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源》2023年第4期，总期164
荷兰路地形图
一个世纪前，乡村局将位于波那维斯达路和荷兰路之间的乡村命名为 “荷兰村”（Holland Village），500多名劳工在这一带的橡胶园工作，中国和印度客工都是廉价劳动力来源。
1950年代，荷兰村发展成供英军消闲的现代化甘榜。英军撤退后，建屋局将女皇镇规划成7个邻里，荷兰村一带属于第七邻里，20多座组屋成为女皇镇3万多个组屋单位的一部分。
荷兰村地铁站一带有荷兰道（Holland Avenue）、路（Road）、弄（Close）、台（Terrace）、坡（Rise）、园（Park）、山（Hill）等，不禁使人产生联想，荷兰村与荷兰之间似乎有些裙带关系。
荷兰村跟荷兰人无关
新加坡的荷兰跟北欧的荷兰没丝毫关联。荷兰路的名字起源有三个说法：在荷兰路一带居住的建筑师休·荷兰（Hugh Holland），英国皇家炮兵休·荷兰（Hugh Holland），殖民地秘书长亨利·荷兰（Henry Thurstan Holland）。根据黄友平的《新加坡地名探索》，19世纪末荷兰路已经正名，时任总督史密斯的顶头上司就是亨利·荷兰，所有殖民地的总督都听命于他。20世纪初建筑师和皇家炮兵在本地居住时，荷兰路早已出现，因此以殖民地秘书长命名的可能性较大。
1930年代的巴西班让、亚历山大、金文泰、登布西路（Dempsey Road）一带都是军营区，荷兰村地点适中，发展成为军人日常消闲购物的好去处。二战后路边摊搬入临时搭建的锌顶巴刹，酒吧、纹身店、裁缝店、电器店、便利店等相继涌现，洋溢着浓郁的英国小镇风情。
荷兰村购物中心骑楼的“Thambi Mama Shop”代理来自世界各地几千份杂志期刊
半个世纪前落成的荷兰路购物中心，跟现代商场相比或许不入流，不过购物中心骑楼的“Thambi 妈妈店” （mama
shop，印度人的书报与零食店）肯定与众不同，代理世界各地几千份杂志期刊，即使是限量版都有办法为顾客手到擒来。
2011年地铁开到荷兰村，带来周末人气。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第12座组屋的居民首当其冲，必须忍受噪音、酒客酗酒后随地小便等，可算是荷兰村的另类特色。
荷兰村洋溢着浓郁的英国小镇风情，小图为1950年代景观
将转角处打造成文化社区
组屋的底层空间，往往是国人最常路过，却又视而不见的地方。荷兰道第2座组屋底层有个 “荷兰村迷你图书馆”（HV Little Library），这个一年前才出现的乐龄人士角落，堪称蝴蝶效应的结晶。冠病疫情管制期间，居民黄居慈在空荡荡的组屋底层置放书柜和书本，让年长者下楼就有个消磨时间的去处。现在的迷你图书馆已经由一个人变成一群人管理，街坊陆续捐出桌椅、书柜、书本、乐器等，营造睦邻的甘榜风味。
荷兰道第2座组屋底层 “荷兰村迷你图书馆”，营造睦邻的甘榜风味
荷兰道第8座组屋底层打造成波普艺术画廊（Pop
Art Gallery），这是继麦波申的“梵高画廊”之后，本地非盈利组织“社区创意”（Social
Creatives）的另一大众文化创作。组屋底层的波普艺术灵感源自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和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呈现的本土元素包括南洋早餐、军训和九层糕等。
荷兰道第8座组屋底层的波普艺术画廊
波普艺术于上世纪50年代在伦敦与纽约出现，迅速崛起成为流行艺术风格的主流，以大胆、简单的日常图像和鲜艳的颜色为特征，因此有人称它为“商业美术形式的艺术风格”。
很少有像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把金钱和艺术的关系坦率地表露出来，大胆地公开说赚钱就是艺术创作的驱动力。他最经典的作品金宝汤罐头（Campbell’s soup）图案，带领波普艺术登上大雅之堂。
集美花园
荷兰村地铁站 B 出口的集美花园（Chip
Bee Gardens），有约400间排屋和低层公寓，一个甲子前用来安顿已婚英军家属。正当一切欣欣向荣，英军突然撤退所有远东军力，集美花园变成空城。政府付600多万新元（原建造费的40%）从英国手中接管过来，让国际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任职的外籍教师入住。
