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28, 2018

从1949延伸......(三十七)泰麟之红船戏班下乡

谈起红船戏班,泰麟的思路渐渐清晰,证实了战后名噪一时的洛阳春粤剧团跟其他戏班一样,都是乘坐红船到各个镇乡表演。演出的日子,生活就在船上,拜的是管火的戏行祖师华光大帝。木船装了戏箱戏服道具布景,赚钱的用品都在这儿了。木船容易着火,有些老倌爱抽鸦片,万一家当被烧毁了,戏班就完了,只好祈求菩萨显灵,保佑红船的安全。

上世纪40年代的广东粤剧戏班男女混合,已经摆脱了30年代前的纯男班或纯女班的约束。洛阳春除了有银剑影压阵外,还有吕玉郎、林小群、宋竹卿等名伶。

中国粤剧网有越来越多新资料,让我对这支红船戏班终于有多一些认识。

日战前后,广东各镇乡的神诞活动特别多,如玉皇诞、观音诞、关帝诞、华光诞、土地诞,金花诞等。每逢神诞庙会,都会聘请戏班演酬神戏。有些庙宇前兴建了永久戏台,乡下地方则在祠堂外搭建临时戏棚。庙会热闹的情况,跟早年的新加坡一样。


(佛山祖庙戏台)

鹤山乡下最隆重的庙会是北帝诞,原因是北帝司水,水乡一方面期待水源充足,农作物收成好,另一方面最怕江河决堤,淹没农家,因此演戏给北帝看,祈求神灵保佑,整年平平安安。庆祝北帝诞的时候还会“抢炮头”,那家抢到炮头,就会特别受到北帝的眷顾,心想事成。

一般相信佛山祖庙的北帝诞庙会历史最悠久。宋代以来,佛山铸铁工业发达,铁锅大多产于佛山。可是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为防水患影响生计,佛山人自宋朝便有供奉北帝的祖庙以保平安。明清以来,北帝逐渐人格化,成为主宰佛山居民的大神。西关的仁威祖庙,三水的芦苞祖庙,都是宋朝年间创建的北帝庙。新加坡的三水会馆将家乡的习俗带到南洋,在会馆设立了北帝殿。


(西关仁威祖庙)


吕玉郎和银剑影创建洛阳春


鹤山古劳的神功戏办得最出色的是和平后解放前那几年,请到了省城(广州)著名的粤剧团“洛阳春”,古劳的校长李建生为粤剧团写了一块匾额“独出冠时”,语带三关,赞洛阳牡丹,赞剧团,也赞“生红娘”。

原来洛阳春的花旦银剑影演出《生红娘》哄动一时,她被誉为“生红娘”。洛阳春的声势直迫同在内地演出的马师曾、红线女的戏班,人气鼎旺。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相继沦陷。许多广东人逃难到柳州,粤剧戏班亦纷纷跟随逃难的群众,到柳州演出。1942-1943年间是柳州粤剧的鼎盛时期,演员有广西名伶,以及省港澳的薛觉先、马师曾、梁醒波、关德兴(新靓就)等。银剑影多次和梁醒波、关德兴合作劳军,令观众大饱眼福。

在You Tube听了由任剑輝、银剑影合唱的《红衣赠杞良》,任剑輝如常唱平喉,唱功众所皆知。银剑影唱紫喉,功力深厚,叫人听出耳油。


(银剑影,任剑辉。图片来源:You Tube)

祖籍同为鹤山古劳,令泰麟引以为豪的吕玉郎,人长得帅气,名气虽大,但平易近人。战前跟粤剧大师薛觉先同团演戏时,获得薛觉先指点,在小生表演艺术上,继承薛派的特长,有半个薛觉先美誉。吕玉郎也与马师曾、红线女、半日安、上海妹等粤剧名伶共事,演出多部名剧。

抗战胜利后,吕玉郎和银剑影组织洛阳春粤剧团,当时洛阳春跑遍省港澳,成为名副其实的“春到洛阳花似锦,洛阳春色冠梨园”。


(薛觉先,吕玉郎。图片来源:互联网)


林小群,林超群,宋竹卿


解放后,中央下令改革粤剧,因此经历过一段低潮。吕玉郎与林小群组织了太阳升粤剧团,后来归属于广东粤剧院,吕玉郎出任剧院副团长。十年文革,吕玉郎被整到连粤曲都不会唱,看不到四人帮倒台便撒手归西了。

跟吕玉郎成立粤剧团的花旦林小群从童伶做起,逐渐担起花旦的角色。文革破四旧,歌书全毁,被劳动改造的冲击令她意兴阑珊。上世纪80年代移居到旧金山后重新开始,在当地传授粤剧。


(吕玉郎,林小群。图片来源:You Tube)

林小群独唱的《钗头凤之唐婉绝命词》已经上传到You Tube,唱腔嬌柔悅耳,令人陶醉。

林小群唱戏是受了其父林超群的影响。在粤剧纯男班的年代,林超群反串花旦,每逢迎神赛会菩萨游街,就会打扮成观音菩萨,让人抬起端坐在莲花台。他也扮演梁红玉、穆桂英、花木兰等,手持戈戟沿街游行,深得村民喜爱。随着纯男班没落,林超群这名花旦无用武之地,转业开班授徒。

1919年粤剧团出现纯女班,澳门的“巾帼影”是先行者之一。宋竹卿是巾帼影的台柱,擅演文弱书生,斯文细腻。

民初的年代,纯女班打入广东大戏,与纯男班分庭抗礼,相信跟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新女性新思潮新时尚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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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1, 2018

新加坡河上的桥梁 Bridges on Singapore River

两个世纪以来,新加坡河经历过三次转型,第一次从天猛公的村落转型为河畔货仓,打造了一个半世纪的经济命脉,第二次十年清河,将新加坡河畔发展为餐饮场所,第三次21世纪完成将新加坡河打造成中央蓄水池的宏愿,名副其实地成为本地人生命的泉源。整个历程就像三色河水:驳船时代退潮时发出臭味,好像咖啡乌的黑水;滂沱大雨时山泥冲入河流,好像奶茶的浊水;涨潮时河水高涨至岸边,一片碧绿的清水。

