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29, 2017

正原大总坟与辛亥革命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现在》2017年8月24日

1922年开始下葬的咖啡山故事多,近年来有一群文史爱好者以墓碑为题材,挖掘出不少珍贵的事迹。

距离咖啡山不远的汤申路上段,曾经有个名叫“广惠肇碧山亭”的广东人坟山,1870年创建。1980年代清山后,180多个足球场面积的坟山发展为今天的三分之二个碧山镇。

近日重新整理碧山亭坟山的旧照,发现到十万墓碑的坟山中,有260个姓氏、社团、行业与庙宇斋堂的总坟,其中有许多等待发掘的有血有泪的故事。

总坟是个衣冠塚,墓碑下没有尸体骨骸。总坟是为了实行“社群共祖”的理念而设的,不论是血缘、地缘、业缘或庙缘,每逢清明重阳,都有团体前来拜祭。那些孤苦伶仃,客死异乡的先民,同样受到后人的香火。


尢列与正原大总坟


旧照中有一张特别的相片,墓碑上有个青天白日的标志,写着“正原大总坟”,左右对联为“革新民共同努力  命党国和气勇为”,立碑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


(正原大总坟。图片来源:广惠肇碧山亭)

结合了饶宗颐的《新加坡古事记》和当时的历史事迹,明白了正原大总坟背后有一段鲜为人提起的新马同盟会“过渡史”。这个公塚与清末四大寇之一的尢列息息相关。

早在19世纪末,尢列已在九龙成立了中和堂(中和党),组织会众反清。1901年,尢列来到新加坡无牌行医,接触了许多工人和小商家,渐得民心,在新加坡、吉隆坡、霹雳、槟城、柔佛等地设立了中和堂分部。

当时新马乃保皇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势力,尢列在新马各主要华人区成立中和堂分部后,革命思潮才开始传播。醉心于民族主义的闽商陈楚楠、潮商张永福等人知道尢列乃兴中会会员,于是跟他会面,研究革命事宜。后来,陈楚楠等人在新加坡筹办《图南日报》,宣传革命。

《新加坡古事记》叙述道:“(创立中和堂分会后),公(尢列)思永久维系之法,在新加坡之北山亭地方辟一宏伟公塚,亲题其碑曰“正原总坟”,中和堂人心之固结者,亦一因也。”文中的“北山亭”,应为“碧山亭”之误。 

由于尢列祖籍广东顺德,应是征得广东人同意,在碧山亭坟山建立团结党员的公塚。正原大总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设立起来的。

孙中山被禁止入境新加坡的五年期限已满,他重新回到新加坡这个国际舞台,在晚晴园向尢列和众人宣布同盟会已在日本成立,表示希望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马各地的中和党会员响应号召,多数转入同盟会。


1929年的墓碑


从辛亥革命史来看,由孙中山和尢列创建的兴中会,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等联合组成的同盟会,是团结海外华人的重要力量。建立民国后,同盟会联同其他四个政团合并为国民党,但人心不齐。孙中山为了对抗袁世凯,成立了新党“中华革命党”,号召第二次革命。

1928年底,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分裂局势重归统一。设在广惠肇碧山亭第七亭的正原大总坟上的对联,左右对称的文字有“革命”、“新党”、“民国”、“共和”,并于1929年重建,反映了本地人跟辛亥革命、民国初建至全国统一的历史渊源。

可以这么说,新马的中和堂源自兴中会,弥补了兴中会在南洋实力的不足;后来中和堂成为同盟会的主要力量,促成反清革命功成。中和堂扮演了团结革命人士过渡到同盟会的重要角色。不过一将功成万骨枯,民国成立十多年后由谁出面,为中和堂重新立碑,就等待有心人出面释疑了。


(尢列塑像。摄于广东顺德博物馆)

尢列身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对团结海外华侨支援革命付出莫大贡献。他曾于1921年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出任总统顾问,但因理念差异,很快就从政坛退隐了。

尢列晚年提倡“孔教革命,伦理救国”,跟在青岛定居的保皇党康有为不谋而合。两人终于成为“相望于江湖”的同道中人。

相关链接

Tuesday, September 26, 2017

《豢养 温暖与惆怅》的文字竟然如此深奥?

