙儿一块清除芭地的杂草,搭棚子、疏通水沟和收割农作物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他那里离外头农村挺远,空身快步走少说也要整个钟头。眼下又已经入夜了,到卡马尔的浮脚木棚过一夜,基本上是安全的。

我一说,大家都十分兴奋,都想到卡马尔家那香喷喷的奶茶和椰奶糯米糕了!

转眼淡墨似的夜色垂下,笼罩四野。泰南偏远农村没有电力供应,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我们远远望着卡马尔家的方向,平时总见透出一星如豆,昏黄的晕晖在夜风里闪烁。眼下却是一片漆黑。

莫不是出村去了?这一带物资短缺,村民久不久要搭车到外边市镇,去购买一些生活日需品——但,也可能是一家大小提早熄灯休息了!

同志们都眼睁睁盯着我这个队长。于是,我让尖兵同志打着手电筒,悄悄靠近探个究竟。

尖兵很快折返,把手电光压得低低的,靠近我,声调怪异:“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看错了!”
“什么?”

他轻轻拉一下我的手:“走!”他的手竟然是冰冷的。

于是,我,副小队长和他,把枪上了膛,关上保险,蹑手蹑脚地来到卡马尔的木棚边。

尖兵把手电筒抬高,一束昏黄光柱朝浮脚楼底照去——啊!一条一米多长的大老虎,打横匍匐卧在高脚棚下!它硕大的头直直面向着我们,额头黑色的横纹,吊睛上鲜明的白班,双眼射出冷电般幽幽的绿光。它默默地瞪着我们,还耸了耸鼻子,嘴巴两侧参差的白须微微抖动。它似乎没有受到惊扰,只是慵懒地,一动不动地躺着。

我的心却倏地提到嗓子口,眼睛连眨也不敢眨一下。三个人屏着呼吸,不约而同地面朝着它,一步步往后退。我真不敢想,这么超近距离,老虎猛然扑过来,我们的枪是不是来得及?还管用?

我们摸黑回去森林营地已快半夜。那晚我辗转反侧睡不稳,黑暗中一直晃动一对绿幽幽的光。

第二天我带小组出去农村,卡马尔的木棚子静悄悄的,他们一家还没回来。三四只放养在寮仔边的羊悠哉闲哉地低头吃草。一只发情的公鸡追赶着母鸡。村子像往时一般平静 。

我们屈身钻进木棚底,来到昨晚老虎匍匐之处,隐隐一个长形的浅凹,泥尘里散落一些毫毛。空气中似乎还残存着一股怪味。

为什么生活在大森林里的猛兽,跑到了农村?居然还人畜不惊?

我们找来左邻右舍,问他们昨晚有听到什么动静。也说了我们的遭遇。

邻居们听后都笑了,不但不受惊吓,反倒过来安慰我们:“Pak cik(注1 ),没事的,老虎是卡马尔家养的。” 

“哦?”

“你们不知道啊?Pak cik。我们夜晚亮灯了就不出来,这村子有养老虎,还有养小鬼的。” 

“养小鬼”这种玄异的事也稍有听闻,却怎么能相信呢?

“Pak cik,老虎因为有人养,肚子不饿它不会伤人。小鬼就会害人哦!”

我想小鬼终究没人见过,反倒是村内敌人的眼线与内鬼更可怕,也许村民受害,把这一切都归于小鬼了。我听着,露出不以为然的微笑。

“Pak cik,不要不相信!”一位赤着上身的老人家拍拍我肩头,他满口牙齿都快脱尽了,一开口“呼噜呼噜”的,但说得十分诚恳,“我们不怕老虎怕小鬼。你们不一样,你们有枪,杀气重,小鬼不敢靠近。”

真有养老虎这回事?养的老虎不会伤人?要不,昨晚的事怎么解释?

真有养小鬼吗?我们有枪所以小鬼不敢近身?

真的吗?

我蹲了8年华营(注2),最大的收获就是把马来语文学上手了。出来后上队,被安排到马来部队的民运小队,得偿所愿。我始终认为,在这个多元民族国家,只有唤起各民族觉醒,团结奋斗,才有胜利的可能。

以前读马来民间故事,有下“降头”、“落蛊”,是读过养小鬼这回事的。

养老虎却是第一回听说。而且,还不仅仅是听说,而是在眼前,就实实在在发生在昨晚夜里了!