2017年5月16日,应李伟成先生的邀约,从独立桥下的Waterways Watch Society出发,乘坐“摩多弄”(motor launch)抵达新加坡河的上游,换个角度观赏河上的桥梁。由于金声桥地段关闭了,只好从若锦桥折返。

(乘坐Waterways Watch Society的摩多弄游新加坡河)

伟成介绍他们一群义工带领学生沿河参与的活动,除了游船河了解河道文化外,也会率领学生骑脚车沿河捡垃圾,维护中央蓄水池河道的环境。

3.2公里的新加坡河上的桥梁共12座,其中上游的三座现代钢桥是配合附近的产业发展而于20世纪末兴建的:

1. 安德逊桥(Anderson Bridge,1912)
2. 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1869)
3. 埃尔金桥(Elgin Bridge,1819)
4. 哥里门桥(Coleman Bridge,1840)
5. 李德桥(Read Bridge,1889)
6. 渥桥,青桥(Ord Bridge,1886)
7. 克里门梭桥(Clemenceau Bridge,1940)
8. 西贡桥,黑桥(Pulau Saigon Bridge,1891)(“搬家”后的西贡桥,1997)
9. 阿卡夫桥(Alkaff Bridge,1997)
10. 罗伯申桥(Robertson Bridge,1998)
11. 若锦桥(Jiak Kim Bridge,1999)
12. 金声桥(Kim Seng Bridge,1862)

安德逊桥 Anderson Bridge


许多国外的中文宣传网站将1997年投入运作的滨海桥(Esplanade Bridge)称为坐落在新加坡河口的第一座桥。地理上,120米的滨海桥横跨新加坡河出口的海面上,以前轮船停泊的地方,那里已经不是新加坡河了。由于滨海艺术中心(榴梿壳)、鱼尾狮等地标座落在桥的两岸,因此滨海桥成为游人的景点。

滨海桥启用后,车辆纷纷改道,原本十分繁忙的安德逊桥变得很寂寞。1912年安装的安德逊桥是座落在新加坡河口的桥梁,用来舒缓市区的交通。当时新加坡河上已经有埃尔金桥和哥里门桥。随着人口的增长,新架起的加文纳桥、青桥、李德桥于事无补,才决定架起这座钢桥。安德逊桥除了当时时兴的钢铁结构外,两岸的拱门也是特别的标志。

(安德逊桥 Anderson Bridge)

安德逊总督在任期间,改革了棋樟山(圣约翰岛)检疫站的运作体系。当时只要下南洋的客船上有一人患病,全部新客入境前都被送到棋樟山隔离,男男女女脱光衣服面对面检疫。时任中国领事馆总领事孙士鼎向安德逊总督反映后,新客在岛上检疫的待遇获得改善。安德逊总督也以一年一元的方式让广惠肇(方便)留医院使用实龙岗路地段,为社群提供慈善医疗服务。创办留医院时,安德逊总督声明医院可以聘请中医,应用中药,但是必须另外聘请一名西医,向生死注册官负责。这个中西并用的先见,让病人可以选择中医或西医疗法,开创了新加坡医院广纳医疗技术的先河。

加文纳桥 Cavenagh Bridge


80米长的加文纳桥是新加坡河上唯一的悬索桥,为了纪念新加坡开埠50周年而兴建。从1819至1867年,新加坡都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为了表彰最后一任东印度公司总督加文纳(William Orfeur Cavenagh)的贡献,殖民地政府决定以他的名字为悬索桥命名。

悬索桥的作用是涨潮时将桥身吊起来,让船只通过。那个年代没有电脑也没有计算机,无法作精密的计算。由于出现误差,悬索桥吊不起来,原计划无法实行。桥跟河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了船只进出新加坡河,退潮时小船还能通过,涨潮时船只都卡在桥的两头,因此催生了驳船业务。

(加文纳桥 Cavenagh Bridge)

安全考量方面,英国工程师倒是小心翼翼的。譬如在格拉斯哥(Glasgow)组装时,承重测试为承重量的四倍,运到新加坡安装后,安排120名印度军(Sepoy)步操越过桥梁,完成最后的实地测试后才正式启用。[1]

加文纳桥与埃尔金桥之间的吻基(Boat Quay)南岸还可见到不显眼的水闸。过去的年代,涨潮时必须将水闸关闭起来,否则河水流到附近低洼地区,造成大坡大马路、香港街等地区淹水。退潮时则必须将水闸打开,让沟渠的积水流入河中。

(吻基南岸不显眼的水闸)

埃尔金桥 Elgin Bridge


46米长的埃尔金桥原本是一座木桥,也是英国人来到新加坡不久后在新加坡河上兴建的第一座桥,将河的两岸分为桥南和桥北。莱佛士的市区规划图上,桥南为商业和平民区,桥北为政府行政与欧洲人住宅区。1862年的时候以铁桥取代木桥。目前所见到的别具风格,没有桥墩的竖琴水泥建筑是在1929年完工的。它曾经有个优雅的中文名叫做爱琴桥,也曾经叫做爱仁桥。

埃尔金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最高统帅和谈判代表,当年就是他下令一把大火烧毁圆明园

(埃尔金桥 Elgin Bridge)

哥里门桥 Coleman Bridge


哥里门桥自1840年兴建以来经过数次重建,现在见到的桥梁是1990年的版本,桥底的拱门是此桥梁的特色。哥里门桥初建时河上已经有座埃尔金桥,所以此横跨新加坡河的第二座桥称为“新桥”,连贯新桥路(大坡二马路)和禧街(Hill Street)。

(哥里门桥 Coleman Bridge)

