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22, 2019

“死人街”消失的行业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9年1月17日

唐朝建筑风格的佛牙寺于21世纪初落成,为古老的牛车水注入新活力。佛牙寺所在地硕莪巷(Sago Lane),就是老人家口中从前的“死人街”。


(牛车水地标之一的佛牙寺坐落在昔日的死人街上)

30多年前,死人街上还可见到福寿殡仪馆、郭文殡仪馆、同福寿殡仪馆、棺材店、纸扎店、香烛店、生花店等,附属于这些殡仪馆的“养病所”则是时代潮流的独特景观。

未拆除前的死人街店屋,从年初到岁晚都见证着生老病死,硕莪巷57号住着不怕尸骸不怕污秽的两母女:何妹(已仙逝)与梁丽珍(现年83岁)。我在梁丽珍的外甥女董惠芳的安排下,进一步认识到死人街的落幕人生。


(俗称死人街的硕莪巷。新明日报 2014年8月11日)


养病所照顾末期病人


广东人称殡仪馆为“大难馆”,取义于死亡乃人生最后一大劫难。养病所是大难馆为末期病人设立的,就在大难馆楼上与隔壁的三层楼店屋。养病所的设备简单,只提供铺着草席的木板床和简单的伙食,在那里度过最后岁月的主要是牛车水人家、梳起不嫁的老妈姐、一辈子都赎不了身的妓女与来不及满月的婴儿。高峰期,养病所一层楼住上10多个病人。能够自己大小便的,收费每天1元,无法自己料理的则缴付1.50元。


(大难馆设立的养病所内观。SPH档案照:NAS media number 19980002918 - 0098)

如果养病所床位短缺,病人便被安排在大难馆内寄宿。大难馆内分成四个摆放尸体的隔间,出山(出殡)前才移到棺材里。年少时我曾经在祖母的灵堂前,边看着南无佬(民间道士)做法事,边看着隔壁间原本文风不动的老妇徐徐坐起来,当时也不觉得害怕。

二战结束后,何妹和梁丽珍母女在这些新成立的养病所伺候末期病人的日常起居,撒手尘寰后帮他们净身,让往生者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梁丽珍跟着母亲入行时年方9岁,在养病所的成长岁月中,几乎每天都帮忙收尸。她回忆起那个重男轻女的婴儿潮年代,有些家长将红包放在垂死的女婴怀里,遗弃在大难馆门口,那些于心不忍的家长则倒回来询问婴儿的状况。照顾活婴期间,大难馆无法承担奶粉钱,干脆让他们喝稀释的炼奶。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梁丽珍学着母亲,将其他病人留下的药物喂婴孩,有些反而奇迹般地痊愈了。她亲手救活的小生命中,其中一名初生女婴由尼姑收养,长大后跟着削发为尼;另一名6个月大的女婴的爷爷是个报贩,活下来后由父母抱回家;至于满对岁的男婴,家人带着他到香港定居,此后再也没见过他们。


民间传闻与古老习俗


死人街的养病所应运而生,跟在地的居住环境、民间传闻与古老习俗息息相关。

牛车水店屋属于“七十二家房客”类型,人口十分密集。一旦有人病重,住客怕被传染,将病人送到养病所是最好的选择。

那个年代,民间流传“生不入衙门,死不入病楼”的说法,认为“四排埔是医死人的”,宁可自己抓药吃也不踏进四排埔(中央医院)半步。其实医生不能医命,病患入院那一刻已经病入膏肓,自然药石无灵了。

在住家往生的人士,一般上家属都不触碰亲人的尸体。他们一方面怕被病毒感染,另一方面相信人死后,魂魄还留在躯体中,如果往生者被亲人触摸,便会心如刀割,不忍离去,最终成为孤魂野鬼。这时候,何妹便会肩负起运尸的任务,上门背着尸体走到大难馆去。

何妹为何天不怕地不怕呢?原来25岁那年,她从广东东莞来到新加坡,在广惠肇留医院跟着医生进出手术室,早已练出一身胆量。二战时,留医院的病楼被炸毁,血肉横飞,何妹帮忙收尸敛葬,此后百无禁忌,正好在死人街派上用场。


(年迈的何妹保持活跃,上世纪70年代还以老街坊的身份,带着游客游览牛车水(梁丽珍提供))


穿孝服先到染衣店


现在穿黑衣是一种时尚,过去的广东人礼俗只有遇到丧事,亲属才会找些旧衣服来染成黑色孝服以表哀思。

死人街附近的水车街(Kreta Ayer Road)65号,前东方戏院对面的兴都庙旁,有一家鼎鼎大名的“矮仔居记染衣店”,昵称“矮仔居”,许多在死人街办丧事的家属都到这儿染孝服。当时,牛车水还有另一家 “天天染衣店”,原本在登婆街(Temple Street)兴都庙旁营业,后来干脆搬到近水楼台的死人街。


(水车街兴都庙旁的空地就是昔日矮仔居记染衣店营业的地方)

董惠芳是矮仔居的孙女,她和姑姑董美好一同追溯染衣业的前尘往事。矮仔居(原名董驹基)来自广东三水,扁担两头悬挂染缸,手拎着摇鼓,“咚咚咚”的在牛车水的大街小巷讨生活。后来为了方便“走鬼”(跑地牛),矮仔居索性提升为“拥车族”,使用装上轮子的工具摊,在登婆街的小巷开裆。

董惠芳解释商号取名“矮仔居”,是因为祖父的个子矮小,觉得街坊所赐的绰号格外亲切。她的父亲董志奎乃家中长子,七岁便跟着矮仔居下南洋,负起养家活口的重任。上世纪60年代,董志奎接手父亲的家族手艺,另外租下水车街的锌板屋来做生意。那时新加坡的染衣店已经所剩无几,像矮仔居这样能够调配多种颜色的几乎是硕果仅存了。

衣服染料只有红黄蓝黑四个基本色,在没有电脑分色的年代,调配颜色就好象变戏法,全靠魔术师的功力。新加坡独立后发展劳工密集工业,纺织成衣厂如雨后春笋,大小成衣商纷纷把样本寄到技术先进的日本配色。那些还是无法达到颜色规格的,最终由董志奎为客人完成心愿。

上世纪80年代中,牛车水重新发展,大难馆在原地消失,养病所这个特殊的时代印记一去不复返。“矮仔居”则搬迁到新落成的宏茂桥工业区。随着时代的变迁,黑衣已经不是禁违,染衣服的成本从过去的每件三几毛钱激增到几块钱。此外,政府对环境卫生加强管制,使到传统染衣业举步维艰,终于黯然退场。


(董惠芳、董美好,梁丽珍与本文作者李国樑(董惠芳提供))

