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anuary 30, 2018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一)

文章提供:海凡
图片提供:海凡

(一)张望与追溯

我们的车子从长沙下榻的宾馆出发,过了湘江大桥,一路向西。迎面而来的是城市英姿勃发的景观:宏伟的大桥,宽敞的公路,高耸的楼房,规整的绿地……经过中国已故领导人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小客车转向西北,车速递减,因为道路渐渐狭窄;路旁的楼房,也渐次低矮,天空愈见明亮蔚蓝。

我坐靠近司机,手捧着单反相机,窥准时机向车前方的挡风玻璃外聚焦。心中揣着一份莫名的忐忑和悸动。

我看见益阳的路标了,街灯般的高度,悬挂在路中央的顶端。眼见的公路,已是普通的双向行驶车道,手拉车,自行车,三轮摩托车,以及别具特色的架设伞棚的电单车,在并不拥堵的车阵里,彼此以对另类交通规则的默契,互不相扰地穿梭行驶。


(长沙益阳的街景)

当我们的导游发现路旁一个写着“衡龍橋”三个竖排的繁体大字的标志时,不禁脱口欢呼:“路口,这里!”大家都朝车窗外望去——啊!有人兴奋地想直起身子。

然后,道路愈见狭窄了,车辆稀疏, 运载着各类劳作建筑用料:铁管、砖瓦、沙土……由拖拉机改装的小货车,“嘟嘟嘟嘟”扬尘而过。路旁是低矮的住房,裸露着褐泥的田地,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水塘……道旁的绿树,不再是单一的法国梧桐,而是各种不知名的杂树,在各类芒草,灌木的簇拥下,往四周围延伸,迤逦。

看见四方山的街标了,车子进入山区——

望着车窗外的景观,对历史的怀想绿荫般掠过脑际,时暗时明。心,一阵阵收紧。

车子终于在两旁各立着方形柱子的道路上停下来。两根四、五米高的柱子顶端,连贯着拱形的金属架子,露着锈迹。 树枝低垂,浓密的绿叶几乎要将它遮蔽。拱形架子枯硬伶仃,没有任何字样或标志。

夏天到了,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四周郁郁苍苍的树丛里依稀传出鸟啭蝉鸣。

这里就是尽头了吗?


(一段历史的入口处)

这就是在整整一个年代里,向东南亚、向世界发射红色电波的基地吗?这就是几代人心中曾经仰望的圣地?就是这里?……

四方山在湖南是一座平常不过的小山包,主峰的相对高度不到200米。这片占地200余亩的山谷开始大兴土木是1967年。根据一位当地居民追述:那些土是晚上拉出去的,没人知道拉到哪里去了。

我们越过方形柱子,就进入这座几被岁月掩埋,掩映在翠微当中的地下电台故址,在那11年半(1969年11月至1981年6月)里,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 那四千多个日子里发生在这里的事,难道也像那些泥土,“没人知道拉到哪里去了。”

就在大门口的左侧,我们看到一块新立的的碑石,黑底金字鲜明地标示着: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方山建筑群。由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立。


(文物保护单位:四方山建筑群)

只是在两年半前,这里才被作为重点文物保护起来。崛起的中国,不时面对西方以人权挑战刁难,而就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基于国际主义,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给予支持。这个曾经的政策,使舆论上要以国家主权抗衡人权的言说,不免陷入双重标准的尴尬。眼前这些物证,既凝聚历史的厚重,又凸显演变的暧昧。也许先保护起来,留待一个恰当的时机解冻。

再往前走,山坡上停泊着几辆中国牌号的汽车,还有小巴。各个年龄层的人三五成群,四处张望;有的像似看完了回转头,胸前挂着的相机摇摇晃晃。人们早已开始对那段历史伸头探脑了——对于平常百姓,更有兴趣的,或为猎奇,或为那些口耳相传的听闻解密。

而对曾经在这里隐秘地度过十余个寒暑的一两百名中方和马共方的工作人员,这里不仅仅是发出穿越云天的,迢远的播音,更是火热的生活,是青春的奉献,是历史卷帙里一页理想飞扬的书写:经历和体验,等待赋予新的解读。

对于马来亚共产党设在湖南郊区益阳县衡龙桥四方山的地下电台,马共总书记陈平曾在著作《我方的历史》里这么介绍:

在湖南,中方分配给马来亚共产党的单位坐落在戒备森严、代号“691”的军事区内。我们从北京搭了12小时的通宵火车才来到我们的新办公室。“691”位于一个不久前才腾空的村落,这个村落的地势有许多小丘与斜坡。我们的广播电台是在山的一边向下挖掘而成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座楼房,给我们用作行政楼。 

