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30, 2018

医疗保险,谁是赢家?

医疗保险与附加险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长命,不过长命不表示健康,只是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都受到控制,延缓死亡。说得难听些,想死变得越来越难,想活也变得越来越费钱,医疗开支水涨船高。

20多年前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发现西方国家重福利,通过国家医保来支付看医生住院的费用。这笔保险费为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直接从薪水扣除。那些想要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的,可以自己另掏腰包,购买私人健保。

当时新加坡的医疗保险机制并不完善,我回国后曾经提出西方的医疗保险值得借鉴,不过当时的有关人士认为这将拖垮国家经济,只是一笑置之。随着人口增加,政府终于推出医疗保险,甚至可以购买全额附加险(full rider)。这么一来,住院的共同承担额(co-payment)和自付额(deduction)全免。投保人无论接受多少必要或无谓的治疗,都不需要自费分文,医疗费全由保险埋单。

叶伟强报道,我国390万名居民当中,有68%购买综合健保计划医疗保险(Integrated Shield Plan, 简称IP),额外购买附加险的有35%,当中绝大部分(29%)投保全额附加险,相等于超过110万人。[1]


(综合健保计划医疗保险,Integrated Shield Plan。图片来源:MOH网站 accessed 28 March 2018)

我没有数据来印证什么人购买了附加险,不过从所接触过的人士中,一般年长者认为终身健保(Medishield Life)相等于过去的健保双全(Medishield),每年从保健储蓄户口扣除保费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并不知道投保的那笔钱进入“公共池塘”(common pool),就好象从前社团会馆的互助金,也可以花在别人身上。

此外,一般年长者并不知道入院的话,必须先支付一笔1,500至3,000元不等的自付额,只有扣除了这笔款项后,才能够享受保险的好处,他们亦必须支付10%的共同承担额。

至于“非一般”年长者和较年轻的高收入群,他们会物尽其用,投保综合健保计划医疗保险之余,还会购买附加险,住院不需要支付一分钱。其中一个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 “8元开心论”:许文远部长只支付了8元动心脏手术,开心的向全民报佳音。


(自付额与共同承担额的医保模式。图片来源:MOH网站,accessed 28 March 2018)


医疗保险是否被有心之徒滥用?


我的岳父到中央医院动直肠癌手术,由于没有投保附加险,在所谓的建国一代配套的“优惠”下,最终在保健户口扣除了约1,000元。当时我为一家小型企业当工程合约顾问,该公司的老板投保了全额附加险,到莱佛士医院割痔疮,医生告诉他可以顺便做直肠检查,不需掏出一分钱。结果,割痔疮的费用为15,000元,至于检查直肠的费用,该老板没说,只是到处炫耀他的肛门有多娇贵。

隔了没多久,我的另一名朋友入住莱佛士医院割盲肠,费用也是15,000元,但同样不需掏腰包。她甚至自怨自艾,反正有保险埋单,竟然没趁机呆在医院,享受多几天帝王般的待遇。

虽然这类有附加险的保户索性吃到胀,如果没有医院医生的怂恿,也许就不会明目张胆的贪那么多小便宜了。

一般年长者动直肠癌手术实付1,000元;部长动心脏手术实付8元;老板老板娘到私人医院割痔疮、盲肠之类的小手术,账面15,000元但实付0元,天价由全民支付。当时我真觉得不可思议,只觉得一般人生病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那些保健年险无索偿的社会人士支撑了整个医疗制度,一些存心不良的医院、医生和病患则从中捞取不义之财,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吗?

现在有关当局终于开口,证明滥用保健年险的严重程度。2018年的国会财政预算案辩论中,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全额附加险投保者年纪较轻,照理应该比较健康,但他们在2016年的平均索赔医药费却更高。投保涵盖至私人医院保单的投保人当中,有附加险者的平均医药费高达9,975元,比没附加险者高出近六成。有一名全额附加险投保者一年内做了12次鼻内窥镜检查;还有痔疮或胃炎病患入院不到24小时就累积了25,000元医药费,因为病患做了皮肤科、眼科和骨科等多种扫描和检验。[2]

卫生部公布的痔疮费甚至远超过我之前在田野调查中所得知的数目!


害群之马


若要追踪,医疗开支还可以追踪至普通的药房。有良心的家庭医生自然不在话下,但也有好多利用建国一代卡、CHAS 卡等来多赚的。我的父亲的邻里有一家药房,推行建国一代卡之前与之后,他从腰包掏出的现金没有差别,同样为30多40元,药房却向政府领取额外补贴。后来父亲到较远的另一个邻里定期看医生,收费10元8块,有时候还免费。

据知有些邻里的医生推行至少35元的最低收费,因此拼命塞药凑足。

颜思群引述了英美的医疗开支:英国国家医疗体系(NHS)在2016/17的财政年度超支37亿英镑(约67亿新元)。美国采用私人医药保险制,但非但人民健康没有得到保障,医药费反而无限制上涨,达到人均9800美元左右。美国医药开支昂贵的最大原因是药剂开销,也就是说,制药商和保险公司联手“骗”了病患的钱,赚得盆满钵满。[3] 

人说医者父母心,这些例子则说明了害群之马中,人性贪婪的一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卫生经济学者David Morgan直言,在医疗保健的板块上,有许多无谓的花费,每10名病患中,至少有一人至少多花了13%至17%。至于为何如此,有些是刻意的,有些则由于体系的效率和知识不足。[4]

黄志发坦承自己也喜欢 “吃自助餐”,所以过去几年都规划出数百元来买附加险。花少钱买无忧,好过遇到事情入院时,突然掏出一大笔钱来埋单。现在舆论高涨痛陈厉害,以后自己就算“大吉利是”需进院后索偿,也肯定会有所避忌,免得成为推高医疗成本的帮凶。[5]

对生活拮据,必须“金金计较”的一般人而言,投保附加险是一笔额外的费用,他们宁可相信自己没大病。

拿得起的高收入人士同样“金金计较”,以小博大。以15,000元的住院医药费来打个比方,即使是将共同承担额定位10%或20%,那也不过是1,500至3,000元,他们绝对负担得起,没有道德的业者可以重施故技。更全面的医疗监督体制显得格外迫切。