集美花园初建时用来安顿已婚英军家属
现在的集美花园是最受西方外派专业人士青睐的小镇之一，随着时代不断演变，出现高档精品店、现代艺术画廊、餐馆、时尚咖啡馆等。
小区以“集美”命名，一般联想到陈嘉庚在厦门集美家乡设立学校、科学馆、图书馆和医院，建造成教育系统完善的集美村。追溯起来，建造集美花园的时候，陈嘉庚已在中国去世。这是时任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和陈永裕（陈六使的侄儿）联合发展的项目，取名“集美花园”来纪念陈六使的家乡。
双龙山客家坟场
荷兰村曾经有两座应和会馆购置的双龙山，埋葬嘉应五属（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先人，并在祠堂内开办应新学堂（1926-1969）。
上世纪60年代，建屋局征用坟山来发展组屋区。应和会馆跟政府进行多轮交涉，最终保留百分之五的土地。如今缩小的双龙山客家坟场与政府组屋为邻，重新规划的墓碑鳞次节比，格局好比周遭的组屋，被誉为“模范坟场”。
跟一般注重雕工的岭南建筑相比，保留下来的双龙山祠堂反映客家人朴实无华的一面。祠堂中堂正后方安置着传统五星石，据说它是土地龙神的化胎，代表五行相生，保佑家族子孝孙贤，繁荣昌盛。
双龙山客家坟场，小图为五星石
黄仲涵园
荷兰村附近有个黄仲涵园 （Oei
Tiong Ham Park）私人住宅区。1920年“印尼糖王”黄仲涵在新加坡落户，捐出多笔款项扩建莱佛士书院、华侨中学、道南学校等校舍。商业方面，他在新加坡创办轮船公司，成为印尼华侨航业的主要力量。
黄仲涵的家族史多姿多彩，父亲黄志信参加1853年厦门小刀会起义，担任部队军需官，也就是负责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后勤作业。起义军遭到清朝政府的严厉镇压，黄志信知道大势已去，逃难到印尼三宝垄定居，开创商贸企业，从爪哇出口烟草和蔗糖，从中国进口茶叶、苏州丝绸及各种食品，成为在地华人首领。
黄仲涵继承父业，投资大型甘蔗园与糖厂，聘请外国专家和购置最新自动化设备来提高生产力，黄仲涵财团（OTHC）的蔗糖产量超过华侨糖业总产量的半数，为了逃避荷兰殖民地政府的税务才来到本地定居。
印尼独立后，政府为了保护民族经济，对华人商贸施行各种限制。黄仲涵家族向来亲荷兰政府，又是当地华人最大的财团，排华高峰期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以“偷漏重税”、“违反经济法令”为由，将黄氏家族的资产国有化。黄仲涵的名字却因对本地社群的贡献，而在荷兰村一带保留下来，正是世事如棋。
植物园
坐落在荷兰路的植物园参照英式园林风格设计，新加坡以SG50方式庆祝独立半个世纪那年，植物园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唯一上榜的热带园林。
植物园和对面的前军营，原本是个豆蔻种植园，由后来出任三国领事的胡亚基和殖民地财务秘书共同拥有。19世纪中叶，全岛15万棵豆蔻树因虫害全毁于一旦，胡亚基等人将废弃的园丘出售给政府，部分用作军营，部分创建植物园。
经济作物方面，植物园最成功之处就是试验出种植橡胶树的方法，19世纪末在新、马推广开来，许多商人因此致富。
植物园与周遭有些鲜为人知的小秘密，例如日据时期，澳洲俘虏用自己制造的砖块铺设梯阶，红砖上的箭头就是识别的标志。格洛扩展区（Gallop Extension）的两幢百多年老洋房 “雅柏拉”（Atbara
house）森林探秘馆和 “英华哲瑞”（Inverturret）植物美术艺廊，都由双迈（Swan & MacLaren）建筑师设计，修复前用作法国大使馆与大使官邸。双迈的设计构思新颖，受保留建筑包括良木园、苏丹回教堂、史丹福大厦、维多利亚纪念堂、南天大酒楼（裕华国货）等。此外，大威园（1 Dalvey Estate）乃前民选总统王鼎昌故居；汶莱王室府邸“Arwaa Mansion”坐落在大威山上（46B
Nassim Rd），占地超过90间五房式政府组屋，无限风光尽收眼帘。
日据时期，澳洲俘虏用自己制造的砖块铺设植物园内的梯阶，红砖上的箭头是识别的标志
汶莱王室府邸“Arwaa Mansion”
