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28, 2017

色彩缤纷的小印度 Little India

原文刊登于《源》,2017年第1期,总期125,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本地的印度社群


2016年11月26日,屠妖节的节庆余韵未了,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组织了120人团队,由我和五位本地文物局属下博物馆的中文义务导览员跟大家在小印度穿街走巷,感受早年印度先民越洋找寻机遇的勇气。新加坡正好成为华人南迁和印度人东行的交汇点,两个世纪来打造了海港城市的繁华。


(小印度的屠妖节装饰。)

印度地大人广,除了阶级分野外,还有多种地方语言。早期以自由身前来新加坡的印度先民多数来自纳德邦(Tamil Nadu),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印度,较大的族群有珠烈人、雀提尔人、帕西人、锡兰人等,使用淡米尔语。多年来纳德邦是本地的蓝领客工的主要来源地。如今有许多北印度的白领阶层来到新加坡落户,在家乡使用英语和印地语(Hindi),不熟悉南方语言。在北印度社群的要求下,教育部已经推出印地第二语文课程,让他们的孩子学习母语。

在南印度靓丽的热带色彩和特色建筑的衬托下,小印度凸显了印度文化的多元性。小印度也是在新加坡打工的印度客工周末团聚的地方。2013年圣诞节前两周发生客工醉酒,被巴士撞死所引起的小印度暴乱事件。当时一名印度客工挺身而出,阻止情绪升温,没几天他就回家乡了,警方连向他道谢的机会都没有。过后,政府实施卖酒管制令,少了酒精作祟,居住在小印度十多座政府组屋的居民都觉得安全多了。这些组屋都是上世纪70年代居民迁徙到其他地方后才开始兴建的。



实龙岗路


小印度的主干公路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是19世纪初规划出来的。实龙岗可能是一种当时在梧槽河常见的鸟类,也可能源自马来语di serang dengan gong(敲锣)。这是因为早期的新加坡遍布着森林山丘,实龙岗地区也类似,必须敲锣来警戒那些“误踩地盘”的老虎蛇蟒。

若说实龙岗路一带是两百年前莱佛士为印籍人士规划出来的地段,那可夸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视野了。那个年代的印度人住在今天金融区的珠烈街(Chulia Street) 和马吉街( Market Street),以及靠近牛车水的吉宁街(Cross Street)和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华人在海山街落脚前,那里叫做Kampong Susu,也就是印度人养牛挤奶的村落。后来印度移民增加了,才迁徙到“偏远”的实龙岗路另辟家园。

实龙岗路将小印度分成两半。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人在这里居住,主要是为了方便到跑马埔路(Race Course Road)赛马场与其他洋人相聚。如今赛马场已经兴建成花拉公园的住宅。

实龙岗路两旁的金铺林立,多数是华人经营的,有些店主能讲流利的淡米尔语和信奉兴都教。以前南印度金饰工匠提着工具箱,在小印度讨生活,这些金铺雇用他们,让他们有固定的收入。如今金饰通过机器打造,工匠的手作技艺正走入消失的行业中。

印度人所喜爱的金条比华人的粗大,信徒为寺庙神灵添置黄金首饰毫不手软。印度人嫁女儿,金饰是必备的陪嫁品,女儿的金饰越多,地位就越显要。在旧印度社会,这些金饰是女儿出嫁后的命根子,用来帮补夫家的开销。一旦用光了,妇女就会被拳打脚踢,甚至被赶出家门。家长赠送金饰给出嫁的女儿,除了爱女心切,希望女儿往后能过好日子外,也是基于家产只传儿子不传女儿的习俗,将这些出嫁的金饰当作“分家产”般看待。

现代的婚姻观念不一样了,但对黄金的需求不变,希望日后鸾凤和鸣,白头偕老。

实龙岗路有这么多华人金铺,自然少不了华人的当店,两者间形成一条黄金价值链。有些印度人回乡探亲,先到当铺选购较廉宜的“二手金”当作手信。这种习俗就像早年的华人,无论生活再艰难,也要大包小包地“衣锦还乡”一样。

(华人金店售卖印度人和印度神都喜爱的金饰。图片来源:许愫芬。)


水牛棚和KK


实龙岗路的竹脚巴刹有漂亮的南印度纱丽,也有传统美食和特色鱼摊。根据华人先民的经验,开刀动手术后喝生鱼炖汤,伤口复原得特别快,而且不留疤痕,因此老人家都喜欢到竹脚巴刹买活生鱼来熬汤。

竹脚巴刹旁的巴弗罗路(Buffalo Road)和加宝路(Kerbau Road)都是水牛的意思。顾名思义,1830年代末,这个地方逐步发展为印度人养奶牛的地方。以前印度同胞摆路边摊卖拉茶,随身拖着一头牛就地取奶,拉茶的味道特别新鲜浓郁。老牛挤不出奶后,就卖给印度回教徒和欧亚族人宰杀。例如一度为花街柳巷的德斯加路(Desker Road)就是以欧亚裔肉类供应商亨利·德斯加(Henry Desker)命名。德斯加在小印度拥有屠宰场和许多产业,他的祖先17世纪从葡萄牙移居马六甲后与当地人通婚,是本区域最早的欧亚裔之一。

在加宝路这个以牛只和布业为生的地方,有一座色彩缤纷的陈东岭故居。这座拥有八个房间的华人豪宅是陈东岭送给妻子秀松的礼物,大门上写着“秀丽景色,松柏操持”,相信是妻子的写照[1]。陈东岭在小印度以甜糕点、白糖和熏橡胶业找到立足点,富甲一方。

(陈东岭故居。)

对本地中老年人而言,“水牛”比不上 “竹脚”(Tekka,福建话)和“KK”( Kandang Kerbau)来得亲切。“竹脚”这个民间俗名的来历,是因为跑马埔路一带是竹蔗园丘的山脚。竹脚这个老地方保留着前KK(竹脚妇幼医院)的老大楼。上世纪60年代,KK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妇产科医院,1966年的巅峰期,KK迎接了将近四万个新生命,平均每十多分钟就有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

(旧KK竹脚医院。新的竹脚医院大楼在远景。)


