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2, 2014

陈平的遗愿信

2013916日,书记陈平(1924-2013撒手人寰,他生前写下题为《我的愿》的遗愿信在礼中曝光。


(陈平:我的遗愿。图片来源:《马·星洲日报》)

《我的愿》的中英文版本如下:
我亲爱的同志们、我亲爱的同胞们: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离开人世。


原本我打算将后事交由理并静静地离开,但201110月初媒体误传我病危造成的影响,使我感到有需要留下封信。

自从我加入党并最书记,我已将我的身心完全付托党所代表的事,即是:建立一个基于社会主理想的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而斗。在,随着我的逝世,候将我的躯体归还我的家人。

我感到无限欣慰,孩子愿意照一个在他出世后就一直无法提供家庭关、温暖和保的父。可惜我只能在放下政治和公众任之后,才能作。奈何那却是在我已再无任何剩余生命可以与他刻。

十分憾的是,他是在大成人后才到恍如陌生人的父。我无要求他理解或原。他没有,必酷的事。就像多烈士和同志的家属那,他要承受并非他自己造成的苦和磨,而那是由于我决定挑意欲改的社会的残酷力的后果。

很不幸地,我是无法回到故去拜祭葬在那里的父母,也不能踏上我们为了反抗侵略者及殖民者而斗的可祖国的土地。

我和我的同志们为了政治理念奉献了一生,并承受由此而来的一切代价。无自己、家人和社会造成什么后果,我都只能默默地接受。

底,我只希望后人得我是一个好人,一个可以向世界宣告他敢于其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要人民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人。

究竟成功或失,并没有关系,至少我做了努力。希望年一代会遵循我走的道路并将它展完善。我相信社会公和人文主的火焰不会熄

了,我的同志! 永了,我的同胞! 永了,我的祖国!



My dear comrades, my dear compatriots,

When you read this letter, I am no more in this world.

It was my original intention to pass away quietly and let my relatives handle the funeral matters in private. However, the repercussions of erroneous media reports of me in critical condition during October 2011, had persuaded me that leaving behind such a letter is desirable.

Ever since I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and eventually became its secretary-general, I have given both my spiritual and physical self in the service of the cause that my party represented, that is, to fight for a fairer and better society based on socialist ideals. Now with my passing away, it is time that my body be returned to my family.

I draw immense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my two children are willing to take care of me, a father who could not give them family love, warmth and protection ever since their birth. I could only return my love to them after I had relinquished my political and public duties, ironically only at a time when I have no more life left to give to them as a father.

It was regrettable that I had to be introduced to them well advanced in their adulthood as a stranger. I have no right to ask them to understand, nor to forgive.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face this harsh reality. Like families of many martyrs and comrades, they too have to endure hardship and suffering not out of their own doing, but out of a consequence of our decision to challenge the cruel forces in the society which we sought to change.

It is most unfortunate that I couldn’t, after all, pay my last respects to my parents buried in home town of Sitiawan (in Perak), nor could I set foot on the beloved motherland that my comrades and I had fought so hard for against the aggressors and colonialists.

My comrades and I had dedicated our lives to a political cause that we believed in and had to pay whatever price there was as a result. Whatever consequences on ourselves, our family and the society, we would accept with serenity.

In the final analysis, I wish to be remembered simply as a good man who could tell the world that he had dared to spend his entire life in pursuit of his own ideals to create a better world for his people.

It is irrelevant whether I succeeded or failed, at least I did what I did. Hopefully the path I had walked on would be followed and improved upon by the young after me.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the flames of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ity will never die.

Farewell, my dear Comrades!

Farewell, my dear Compatriots!

Farewell, my dear Motherland!

Chin Peng

二战结束时,陈平以联军与抗日军首席联络官的身份获颁英女皇OBE功勋,不过他并没有领取这枚勋章。紧急状态法令公布后,陈平从盟友变成头号公敌,勋章被取消,英国甚至悬赏25万元来捉他归案。25万元是当时福利大彩头奖的奖金。

名一代奇人物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奉献一生,他的孩子只能将他看作是个陌生的父亲。陈平临死前的愿望是希望后人得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可以向世界宣告他敢于其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要人民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人。

(陈平与当年悬赏缉拿他的二十五万元报章头条。图片来源:《观察者》)

悲剧与激情


在那个左翼与右翼都在追求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年代,目标相同,但出发点各异。左翼人士未必是共产党员,但一般上同情马共。马共对新马的影响力从战后开始,延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三十年,缔造了许多理想与失落,有无可弥补的伤痕,有生命的创伤,也改写了许多人的命运。

