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28, 2018

琵琶仔月小燕的不了情

琵琶仔,一个在本地消失的词汇。“仔”不是男性,而是年轻的女生。琵琶仔就是年轻的风尘女子。

跟广惠肇留医院合作筹备文物馆(任重道远馆)时,见到社会人士回赠的一个甲子前的镀金吊坠,不禁心头一震。小小的吊坠正面写着“广惠肇方便医院 第一奖”,反面则写着“月小燕女士”,不经意间勾勒出本地华社的进程。


(收藏了一个甲子的吊坠。摄于广惠肇留医院)

广惠肇留医院于一个多世纪前创院时,原名“广惠肇方便留医院”,由一群广客商人参考广州方便医院的模式后联手创办。

1911年2月23日,留医院以5千元产业转让费接管陈笃生医院设在实龙岗路的旧址。至于日后的运作,所有经费都是民间捐献的。如今,外籍人士口中的rumah miskin(济贫之家,意即留医院)已经成为实龙岗路的地标。


(一个世纪前黄亚福跟殖民地官员签下的广惠肇留医院契约。摄于广惠肇留医院)


女人当商品的时代


吊坠上的 “广惠肇方便医院”省了个“留”字,可能是打造时要求左右对称。吊坠的主人月小燕,是为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不过,她即为“妹仔” (奴婢),又为“琵琶仔”(艺伎)的遭遇,见证了女人被当成工具般利用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前的恭锡街是个远近闻名的红灯区,在这个市区边缘谋生的烟花女,一方面满足寻欢客的欲望,另一方面养活了妓院老板和收取保护费的私会党。

更早前,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记述了19世纪末,“牛车水一带,妓馆节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 文中的“女伶”,指的就是能弹(琵琶)能唱的琵琶仔。

恭锡街战前已经有公馆、青楼和琵琶仔馆。战后,牛车水的温柔乡集中在恭锡街、德霖街(Teck Lim Road)和若全街(Jiak Chuan Road)这个三角地带,合称“三街坊”。

韩战爆发后,新马的橡胶成为抢手货,成就了一群暴发户。业主为了接待更多寻欢客,将“一楼二房一大厅”的琵琶馆格局改建成五六间小房的妓院。上世纪80年代市区重建,三街坊被“清洗”一番后,才摆脱了红灯区的旧貌。


何桂棉心中有段不了情


琵琶仔做善事不落人后,曾于上世纪50年代成立了叫做“菊芳”的组织,姐妹们沿家挨户卖纸花,为广惠肇留医院、南洋大学、华南水灾等筹款。菊芳的领队何桂棉,艺名就是月小燕。

《联合早报》2012年4月8日刊登了周雁冰整理,陈鸣鸾访问(1992年)的“烟花女何桂棉心中有段不了情”,掀开了过去下南洋的弱势女子的遭遇。我原以为那是个结局,没想到五年后还有后续。

何桂棉在广东顺德出生,6岁时被卖到有钱人家当“妹仔”。中日战争期间,跟着养母到处逃亡,18岁(1940年)被转卖给龟婆(鸨母),带到新加坡当琵琶仔。何桂棉住在德霖街10号,过着夜夜笙歌的生活。


(恭锡街、德霖街和若全街组成的“三街坊”。东亚左边为德霖街,右边为恭锡街)

本来说好三年后就可以赎身,不幸碰到日战,还几乎被捉去当军妓,幸好死里逃生。日战结束后英殖民地政府不承认香蕉票,龟婆以血本无归为由,命令何桂棉多做两年。

何桂棉26岁恢复自由身后,决定找个好男人从良,当时连嫁妆都是自己准备的。她花了两千元在大世界詠春园摆婚宴,丈夫以大雨为借口,连自己的喜宴都不出席。

何桂棉婚前花了一笔钱买屋子养老。丈夫遇上车祸后意志消沉,流连赌场,欠下一屁股赌债,她才让丈夫知道自己有屋业。何桂棉把房子首饰变卖,作为日后的生活费。这段婚姻维系了42年,直到丈夫去世。


(左边的Nicolas餐馆就是德霖街10号)


妹仔与保良局


妹仔也叫丫鬟或侍婢,是旧社会卖身入富贵人家,没有薪水的奴隶。

新加坡“解放”妹仔的过程,跟香港息息相关。19世纪末,香港民间提出蓄养侍婢的社会道德,认为妹仔相当于奴隶,没人权、没报酬。1921年成立反对蓄婢会,要求给予妹仔应有的社会地位与权利。