原文刊登于“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2017年9月8日

拜读了叶德民君的“读《豢养 温暖与惆怅》”,亦拜读了《豢养》一文的作者海凡发表在《马·星洲日报》的《恍如隔世》系列文章。

通过系列文章,倒觉得海凡是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前马共成员多过荷枪的战士。我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东南亚展厅,见识了印尼独立前后的年代,出现过的这类有代表性的“文艺兵”,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也颇相似。

古纳宛(Hendra Gunawan, 1918-1983)的《战争与和平 》以蜿蜒的线条、粗重的质感,以及大好的锦绣河山,构成一幅具有感染力的独立战争画作。


(古纳宛,《战争与和平 》)

阿凡迪(Affandi,1907-1990)的《被逮捕的间谍》(Mata-mata musuh)中,被捕的间谍畏缩在一角,脸神充满恐惧与无奈。站在一旁的军人,手上握着绑上红布的莱福枪,以胜利者的姿态监视着对手。或许阿凡迪在告诉我们,为被捕的间谍想想吧!他也是人,他也有家庭、朋友,他也有感情。可是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他是一名战争俘虏,亲人离开很远,很远…


(阿凡迪,《被逮捕的间谍》)

古纳宛和阿凡迪成为日惹画派的代表人物,印尼的国家古迹、酒店的壁画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

古纳宛的政治倾向和所参与的左翼活动,立场相当鲜明。古纳宛参军,投入跟荷兰对抗的反殖战争,通过反殖民地斗争的创作,真实地记录了革命场景。苏卡诺下台不久后,古纳宛在不经审讯下被扣留,在狱中呆了11年。后来他的画风改变,倾向于装饰艺术。

日据时期,阿凡迪已经参与反殖民地活动。上世纪50年代,阿凡迪在欧洲居住了五年。这一趟欧洲之旅,显然对阿凡迪的思想影响深远。他放弃了早期的社会写实手法,改为追求主观个性,甚至直接将颜料用手指、手掌、手腕、手背涂到画布上。

这些当时的文艺界人士最终放弃了原来的政治理想,内心看不见的斗争显然比起可以英雄化的荷枪形象更为激烈。不过,后来他们都受到了社会的尊重。

海凡在泰南深山里度过十三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23岁至36岁,正是许多年轻人打造未来人生的岁月。当然,将海凡的经历跟斗争数十年的马共斗士相比,似乎微不足道;跟马共前身的星华义勇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所经历过的抗日、抗殖民地等事迹一路走来,似乎更渺小了。

不过,人生的青春期有多少个十三年?当一个人决定放弃过去左倾的政治思想,回返社会,是应该被接受还是被唾弃?

叶君将余柱业和海凡形容为叛变者,那是民主社会里可以接受的个人观点,所谓青葱萝卜,各有所好,各花入各眼就是了。上世纪70年代的新马文团,有许多文青被跟踪逮捕的例子,也有许多当年的左翼文青改变了方向。如今,当年左倾人士向往的中国变得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中国技术移民都成为新加坡、澳洲、欧美等地的一份子,21世纪的中国进一步输出了投资移民。这些国与民是否都是背叛者呢?

对于放弃自在的生活,追寻政治理想的前游击队员,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无论成与败,他们都可以自豪地回顾为理想付出了青春的人生岁月。不过,这并不足以为日后的人生定格。

《豢养》文中揭露深山里简单的生活情趣,会破坏马共斗士的形象吗?至少我不会那么觉得,因为这些斗士也是人。

叶君通过阅读《豢养》短文,发射出这么多跟原文毫无根据的矛头,是否纯属个人想象呢?

相关链接

Friday, September 22, 2017

海南岛的三大文化之宝

饮食文化:文昌鸡


接受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史立道的邀请,去了他的海南祖居一趟,学会了一句海南话:“哆杠荚溜”,意思是“一起吃吧”。

海南有不少美食,足以让大家围在一起哆杠荚溜。四大名菜中的文昌鸡、加积鸭、东山羊、和乐蟹品尝了前三样,此外还有其他道地的农家菜色,不过就是整体感觉上少了些粤菜的细腻。


(典型的农家早餐)


(农家菜中,最靠近镜头的东坡肉肥而不腻,柔而不软,做得很棒。摄影:陈智卿)

至于文昌鸡,可是爱不释手;海南老母鸡熬汤的古早味更是叫人回味无穷。

新加坡的海南鸡饭自成一格,跟海南岛的海南鸡饭截然不同。海南岛的鸡饭是一般的白米饭,不是新加坡那种以班兰叶、烫过鸡后漂浮着一层鸡油的汤汁煮熟的鸡饭。

文昌鸡也就是白斩鸡,特点是鸡皮深黄色,肉质结实,跟约半个世纪前新加坡的“黄油鸡”相似。这些运动量充足的走地鸡,我们称为甘榜鸡,在屋外自然放养,饿了还会到处找蚯蚓充饥。现在本地吃到的鸡都是农场大量饲养的,关在笼子里饱食终日,又打针又激素等,原材料的嚼劲已经差远了,怎能吃出半个世纪前的味道呢?