维拉玛卡里安曼兴都庙(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


KK附近的维拉玛卡里安曼庙早在19世纪中叶便开始兴建了, 1987年扩建时增加了塔楼。庙的主神卡莉女神(Kali)象征强大和新生。卡莉是兴都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Shiva)的配偶雪山女神(Parvati)的化身,坐骑为狮子,所以庙里庙外到处都是狮子。

兴都庙满天神佛,立体雕塑令人目不暇给。对比一下华人的庙宇,也是一样“神踪处处”,不过每座庙宇都会供奉一位主神,兴都庙宇也一样。另一座同样以卡莉为主神的兴都庙是牛车水大马路(桥南路)的马里安曼庙。

(19世纪中叶创建的维拉玛卡里安曼庙,供奉的主神为卡莉。)

兴都教的三大主神有梵天(Brahma,创造之神),毗湿奴(Vishnu,宇宙与生命的守护神),湿婆(Shiva,破坏之神)。

梵天有四个头,就像四面佛。他的配偶妙音天女(Saraswati)秀外慧中,富有艺术气质,梵天沾了妻子的光,被认为是智慧之神。

毗湿奴有四只手,有时坐在莲花上,有时躺在千头蛇身上,有时骑着金翅鸟(Garuda)。他的妻子名叫吉祥天女(Lakshmi),是兴都教的女财神。

湿婆最强大的武器,就是额头上的第三只眼睛。这只眼睛能发出消灭宇宙万物的神火。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湿婆曾经用由第三只眼睛发出的神火,毁灭了三座在太空中的巨型城堡。在宇宙期结束的时候,湿婆就会张开第三只眼睛,消灭宇宙中所有天神和人畜。

一个宇宙期就是梵天快要合眼睡着的那一霎那,梵天的一天相等于人间的43亿2千万年,我们有生之年不可能等到这一天。

兴都教认为“毁灭”有“再生”的含义,因此湿婆派信徒认为湿婆的地位是最崇高的,并且获得另外两位主神的一致认同。怎么说呢?原来有一天毗湿奴和梵天争论着谁更伟大,就在越争越烈的当儿,面前出现了一根火柱,似乎要烧毁整个宇宙。两位大神决定寻找火柱的来源,于是毗湿奴化身为一头野猪,顺着柱子向下探寻了一千年;梵天变成一只天鹅,顺着柱子向上探寻了一千年。他们都没有抵达柱子的尽头,最终疲乏地回到原地,这时才发觉湿婆站在面前,这根柱子原来是湿婆的“林伽”( 生殖器),于是两位大神心甘情愿的把湿婆奉为最伟大的神。

花对兴都教徒来说是繁荣兴盛的象征,花环是入庙拜神的必备品。兴都教徒最常使用的是将红玫瑰、金黄色的金盏花和白色茉莉编织成串的花环,红、黄、白分别代表爱情、和平与纯洁。至于套在象神甘尼沙(Ganesha)颈上的,则是绿色的“草环”,可能跟象的日常食物有关。

茉莉花环还有大小之分,小茉莉花环用在普通拜祭,大茉莉花环则是结婚用的。除了茉莉花外,印度人婚礼还以香蕉树作为装饰。香蕉树只长一回,成串的香蕉由绿变黄,砍伐后土地上再种植新的香蕉树。这个过程就像人在世间生活了一回,通过子孙来延续生命,达到生命的永恒。

(花对兴都教徒来说是繁荣兴盛的象征,花环是入庙拜神的必备品。)


文化和谐的特色


从维拉玛卡里安曼庙越过马路,没多远就可看到1890年成立的卫理教堂(Kampong Kapor Methodist Church)。创建人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对新加坡贡献良多。

(1890年成立的卫理教堂。创建人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对新加坡贡献良多。)

苏菲雅在1887年跟印度籍基督教徒成立了美以美女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原为Tamil Girls School),隔年在陈恭锡和Nonya Boon等人的支持下成立花菲卫理女子学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鼓励海峡华人送女孩入学读书。对于华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苏菲雅回忆道,有些母亲告诉她,我们不要女儿学会自立,如果女儿跟儿子读同样一本书,女儿一定会学习得更好,儿子学不到东西,看起来很笨。女儿没有读书的话虽然看起来很笨,不过无所谓,儿子一定要看起来聪明。

在这个早年称为甘榜加卜(Kampong Kapor,石灰石村)的地方,有一座成立了一个世纪的真光堂,由一群英国传教士为附近居住的福州人和兴化人所设。这些来自福建省的早期华人多数是人力车夫和三轮车夫,在附近的估俚间居住。教堂内曾经设立了免费诊所来为这群劳动大众服务,吸引他们来教堂听道,接受洗礼。


(成立了一个世纪的真光堂,由一群英国传教士为附近居住的福州人和兴化人所设。)

除了真光堂外,我们还可看到华人在甘榜加卜设立的南洋潘氏总会、新加坡汪氏总会、姚氏公会和观音宫,打造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另一道风景线。华人称南洛街(Dunlop Street)为“怡梨街”,著名潮州木偶戏班怡梨香的戏馆设在这条街上。上世纪70年代还可看到南洛街搭起戏棚演酬神戏。随着市区重建,华人搬走了,传统大戏和木偶戏也落幕了。

较常被忽略的是在南洛街一角的阿督卡夫回教堂(Masjid Abdul Gafoor)。木造的回教堂早在19世纪中叶完工,为南印度回教徒、附近居住的巴韦安人和驯马师提供祷告场地。20世纪初在南印度回教徒阿督卡夫(Shaik Abdul Gafoor)的捐献下,改建为砖造建筑。阿督卡夫边赚钱边捐献,回教堂还没完工就已经往生了。阿督卡夫回教堂融合了阿拉伯、摩尔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成为小印度独特的风景线。

(阿督卡夫回教堂融合了阿拉伯、摩尔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成为小印度独特的风景线。)

(阿督卡夫回教堂的义务导览员为我们的组员解释回教习俗。回教堂内显示了摩尔建筑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小印度有许多香料磨坊,顾客带来一包包的香料如南姜、黄姜、椰子、茴香、肉桂等,磨坊师傅将香料倒入特别设计的机器研磨成粉末。许多华人父母也会提着大米来到磨坊,让商家磨成米粉。我小时候常跟着父亲到小印度来“磨米粉”,这些米粉除了用来给婴儿熬粥外,也为大人提供简便耐饱的食粮。磨过的米粉只需加些牛奶和白糖,用热水冲泡成米糊,就是一份营养丰富的早餐了。