中国传统社会并不认同侍婢等于奴隶的说法,反而认为收留愿意卖身为婢的女子是善举,可以避免年幼女童因为家境贫穷而流离失所,被拐入青楼,甚至遭到杀害。1927年才在广东施行禁止贩卖妇女和蓄婢法令。


(新加坡《新国民日报》报道广东严禁买卖妇女和执行解释奴婢令)

至于反对蓄婢会,历经十年的奋斗,终于通过香港政府立法,改变了视妹仔为工具的观念。

殖民地政府将香港的法令照单全搬,“1930年妇幼保护法令”赋予政府权力来取缔妓院和相关活动,“1932年妹仔法令”严禁奴婢交易。这些法令逐渐见效,保良局所收留的女子人数开始下降。随着1942年新加坡沦陷,保良局被解散,女孩们分散到各个慈善中心。

早在1888年成立的保良局,初期是为了救援被逼为娼,以及逃出来的妓女,为她们提供栖身之地。后来也成为被遗弃、被虐待的女孩,或从富裕家庭逃出来的妹仔的安身之所。保良局甚至一度成为“婚姻介绍所”,为找不到老婆的华籍男子配对。

屹立在约克山(York Hill)上的保良局,原址于1968年兴建了欧南中学新校舍。


(保良局旧街图。图中的Girls homecraft centre的前身为保良局,后来兴建欧南中学校舍)


有始有终的温馨


何桂棉最终能够脱离妹仔和烟花巷的生活,还存下一笔钱安度晚年,属于少数幸运的例子。

何桂棉年轻的时候为广惠肇留医院筹募善款,获得一对首饰作为答谢礼。何桂棉已经96岁了,托人将这对收藏了60年的吊坠回赠给留医院文物馆,了结了一段超过半世纪的不了情,令人倍感温馨。

2017年10月11日,何桂棉往生。那是转赠吊坠没多久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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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21, 2018

中秋节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月饼


那些年,中秋节是 “大日子”。冬至除夕农历新年元宵节之外,就排到中秋节了。这些节日,都跟团圆、月圆有关。一家人趁着节庆开开心心地团聚,品尝平时难吃到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月饼,一年就那么一回,叫人引颈期待,望穿秋水待明年。有期待,有满足,再期待中,我们已经走入不同的时代。

以前流行“挤文化”,仿佛不挤就抢不到先机,所以买月饼也不排队,大家亲密地“勾肩搭背”,挤得臭汗淋漓,无非是为了买几盒月饼回家。

(大中国饼家:传统老字号月饼)

大坡的大同、大中国、大东和南唐月饼都很受欢迎,其中大东和南唐茶楼干脆在中秋节前一个月停止三盅两件喝早茶和午市生意。每当经过小坡,总不会错过皇后酒楼那灯光耀眼的“皇后月饼之皇后”。皇后酒楼是中央图书馆大厦的现址。

(皇后月饼之皇后。图片来源:互联网)

大东茶楼的东主梁少逵曾经告诉我,表面上月饼生意十分疯狂,实际上利润不多,因为必须牺牲平日的茶楼生意,多付头手一笔薪水。此外,整个厨房都起早摸黑,实行轮班制,还特别从上海采购好的莲子回来自己做莲蓉,这些都是外人看不见的成本。

那时候的月饼馅料主要是莲蓉和咸蛋黄,也有豆沙和五仁月饼。五仁指的是杏仁、核桃、花生、芝麻和瓜子。二三十年前,新加坡经济欣欣向荣,大酒楼还推出深受欢迎的“七星伴月”呢!