文昌鸡的古早味,就是童年的滋味。


(在海口的一家小店品尝到最有口感的文昌鸡。摄影:陈智卿

品尝过的最棒的文昌鸡不在酒楼餐馆,而是海口的一家小店。根据内行人的反馈,大餐馆做的是游客生意,讲究的是速度,快吃快走,然后再招呼下一桌客人,一般上所招聘的厨师都是肯吃苦的新手。老厨师自己创业开店,讲究食材料理与心意,卖完了就收档。食味的差别就在这里。


理想主义:红色娘子军


美食最容易破冰,在琼海结识了新马紧急法令施行两年后,于1950年从新马回到海南岛的前马共的后裔史立友和吴淑利,吃喝中了解到史立友的父母跟殖民地政府斗争;吴淑利的父亲走入森林后完全没有消息,母亲被英政府逮捕,坐了八个月牢房,他因没有人照顾,跟母亲一起坐牢。


(被扣留的马共女游击队员。图片来源:每日头条

两人回到祖国后进入当地学校,后来不约而同地当了教师,如今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回顾那个以立场来决定对错的时代,人的命运就这样改写了。美丽的马来亚,就算是第二故乡吧!他们曾经以旅者的身份回到马来西亚,时空隔了将近七十年,山河都改变了。

追溯新马海南人跟共产党的关系,1927年在牛车水举行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当时多数是海南人的左翼国民党员与警方发生冲突,六人死亡,暴力事件持续了两个多月。 对殖民地政府而言,这起事件表面上是私会党暴动,背后所凸显的是左翼华人潜在的影响力。这股正在酝酿中的 “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使殖民地政府提高戒心,成立内安局来对付这些“革命人士”。

相信新马的海南人中,左翼与抗日分子为数不少,日军攻占新加坡后进行全岛检证,九大检证对象中,其中之一为“共产党份子与海南人”,将共产党员与海南人画上等号。我在海口的琼海书院,明白了琼崖纵队和红色娘子军成立的经过,并将海南岛创造为争取东南亚九百万华侨的根据地等,都曾经令日军吃了许多苦头。

两位年幼回归大陆的马共后裔,他们的父母流着的,就是琼崖纵队和红色娘子军般的血液!

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在海南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由一百多位当地穷困的农村女孩子组成的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原为后勤人员,参军未几就获配了枪杆,学习作战技巧。当时的娘子军的想法也很简单,“被枪弹打中就会死,没打中就没事”。参与的多场实战中,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军队,鼓舞了海南人的革命斗志。


(琼崖纵队。摄于琼海书院画展)

搞革命离不开牺牲,海南红军主力作战失利,娘子军有死有伤,有的被国民党囚禁,也有些散落于民间,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不过五百多天便化整为零了。1936年西安事变,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被关押的女特务获得释放。娘子军有的在抗日战争中丧命,有的革命失败后嫁了给国民党军人,文革时受尽苦头。

当时农村的女孩子很小就被许配给人家, 25岁若还没结婚,族谱会把她们的名字除掉,逐出家门。这些被捕的女特务从监狱回来时已经“超龄”了,家里人都逼着她们嫁人。根据当地的风俗,一般农民家庭不可能娶超龄的姑娘,嫁给共产党员的话无疑暴露了男方的身份。她们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嫁给有势力的国民党人。


(红色娘子军。摄于琼海书院画展)


宗教文化:原住民与基督教


黎族是海南岛的原住民,约150万人,属于战国时期逃到中国南方的百越族之一。西汉时期,这批迁居到海南岛的居民称为骆越,宋朝时称为黎。

黎族奉行一夫一妻制,同宗同族不婚,离婚与寡妇都可以自由再嫁。据知一些地区还保留着“不落家”(不落夫家)的习俗,跟上个世纪的广东妈姐相似。


(与黎族女子合影)

黎族的手工业中,最著名的就是纺织了。宋末元初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向黎族学师的故事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黄道婆祖籍松江(上海),受封建家庭的压迫流落崖州(海南岛),跟黎族姐妹一起生活,学会制棉和织崖州被的方法。 后来重返故乡,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松江府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


(黎族棉纺织)