如今“磨米粉”已经成为过去的代名词,粉状香料也是包装入口的,磨坊正一步步走入历史。我们走遍小印度,只在加富路(Cuff Road)找到仅存三分之一个店面的Ashaweni mills。女店主20多年前接手时有六个全职工人,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多数时候磨坊的门是关着的。店主将大半个店面用来卖冷饮零食,支撑着祖先遗留下来的作业。

(Ashaweni mills的磨香料机。)

同一条街道上有一家开张不久的南印度素食店(Sabari Vilas),门楣悬挂着大冬瓜,年轻的店主Zavier为我们解释了个中奥妙。根据印度人的习俗,新店开张难免会引起他人的嫉妒,说些不中听的话来打击同行。冬瓜玉洁冰清,没长眼睛没长耳朵,不会传播流言蜚语,成为辟邪挡煞的吉祥物。Zavier以小店最具特色的传统香料拉茶(Masala tea)来欢迎我们,奶茶配上自家配制的茴香籽、八角、肉桂、丁香、豆蔻和黄姜等香料,入口香滑,齿颊留芳,是不可错过的“招牌饮品”。

(新开张的餐馆的门楣上悬挂着大冬瓜,其中有特别的含义。)

小印度有许多南印度素食餐馆,这是因为兴都教信仰中,几乎每一天都是斋戒日。例如信奉湿婆的,星期一必须吃素;信奉女神的则星期二斋戒。屠妖节前整个星期都必须吃素,大宝森节前必须吃素一个月来净化灵魂。

吃过喝过,补充体力后,不妨进入富有地方色彩的印度文化馆。享受冷气之余,感染一下印度工匠黄金打造的金刚菩提(湿婆的泪珠)的魅力,走一趟模仿古印度文明的梯井(bawdi)。梯井为市井民众提供了蓄水、纳凉、聊天等用途,印度同胞一步步走出梯井,足迹走遍异国他乡。

(印度文化馆的旗舰展品:黄金打造的金刚菩提。)

印度文化馆有一面墙,墙上有曾经在本地出现过的人,曾经做过的事,曾经生活过的老地方。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的:“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长满果实,却不要求任何报酬。”开枝散叶间,旧貌添新颜,小印度就是这般耐人寻味。

(走一趟模仿古印度文明的梯井(bawdi)。)

注[1]: 这是根据文物局的说法。有人认为秀松指的是陈东岭本人。

主要参考资料:

Thangamma Karthigesu, Discover Singapore Heritage Trails,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06), ISBN 9789810564339, pp84-105

“Tamil community”,National Library Board,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8-12_114422.html, Accessed 17 Nov 2016.

“KK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National Library Board,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680__2008-11-03.html. Accessed 21 Nov 2016.

Indian Heritage Centre.

Nalina Gopal,“闪光灯下:通过旧照片追踪新加坡印度人的历史”,李国樑译,《源》(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第5期,总117期。页111-114。

谢燕燕,“走入小印度时光隧道”,《联合早报》2016年10月30日。

叶舒瑜(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提供文物馆相关参考资料。

相关链接

Tuesday, April 25, 2017

钟点女工心中的英雄(文章转载)

作者:黄坤浩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新汇点》2017年4月3日
图片由作者提供

沃尔妲,菲律宾公民,15年前嫁到新加坡来,至今仍是新加坡永久居民。每逢星期二来我家做打扫地板抹窗户等清洁工作。一年前第一次来上班时,我意外地发现她穿着十分朴素。一般的菲佣出门时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她却不涂脂抹粉。她态度严肃,沉默寡言,不像其他菲律宾人谈笑豪放,个性张扬。由于她的拘谨,我们的谈话内容也仅仅局限于清洁工作。工作的时候她只接听女儿的电话,这是她最大的的优点。

直到半年前她才稍稍谈点家事和她那15岁的女儿。在她之前我用过的一个钟点女工,一开工就提高嗓门,没完没了地跟我太太聊天,真受不了。沃尔妲就不一样,她只在开工前后跟我说几句话,每次还是我主动打开话匣子。今年5月9日,星期一,是菲律宾总统选举日。她本来说选举日第二天要请假,谁知道她来上班,稍迟。她在铁门外笑容可掬地说午安。进门后因情绪高涨,红着脸对我说:“我们胜利了!”接下来说她昨晚在大使馆的投票站做义工。

问她把票投给了谁?她说“Do Dirty!Do Dirty!”我笑着跟她念了念,明白她是说杜特尔特(Durtete),菲律宾当选的总统。我心理有点纳闷,一个中学水平的钟点女工,15年来侨居新加坡,还这么关心祖国的政治。其实我错了。以前她从不关心政治。自从今年菲总统选举运动开始时,她受到一个女同胞的影响,天天通过社交媒体追看国内的竞选资信。一年前她包里一个手机、现在多了一个iPad,比我还强呢。

问她为何选杜特尔特?她马上说,杜特尔特管理南部的一个小市镇叫达沃,犯罪率低,街道清洁,没有人敢随地抽烟扔垃圾,司机严守交通规则。晚上十点之后禁止噪音与喝酒。人人管它叫作“小新加坡”。达沃市的总面积差不多等于半个新加坡 。杜特尔特参选之前,在那里做了22年的市长,他曾口出豪言:“谁没有钱吃饭,尽管来达沃找我。”

沃尔妲至今还没去过达沃,之前,她听都没听过。由于杜特尔特出来竞选,达沃这个寂寂无名的小镇才得到社交媒体广泛的介绍。她愤愤不平地说,主流媒体不支持杜特尔特。他不像别的总统候选人,有钱、有报纸、有电视台。但是,各总统候选人在电视台作竞选辩论时,只有杜特尔特一个人敢于誓言中选后要消灭犯罪与贩毒。他演讲时还常常激动地说“我杀了你,补汤伊媽!”