现在月饼的品牌多了起来,为了争取顾客,纷纷费尽心思,出奇制胜,月饼多样化了。各式各样的冰皮月饼不在话下,此外有红枣月饼、芋头月饼、绿豆蓉月饼、黑芝麻月饼等,有些月饼里还放干贝、金华火腿和肉干。

不过,我们吃到的“手工月饼”越来越少,一些传统老字号还会坚持自家的品味。本地的大酒店要聘请手艺了得的传统手工师傅来制作月饼不容易,导致月饼也走上生产线,再根据商家的需要打模。新传媒报道位于阿裕尼4道的月饼生产商“老字号”在近几年来,每年生产超过65万个月饼 [1]。新加坡的市场有限,可能我们所吃的,多数来自同一个中央厨房。月饼品质是统一了,但失去的是各家展现特长,为客人做好独家美食的家传秘方。

(现在市面上的月饼多样化,但可能多数来自同一条生产线)

庆中秋


那些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晚,华人家庭准备了丰盛的礼品来拜“月光”,有好吃的总忘不了拜祖先,获得祖先的祝福。桌上有酒有茶,还有月饼、芋头、菱角和柚子等。最开心的一刻,就是仪式结束时拿起刀子切月饼。

(菱角、芋头)

中秋节少不了一年一次提灯笼。当年没有电子灯笼,小朋友提的除了现在还看得到的传统纸灯笼外,还有以竹枝、铁线制作骨架,贴上七彩透明玻璃纸的红灯笼。这些早年流行的手工灯笼靠的是设计的巧思和手艺。小朋友组成大队,提着灯笼穿街走巷,为长大后的自己制造童年的回忆。若是乡间,走在没有路灯的黄泥路上,烛光一晃一晃的,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笑脸。

月光下大家都不免感性一些,边走边唱歌,打造融洽温馨的中秋氛围。 有时候灯笼着火了,小朋友就会嚎啕大哭,伙伴们必须千方百计,让他破涕为笑。年少时不明就里,长大才明白,这就是人情味。

中秋佳节,相信大家都喜欢吃应节的柚子,本地最流行的是香甜多汁的怡保柚子。剥开完整的柚子皮,用小刀在柚子皮上划出几个通风口,把一支小蜡烛放在里面,用绳子把柚子穿起来,自制灯笼做成了!

(香甜多汁的怡保柚子)

传统灯笼费时费劲,可能连手工钱都赚不回来,这门传统手艺成为消失中的行业。

这些年的中秋月依旧一样圆,不过斗转星移,已经从过去民间自发的中秋情怀变成组织性的活动。譬如今年政府就在滨海花园摆放花灯,一些传统会馆社团发起中秋庆祝会,晚晴园举办“ 知己比邻庆中秋”、牛车水中秋亮灯等来维系传统。


(传统与现代的中秋节灯笼)

中秋节的典故 嫦娥奔月


中秋节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都是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形的。追溯起来,《周礼》已记载了“中秋”这个词汇,原来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到了唐朝,《唐书·太宗记》记载了“八月十五中秋节”,繁华盛世推广了民间祭月的风俗。

中秋节的传说是非常丰富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故事流传甚广。中秋传说中,最浪漫的莫过于嫦娥奔月。唐朝李商隐的《嫦娥》名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显然那个时候的传说是嫦娥犯了错。

相传远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后羿登上昆仑山顶,一口气射下九个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接着下来的奔月情节有多个版本,譬如嫦娥成仙心切,偷吃后羿的不死药,身子竟然轻飘飘地升天;后羿的门徒蓬蒙心术不正,想偷食灵药,嫦娥无奈将灵药自吞。流传最广的是后羿越来越暴虐,盗取了王母娘娘的不死药,他的妻子嫦娥怕他长生不老,老百姓受苦,于是偷吃了仙药,孤独地飞上月宫。百姓知道嫦娥奔月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便在民间传开了。

中秋节的典故 吴刚折桂


关于中秋节的另一个传说:相传汉朝的吴刚跟随仙人修道,在天界犯了错误,被贬谪到月宫砍树。月亮的广寒宫前的桂树有五百多丈高,枝叶繁茂,吴刚一个人拿着斧头砍伐它。但是每次砍下去之后,树干又立即合拢了。几千年来,这棵桂树就这样随砍随合,吴刚天天都做着徒劳无功的苦差使。

中秋节的典故 - 朱元璋与月饼起义


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月饼是中秋节的传统食品,圆形的月饼象征团圆,反映了人们对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

中秋节吃月饼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源自唐朝。八月十五当日,唐高祖李渊举起圆饼邀月,以后就有了中秋节吃圆饼的习俗。到了唐玄宗的年代,唐玄宗和杨贵妃吃饼赏月,杨贵妃举头望明月,随口吐出“月饼”二字,以后“月饼”开始在民间流传。