哥里门是19世纪初著名的建筑师,应莱佛士的邀请来到新加坡,为城市规划提供咨询。哥里门落实了城市建设计划,交出漂亮的成绩单。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坡的詹美回教堂、皇家山上的莱佛士官邸、山下的亚美尼亚教堂、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The Arts House)和圣婴女修道院(赞美广场,CHIJMES)内的考德威尔宿舍(Caldwell House)都是哥里门的创作。哥里门对新加坡情有独钟,千里迢迢回去伦敦结婚后,竟然因不适应欧洲的生活而返回新加坡。可惜不久后就因病去世了,无缘看着三个月大的孩子成长。

新加坡河上的桥梁中,我对哥里门桥的感情最深刻。老家就在哥里门桥旁的禧街,俗称水仙门的地方。我跟阿嫲(祖母)在那里相处了短短七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晚饭后,祖孙俩静静地站在哥里门桥上。哥里门桥衔接大坡与小坡二马路,车水马龙,笛声源源不绝。桥下淌淌流水,是新加坡河也是黑水河,退潮时河床还会发出阵阵恶臭。我的兴趣是驳船驶过后掀起的层层波浪,充满动感;阿嫲的情意结则系在船上。她说船会把她送回家乡,家乡是她的童年,是她的生活,是她的回忆。然后,阿嫲真的魂回故乡了。

李德桥 Read Bridge


衔接克拉码头与柴船头的李德桥于1889年落成,以商人李德(William Henry Macleod Read)命名。如今新加坡河畔的夜生活,最繁华的地区就是李德桥两岸的前码头中心地带了。驳船川行的年代,入夜的李德桥上,说书人点燃线香,为码头苦力讲故事,灌输传统文化道德观。

(李德桥 Read Bridge)

柴船头发展前称为甘榜马六甲,因此老人家称李德桥为马六甲桥。早在两百年前,马六甲的商人和渔夫跟着驻扎官发夸尔,纷纷来到甘榜马六甲安家。为莱佛士工作的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也在1840年代来到这儿居住,完成了《Hikayat Abdullah》(阿都拉传)这部19世纪新加坡历史的重要文献。阿裕尼于1820年创建的回教堂 Masjid Omar Kampong Melaka是甘榜马六甲的老地标。

据说李德曾经以以调解官的身份,参与1854年的义福(福建帮)义兴(潮州帮)暴动的平息工作。事关反清的小刀会潮州会员逃到新加坡避难,有一名潮州人向福建米商买米,因为价钱不合而起争执,小刀会兴师问罪,演变成帮会冲突,暴动事件持续十日,五百人死亡。李德跟两大籍贯的领导人陈金声和佘有进,以及义兴首领蔡茂春面谈,化解了两派人马的争端。

渥桥 Ord Bridge


渥桥这座钢桥于1886年落成,取代原来的步行桥(Ordinance Bridge,ABC Bridge)。渥桥以直辖殖民地第一任总督Harry St. George Ord命名,凑巧的是,Ord也是Ordnance(军火)的缩写,原来附近的Magazine Road(陈氏宗祠与保赤宫坐落在此街道上)曾经有一座军火库(Magazine)。Ord Bridge的命名一箭双雕,真是神来之笔。

渥桥 Ord Bridge

克里门梭桥 Clemenceau Bridge


1920年,法国总理克里门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前来新加坡,出席设在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的一战阵亡纪念碑的奠基仪式,纪念来自新加坡的殉职军人。殖民地政府为了纪念法国总理到访,将1940年落成的克里门梭桥以法国总理的名字命名。克里门梭对抗德军的时候表现英勇,外号 Tigre(法兰西之虎)。

(克里门梭桥 Clemenceau Bridge)

较少人提及的是克里门梭为争取归还1871年普法战争后,被德国占据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所作出的努力。大家对阿尔萨斯-洛林可能感到陌生,但对于《最后一课》(La Dernière Classe)应该有印象。
法国写实派小说家都德(Alphonse Daudet)于187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背景就是阿尔萨斯的一个村庄。主角小弗郎士来到学校,发现课室里静悄悄的,不像往日一样喧闹。法语老师韩麦尔先生穿着整齐,教室后排坐满了镇上的村民。韩麦尔先生说今天是最后一堂法语课,从此以后,大家就要改学德语了。
小弗郎士很后悔,埋怨自己以前不用功,现在已经太晚了。韩麦尔先生也批评“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结果就是如德国人所说,他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枉称自己是法国人。
韩麦尔先生告诉学生,“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清楚,最精确”,永远不应该忘记,因为“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小弗郎士十分珍惜这最后一课,认真听讲,其他村民也一样用心地学习。12点钟到了,韩麦尔先生使尽全力,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然后头靠着墙壁,没说话,用手向同学们表示:“放学了──你们走吧!” 

西贡桥 Saigon Bridge


1997年落成的“新”西贡桥(Saigon Bridge)不是原址。原来的西贡桥(1891年落成)在克里门梭桥附近的新加坡河中游,衔接西贡岛(Pulau Saigon)与合洛路(Havelock Road)。西贡岛上有屠猪场,所以西贡桥俗称屠猪廊桥。上世纪80年代末西贡岛填土后与河的南岸合为一体,自此西贡岛完全消失在新加坡河上,原来的西贡桥也被拆除了。

1988-89年西贡岛考古现场,John Miksic的团队挖掘出欧洲和中国的陶瓷、玻璃制品、牙刷和装鸦片的小瓶子等,这些被遗弃的物品为我们打开了另一面视窗:国家的记忆就在河畔,或许也在河床下。

(西贡桥 Saigon Bridge)

阿卡夫桥 Alkaff Bridge


55米的彩绘阿卡夫桥是座现代的“新桥”,于1997年落成,为桥边的阿卡夫码头留下蛛丝马迹。19世纪中叶,阿卡夫从也门来到新加坡经商,集地主、殷商与慈善家于一身。直落布兰雅山上的阿卡夫别墅(Alkaff Mansion)是他的家族留下的遗迹,阿卡夫家族亦捐钱兴建回教堂,包括从惹兰友诺士(Jalan Eunos)搬迁到勿洛蓄水池路的Kampong Melayu Mosque,以及位于麦波申私人住宅区的国家古迹Alkaff Upper Serangoon Mosque。