沃尔妲毫不介意媒体对杜特尔特的负面批评。“他的这句口头禅,家喻户晓。我们就冲着他这句话以及他那嫉恶如仇的性格,投票选他!”这句口头禅太凶残了吧?“不,不,不。它的意思是我会消灭你们这些坏人!”听说他一开口必有粗言脏语!“哦,你是指‘补汤伊媽’这句话?这没什么,它是我们老百姓生气时发泄的粗话。你们华人不也在咖啡店随意骂道‘干汝老母’(福建话)吗?他杜特尔特也是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用?” 我的天呀,平时沉默寡言,态度拘谨的她,今天竟然用那口发音不准的英语滔滔不绝地跟我谈政治。

又是一个星期二的中午。回应叮当的门铃声,我一开大门,眼前一亮,发觉今天的沃尔妲特别漂亮。她低头滑手机,脸颊淡抹红粉,还涂上了口红。更吸引我的是身上那件黑色恤衫。我的视线总离不开她身上那杜特尔特的肖像,以及振奋菲律宾人的一句话“他的国家将再度辉煌起来”(His Nation Will be Great Again)。


(沃尔妲更吸引我的是身上那件黑色恤衫上那杜特尔特的肖像)

原来12月15、16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来访问新加坡,并于16 日下午五时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会见7千名菲律宾同胞。沃尔妲16日(星期五)那天向两个东家请了假,上午10点跟她的伙伴去博览中心做义工。 可惜她没机会跟她的英雄近距离地合影,更谈不上握手了。问她相片里的男女同胞与总统为何握拳头,她笑着说“那是铁拳(iron fist)呀,表示我们要消灭罪犯与贪污的决心。”

她说总统喜欢红色,穆斯林姐妹们的头盖和T衫都采用红色,因为红色充满朝气与活力。我说她今天既然穿了印有杜特尔特的大头,就让我拍一张照吧,她欣然答应,摆了姿态,又挥动着iron fist,用‘他加禄’语唱起了竞选期间的流行歌曲:

“你是我们的总统,
你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站在你身边,
我们就英勇无惧。”

从沃尔妲兴奋的脸上,我感受到她那政治觉醒后的激情。但是,她担心71岁高龄的杜特尔特将来卸任之后的菲律宾又是会怎样呢?


(问沃尔妲相片里的男女同胞为何握拳头,她笑着说那是铁拳(iron fist)呀,表示我们要消灭罪犯与贪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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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21, 2017

清明节话“行清”

一年容易又清明。每年阳历44日清明节前后,新加坡的华人坟场和骨灰安置所都热闹起来,一家人扶老携幼,慎终追远,传承着“行清”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古老习俗。

年少的时候,我一家人乘着当时流行的“霸王车”,到汤申路的广惠肇碧山亭拜祭先人。当时清明扫墓称为“拜山”。的确,碧山亭是一座坟山,坟墓都安置在山坡上。

(童年的碧山亭的某个山头。我跟父亲和住在广合源街的玩伴合影。c.1970s)

我们提着一篮子的白酒供品和一大袋元宝香烛,当然忘不了随身携带割草的镰刀。依据阿嫲遗留下来的“GPS”,也就是附近的参天大树,拨开几乎跟小孩等高的草丛,找到隐藏的墓碑。清除周遭的杂草后,为褪色的碑文上漆,并将食物排列在亲人墓前。我们所使用的是典型的广东人祭品,有三生(鸡、鸭、烧肉)、水煮蛋、竹蔗、水果、白糖糕等。近年来才知道白糖糕在广东顺德叫伦教糕,阿嫲祖籍顺德,难怪特别钟爱白糖糕。阿嫲也喜欢喝咖啡乌,因此特别准备了一壶,让她在九泉之下好好享用。

(碧山亭共分十亭,每个亭都以礼亭为界限。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当时我们还有嚼竹蔗的习俗,寓意欢欢喜喜、甜甜蜜蜜。嚼竹蔗必须从头咬到尾,以后做事情才会有头有尾,善始善终。

清山活动


上世纪70年代初,政府下令属于私人产业的碧山亭“封山”,70年代末开始“清山”。政府效率奇高,除了安排起坟出土,将骸骨火化外,还免费将先人的骨灰“迁徙”至风景宜人的万里骨灰安置所,打破过去道教信仰的“入土为安”的格局。数年间百年坟山从此在地图上消失。

(碧山亭“清山”时,很多骨灰都安置在万里骨灰安置所)

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好的坟墓一般上都安置在地势较高处,较差的墓地则靠近山麓甚至路旁。起坟的时候我才明白所谓风水是有科学根据的。人往高处,水往低流,地势高的坟墓比较干燥,尸骨保留得比较完整。山麓的土地潮湿,棺木容易腐烂,起坟时甚至必须在浑浊的污水中将骨骸捞起来。

当时的民间不像现在咖啡山那样,有一群文史爱好者自行组织起来,跟政府面对面,要求当局保留新加坡流失中的人文生态。碧山亭清山的时候只由16家广东人和客家人会馆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跟政府交涉,民间则乖乖听话,早已习惯政府的安排。委员会争取到99年契约,保留一方寸土,其余的地段则经历了愚公移山的大变化,数十万座墓碑林立的大坟山发展为今日的碧山组屋区。

组屋落成的时候,有些住户绘声绘影说活见鬼。1987年底,大巴窑到杨厝港地铁线通车,有人说深夜经过碧山站总是阴风阵阵,必须拜拜以保平安。如今事隔三十年,人口多了,阳气盛了,已没多少人记得坟场轶事了。

碧山亭的由来


碧山亭全名“广惠肇碧山亭”,顾名思义,跟早年南来的广惠肇三属人士息息相关。19世纪的牛车水已经是广东人的集居地,麦士威路和河水山的“青山亭”与“绿野亭”原为广客族人的坟场。随着移民日增,原来的坟地供不应求。

1870年,梅南瑞等先贤发起购置碧山,发展为“广惠肇碧山亭”,并通过对社群共祖,也就是社群坟山和社团总坟的祭拜,团结身在异乡的同胞们。后来新柔两地的社会闻人黄亚福购买额外的土地来扩充碧山亭,并在俗称黄福山的第五亭为自己保留墓地。19361981年间,碧山亭大庙内设立了碧山亭学校,为附近居民提供义学,将前人的善举薪火相传。

(设在碧山亭的乡村小学。摄于广惠肇碧山亭)

会馆行清


除了自己一家人拜山之外,小时候每逢清明与重阳,我也会跟着父亲,大清早到鹤山会馆集合,前往碧山亭鹤山总坟祭拜。会馆数百人的车队浩浩荡荡,一路敲锣打鼓,舞着狮子,吸引了许多路人的目光。