元朝末年,人民不堪元朝的劳役负担,纷纷起义。朱元璋的队伍相约在八月十五举行起义。为了避免走漏风声,军事刘伯温令属下将起义的纸条藏在月饼里面,再派人传送到各地的起义军中。到了八月十五,起义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最终推翻了元朝。为了纪念起义胜利,人们在中秋节当天都吃月饼,形成民俗。

中秋节的内涵


半世纪前太空人已经登陆月球,在月球上迈开的一小步,是人类探索宇宙的一大步。古人有关月亮的想象,同样蕴藏了探索太空的精神意义。月球上没有嫦娥和吴刚,可能他们移民到更远的地方了。

至于月饼的近代史,还包含了不畏强权,争取正义的内涵。

新传媒的嘉仪跟我分享了她的看法:“我觉得年轻人会逐渐忘了这个传统背后的意义和文化。我身边朋友的家庭以及自己的家庭不注重这个节日。小时候还会提灯笼,长大后就没了。家里人也不会特地说要吃饭或吃月饼赏月的。很多年轻人都忙于工作等等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不会特地抽空庆祝吧。除非家里人规定一定要回来吃饭,那没办法。不过说真的,我自己都不是很了解这个节日的典故。”

(叶耀宗的壁画:从前的中秋节是民间自发的节日,蕴含着团圆珍惜的内涵)


我觉得找回节日的内涵很有意思,但现在的“节日”比以前多了,譬如情人节、圣诞节、母亲节、父亲节等。这些商家炒起来的节日取代了传统节庆。孝敬父母不应该是一年一天,对情人好一些,每天都是情人节。我更希望商家将那许多“一年一次的活动”保留给传统节日,传播文化传承的意义,而不是停留在月饼促销,将中秋节变成 Moon Cake Festival(月饼节)。

(广惠肇留医院的义工为病人制作的灯笼,点亮一盏灯,温暖一颗心。图片来源:刘木财)

注[1]:8频道:本地月饼从何而来?“老字号”月饼供应商公开生产过程。201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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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14, 2018

徐悲鸿与珊顿总督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3期,总期133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20世纪战前的新加坡是座欣欣向荣的海港城市。殖民地政府的开放政策,除了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外,先驱画家就像许多著名的作家一样,将他们的艺术造诣与创作思维带到南洋,并成立华人美术研究会与南洋美专,开创南洋画风等,新加坡拥有一片文化绿洲。

在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并游历西欧各国,观摹研究西方美术四年的徐悲鸿,到过新加坡七回,1939年在江夏堂(芽笼35巷16号)画室里创作了一幅洋人肖像画。画中人珊顿·汤姆士(Sir Shenton Whitelegge Thomas, 1879-1962)乃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也是日据前的最后一任总督。

汤姆士肖像完成后,就跟历届总督的画像一样,挂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历届总督画像中,唯一由华族画家创作的就是徐悲鸿这幅了。如今这幅画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一般上访客只当作另一幅油画般观赏,当我们引导访客注意左下角“悲鸿”的签名后,大家不禁哗然,纷纷提起手机拍照。


(徐悲鸿画的珊顿·汤姆士肖像,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为汤姆士画肖像的经过


1939至1942年初,徐悲鸿以江夏堂为画室,创作了上千幅画作,其中以画马居多,因此有人形容“万马奔腾江夏堂”。新加坡让徐悲鸿开拓艺术的空间,为祖国抗日赈灾筹款。那个时候新加坡华人身在南洋,心怀中国,国难很自然的挑起了侨民支援祖国抗战的情绪。徐悲鸿的艺术造诣与侨民的情意结双双结合起来,筹得的款项特别多。

根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李俤汉的研究,汤姆士出席了徐悲鸿在新加坡举行的抗日筹赈画展,十分欣赏徐悲鸿的油画,萌生起邀请画家为他画肖像的念头。

侨生公会本来就有意捐赠5,000元来支持徐悲鸿的画展,了解到汤姆士的心愿后,索性做个顺水人情,把公会捐献的5,000元充当徐悲鸿的酬金,为汤姆士画像。汤姆士肖像的画酬打破了中国生存画家的记录,徐悲鸿深感自豪。

汤姆士虽然身为总督,但并没摆架子。他三度离开官邸,亲临江夏堂。不知是刻意安排或是纯属巧合,作画的日期为1939年7月7日,两年前的同一天就是卢沟桥事变,掀起全面中日战争的日子。