数十年来,我依旧无法抹去在住家附近,那一张张经常失去踪影的社阵幼儿园老师年轻正义的脸孔,尤其是右手挺在胸膛,跟学生们一起唱着“我是小小红卫兵”的神采。也深刻的记得那位带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的老师匆匆奔跑中,见到我站在三楼的窗口,顾不得五条车道的危险,冲过繁忙时间的禧街,跑到我家来喘气,还不断神色紧张地往窗外瞧,以后就没再见过他了。

1970年代新加坡中文文艺团体一路来都是政府留意的对象,记得有几位长堤文艺社的团员响应“时代的号召”,上山打游击去了,以后没有再回来过。更不能忘怀思想左倾,但绝非共产党的一群文团之友讨论社会民生时那双充满正义的眼神,多年以后却似乎刻意回避那一段曾经拥有的记忆

当时还有一些极左的刊物,指责李光耀为资本主义走狗,新马分家后的新加坡是英国的傀儡政府,还有刻意扭曲的插图等。已经解散二十余年的社阵已故主席李绍祖在1980年代公开承认文革期间社阵走极左路线是流失民众基础的导因。

博物馆导览员黎上增也以他的同袍为例,与他同时在军校(SAFTI)结业的军官,携着少尉(2LT)的军阶,放弃新加坡的所有,先跑到马来西亚,然后上山去了。那是1974年。

他们还在坚持当时的理想吗?

关于那段风风雨雨的历史,陈平的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和由历史学者陈剑和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的卡尔·哈克主编的《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日战刚结束,东南亚各国纷纷发动内战,把殖民地政府赶回老家,新马却度过了和平的日子。当时最有实力跟英国人对抗,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是以马来亚革命为宗旨的马共,不过马共总书记莱特以经历过日军统治后,新马人民渴望过些安宁的日子为由,阻止马共发动独立战争。

莱特是三面间谍(英、法、日),对马共来说就是内奸。1947年,莱特卷逃十三万元马共基金后,23岁的陈平当上了马共总书记。

(年轻的陈平。图片来源:《观察者》)

196012月,陈平离开马来亚,在北京指挥马共的地下活动。29年后,65岁的陈平回到泰国,1989122日,陈平率领马共中央派(1188人)在泰南跟泰国和马来西亚签下《合艾协议》后,正式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1930年4月30日在第三国际代表胡志明的见证下正式成立的马共逐步走入历史。

(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马共总书记陈平。图片来源:《观察者》)

早在1987313日,黃一江率领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马西共)第一分局(90人)已经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同年428日,張忠民率领的马西共第二分局(542人)也走出森林,結束武裝斗爭。

泰国遵守承诺,拨款在勿洞建立了让马共居住的友谊村与和平村,友誼村属于马西共所有,和平村(朱拉蓬Chulaporn公主村)则是中央派成员居住。 

时光溜转间,有些前马共成员入籍泰国,成为泰国公民,有些原马来西亚人获准回到马来西亚,至于来自新加坡的党员,由于新加坡不是和平协约的签署国,他们的身份变得敏感,有家归不得,两头不着岸。


来自吉隆坡,已经入籍泰国的前马共成员林先生透露,他在吉隆坡华文独中完成高中教育,隶属原第12支队2区,也就是后来以張忠民为首的马列派,在泰南霹雳边界的勿动活动。至于原属第8支队,也就是后来黃一江为首的革命派,则在泰南吉打边界的昔罗(Sadao)活动。

在马西共走出森林,《合艾协议》签订前那两年间,已经有一些原马来西亚人选择回家,不过当时有关当局的条件比较苛刻,曾经被扣留、调查、监视等,至于那些在《合艾协议》签订后才回家的前马共,虽然也受到调查,总体而言所受到的待遇好多了。

至于新加坡来的队员,多数加入中央,在和平村落户。不过要找人也不容易,因为大家武装后都会隐姓埋名,使用假名字。

林先生表示马西共比中央更早走出森林,主要是受泰共的影响,他们观察到泰共投降后,泰国遵守原有的和平协议,让他们有尊严地回归社会。马西共认为泰国是有诚意,结束这场漫长的游击战事的,所以才作出投降的决定。


(来自吉隆坡的前马共成员林先生(左)和我在第二友谊村的万花园度假村前合影)

