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13, 2013

爱过才知情重

《爸妈不在家》,谁比较大气?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古人早有明训。

台湾金马奖新科状元陈哲艺《爸妈不在家》的班底四度登上奖台,除了跟李安大导演握手圆梦,李安还在凌晨四点跟他们一起吃火锅。

陡然间,地道新加坡制造的陈哲艺集万千宠爱在一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见到陈状元衣锦还乡,马上在面书上恭贺,各新闻媒体竞相报道更不必说了。除了一些别具慧眼的影评人老早就竖起拇指称赞之外,如果不是康城说好,金马说棒,多少相关人士会赞扬《爸妈不在家》真的很棒,演员真的很棒?

新加坡为何缺乏自我肯定的勇气,必须由外人来给予自己信心?这种心态并不单只是表现在这部电影上,还时时刻刻出现在政府的运作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许这种社会现象可以成为下一个创作的题材。

《爸妈不在家》这一部华语片(噢,母语!)挖掘出一个熟口熟脸,却常被忽略的现实题材,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从以前梳着长辫子或挽个发髻的妈姐,到靠菲佣来带大孩子的现代版,和应该给予孩子们什么样的生活与未来。

集导演与编剧于一身的陈哲艺是应该受到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新加坡总理更应该关注的是陈哲艺成名背后所面对的困境,政府支助发展本地电影事业的机制和通过“社会方程式”来衡量打造人文景观的意涵。


《爸妈不在家》宣传海报

媒体发展局说他们也有份投资《爸妈不在家》,我们也知道陈哲艺为了这部艺术电影,过年时穷得没钱派红包,暗中掉眼泪,出席比台湾金马奖早六个月的康城影展几乎将钱包挖空。套句老友黄坤浩的话:“今天小伙子扬名海外,政要们相继祝贺,此情何以堪?世态炎凉,市侩何其多!”

对比法国政府的慷慨,陈哲艺说:“本地缺乏回馈精神。法国政府即使面临经济萎缩,还是愿意支付两万欧元,资助我在当地发行电影。为了什么?只为了推广艺术,提升人民的文化素养。文化艺术可以让人民更团结,但我们(新加坡)却没有这种意识感。” 

法国不需要自称第一级,时时刻刻寻找first class的认同,它的信心与度量已经体现世界一流政府的大气。

艺术电影有没有市场?


艺术电影市场小,除非能够突破新马的地域局限,也不以赚大钱发大财为终极目标,才能有番作为,1980年代的香港写实电影如《半边人》和《投奔怒海》就是走这条路线的经典佳作。新加坡导演梁智强的《跑吧孩子》(2003)也相当有诚意的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昔日的时代,虽然桥段跟伊朗影片《The Children of Heaven》十分神似,可惜那是梁导唯一的一部艺术电影。刘德华赚钱之后回馈干妈叶德娴的《桃姐》也很扎实,以香港本土实况为背景,家庭女佣带大“少爷”,少爷惦念恩情反哺为题材,平实中唤起人性。这类作品未必赚大钱,但艺术与现实平衡,也有电影所该带动的情绪与思考空间,赚够钱给大家发薪。


(跑吧孩子DVD)

以《跑吧孩子》夺得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郑智允)后的梁导开始意气风发,除了拼命挖金之外,还被老牛吃嫩草的真人版缠身。他的影片素质一般,但票房数字佳,两者间形成极大的落差,是新加坡社会的另一类现象。也看过梁智强成名之后的《孩子不坏》,影片甚至安排香港偶像派歌手陈晓东饰演一名老师,因和学生打赌而全裸出击,脱光绕学校运动场跑一圈。由衷希望富有艺术才气的陈哲艺不会步上梁导那种商业化,通过低俗搞笑来刺激票房的手段,糟蹋了电影,也糟蹋了才华。

新加坡中文靠边站?


《爸妈不在家》片中的中文字幕有许多憋足的词语,这是新加坡中文靠边站的后遗症。不过这是民间的看法,“大佬”们可不是这样看的。怎么说呢?

我出席了20131122日晚在联合早报礼堂的年度重头戏《国是论坛》,由总理李显龙先生当主宾,为早报90划下年度的句号。

在新加坡办华文报,很显然一路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83年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大中文报阵营强制合并为联合早报,再将新明日报等规模较小的报章划入新加坡报业控股(SPH)门下,塑造出一言堂的大环境。一言堂的报章固然正是政府的杰作,但大体上缺乏脑力激荡的成分,已是这三十年来的常态。也就是在此常规下,才能有早报90年庆,而不是早报30,或者南洋商报90

先重温一段李显龙先生在《国是论坛》上的老生常谈(全文可参阅总理公署PMO网站):

“在我们保留和发扬华族文化的当儿,我们要牢记,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大家对新加坡的共识,不分种族,把自己先当做新加坡人。因此,当我们在维持甚至扩大自己族群的文化、语言的同时,请记住我们一定要继续维护各群体的共同空间。这空间是大家用共同语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语言--英语。这就是大环境,这是我们国情所需,生存的硬道理。...我们必须维持这个共同的空间,当然发扬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但是也同时维持新加坡的认同感,新加坡的identity,我们的地位。希望大家了解,维持这个平衡点,大家可以平安地、幸福地继续生活下去。”