(鹤山会馆出狮到碧山亭“拜山”。c.1960s)

(鹤山会馆有总坟和副总坟,副总坟是总坟地段不够用的时候另外购置的。c.1960s)

会馆拜山,大只的烧猪是例常的供品,那是由同乡报效的。拜山回来后是“太公分烧肉”时间,每人拿一份烧肉回家,加料的晚餐特别丰富。太公分烧肉的习俗源自中国乡下,祭祖后由老人家将烧猪分给村民,落实团结互助的理念,同时将福泽代代相传,希望子孙们“红皮赤壮,宏图大展”。

至于本地清明节舞狮祭祖的习俗,可以追溯到1920年。当时鹤山乡里李怡生来到新加坡,在香港街的估俚间组织了“怡怡堂瑞狮团”,将鹤山狮艺传到本地。每逢春秋二祭,怡怡堂都派狮队到“广惠肇碧山亭居新三属粤人总坟”祭祀先人。由于怡怡堂是新加坡第一头醒狮,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19年后,逐日壮大的狮团转型为鹤山同乡会,后来易名鹤山会馆。当年重阳节,同乡会组织会众往碧山亭拜祭本邑总坟,代表对先辈的孝顺和感恩。此后岁岁年年,舞狮拜祭成为本地鹤山人春秋二祭的传统习俗。

鹤山会馆创立的特色在于先有醒狮团,后有会馆。会馆曾经成立过文娱声乐组等,但到头来保留下来的,还是陪伴会馆走了一辈子的醒狮和国术。

虽然如今拜山已经无山可拜,但社群共祖的价值观并没有消失。多年来,会馆坚持春秋二祭,显然蕴藏着一群老乡里对会馆、对族群那股细水长流,连绵不断的情愫。除了早年同乡们异地惜缘,患难与共所缔结下来的情意结外,他们还见证了一个民间社团的成长历程。他们都为社团贡献过最珍贵的青春年华,他们都曾经协助后来的同乡人融入本地,落地生根。

(在改建的碧山亭”总坟”献礼。2016)

(向社稷献礼。2016)


当年身在南洋,放眼望去,大家的移民身份大致相同,差异只是时间的深浅。人在异乡求存,人地生疏,像风筝般情牵一线,在翱翔中充满变数,脆弱无常。风筝线连接到生活的源头,通过会馆同乡的照顾,才能自力更生。因为有远在中国的地缘种下的因,才会有把来南洋谋生的同乡们牵成一线的果,这种因果关系很奇妙,说不清,但内涵深远,为行清赋予了时代意义。

Tuesday, April 18, 2017

过年: 联想到候鸟 (文章转载)

作者:海凡
原文刊登于《马·星洲日报·星云》“恍如隔世”专栏,2017年2月27日
照片是本博客网主添加的

刮风了,风是出奇的干爽,在树林里穿梭游弋,仿佛一夜之间,蓄满雨水的树干,挂满水珠的叶片都被揩抹干净。这时候出发,途中看到雨季时我们留下的一个个深浅不一的坑洼,踏过去,结结实实地踩平它。

清晨阳光不再迟到。鸟,猿猴,凤鸡……开始鸣叫!

这是新年头的雨林。北纬 5 至 7 度的山区,几个边区根据地的营盘,芭场散布在这里。

热带季风年年岁岁造访,辞旧迎新之际,连绵几个月的雨季,收拾所有的阴郁, 濡湿,向广袤的雨林挥别。

农历年临近了。它总是和旱季结伴而来。

我们怀着欢欣,兴奋准备迎新。虽然赤道没有四季,没有熬着严冬对春天的守望,但几个月翳翳难见天日,身心浸泡在潮霉的雨雾里,自然盼着雨过天晴。

还有其他的盼头,能大方挂在嘴边的,希望参与新的任务,比如执行山交,南下和突击队接头;比如等待亲人,战友间的团聚。还有在心里头蠢动着的,将有一小段物质上丰美的日子,整个星期香喷喷的白米饭,新春大餐,还能获得一些稀罕的零食,比如一包快熟面——金旦面。

对精神和物质的渴求的满足,使新年具有不同于其他政治性节日的意义。

新春团聚这个延续千年的习俗,几乎已经内置为华人的心理机制了。这时刻, 对同志们想家念亲的压制是徒劳的,部队的做法是,把家的意义扩大,从个人的小家,扩大为革命集体的大家。因此,春节期间总是力争把外出的工作队调集回来,我所在的第三中队,一年一度难得的大团圆。

先来看看部队正常驻营时的一日三餐:早餐和晚餐都是杂粮饭,按制度,每人每天白米的配量是半炼奶空罐,不足的份额就掺杂薯类,主要是木薯,因此总是薯多米少。菜肴靠芭场供应青菜,肉类靠装猎和采购。除了烹煮的菜肴分配外,食量大的同志还有一二样干菜:“马来占”、豆豉、咸鱼等供选择。

午餐就简单了,号称“白斩鸡”的水煮木薯任吃,再分得一杯甜咖啡乌,或者就着那几样干菜凑数。

我们也知道午餐要吃饱的道理,但游击生活敌情瞬间降临,却形成早餐一定得吃饱的规矩,一旦枪响,即刻转移,午餐不在日程里。

一年到头如此,肚子缺油缺糖,饥饿若即若离。后来芭场大面积种植香蕉,我们的竹床底总算有了“零食”。我们都懂得,肚子饿偏偏香蕉却还不熟,就用手搓揉青香蕉的外皮,软了就能剥开充饥。 


(丰盛的团年饭)

可以想象丰盛的团年饭对我们的吸引力——鸡、猪、鱼肉,各种蔬菜,自制的豆腐,自酿的米酒……尤其是广西扣肉。 这是一道广西人的佳馔。勿洞广西人多,半新老同志(指 1962 年新方针后上队的战士)多广西人,也把这道手艺带上部队。新春聚餐当这道浸在猪油里的被炸的外皮褐黄酥软,香气四溢的扣肉一端出来,我们的眼睛就像那浓酽的汤汁一般泛着油光。那时,也真能把一大碗肥腻脂厚的广西扣肉吃个碗朝天。