阿卡夫桥外型就像当年的舯舡,菲律宾女画家Pacita Abad与她的团队为“舯舡”涂上52种活泼的颜色和两千多个水泡。大功告成数个月后,Pacita Abad与世长辞,硬挺的桥体结构上动感的生命力或许可以总结她的一生。

(阿卡夫桥 Alkaff Bridge)

罗伯申桥,若锦桥,金声桥 Robertson Bridge, Jiak Kim Bridge, Kim Seng Bridge


罗伯申桥于1998年落成,以市议员Murray Robertson命名。罗伯申码头位于新加坡河上游,河上运输的年代这里是造修驳船的场所。

(罗伯申桥 Robertson Bridge)

若锦桥于1999年落成,以立法议员陈若锦(Tan Jiak Kim)命名。若锦桥南岸的若锦路(Jiak Kim Road)有三间货仓,曾经为著名的Zouk夜总会的落脚处,2016年底Zouk搬迁到克拉码头后,这里才沉静下来。

(若锦桥 Jiak Kim Bridge)

陈若锦的祖父陈金声是一名出色的慈善家,创建萃英书院、捐款兴建蓄水池等。跨越新加坡河上游的金声桥于1862年建成后,民众渡河不需要再乘渡船绕远路,出入方便多了。

[1]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5/10/25/singapore-river-old-bridges/

相关链接

Friday, December 14, 2018

淡妆浓抹话芽笼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5期,总期135,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芽笼的地貌变迁


芽笼的店屋有约80年历史,芽笼路和40多条宽敞的“小巷”(lorong)有商店、食阁、社团、庙宇、妓院、赌档、榴梿摊等,多年来共同打造着平民化的市容。近年来多添了中国大江南北的美食,各地的流莺,廉价酒店和私人公寓,亦正亦邪中展现了独特的都市风情画,几乎成为早年牛车水的翻版。如果芽笼太“干净”,可能就跟一般老城区无异了。

芽笼“单双”有序。殖民地年代,芽笼路两旁屋子的门牌一边为单数,另一边为双数,二楼为A,三楼为B,如今依然保留着这个传统。此外,芽笼双数巷乃流莺之地,我曾经步行到坐落在双数巷的某所会馆时被地头蛇误会为寻芳客,殷勤地邀请我入屋看泰妹,我笑言出现芽笼非为色,竟然招来暧昧的目光。

上世纪60年代初,建屋局发展河水山,将多余的泥土运到加冷盆地填河。实验成功后,大巴窑这个正在建屋的丘陵区的泥土都运到加冷,充分发挥了现代愚公移山的精神。芽笼3巷的甘榜韭菜的水上人家随之消失,加冷河畔的组屋和轻工业区取代了原来的村落、火锯场和砖窑。

甘榜韭菜原名甘榜国专,马来人搬进来后才易名。甘榜原址显然跟李光前有关,因为李光前往往以父亲的名字为地方、学校等命名。追溯之下,原来芽笼三巷由李光前的岳父陈嘉庚开发,后来李光前接管岳父的业务,树胶厂运作至上世纪80年代。

甘榜韭菜的居民原本住在加冷河口,称为加冷人(Orang Kallang),早在莱佛士登陆前已经在河上生活。1930年代兴建加冷机场时,多数居民搬迁到友诺士的马来村,少数往河的上游迁徙,持续着世代以来傍水而居的生活,从30户增加到300户人家。

(Suri bin Mohyani 的水彩画,为故乡“芽笼3巷甘榜韭菜(Kampong Kuchai)”定格)

沈氏通道的组屋所在地原为沙冈村,唯一受保留的万山福德祠(创建于1860年代)为昔日沙冈村的活动中心。晚上凉风习习,村民聚集在庙前粗壮的大树底下,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说书先生讲古典小说。在教育还不普及的年代,说书先生和酬神戏扮演了传达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功能。

(光绪二十七年的重迁福德庙碑记显示加冷河畔的沙冈福德祠可追溯至同治初年,也就是1860年代初)

火患的威胁


早期芽笼路以北的亚答屋一家挨着一家,火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53年芽笼3巷的火患,随着风势蔓延至17巷,将近600户人家流离失所。1958年,芽笼3巷发生了另一场大火,亚答屋区化为焦土,并引起人命伤亡。甘榜韭菜跟灾场隔了一道3米的河道,免受波及。

当时除了红十字会、蓝十字会和热心的社会人士参与了安顿灾民的工作外,各政党都如火如荼地投入赈灾。工人党在灾区旁的分部搭建帐篷,呼吁路人慷慨解囊;自由社会党市议员梁苏夫人征求加东选区的加东奥迪安、乐斯和好莱坞戏院开映前向观众筹款;劳工阵线在临时收容所慰问居民,鼓励党支持者捐赠善款。由人民行动党王永元领导的市议会则推出了志愿消防队计划,在救火车抵达前,先让乡村青年负起第一线的救火任务。

沙冈村除了成立志愿消防队外,亦在万山福德祠前兴建了一座瞭望台,充分表现了守望相助的精神。这类民间组织在昔日新加坡是相当普遍的。

南侨公学的温情


战后的年代,新加坡各地纷纷办起民间小学,让战争失学的孩童重回校园,芽笼地区也不例外。自小在芽笼居住的杨赐福,于上世纪60年代末报读了芽笼23巷的南侨公学。

(1969年南侨公学师生全体照)

学校占地不大,设计简单,每个角落都物尽其用。譬如校园前方比篮球场还小的洋灰地是同学们游戏追逐的空间,也是举行升旗礼和周会的场所。校园后侧一栋砖块洋灰砌成的小屋子,分隔成课室、教职员办公室、会客室和休息室。全校唯一的“图书馆”就是放置在休息室内的小小书橱。