主要参考资料
[1] 叶伟强,“IP新附加险保户须承担至少5%医疗费” ,《联合早报》2018年3月8日
[2] 叶伟强,“IP新附加险保户须承担至少5%医疗费” ,《联合早报》2018年3月8日
[3] 颜思群,“对健康不负责任 谁该买单?”,《联合早报·交流站》2018年3月24日
[4] Salma Khalik,“Experts highlight prevalence and cost of waste in healthcare expenditure”,The Straits Times, March 28, 2018
[5] 黄志发,“吃不饱也吃不好?”,《联合早报》201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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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27, 2018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五)

文章提供:海凡
图片提供:海凡


(五)“红光闪闪”的生活


下午我们直接到电台的发射机房参观。据说当年侧旁也设有岗哨,戒备挺森严的。因为发射等技术工作由中方人员操作,马方除了几位指定学习发射技术的成员得以进出,其他一般人,只在安排参观时才来过此地。张红兵日后回忆:“山洞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个个比人高,比人粗的大电子管,工作时红光闪闪。”

在发射机房前我们看到两个很坚固的四方门框,在各种不知名的杂树掩蔽下洞开着,看似正门的顶上,钉着一块牌子,由益阳东部新区管委会署名发布:温馨提示,防空洞设备已坏,请勿进入!告示牌子底下有一块长方形铁皮,四个碗口大的圆形,黑黝黝的十分显眼。和底下幽暗的门洞,即像开放,却又紧闭,把一段往事收纳在这里。

门洞里不甚宽敞,一条坑道向内延伸,上下左右都是坚固冰冷的水泥壁,虽然刚过正午,门洞外的阳光也只能趔趄地稍稍跨入几步,愈进愈稀。我们没有准备手电筒,阴暗潮霉当头罩下,顿时感到气窒。我望见坑道前方有一道厚重的门从门框脱落,斜斜的卡着,好像随时就要掉落。更前方是深不可测的阴森。想起洞口高挂的提示,我们自觉止步。就这道门,卡在了一段历史的隘口。


(曾经安置了两台发射机的坑道,就这道门,卡在了一段历史的隘口)

曾阅读过资料,在约四十米长的主坑道进向右侧,有发射机室两间,柴油机室一间,主辅坑道总长约一百五十米。 当时“地道内安装了两台发射机,每台25千瓦,两台共50千瓦。输电压10万多伏特。平时我们只使用一台发射机工作,另一台发射机是做后备,发生故障时才使用。我们的发射机是用益阳县火力发电站的电力启动的。中国方面考虑得非常周到,因为若火力发电站发生故障,就会阻碍正常的广播,所以以防万一,地道内也安装了两台柴油发电机,每台250马力,共500马力,一旦外部的火力发电站电力供应中断,洞内的柴油发电机便立即开动、发电,供发射机不间断正常运作。”(阿成著《一路艰辛向前走》第141——142页 )

 我们分别进去,稍事停留即退出。虽然身在现场,但坚壁无语,对着黑洞般的黝黯,一切在这里发生过的操作的细节,都只能依靠想象。

发射机房前面不远是水库,顺着水库岸边的小路向水坝走去,不远处原来是发射天线场,那是一大片高高耸立的天线网,发射塔高九十四米,高过十层楼,面向南方,一早一晚发出的电波,不但覆盖整个东南亚,就连欧洲都接收到。

当然,天线塔也早已经被拆除了,不留一丝痕迹。只有水坝里的水依旧青绿。我们从窄仄狭隘的坑道里出来,站在蓝天下绿水旁,都不觉感到一种释放的轻快,纷纷找角度留影。

我却在水坝的乱石堆中,发现几枚花纹别致的小石块,弯腰捡了收进背包里。


进入马共电台人员的生活区


691基地范围最大的要数生活区。

生活永远都是重点之一,只有安顿好生活才能顾及其余。即便我们在雨林里打游击,行军野营,生活流荡,但一歇下来,巡山、哨务和厨房事务总是同步进行的。更不用说这里了,一个获得中国大力支援的,如此重要的宣传基地。生活区的范围,就占整个691基地最大的比例。

生活区还划分为两个部分,进入大门右侧先是中方技术、后勤人员及家属的生活区,沿着缓坡上去才进入马共电台人员的生活区。

“那里的生活很单调。每天就是在固定的时间上班,吃饭和休息,娱乐休闲活动并不多。一早起身后,吃了早餐就去电台上班。11时30分就是吃午餐的时间。伙食全由中国人包办,不必我们操心。我们只管我们的电台广播,中国人负责电台的发射、操作和一切技术上的事务,他们也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事务。 


(691基地的水库,波光潋滟)

马共人员和中国人员分成两个部分,住在两个区。双方人员不准往来,不准聊天,必须严格遵守。两个生活区的人各做各的事。有一道大门隔开两个区。一进大门,就是我们马共人员的天地。门外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区。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有一连军队驻守电台,一方面是不准外人进入电台区,另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安全。”(郑昭贤著《李明口述历史》第96页。 )

工作之余,他们除了阅读,玩乐器,搞歌咏,也集体观赏电视电影。文革期间主要看样板戏,以及《春苗》,《闪闪的红星》等。文革后选择多了,一大批中文配音的外国电影,如《巴黎圣母院》,《复活》, 反映吉普赛人生活的《大蓬车》,《红舞鞋》,《未来世界》,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城市之光》等等,很受同志们欢迎。

运动主要就是打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在水库附近的稻田里,中方还特地为他们建造了一个25米 乘50米的国际比赛标准型游泳池,提供同志们游泳健身。周力(金枝芒 )因患有心脏病,一开始就以游泳健身。这个泳池还没建成,他已在中国同志的陪同下在水库里游泳了 。

在四方山的年月,中国同志还安排他们外出旅游了四次。去过延安、大寨、石家庄等革命圣地;瞻仰过張思德牺牲的地方,拜祭了白求恩的墓地,也见到陈永贵,郭凤莲这些风云人物;还去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地华清池;探访刘胡兰的故乡,和她的老妈妈拍了照。去过王进喜、雷锋这些英雄人物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参观过“南京路上好八连”。四次旅游基本上都是“红色之旅”。