李先生说现在以英文撰写的文章一般上都有一段narrative,中文叫解读。要解读上述那段话实在不容易,想象空间中暗藏玄机。早年的中文报经历过白色恐怖、华文沙文主义等事件,中文报在SPH旗帜下一路走来都显得战战兢兢,有些话想说又不敢说得彻底,要言论独立又不敢独立。难怪总编非常懂得做人,主持提问时间的第一句话就是非常感谢总理指引方向和鞭策,总理则回应不是鞭策,是鼓励,两人在“维护共同空间”的较量都十分到位。


(国是论坛:请记住我们一定要继续维护各群体的共同空间。这空间是大家用共同语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语言--英语。这就是大环境,这是我们国情所需,生存的硬道理。图片来源:You Tube

我等一介草民,只能以最草根的方式去“interpret”李先生的一番话,解读为“你要维护母族语言是你的事,但必须容忍克制,因为英文英语才是国家大事的硬道理毋庸置疑”。要如何拿捏好维护母语,又不会捞过界,真难为了执笔的新加坡中文报人。难怪联合早报为自己重新定位,一份新加坡每日发行的报章,却锁定大中华区的读者群。

在论坛上,李先生也不认为新加坡中文有舍问题,我等一介草民,不能认同大佬所见,大佬们不觉得是问题的,往往是忘记从精神层面考量的大问题,就因为有这样的态度,在有意无意间将中文边缘化,才会制造出英文英语独大的大环境。


英文英语独大有什么问题?


相信没有多少国人会不认同英文英语是工作语言的观点,但对于为国家奉献过,却无法掌握英文英语的老人家,或者打拼半生后选择回归母语精神的国人,国家绝对不应该忽视他们对母族语言与文化认同的感情,永远生活在容忍与克制之中;那些选择发出声音的,则被形容为“哭父哭母”的一代。到头来这些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总会有爆发的时候,那时整个社会可能会更加感到不安。

大佬们在物质与精神层次上重物质、轻精神,到头来就如老校友黄文杰所说的,它所连带的不单是华文文化和语言,而是整个人文和价值观都已变质了。

1957年王永元当市长,第一次将各族群的语言带进市议会,奠定日后四大官方语言的基础。发展至今,虽然表面上新加坡还是标榜着冠冕堂皇的四大官方语文,但实质上叫人无所适从。最近在国家博物馆各个新登场的特展依然故我,只有英文字说明,使到我们的义务中文导览员有更多接触公众人士的机会,听到的各类反馈凸显了母语的情意结:

- 老一辈的国人认为“本地政府在中文应用上态度僵硬,恐怕已是既定政策”。

- 访客参观新加坡电视50年的展览《TV50》,留言“母语靠边站”。

- 参观新加坡19501970年代的本地画作《变迁·万画》的访客、画家等,看不到画家的中文名字与简介,都觉得对这群当年以中文创作的画家不敬:“他们(政府)以为这样就可以统一国家了?”


新加坡电视50年的展览《TV50》访客留言:“母语靠边站”

如果政府的2030人口白皮书真的兑现,到时690万常住人口中只有约一半称为新加坡人,其他的都是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口。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只会不断延续,甚至扩大在新加坡生活的常住人口的多元性。历年来新加坡有多元文化的优势,政府施政却自动放弃通过多元性来思考,使到语言与思维都变得很单一,以为可以通过英文独大的方式来塑造一个新加坡民族。这套老美的熔炉政策已经在新加坡走过了半个世纪,已经无形中通过语言将国民阶级化,到底熔炉政策在塑造新加坡文化与价值观上取得什么成果,倒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份非官方的报告书(如果真有一套新加坡文化与价值观的话)。


(通过刘抗1967年的画作《国庆日》来看新加坡,虽然画面上各个族群是和谐相处的,但请注意各个族群还是各自生活在各自的小群体当中。在熔炉政策下走过半个世纪,这种场面改变了多少?)

爱过才知情重


熟知政府部门运作,或参与过官方主办的各项活动,或轻敲政府部门大门却处处沾灰的国人都会了解,政府有一套从效率、资源分配出发的“社会方程式”,处理语言与人文也是从方程式着手,通过类似  x+x=2,所以x=1 的方程式来考量。可是人是人,人不是数目字,也不是代号,而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所以才会有政府部门僵化的言论,如何使政府的管理体系“性情化”是必须逼切着手的问题。借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员院长杜维明教授对新加坡精英官员的进谏:
“这些精英一般对传统文化的敏感度不高,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一种通过社会工程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的倾向。但文化不能够用社会工程方式,这是一个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问题。” 

杜维明教授认为在文化认同里面,最难处理的就是语言问题。新加坡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一般的人只能掌握一种语言,只有头脑比较好的才能掌握双语,如果只能掌握一种语言,那就应该以英语为主,这无形中导致华文华语被边缘化,而语言是认同感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当你的语言被边缘化,你的感情世界也会受到很大的创伤。 

--《联合早报》郑景祥报道,2013年11月26日
杜维明教授一番肺腑之言,和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今年初对新加坡趋向于单元化的感言不谋而合。民间认为政府在处理母语的情意结上不到位,,政府对市井小民之言仿佛视若无睹,那么两位文化社群中的佼佼者道破新加坡政府行事作风的严重不足,政府是不是应该好好思量,甚至大方的公开讨论该如何解决母语精神上的困境?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或许大佬们过度“务实”的态度已经严重地忽略了关爱与尊重,因此无法理解语言的内涵。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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