徐悲鸿先在画布上画了总督的头部。两天后,汤姆士再次到江夏堂当模特儿。汤姆士离去时,徐悲鸿要他将礼服、衣帽、佩剑、勋章等留下,挂在衣架上,画他身体的轮廓。8月底,总督画像大功告成。

徐悲鸿发挥了他绘制肖像画的一贯风格,为人物增添色彩艳丽的布景,例如在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林路》和《放下你的鞭子》都采用类似的手法。对于总督这幅画,徐悲鸿作出特别的安排。他把总督安置在一个中西交融的环境里,蓝天白云,欧式的石柱,古色古香的鑲贝酸枝家具,茶几上的总督礼帽,地上的花盆,衬托了汤姆士的身份。

不过,画像中的汤姆士神情肃穆,脸神略带忧郁,跟其他或雍容自得,或信心饱满,或威风凛凛,或神采飞扬的总督神态截然不同。


为何汤姆士忧心忡忡?


徐悲鸿笔下的汤姆士显得忧心忡忡,也许画家尝试捕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反映汤姆士担心中日战争可能会蔓延到新加坡的焦虑不安。

汤姆士于1934年便已走马上任,他是少数几位任期超过7年的海峡殖民地总督之一,对亚洲的局势了若指掌。

就新马而言,1930年代的新加坡已经是衔接世界各地的交通枢纽,丹绒百葛码头的货轮和新加坡河上的驳船川流不息。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的产量分别占全世界的40%与60%,由遍布全马的铁路网,源源不绝地输送到新加坡加工,然后经海洋分销到世界各地。这些物资都是战争时期重要的策略资源。

新加坡的海岸线也兴建起摩登豪华的建筑楼群, 1937年启用的加冷机场号称为英国与殖民地的最佳机场。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日本军国主义埋下部署昭南特别市的先机。

1930年代,日本人在新马的谍报活动频繁,通过合法的商业场合收集情报,有些则是从事秘密活动的全职特工。日本渔船以新加坡为基地,到马来亚各港口活动,新加坡警察首长认为日本渔船已经成为“一支永久性的长期巡逻队”。英国文件指出“新加坡正变得越来越像日本间谍的温床”,在新马各地约6,000名摄影师、记者、商人、牙医、妓女、游客等,多数都在从事谍报活动。一些被逮捕的“疑似情报员”在受盘问时服食“足以毒死大象”的氰化物以及跳楼自杀等,都足以说明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东亚,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满洲,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18个月后,国际联盟通过利顿报告 (Lytton Report), 要求日本退出满洲国,日本索性退出国际联盟,明示了军国主义扩张的意图。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声称有一名士兵突然失踪,实际上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去拉肚子。日军自导自演下,趁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国内扩张派军人对天皇说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中国事情,结果“三个月的事情”却变成了漫长的八年。国民党利用中国东西宽阔的腹地,从南京迁都到重庆,目的就是以空间来换取时间,终于等到日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救援,扭转了挨打的局势。

结合了本区域猖獗的谍报活动,可见日本南侵东南亚,争夺资源的野心已经从“有可能”变成势在必行。

在欧洲,纳粹德国是各国都想避开的军事势力。1938年9月30日,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为了取悦希特勒,签下了慕尼黑协议,承认德国并吞捷克的部分国土。不过这无助于德国积极备战,入侵波兰的野心。一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8年2月14日,三巴旺军港的乔治六世船坞落成,由汤姆士当开幕主宾。号称世界上最佳的军港设施完善,可以容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为了展示实力,殖民地政府安排了11,000人到现场观礼。


(1938年2月14日,三巴旺军港的乔治六世船坞落成,由汤姆士当开幕主宾。图片摄于国家博物馆特展“Remembering 1942”)

汤姆士身在其位,自然了解到一旦欧洲战事爆发,英国将会把主战场放在家门口,新马变得次要。英军于“新加坡战略”中则重申:新加坡位居远东防守要塞,英国必须守住新加坡,并以此地作为守护澳洲和纽西兰的堡垒,来阻止日本扩展领土的野心。因此英国在包括香港的几个地点中,选择在新加坡建立一流的海军基地。虽然汤姆士认为新加坡必须加强陆战实力,主子却认为英国的海上防御力量强大,足以抵挡日本的侵略。

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相信任何人当总督都一样开心不起来。徐悲鸿所捕捉到的汤姆士的神态,显示了画家洞悉人心的功力深厚。


(1941年的军港入口处。图片来源:互联网)


他们往哪里去?