我长长吁了一口气,一切都等卡马尔回来解惑。

(二)

卡马尔回来了!

反倒是他约见我,说有急事。

我们在他的小棚子会面。他先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子,递给我:“两瓶‘乌鲁水’,一大包湿的‘马来占’(注3)。”说着,露出淳厚的笑意。

他一摆动我就闻到‘马来占’ 那股独特的香味:“哦,太谢谢了!”

“‘乌鲁水’这是最好的一家,我知道,Pak cik喜欢。”

是啊,泰南的‘乌鲁水’,切少许洋葱或葱头仔搅拌,滴几滴酸柑汁,再放一点指天椒,送米饭,人间美味!

“我代表同志们向你道谢!”

“Pak cik,你知道雅谷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村长雅谷。他怎么啦?”

这个卷发浓眉的结实汉子,咬着厚嘴唇,深深眼窝掠过一抹阴郁,赤褐色的脸庞显得更暗。

“这次我出街买东西,也是他要见我。他直话直说,知道我们在帮助党军买东西办货。”

“是吗?这个人可靠吗?”对雅谷我略有听闻,也想听听卡马尔的看法。

“他的店就在杂货店旁边,每天都能看到我们进出,买些什么?买多少?前一阵子那么宽松,好像有点古怪,会不会在收集情况?”

哦!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他还说什么吗?”

“他要我约你谈谈,说也许有什么可以帮忙。我感到不安。我不相信他会安好心!”

“见见面无妨的,他不会吃了我吧?”我笑笑宽慰他。其实我们做民运,也得接触外面各阶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况且,这里是泰南,我们不以泰国为敌,只在这里暂住;我们还帮助维持地方安宁——这个政策他们是清楚的。

“我见过他和‘黑衣队’(注4)的头头在一起,据说和‘波罗’(注5)也有往来。你们要小心。” 卡马尔还是忧心忡忡。

“你也是。”我衷心感谢他发自真心的关切。环境一旦变化,他的处境也不妙。一路来我们总有一些积极的群众干部,一夜间就无声无息地失踪。我明白他为什么急着要见我。

我想起自己出来见他的目的,眼睛朝木棚下瞥一眼,我谈起那晚我们看到的情景。

卡马尔沉静听着,缓缓地说:“是真的。”他把夹在胸前的双臂放开,点点头,“我养了一头老虎。因为我一个人在山林里讨生活,我要拉藤,要采臭豆,挖草药摘野菇,我需要这个保护。这是我的家传。我养的老虎不会伤害村民的。相信我。”

还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神异之事! 

我望着他, 目光一定显得呆滞发直。

而他流露恳切的神色,请求我不要传出去。然后紧紧抿着他的厚嘴唇,显然无意对这个话题再谈什么,虽然我满脑子疑问,也不应该再追问下去。

于是,我们转而谈到与村长雅谷的会面,把日子定下来。

我约雅谷在季罗河岔河的山龙见面,事前我派人到大芭边去带他,走十分钟路就到会面地点。

山龙背有一高岭,我特地安置一个小组扼守,如果他泄漏消息,真与军警配合,想从背后偷袭,先让他陷入我们的伏击。左右山坡我们再分布地雷防守。

岔河的龙嘴(注6)有一块平地,一棵高大的小叶榕树扎根在这里。除了二三人环抱的主干之外,四周从半空横桠垂下来的气根,着地后经年累月长成一条条大腿般粗大的柱子了,有十几根之多,分割出许多道大大小小的门洞。青翠茂密的叶片,覆盖了整个羽毛球场大小的范围。地上落叶层层叠叠。

正当榕树果成熟的季节,星星点点缀满枝叶间的青果,陆续转成橙褐色。满树都是跳跃穿梭在绿叶间的小鸟,吱吱喳喳的,像是来到清晨的巴刹般欢腾喧闹。有的榕树果掉落地上,裂开了,溃烂了, 一种生命过于绚烂的氤氲在树底下浮泛,升腾。

我在一根地表上虬起,向外蜿蜒的树根上坐下。虽然鸟鸣噪耳,还可能有鸟屎从空而降,但我还是喜欢这盘绕在习习晨风里的朝气和活力。我也知道,再过一个半个时辰,太阳升高了,饱食的鸟儿们都将相继离去。