学习生涯中让赐福印象最深刻的是收集了许多小故事的华文和伦理课本,潜移默化下奠定了他往后处事待人的基础,乒乓室则栽培了一批挤入全国三甲的乒乓好手。由于学校人丁不足,必须跟附近的快乐、华农、菩提等九所学校联办常年运动会,场地还是跟附近的中正总校或麦波申中学租用的。

甘榜学校的同学多数来自同一个邻里,彼此都很熟络。到了高小的时候,还会自发地举办联欢会,和蔼可亲的老师常邀请同学们到住家做客。一些昔日同窗还会聚在一起打乒乓,大板扣杀不减当年勇。

温洪光自小跟着父亲到吉隆坡生活,回新报读小一的时候,学校早已开学了。洪光的外公以为身为广东人,报读大门楼(Club Street)广东人创办的养正学校一定十拿九稳,谁知道养正学额满了不收生。到附近英校报名亦被拒于门外,只好到南侨碰碰运气。洪光并没有辜负校长给他的机会,每年都名列前茅。校长甚至骑着脚车,载他到牛车水申请会馆奖学金。

赐福印象中的芽笼生活还有 “三怪”:其一是有些住家有自来水,有些则必须到公共水喉排队,原来那些没有自来水的屋子是非法搭建的。其二是好些居民都是半夜三更搬家的,后来才知道是为了躲避大耳窿。其三是有电视机的家庭不多,电视的声音格外迷人,小伙伴们将邻居的屋子挤满了,索性站在窗框上。当时的电视好像巨无霸,藏在大大的拉门橱柜内,等上一分钟才听到声音,两分钟后才出现影像。

附近的快乐世界是孩子们的另一个快乐天堂。儿童节到了,学校安排学生到快乐世界体育馆看表演,同学们还会成群结队,到游戏摊消磨一个下午。

快乐学校


提起快乐学校,昔日的芽笼街坊都记得舞女办校的传奇。虽然学校跟其他华校一样消失了,芽笼14巷67与69号原校址为校友保留住旧时光。

和平后翌年,在快乐世界当舞女的快乐歌剧社社长何燕娜发起创校,众姐妹出钱出力,学校就这样成立了。她们出身贫寒,将心比心,希望孩子们别沦落街头,期待快乐学校为他们掀开人生的新篇章。

学校成立的首几年,学童入学一律免费,书籍文具由学校提供,日常运作费则由快乐世界老板李玉荣(李光前的胞弟)、董事部和热心人士赞助。毕竟形势比人强,学校无法应付庞大的开销,只好放弃义学的方针。此时,校董已经全面改组,不是创校时的舞女班底了。

80年代初,快乐学校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售卖校舍所得的40万元,分赠给十多间学校和团体,将办教育行善的初衷贯彻始终。

繁华世界


芽笼路靠近市区有一片空旷的青草地,细数繁华梦,红尘烟雨中。1936年创建的快乐世界游艺场(1964年易名繁华世界)坐落在绿茵的草地上,跟新世界和大世界共列新加坡的三大世界。和平后,李玉荣投下巨资重建快乐世界,设有游乐场、放映中文片的新快乐戏院、胜利戏院和银国戏院,舞厅、夜总会、餐馆和百货商场。除了亲子与娱乐外,三大世界也是拍拖、相亲、婚宴的最佳场所,霓虹灯照耀一夜的繁华。

(二战后的快乐世界)

快乐世界最独特之处就是有座被誉为东南亚最佳的有盖体育馆,可容纳七千名观众。上世纪50年代本地传统大戏最风光的时期,香港的粤剧团多次前来本地,为广惠肇留医院及灾民筹款。没有演出的日子,体育馆则举行各类集会和体育赛事如拳击、摔角、篮球赛等。

(上世纪50年代,由香港粤剧红伶组织的新马南游团在快乐世界演出的街招)

风云迭起的争取自治与独立的年代,人民行动党闹内部分裂,13名国会议员退党另起炉灶,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于快乐世界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初期,社阵具有庞大的草根基础,获得三分之二的工会支持;人民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转投社阵。1966年,社阵放弃了国会议席,选择街头抗争,自此支持率每况愈下,最后曲终人散。

潘先并是早期新加坡唯一的国际篮球裁判,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主吹过多场赛事。当时民间盛行打篮球,有些球迷反应过烈,向裁判丢饮料,骂裁判“吃钱”等都是常事。潘先并透露有名正业为警察的裁判为了自身安全,甚至偷偷带着手枪上阵,被他苛责了一番。当时的球队都是业余性质,亚电、新航、工商校友、城隍庙都属于数一数二的强队。球员年纪大了,后继无人,体育会才跟着沉寂下来。

随着人们搬入组屋区后,电视电缆渐趋完善,留在家里观赏电视节目成为最大的娱乐消遣。1980年代的繁华世界开了熟食中心,举行敬老义卖等来力挽狂澜。不过,世界不论多大(大世界)、多新(新世界)、多繁华(繁华世界),都敌不过大环境的变迁,无声走入史册。

中日战争与新加坡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文艺团体纷纷南来为战争筹款。1938年底,武汉合唱团抵达新加坡,在三大世界轮流演出,节目有《八百壮士》、《长城谣》、《放下你的鞭子》等,新马侨汇支撑了中国的战争经济。合唱团的团员田鸣恩和李豪日后来到新加坡定居,促进了本地音乐活动的发展。武汉合唱团还是由李豪命名的呢!