我们在湖南的广播电台在1969年11月启播。我们将它命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 (Suara Revolusi Malaya)。广播电台的节目是经由一个20千瓦的发射机作跨区域广播。 

我们的播音员、节目制作人员及文书人员都住在“691”的宿舍。中方技术人员也住在同一范围内的另一区。我们在湖南工作的日子里,极少和围栏外的当地居民往来,日常用品都由中国政府供应。虽然广播电台的地理位置远离北京,但是我们仍可定时及快捷地得到我们指定的报纸。中国为我们安排订报,而我们订阅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所有英文报纸及中文报纸。我们也定期收到伦敦的《泰晤士报》 (The Times)及墨尔本的日报《时代》(The Age)。我们阅读及评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远东经济评论》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亚洲周刊》 (Asiaweek)、《时代杂志》(Time)及《太平洋导报》 (Pacific Affairs)的报道。 

电台草创时期,我们以三语广播,即华语(普通话)、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每一种语言有三个播音员。我们成功吸纳一批大学生之后,增设了英语广播。(陈平著《我方的历史》第403——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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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26, 2018

跟新加坡情牵一线的“万木草堂”

百日维新后的新加坡


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历史展厅曾经展示过一幅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的肖像,画家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瑞天咸威严自信的形象,跟同时期被太后钳制一生的光绪皇帝形成强烈的对比。




(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的瑞天咸。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虽然瑞天咸跟光绪相隔万重山,却曾经参与过戊戌变法的后续。

话说光绪曾经想做个开明的皇帝,打造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毅然接受维新派的主张,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拉开戊戌变法的帷幕。 


(光绪帝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摄于万木草堂)

(慈禧出面镇压,戊戌变法失败。摄于万木草堂)

激进的步伐使到许多老臣寝食难安,促使慈禧出手稳住大局,戊戌变法匆匆收场。维新派倡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

1900年2月2日,康有为在本地维新派人士邱菽园的协助下抵达新加坡。他先在新加坡河畔邱菽园的寓所“客云庐”留宿,隔天林文庆登门造访,表示清廷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不能久留。

总督瑞天咸出面了。他落实英国反慈禧的政策,设下金蝉脱壳计,安排康有为登上英国轮船,然后在半途潜返回新,最后住在林文庆家里。 


这段往事记载在李元瑾的文字里[1]:
林文庆对1900年潜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也负起了保护的义务。康有为抵达后,林文庆就成了他与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的中间人物。2月2里,林文庆写给瑞天咸的信中提醒不可向报界透露康氏的行踪,2月3日,华民护卫司和林文庆奉命到勿基邱家拜访康有为,告以情势危急,愿意协助他迁移,当追杀消息白热化时,瑞天咸设下“金蝉脱壳”妙计,在林文庆的导演下,康有为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轮船,佯装远赴欧洲,实则半途偷偷回返,住进汤申路恒春园,3月26日,康有为再度迁居,搬到林文庆家中,住了半个月。在新加坡,林文庆对康有为的恩义,恐怕仅次于邱菽园。
邱菽园除了捐款资助康有为外,也担任康有为的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邱菽园甚至在《天南新报》的社论上直言维新不是康、梁师生间的私事, 而是四亿国民的公事,并且公然发动新加坡华人上书中国,请光绪“圣安”,并望“亲政”。

大清朝廷十分恼怒,羁押了邱菽园在故里的亲人,迫使他捐银一万两来“赈灾”,并且退隐江湖。

后来邱菽园是否跟康有为决裂各有其说。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既是光绪的导师,又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主张“救出保住光绪皇帝,中国就有希望,革命只会使中国灭亡”。当时有不少富裕的华商通过捐官来光宗耀祖,保皇派温和改革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获得许多富商支持。

(康有为写给邱菽园的信函。摄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邱菽园展)

至于康有为对新加坡华社的最主要影响,是紧扣着当时进步人士改革的脉搏,在生活习俗上“破旧立新”,如创办新学、开通民智、戒烟(鸦片)、剪辫、天足(不缠脚)等。

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为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双方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最后彻底决裂。满清皇朝的结束也终结了保皇派的任务。 


万木草堂


回顾这段百年往事,岁月悠悠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邱菽园在新加坡河畔的住家已被拆除,原址竖立起大华银行。我童年的时候在河畔附近居住,只知道在林立的货仓间看着驳船、起重机、古铜般的苦力的肤色在河水与陆地交替着,河床的臭味打造着经济命脉。原来繁忙的河边曾经跟清朝存亡息息相关。至于林文庆的巴德申路(Paterson Road)住家,已改建成巴德申公寓。孙中山落脚的晚晴园数度易手,如今成为文物局属下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这些历史人物都出现在纪念馆内。