那时雅谷就差不多该到了。

我听过民运队的老队长说起过雅谷,他曾经热心买办表现积极,跟同志们走得挺近。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村子里一个弱智幼女被人糟蹋,怀孕了,她无法说清楚经手的到底是谁?孩子生下来后,却越长越像雅谷的样子!雅谷也因此失踪了一两年,回来后大家就疏远了。

我们从未见过面,他为什么事约见呢?我在脑子里来回想着各种可能。

突然,背后的高岭“呯呯砰砰”传来枪声!我们立刻就近占领地物,环察四周。

事态明显,雅谷出卖了我们!在高岭的同志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

“轰——”左边半排山坡地雷爆响!听响声还是一串连环雷,有得敌人好受!

我们所在处暂时还无事,但既然战斗打响,跟着就需按预定计划撤退。对泰兵我们始终保持有理有节,贯彻政策。

远处天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意料中,接下去就是漫无目标地胡乱扫射!

林海茫茫,这些扫射对我们不造成什么威胁。我耽虑的,倒是雅谷如此处心积虑,那么前一阵子外头群众积极买办,正落入他收集情况的圈套!农村将要掀起风波!

果然,几天后卡马尔再找上我们,他一家四口已经离开外面住家,也不敢在小棚子过夜。泰方借扫荡为名,好几个积极的村民被叫去问话,威胁,恫吓;有的不知是避风头,还是被逮捕,多日失去踪影了。

卡马尔很坚决表示要全家上队。考虑了实际情况,部队接受了。

(三)

卡马尔两个男孩都还小,哈山12岁,卡欣10岁,留在机关队上文化课学习。他们夫妇俩一起加入我的民运组。

我们民运组多了人手,当然实力大增。但也从此怪事连连发生。

首先是我们的驻营地,本来离外围农村不远,不过大半天路程,卡马尔来了之后,就经常听到虎啸,营地周围还不时发现老虎的脚印!搞的同志们惶惶不安,尤其放夜哨或清晨出哨的同志,都百倍警醒。有时捧着饭咯吃晚饭,一阵低沉雄浑的吼声从不远处传来,叫人头皮发怵,颈背发直,仿佛有一只大家伙,不知躲藏在那个隐秘处,窥视着我们!

如果卡马尔随小组出发,凡有中途过夜休息的,老虎一定出现!不知情的同志都很惊惶。后来传到部队领导那里,向我了解情况,我也只能说出我的眼见耳闻。从科学的观点分析,还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和卡马尔相处久了,闲聊时,他偶尔讲起老虎的习性,比如“一山容不得二虎”。老虎都有自己的地盘,会将有强烈气味的分泌物和尿液,喷洒在树干或灌木丛中,有时用爪在树干上抓出痕迹,不然就留下虎毛,来标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其他同类进入。

我心里想:所以你卡马尔才能找到你的大宠物!

有一次他又说了:“其实老虎主要猎食四只脚的动物,就算身体大过它的水牛鹿也不放过。但每次吃的并不多。吃不完,它也会像我们那样——藏粮,把剩下的藏在距离水源不远的地方,等过几天再来吃。”

真是闻所未闻,同志们都听得入神。

“告诉你,” 卡马尔说得兴起,深陷在眉毛底的眼睛熠熠生辉,“在森林里走动,如果你害怕,你可以在头后面戴一个假面具。”

赫!演面壳戏!为什么?

“因为老虎是不会面对面发动攻击的。”

这我也听老同志说过,要是突然遇见老虎,切莫掉头逃跑,一定要面朝着它,睁大眼睛瞪着,一步步向后退。——哦,原来老虎不会从正面攻击它的猎物。

同志们还发现,我们吃鱼的时候,卡马尔分配到的份额,每次都不吃完,剩下半边也不让其他人吃,一定要拿到营房外去跟老虎分享。

每当月圆之夜,他更必须拿配着鱼的饭去喂养,还要陪它嬉戏。因为要独自出哨站,他向我请准。但他一再忠告谁也不能跟去。所以尽管大家满腹好奇和疑云,实际情形却始终是个谜。 

慢慢地大伙儿对虎啸,对老虎脚印也就习惯了,觉得这老虎好像家里豢养的忠狗,反正没有任何威胁,一直陪伴着也不错。

有一回竟发生如此怪事,猎手曼耶拿着“罗咯”枪去打猎,在拥塞的矮青芭潜行,拨开浓密的枝叶,一米开外,赫然出现一只老虎的脸,他失声大叫,老虎和人分头逃跑!