本地华社对援助“祖国”抗日充满热忱,协助徐悲鸿筹办抗日救国赈灾画展,让他开拓了艺术的空间。芽笼35巷的江夏堂为徐悲鸿的寓所,在这里创作了上千幅画作,其中以画马居多,因此有人形容“万马奔腾江夏堂”。本文跟大家见面时,江夏堂已经在人间蒸发了。

(徐悲鸿的寓所在芽笼35巷的黄氏总会(江夏堂)二楼右前方)

1939年,徐悲鸿在江夏堂构思了名画《放下你的鞭子》,画中人是中国演员王莹。王莹以“中国救亡剧团”(后来易名为“新中国剧团”)副团长的名义南来,在新马展开两年的巡回演出。所演出的剧目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徐悲鸿亦为时任总督汤姆斯(Sir Shenton Thomas)画了一幅肖像,由本地侨生集资送给总督。画中人显得忧心忡忡,可能担心战火蔓延到新加坡。日军攻入马来亚时,他有机会乘船离开,不过选择与民同在。新加坡沦陷后,汤姆斯和夫人沦为阶下囚,跟其他战俘一起关在樟宜监狱。

老房子的故事


芽笼19巷和罗弄肉脞(Lorong Bachok )的交界处有一栋设计华丽,装饰辉煌的“江夏平心阁”,洛可可式的店屋所使用的建材如木刻、瓷砖和石膏,集合了上世纪20年代万花筒般的本地文化。木质窗户具有马来色彩,立体图像则是华族特色,锡克族警察守护着大门,铁闸门守候着旧时光。那个年代教育并不普及,许多路名都叫不出来,这些特色建筑就成为认路的地标。

(芽笼19巷的江夏平心阁别出心裁,门柱上还有锡克族警察驻守)

芽笼路462A有间叫做Gentle Beast Art Club的画室,主人Raina的专业是建筑学,走的却是当代艺术创作之路。当她知道我是船舶工程出身时,笑称我们一度是同路人,都是Architect,只是一个在陆地,一个靠海洋生活,共同点是舍弃了原来的专业,追逐曾经拥有的梦想。Raina身为两个小孩的妈妈,曾经在孩子与艺术之间挣扎过,总觉得对孩子有所愧疚。

Raina“玩”的是材料和色彩,我颇喜欢墙壁上一幅色彩盎然的画作,就像是置身花园中,和煦的阳光向我问安,向日葵对我微笑。我无法用美或不美来形容,但感觉到跳跃的音符,人间充满希望。

(芽笼路462A的Gentle Beast Art Club,主人Raina放弃建筑师的正业,走上艺术创作之路)

古老的房子是Raina的祖父遗留下来的产业,在芽笼这排店屋中共有三栋。遗产的分配是颇费心机的:三栋店屋共九层楼,每一层楼的受惠人都不一样,因此处理祖先的基业必须有商有量,取得共识下才能进行,无形中让Raina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继续艺术创作。

前人的智慧为当代人制造了维持血缘关系的纽带,大家唇齿相依,单飞或许可以飞得很快,但群体力量才能飞得更远。这是遍访芽笼后给我的最新的启示。

主要参考资料
何振春,《狮城老街故事》,玲子传媒2012,ISBN 978-981-07-1447-5,191-196页
洪奕瀚,《乡情祠韵---沙冈村和万山福德祠的流变与传承》,万山福德祠 2016,ISBN 978-981-11-0759-7
快乐学校年刊,http://eservice.nlb.gov.sg/data2/BookSG/publish/c/ca22c164-db62-4827-92e4-209bce4f24be/web/html5/index.html?opf=tablet/BOOKSG.xml&launchlogo=tablet/BOOKSG_BrandingLogo_.png&pn=1
《南洋商报》1958年4月7日
芽笼西区民众联络所四周年纪念特刊,http://eresources.nlb.gov.sg/printheritage/detail/0142dfd3-ad96-4e9b-8745-5d6e9b30797d.aspx.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8
杨赐福的口述历史,2017年11月17日
Loh Kah Seng, “The 1961 Kampong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 PhD Thesis, Murdoch University 2008.
Phua Sin Ping 潘先并口述历史, Moey Kok Keong 访问,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3802
Raina的口述历史,2017年6月10日

相关链接

Tuesday, December 11, 2018

邻居的霸凌戏法 - 马哈迪玩牌

从前有个土豪,见到邻居的木瓜结果后想到一箭双雕的方法,把自家的地界挪过马路,安装在邻居的门口,将土地和木瓜占为己有。

邻居抗议了,土豪笑眯眯地说道:“好吧!你必须答应我,在达成共识之前,不可踏入你家门口的争议区域。”邻居的生活空间一夜之间变成“争议区域”。

土豪洋洋得意的在“争议区域”吃木瓜、插王旗。谈判的时候到了,土豪故作惊讶:“瞧,王旗已经飘摇多时,请问它们是你的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将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


将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


马国于12月4日指责新加坡明年在实里达机场启用新的“仪表降落系统”(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起降程序,将影响巴西古当(Pasir Gudang)的发展,侵犯了马来西亚的主权。巴西古当是柔佛新建的工业区兼港口。
根据维基资料,“仪表降落系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飞机精密进近和降落导引系统,使用无线电信号及高强度灯光阵列为飞机安全进近降落提供精密引导,在诸如低云、低能见度的条件下可以正常运行。

新加坡表示跨境管理遵循国际法,不涉及国家主权,许多国家的领空都由其他国家管理航空交通,以确保飞行安全与效率。

新加坡反将马国这些日子不顾海洋法,侵占新加坡领海的动作曝光。

原来马国于今年10月25日刊登了“修改新山港口界限声明”的联邦政府公报,私自扩大柔佛的港界,侵占新加坡大士一带的领海范围。

第33届亚细安峰会(11月11日至15日)结束不久后,马国进行“插旗”行动,派遣政府船只,于11月24日至12月5日之间,共 14次入侵这片海域。虽然新加坡严正抗议,马来西亚政府船并没有撤离的意思,反而由马国外交部长发出照会,建议对方停止派遣船只到“争议海域”,并希望双方尽快协商。

马国的挑衅行为,表面上由回返政坛的94岁高龄马哈迪撑腰。马国将水供、航空管理、取代新柔长堤的弯桥等搬上台面,显然是为了制造配套谈判的机会,并为私自修改的港口界限寻找体面下台的台阶。


(大士的领海区域。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Decemebr 7, 2018)

海洋法有约束力吗?