(在691期间,陈田和李明探访刘胡兰故乡。图片引自郑昭贤著《李明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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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3, 2018

跟1819会面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8年3月1日

半个世纪前上小学历史课,认识了莱佛士这个名字。原来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掀开了本地近代史的篇章。

莱佛士前后只在新加坡逗留了十个月,但芳名无处不在,学校、酒店、广场、商场、博物馆、图书馆都以他命名;莱佛士塑像甚至闹双胞,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加坡河畔。他的妻子与妹夫也有纪念性的苏菲雅山和富林街(Flint street)。


(苏菲雅山上受保留的殖民地时代建筑)

几乎被遗忘的是“战友”威廉·法夸尔。法夸尔在本地市容销声匿迹,中央医院的所在地法夸尔山易名了,陈桂兰街与梧槽路之间的法夸尔街在兴建武吉士地铁站的时候也消失了。不过,可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看到他的一些收藏品


奠基者的争议


成王败寇乃游戏规则。但对于法夸尔被“除名”,我始终有些好奇。

法夸尔接受莱佛士的聘约,从代替荷兰管辖了15年的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当驻扎官。莱佛士理想中的新加坡是个以道德持家的自由港,不准许鸦片、赌博与奴隶交易。法夸尔在任那四年,人口增长了10倍,造桥建路都用到钱,却得不到东家的资助,只好通过“非法”交易来筹集资金。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莱佛士回到新加坡,觉得市容乱糟糟,保留给政府行政机关的地段竟然出现民宅与货仓。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最终以法夸尔跟当地人交往过度密切为由,炒了法夸尔鱿鱼。

《阿都拉传》通过马来文官的双眼,认为莱佛士和法夸尔两个大好人摆在同一个平面上,竟然会正正得负,或许是莱佛士的性格所使然。


(威廉·法夸尔肖像。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824年,法夸尔回到苏格兰后,写了一份自辩书给东印度公司,指明设立新加坡这个基地是他的建议,新加坡也是在他的管理下日趋成熟的,董事部应该尊重他开辟新加坡的热忱。

莱佛士反驳,认为法夸尔 “完全无法负起管理新加坡的重要责任”。最后,东印度公司将开辟新加坡的功绩归于莱佛士。

不过,东印度公司对小小新加坡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列出多年来的财务清单,向被脑瘤缠身的莱佛士追讨连本带利共两万多英镑。莱佛士回到英国两年后(1826年)便逝世了,遗孀苏菲雅最终跟东印度公司一人一半,结束这场宾主关系。


探寻莱佛士与法夸尔


莱佛士于1824年4月乘帆船回英国,8月在西南部的普利茅斯(Plymouth)靠岸。莱佛士的纪念碑(1832年立)则安置在伦敦西敏寺教堂内,跟英国王族、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三千多名杰出人士排排坐。铭文肯定了他创建新加坡贸易站,以及较早前管理爪哇和苏门答腊地区的贡献。

参观过西敏寺后,我从伦敦乘坐高速火车,3个多小时后抵达普利茅斯这座怡人的海港城市。

建在石灰岩上红白相间的灯塔是海港的老地标之一。两个世纪前的导航系统并不发达,漫漫长夜中灯塔的一点亮光,为船员带来几许信心与勇气。尤其是在茫茫大海中川行多时,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着陆的心情不言而喻。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

法夸尔的墓碑则安置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伯斯(Perth),名为“Greyfraiars Burial Ground”的古老墓园里。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发,车程约一个小时。

1839年法夸尔入土为安,墓志铭写道:“他生命中富有价值的20年期间,被任命为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外,他亦受委为马六甲和新加坡的驻扎官。由他奠基的新加坡后来发展为殖民地。”可见多年来,“新加坡奠基者”始终是法夸尔放不下的憾事。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安置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伯斯)


卡里门与新加坡


新加坡是谁的乳酪?

我虽然没经历过十九世纪初那场老死不相往来的纷争,但穿梭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幕昔日幻景,心头免不了一阵触动。

莱佛士开拓贸易站之前,法夸尔已经向长官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基地。他心仪的是卡里门(Karimun)。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门已经是海上坐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卡里门于1956年归印尼所有,总面积约新加坡的一半。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莱佛士则借鉴于前人的记载,锁定了新加坡这颗昔日明珠。的确,短短数年间,新加坡已经超越了另一个英国殖民地槟城,迅速发展成为皇冠上耀眼的宝石。

毋容置疑的,英国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缺口,扩充自身的势力,并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若当时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经验,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

新加坡发展起来,除了促成与中国清朝之间的商贸之外,亦成为清末广东福建两大省先民下南洋,赚钱后回馈祖国的主要线路。这也算是多年以后的一带一路的前奏吧?

两个世纪来,新加坡从1000名居民发展到500多万常住人口,出现过投入时代洪流的知名人士,以及不曾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相信是莱佛士与法夸尔无法想象的。这些历史过客都确保了这块土地江山不老,绿水长流。他们都为现代新加坡奠下了稳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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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20, 2018

正确认识精神分裂症

作者:郭兆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交流站》2018年3月9日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最近电视台播了一部电视剧《心 情》,内容与精神病有关。法庭最近也审理了一起精神病人误杀养父的案子,法官斥责被告明知病发还故意不吃药,导致悲剧发生。我有一个亲人也患有精神分裂症,这里谈谈我所知,并提一些看法。

精神分裂症会产生幻觉和幻听,一些病人会抗拒吃药,他们认为自己没病或认为病好了,无须吃药。看待这类病患,我们不能以对待发烧感冒的病人般来处理——先劝说,不听再骂。别以为病人是故意作对,向病人施压的结果,可能把彼此的关系搞僵。

我这个亲人10多年来不吃药,她丈夫每天得偷偷把药放进饮料中让她服用。直到去年9月进院做了九次电疗后,在12月突然想法出现大转变,现在每天自己会按时服药,但是病情也没什么好转。她病发时,曾连续七天不吃东西只喝水,还曾在四个月里只喝美禄而不吃固体食物,体重减了10公斤;那时她还有工作。因此,精神病人的一些行为并非普通人所能想象的。