通过历史对话来反思战争


马共漫长的武装斗争源自19486月,三名英籍园丘经理在安顺被暗杀,英殖民地政府宣佈禁止工会和馬共的一切活动,并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6·20事件),持续了十二年。在紧急状态法令下,马共在一夜间被定为非法组织,那些在日治时期曾经跟英军出生入死,打击日军的马共成员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党中央紧急应变,谕令各州党员成立战斗部队,以森林为腹地,对抗英国人。

(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劝请人民不要追随陈平和马共。图片来源:《观察者》)
  
1999年在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s National University)跟二十二名学者的对话会上,陈平表示武装斗争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但他并没有否定武装斗争的路线。陈平明暸人民经历过日战后,一心希望和平的到来,马共只是被当时席卷全球的冷战浪潮卷了进去。实际上,马共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军备和财务援助,一部分枪弹是抗日军解散时埋在森林里的,更多的是日军投降时跟他们化敌为友,缴械给马共,让他们日后跟殖民地政府对抗的,有一些不愿意回国的日军甚至成为马共的成员。

在对话会上,陈平坦诚当时马共有三大结构性的弱点:

第一,马共忽略了华人占了党员的90%以上,马来人对马共的支持相当薄弱,只有彭亨的第十支队几乎全是马来人。马来亚不像赤化的中国和越南那样,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马来亚是不同族群生活在一起的殖民地,其中马来人就占了50%,印度族10%。结果,马共战士浴血战场或在森林中饿死之外,还有数千人被遣送回中国。最后,马共退到泰南茂密的原始森林建立据点,兵源从最高峰期的八千人降到千余人。

(马共的军力在逐年递减。图片来源:《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第二,马共忽略了马来亚是个已经开发的地方,乡村范围太小,英军可以在一天内抵达偏远的乡区,也不像中国那样有农民为基础,“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根本行不通。英国人通过新村策略,在1950195118个月内将全马五十万园丘工人家庭赶入徙置区,用铁丝网切断了民众跟马共的接触。马共在新村附近现身找粮食,增加了遇袭的风险,使到马共失去主动性,无法扩张影响力,只能退守到内陆山区,增加挨饿、痢疾、疟疾、溃疡等危险。

第三,马共存在着内奸问题,从三重特务莱特到后来的肃反运动和内部派系分化,元气大伤。肃反运动多少受到文革的影响,陈平在19676月间发起第一次肃反运动,1969年进行第二次肃反运动,估计有超过一百名党员错被当作内奸而丧命,造成党内部分裂。第8支队和第12支队相继脱离马共中央,分别成立马共革命派(1970)和马共马列派(1974)。12支队张忠民为了让五位被无辜杀害的新党员平反,花了四年时间跟陈平交涉,但不得要领,所以比革命派晚了四年才成立新部队。

1983年,革命派和马列派整合,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西共”,与陈平主导的马共划清界限。


(在肃反运动中无辜丧生的第12支队“新”党员。凡是1962年及以后加入的都归纳为新党员)

马来亚独立前的华玲会谈


根据英国行动局(Director of Operation)的资料,19486月至19578月间,总共有九千多名马共分子阵亡,有超过一万名复员的男女曾经一度是叛乱者。

还政于民本来就是马共奋斗的目标,一旦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自主,马共奋斗的进程也应该结束了。陈平了解到马来亚即将独立的大势,以及马共军力从初期的八千人锐减至少过三千人的处境,希望通过1955年在吉打的华玲会谈(Baling Talks)达到和平的共识,让战士们在无审讯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恢复自由的平民生活。当时,马共由陈平、拉昔迈丁(Rashid Maidin)、陈田三人负责谈判。


(马共的谈判代表:陈田、陈平、拉昔迈丁)


(马来亚谈判代表:马绍尔(不在照片内)、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

在华玲会谈上,东姑阿都拉曼表示如果马共不投降,就不能接受马共存在马来亚的社会里。陈平提出的条件则是如果马共受承认,成员不被扣留和调查,他们可以立刻放下武器。陈平强调被扣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森林的生活是很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

东姑将理想与行动区别开来,认为共产主义是个外来的理想,他不认为这个理想能在马来亚实现,他也不认同马共在马来亚的武装行动。东姑坚持马共必须接受调查才能够复员,那些对国家效忠的前马共分子将能融入社会,如前一般生活,甚至可以参与政治。对于代表马共前来谈判的陈平而言,答应东姑的条件就好像发表自白书一样失去尊严,公开谴责共产主义,是无法接受的。