黎族大部份地区以祖先崇拜为主,但部份黎族相信基督教,并建立了五家教会,约有两千名信徒。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之事,“景教”(起源于叙利亚的基督教教派)可能是最早的教派。唐朝皇帝准许景教传教士在中国布道,但唐朝末年便衰微了。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广州,将自己汉化,除了学习粤语与北京官话外,通过仿效士大夫的穿着,声称来自天竺(印度)等来掩饰身份,让人误会他是佛教徒。他在广东肇庆建立起声望,数经波折后终于去到北京,应用渊博的科学知识获得朝廷的支持,一些大臣还偷偷入教。利玛窦在中国28年,30岁抵达中国后就不曾离开过,死后葬在北京“滕公栅栏”。入教的大臣希望借此来将基督教合法化。


(“汉化”的利玛窦。摄于“基督圣辉”特展)

明清以来,中国皇帝对基督教的态度反反复复,有些传教士甚至被处极刑或丢入海中喂鱼,不过并没有改变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决心。

19世纪末,法国的传教士在海南岛建立了麻风病院、孤儿院、小学等。丹麦的传教士冶基善和妻子则深入黎区,进行传教活动。

黎族响应起义军的反清活动,清朝派兵渡海镇压,但由于水土不服,许多清兵染病不治。冶基善等传教士为清兵施医赠药,化解了清朝对基督教的不满,甚至赠送土地给冶基善修建教堂。

在美国长老会的资助下,朱润深到耶鲁大学深造,成为海南医院的创始人之一。颜任光也是童年家贫,由教会培养,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电学,回国后成为海南大学的创建人之一。

长老会亦在黎族地区工作,他们一方面学习黎族的语言与习俗,吃当地人的食物;另一方面印发大量本土化的“圣经”与相关宗教书籍,讲仁义讲五伦,并设立医疗服务,改变了“ 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做法。

外国教会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五指山上的黎族青年中,促进了黎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传教士的执着对当地有显著的意义。


(不像《圣经》的圣经)

追溯起来,新加坡可能是东南亚第一个开启印刷业的城市,中国清朝民间使用的基督教书籍可能源自新加坡,鸦片战争后才转移到香港去。譬如署名“爱汉者”所编纂的《全人矩矱》,1836年由本地的“坚夏书院”印刷,“坚夏”指的是美利坚和华夏,爱汉者则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的笔名。《全人矩矱》原为乾隆年间的同名道教书本,不过被暗渡陈仓,翻开来竟然是马太福音的中译版。

相关链接

Tuesday, September 19, 2017

Keong Saik's road from vice to nice

After a major makeover, it makes Lonely Planet's Asian must-see list, but some lament loss of old world-charm.

Written by: Foo Jie Ying, Reporter
Published: The Newpaper Jul 31, 2017

As a teenager, Mr Lee Kok Leong would frequent Keong Saik Road with his father.

The younger Mr Lee, 56, a freelance researcher and writer, clarified with a laugh, when he said: "No, I didn't go there for the reason you are thinking of. I used to go to a printing firm there with my father, who was in the business."

Once synonymous with vice, nothing in 1960s Keong Saik Road would have landed it on Lonely Planet's list of top 10 places to visit in Asia this year.

Praising the road's "heritage chic", colonial and art-deco buildings and "famed dining scene", the write-up in the famous travel guide - which was released earlier this month and also includes Sri Lanka's Hill Country and Malaysia's Melaka City - also lauded the area for being "the poster child for hip 'New Singapore'".


(The pre-war shophouse at the junction of Keong Saik Road and Teck Lim Road is now occupied by restaurant-bar Potato Head Folk.TNP PHOTO: GAVIN FOO)

An influx of restaurants, watering holes and boutique hotels have quietly displaced the scores of brothels that for decades defined the area.

Before the 1950s, most of the brothels were tea houses and young women would play the Chinese lute and sing, much like geishas, Mr Lee said.

But when rubber prices skyrocketed after the Korean war, men became rich and started paying these girls for "additional services". Brothels flourished in the 1960s all the way to the 1980s, Mr Lee said.

Gang fights, gambling and opium abuse were also rife in the area, said Mr Tang Chew Fue, 53, the fourth-generation owner of Tong Ah Eating House in Keong Saik Road.


(Boutique hotel Naumi Liora.TNP PHOTO:GAVIN FOO)

Mr Tang, who has worked there since he was 13, told TNP: "It was really colourful. Police cars and ambulances came often. It was a meeting place for gangsters. There were times we had to pull customers into our coffee shop and pull the metal shutters so we would be safe from the fights outside."

There were also grocery wholesalers, coffee shops and incense retailers there.

These businesses continued until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hen th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started putting up several rows of old shophouses for sale so they could be conserved and modified for commercial use.