康有为在广州的立足之地则大隐隐于市,座落在靠近地铁农讲所站附近的百货商场后面。那一方毫不起眼的清静之地叫做“万木草堂”。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万木草堂遗址曾经被改作民居、工厂等。广州市当局投入资金,安顿居住在草堂内的多户居民,将建筑与万木草堂的气氛还原。

万木森森万玉鸣,只鳞片羽万人惊。走入百余年前的旧校舍,仿佛与古人面对面,见证了100多年前促成戊戌变法的历史现场。百日维新被慈禧镇压下来后,老师学生越洋逃亡,甚至到过新加坡。串联起这些事迹,心情不禁起伏不已。 

(万木草堂内观)

康有为在广州讲学,宣传学习西方之长,力图以教育兴国。梁启超、陈千秋、郑洪年等人听课后都为之折服,成为康有为的弟子。

在学生的建议下,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创办了万木草堂,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康有为携同一群胸怀大志的学生,寻找中国现代化之路,只有短短八年生命的万木草堂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草堂的学生组织学会、发行报纸、创办学校、成立政党等,体现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由于学生越来越多,接下来草堂两年内两度搬迁,不过这两个新校舍都不存在了。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铸像)

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收场,但从草堂讲学到北京参政,造成相当的冲击。日后慈禧推出新学,但清朝气数已尽,无法力挽狂澜。

康有为所倡导的新学理论显然也受到广州的外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外国教会早已在当地创办西式学校。美国传教士John Glassgow Kerr创办的博济医校,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美国女传教士Harriet Newell Noyes创办的真光书院,是广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对女子教育影响深远。 


他们往何处去?


辛亥革命后,南海先生康有为并没有回到佛山的故乡,而是在上海与青岛定居。 

(南海先生并没有回到南海度过晚年。摄于万木草堂)

梁启超跟康有为分道扬镳后,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跟康有为同是佛山南海人的陈千秋命短,无缘看到戊戌变法。他曾经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讨论《大同书》相关问题等。

郑洪年后来离开了康有为,追随孙中山搞革命。他参与创办为华侨所设的暨南学堂,出任第一任“堂长”。暨南学堂发展成为暨南大学,郑洪年出任校长职务。

本地养正学校校友何乃强透露养正的首任校长陆敦骙和老师陆乃翔都是万木草堂的学生,养正创校时千里迢迢前来新加坡办教育,延续那个时代的精神,为后人谋福祉。



[1]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126-127页。

Friday, January 19, 2018

印象派的丰采:巴黎奥赛博物馆藏品展(Colours of impressionism)

印象派源自法国


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国家博物馆以《梦想与现实 Dreams and Reality》为题,展示了巴黎奥赛博物馆收藏的印象派画作,几乎每幅创作都足以牵动人心。当时每一场导览都人山人海,有些访客在导览结束后还会主动向导览员询问,是否可以带领他们重走一遍,感染19世纪社会改革所带来的震撼。

通过那些画作,我们看到了法国社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贫富悬殊的局面:巴黎市区进行重建,19世纪末的摩登都市成为今日的典雅殿堂。资产阶级人士穿着光鲜靓丽的大衣,出现在巴黎的林荫大道;绅士淑女在公园野餐游河,典雅的剧院上演着芭蕾舞;无产阶级成立巴黎公社,妓女劳工生活在阴暗的角落。资本社会处于对立状态。梵高还没发疯前画下法国南部小镇阿尔柔和的《星夜》,米勒以双彩虹点缀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春天》,莫奈迹近变态的以大写意式的笔触画下妻子临终的一幕,….这些触动人心的作品还历历在目。

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国家美术馆以《印象派的丰采》为题,再度展示奥赛博物馆的印象派画作,由于重点不同,看到的是比较艺术性的彩色(光的分色)的演变。因此必须调整心态,以美学的角度去欣赏艺术流派的演变,革命性地打破欧洲书院派的框框,大胆地驾驭色彩构图,颠覆了绘画的常规。

不妨通过一些展示的作品来揣摩19世纪下半期美术的进程:

- 馬奈(Édouard Manet)、雷诺(Pierre Auguste Renoir)从黑色进入彩色的世界
- 史蒂文斯(Alfred Stevens)的浪漫主义色彩
- 西斯莱(Alfred Sisley)将水乡浪漫化
- 莫奈(Claude Monet)的不一定是白色的雪景
- 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塞尚(Paul Cézanne)、莫奈(Claude Monet)的蓝于绿
- 卢斯(Maximilien Luce)使用纯色作画的科学化彩色与色素理论
- 雷诺(Pierre Auguste Renoir)自我突破的粉红色复古画风
- 莫里索(Berthe Morisot)采用粉红色凸显画中人的温柔。


从黯黑到光亮的过渡期


19世纪中叶,黑色在法国画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黑色被视为最能体现真实世界的生活面貌,画家运用黑色让人物肖像升华。馬奈(Édouard Manet)和雷诺(Pierre Auguste Renoir)等艺术家创作出黑色调的现实意境,开启法国艺术过渡到印象派的先河。


(马奈:Moonlight over the port of Boulogne)


(雷诺:Madame Demas)

馬奈进一步放弃传统题材如历史事件、希腊神话与宗教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找寻灵感,以厂家开始生产的各种彩色颜料为油画上色,甚至结合了一些日本文化,带动了画坛的新气象。


(马奈:The beer maid)

比利时画家史蒂文斯(Alfred Stevens)的“沐浴”,是浪漫主义过渡到印象派的代表作,为黑色注入色彩。


(史蒂文斯:The bath)


光影照人的浪漫色彩


沙龙展代表了法国最高艺术权威,当时的评委觉得印象派不入流,缺乏艺术根基,只是草草了事。印象派艺术家只好另谋出路,1874年在巴黎组织了第一届印象主义作品展。路易·勒卢瓦(Louis Leroy)为展览撰写的评论文章,使用了“印象主义”这个名称,从此定名。

印象派摆脱以历史题材作画的书院派方式,倾向于描绘风景与户外写生,通过表现光影的手法突破了传统作画的拘谨,令人耳目一新。他们不再刻意涂上阴影,而是以白漆来淡化其他颜色,使画面更加清晰。

这样的艺术发展,跟巴黎的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庞大的巴黎建设项目,让这座人口稠密的中古世纪城市出现了广阔的林荫大道、林园与广场,成为气质非凡的大都会。铁路通车后,画家到巴黎以外的镇乡游览,寻找新的创作素材。

西斯莱(Alfred Sisley)出生于法国的英国人家庭,后来恢复英国国籍。在法国Port-Marly居住的时候,通过画笔为水乡谱上浪漫的色彩。


(西斯莱:Saint-Denis Island)

莫奈(Claude Monet)的冬日雪景不像一往的白,他采用了蓝色、粉红和黄色来表达雪景。这幅名画无缘参加沙龙展,但因为落选而出尽风头。似乎就像历代状元,没多少人留名,反而是落第秀才、被贬官员流芳百世。


(莫奈:The magpie)


从蓝绿争锋过渡到科学分色


印象派很快地迈入蓝与绿这些自然色的境界,蓝与绿是印象派构图里最显眼的色系。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人造色素如翡翠绿和鲜绿色,深蓝深紫色等都陆续面市,让作画的调色板增添了新的变化,可以运用颜色互补来制造对比的效果。

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塞尚(Paul Cézanne)、莫奈(Claude Monet)都是佼佼者,呈现了感觉不一样的法国田园景色。塞尚采用立体化的表现手法,“居高临下”是他的特长。


(毕沙罗:Tour-du-Jongleur lane and M. Musy's house)


(塞尚:Courtyard of a farm)

(莫奈:Harmonic rose)

进入后印象派时期,画家接受科学家的色彩理论,认为彩色和色素是不一样的。画家遵行光学理论,把原色有序地分开,只使用纯色,不在调色盘上调混颜色,中间色是观赏者眼中自然混合而产生的。这个创作手法称为“分裂主义”(divisionism),卢斯(Maximilien Luce)是代表性人物之一。


(卢斯:The Seine at Herblay)


粉红与紫色制造和谐风格


到了20世纪初,粉红色与紫色系列已经成型,缔造最理想的和谐风格。譬如,雷诺(Auguste Renoir)放弃了印象派画法,通过色彩来“复古”,为肖像画注入生命力。这个时期的艺术思潮是对内心世界的表达,色彩已经不再与景物息息相关,而是取决于画家本身的性格,偏重于情绪与氛围的表达,采用柔和的色调带来“流动式和谐”。

现在我们很强调水彩画要有油画的质感,一个世纪前雷诺则将水彩的动感带入油画中。雷诺也甚少混色,而是通过颜色的对比来带出美术的内涵。


(雷诺:Gabrielle with a rose)