我们有时会在公共场所看到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其实这个人是看到有人在与自己谈话。有时我们还会看到全身赤裸的人四处走动,不是他们不懂羞耻,而是病患感觉身上被很多东西缠住,脱掉衣服好丢掉这些东西。

大家看到这种情况时,切勿用手机拍视频,然后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试想想,有一天病人康复了,无意中看到那视频,内心岂不是要受到打击吗?另外,对病人家属来说,家里有个精神病人已经很不幸,不应再因这些视频而受到伤害。

目前,我们的社会还存在歧视精神病人的现象,导致病患的家属碍于面子,特意掩饰也不积极求助。本地有一些组织如看护者联盟(Caregivers Alliance),会定期为看护者开办课程,病患家属可以通过这些课程掌握与精神病相关的知识,还可以和其他看护者互通信息,交流经验,这总好过自己孤军作战。

卫生部可以联合有关组织,举办一些活动及通过报章,教育公众如何正确对待精神病人。病患家属也应积极寻求协助,学习如何照顾病患及与病患相处,避免发生悲剧。

癌症病人不接受治疗,死的是自己;精神病患者治疗不当,死的极可能是家人。另外,报章在刊登自杀新闻时,都会刊登一些援人组织的电话号码,希望以后报章在刊登有关精神病的报道时,也刊登一些协助精神病患家属的组织的电话号码。

我要向卫生部反映两件事,一是为什么心理卫生学院没有自己的救护车?要送那些不愿去看病住院的病人,只能召私人救护车,一趟从250元至350元不等,价格绝非“负担得起”;另一种做法是卫生部给予一些津贴。这昂贵的车费也是我那亲人喝了四个月美禄后才送院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劝她搭德士去医院接受治疗。二是心理卫生学院的C级病房虽然价格低,但冲凉房不设隔间,病人洗澡时大家赤裸相看,毫无隐私,这不是每个人(尤其是女性)可以接受的,希望能改善。[1]


原作者郭兆树的补充内容



发病前的症状


精神分裂症和精神錯乱的病患发病之前通常会有些征兆,我听过一个讲座,医生提到几点:

(1) 疑神疑鬼,怀疑有人盯住或要害自己。
(2) 整个人無精打采,大部份时间就想睡觉;不喜欢社交活动。
(3) 胡乱买东西。
(4) 有时候会觉得头很痛。

上述情况在我的亲人的发病初期都出现过,后来严重到觉得报章上的文章内容竟然发生在她的生话上,甚至未卜先知; 她下班回家后看报纸,发现报道竟然是她今天在工厂所碰到的。有一天早上,她“看到”墙壁上的电线紊乱,拿着螺丝起 子去拆,到了这地步只能召救护车強行把她捉去医院。

接受第一次治疗后(只住院两星期),四年里情况受到控制,还能去工作。不过最终病情发作,住院十天左右,出院后继续工作。2015年底病情又发作,2016至2017这两年内一共入院治疗三次,短则一个半月,长則两个多月,目前赋闲在家。医生说药物对她已起不了作用,看来那些幻觉、幻听要伴着她的下半辈子了。


(她产生幻觉,看到很多怪物在眼前飘浮, 吓到用被盖着头)


幻觉和幻听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和幻听的内容是我们无法想像的。譬如有一 回她正在吃饭,突然觉得有一男一女在她面前大声说话,骚扰到她,她大声趕他们走,但是趕不走。她迁怒于我,说我让这两人进屋子里来。有一回她在炒菜,我经过她身边,她无端端地责怪我把脏东西丢进锅里,愤怒的把整锅菜倒掉。从前年到去年的一年期间, 她觉得牙齿有问题不能刷,所以整年都没有刷牙。

2016年底某一晚我正在兼职,她来电说她现在处境很危险,等人来救命,不过已经有一个人会来救她, 但这个人找不到她住的这层楼,她发觉所住的这层楼已经消失了 ,要我趕快来救她。目前,她有时还会脱光衣服在家里走来走去, 说身上有很多微生物;或脱光衣服躺在床上,说医生正在为她治病。


《心 情》与抉择的心情


电视剧《心 情》把几种精神病的病况呈现给观众, 让观众了解各种精神病。尤其是最后几集強调治疗与持续吃药, 发出了正面讯息。 不过有一点偏差的,就是剧中的病患者都向私人精神病医生求医, 完全没提到“心理卫生学院”(IMH),这与现实不符。

 这里顺便谈谈私人医生与政府医院的不同:首先是收费, 坊间有名的洪医生于三年前的问诊费为每分钟$7,药物费用完全沒有政府津贴,不晓得現在有调整吗?在政府医院,诊费与药物都有津贴,低收入家庭还可通过医药社工申请全免。 IMH拥有庞大的支援队伍,如果病人出院后情况不稳定, 医院会派人前来探访,了解情况,这是私人医生所做不到的。不过,在与病患的沟通交流的环节上,私人医生比政府医生强多了。


(与我同行,消灭歧视 Walk with us, stamp out stigma)

《心 情》的结尾是欢喜收场, 男生不介意女精神分裂症患者而执意与她交往。 我以过来人的经验,最好不要与那位女生结婚。 我不是歧视精神病患者, 而是她极可能成为你的负担而改变了日后漫长的生活。精神分裂症是不容易治愈的病症,而且复发机率高。据我看到的情况,精神分裂症病患者的病症遗传给下一代的机率不低, 绝非电视剧中所说的15%。 如果所交往的对象曾经患过轻微的精神病,如恋物癖,強迫症等, 问题不大,这些病可以根治,但如果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的忠告还是离开算了。


精神分裂症是否有潜伏期?