1982年签署,经过60国批准后,于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是各国可以参照的国际法。若大家都按牌理出牌,照理可以解决许多领海纠纷。UNCLOS的相关条文包括 [1]:

1. 海岸线外12海里(22公里)的水域,沿岸国可制订法律规章加以管理并运用其资源。外国船舶在领海有无害通过之权。而军事船舶在领海国许可下,也可以进行过境通过(transit passage)。

2. 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海岸线外不超过200海里(370公里)的海域,专属经济区所属国家具有勘探、开发、使用、养护、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自然资源的权利,对人工设施的建造使用、科研、环保等的权利。其它国家仍然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其他符合国际法的用途(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等)。

随着海底石油开采逐渐盛行,可钻探4,000米深的海床,专属经济区所属国家管理海床及其上覆水域自然资源的权利,已经超越了渔船捕鱼的经济效益。

四个世纪前,荷兰与葡萄牙在新加坡樟宜外发生“樟宜海战”,欧洲各国开始注意海上贸易所引起的利益争议,于是以欧洲殖民者的价值观和切身利益,促成了海洋法与各公约的讨论和制订。荷兰人Hugo Grotis提出公海自由论,“海洋是国际领域”成为国际海洋法的基础,演化出今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公约到底有多大约束力呢?国际声浪特别大的美国并没有签署相关条约。两年前,中国就南海九段线的历史性主权而拒绝海牙的仲裁。大国基于利益和各种依据,往往不遵守对己不利的判决,已经司空见惯了。国际海事法庭(ITLOS)顶多是适度地解读国与国之间的纠纷,而不是命令式的“this is an order”。

新加坡是个依赖开放的海洋和天空来生存的国家,多个世纪来,海洋连结新加坡和全世界。新马是近邻,柔佛海峡宽度少过一海里,不可能划出12海里的地界,更不可能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马哈迪政府显然看准这一点来搞动作。

新加坡不是大国,只能依靠国际法规行事。新加坡跟印尼于1973年与2009年划分新加坡南部的海洋界限。跟马国方面,1927年,海峡殖民地政府跟柔佛谈判,划定新柔的分界线。随着新柔两地不断填土,1980年至1994年间,新马进行七轮谈判,以新马联合水文调查(Hydrographic survey)的结果来取代1927年的协议。考虑到船只的行驶安全,柔佛海峡并没有布置海上浮标[2]。


(新柔长堤将柔佛海峡分成东西两半,由于海域狭窄,并没有布置海上浮标)

至于1979年,马来西亚单方面宣布大士(Tuas)外海的海域范围,新加坡并不同意。如今马来西亚进一步公布拥有更大的海域主权,新加坡相应标出扩大的新地界,要求来往船只进出新的水域时必须遵守国际海洋法。

马来西亚对大士忐忑不安,相信多少跟大士填土发展有关。丹绒巴葛集装箱码头将搬迁至这个新加坡西部的霸级港口(mega port),这里也建设霸级船厂(mega yard),跟对岸蒲莱河口(Sungai Pulai)的丹戎帕拉帕斯港(Port of Tanjung Pelepas, PTP)面对面。如果马来西亚将领海扩大,就可以牵制大士霸级港口的发展。

PTP于21世纪初由时任首相马哈迪开幕,2017年的集装箱吞吐量约800万,约等于新加坡的四分之一。航运老大马士基(Maersk Line)、老二地中海航运公司(MSC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收购新加坡海皇轮船(NOL)的法国达飞航运(CMA CGM)、台湾长荣航运(Evergreen)等都有船只在PTP转运。

马哈迪的大动作,最戏剧化的一次应该是1989年。当时他想静悄悄地进入白礁,但被新加坡海军船拦截。马哈迪最终掉转船头离去,避免了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面。

马哈迪的“徒弟”纳吉愿意放下历史包袱,白礁争议通过国际海事法庭解决,铁路的发展问题也通过土地交换来分得新加坡中央区的红利,新马关系朝向正常化。

马哈迪抱着包袱不放,可能已经对新马铁路、白礁主权的解决方式咬牙切齿,他愿意走上国际仲裁的道路吗?纳吉和马哈迪,您选择谁?



(谷歌地图:PTP与Tuas 的位置)


林德宪法(Rendel Commission) “预言”


追溯起来,1955年马来亚自治,1957年马来亚独立。1956年新加坡代表团前往伦敦的自治谈判以失败告终,脱离殖民地统治的前景抹上一层阴影。

1957年在林德宪法建议下的市议会选举,人民行动党成为大赢家。两年后自治邦选举,人民行动党组织自治邦政府。之后新加坡经历过新马合并(1963)与分家(1965),成为独立主权国。马哈迪对于东姑阿都拉曼的“仁慈”,只是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没将时任总理李光耀关起来始终耿耿于怀。

举足轻重的林德宪法(1954)是殖民地统治到自治的过渡期策略,但当时并没有明确说明过渡期限。林德的九人委员会包括林德(George Rendel)、陈振传(Mr OCBC)、林有福、陈才清等时任官委立法议员。
林德报告书阐述当时的首要考量:
- 新加坡的食物与水供来自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无法自供自足
- 新加坡缺乏政治经验与责任感,无法成立稳定的政府
- 新加坡是个贸易港,需要稳定的政府机制来维持商贸
- 新加坡存在着国家意识与被赤化的风险
此外,林德报告书也提出当时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的政治关系,认为新马有必要加强合作,目前互相猜疑的局面使到双方不愿意进一步磋商。只有双方关系取得良好进展,新加坡才有可能独立。
如今回首这份60年前的报告书,水供、食物、船运、政治关系仍旧千丝万缕,一个甲子后依然适用。

[1]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 accessed 9 December 2018.
[2] Vernon Cornelius-Takahama, “Strait of Johor”,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787_2005-01-24.html accessed 9 Dec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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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07, 2018

从前的杂货店

杂货店的甘榜情


传统杂货店多数由华人经营,印度人的杂货店称为Mama Shop,陪伴过许多本地人的一生。

据新加坡杂货店联谊会(Singapore Provision Shop Friendly Association)统计,上世纪70年代,本地有超过1200家杂货店加入联谊会,若包括没有入会的,可能有3000多家,如今只剩下100多家传统业者。