附记:
2019年4月24日
电台958黄淑君制作的《印象古早》,我谈死人街的故事的第一个晚上(4月23日),“听众Richard Lee听了《印象古早》谈早年的硕莪巷,也就是俗称死人街的节目,发来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和听众分享。他说位于死人街上的福壽殯儀館是他爷爷的姐姐也就是他的姑婆Mdm Lee Lai开的。”(黄淑君 Huang Shujun Capital 958 脸书)。听众的反馈补充使死人街的故事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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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February 19, 2019

爷爷的箱子

作者:黄坤浩
标题与图片由本网站博主添加


漏网的舞台照


搬了新家后,还是天天回去只隔几条街的旧家。开开信箱啦,翻翻旧物件啦,不离不弃。最难割舍的是书本、音碟、相簿与信件等等。搬家公司已经在一个上午一箱一箱搬到新居去了。旧居移交前,我们还是带回了许多有感情价值的东西。旧街坊说,“你们搬了怎么还天天回来?”结果是,新家差点变成了旧家的翻版。距离打扫工人为我们“大义灭亲”的前两天,儿子突然在手机里发给我几张发黄的照片,说储藏室内有不少陈年旧日的藏品,好像是“漏网”的好料。

唉,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多少旧东西,淘汰了又捡回来,甚至跟捡破烂的阿婆一样在环保箱里“淘宝”。最终还是靠了这六字真言“看破,放下,自在。”了断心中的纠结。今天怎么说都不愿再回头去看一眼了,以免藕断丝连。

第二天,我还是悄悄回到旧家看看那些“漏网之鱼”。突然在旧照片堆里看到一张舞台照,那是歌咏队的造型,歌者手握大刀。那不是我的舞台照吗?不是。那些人我都不认识。而且,搬了两次家,都没发现这张非亲非故的旧照片。翻转照片的背面,上面写着《大刀进行曲》。还有一个符号,一横三竖。那是什么特别的符号?我愣了一下。但是“大刀”二字触动了我尘封七十余年的一段往事。我小时候每次提起那些事,家里人都说那是我三岁时的梦魇。

说也奇怪,我从来没看过这张歌咏队的舞台照。而这张照片是夹在奶奶与她外家成员的旧照片堆里。奶奶已经去世四十年了。这些照片早该送进环保箱里。今天怎么跑了出来呢?是来跟我们作最后一次的告别吗?我们家族年纪最老而尚存的大姐有个怪脾气,从不说日据时期的生活。   她只说过爷爷是个大老粗、手艺很好的木匠。今天我怎么啦?七十年前的梦境,爷爷、大刀、日本兵……等等印象破碎的人与物,突然间,像翻江倒海似的涌进我的脑海里。


上锁的工具箱


我三岁那年,爷爷给我做了一把木制大刀这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年,日本人来我家带走我爷爷,从此无影无踪。小时问起爷爷的事,大姐只说长大后自然会知道。她一再强调那是杀头的事不准我多问。我也为这事一直闷在心里,后来就渐渐不提了。

二战前,爷爷从汕头为逃避战祸逃到新加坡来。爷爷在潮汕逃过内战的“拉夫”(征兵),也逃过了日本兵对老百姓的苦役。谁料到他从新加坡河柴船头辗转逃到淡滨尼乡下,还是逃不过日本兵的毒手。爷爷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在潮汕只读一年书就辍学了,几乎目不识丁。“大检证”时,他幸运地逃过一劫。这些都是我长大后奶奶告诉我的。

小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淡滨尼乡下。那里有爷爷的三间小木屋。我们一家子住一间,爷爷奶奶住一间。爷爷还有一间小屋子,那是他制造家具的“小工场”。

爷爷做的家具都很好卖。他每天早上用扁担挑着椅子、凳子和板凳去五块石(英里)的巴杀摆卖。爷爷不随便让别人进去他的“小工场”。他外出时一定锁上。为什么要上锁?现在回想一下一定有什么秘密?若能有梦,一定要梦回七十年前那间“小工场”,并且睁大眼睛,看看有什么蜘丝马迹,可以联系到爷爷遭日军带走的原因。

爷爷十分疼我和小黄狗,能进去小工场的人只有奶奶和我,还有他的小黄狗。奶奶每天只能进去打扫一次。由于木屑很多,奶奶要求一天清理三次,爷爷绝对不让,好像怕奶奶发现了他的秘密。爷爷甚至苛求奶奶不能碰他的工具。我和小黄狗却可以触摸他的工具和其他家具。我喜欢他做的摇摇椅,我一坐上去,爷爷就在背后摇椅子。在摇摇椅上,我好像骑着木马,好玩极了。其实,我老瞄着爷爷的工具箱,他一没注意,我就去摆弄箱子上的锁头。他越不肯打开锁头我越要去摆弄它!

爷爷只让我看看木箱外面的图画。他用油漆在上面画小鸡、小鸭、小猪、小羊和小黄狗。小黄狗身旁还有一个大茶杯。嘻嘻,我知道,里边装的是黑黑的咖啡乌。喝咖啡乌是爷爷和小黄狗的共同嗜好。平日里,爷爷先喂我喝咖啡,然后再喂小黄狗。

小黄狗有个外号叫kopi。为何叫kopi呢?kopi原来是一只流浪狗。当爷爷在柴船头的咖啡店遇到小黄狗时,它的后腿让人给打瘸了。它常常匍匐在爷爷的椅子下,舔着爷爷倒在盘里的一点咖啡。爷爷可怜它在街头流浪,就抱回家给它疗伤。爷爷懂得一点治疗跌打损伤的土方法,很快就把小黄狗的后腿给治好了。从此,小黄狗不仅仅跟上了爷爷,也爱上了喝咖啡的习惯,爷爷也因此管他叫kopi。

在兵荒马乱,硝烟四起的年头,kopi竟然失踪了,爷爷为了照顾一家老小,也的确顾不上kopi了。有一天,爷爷在五条石(英里)巴杀喝咖啡时,小黄狗竟然出现在爷爷的脚下。小黄狗跳上爷爷的膝盖上,呜呜地哭了起来。Kopi和爷爷从此相依为命,在淡滨尼乡下过着平静的生活。

爷爷好像很欣赏他木箱上的图画。他常常拉我的小手去触摸木箱上的小狗。并且汪汪地学小狗快乐地叫了几声。当我的小指头去触摸小鸭时,爷爷就模仿鸭子的叫声“嘎,嘎,嘎”。当我触摸到小羊的时候,爷爷却故意装小狗“汪汪”地叫。我不服气对爷爷大声“咩咩“地叫。爷爷突然改变发出“哼哼噜噜”的猪叫声时,我就用两只手大力盖住小狗,并且发出小黄狗的叫声。爷爷“呵呵呵”大笑,马上把我抱起来转圈圈。我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玩下去。