我想以一个例子来说明精神病的潜伏期。几年前我在武吉巴督第505座组屋居住, 二楼有户人家,男主人六十岁左右,生了一女二男,与邻居互有来往。 他的长子有轻微的精神病,俗称有一点“笑”,工作断断续续;长子娶的老婆病况比他还严重,对着陌生人儍笑。 

有一天男主人的小儿子在楼下遇到我,说最近被老爸搞得很头痛; 晚上自言自语,又跑到楼下的药材店捣乱,搞到人家报警。后来还是把老爸送去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 最后通过议员写伩,送去疗养院。我偶而向他的小儿子查询情况, 获知他老爸在疗养院要打人,院方正在安排将他转送到IMH。 

我搬离那儿后偶有回去,听街坊说那小儿子也不正常了。 到了这地步我们才发觉原来那位男主人有精神病,他先传给大儿子, 然后才小儿子。在他六十多岁发病之前, 是一个看起来完全正常的人,我认识他七八年, 言语上根本感觉不到他有问题。为什么到了晚年才发作?在精神病学上是不是真的有潜伏期?若有,那结婚时完全不知道伴侣有精神病,一切只好靠苍天了。


了解精神疾病,建立情感账户


关于精神病,新明日报时有跟进报道。

本地歌手李慧玲虽然拥有辅导硕士学位,但因情伤患上忧郁症,一度不能接受自己需要辅导,萌起轻生的念头。

还好,她有八名好友轮流陪伴,即使是半夜三更,需要有人陪伴时都会有人赶到,在家人与朋友的协助下,终于走出低谷。


(新明日报,2017年10月6日)

脑神经科博士李颖盈一向来好好的,突然间“急性精神错乱症”发作,举止变得怪异,朋友网购手机寄到她的家,她却以为朋友盗用她的身份证来躲避官司;家人带她就医,她却认为要带去让法官判罪;修博士课程时以为有人要诬陷她假造实验数据等。还好她接受治疗并逐渐康复。

本地精神病专科医生透露,每一百人中会有一人患上精神分裂症,若有直属亲人患上此病,患病率会增加约10倍。


(新明日报,2017年5月28日)

根据洪永元医生的说法,常鼓励病患出去走走,多做点事,让他们觉得有成就感,病患的情感账户(Emotional Bank Account)就会增加,人会看到希望并累积正能量。


(建立个人的情感账户)

若想要进一步了解精神疾病与心理健康问题,为家人与朋友提供更好的照顾,不妨考虑参加 Caregivers Alliance 免费为照顾者提供的互助培训课程,让大家有机会分享经验并从中学习。

最后要强调的是,精神病患者除了服药,亲人朋友的关怀起了一半的作用,就像李慧玲与李颖盈康复的个例一样。多年来,我到IMH探访亲人,遇见过两位長期住院的病患:一位是大约40岁的印度妇女,丈夫与她离婚,家人也不理她,在IMH住了三年多;另一位是中年华族女子,住了两年,同样家人不照顾她。亲人抛弃了病患是最可悲的,失去了最亲密的支援,病患康复的道路将会格外漫长。


[1] IMH于3月13日给予原作者反馈,澄清已经提升C级病房洗澡间的水平,如今都设了隔间,也有帘布可以拉上,有一定隐私。IMH亦表示救护车的费用可以向医院某部门提出申请协助。这十多年来作者常向医院职员提过帮补救护车的费用,IMH都没说过有这样的服务。

Friday, March 16, 2018

当林文庆与鲁迅相遇 --- 参观厦门大学的感想

厦大文物馆的“政治气候”


当历史与政治相遇,会有什么后果?或许就是“政治历史”?

中国历代皇朝都是当政者为前朝写历史,或许这是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方式,摆脱了时代的包袱,能够更客观地撰写文献?

2017年10月,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导览员王东印的安排下,参观了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校园)

1921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创办厦门大学,蔡元培推荐时任教育部参事邓萃英当厦大校长。张亚群与章开沅的《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显示,邓萃英只在厦大挂名,并没真正上任,陈嘉庚对此挂名方式十分不满。[1]

根据《陈嘉庚新传》,邓萃英在上海接受聘约后,以向教育部复命为由,启程回北京,竟然接任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职位。他主观上想把北京高师和厦大都做好,但他的社会基础在北京,以北京高师为主,厦大为次,陈嘉庚无法容忍,接受了邓萃英的辞呈。[2]

当时孙中山邀请林文庆回国搞外交。林文庆向孙中山请示获准,促成林文庆转换跑道,出任厦大校长。16年后,陈嘉庚的事业一落千丈,厦大经费拮据,办不下去了,交由政府接管。林文庆回到新加坡。


(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林文庆是尊孔派,他的“复古”作风,受到厦大激进派学生的排斥。他们认为校长思想迂腐,甚至掀起学潮,要求林文庆下台。

钟志邦的《从南大到北大---讲不完的故事》提到,陈嘉庚事业的辉煌期,注资厦大不是问题,于是支持林文庆倡导国学,筹办国学院。北京方面,当时政治环境恶劣,北大连发薪都有问题,二十多名学者如鲁迅、林语堂等都被厦大双倍薪金所吸引,千里迢迢的南下到厦大。鲁迅任教期间(1926年),受邀在孔子纪念周会上演讲,内容不谈儒学,却强调学生必须救国,勇于改革社会,“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不久后,鲁迅跟校长闹翻,拂袖而去了。[3]

《陈嘉庚新传》则指出1926年12月,陈嘉庚实业出现亏损,减少学校经费,国学院受到影响,鲁迅十分气愤,提出辞职,12月31日结束关系。当时林文庆还为鲁迅饯行。[4]


(厦大文物馆对鲁迅的重视)


(厦大激进派学生认为校长尊孔的思想迂腐,掀起倒校长的学潮)

参观厦大文物馆,感染到一股强烈的“政治气候”,显然“时代的包袱”并没有解除。首先“安排”了“挂名校长”邓萃英为第一任校长,对林文庆这位16年“第二任校长”只作“限量版”简介;其次大篇幅报道只在厦大逗留了约四个月光景的鲁迅,并结合了大篇幅的学潮与革命斗争,厦大成为红色革命的摇篮。

此外,陈嘉庚和林文庆为厦大的发展耗尽家产与毕生心血,中共强制瓦解这些高等院校的完整办学体系亦未提及。譬如:

- 1951年,工学院航空系被撤销,纳入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

- 1952年,饮誉海内外的海洋系被撤销,归入青岛海洋学院。

- 1953年,工学院的土木、电机、机械系及土木专修科被撤销,并入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和华东水利学院。

- 1953年,法律系和企业管理系被取消,纳入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

- 1954年,教育学系被取消,并入福州的福建师范学院。

最后,会计学系、统计学系、财政金融学系、国际贸易学系都取消了。至此,原有的文理工法商五大学院全被撤销。福建全省唯一的培养高级工科人才的学院不存在了,使到福建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5]


(林文庆简介)

此一时,彼一时。新加坡历史上,林文庆乃出类拔萃的人物。上世纪70年代,文团则掀起学习鲁迅思想的热潮。今天问学生,他们懂得文庆路Boon Keng MRT,至于鲁迅则闻所未闻。


(红色革命)


林文庆与康有为


林文庆推崇国学,跟提倡儒学的保皇派人士康有为心有灵犀。1900年2月2日,康有为在本地维新派人士邱菽园的协助下来到新加坡避难。他先在新加坡河畔邱菽园的寓所“客云庐”留宿,隔天林文庆登门造访,表示清廷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不能久留。总督瑞天咸(Swettenham)落实英国反慈禧的政策,设下金蝉脱壳计,安排康有为登上英国轮船,然后在半途潜返回新,最后住在林文庆家里。 这段往事记载在李元瑾的文字里:[6]
林文庆对1900年潜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也负起了保护的义务。康有为抵达后,林文庆就成了他与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的中间人物。2月2里,林文庆写给瑞天咸的信中提醒不可向报界透露康氏的行踪,2月3日,华民护卫司和林文庆奉命到勿基邱家拜访康有为,告以情势危急,愿意协助他迁移,当追杀消息白热化时,瑞天咸设下“金蝉脱壳”妙计,在林文庆的导演下,康有为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轮船,佯装远赴欧洲,实则半途偷偷回返,住进汤申路恒春园,3月26日,康有为再度迁居,搬到林文庆家中,住了半个月。在新加坡,林文庆对康有为的恩义,恐怕仅次于邱菽园。

林文庆与奉纳金


或许对中方而言,林文庆在日据时期蒙上“汉奸”之罪,可能是另一“避嫌”的考量点。李恩涵的考实记载了这段“赎命史”:[7]
1942年四月中旬,新加坡沦陷后两个月,在渡边渡主持下草拟了“华侨工作实施要领”:
1. 对于不合作的华侨应以一贯的坚决的手段,包括没收财产与驱逐出境等对待之。惟对于全心全力与日本当局合作的华侨,则应适当地允许他们和平舒适地生活下去; 
2. 为减轻日本发展南方地区(即南洋)的重负,华侨商业可予以主动经营权;惟与华侨相比较,马来人与印度人也不应给予歧视性的待遇; 
3. 在重庆国民党政府被击败之后,马来亚华侨才可在该地区担任积极的角色; 
4. 华侨社会应估出马币五千万元,以为马来亚军政支出之用,以作为该区华侨过去支持抗日的重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惩罚手段。
渡边渡曾参与中国东北与华北情报工作、南京大屠杀等,了解华人民族性的优缺点。他勒索华侨五千万元奉纳金,目的在于支付占领新马军政的庞大开支,并缓和通货膨胀的步伐,正式名义则为“华侨赎命钱”。勒索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已经72岁的华社著名领袖林文庆,出来组织“华侨协会”。

林文庆因家中藏了重庆南洋视察团团长吴铁城的纪念像及蒋介石嘉勉他捐款的旌功状,1942年2月25日被宪兵逮捕,随时可能被枪毙;他的妻子殷碧霞被罚在烈日下跪了四个小时,遭受各种侮辱。战前在新加坡从事情报工作的筱琦护为林文庆求情,保住性命。

2月27日,林文庆被令到翠兰岗吾庐俱乐部报到,当时被扣押在俱乐部的侨领有四十人,包括李俊承、陈延谦、陈六使、李伟南、杨瓒文、邵逸夫、邵仁枚等。数日间,被拘禁的侨领达到二百四十人。

3月3日,昭南岛华侨协会成立,林文庆担任会长,第一项工作就是筹集五千万元,献财赎命。

战前马来亚(包括东马)的发行货币为二亿二千万元,投降前英国人在新加坡焚毁了一亿元,市面流通的货币少了一半。五千万元等于剩余的货币的一半,分散在民间,筹集何等容易?

4月20日,献金时限到了,林文庆与军政局会面,哭泣着说:“如果我们需要死,那我们就死吧!但我要指出,政府在征集这一献金所采取的方式,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此先例的。”

最后,华侨协会以年利率6%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东京银行)贷款2125万元。

6月25日,由林文庆将五千万元奉纳金呈交给山下奉文。林文庆在典礼上献辞,第一句为“我等过去为英国人的‘傀儡’”(原本为‘走狗’),读完全文后当场晕倒。紧接着,由山下奉文对这群华侨协会领袖训话一个小时。
五千万元如何分配呢?
1. 五百万元作为军政部的附加基金 
2. 三百万元作为研究当地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经费 
3. 一千万元作为建筑公路、海港与桥梁 
4. 三百万元作为设立南方特别学校(训练间谍的学校) 
5. 一千万元作为发行建设公债基金 
6. 六百万元作为开办银行基金 
7. 一千五百万元归入日本国库。

参考资料
[1] 张亚群,章开沅,《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ISBN 978-7-5328-6275-7。
[2]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2003),ISBN 981-4139-02-5。75-83页。
[3] 钟志邦,《从南大到北大---讲不完的故事》(玲子传媒,2016)。ISBN 978-981-4671-71-2。 400-401页。
[4]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2003),ISBN 981-4139-02-5。111-112页。

[5]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2003),ISBN 981-4139-02-5。333-335页。
[6]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ISBN: 978-1-879771-50-5。126-127页。
[7] 李恩涵,“一九四二年初日本军占领星洲‘检证’之役考实”,《南洋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卷第一、二期)(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年3月)。8-12页。