(Mr Tang Chew Fue of Tong Ah Eating House. TNP PHOTO: GAVIN FOO)

The opening of Hotel 1929 in 2003 helped catalyse the gentrification of the area. The success of the boutique hotel, which was sold in 2013 for $35 million, led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Royal Peacock Hotel, which was later sold to Hind Group in September 2011 for $42 million.

In 2012, the Hind Group opened Naumi Liora, a boutique hotel that has been praised for its "heritage chic" style.

Soon, Keong Saik Road became a tourist-friendly spot and culinary haven.

When a particular trade starts sprouting in an area, it attracts other businesses in a similar or complementary trade, Knight Frank's head of commercial sales Mary Sai said.

She told TNP: "When these businesses come together, there is always the collective appeal.People go there for one or two restaurants and probably will hop to another for drinks. As the tenants align themselves to the what customers want, naturally there will be a following."

When this happens, rents go up, said Ms Sai, who will not be surprised if the "old guard" give up their space for the right price.

That was how Tong Ah came to vacate its iconic pre-war shophouse of 75 years - a triangular building at the junction of Keong Saik Road and Teck Lim Road - four years ago.

Reportedly valued at $8 million in 2013, the space is now occupied by restaurant-bar Potato Head Folk, opened by Indonesian group PTT Family.

The decision shocked everyone then, and Mr Tang admitted there were frequent family disagreements over the deal. After six months of tiffs, Mr Tang decided to vacate the premises.

"Back then, I thought it was better to do it earlier so I have time to rebuild the business," he told TNP over a cup of kopi and kaya toast - Tong Ah's trademark.

Now, Tong Ah operates out of a nondescript space 50m across the street. In the evening, it turns into a zi char restaurant.

Business is finally back on track this year, but Mr Tang added quietly: "In the past, we were a close-knit community. Today, we still talk to regular customers, but it is just not the same any more."


SANITISED


Conversations at Tong Ah, which used to be loud and peppered with vulgarities, are now sanitised, thanks to the mix of the nearby office crowd and tourists.

But hints of Keong Saik Road's old-world charm remain.

Some temples that have been gazetted for conservation sit between high-end restaurants such as the Asian-French Meta.

A lesser-known part of the area is where athletic associations like Sim San Loke Hup Athletics Associationis located.

Its flags continue to fly high atop a shophouse, which is also home to an active senior citizen centre and a coffee shop popular among the elderly.

A handful of brothels - their trade marked by distinctive fluorescent white boxes and red lettering - operate discreetly on one end of the road, accessible by a side staircase.

Mr Lee, who conducts tours in the area in hopes of preserving what is left of its heritage, said: "I don't know if brothels are acceptable. I hope they disappear. But I have to say the place has lost some colour.

"I don't quite like a street that is full of eating places. There are many of such places in Singapore, so if you want to build some unique flavour on Keong Saik Road, you have to think along the lin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uch as getai or martial arts."


(A brothel with its distinctive white lightbox and red lettering.TNP PHOTO: GAVIN FOO)

He warned against over-urbanisation - once something is taken away, it is hard to replicate the experience two decades later, he said.

"Many things cannot be measured by economic value. Humans are great because we have that sentimental value," he added.

Mr Loh Lik Peng, the man behind Hotel 1929, says it is a pity Keong Saik has gentrified so quickly. But the founder of hospitality group Unlisted Collection called it the "inevitable march of progress".

Consumers have contributed hugely to this. "Without the traffic and the money they bring,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Mr Loh told TNP.

"You could argue it has been detrimental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area - if you really like its red-light past, that i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een a boon to local owners and businesses, who have seen increased traffic and activity."

He attributed the footfall to the "ready-made recipe" of forward-looking establishments housed in buildings that exude the old-world Singapore charm.

"You need both to have that magic the traveller is looking for," he said.

On the conservation front, the shophouses stand to gain too. Their increase in economic value means they are thoroughly restored and put to "good modern-day uses".

"Before this, the area had many rundown buildings that had not been properly looked after," Mr Loh pointed out.

What is critical for a gentrified like Keong Saik is managing the change - the displacement of original businesses, residents and users, said Dr Yeo Kang Shua, a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from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He said: "The question for us to ponder is how much change is enough?

"The newer businesses have brought about new users, locals and tourists alike, who enjoy the new amenities while soaking in the remaining ambience of the old street.

"Where is the balancing point? Where is the tipping point?"