有生活的地方就离不开杂货店,早在19世纪杂货店已经存在,倡建同济医院的新会人士“中街七家头”便是当时垄断杂货粮油红烟的业者。七家头在直落亚逸中街(Market Street)中街开设广恒、朱广兰、朱有兰、罗奇生、罗致生、同德、富隆,日后业务从大坡扩展到小坡、马来亚与东南亚各地,形成广州、江门、新会、香港及东南亚的大网络,鼎盛时期成立汇兑部来协助各地员工汇款回乡。

(位于实龙岗路的广恒老建筑)

(广恒号,褪色的金字招牌)

父亲表示20世纪上半叶,他还在中国乡下居住的时候,乡下的杂货店代收银信,比起出城到广州的银行领款方便多了。

新加坡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前,杂货店为街坊提供日常生活的便利。在电力供应不普遍的年代,杂货店必须借用阳光,所以一般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色渐暗,有些不急于关门的杂货店就会亮起暖和的煤油灯,为迟归的居民照亮夜路。

传统杂货店为街坊提供相互联系交往的平台,老板几乎认识每一个来往的顾客,路过的街坊会亲切地打声招呼,有时停下脚步嘘寒闲聊。在电话还不普遍的年代,杂货店的电话可以应急。如果杂货店装了丽的呼声,自然有人借故坐下来听完李大傻(粤语)、王正经(潮语)、黄道(闽南语)讲古后才离开。遇上年关将近,杂货店老板赠送荷兰水(汽水)答谢顾客,充分体现出甘榜情谊。

所谓的甘榜情,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交往,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那是过去的年代平民间所散发出的人情味,并不单只是形容甘榜的特色。

传统杂货店的经典


传统杂货店是家庭式作业,请一两位伙计帮忙扛货送货,商业模式建立在关系与互信,跟大型超市讲究的效率与购物体验不可同日而语。

传统杂货店为街坊提供免费送货服务,并允许赊账。有些乡村杂货店甚至江湖救急,为村民提供贷款,将漏雨的亚答屋顶更换为沙厘(锌板)。老板知道街坊挣钱不易,生活拮据,打工仔左手领到薪水后,右手付屋租、学费、伙食、日用品,往往入不敷出,碰到生病、红白事,手头就更紧了。街坊欠杂货店的账从这个月挪到下个月,逐月累积,为了躲大耳窿半夜搬家,那笔坏账就报销了。以前住家附近福南街的杂货店老板,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盘的。结束营业时,还跟街坊说声对不起,日后无法为大家服务了。情深意切,叫人感动之余,也叫那些故意赊账不还的街坊深感内疚。

经典的杂货店使用棕色纸袋来装香料、红豆、绿豆、虾米、江鱼仔和干粮,锡桶盛夹心饼、苏打饼、奶油饼等。塑料罐子盛行后,逐渐取代传统的容器。测量重量使用的有杆称、弹簧称,机械磅秤、天平称等。此外,杂货店不能或缺的是吊在滑轮上的“Milo”、“阿华田”或“白兰他”钱桶以及桌面上的算盘。

(小印度的联源安记杂货店)

(饼干桶的回忆:小印度的联源安记杂货店)

杂货店的苏州码


我童年的年代,杂货店开的账单写的是苏州码,金铺、银信局和一些出入口商也使用,耳濡目染下自然学会了这种有别于阿拉伯数字和中文书写的数字。校友刘健茂表示他家卖猪,账簿的记录也使用苏州码。

阿拉伯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国古老数字
大写数字
苏州码
(苏州码与其他数目字对比)

(此葡萄酒广告所使用的地址大坡大马路197号采用苏州码)

吃米要知道米价


上世纪70年代中东局势紧张,引发世界性石油危机。油价暴涨下,新加坡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许多消费者以为是不良业主故意抬高价格,牟取暴利。一群杂货店业者成立新加坡杂货店联谊会,将成本、进货价格及盈利公开。原来货物经过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等多方转手后,利润已被分薄,杂货店只赚取少过10%的利润。

1973年,官方组织进入杂货市场,职工总会平价合作社(NTUC FairPrice Co-Operative)在大巴窑开设了本地首家职总平价超市。我家附近新加坡河畔River Valley Road 的人民行动党支部也开了迷你型的职总平价超市,主要售卖白米

那时候东南亚经历了一连串政治动荡,加上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了庄稼的收成。新加坡为了度过白米短缺的难关,职总引进“100%泰国白米”和质地较差的“10%泰国白米”。此外,政府也向美国求助,美国珍珠米开始入驻本地市场,杂货店则输入中国大米应急。当时本地人还是偏好泰国米。

我们到支部购买10%泰国白米,洗米时必须过五六次水,才将漂浮着的杂物和谷牛给冲洗掉。我的手掌特别润滑,可能就是长期浸泡在10%米糠的福气。

超市改变了国人的购物方式


1977年丹绒巴葛组屋区落成,职总平价超市投入运作。我们乘坐巴士到那儿购买米粮、罐头和日用品,琳琅满目的廉价商品令我们大开眼界,对杂货店的需求开始降低。

Yaohan八佰伴、NTUC超市、英保良百货公司等的涌现,都造成传统杂货店的顾客流失。1983年,一些杂货店业主集合资源,在Econ Minimart的连锁品牌下营业,除了通过中央采购来节省一些货源的成本,也朝冷气与现代化来增强营业效率并吸引顾客。一些传统杂货店则在孩子们不愿意接手的情况下结业。

如今更多大企业垄断市场,NTUC、Giant、昇菘、Cold Storage、PRIME、7-Eleven便利店等遍布全岛,小企业过日子步步维艰。除了网络超市,有些实体超市24小时不打烊,半夜睡不着也可以逛街,购物变得非常方便。人们只有在急用时,才会到杂货店买东西。时代的变化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Yaohan 八佰伴:日本人将优质超市的经营模式带入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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