新春聚餐好比外头的团年饭,都在晚餐。过后大课堂里灯火通明,部队上下一两百号人济济一堂,观赏由各个小队集体呈献的文艺表演

中场休息,每位同志分得一杯香浓的美禄,以及一个海碗般大小的超级肉包子。我们竟然也都能吃下去。

夜阑时分,晚会结束了,每人再分得一包金旦面,这是游击岁月中最受同志们喜爱的零食了。各自回返小队宿舍时,隐约有一种重温孩提时过年的感觉。 


(吃大锅饭的器皿与灶头)

元旦日,各个小队间互相探访拜年。有几年环境较好,我们自制醒狮头,大锣鼓,“咚咚锵”舞将起来,营房里锣鼓喧天,歌声乐声飞扬。

致力研究马共的学者潘婉明说:“我认为马共战斗史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史, ……处处落实生活与家的实践。游击是生活,部队为家。”

部队——战士的家,这样的意涵,在春节时尤其突显,那种亲人团聚和乐融融的氛围,加强了队伍的和谐与团结。

至今我还讶异于那时我们的饭量,该怎么形容呢?老同志有一个生动的比喻: “橡胶肚”——无穷的伸缩性,物资极度匮乏时,一餐两汤匙白糖泡水可以; 新春聚餐,一二公斤美食佳馔也可以。

我却联想到候鸟。在迁徙的季节到来前,它们都尽量地补充、囤积,准备一次远道的飞行。同志们都知道,旱季到来,部队就能开展许多任务,砍芭烧芭, 运粮藏粮,查雷布雷,出发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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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4, 2017

故乡的路

三千里外的“故乡”


201612月,广东已经入冬,但天气就像夏末秋初,阳光和煦地照耀着大地,习习凉风,闻不到冬天的气息。

乡下地方生活环境比较落后,中国的表哥表姐们过惯了城市生活,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热情。近年来见面时,我提起回乡走走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转变很快,说很多屋子都丢空了,没舍好走的,我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

这次回乡,我决定靠自己走一趟。因为亲自寻路,因此更详细地记得许多细节,下回可能闭起眼睛都能走到了。


(离家三千里外的古劳水乡是父亲的故乡)

严格说起来,“回乡”并非回去我的故乡,我在新加坡出生,在新加坡长大,记忆中童年的故乡已经被夷为平地。三千里路以外的家乡并非我的故乡,它是父亲的故乡。

对于父亲的故乡,时时刻刻都有一把声音在我耳边呼唤。回去看看吧,走一走乡间小路,闻一闻泥土的芳香。

回想二十多年前第一次下乡


1993年,为了追逐那片故乡的云,在香港九龙乘搭飞翼船,约三小时的水路将我送抵广东鹤山港,初次踏上了回乡寻根的路。那条漫漫水路叫做西江,源自云南,经澳门入海。

到码头接我的是素未谋面的表哥表姐,他们的母亲萍芳(我称她为姑妈)是我父亲的堂姐,血缘关系源自同一个太公(曾祖父)。我只在一张童年的黑白照中见过老表,为父亲执笔写家书时默默记住他们的名字。

大江大海将中国和新加坡分割开来,数十年来我们只能通过书信“小相通”,直到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新中两地才有了“大三通”的格局,上世纪80年代末在本地掀起一股寻根的热潮。

寻根为两地制造了反思的良机,寻根人士亲身感受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情感与怅惘、美丽与烟尘,大都的历史和当下的文化是强烈对立的矛盾,数十年来各自的发展已经使到两地华人存在着文化思想、生活习惯的鸿沟,需要另一个数十年来磨合。如今已经是另一个数十年,该是磨合的时候了。

鹤山名胜不多,最著名的是新打造的大雁山风景旅游区。跟姑妈上大雁山,在充满雅意的陆佑亭小歇。我告诉姑妈来自鹤山雅瑶的陆佑在新加坡曾经名噪一时,中华总商会前有一条陆佑街(Loke Yew Street),他的后人陆运涛是新加坡的影业巨子,可惜在台湾遇上空难,出师未捷身先死。此后国泰机构停止制片,让邵氏公司一枝独秀。

姑妈心不在焉地应诺着,邵氏、国泰和中华总商会对生活在封闭了三十年的当地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字眼。即使是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他们也只是略有所闻。

第三次下乡


过后,我又分别在20042016年,三个不同的年代回到父亲在大口墟中升乡三益墩村的家乡,见证了十年风雨几番新。

1993年从沙平镇入大口墟,表哥动用公司的车子(当时经理将公司车当作私家车是很普遍的),指示司机驶过凹凸不平的桥面,水牛悠闲地半躺在浊浊流水中。原来过了一座桥,镇和墟的繁华与古朴立显。走完墟集入乡,乡下地方除了见到修复过的老屋外,周遭矗立着三层的新楼宇,这些新楼是在外打拼的亲人汇款为家人建造的。乡下人住新居,流露出一脸的满足感。

2004年由表姐夫驾着他的车子入乡。桥面宽阔了,河上没水牛,新楼略带沧桑。乡下的年轻人都到城镇工作,习惯了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不愿意回到落后的乡村。

2016年底,没有惊动中国的亲戚。车子沿着风光宜人的西江大堤行驶。路过香港人投资,万多名员工的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雅图仕的老板秉承“绝对不可占用乡民的鱼塘耕地”的家训,修复围堤后,将雅图仕建在堤岸上。有了稳固防洪结构,以后就不怕西江水满淹到农家了。


(西江堤岸上的雅图仕印刷厂)

凭着百度地图认清大方向,向路旁的小贩们询问入村的小道,轻易地进入了“故乡”。故乡的小路上看到了路牌,以前写信熟悉的地名如升平墟(大口墟)、古劳围、衫仔桥等都无比亲切。这些指示牌都是最近发展古劳水乡时增添上去的。


(熟悉的地名)


(村口的李氏宗祠,俗称太公庙,也就是祭拜历代祖先的地方)

乡村铺上高速网络,我的智能手机轻易的跟“外界”取得联系。父亲童年时上学和节日“拜太公”的李氏宗祠正在大装修,乡村则依旧是宁静的水乡,只见到两三位老人家在走动,土生土长的李鹤龄是其中一位。