莫里索(Berthe Morisot)是印象派举足轻重的女画家,她成为馬奈多幅代表作的模特儿,馬奈则协助她发展个人特色。莫里索的“两姐妹”感情细腻,大胆采用粉红色来凸显女性温柔的一面。


(莫里索:The hydrangea)

粉红色代表女性的娇柔气质,一路来都深受各地小女孩钟爱。然而数年前,有些科学家指出,粉红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人类的想像中。那是因为粉红色是红色与紫色的结合,而红色与紫色又处于彩虹的两端,波长的两个极端。如果不弯曲彩虹的色彩,使红色与紫色得以混合,大自然不可能有粉红色。理论上,肉眼看到粉红色只是因为红紫光线反射相交。

听起来似乎很深奥,因为我们都相信肉眼所见的。而今颠覆性的,女孩钟爱的,大家看得见的粉红色并不存在,只是虚像。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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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12, 2018

鼓浪屿

第一印象


2017年10月底的厦门,白天炎热如夏,夜晚清凉入秋。

鼓浪屿是中国五十二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岛上见到穿着时髦婚纱的淑女和西装笔挺的男士,租界遗留下来的西式老建筑为古今风貌与浪漫爱情定格,或许这是当下鼓浪屿的亮点。除此之外,游兴都被入闸门的推挤、人为的烟雾和大声喧哗的人群给破坏了。

造访鼓浪屿非周末非假日,但人头涌涌,烟民处处。占了多数的内陆客将不及两平方公里的岛屿“烟霾化”了。

印证了传闻中的“不到鼓浪屿终生遗憾,到了鼓浪屿遗憾终生”。


(入闸门你推我挤前的“宁静”)


世界遗产名录


鼓浪屿打着“浪漫之都,钢琴之岛,海上花园,万国建筑”的招牌,于2017年7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垂青,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必须符合至少一项标准:
- 古迹(monuments):建筑物、雕塑、绘画、古代结构、铭文和窑穴,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
- 建筑群(groups of buildings):分开或连接的建筑群,它们的建筑设计、独特性或所在地的景观,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
- 遗址(sites):人类,或结合人类与大自然的考古遗址,于历史、审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
厦门在1843年开埠,随着外国商人、传教士、官员相继到来,鼓浪屿在传统聚居地的基础上,多元文化逐渐形成,成为20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令人向往的海上花园。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南洋的闽侨回到鼓浪屿落脚,各种风格的公共建筑、花园洋房随后陆续建成。

鼓浪屿现存1400多栋老别墅, 其中约有1300栋是东南亚华侨在那个时期所建,带动了岛上的实业发展。


(德国领事馆遗址)

岛上最吸引人的就是1863年落成的协和礼拜堂了。当时岛上的闽南聚落转型为西方与日本侨民聚居的公共租界,由美国归正教会、伦敦差会和大英长老会联合成立的“三公会”创建了第一座礼拜堂,典雅的帕拉第奥建筑成为岛上最富有魅力的婚照圣地。


(协和礼拜堂)

但正如当地人所说的,还没成为世遗前,鼓浪屿确实是个探索人文的好地方,成为世遗后,这里的人文生态被喧嚣的人潮淹没了,已经失去了不久以前所能提供的探索空间。


(滨海道对岸就是厦门的海岸线)


平常心


若以怀旧的平常心来对待,倒有四大收获。

第一是被贴身推挤着过闸门上船的滋味,使我不期然地想起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在北京机场登机的体验。当时我老老实实地排着队,还是第七位,暗地里庆幸这趟飞广州的内陆机没什么乘客,可以清静一下。谁知道登机处闸门一开,人潮陡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些还提着活公鸡、菜篮子,你推我挤的,仿佛不推不挤就上不了机,或者迟上的,飞机会载你到荷兰。结果我成为最后数名登机的乘客。本来有个好座位,结果也被他人大声兼无理地霸占了,理由是“我有买飞机票的,这个位是我先坐的”。当时的空服人员亦不理不睬,自个儿坐在那儿,不雅地翘起大腿,对周遭视若无睹。

后来,中国的航空公司请空服人员乘搭新航等外国机,作为培训课程与观摩学习的内容。日后搭乘中国机的体验好多了。如今,类似的经历转移到渡轮上。专为游客使用的三丘田码头有人流控制,每天入岛的人数不超过5万人。人口密度来计算,每平方公里超过2万5千人,新加坡人口密度高,不过是每平方公里8000人左右,真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是岛上指示牌清楚详细,几乎不可能迷路。但在大国崛起,民粹主义抬头当儿,似乎刻意隐瞒了不光彩的历史。厦门开埠不久,德记、和记等洋行设立了商店货仓,兼输出契约华工,鼓浪屿一度成为“猪仔”出洋的集中地。不过,岛上完全没有相关的指示牌。若不是凭着多年来行行走走训练出来的嗅觉,就会错过三丘田码头附近的“和记洋行货仓”这个历史遗址。