相关链接

Tuesday, March 13, 2018

越洋人的缤纷乡情

2018年3月18日下午3时,国家图书馆16楼(The Pod)。

水木作坊出版社将与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联办新书发布会兼戏剧小品。

李国樑的《大眼鸡·越洋人》,回述新加坡这个下南洋的集散地,通过近代新中两地大环境的变化与民间记忆来回眸来时路。

洪毅瀚的《乡情祠韵》,记录芽笼17巷由砖窑和窑工创设的万山福德祠的社会功能,分享本土丰富的历史与民俗文化底蕴。

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的戏剧小品《七家房客闹星洲》,以半个世纪前一群同在屋檐下的各籍贯移民为题材,虽然鸡同鸭讲,却是温情满人间。

由于国家图书馆16楼有承重的安全考量,必须控制人数,请点击此链接报名:

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2/e/event-76621385

(越洋人的缤纷乡情,国家图书馆设计)


简介


《大眼鸡·越洋人》

清朝雍正年间,规定各省的船只必须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自此,下南洋的福建船涂上青色,广东船(包括潮州)涂上红色,船头画上眼睛好认路回家。广东人称这些红头船为“大眼鸡”。


(大眼鸡·越洋人)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直辖殖民地,下南洋的集散地,也是这个区域最发达繁荣的海港城市。许多当代的研究报告与文艺创作通过中国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年代,《大眼鸡·越洋人》的着墨点则是通过新加坡的大环境与民间记忆来回眸来时路。本书相关内容已用于新创建的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任重道远馆)和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本书为联合早报书选2017入选书籍之一。

作者李国樑,原为专业的特许船舶工程师,人到中年后告别任职多年的工程领域,投入民间文史工作,并通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博客、传统媒体等平台结交同好。出版的其他单行本有《广东妈姐》、《这里是新加坡》系列、《奔向黎明》。

《乡情祠韵》

位于芽笼17巷的万山福德祠外观朴素,乍看似一座地方小庙,殊不知它是加冷地区的一座历史地标,见证新加坡早年工业史的兴衰。由早年砖窑和窑工创设的福德祠,是以广东四邑人为主,早已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沙冈村的社区中心,在当地负起信仰、教育等社会功能。经历了百余年沧桑的万山福德祠依然岿然屹立,不过城市发展的脚步日渐逼近,庙宇能否在原址保留还是个未知数。《乡情祠韵》记录了福德祠这段渐渐被人忘却的历史、以及其宗教和民俗文化,如火龙表演,土地诞庆祝等活动,借此让更多人认识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乡情祠韵)

作者洪毅瀚,正业是工程师,业余从事本土及东南亚华社历史与文化研究,范围包括本地庙宇、华社义山等;并参与庙宇和坟山的导览活动,曾在报章、会馆刊物和网上发表文章,并撰写与编辑数本书籍。

《渔光曲》吴书玉独唱(新加坡艺术之家,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

《大家唱》刘健茂手风琴伴奏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

约半个世纪前新加坡的某个角落,住着一群各籍贯的移民。他们同在屋檐下,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沟通,虽然鸡同鸭讲,却是温情满人间。

《七家房客》由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

监制:黄坤浩
编导:蔡美娥
演员:颜煜纹, 杨美兰, 黄慧敏, 熊桂英, 陈诗海, 李丽媚, 黄瑞燕, 张僖栾


(《七家房客》剧照)

Friday, March 09, 2018

加东文化之旅 Katong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1期,总期131期。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

Summary

The Katong's peranakan culture was revitalised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Near the junction of East Coast Road and Joo Chiat Road, two peranakan shophouses Rumah Bebe and Kim Choo Kueh Chang stand beside each other. The Rumah Bebe story begins with nyonya Bebe Seet. She was encouraged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Peranakan art of beading slippers (kasut manek). In the good old days, young nyonyas were skilful in beading their own footwear. However,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eading became a dying craft. Bebe researched the history of beading done by the nyonyas of the past and started holding classes for those who are equally passionate about the craft.

Edmond, the great grandson of Kim Choo, told us that Kim Choo came from Malacca. She learned the skill of making Nyonya rice dumplings from her mother.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she set up a Nyonya Chang stall outside their house on Joo Chiat Place under a banyan tree. Kim Choo Kueh Chang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then.

The Nyonya delicacy 9-layer kueh lapis is probably one of a kids’ many favourites and are still treasured by many adults today. The most classic way of eating this kueh is by peeling it layer by layer. The multiple colours are from natural sources such as pandan leaves and blue pea flowers. The kueh lapis is steamed layer by layer. It requires passion and patience which our elders were blessed with back then when the pace of life was slower. We have since advanced so much but we should also spare the time to chew at our past and pause to think about our sense and purpose.

2017年11月4日,宗乡总会主办的郊游日,我们四位博物馆义务导览员跟90人的团队一起穿街走巷,来到加东这个“土生华人区”。

加东(katong)的意思是海滩的波纹,可见过去这里碧海秋波,是个罗曼蒂克的好地方。至于加东有多大?民间的共识是从加东公园(Katong Park)到实乞纳路(Siglap Road),南北以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与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为界。

加东距离东海岸公园约一公里,但是半个世纪前,加东就座落在海边,宏伟的郊外别墅,名人故居夜夜笙歌,简朴的马来甘榜,华人的渔舟唱晚,打造着悠闲生活的风情。九皇爷诞辰到了,巴耶里峇葱茅园的信徒浩浩荡荡,游行到加东海边迎神送神。周末假日,年轻人相约到这儿野餐游泳,为加东增添热闹的气氛。加东的东海岸路(East Coast Road)是海岸最佳的见证。


(上世纪50年代,每逢周末假日,年轻人相约到加东野餐游泳)

东海岸路上有独立式的加东奥迪安戏院,乐斯戏院和丽宫戏院,为附近居民提供大众娱乐。上世纪90年代初费玉清来新加坡登台,丽宫戏院就是小哥的福地,师奶带着鲜花哨子来捧小哥,场面十分轰动。