Links

Friday, September 15, 2017

恭锡街 Keong Saik Road

从前的恭锡街


我十来岁的时候,跟父亲从水仙门越过吊桥头(哥里门桥),走到牛车水,越过水车街(Kreta Ayer Road),抵达恭锡路。

当时到恭锡路,父亲有两个去处,一是强华印务,老板冯福祺同样是“鹤山佬”,跟父亲工作的德盛印务所有业务来往;二是我称他为瀛伯,父亲和工友称他为“矮仔瀛”的排版员,后来自己在恭锡路的住家铸字卖字,这些铸字俗称“铅字”,有不同的尺寸。如今我们使用简洁快捷的数码印刷,这些传统的排版铸字行业被时代淘汰。不过我在马六甲鸡场街(Jonker Street)还可见到这类传统作业。

据说瀛伯年幼时读的是四书,对古文有深刻的认识,成为他们一群对古文字认识不多的工友的中文导师。瀛伯的妻子是我在水仙门同屋共住的邻居的结拜姐妹,逢过年过节都会登门到“大姐”家作客。瀛伯跟以蛋挞闻名的东兴茶室的老板方焯佳有亲属关系。


(同屋共住的邻居,前排手抱小孩旁的女子淑宜是瀛伯的千金)

恭锡路,我们更常称它为恭锡街。今天提起恭锡街,大家会想起小餐馆、特色旅店等时尚。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是著名的红灯区。门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是青楼妓院,寻花问柳的地方。

恭锡街也是当年有钱人收养情妇的地方,因此也是著名的二奶街。二奶是广东人叫的,现在叫“小三”。

战前这里有咖啡店、香烛店、火炭商、印刷馆、杂货零售店,当然少不了住家。居民买菜下厨,只需走过水车街(Kreta Ayer Road)来到牛车水,沙莪街、万拿街、戏院街、戏院横街、登婆街组成一个庞大的露天巴刹,晚间连同广合源街,转型为廉价的购物天堂。

恭锡街取名自陈恭锡(1850-190959岁)。他是个大富豪,在这一带有不少产业。

陈恭锡是一名马六甲土生华人,俗称峇峇,在槟城受教育,为本地贡献良多。他推崇教育和女权,在那个不平等的年代已经向往男女平等了。他受委为太平局绅,也就是华社的领导。新加坡成立保良局,他是第一任委员。保良局的目的是除暴安良,照顾受欺凌的女子和被逼良为娼的妓女。

陈恭锡跟陈若锦、李清渊合股成立了海峡轮船(Straits Steamship),1980年代才被Keppel Group收购。

街景拾趣


去年(2016年)接受文物局策展员叶舒瑜的邀请,参与文化遗产节的活动,跟在恭锡街成长的老街坊Charmaine 一起在恭锡街穿街走巷,为大家介绍恭锡街鲜为人知的一面。

Charmaine的母亲是妈姐的养女,从老妈姐手中接管恭锡街17号A的妓院,他们一家人则住在15号A,天井可以望过去隔邻的青楼。15和17号正好对着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温柔乡,来自三教九流的寻芳客在这个“三角地带”度过一个又一个温柔之夜。


(从恭锡街望过去,跟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Charmaine说蓝色的Hotel 81以前是出名的烟花地

妓院:上世纪60年代,牛车水的妓院搬迁到恭锡街,使到原本已经亮起红灯笼的大街如雨后春笋,成为远近驰名的红灯区。上世纪70年代高峰期,约两百名妓女在这里落户。市区重建计划下,妓院向市区边缘的芽笼搬迁,到了2003年只剩下十间妓院。烟花柳巷整装后,变成时尚一条街。行行走走间但觉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6A6B8号隔着一层白色非透明玻璃,行家说可能还是烟花之地。


(现在的恭锡街夜店,显然“逊色”许多)

三街坊:莺歌燕语并不只在恭锡街,当年的恭锡街、德霖街Teck Lim Road若全街(Jiak Chuan Road)合称三街坊,遍布夜间的温柔乡。

广东粥品:尼路(Neil Road)和恭锡街角落。典型广东鹤山粥,鱼腩粥、及第粥、皮蛋粥等都味道一流。以前新加坡有路边摊,这类特色粥品还可吃得到,1987年最后的路边摊迁入小贩中心,有些行家放弃当小贩,这类老口味就逐年减少了。广东粥的特色是火候,慢火熬粥一个多小时,米饭溶在粥水里,香滑可口。“掌门人”何先生除了卖粥外,业余时间继承父亲何启成的衣钵,担任鹤山会馆醒狮团的顾问。鹤山会馆的前身怡怡堂,由一班喜欢舞狮打拳的同乡人创建,有了醒狮团多年后才在战后成立会馆。鹤山狮继承佛山狮的技艺并加以改良,曾经声名大噪,被各大报章誉为新马狮王。