和记洋行货仓曾经是19世纪关押猪仔的地方,遗址只剩下比较规整的方块花岗岩砌成的下半截外墙,以及石头砌成的门窗边框。地上的“水箱”可能是储水与集体冲凉用的。


(和记洋行货仓遗址,这里曾经是关押”猪仔“的地方,冷清的场面跟外头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是造反有理。常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反之亦然:有礼则目视,有礼则口动。在老教堂等着拍婚照的郎君站在一旁喘气,呃…,指间少不了一根点燃的香烟;娇娘顶着艳阳摆造型,旁边还有姐妹递水揩汗补妆。美丽的新娘人见人爱,成为游人聚焦的对象。


(美丽的新娘成为众人聚焦的对象)

至于必须动口的,是路边摊叶氏麻糍,有花生和黑白芝麻等口味,甜而不腻,糯而不粘,古早味十足。叶婆婆一听就知道我来自新马,说她和老伴守候着的小摊位,经营了一个世纪。至于叶婆婆的闽南乡音,我只听懂六成。厦门是个移民城市,闽南人的腹地已经被“外省人”占据过半,能讲闽南话的人士不多,讲地道闽南话的则更少了。


(叶氏麻糍)

第四是终于在岛上钻入一家名为“宛若庭花”的宁静小屋,可以看得出女主人很用心地点缀营造这间小咖啡屋,楼下几张小桌,自己住在楼上。喝过罗布斯塔(robusta)和阿拉比卡(arabica)咖啡豆混合烘培的美式咖啡(americano)之后,女主人宛廷让我们品尝了温暖贴心的花茶。能够邂逅这个宛若过去西方田园,感染温馨的地方,只有由衷赞美。


(“宛若庭花”咖啡屋)


芸芸众生


曾经访问过在虎豹别墅旁居住的老街坊黄延达,他提起来自鼓浪屿的母亲,曾经为居住在琼泉兴咖啡店二楼的“先师嫲”殷碧霞煮食。那是林文庆与殷碧霞分居的年代。殷碧霞同样来自厦门,吃到家乡风味菜,体质逐渐改善了,心头甜滋滋的不在话下。

到了鼓浪屿,探听林文庆与殷碧霞的故居,别说无人知晓,就连名字都没听过。根据资料,那是笔架山15号,林文庆去世前将已经告别多年的故居捐献给厦门大学。

林文庆是新加坡的名人,虽然在厦门大学当过十六年校长,但在当地只是个芸芸众生的一份子,甚至因政治因素而被边缘化。这是我参观了厦门大学后的感想,容后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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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05, 2018

史立道记忆中的1942

民间记忆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6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Bugis Junction 于战前是个日本村,日本商店与妓院林立)


(1930年代,日本商店林立的密驼路。图片来源:互联网)

辻政信在台湾设立“热带丛林作战方案”研究小组,对进攻新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并根据所收集到的道路、河流、桥梁、军用设施等资料来为行军布局,一路修补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行军的速度快捷。地面部队使用汽车和自行车,由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部队担任登陆主力。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银轮部队。摄于 “Singapura 700 years” 特展)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战前一些居住在本地的日本侨民亦投入情报工作,让日军进行部署。摄于《永记1942》特展)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甘马挽镇)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林明的旧货摊还有印制着PCCL的麻包袋出售)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文字乡文山园村:史立道的祖居)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


(割胶。图片来源:互联网)

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第一批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拼命求饶,绑票才终止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有些日本兵不想回家,加入了马共,成为解放军的一份子。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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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02, 2018

门当户对,物以类聚:阶级分化了新加坡? Is there class divide in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Dec 29, 2017 reports:

“ The sharpest social divisions in Singapore may now be based on class, instead of race or religion, a study released yesterday suggests.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 Study On Social Capital In Singapore shows that Singaporeans who live in public housing have, on average, about one friend or fewer who lives in private housing.

People who study in elite schools also tend to be less close to those in non-elite schools, and vice versa.”