茫茫雨林,除了我们队伍的同志,再没有其他邻居了,大自然就是我们的邻居。听着淙淙的溪涧,淅沥的山雨,望见闪烁的萤火,划过天际的流星,眼前终年都是不见边际的莽莽丛林,我们有时油然生起遐思,生起一种依偎自然的缱绻。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巨掌庇护着,抚慰着;我们所有的作为,所有的艰辛奋斗,所有的痛苦牺牲,都得到大自然悲悯地注视。我们既是孤独的,我们又不孤独。

那么这头老虎,这头长年相伴,却又缘悭一面的老虎,似近却远,隐隐给了我们某种慰藉,某种填补。

遗憾的是我们的狩猎,自此却显然少了许多。

(四)

好消息!

民运队接获任务:购买一头大黄牛,还要活着牵回大部队。我估摸着, 预料大部队即将会师整训;牛,为了犒劳战士!

以前这样特殊的买办卡马尔都会帮忙处理,现在他人在民运队,农村还有谁适合呢?
卡马尔建议找他的妻舅帮忙。

结果是他的妻舅把自家养的那头三岁半的黄牛,半卖半送给了我们。出去牵牛那天,我们恰好装到一头黄猄,就捎上整十公斤黄猄肉,表达对他的谢意。

他对我们说:“那次村长雅谷吃了你们的亏,泰兵死伤五六个。‘Habis mnpan kerong kerong tak dapat’ (马来话,意思:偷鸡不着蚀把米)。他火大了,农村闹腾得很不安宁。幸好我姐夫一家都上队去了。”

“你们也要格外小心。”

“雅谷真嚣张!他放话说等着瞧,有一天部队也要出大事的!你们可要提防点!”

我们牵了牛,兴高采烈地返回大部队休整。

我们难得几年才有一次大集中,二三百人使整个游击山头沸腾。营房四处响着歌声,乐声,各支队伍都忙着排练节目,以备在大会师的庆祝晚会上呈献给领导和同志们。

有亲属关系的同志间的相聚,尤其令人兴奋。平日天各一方,今朝难得聚首,话说也说不完。卡马尔一家团聚了。哈山和卡欣一整天围着父母亲。而我也与在“华营”时的患难之交,上队后分配在不同单位的老友喜相逢!

大厨房更是忙开了,能够拿出来的美食佳肴都在没日没夜地侍弄着,营房里飘荡着诱人的食物香氛。

在大课室外的旷地,临时搭起来的竹片长桌,摆放着厨房烹煮好的食物。部队餐具一时不够,把“干冬竹”(巨龙竹)的竹筒锯开,一头留节,深约八寸,圆周直径一尺有多,就是现成的碗盆了。里头盛放着香炸牛肉,咖哩牛肉。

食物无遮无盖,一位年幼的小同志,手拿着一把棕竹的叶子,挥摆着,驱赶闻香而来的蝇虫。

真懂事!我弯腰问他,他说他叫哈米德。

聚餐在傍晚,紧接着晚上就是会师庆祝大会。

舞台上各个单位的同志们分别呈现节目,载歌载舞,热闹非常。我也凑兴,上去吹了一支口琴曲《节日的晚上》。

不知是吃多了,还是兴奋,我感觉身子躁热,头有点眩晕,气息不畅。但我还是鼓劲吹完整首曲子。在掌声中走下台来,脚步虚浮摇晃,像踏在迎着海浪的甲板上。

我才在长凳上坐定,台上开始女声表演唱,只见女同志们在歌声中,翩翩舞动着。怎么突然声音发涩,队形紊乱,跟着有人一头栽倒,旁边想要伸手搀扶她的同志,也脚步踉跄,扑倒在舞台上。

台下哗然,一些同志刚想站起身,却也眩晕卧倒在长桌上。

同志们的异常,更使我觉得自己的不对劲,浑身火燎般的发烫,胸口像堵着一团炭在燃烧,脑袋晕沉沉地,身子直要往地下舂。

申诉不舒服的同志越来越多,大会暂停解散。出状况的同志都集中在大课室,方便检查处理。有的躺在长桌上,有的就地卧倒,大约有七八十人,蜷缩呻吟,呼吸粗浊。有人蹲到一旁呕吐,空气中飘溢秽物酸腐的气味。大课室一片拥挤狼籍 。