祥安:本地捞鱼生使用多一些配料如瓜因、荞头、萝卜丝、薄脆、花生碎、芝麻等,后来还用上酸梅酱和柚子,捞起来五颜六色一大盘,叫人垂涎三尺,胃口大增。过去买这些农历新年的鱼生配料,一般上都会到祥安购买,那是因为祥安老早就已经以一站式的经营方式做生意,货品齐全,价格大众化。此外,祥安也包办提供配料给酒楼餐馆,历久不衰。


(老早就已经以一站式经营的老字号“祥安”)

準提宫观音堂20世纪初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重建,準提宫从那儿搬来恭锡街落户。主神準提菩萨相传不嫁人。准提菩萨又名十八臂观音,清远飞霞山先天道奉拜,深受顺德妈姐欢迎,此习俗从顺德传到新加坡。妈姐进行梳起仪式时,跪在準提菩萨面前,由老妈姐边唱“梳起歌”边为年轻妈姐梳起。仪式结束后,大家高高兴兴到附近的酒家如首都、大华等摆“喜宴”,好像婚嫁一样,只是少了新郎。


(被列为受保留的準提宫观音堂)

中山会馆20B):我们普遍认为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的第一间会馆(1822年),同年成立的有应和会馆。两间会馆虽然一间属于台山人,一间属于嘉应五属,但都来自广东省。因此很可能那时候已经有不少广东人来到新加坡打拼,并成立了地缘组织,照顾同乡人。 根据中山会馆的会务资料,中山人(以前叫香山)早在1821年便已经成立香公司,1824年易名为香山公司,1879年香山会馆,1937年正式称为中山会馆。为了延续宗乡社团的功能,中山会馆成立了青年团,并组织回乡寻根等活动。


(外观颜色鲜艳的中山会馆与八和会馆)

八和会馆20A):1857年就创建了,可见当时已经有广东人看大戏了。早期称为梨园堂,旨在团结粤剧艺人。粤剧团体分八个堂号,例如兆和堂(小生),福和堂(花旦)等。八和取义“八堂和合,和衷共济”,期望各专业演员和睦共处,为人民服务。以前,尤其是1950年代省港的粤剧红伶来新加坡演戏,在八和会馆拜拜后,回去就身价倍增了。红线女、梁醒波、新马仔、薛觉先、汪明荃等人来新加坡登台演戏,都会先拜访八和会馆和在祖师爷前上香。八和会馆的主神为华光大帝。

禅山六合体育会85B):禅山就是佛山。专门教导周家拳。独立初期,武装部队还在酝酿中,李光耀为了鼓励年轻人当兵,在各武术馆发表演说,表示学武的人身体好,应该参加志愿军,保卫国家。


禅山六合体育会在恭锡街搭棚庆祝会庆。图片来源:NAS c.1960s

东亚:福州人的东亚咖啡店最出名的就是南洋早餐,加椰(kaya)曾经是东亚驰名的品牌。说起来吃面包喝咖啡并不是华人的传统。这份早餐是早年海南人跑船学来的。后来他们开咖啡店,将洋人的习俗发扬光大。现在的东亚的所在地也是以前祺利烧鸭的所在地祺利在后门(Duxton Plain)制作烧鸭,大红烧鸭高高挂,成为独特的风景线。祺利最后搬到Upper Paya Lebar,并以200万元将店面和独门秘方出售。
(东亚原址是恭锡街与德霖街交界处的地标,2014年转售。)


(搬迁后依旧在恭锡街落户的东亚,店面明显缩水了许多。此店曾经是祺利烧鸭的所在地。

夜香:恭锡街可看到旋转楼梯,后巷等。以前这里使用粪桶,承载着夜香,也叫“夜来香”。清晨挑粪夫收集夜香,使用旋转楼梯和后巷。有时粪桶过满,行走时夜香外泄,香味可想而知。因此这些后巷也叫“屎巷”。挑粪夫的工作没什么人喜欢做,因此过年过节都会给他们一个红包,感谢他们的贡献。

封路:以前庆中元会在街上演几天大戏,元宵节、会馆社团庆祝会庆都在街上搭棚摆酒。每逢碰到这些节庆,恭锡街都会封路,为平凡的生活增添色彩,大人小孩都很开心。如今即使元宵节关闭半小时,街坊都会投诉阻道,很不高兴。

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Temple (1925)


雀替尔人的印度寺庙,主神为甘尼纱(象神)。印度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9%。雀替尔人早在1820年已经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河畔、直落亚逸一带设立贷款业。在现代银行金融体系成型之前,他们已经进行放贷活动,借钱给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商人、印度商人、承包商、马来皇室等。