While researchers said the findings suggest a clear class divide in Singapore, I opine that such class divide has been around for two centuries since the colonial period. Looking from a much broader sense of how human societies evolve, people from each social class would find their respective living spaces since ancient time. Class divide along wealth and social status is a norm. For Singapore, elite system probably aggregates such social norm.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在大中华区行行走走,不难发现门当户对的老建筑。“门当”俗称门墩,有方圆之分,方形为文官,象征砚台;圆形为武官,象征战鼓。“户对”是嵌在门楣上的一对六角形的装饰,户对的大小与官品大小成正比。有门当的住宅,必须有户对,这是建筑学的和谐观。


(建筑学上的“门当户对”)

将“门当户对”引申到日常生活上,根据百度的解释,门当是门第的概念,挣钱的门道相当,才能落户成亲。恋爱事小,只是两个人的事;婚姻则事大,牵涉到至少两个家庭。如果大家有相近的生活习惯,对事物的看法相近,两家人才会有更多共同语言,相处起来从容自在。

何谓物以类聚?根据百度的解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出自《战国策·齐策三》《周易·系辞上》,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物以类聚是门当户对、志同道合的统称。

门当户对反映了人类社会对阶级的态度,物以类聚是人类与动物社会的常态。

阶级之分无处不在,我懂事以来,殖民地官员与平民,富人与穷人,老板与工人,上司与下属,男人和女人,皇帝与臣民,英校生与华校生,社会就是这样阴阳互现,各自寻找一方寸土,寻找和谐之道。走投无路,别无选择时,不惜通过斗争来换取和平。


小学时代的回忆:贫富的分化


40多年前,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领教过因贫富所引起的阶级分化的滋味。小五的时候,一位从香港移民到新加坡的同学邀请我们三人到他的武吉知马的洋房打乒乓。屋子气势雄伟,放了张乒乓桌还绰绰有余。吃过晚饭后,同学的父母开车送我们回家。第一位是住在马里士他一带的唱片制作公司的小少东,再偏僻都拐到住家门口。接下来是我,过后才是第三位住在Mohamed Sultan Road的同学。他们执意要送我到家门口,知道了我的住处后,竟然耍起脾气,冲过两个交界才停下车来。

下午班放学后已经六点多,天色渐暗。碰到滂沱大雨,我只好在学校的骑楼下避雨。开车的老师走过,见到唱片行的少东在骑楼下等车,刻意走过来嘘寒问暖。“星唛”白色汽车来到校门口,还撑着伞送少东上车,跟他的父母挥手后才离开,对于我则只瞟了一眼就开车走了。

回忆起这些经历不是因为负面情绪,而是当时从作家老师那儿学到富在深山有远亲,先敬罗衣后敬人。似懂非懂的小心灵,咀嚼个中滋味,竟然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青少年时代的回忆:语文的分化


1970年代的新加坡有华英校之分。当时我在裕廊的台湾投资的台隆造纸厂工作了将近半年筹学费,所做的是蓝领工作。同期打工的,有数名来自华义和东林工艺中学的华校生,来自女皇镇和立道中学的英校生,以及一对已经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日子的印籍母女。那位叫做Benjamin的英校生的英语非常动听,以对中文一窍不通而引以为豪。Benjamin就自己英文一流而以老大自居,发号施令,引起大家的不满,集体向人事部投诉。或许是台湾厂的关系,这位“老大”隔天就不见踪影了。

离开台湾厂,进入当年的新加坡工艺学院(如今的新加坡理工学院),英文环境成为许多华校生的苦差,我也不例外。班上的英校生来自传统贵族学校和现在所说的邻里中学。来自邻里中学的较能接受华校生,通过Singlish和方言沟通,逐渐打成一片。来自贵族学校的,一般上有自己的小圈子,对旁人顶多点点头。久而久之(其实也没多久),分化的局面已经成型。

后来我才了解到语文造成的阶级分化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些出现在我生命中的过客只不过是社会的折视镜。


职场时期的回忆:阶级分化的持续性


阶级分化无处不在,贫富悬殊往往是分化的根源。以德国这个欧洲老大为例,默克尔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承诺,会尽力解决德国的社会分化问题,解决日渐扩大的城乡差距。

新加坡没有城市乡村之分,不过潜伏着的贫富分化大家心照不宣。此外,这数十年来,执政党与反对党,精英与草根,名校与邻里,奖学金得主与“农夫”,私宅与组屋等所营造出来的分化在本地萌芽滋长,成为令人不安的另类本地特色。