但是我每次进去小工场,都纠缠爷爷打开箱子给我看,爷爷说:“不,等你四岁生日那天我就打开让你看个够,里面有一件礼物是要给你的。”


爷爷被日本人带走


可是,我还没过生日,日本人开始轰炸新加坡了。不久后爷爷就被日本人带走。他被带走的第二天,奶奶进去小工场几次,不是为了打扫,而是翻箱倒柜,丢掉或焚烧许多杂物。大姐是奶奶的助手,我不敢问,只觉得好奇。奶奶和大姐有几次要打开那个小木箱,可惜找不到钥匙。后来,她们决定用斧头劈开木箱,但是,我死都不让她们破坏爷爷留下的东西,“不,那是爷爷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又哭又闹。

过几天,奶奶清理小工场的次数渐渐减少了,门也不锁了。我和小黄狗仍旧躲在里面玩耍。我想念爷爷的时候,便坐在摇摇椅上。说也奇怪,我还没走近椅子的时候,椅子就先摇动起来,好像故意诱惑我。

我玩腻了,便尝试着打开爷爷的箱子。可是锁头是不容易打不开的。我困了,就看看爷爷画在箱子上的小鸡,小鸭,小狗,小猪,咿!小羊呢?小羊不见了。这时候,我听见屋外小羊“咩咩”的叫声,也听见爷爷说“小羊,快,快过来吃草!”我赶快喊爷爷。冲出屋外的时候,不见爷爷和小羊的影子。嗯,爷爷真坏,逗我出去玩捉迷藏呢。

我回去告诉奶奶我见到了爷爷,咿咿呀呀的,可奶奶不明白我说什么。原来那时候我过了三岁还是不会说话。天上打雷闪电时,我便睁大眼睛,比手划脚,发出“隆隆”“唏唏”的声音。大人都叫我“白仁仔”(潮语。小白痴)

第二天,奶奶扫完小工场的地板走出去之后,我又躲在小工场里。摇摇椅开始咿呀咿呀地动起来了。好像在逗我坐上去。当我坐上去的时候,它便使劲地摇起来,我感觉有人在摸我的头。我转头看,没有人啊。我转头看前面,又有人摸我的后脑勺。我想那是爷爷在逗我,不要理他,我还是去玩那箱子。

我找来了很多工具:铁锤呀、起子呀、钳子呀、扳手呀。搞到满头大汗,箱子还是没法子打开。我又困了,看看箱子上的图画,哟,小猪不见了!就在这时候,听到爷爷在屋外喂吃的声音“小猪,小羊,快来吃,快吃,吃饱饱啊!”接着,听见了小猪小羊快乐的叫声。“我来了!”我乐极了,他们来啦,要跟我玩捉迷藏呢。

第三天,爷爷还是没有消息。摇摇椅一直在摇动,“哼,我才没兴趣呢”。我赌气地直奔木箱子。我用木头敲敲打打箱子,可箱子还是没法子打开。突然,发现箱子上面的小鸡和小鸭也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听见爷爷在屋外喂吃了,“小鸡、小鸭,快来吃,快吃,吃饱饱啊!”接着,听见小鸡小鸭快乐的叫声。我冲出屋外、什么都没看见。

第四天,爷爷还是没有消息。我趁奶奶一离开小工场,便赶快走向木箱子。平时,摇摇椅一见到我马上动起来,但是,那天一动也不动。啊?木箱上的小黄狗也 不见了!其实,真的小黄狗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它老在我身边跟前跟后,脾气很烦躁,一下子去咬锁头,一下子对着我和木箱吠个不停。中午的时候,大姐叫我去吃甜面和鸡蛋,我才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


大刀进行曲


我还没吃玩甜面,有人带几个日本兵来爷爷的小工场搜查。他们在工场里翻箱倒柜,打打砸砸。有个兵士要带走木箱子,我哭了!他们撬开了箱子,拿出一把木制的大刀,刀柄上系了一块红布,十分精致。我咿咿呀呀的说“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生日礼物!”但是没人听得懂。一个日本兵把大刀放在脚下,噼啪一声,把它踩成两段。我一边哭一边踢那个日本兵,他扬起一脚把我踢开。另一个日本兵对着我举起长枪。奶奶用自己的身体护着我,“饶了他吧!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旁边的人都跪下来。爷爷的小黄狗突然疯狂地对那日本兵吠个不停。“砰!”的一声,大家都惊呆了。小黄狗没事,我也没事。

在混乱中,小黄狗迅速朝开枪的兵士飞扑过去。当时的我,惊讶地发现,立起身来的小黄狗的背影竟然像爷爷一样修长。它狂吠的声音就像爷爷愤怒骂人时的声音,不,那是天上雷公的声音!我浑身颤抖,泪眼中,我看到了爷爷的身影在小黄狗背后晃动。我拼命地喊“爷爷,爷爷!”小黄狗一边吼一边咬住兵士的脖子。它咬伤这个士兵,又飞扑到另一个士兵的脖子上。旁边的兵士们一时不敢开枪,怕会误杀自己人。就这样,小黄狗猛扑猛咬,连连咬伤咬死了三个兵士。最后还是死在乱枪之下。

据说,当天我们村里村头村尾被插上了黑旗子,一时逃不掉的男人都遭杀害。爷爷的小工场自然被烧掉。爷爷从此没有回来。那天发生的事,是梦还是真实,我说不清,但是家里人都说我在说梦话。

已经满头苍白的大姐笑我五岁时还是个“白仁仔”,连话都说不清楚,怎么会记得三岁的事情。她突然语气严厉地说“我们家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你不要到处说给别人听!”我把那张歌咏队的舞台照给大姐看。她的脸唰地一下苍白了。“这张照片原本是夹在《民族呼声歌集》里。”她翻开照片背后,指着那个符号说,“阿公就是帮人制造了三十支大刀被日本人带走的。”大姐颤抖着手把照片撕成碎片。我急着问,“那本歌集呢?”我生怕她会毁掉它。大姐缓缓地说,“早就烧掉,要不你我还会幸存至今?”