(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兴都庙)

也许您会觉得好奇,为什么马来皇室也要跟放贷者借钱。跟莱佛士签约的马来苏丹叫苏丹胡先,他好吃好赌,欠下一身债务。英国人每个月给他们的家用不够花,只好贷款来还债。

雀替尔人跟其他印度人一样,来新加坡赚钱,家眷都留在家乡。他们工作三几年就回去了。他们在本地设立估俚房,也就是宿舍。他们像华人和来自马来半岛各地的马来族群一样,交一点租金和互助金,照顾同乡人。


(信徒绕着庙堂顺时钟走108圈,就可以功德圆满了)

在更早的1947年之前,印度庙旁是出租人力车的大本营。战后取消人力车后,人力车才在街头上消失。上世纪70年代,庙宇旁还可看到印度人的“估俚房”(dormitory)和“妈妈店”。庙宇也庆祝大宝森节Thaipusam)的游神庆典。由于阻碍交通后来警方规定游行活动只局现在实龙岗的兴都庙到Tank Road的兴都庙这段路。

琵琶仔


琵琶仔擅长弹扬琴琵琶,卖艺卖唱,三首歌十元。一般上我们称扬琴和琵琶为传统中国乐器,其实扬琴来自波斯,琵琶来自胡人,也就是西域。

琵琶仔和阿姑多数来自广州,那些不是来自广州的也会跟广州拉上关系,例如由于家境贫寒,被卖到广州等。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广州是唯一对外的窗口,广州十三行等很早就已经出现,带动了商贸和青楼行业。James Francis Warren作了许多相关研究。

老人家表示战前琵琶仔馆很多,琵琶仔馆成为生意人公干应酬的场所。琵琶仔只在午夜过后才挑人客陪过夜。韩战后(1950年),琵琶仔馆“一楼二房一大厅”的格局改建成五六间小房的娼寮,可以接待更多寻欢客。

1992年,陈鸣鸾在口述历史中心访问了年轻时当过琵琶仔,当时已经70岁的何桂棉。详情可参考另一篇博文


(20世纪初的琵琶仔。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妈姐


妈姐梳着一条长辫子或挽髻,多数来自顺德,有些来自周边城镇如西樵、南海、东莞、鹤山、中山、番禺。她们沿袭着古老习俗,梳起不嫁,或者嫁人后不住在夫家。

丝业兴旺的时候,广东跟浙江一样,靠丝绸打造经济。顺德是丝绸之乡,也是广东省80%的经济来源。这些在缫丝厂工作的女工赚的钱比农村一家人还多,经济独立后开始逃避婚姻,梳起不嫁。

她们可能也受了一些传闻的影响,嫁人后会受到欺凌。当时流传的民谣“鸡公仔”: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抱甚艰难

192030年代缫丝业萧条,厂家纷纷倒闭,只好到南洋谋出路。由于这些女工早已成为农村一家的命脉,加上新加坡限制男性公民入境,只好由她们出洋赚钱养家,在殖民地官员、富贵人家当女佣。此外,也有些在青楼打杂,在公馆工作,或者当琵琶女的私人跟班。

洋人叫妈姐为ayah,后来叫amahamah是葡萄牙语,奶妈之意。妈姐不嫁人,没有奶,所以做不成奶妈。因此,amah可能是广东人叫的阿妈。

她们有好些都是来到新加坡才梳起。


(妈姐: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的风景线。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最热闹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妈姐成立七姐会,在“三街坊”拜七姐,同时展示手工艺品。妈姐不嫁人,但是却很热心安排七姐跟牛郎相会,这个习俗也是从家乡传过来的。


(拜七姐的七姐盘。图片来源:黄钰清)

妈姐之间也会结拜为金兰姐妹,那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契约,晚上同床入寝,形同夫妻。妈姐也会收养养女,俗称小妈姐,老来有所依靠。小妈姐的命运不一,有些长大后嫁人,侍奉老妈姐如亲生母亲,有些小妈姐被卖给大老板“开苞”,过后卖到青楼。

随着时代的演变,妈姐、琵琶仔都已经在新加坡街头消失了,恭锡街的老街坊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当下“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点评饮食店林立的恭锡街为亚洲必行之地,我倒觉得新加坡的饮食场所太多了,恭锡街跟其他的餐饮区无异,少了昔日的街头特色。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将妓院带回来恭锡街,但除了餐饮之外,或许可以考虑重塑其他曾经出现过的庶民文化:歌台、武术、民间习俗等。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