短小精悍的李鹤龄参加过生产大队,八十岁走起路来依旧健步如飞,偌大的三层楼“别墅”只他一个人居住。绕了村落一周,许多新楼都丢空,门锁都生锈破落了。我以前走过的衫仔桥黄泥路已经铺上沥青。有些村民将父亲的小屋当作储藏室,堆满了杂物。

李鹤龄给我看了七八本红色封面的屋契,都是邻居交给他代为保管的,这些村民都移民到加拿大、澳洲、吕宋(菲律宾)等地了。

我从哪里来


我向李鹤龄提起此行的目的,一是想看看族谱,二是想看看先人的坟墓。

关于族谱,文革时期破四旧,都被红卫兵销毁了,失去的根成为许多原乡人终生的遗憾。老人家说销毁前的族谱只是记载到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那一代。

走进村前的李氏宗祠,正堂的灵牌上看到了“瑞麟太祖”,这是溯源的重要线索。根据鹤山县志记载,清代此地有李氏三大祖祠,俗称三李祠:尧溪李西隅祠、禄洞李友闻祠、丽水李瑞麟祠。三李祠一直保存到上世纪30年代,现在已湮没无存。


(原自丽水,南宋末年从珠玑巷南下的公祖)

我知道了,先民可追溯到北宋汴梁(开封),北宋与南宋交替的年代移民到浙江(可能是金华市),过后迁徙到广东韶关的南雄珠玑巷定居下来。南宋后期为了躲避元兵鞑子,第一代太祖跟其他珠玑巷人(共33个姓氏)继续南下,分散到岭南各地,然后渐行渐远,数千万名“原乡人”分散到世界各地,成为华侨、华人、华裔。[1]

推算起来,父亲口传中的我属于第24代是正确的。

至于先人的坟墓,就在80米外的小山丘,山丘上有两棵荔枝树。

李鹤龄表示荔枝的谐音就是“利子”,荔枝树枝叶丰茂,因此象征好事连连,后代昌盛。


(设在村子旁的坟场:参加过生产大队的李鹤龄,80岁仍然健步如飞)

乡下好多坟墓都已年久失修,有些墓碑只是像砖块般大小的石头,被踢得到处都是。那些像样的坟墓都是后人重建的。

慢慢地消磨时光,感染着从前的氛围,明白了父亲口中的村(三益墩)到底有多大,他的堂兄弟居住的邻村“三才里”距离有多远,“拜山”(扫墓)是怎么回事。村原来只有十间八间屋子,三益墩跟三才里隔着20米长的衫仔桥,同样是十户八户人家,大家都是自己的叔伯兄弟,也就是“自己人”。清明重阳到祖先坟前拜祭不过是数步之遥。


(原乡人出资造桥修路)

遥想当年,萍芳(姑妈)决定留守家乡,反正共产不共产,日子都是一样过。国麟(父亲的堂兄,萍芳的哥哥)一家子跟着国民军逃到台北;昆麟和炽麟(父亲的堂兄和堂弟)跑到香港,在湾仔落户;父亲决定去到更远的南洋,在香港上船,经暹罗、马来亚,五天后在红灯码头外乘着接驳船,踏上陌生的新加坡。

67年前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一家子就这样各散东西。如果不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不是改朝换代,也许父辈家族还在乡下过着俭朴自在的生活。明天的未知数,使他们各奔前程,各自选择另一个未知的未来,在不同的落足点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故乡他乡


离开古劳前,在西江堤边沙坪河支流上的水寮“仁和食坊”祭五脏庙。点了一条五斤(2.5kg)重的大头鱼(松鱼),这是最小的了。排骨跟大头鱼一起蒸。店家介绍多一道乡下人自己腌制的大头菜,让我找回了童年时代难忘的滋味。


(农家腌制的大头菜)


(设在水寮的餐馆)

童年的时候,新加坡还有类似的水寮,叫做浮脚屋。童年的水寮不见了,乡下的水寮依旧屹立在河水上。这条支流是端午节赛龙舟的地方,今年古劳的龙舟队还夺得冠军呢!

仿佛听到阿嫲教我唱的儿歌,不经意地哼了起来:
凼凼转,菊花圆。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鸡仔大,摞去卖。卖得几多钱?卖得三百六十五个仙,买条大龙船。
然后是一阵童稚的笑声。….

从前的广东多水乡,小舟在池塘上穿越,龙舟在支流中滑行,木船在江上摆渡,点缀着看似平淡的农家生活。小河入江,江河入海,大眼鸡(广东帆船)在风波中川行于南中国海上,轮船的汽笛声渐行渐远,海天一色中度过了白昼,挨过了长夜。

越洋人就像当年的先民,从北方一步步走到珠玑巷,日后继续往南走。

他乡故乡凼凼转,三千里外是家乡!

注[1]:参考区如柏“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粤语方言群广东人的祖先”,2012年3月15日。文中提到: 《番禺市桥谢族谱》还附有《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铭文如下: “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陈、谢、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柯、陆、高发其祥。”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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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11, 2017

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City Harvest Church)

城市丰收教会(City Harvest Church)失信案峰回路转,从国家法院初审到最高法院三司会审,两轮的判决控辩双方都表示失望,控方觉得判决过轻,辩方认为这是教会内部事宜,根本就没有违法。公众人士同样议论纷纷。

2015年,国家法院首席地方法官施奇恩(See Kee Oon)引用刑事法典第409节(penal code 409),也就是较严重的失信罪名来下判。

控辩双方都决定上诉。去年9月,最高法院法官赵锡燊(Chao Hick Tin)、高庭法官吴必理(Woo Bih Li)和陈成安(Chan Seng Onn)三司会审,处理這起上诉案。

2017年4月7日,三司宣布判决,其中两名法官(赵锡燊,吴必理)认为控方无法证明康希等人为控状中的“专业代理”(也就是刑事法典第409节中的“代理人”(agent)身份),因此第409节的门槛过高,在二比一的情况下改用刑事法典第406节(penal code 406),以较轻的失信罪名给众人减刑。

由于根据不同的法典,康希可以从原判的坐牢8年缩短至3年半,其他五人相应减低惩罚。

根据法庭程序,上诉至高庭是控辩双方唯一,也是最后一次推翻判决的机会。除非他们能说服最高法院上诉庭,指出这起案件涉及“公众利益的法律问题”(questions of law of public interest)。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一向来严词勒令,维护法庭的利益,不过这个案例他改变了语气,表示每个人对判决可以有各自的看法,但请别侮辱法官。他甚至表态,上诉判决可能对其他案件,包括公司董事涉及的贪污案,有着严重的影响。