今年 2月15日,我第一次去了日据时期蒙难纪念碑参加祭拜仪式。


(日据时期蒙难纪念碑参加祭拜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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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15, 2019

大检证 Shingapōru Kakyō Gyakusatsu Jiken

在国家博物馆为访客导览日据时期展区时,总是心情有点沉重,怕撩起访客的愁绪,破坏了一天的心情。

一般上访客都知道大坡海山街就是检证地点。那是由于文物局在芳林苑外置放了告示牌,稍微留意一下就知道海山街是日据时期检证的地方。

一般上访客都知道中国的南京大屠杀,估计约三十万人被杀害,但新加坡大屠杀则叫人感到惊讶。看着出土的文物,有些性情中人还会霎那间泪光闪闪。


(Jalan Puay Poon出土的部分屠杀遗物。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实际上当年的检证遍布全岛,并非单只是海山街而已。至于被屠杀的五万华人,占了当时的本地华人总数的7%。

占领新加坡后,第25军总司令山下奉文(Lieutenant-General Yamashita Tomoyuki)发出检证命令,报复南洋华侨支援中国抗日的仇恨,一心“扫荡敌性华侨”。军令则有另一番说词,以日军的兵力将转用到其他地方为由,必须免除后顾之忧,尽速实施“市内扫荡作战”,找出“敌性华侨”并处决之。所谓“敌性华侨”,显然并非局限于军人,那些非武装,没有战斗力的平民都可以归纳于敌性的范畴。这也就是到头来被无辜杀害的华人众多的原因。

时间表是这样的:
-1942年2月15日傍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Lieutenant-General Arthur Percival)在前福特汽车厂(Ford Factory)签下投降书。
-2月16日:山下奉文在福康宁山的警备司令部会议上,决定“扫荡敌性华侨”。
-2月17日:山下奉文发出正式军令。
-2月19日:检证方案策划妥当后,由山下奉文发表布告,市区的年龄18岁至50岁之间的华侨,必须在21日到各个集合点,自备粮食与食水,违例不到者将受到“严重处分”。(军参谋长铃木宗作解释“严重处分”的意思就是军法处置。)
-2月21日至23日:市区检证完毕。市区检证的地点共五个,除了海山街之外,其他地区包括:Arab Street 和 Jalan Besar 之间的广场(应该是爪哇街一带),River Valley Road南端的广场(水仙门一带),加冷与芽笼交界处的橡胶园(快乐世界游艺场一带),青桥头警察局附近(Maude Road与前维多利亚中学一带)。
-2月28日至3月3日:由于郊区的居民分布范围广,因此日军策划了第二轮的郊区检证,并根据市区检证时所获得的额外资料如抗日人员名册,按照名字搜索拘捕。
-3月底:第三轮规模较小的郊区检证。
按照检证的规划,“扫荡敌性华侨”的对象共九类:(1)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有关;(2)财产超过五万元;(3)抗日侨领陈嘉庚的支持者;(4)报馆记者、教师、中学生、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军火者;(5)共产党员与海南人(日军认为多数海南人为共产党或抗日份子);(6)到新加坡少过五年;(7)私会党徒;(8)华侨义勇军;(9)英国政府的雇员。

显然这些归类的手段只是幌子,实际上,执行山下奉文命令的方案细节的军参谋主任辻政信宁可杀错,不可放过。辻政信在检证结束后表示,新加坡华侨胡文虎、陈嘉庚等人,与重庆政府相通,捐献大笔金钱,又是排斥日货的元凶,应彻底肃清。所以,此次在新加坡处刑了六、七千华侨,柔佛四、五千,全马来亚境内则处刑了一万名抗日华侨。


报复行动


虽然军令是2月21日才展开检证,近卫师早在2月16日,也就是新加坡沦陷隔天便采取报复行动。近卫师、第五师与第十八师同属第25军,近卫师原本负责在新加坡北部登陆,但面对华侨义勇军的奋勇抵抗。占领新加坡后,他们在武吉知马五英里半的龙兴米粉厂内展开集体屠杀,死难者超过两千多人。这个地方原名竹仔巷,现在的华侨中学后面的Namly Park一带。近卫师也在武吉知马六英里,也就是6th Avenue一带,屠杀了藏匿该处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任梁宙全家三十余人。梁宙本人因身在中国而免于难。


(武吉知马Namly Avenue和 6th Avenue一带,都是日战的屠杀现场)

过后近卫师负责新加坡东区的防务,动辄集体屠杀华人。1960年代初在全岛至少三十五处山芭乡野挖掘出被屠杀的骨骸,最多骨骸的地方为俗称死亡谷的勿洛惹兰培本山谷(Jalan Puay Poon)和樟宜十英里半的三百依格(Jalan Tiga Ratus),看来跟近卫师脱离不了关系。


各自为政的检证现场


检证开始的时候,由于太多传闻,实际上是乱糟糟的。比如有些地方的布告说男子十八岁至五十岁必须前往集中,丹绒巴葛的日本宪兵军官则宣布男子十二至六十岁都必须前往检证,所以梁介福药行的老板梁庆经回忆当时他只有十二岁,也跟着去检证了。关于检证的目的,有人说是领取良民证,有人说是日军要罚华人十天劳役作为支持英国人的惩罚,有人说是去参加胜利庆祝会,有人说去领取救济金。

有些地区不知道老人和妇女不需要检证,紧张兮兮的跟着集合,水仙门区的宪兵较有人情味,将他们遣返回家,知识分子受审问后被认为无罪的,都可以回家。芽笼区则不分男女老幼,露宿了两天。他们不清楚布告的内容,没带水带粮,两天后妇女才被遣返,男人则继续蹲在那里晒太阳。各区的检证程序也不一样,有些几天,有些数小时就完毕了。

至于检证所要针对的九类人士,也没什么特别准绳,海山街的标准是戴眼镜的就是抗日份子,爪哇街的则是家产超过二十万元的富人。快乐世界的检证设立了两道门自己走,从生门出来的就可以存活,从死门出来的则载去屠杀。有的地区的盘问以职业为主,有些看面相,有些排在右边的可活,排左边的则处死,有些检证点杀的人多,有些则“意思意思”。

住在汤申路碧山亭坟场旁的顺福村的老街坊许玉泉(81岁)每年都出席在美芝路(Beach Road)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举办的常年祭礼。新加坡沦陷75周年纪念日的现场,许玉泉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是大检证时被杀害的。他激动地说,纪念碑使用“死难人民”是不对的,是过于政治化了,应该称为“被杀害人民纪念碑”。


(许玉泉(右二)和郑有道(右一)每年都出席常年祭礼。摄于2017年2月15日)

每年都风雨不改,跟许玉泉结伴来到悼念现场的郑有道(76岁)住在碧山亭附近的海南山。他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带走,永远没有回来,由母亲带大他们三个孩子。郑有道的父亲是暨南大学的毕业生,避过了大检证却避不过汉奸,日军走入海南村,高呼他的父亲的名字,整个村子就只带走父亲一人。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检证的首要目的就是屠杀