画中人所显示的忧虑都得到印证了。在军港出发的两艘英国主力舰不堪一击,被日本战斗机炸沉。日军避重就轻打陆战,短短70天内,新马落在日军手中。汤姆士和夫人本来有机会离开新加坡,但选择跟广大的民众一起留下来。他被关在樟宜监狱中,过后转送到台湾和辽源。金融区的珊顿道(Shenton Way)以汤姆士的名字命名,纪念他在战前对新加坡的贡献。

1942年1月下旬,新加坡危在旦夕。徐悲鸿为抗日筹款,难逃日军的屠刀,于是匆匆离开江夏堂,辗转回到重庆,从此没再回来。正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1950年代填土兴建的珊顿道。图片来源:互联网)

主要参考资料
李俤汉,“新加坡前总督-汤姆斯的画像”,https://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5/07/11新加坡前总督-汤姆斯的画像/. Accessed 13 April 2018.
曾保华,“见证战争:日出日落,和平无价”,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见证战争:永记1942”二战特展对内讲座,2017年11月4日。
Faizah bte Zakaria, “Sembawang Naval Base”,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820_2011-07-19.html. Accessed 13 April 2018.
Peter Elphick, “Singapore: The pregnable fortres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5, ISBN 0340613165.
Wong Heng & Koh Lay Tin, “Shenton Thomas”,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557_2005-01-09.html. Accessed 12 April 2018.
“Witness to war: Remembering 1942”,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相关链接

Friday, September 07, 2018

人才, 庸才, 自我肯定的价值

David Robson的“心理思维”


9月6日受强震波及的北海道位于日本列岛最北端,跟本州相隔54公里的海域。这片属于北太平洋的海面波澜频繁,时有鲸鱼戏水。即使见不到鲸鱼,辽阔的海洋亦可改变人的心情,足以提供不同的视野,重新审核人生的价值。


(面对着北太平洋的北海道地球岬)

BBC 英伦网有一篇翻译自大卫·罗伯森(David Robson)的文章 “东西方心理思维之大不同”, (2017年 2月 9日)。它以日本为个案,谈到北海道人的自我、自豪与自我肯定的精神面貌。

文中指出,胆敢从日本本州跨越这片海北行的人,就必须经受那里严酷的寒冬、崎岖的火山地貌,以及凶猛的野生生物。因此,一路来日本政府不碰北海道,将它保留给依靠渔猎生活的原住民阿伊努人。19世纪中叶,因为担心沙俄入侵,日本政府才雇用了从前的武士开拓北海道,农田、港口、道路、铁路逐渐遍布8万多平方公里的岛屿。


(北海道的火山地貌)

日本人聘请美国人卡普隆(Horace Capron)、克拉(William Clark)及其他农学家,指导拓荒者以现代化的方式开垦农田。70年内,北海道的人口从几千人发展至超过200万人。到了21世纪,人口增至600万人。

1871年,卡普隆首次穿越北海道,在几乎鸟不生蛋的地方寻找人类生活的痕迹。卡普隆写道:“死亡的寂静支配着这片令人惊叹的景色。” “没有一片树叶被惊扰,没有一声鸟儿的啼鸣,也没有任何其他生物的气息。”他以为这里是一片保存着史前风貌的永恒之境。


(北海道小樽运河: 拓荒者为了解决粮食、蔬菜、衣物等必需品的运输问题,设计并开凿了这条河渠)

心理学有一套“自发开拓理论”(voluntary settlement theory)。心理学家发现,今天生活在北海道的居民,已不再需要征服蛮荒环境了。不过,比起在本州生活的日本人,昔日开拓者的心态似乎仍然出现在北海道人的精神面貌中。他们跟“自发开拓理论”下的美洲地区的拓荒者相似:更自我,更自豪,更自信,倾向于赋予个人自由与成就更高的价值,更少在乎其他人的意见。

北海道的故事只是探索社会环境如何塑造思维的研究案例之一,不过有一件事变得越来越清晰:历史、地理和文化能够以非常微妙却令人惊讶的方式来改变人类的思维。


思维模式的认知与“X才”论


“自发开拓理论”的研究,除了为我们进一步开启了对人类思维的认知。亦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探索又热门起来的“人才庸才”。

2018年8月9日的《联合早报》报道了荣誉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在跟东南区居民的一场对话会上,回应民众建议时表示:“现在我们连一份得当的薪金也不敢支付给部长们…那部长要从哪里来?从一年只有能力赚取50万元的人当中挑选吗?要求50万元以上的就不录取?那你最终只会吸引到资质平平、在外头连100万都赚不到的人当部长。试想,到头来这对你有益,还是对我们来说更糟糕?”