过了一个周末,4月10日,控方提出刑事仲裁(criminal reference),把案件提交最高法院上诉庭。这意味着马拉松案件还有后续。


(维护司法公正的最高法院)


刑事法典第409节和第406节


改变判决的是所引用的刑事法典第409节和第406节。那么什么是刑事法典第409节和第406节?
第409节:
Whoever, being in any manner entrusted with property, or with any dominion over property, in his capacity of a public servant, or in the way of his business as a banker, a merchant, a factor, a broker, an attorney or an agent,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in respect of that property,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life, or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20 years, and shall also be liable to fine.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受委托为财产管理人,不论是公职人员、银行家、商人、管理人、经纪人、律师或代理人,若违反对该财产的信托,将处以终身监禁,或者监禁20年以下,并可被判罚款。
第406节:
Whoever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7 years, or with fine, or with both.
任何人触犯信托条例,将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罚款或者两者兼施。

275页的国家法院书面判决报告


追溯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国家法院审讯历时140天,一路来都以创办人康希牧师(Kong Hee)的妻子何耀珊(Sun Ho)的天文数字唱片制作费为焦点,这场官司正是因为她的歌唱事业而引发的。

十多年前,亚洲新闻频道的“今夜新加坡”节目中(2003年1月17日),商人方瑞家指责教会利用教友参与MTV亚洲音乐奖票选活动,拉票支持何耀珊,并强迫教友购买何耀珊的音乐专辑。方瑞家也指责康希挪用教堂基金来打造何耀珊的事业,并经常公开赞美何耀珊,制造个人崇拜。电视节目播出后,各大报章都跟进报道。

城市丰收教会要求方瑞家公开道歉,方瑞家于一个星期后在《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上刊登了各半版向康希夫妇以及城市丰收教会的道歉启事。不过,他的言论引发了连锁效应,康希在圣淘沙拥有千万元豪宅,一家人在好莱坞居住月租2万余美元的洋房等,都成为追踪的话题,最后导致今日的结局。

1989年由牧师康希等人创办的城市丰收教会是一间新教教会,它是新加坡最大独立教会,有超过两万四千名会友,其中不乏专业人士,可见康希超强的精神领袖魅力。

正因如此,吸引了我详细地阅读275页的国家法院书面判决报告[1]。至于如何以复杂难以审核的方式来转动资金,这里就省略了:
法庭文件指出,康希和其他五名被告挪用(misappropriate)2400万元教会基金,用来发展何耀珊的歌唱事业,计划失败后挪用教会的另外2600万元资金来掩饰。六名被告通过资金转移和做假账等方式,总共欺骗了5000万元(第7段)。
控方所提出的证据显示六人只是挪用资金,但并没有为自己创造不当的经济利益(第94段)。
何耀珊作为一名流行歌手,的确有些成功,但康希刻意放大她的知名度与成就。虽然明明知道何耀珊的唱片滞销,亏了大本,但还是刻意制造出畅销歌手的形象。康希动用教会基金来打造何耀珊的事业,但竟然说她辉煌的事业跟教会无关,另一方面却“命令”教友购买何耀珊的唱片(第312段)。
法官不相信被告认为何耀珊的唱片真的会为教会带来收益,投入的巨额款项是虚假投资(第393段)。
康希以外的所有被告都认为,既然没有打算对教会造成永久损失,他们就没不诚实地造成不当损失。这种想法是建立在他们对教会的爱,对康希毫无怀疑的信任和相信跨界计划会成功。因此,他们自己说服自己,暂时使用教会的基金来用作教会的用途,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允许的,尽管他们知道并非如此(第187段,第284段,第477段,第501段)。


为什么刑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有人作此比较:仁慈医院的明义法师失信5万元公款,后来悉数填补,但还是被判坐牢10个月。这5万元跟康希的失信款额相差千倍,但为何刑期不成比例?

此提问是在找寻相关案例与判例,是很正常的。同样的,法官裁决时,也会作出相应的行动。

我“家婆”(多管闲事)一下,重新翻阅了旧资料,发觉明义法师被起诉的除了失信公款与伪造付款单外,更严重的是触犯了慈善法令。负责审理的初庭法官卓永昌(Toh Yung Cheong)认为,仁慈医院的钱来自卫生部和公众捐款,用来帮助病人和贫穷者。明义虽没直接从中获利,但他准许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向仁慈取得5万元贷款,用来装修香港的屋子。

明义提出上诉,我进一步阅读了上诉庭的书面报告[2]。上诉庭法官郑永光(Tay Yong Kwang)强调明义法师虽然对社会的贡献非凡,但不能因此而罚款了事。他必须考虑到明义法师非法借贷公款给一个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也就是自己从中获益。法师在接受调查时隐瞒与误导当局,最终才归还这笔款项(第95段,第96段)。郑永光维持原判,但将刑期从原来的10个月减至6个月。

相比之下,明义法师所牵涉的是慈善法令,城市丰收教会于1992年注册为社团,1993年注册为慈善组织,因此六名被告不只是对教会背信,他们同样违反了慈善法令。

国家法院以第409节的20年的刑罚来酌情,判决康希入狱8年;上诉后,高庭两位法官对康希等人的“代理人”身份置疑,因此以第406节的7年的最高刑罚来酌情,判决康希入狱3年半,似乎都采取了中庸之道。

作为关心社会的公众人士,或许首先应该取得共识的,是(1)刑事法典第409节的内容,尤其是职位的定义;(2)教会是否应该以商业模式运作,有什么相关的监管体系。

或许最吊诡,悬而未决的,就是控方无法证明康希从失信巨款中直接获益,那康希到底有没有间接获益?间接获益是否同样受到法律的管制?

主要参考资料:
[1]: IN THE STATE COURTS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District Arrest Case No 23148 of 2012 and others

[2] Goh Kah Heng (alias Shi Ming Yi) v Public Prosecutor and another matter[2010] SGHC 167, Suit No: MA Nos 333 and 332 of 2009 (DACs 31694 and 31688 of 2008 and Ot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