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日子,对此特色感触格外良深。由于许多政要与政联公司的高层都来自国防部,就以国防部为例子。奖学金得主分门别类,总统奖学金(President scholarship)和武装部队奖学金(SAF scholarship)属于最高级别,此外还有武装部队优异奖学金(SAF merit scholarship)、国防科技奖学金(Defence technology training award)、一年前推出的武装部队工程奖学金(SAF engineering scholarship)。总统奖学金(President scholarship)和武装部队奖学金得主属于精英中的精英,在作战单位(combat)服务;优异奖学金得主属于精英,在作战或后勤单位(non-combat)服务;科技与工程奖学金得主则在工程与物流领域服务,他们跟非奖学金得主一样,扮演农夫(farmer)的角色。

获得最高级别奖学金与否,主要靠在学校的表现和18岁的那场剑桥高级水准文凭考试。

精英所获得的各类提升课程与曝光机会最多,擢升的机会也最大,只要没犯滔天大过,退役后会继续受到青睐,空降为部长、常任秘书、局长、CEO、集团主席等。金字塔结构下,农夫人数最多,为精英服务,各分一杯羹。

政府尝试解释精英不问出身,但大家都明白,虽然精英的家庭背景不同,但都来自“名校”。王瑞杰当教育部长时,说每间学校都是好学校,人民只是一笑置之。近年来我参观了一些学校,可以肯定地说,名校的硬体设施与学习环境都比邻里学校优异得多。精英与农民的阶级分野在踏入中学门槛那一刻已经形成。

精英收入高,一般上乃同年龄层的最高百分之十,投资置产,退役后的公共职位往往成为共同的话题。相比之下,上任数月的哈莉玛总统坚持住在原义顺组屋,虽然后来还是搬迁了。无论平民总统可信与否,至少哈莉玛当国会议长时还是住在原组屋里。至于像杨荣文当部长时,驾着平民化的Nissan Sylphy的例子少之又少。当然选择过什么日子是很个人的事,但在现社会,要超越世俗的眼光,最难过的还是自己那一关。

前两天在一场年轻精英的华丽婚宴上遇到还在局内的其他人士,聊起来根深蒂固的文化一脉相传,只是他们身为圈内人,当局者迷,自己不觉察而已。


(豪华婚宴的会堂布置)


局内局外


将个别的“点”串联起来,就是分化社会的“线”,这码事殖民地时代存在,独立时期存在,半个世纪来依旧存在。社会分化并非新鲜事,各阶层都在各自的空间运转,就像各行星有各自的生命轨迹。就政治层面来说,在于是否愿意承认,愿意面对,愿意了才能商讨如何面对。

2017年岁末,中英文报章引述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的调查报告,指出“Study finds evidence of class divide in Singapore”,住房类型和教育背景已成为社会断层线,居住在私宅的人较少同组屋居民有密切交往,名校生和非名校生倾向于同自己的圈中人相处。

正常人都有社群意识,门当户对,物以类聚。报告书将社会常态数据化,结论并不叫人感到惊讶。饶是如此,相信政府不可能毫无反应,只不过若必须等到有数据才能检讨,意识上未免跟社会脱节,后知后觉。或许这才是令人不安的地方。

严孟达的“因为不平 所以不齐”(《联合早报》2017年12月30日)写道:“我们的名校也尝试打开大门,跟邻里学校有更多互动,如刚退休的莱佛士书院校长曾宝明前天说,该书院这些年来大力推动不同项目,鼓励学生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寄宿学习营也让周围的邻里学校学生参加。名校有自觉心,不让学生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培养学生的谦虚美德在名校尤其重要。《易经》第十五卦谦卦说:“亨,君子有终”(通泰,君子将有所成就)。出自名校的社会栋梁能以谦虚谦让作为美德,那我们的社会就能有多一点包容心。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物以类聚”,精英互相标榜,自成一格,久而久之,蔚成风气。”

退休校长曾宝明所谈的是教育理想,严孟达的“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反映的是现实的无奈。我对这番话有新的体验,是因为过去一年来进行某项文史项目,跟该校老师和学生多了一些接触。几位老师(有一位是前毕业生)的谦虚谦让,令我十分钦佩。其中一位负责老师希望我能为她的学生做得更多,例如继续办讲座,为一些正在大学读书的校友提供研究的素材等。我提出反建议,我不在学校教课,没有拿汤匙的责任,讲座已经做过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学生的反馈与行动。至于她的前学生,若有兴趣就某些课题做研究,可以先搜索阅读相关资料,然后提出来讨论。老师说学生没有时间,既然如此,我也剩下了功夫。

看得出来,老师是局内人,她很在意我能为她的爱将做些什么;我是局外人,考量点是没有必要趋炎附势,去强化自己觉得不合时宜的精英制度。门当户对,物以类聚是自然规律,阶级分化不会因为我的选择而改变,但民主社会的优势就是有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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