这场大屠杀确实的死亡人数没人知道。

军参谋长铃木宗作表示本来计划在七十万名新加坡华侨中屠杀五万人,虽然名义上是“肃清”抗日份子,但真正抗日的华侨领袖和共产党则完全没有抓到。

军参谋主任辻政信的说法为少过一万人,日本记者中岛正人估计一万五千人。日本同盟社记者菱刈隆在审判战犯的法庭上说日军参谋曾经告诉他将有五万名华侨被杀,后来则说不可能处决这么多人,但其中半数已经被杀害。另一名日军参谋林忠彦证实原定屠杀五万人,但在处决一半后接到停止的命令。当时槟城的《彼南日报》报道新加坡所检证的“不良分子”为七万余人,英国随军记者认为被检证的约五万人,有些被立即杀害,有些被押往马来亚、日本、所罗门群岛、暹罗等地做苦功。

新加坡华人方面的检证记载,认为新马合共十万人被杀害,新加坡本身就有五、六万人,不过也有二万五千人、一万九千人左右等说法。英军 Colonel Wild在东京法庭上,认为在新马被屠杀的华人总数达十五万以上。

显然这些数据都跟官方的五千人相差太远。当时官方为了快点结束日战审讯,接受了日军政府的说词。

本地五万华人被屠杀是较合理的数字。

无论数字的多寡,检证是山下奉文领军下对非战斗人员、无武装能力的平民的屠杀行为,这种违反人道,违反战争公约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历史污点。

主要参考资料
李恩涵,<一九四二年初日本军占领星洲“检证”之役考实>,《南洋学报 第四十一卷 第一、二期》(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
谢燕燕,<华族殉难义士纪念碑 有段竹仔巷惨烈故事>,《联合早报》2017年4月6日。
原出版人:庄惠泉上校,原主编:许云樵教授,编修:蔡史君,《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ISBN 9971-83-938-5,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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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February 12, 2019

一生奉献教育教会 阁约翰牧师获街道命名纪念

作者:余经仁,图片由作者提供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2月9日

丹戎巴葛路靠近于麦士威路地方,有一道名为Cook Street(街道统一译名是库街)的横街,全长还不到100公尺,很可能是新加坡最短的马路。

这条马路的典故来由不见经传,不过,根据本地长老会的档案记录显示,它是为纪念英国的一位传教士John Cook(教会译名阁约翰)而名。

首个来新加坡的英国长老会传道人员


阁约翰是北英格兰人,早在19世纪求学时,就获知亚洲地区国家封闭,仍有许多人没有机会接受福音,因此,年少时就立下宏愿,要远赴亚洲地区传道。

当时,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口岸,英国长老会在潮州汕头也设立支会,并创立男女学校、医院与神职人员培训学院。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阁约翰如愿以偿,获海外宣教部指派到新加坡传教。他也是第一个获派到新加坡参与传道的工作人员。

1881年,阁约翰先到达新加坡,再转赴潮州受训并学习潮语 ,两年在中国浸濡学习期间,他也见证了教会如何通过教育方式协助传送福音,这对他后来参与教育事业帮助很大。

创立星洲幼稚园


阁约翰在1883年重返新加坡,开始他一生的布道生涯。最先,他是在竹脚一带传教,随后转往大坡芳林巴刹开设布道所讲道;这里靠近同济医院,每天前来免费求诊的病人众多,让他可以向更多人广传福音。

因为成立这个布道所,后来成就了长老会建成禧年堂的礼拜堂,而禧年堂对新加坡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本地第一所幼儿园——星洲幼稚园。由于星幼的出现,更带动其他团体纷纷跟随创设幼儿园,从此给新加坡具备完整的教育体系。

阁约翰后来也受委为星幼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他对星幼的另一贡献,是协助教会申请土地兴建新校舍,并间接促成星幼设立小学部 。

(阁约翰牧师(前排正中)是星洲幼稚园董事会成员之一。这是1921年他与其他董事在星幼校舍前拍摄的一张团体照。取自《禧年堂建堂50周年纪念刊》)

话说星幼创立于1921年,它原位于丹戎巴葛路与库街交界的一个平房,创校后反应特好。次年,学生人数就从第一年的27人增至80人,使得幼儿园马上出现不敷应用现象。在过渡时期,它得借用隔邻丹戎巴葛礼拜堂的地方作为部分课室才能应付所需;丹戎巴葛礼拜堂即是禧年堂的前身。

为求一劳永逸,董事会决定扩充校舍。当时,阁约翰就代表董事会向殖民地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公文很快批下,政府不只同意在幼儿园邻近的道拉实街(Tras Street)拨出一块面积广达7000平方英尺的地段,作为星幼的新校址,还愿意承担一半,即2万5000元的建造费。消息传开,令董事会成员十分振奋。

新校舍楼高三层,每层楼各有12 间课室。它在1926年启用后,由于地方宽敞,星幼隔年立即决定扩增华文小学部,方便幼儿园毕业的学生直接升入小学就读,星幼也因此成为本地第一所附设小学的幼儿园。

不过,经历半个世纪,星幼附小到上世纪70年代时,收生人数每况愈下,最终不得已在1978年关闭。1985 年,整个丹戎巴葛地区规划为保留区,原有的星幼校舍也被征用,只好在1991年迁出搬往欧南路的禧年堂继续教学。星幼原校舍虽获保留计划下完整留下,但却更改了用途,成为一个娱乐场所。

(原星洲幼稚园(三层楼白色建筑物)的坐落处,以阁约翰牧师名字命名为Cook Street 。)

新柔两地建16所礼拜堂


阁约翰牧师除了在新加坡植堂建校外,也把计划推广到南马一带。在亚洲停留的43年期间,他一共在新柔两地建立多达16所礼拜堂,让上万基督徒拥有圣殿聚会礼拜,也引领数以万计的人们信奉基督教。

因为在教会与教育领域做出巨大贡献,英殖民地政府后来特地在星幼校舍坐落处的街道,以他的名字Cook命名。

一般上,政府为街道命名,都是以英国王室、政府高官领导或地方豪绅显要为主,阁约翰牧师身为一位谦卑的传教士,可以获得这项命名殊荣,堪称是一大创举。

阁约翰牧师在1925年时告老还乡,显然的是来不及看到自已一手申请建成的星幼新校舍落成,他隔年在故里终老逝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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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08, 2019

首都戏院 Capitol Theatre

联合早报主办的2018年书展与95文学节首次迁入市中心,在首都大厦和赞美广场两个百多年的老地标举行,让人耳目一新。在早报的安排下,我在此昔日的市政区为读者做了一场步行导览和关于小坡记忆的讲座,亦唤醒了自己对这个老地区的记忆。


(在首都大厦举行的《小坡记忆》讲座。摄影:刘健茂)

现在的电影院设在购物中心内,“电影城”同时播映多场电影,娱乐、购物、饮食、消闲在同一屋檐下。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在商场泡泡冷气,冲淡外头的暑气。