我的双眼昏花,意识渐渐迷糊,只听见杂沓急促的脚步声,一阵紧过一阵。

在一位同志的搀扶下,我支撑着身子,慢慢走回临时的小队宿舍。

那一夜,我在粗砺狭窄,不透光的地穴里翻滚蠕爬。发热的身子,逼迫我脱去衣服,只围一条马来沙龙。不止是胸口灼热发堵,肚子也翻绞直想呕吐,却又只能抠出一些酸水和泡沫。头疼欲裂,呼吸急促,躁郁紧箍着我的颈我的头!

半夜医务员过来量血压,说:全都血压飙升!转身又匆匆离去。

下半夜,医务员再过来给我输液,燥热稍稍消退,小便时的尿液是又浓又臭!好不容易挨到天色发白。她们又送来一大咯的绿豆甘草水。医生们从症状研究判断,讨论的结果,是集体食物中毒!

我身体的热气消退,头脑逐渐清醒。我仔细回想昨天傍晚整个用餐的过程。食物中毒,问题出在那道菜,那道食物?

我们吃的每道菜肴都烹煮过,为了安全,煮好后还分别由炊事现场先尝过,然后再摆在旷地上的长桌。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食材不新鲜吗?还是,还是被人暗中动了手脚?摆放食物的长桌在公共场所,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下,在同志们的眼皮下动手脚,怎么可能?我的头又隐隐抽痛!

中毒的同志大约占整个队伍的三分之一,症状有轻有重,输液和喝大量的绿豆甘草水后都在缓解。看来食物中毒的判断是正确的。所幸领导同志的食物由专人处理,平安无事。

卡马尔一早过来探望,我翻坐起来,胸口起伏,喘着粗气说:“你没事啊?”

“我一点事也没有。让我看你就好,就别多说话了。”

我突然灵台一亮,问道:“你没事。昨晚你都吃了什么?”

“都吃。”稍一顿,“要喂老虎,没有鱼,我留下牛肉。”

“哦!”我猛地按着桌子想立起来,身子一歪又落座,“牛肉还在吧?快!快快拿来!”

(五)

我趔趔趄趄地扶路走到领导同志的住处。

不过是几十步路,我却走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因为揣着一份莫名的悸动,我的额头潮润,眼睛发红,双手抖索发颤。我要报告:部队的集体食物中毒,元凶是牛肉!

我手里还提着卡马尔准备留来喂老虎的那一份。在来之前,我们已经在老鼠——哈山笼子装到的——身上做过试验了。老鼠啃几口牛肉,立即抽搐倒毙!

那么,那一碗碗焖煮好的,放置在竹片长桌上的佳肴,有谁能在大众广庭下下毒?

还有那个叫哈米德的小孩,一直守在长桌旁边,用棕竹的叶子驱赶蝇虫。

他是卡马尔的小儿子卡欣的好朋友,他俩一起上文化课。

 “本来哈米德叫我和他一块,他妈妈不给。说要让我们多跟爸爸妈妈说话。”

卡欣为自己没有参加赶蝇虫感到可惜,“他妈妈很细心,棕竹的叶子她还要先用水洗过咧!”

我记得,当我问哈米德名字时,他挥摆的花瓣状的叶片,沾着晶亮的水滴,一摇动就洒落在碗里。

这也许还不是证据,但肯定是重要的线索。

领导同志一见我,劈头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找你。你的身体还可以吧?”

哦?!

领导同志让我在木墩头上坐下,说:“巡山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有四个群众沿着季罗河进山,已经到了淡北山。”

季罗河在我们民运队的地盘,偶尔会有群众进山拉藤采臭豆,但从来没有这么深入。

而且又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立刻感觉来者不善。如果是借机寻找大部队的营盘,背后的目的不言而喻。眼下要转移,七八十个病号,还真大大有困难。

“河道不容易布雷封锁。”领导同志也察觉事态不寻常,“他们一上河岸就会发现我们的运粮路。多跑一天可能撞上部队的哨岗!我们要研究怎么阻拦?”

我明白,这时派出小组拦截,等于暴露部队的所在;用战斗小组伏击, 碰上的要真是拉藤误入深山的群众,怎么办?