当时,吴作栋以48岁的唐振辉(Edwin Tong)为例,这名前Allen and Gledhill律师馆的执业律师于7月1日出任政务部长,年薪约50万元,跟他当律师的年薪相比,削减了75%。

这场于8月2日在NTUC Centre进行的对话会上,来自布莱德岭的70岁居民Abdul Aziz询问,是否可以削减百万部长的薪金或国防开支,让老人家领取一些退休金养老。

吴作栋大可直截了当地回答老居民的疑问,不过他却选择进一步将年薪50万元以下的受薪人士归纳为平庸(mediocre),年收入100万元的称为人才,引起各社群莫大的回响。

我们身为平庸的局外人,无从了解前总理的思维。唯一可见的是全部党议员都噤若寒蝉,因为不论支持或反对,都必须付出莫大的政治代价。

新加坡的部长薪金全世界第一,那是两位前总理李光耀与吴作栋联手打造的。1994年的薪金架构将部长的薪金跟全国薪水最高的四个行业的专业人士挂钩,但不需要背负问责的风险。现总理李显龙只是执行20多年前已经存在的制度。

根据人力局的网站资料,2017年新加坡人的薪金中位数为每月$4,232,也就是年薪约$50,000(包括雇主公积金与第13个月花红)。中位数跟“人才”相比,差距为20倍以上。我无法确定这个比例是否合理,但无风不起浪,对一般受薪人士而言,这是个金钱挂帅的机制,什么为民服务的从政价值观即使说得再堂皇再诚恳,都很难说服民心。简单地说,政治家(还是政客?)跟民间的关系已经从过去的“甘榜情”转型为金钱关系。

我的家门永远打开,议员出巡时一行人都不会被拒于门外,大家坐下来谈谈时局民生,存异求同下各取一杯羹。在这个社区居住了20余年,会面交谈的次数不算少。或许是我小心眼,感觉上大伙就是为了保饭碗而意思意思一下。

吴作栋的X才论传播开来后,正好碰上区议员造访。我刻意三番四次提起X才的含义,议员都完全避开不提。我的原意并非为难议员,只是想提醒百万元的人才,你的头发需要理发师,入院治癌需要护士,电梯汽车巴士地铁维保需要技师,新闻见报需要编辑、记者、印刷员工,家人不做的家务事需要帮佣。我相信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赚不到50万。他们应该归纳为各领域的人才,还是普天下之庸才呢?

北海道的故事套到赤道上的小岛国,就像一面反射镜。我们对吴作栋的言论反应那么激烈,是因为我们除了不苟同政府的一些做法外,心灵亦颇脆弱,容易受伤。身处一个从不间断的移民社会,我们的共同历史、地理认知和文化根基都非常短浅,缺少“新加坡民族”的底蕴。因此,我们才会缺乏了自信,无法肯定自己的价值,轻易地受到别人三言两语的影响,陷入了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来政府所灌输的金钱观里。换言之,如果我们有自信,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X才论或许根本就不值得一顾。