《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的前总编辑赛扎哈里(Said Zahari)在他的回忆录《人间正道》中记载了当年他身为《马来前锋报》的记者,在华玲采访的经历。他当时在记者会开始前向东姑提出一道问题:“东姑会否因为这一次的谈判失败,而感到遗憾?”东姑不经思考便回答道:“不,我不,我不曾希望它成功。(No, I am not. I never wanted it to be a success.)” 当时东姑身边的巫统宣传组成员赛嘉化阿巴(Syed Jaafar Albar)的“劝告”下,这段简短的回应没有刊登出来。

英国情报员康柏(Leon Comber)在1999年的对话会上表示,英国人对华玲会谈另有部署,万一谈判破裂,就要杀死陈平。当时英军已在森林里埋伏,但陈平并不知道身临绝境,只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独自沿着森林边的胶园行走,然后拐入森林中,竟然奇迹般地躲避过英军的埋伏。

(1999年,陈平和康柏(Leon Comber)在澳洲坎贝拉大学的对话会上。
图片来源:《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生前事,身后评


十二年的紧急状态时期,英国投入14亿7千万英镑,并从共和联邦动员二十万军力,出动二万五千次英澳军机来打这场内战,敌人是只有数千军力的马共。就陈平而言,虽然双方实力悬殊,但马共并没有被打倒。到头来马来亚、新加坡都相继独立了,马共或英国都没有得到美丽河山。

陈平回顾这场漫长的武装斗争:“英国优势的说法,早在日本军人骑脚车由马来亚公路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取 “新加坡堡垒”的时候给粉粹了。但英国人不愿面对这些事实。日本投降后,他们当着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要回到马来亚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回复他们过去的光辉日子。….他们依然保有主人及恃强凌弱的地位。如果没有任何事情把他们从醉梦中唤醒,所谓的友好与和平的谈判将年接一年,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那就是我与同志们的成就了。我们促使英国正视及明白他们必须听从于马来亚真正的主人。我们在他们还未准备要谈判前,便逼使他们到谈判桌去。  ---《陈平:我方的历史》

放下武装斗争后,陈平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愿意为斗争中伤害无辜平民百姓道歉;向两次极左的内部肃反行动死去的同志道歉;在华玲会谈本来愿意和解,接受马来亚,但因东姑要马共接受投降而选择继续斗争等,都说明武装斗争本身有偏差。不过无可否认的,马共促进了反殖的进程。


(1989年,马共中央派列队走出森林。图片来源:唐人街II-马共现状:丛林深处的和平)

关于马共与马西共之间是否真正和解,根据马来西亚东方日报的报道(2013922日):“马西共前成员余绍中(铁疆)所指,虽然马西共成员没组团到陈平灵堂弔唁,但有以“泰国友谊互助会”的名义,赠送花圈示意。他直言,两派之间的恩怨可以渐渐淡化,但长期以来没有好好处理的芥蒂,也非一时之间可以釐清及说清。”而今,陈平、张克民、黄一江三大派系的首脑都以作古人,往事略带唏嘘。

跟许多飘泊一生的老人一样,陈平晚年时,落叶归根的心愿是很强烈的,但马来西亚联邦高等法庭以陈平没有出生证,无法证明他是马国人为由,拒绝他回国。一年前陈平嚥下最后一口气,大马政府在陈平家属尚未表明意愿下,高调反对陈平骨灰运送回国。陈平的家属表示,他们並不急着把陈平的骨灰运回马来西亚,但会尽最大努力,通过合法的途径,让陈平体面地完成回家的心愿。

(陈平的老家实兆远Sitiawan,现在是一家多多博彩商店。
图片来源:《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陈平往生已经一周年,也是马共时代走到休止符的时候。以当前大势而言,马来亚共产党是一个过去的时代的代言词,相信假以时日,历史会给予一个完整的评价。

附记:正当准备发表这篇博文时,陈彬彬(Tan Pin Pin)以纪录片形式拍摄的电影《To Singapore, With Love》(新国恋)被媒发局评定为NAR (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不能公映。事源这部电影报道了数位不准回国的前马共、教会人物、学运分子、社运分子等。他们所秉持的政治理想和当权者不符。

媒发局表示“(it has)assessed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film undermine national security because legitimate actions of the security agencies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Singapore are presented in a distorted way as acts that victimised innocent individuals.”


简而言之,就是媒发局认为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政治犯的故事并不属实,会影响到新加坡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过去那一段充满悲剧与激情的岁月?谁说了算?媒发局
限制民间讨论历史的做法无疑进一步增加如何面对社会动态的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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