警卫员探身进来,有重要情况报告。领导同志离开一会儿再回来,脸色凝重,眉头深锁。

看似他手头有急事待处理,我赶紧把来意一一说了,顺手把那一小包牛肉搁在桌上。

领导同志盯着那小包东西,沉思一阵,说:“我们注意到了。刚才就是哈米德的母亲偷偷越过壕沟,想离开营房,被我们同志拦头带回来了。这个西蒂,昨晚还混在大课堂里,躺着呻吟。但是,量血压她却完全正常。演戏伪装!已经把她禁闭起来了,稍后再处理。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拦跟季罗河上来的人!你有什么意见?”

我盯着桌上那小包牛肉,一个想法倏然闪现。

但我不知道是否可行,一切取决于卡马尔!

我和卡马尔仔细谈,他静静听,深藏在浓黑眉毛下的眼眸一眨一闪。他绞着手掌,点点头,从厚嘴唇里吐出一句:“行!我跟着去。”

 “你等着。” 卡马尔起身,“我去准备,你注意听,听到声音就对了。过后我还得留一阵,不能马上回来报告。” 

整个大白天,我时而恍惚,时而清醒。喝大量的绿豆甘草水,不停地排尿,小便逐渐不那么浓稠,也没有那股呛人的恶臭了。身上的热正在消退,余下焦裂的嘴唇和干渴的喉咙。也还觉得气短。

卡马尔一去大半天了。季罗河他很熟悉,能估计到那四个人傍晚可能在哪里停下来过夜。

我半躺在竹床上,没有一回等暮色等得如此心焦。在昏昧和清明的交替里,脑子闪烁迭现各个画面。

卡马尔家的木棚子……冷电似的眼睛绿幽幽……棚底匍匐的大老虎……榕树下……“呯呯砰砰”高岭上的枪声…… “Pak cik,老虎因为有人养,肚子不饿它不会伤人。小鬼就会害人哦!”…… 等着瞧,有一天部队也要出大事的!……雅谷、卡马尔、哈米德、卡欣……黄牛、口琴、咖哩牛肉、棕竹叶子、抽搐的老鼠……‘Habis mnpan kerong kerong tak dapat’……

我朝小队宿舍外望去,什么时候四周已尽是峭楞楞晃动的暗影。一只夜虫带头鸣叫,前呼后应,黑夜裹卷的繁复纷乱,瞬间都被淹没在澎湃汹涌的声浪里。一片喧嚣的无垠的寂寥。

……卡马尔,你们到了哪里?

看不到星星,但河滩上会有飘忽的流萤。那四个人打着手电筒,会在河岸平地宿营。也许已经生起熊熊的篝火,锅里的水“咕咕”沸滚,罐头里油渍艳红的咖哩鸡散发出香味……

我微微眯上眼睛,摈除杂念,尖起耳朵,收拢我所有的听力。

啊——我听到从迢远幽暝的空间,从茫茫的夜黑深处,传来雄浑的吼声!

我睁眼坐起。耳际的虎啸尽管低沉,沿着地表传递,跨越障碍,穿透夜雾,仍是饱含威慑,我甚至感觉它“呃呃”的鼻音。我又见到那双绿幽幽的眼睛!

卡马尔说:让老虎直接扑过去,他们会被吼声吓死!

卡马尔说话时诡谲而得意的神色还留在我脑际。

我说咬伤一两个就好,咬手脚留下伤疤,留下永远的严厉的警戒!

“吼——”又一声虎啸,比前一声更加高亢而雄浑。

余音,使夜风震荡!

几天后,报纸报道了一则泰南森林老虎伤人的新闻——四人进入深山,五天后,两个幸免者背着两个伤者,狼狈逃离森林!

“就像做了一场恶梦!”他们在医院对记者说。

西蒂终于承认她是潜伏的内奸,她供出所有下毒的细节,毒药就浸泡在洗棕竹叶子的清水里。她还交代了其他准备里应外合的计划。她低垂着头,祈求宽大处理。

注1:马来语,叔叔,大叔的尊称。
注2:华营,囚禁政治犯的华都牙也监狱。
注3:‘乌鲁水’‘马来占’都是泰南海鲜腌制食品。
注4:黑衣队指泰国进山“围剿”的军队。
注5:“波罗” ,“北大年联合解放阵线”(PULO)的简称,是泰国南部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分离组织。
注6:山龙蜿蜒下到河边,正面对河的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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