Tuesday, September 04, 2018

藤 会流出“牛奶”的稀奇

《马·星洲日报 恍如隔世》专栏(二十)
作者:海凡

那年他才到部队,从大城市进山,一切都新奇,亮眼,压抑不住的兴奋。他感觉终于挣脱囚笼,在祖国的大森林里,身心从悬浮半空落到了实处。

临时的驻营地在一处山龙顶,正在为新兵到来增添一些基本设施。他睁大双眼看着老兵们忙碌,暗自懊悔帮不上忙。

一位同志问他:“你认得藤吗?”手上的工作正缺捆扎的藤皮,而哨站外就有一丛,有人能去拉回来最好。

藤,懂啊!小时候谁不多少挨过一两鞭,印象深刻。

于是他肩着枪,带着腰刀,小快步走出哨站去。他上下左右张望,极目搜索那条尾指般大小的,米黄色光洁的藤条。

是的,这就是城市人印象中的藤,再多就是编制成圈椅、摇椅或藤制的沙发架子或小咖啡桌。无论浅褐米黄,笔直弯曲,藤,总是光鲜平滑的。

他一路走一路找,怎么哨站外看不见啊?他这是执行任务,不完成是不行的。他越走越远了!竟然一去大半天。后来,找藤变成找回营房的路。

营房里的同志慌了。十几分钟的事怎么一去半天不见人影?他还是新兵,不能不为他设想各种可能。部队一边派人出去寻找,一边准备紧急撤离。

哨站外那一大丛藤,纤细的长茎攀援在小树上,袅娜的身躯依旧在山风中婆娑摇曳。 

雨林里的藤蔓植物是一个不小的门类。有草本,木本,藤本。我们用来削藤皮做捆扎用途的,主要是省藤类,属于棕榈科,簇生、有刺藤本。叶子呈羽状,为了沾在其他植物攀援,植株上长出有倒勾锐刺的纤鞭。除了匍匐在地的部分,偶有露出藤的模样,整株纤长如鞭的茎部,大都被尖刺包裹。这个外貌与加工为商品的藤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难怪他无法一眼辨出。

我第一次听闻这个趣事,感觉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省藤类弹性大,韧性强,弯曲性能良好。我们按藤横切面直径的大小,做四或六开,再以刀刃削去中间的水囊,就得到一条条二三米长的,表皮为乳白色、米黄色或淡红色的藤皮,当做绳索,捆扎我们各类用具,包括盖屋,搭床,做桌椅,编织篓筐等等。

削藤皮和开竹篾一样,是部队同志一门基本的手艺。在那些手头缺乏文件或书籍的日子,比如在芭场耕种、山交队与突击队接头的短暂相聚,我把这两项基本功都学上手。我还记得,在芭场两个月,为了学会编制盛物的小箩筐,从开篾,起底,编制,收口,连续做了整十个。在短期间反复练习,把这门技艺巩固下来。

在捆扎用的藤本植物中,有一类非常纤细精致,口径仅仅一厘米,米黄色。当然也被锐利的尖刺包裹着。出发途中偶见,我们总会扯下来,剥开带刺的外皮,把这种被我们称作“米仔藤”的,捆成一圈,带回营房去。

要说实用性,却要属“赤皮藤”。它密密簇生,找到一丛,就得到大量藤皮。它长二三十米,直径三四厘米。剖开也容易,只消垂直一刀落下对开,用脚往地上一踩压,再用手把它显得干燥的水囊剥除,就得到宽约五厘米的结实的藤皮。

而藤让我刮目相看的,却是在一次长途跋涉当中。

我们要翻越一座大山,已经下午了,却还在半山腰,同志们都渴了,饿了,困了,但找不到水源是无法停下驻营的。一早就上山,汗流得特别多,许多水壶都空了。尤其在前头打路的尖兵,浑身湿透,唇焦舌敝,脸色赤红。

然后,就听见前面队伍有了动静,尖兵组几位同志,一人手持一节长两米的木质沙藤茎,向天直竖高举,下端对着张开的大口,只见晶亮的水珠,一连串地滴进焦渴的嘴里。

大家都纷纷涌上前去,从尖兵手里也分得一节,让珍藏在藤身上的甘露,扑灭我们喉头熊熊的烈焰。

我还从刚刚于今年初逝世的抗日老兵孙增奎老同志那里,听过这样的故事。大概也就是那次行军——他曾经多次带领山交队南下与突击队接头,我几次都跟随他——他说,有一个时候,他和部队里的同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尝过牛奶的滋味了,有同志偶然发现,有一种藤茎能流出像鲜奶一样的汁液,他们收集起来,加一些白糖搅匀,当成牛奶喝了。

我们好奇,会像牛奶吗?

生长在牙拉顶农村,抗日年代就上山的他,流露出一脸憨厚的笑意,答道:已经忘了牛奶味道,看着像就是了。

他不会骗我们的。大山里,什么稀奇不会有呢?!这个会流出“牛奶”的藤,我没见过,却成了我对大山的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