这些电影院都很小,只有两百来个座位。银幕也不像从前的电影院那么宽阔。过了55岁后,平日进入这些影院看“小电影”,花费为$4.50,算是今时今日的廉价娱乐了。


从前的电影院


从前新加坡的戏院都“很大”,两三百个座位的小电影院我没见过。大凡一千个座位以上的,都会冠上“大戏院”的称谓。这些独立式的“大戏院”,特色是外观反映了建造时期的建筑潮流,银幕也很宽阔。


(小坡的光华大戏院。图片来源:互联网)

阔银幕电影(70mm菲林)由1955年摄制的爱情歌舞片《Oklahoma!》掀起热潮,1997年拍摄的《Titanic》可能是最后一部阔银幕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宏伟的视觉享受。

从前的电影院不叫电影院,而是电影园。老舍的《小坡的生日》中,对电影园的描写是这样的:“原来电影园就离家里不远呀!小坡天天上学,从那里过,但是他总以为那是个大礼拜堂。到了,父亲在个小窗户洞外买了票。父亲领着他们上了一层楼。…奇怪!大堂里很黑,只在四角上有几支小红灯。…他们坐好,慢慢的人多起来,可是堂中还是那么黑,除了人声唧唧嘈嘈的,没有别的动静。来了个卖糖的,仙坡伸手便拿了四包。父亲也没说什么,给了钱,便吃开了。”

老舍于1929年来到新加坡,在华侨中学教了一个学期的课,然后续程回中国。他叙述来新加坡的背景:“离开欧洲,两件事决定了我的去处:第一,钱只够到新加坡的;第二,我久想看看南洋。”原来他到伦敦教中文,学期结束后到欧洲游玩,盘缠都花得七七八八了。

1929年看电影的场景,跟我小时候看电影的感觉是颇相似的。看电影是成长年代的大众娱乐,成为过去的年代的集体记忆。


首都戏院靠近我家


小时候住在水仙门,往桥南(大坡)走去,最靠近的大戏院是大华,余东璇兴建戏院给爱妾看戏,外墙上保留的“天演大舞台”这个原名,出自“星洲三大书法家”之一的谭恒甫的墨宝。战前,谭恒甫这位晚清秀才在长泰街(Upper Hokkien Street)附近创办私塾,为大坡、小坡的商行书写多幅牌匾,打造了新加坡的传统街边艺术风情。至于他的门生徐祖燊和曾守荫的墨宝,则出现在广惠肇碧山亭和精武体育会等。

住家往桥北(小坡)走去,最靠近的大戏院是首都(Capitol Theatre),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戏院,无论气势或舒适感,都比大华戏院强多了。

如今的首都戏院不再定期演戏了。它跟相邻的首都大厦(Capitol Building,Namazie Mansions)乃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与史丹福路(Stamford Road)交界的保留建筑,1999年初由政府接管,重新发展后于2015年启业,取名Capitol Piazza。


(首都大厦建筑群)

80多年前首都大厦初发展时,原业主为波斯商人Namazie。Namazie Mansions 于1930年完工,比首都戏院晚了一年。首都戏院是全新加坡少数几间冷气戏院。邵氏机构的新娱乐戏院(Alhambra)则为新加坡第一间冷气戏院。

以前戏院装冷气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冷气跟炎热天气的温差大,一寒一热容易生病,戏院商认为人们不可能到有冷气的戏院看戏,都不愿意冒装冷气机的风险。邵氏果断地开启了冷气戏院的先河,戏迷穿着寒衣外套来看戏。戏院广告不是叫人关掉手机,而是教导观众多添衣服取暖,避免着凉。

1930年代中叶,新加坡有10间独立式戏院,首都戏院是最大最新的。其他戏院有:

- 新娱乐戏院(Alhambra, Beach Road)
曼舞罗戏院( Marlborough, Beach Road)
- Pavilion(Orchard Road, 后来兴建 Specialists’ Shopping  Centre)
- Roxy(乐斯, East Coast Road)
- Wembley(Queen Theatre, 芽笼)
- Tivoli(North Bridge Road)
- Empire(重庆戏院, 金华戏院, Tanjong Pagar Road)
- Jubilee (天演大舞台,皇宫戏院,大华戏院)
- Gaiety (Albert Street 与 Bencoolen Street交界)

日据时期,军政府将首都戏院易名为共荣剧场。战后,邵氏收购了Namazie Mansions,易名为邵氏大厦。1,686个座位的首都戏院成为邵氏的旗舰品牌,放映首轮电影。看戏分前座(gallery),后座(stalls),楼上(circle seats),1970年代的票价分别为$1, $2 和 $3,学生票半价。如果有明星登台,票价则相反,前座最贵。1990年代大戏院纷纷拉下帷幕前,票价已经“飙升”到$2.50, $3.50和$4.50。


你对首都戏院有什么特别的回忆?


1963年4月2日,新加坡电视台开始播映4小时的英语节目,同年11月23日,电视台播放中文节目。首都戏院旁开了一间National电视机陈列室,晚上开放给街坊看节目。这些笨重的电视机装在大箱子里,不像现在那样“轻薄”。阿嫲牵着我的小手,看完新闻后,便走到附近酒店街(Colemen Street)的店屋搭房,“大箱子”就这样保藏着阿嫲和我的秘密。


(1970年代初的首都戏院街景。图片来源:互联网)

考完小学离校最后一份考卷,跟同学去首都戏院看《窗外》,认识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脱俗美女林青霞这位梦中情人。日后到了台北西门町,总不忘往店内张望,看看是否能“物色”到第二位林青霞,结果证明林青霞是独一无二的。

《窗外》成为日后的林青霞、秦汉电影的辉煌时代的奠基之作。电影的出品人兼音乐制作顾家辉,导演宋存寿都是日后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存寿的1973年之作捧红了第一次拍电影的林青霞,1976年《秋霞》则是歌手陈秋霞的第一部电影。宋存寿不愧为爱情电影专家。

数年前看过一些旧街招,才知道林青霞并非第一位演出琼瑶的小说改编的《窗外》,较早前国泰院线已经播映过“青春玉女”吴海蒂的作品。


(林青霞之前,吴海蒂已演出过《窗外》,由国泰院线播映)

1991年,新加坡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影院终于可以播映R(A)级电影,年满21岁才可入场。我的女友长相年轻,到首都戏院买票时,必须出示身份证,入门也必须检查身份证,使我有拐带未成年少女的感觉。当时女生走入影院,还必须顶住有色眼光,真不简单。


(1930年代的首都戏院内观,可看到屋顶装置了吊扇。图片来源:NHB)