登布西路前东陵兵营
19世纪中叶兴建的东陵兵营（Tanglin
Barracks），位于植物园对面的登布西路（Dempsey Road）。从前军人驻守在皇家山和市区商业地带，商人担忧擦枪走火，频频向殖民地政府施压，东陵成为搬迁的首选之地。
登布西的建筑群中，原为驻军使用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 Church）乃受保留古迹之一。教堂外有个加建的“亭子”，象征进入墓地前的闸门，也是安葬前停柩告别之处。原来的闸门由二战时期的英军战俘建造，撤退时从樟宜军营内的墓园运回英国，眼前所见的是仿造品。
圣乔治教堂乃受保留古迹之一
英军离开后，政府将东陵兵营用作国防总部，第15、17与18座营房，就是昔日的中央人力局（CMPB），雄壮的军乐奏起，家长依依不舍地送孩子入伍的地方。这些受保留建筑群已经化身为画廊与餐饮场所。
建国年代，国民服役是个全新的概念，自然出现不少社会舆论，甚至杯葛强制服役的声音。目前新加坡有约7万名国民服役人员与职业军人，90多万名战备军人，可谓百万青年百万军，国民服役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登布西山曾经是欢送成千上万年轻人入伍的地方
女子职业学校
东陵兵营山脚下有栋古老的双层洋房，现址为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祈祷与培训之家（FMM House of Prayer and Formation）。1950年代，三位罗马天主教修女在意大利上船，航行一个月来到新加坡，连同一个星期后从澳门抵达的另外三位修女，进行女孩与幼教的教育工作，在乡村的华人庙宇设立诊所等。
前海星女子职业学校，由罗马天主教修女创办
修女在后港设立海星天主教女子中学，让后港与榜鹅一带的农村女孩有机会升学。1980年代初，这所华文中学开始招收英文源流学生。
修女也在荷兰路创办海星幼稚园和海星女子职业学校（Maris
Stella Vocational School）。那个年代本地妇女陆续摆脱厨房的宿命，职业学校为没有机会继续升学的各族少女开办课程，让她们掌握更好的谋生技能。职业学校原址就是现在的培训之家。
协助修女购买产业开办职业学校的善心人士，就是受尊称为“慈善之父”的余炳亮。他为修女们支付产业的费用，直至她们有能力偿还剩余的款项。余炳亮是新加坡社会服务理事会和公益金的创始人之一，并于多个教会、妇女与回教组织服务。
提起新加坡的荷兰，通常离不开吃喝玩乐和悠闲游园。希望走一趟非一般的荷兰村，大家可以感受到文化历史与慈怀心肠所打造的另一道风景线。
主要参考
Janice Loo, “Holland Village”,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22-07-20_105713.html?s=Holland%20Village accessed 9 January 2023.
Lee Hwee Huon, “Oei Tiong Ham”,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410_2009-01-06.html accessed 9 January 2023.
Rachel Chan, “Dempsey Road”,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591_2009-11-03.html accessed 9 January 2023.
http://ohmyue.blogspot.com/2017/03/pop-art-gallery-void-deck-art-holland.html accessed 18 December 2022.
https://www.dempseyhill.com/history.html accessed 9 January 2023.
陈爱薇，“集美花园半世纪风情”，《联合早报》2021年10月3日
蓝郁，“荷兰村邻里欧陆风情”，《联合早报》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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