电影分级制


R(A)电影前的年代,新加坡电影审查委员会对影片进行内容审查后,将影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公开放映的电影片,另一类则是被禁止放映、任何年龄的影迷都不能观赏。

初解禁的年代,好多影迷都趋之若鹜,满足见识三级片的好奇心。当时黄霑和王晶乃著名的“三级教父”,这些香港入口的三级片,咸湿有余,故事不足,《肉蒲团》式的烂片已经无法吸引观众。R(A)的A逐步摆脱了Adult(成人)的规范,走入艺术(Art)的领域。

R(A)电影中,印象较深刻的是《Basic instinct 》(第六感通缉令),女主角Sharon Stone凭此片蜚声国际,双脚交叉那一幕成为经典。现年60岁的昔日红星依然靓丽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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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01, 2019

文化之旅: 滑铁卢街(四马路)多元族群的印记 Waterloo Street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6期,总期136,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2018年10月14日,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组织120人团队,由我和另外三位本地文物局属下博物馆的中文义务导览员跟大家逛滑铁卢街(Waterloo Street),感染市区的新面容,并在犹太人的活动区品尝了百闻不如一见的犹太洁食餐。


(“滑铁卢街文化之旅”的参与者参观马海阿贝犹太教堂后合影)

滑铁卢街的命名是纪念英国人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至于俗称四马路则是依据小坡七条马路来排列。四马路观音堂、旁边的兴都庙、广场上打着大伞的鲜花摊位和组屋楼下的海产店都是大家熟悉的街景,反映了一个多世纪前的华人与南印度先民落地生根的拓荒史。

四马路还有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犹太人留下来的百年建筑,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回眸小坡的民间风貌的平台。


观音堂佛祖庙


滑铁卢街的观音堂佛祖庙俗称四马路观音庙,创建于19世纪末。当时来自广东揭阳的“南山上人” (李南山祖师)在梧槽路行医济世,富商陈两成受到感召,捐献了四马路这片土地兴建斋堂,1885年落成,由李南山祖师弘扬佛法。三十余年后,李南山祖师另创如切观音堂(天爵堂),土地同样是由信徒捐献的。

四马路观音庙供奉的并不是一般人熟悉的白衣观音,而是十八手臂的准提菩萨(准提观音)。正殿的观音像后面,还有一尊英军从北京颐和园抢回英国的如来佛祖,一度丢弃在伦敦的花园里。


(香火鼎盛的四马路观音庙:观音堂佛祖庙原名天德堂,初成立时是一间男性斋堂)

准提观音是识别过去的斋堂和佛教庙宇的方式,新加坡的华人和海峡华人斋堂都是供奉准提观音的。四马路观音庙原名天德堂,是新加坡最早成立的斋堂之一。李南山祖师乃先天道(先天大道)南山系最高级位的“十地祖師”,道众尊称为“大老师”。他以天德堂为东南亚的斋堂的行政中心,并支援新马各地约30间男女斋堂的创建与重修。譬如四马路和如切的观音堂合称“乾坤堂”,“乾”和“坤”分别指男性和女性斋堂。这些早年创建的斋堂为照顾无依无靠的早期华人作出了社会贡献。如今好些已经转型,加入佛教总会寻求合法化。

四马路观音庙香火鼎盛,每逢初一、十五和星期天都人潮涌涌,碰到特别的节庆更是人山人海。大年除夕,信徒有插头柱香的习俗,午夜十二时一到,等候多时的香客把一柱虔心馨香插在庙前的大香炉上,期望合家大小来年称心如意。

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六月十九观音修道日及九月十九的观音成道日都是观音诞,也是善男信女祈福的日子。农历正月二十六则是观音开库,观音庙大开“库房”,让信徒借红包讨个好运,隔年加倍奉还。

约半个世纪前在新加坡河畔居住的时候,年初一凌晨,我们和左邻右舍一块儿散步到观音庙,祈福后提着大香走回家。半夜三更的路上人少车稀,香火闪闪下走得格外悠闲。欠债不欠过年,心结也不拖过年,平时同屋共住所引起的摩擦与不快都在这一夜的说笑声中消除了。咱们街坊邻里,就这样一起走了十多年。如今除夕夜到四马路观音庙,成为我和老伴怀旧的情意结。


克里斯南兴都庙(Sri Krishnan Temple)


许多信徒到过观音堂后,会顺便到隔壁的克里斯南兴都庙前烧香膜拜,成为四马路的文化经典。

这座庙宇创建于1870年,主神克里斯南是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Vishnu)的化身。毗湿奴身为宇宙与生命的守护神,自然能庇佑信徒排除万难,梦想成真。毗湿奴的坐骑大鹏鸟(Garuda)守候在大门左侧。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大鹏鸟发现母亲是蛇族的奴隶,得到毗湿奴赐于永生不死后,以蛇为食,为母亲争取自由。

至于大门右侧的猴神哈努曼,相传有飞天遁地的能力,腾云驾雾,移山倒海都难不倒他。哈奴曼哇哇落地时见到太阳,甚至一把抓到手中,准备吞下去,把众神都吓坏了。


(克里斯南兴都庙(Sri Krishnan Temple)外有个香炉,让到过观音堂的信徒顺便到兴都庙膜拜)


史丹福艺术中心


兴都庙前的史丹福艺术中心为本地的文化艺术界培养了后起之秀。艺术中心的前身史丹福女校,是小坡众多学校之一,为战后的新加坡提供女子教育。这栋建筑物原为1931年落成的“日本小学校”(Japan Elementary School),山花楣式上的太阳雕刻跟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几乎同出一辙。附近还有其他日本人留下的建筑,例如1940年的 Doh Jin Hospital(后来的密驼路皮肤医院,现TMC 校址),苏菲亚山的日本牙医民居等。


(史丹福艺术中心的原建筑为日本小学校(Japan Elementary School),山花楣式上的太阳雕刻跟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几乎同出一辙)

密驼路是战前日本人聚居的地方,有“小日本”之称。早在1870年左右,日本商人和妓女(南洋姐)已经下南洋,在现今的武吉士广场(Bugis Junction)一带做生意,附近居住的车夫苦力成为客户来源。日后商船水手到这一带寻花问柳,带动了小坡的繁华。

这里也是日本人的万国情报站。日本人在新马的谍报活动频繁,英国文件指出“新加坡正变得越来越像日本间谍的温床”。据说清朝末年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日本就是在新加坡收集到俄罗斯调动波罗的海舰队的相关情报,早就拟定好作战计划,将舰队击垮的。这些情报员对于二战侵占新马的部署同样举足轻重,被英殖民地政府盘问时,甚至不惜服食大量氰化物或跳楼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追溯起来,日本军队早在一战的年代已经登陆新加坡。1915年驻守本地的印度军团叛变,日本派遣300多名军警搜捕叛军,那是阵容最强大的外国部队。日军能够光明正大地踏上英国的领土,关系到当时的《英日条约》,任何一方在远东受到他国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出面相助。日本依照条约伸出援手,受到本地人的尊重,开启了移民的先河,亦为日后新加坡沦陷埋下伏笔。


天主堂Church of Saints Peter & Paul


19世纪初,法国的传教士已经紧跟着英国的步伐来到新加坡,创建服务本地社稷的天主教会,包括市区的善牧主教座堂(对象为华人与印度籍天主教徒)、圣婴女修道院(创建女校与孤儿院),以及武吉知马的圣约瑟教堂(对象为种植园员工)。鸦片战争后本地人口激增,法国传教士另外创建天主堂和露德圣母堂。

1870年落成的天主堂乃善牧主教座堂的“姐妹堂”,据说时任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还拨款建造了墙体。十多年后小印度附近的露德圣母堂落成后,印度信徒转移阵地,天主堂专为华人天主教徒服务。天主堂甚至成为法国传教士学习中文的场所,掌握好语文能力后才续程前往中国。

教堂内值得一睹的百年文物包括法国制造的彩绘玻璃和19世纪末华人捐款修建教堂的碑记。彩绘玻璃写上捐赠的华人信徒的名字,碑文上的陈奴仔(种植园主)和曾德意是显赫一时的华人天主教徒,他们除了捐款兴建与修复教堂外,也号召其他华人参与,就像当年的传统华人庙宇一样。


(彩绘玻璃是天主堂的百年文物,由华人教徒捐献)


(天主堂:本地的华人天主教徒捐款资助修建教堂的石碑)

马海阿贝犹太教堂(Maghain Aboth Synagogue)


四马路有一栋往往被路人忽略的黄色建筑,由于平日重门深锁,更增添了庭院深深的神秘感。这栋1878年落成的马海阿贝犹太教堂,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上帝保佑”。它已经在原地屹立了140年,为犹太社群提供集体活动的空间。

犹太教堂外墙上的六角星也称大卫星(Star of David),是识别本地犹太人建筑物的标志。附近密驼路和实利基路有两座犹太人建筑,外墙上同样有显眼的六角星。六角星的来源有不同的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它乃大卫王的盾牌。大卫王统治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联合王国,成为以色列王,因此六角星成为犹太文化的标志。


(马海阿贝犹太教堂外墙上的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

由于犹太人是全球恐怖袭击的高风险群,不难理解闹市中的犹太教堂保安比较严谨,不像附近的其他教堂那样敞开大门。不过犹太教堂特别为我们开放,零距离接触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教堂的最大特色是跟回教堂一样,完全看不到偶像和画像,那是因为犹太教相信神是没有实体的。犹太教信奉圣经旧约,用羽毛写成希伯来文的旧约《摩西五经》卷轴,存放在银制容器内,特别节日才由称为“拉比”(Rabbi)的教士取出来为信徒讲解。


(犹太教堂内保存《摩西五经》卷轴的银制容器)

本地的犹太社群属于小众。19世纪来到新加坡的第一批犹太族群为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源自巴格达地区,他们于印度加尔各答与本地经商,有些在新加坡定居下来。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航,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开始移民本地。他们多数居住在市区,随着东部的发展,有些搬迁至Frankel Avenue一带。目前新加坡有约两千名犹太人,多数源自欧洲。

约一个世纪前,欧洲系犹太人爱因斯坦从德国前往日本演说时在新加坡停留,为希伯来大学筹款,隔年过境时又在新加坡逗留了一天。这位以“大爆炸”与“相对论”启发了人类对宇宙起源的探索的物理学家两度路过新加坡,传为一时佳话。

接待爱因斯坦的,不外是被誉为远东 “最富有的犹太人”Menasseh Meyer(加东的Meyer Road以他命名)。他以“犹如皇宫”的豪宅接待爱因斯坦,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与爱因斯坦会面的宾客中,包括当年只有14岁的马绍尔(David Marshall)。多年以后,马绍尔参与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政治活动,组织了政党劳工阵线,于1955年担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到伦敦展开独立谈判。谈判失败后他辞去官职,另创工人党。这位闻名遐迩的律师退休后接受政敌时任总理李光耀的邀请,做了15年的驻法国大使。

犹太教徒严格遵守旧约圣经的613条戒命,饮食也不例外。犹太教徒的洁食餐(Kosher food)比回教徒还严格,“凡走兽中偶蹄,有趾及反刍的,你们都可以吃。”也就是说,牛、羊、鹿都可食,兔子和猪都不可食。至于海产,“凡是水中有鳍有鳞的,不论是海里的,或河里的,都可以吃。”按此规则,大多数鱼类都可以食用,无鳞片的鲨鱼、鳗鱼、鲶鱼等则不能成为盘中餐。

屠宰动物的时候,屠夫除了技术高明外,还必须从信仰的基础上不让动物受苦。屠夫使用又薄又锋利的屠刀,一刀割断喉管,减少动物死亡前的痛苦。事后必须检查尸身,符合食用标准后才能放血。

犹太教徒进餐的一大禁忌是肉类和奶品不可一起烹煮或同时食用,它们的进食时间必须相隔6小时,盛载过肉类的容器必须24小时后才能盛载奶制品。一般上,犹太教徒都把盛载肉类和奶品的容器分开使用。


(别具风格的犹太洁食餐)

这顿不用出国也可享用的犹太餐食,大家都大开眼界了。

综合了四马路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不难发现各族群所拥有的共同特色就是社会良知,不论是单纯照顾同乡人或大爱无边的博爱情怀,都为社会提供了前进的动力。我们深深感受到老建筑背后有许多故事,它们凝聚了民间沉淀的记忆,也是打造新加坡文化魅力的桥梁。

主要参考
1. 苏芸若,“新加坡芽笼区先天道斋堂调查”,《田野与文献》 第八十七期,2017年7月15日。
2. 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2013年。ISBN 978-981-4504-82-9。
3. Bonny Tan & Valerie Chew,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8.
4. Joanna HS Tan, “Church of Saints Peter & Paul”,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ccessed 7 September 2018.
5.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解说员口述记录,2018年9月4日。
6. Remember Singapore, “Singapore’s Street of Religious Harmony (Part II) – Waterloo Street”,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7/11/25/waterloo-street-places-of-worship/.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8.
7. Show Ying Ruo, “CHINESE BUDDHIST VEGETARIAN HALLS ¬ZHAITANG  IN SOUTHEAST ASIA: THEIR ORIGINS AND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Th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28.
8. Thulaja Naidu, “Sri Krishnan Temple”,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ccessed 5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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