建在“海上”的组屋区


新加坡独立后,附近山丘的土壤将加东海滩填平,兴建马林百列组屋区,东海岸公园大道为来往樟宜机场与市区的人士提供环海的风景线。海上商船熙熙攘攘,天气好的时候还可眺望廖内群岛,偶尔水中央出现龙卷风,为生活增添另一番姿彩。

马林百列是本地第一个兴建在填土地带的组屋区,如今这里有约7,800间组屋与两万多居民。1972年第一批组屋落成后,居民开心地迁入“海上”的新家。没多久,发觉到窗户特别容易生锈,住上没几年铁框一片片地剥落了。原来海边的空气潮湿,海风带着咸味,普通钢铁经不起腐蚀,必须改用与一般组屋不同的防锈材料。


从椰林到“阿公的路”


加东的发展史跟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分不开。早在1823年,发夸尔被莱佛士革职之前,他的女婿Francis James Bernard买下了加东的土地来开辟椰园。热带的沙滩气候最适合椰树生长,难怪从芽笼河往东行,一路都种满椰树,大园主拥有的土地几乎等于半个碧山镇。

19世纪的加东跟财富与地位分不开,富裕的洋人、犹太人、欧亚族群、锡兰人、土生华人和南来先民纷纷到加东安家,战前的主要居民则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上阶级。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包括殖民地时代的第一任警监Thomas Dunman(Dunman Road,德明中学),葡萄牙医生Jose d'Almeida(莱佛士坊的D’almeida Street),三国领事胡亚基(黄埔)和地主周如切(Joo Chiat Road)等。

周炳镜(Philip Chew)是周如切的曾孙。由于如切路是他的“阿公的路”,因此对如切这个地区作了深入研究。原来20世纪初,殖民地政府跟周如切商讨在他的椰园开辟一条公路,从东海岸通往芽笼士乃。周如切表示我的土地是不卖的,但你们可以建路,日后就有了以他命名的如切路,如切台、如切巷等。交通便利了,椰林逐渐消失了,周如切的名字则跟加东连为一体了。

如切路附近以名人命名的支路还有Ean Kiam Place(陈延谦,慈善家),Marshall Road(马绍尔,第一任市委会主席),Onan Road(Onan bin Rajidin,建立回教堂),Koon Seng Road(钟坤成,房产中介先驱)等。


吸睛的老建筑


加东受保留的骑楼店屋,多数是1928年左右落成的。外墙上的图案,则是华人、马来回教徒和欧洲人的文化结晶,有华丽的科林殿式希腊柱头,地中海式百叶窗,凤凰、蝙蝠及花卉组构成的吉祥图案,还有色彩鲜艳的花砖。多元的搭配除了体现艺术的美感外,也展示了各族群文化的包容性。


(东海岸路支路罕见的浮脚排屋。这列排屋的尽头就是从前的海墙)

东海岸路长满青龙木,又名紫檀、帝皇木、红木(Rose Wood),是制造家具和雕刻艺术品的上等材料。大树旁有三栋别具风味的古老建筑:第一座是保留着浓郁的上世纪70年代建筑风格的加东购物中心,第二座是转型为餐馆的前如切警察局,第三座是隶属回教慈善产业的红屋。


(东海岸路原为海边道路,如今路上长满了青龙木。道路旁的骑楼店屋,多数是1928年左右落成的)

加东购物中心于1973年启业,是新加坡第一座全冷气购物中心。购物中心旁就是曾经叱咤一时的加东奥迪安戏院了。20多年前,本地电影业面对录像光碟的强劲竞争,大型电影院逐一没落。加东购物中心扩张版图,将戏院并吞了。

1928年落成的殖民地风格的如切警署,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私会党而设的。警匪专家何盈表示,早年每家警署都设立了私会党调查组,私会党徒被捕后,先拘留在警署内,被法庭定罪后才关入樟宜监狱。如切警署地方大,成为主要的拘留所之一。上世纪80年代内政部改组后,调查私会党的任务才交由罪案调查署(CID)负责。


(1928年落成的殖民地风格的如切警署,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私会党而设的)

1923年落成的红屋“嘉东面包厂”(Katong Bakery & Confectionery)楼上住家,楼下店面则由犹太人售卖瑞士卷(Swiss roll),咖喱角和面包。1925年店主去世后,由海南籍人士接手,推出了新加坡第一个三层结婚蛋糕。为新人婚礼增添了甜蜜与浪漫。

面包为新马华人的“传统食物”,追溯起来并不传统,而是来自洋人家庭。早期的海南移民跑洋船,在船上当海员兼侍应生,有些则在洋人和峇峇家庭当厨师,逐渐掌握到西式厨艺。他们将欧洲人的饮食料理本土化,通过咖啡店与面包店,普及到各个华人角落,成为“传统”南洋早餐。

嘉东面包厂运作了80年后,因建筑结构出现状况而关闭了,最近才重新开放,以复古的咖啡店门面经营。


(1923年落成的红屋“嘉东面包厂”,红色的外墙最吸睛)

红屋的主人莎丽花扎因(Sheriffa Zain)于20世纪中叶将红屋与相连的五栋店屋捐赠给回教慈善基金(Wakaf Ilmu),租金收益用来为贫困的各族人士施医赠药。

莎丽花扎因出生于富裕的阿沙卡夫(Alsagoff)家庭,她的父亲就是在甘榜格南设立了本地第一所男女混合回教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的阿拉伯富商,外曾祖母花蒂玛( Hajjah Fatimah)则在美芝路创建了花蒂玛回教堂。阿沙卡夫家族一向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乐善好施的心意代代相传,堪称本地回教人士的典范。


锡兰路上的庙宇教堂


东海岸路有一条名为锡兰路(Ceylon Road)的支路,屹立着典雅的圣帕加维那雅加神庙(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神庙由锡兰人(斯里兰卡)创建,五层的黄色门塔跟本地常见的色彩缤纷的兴都庙风格完全不同。


(典雅的圣帕加维那雅加神庙)

庙宇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座神庙是很多元化的。2003年重建时,建筑师是华族佛教徒,负责重建工程的也是华人建筑商,佛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大方解囊,捐款资助。该神庙起源于一个半世纪前,当时信徒在附近的池塘边发现了维那雅加王(象神甘尼沙Ganesha)的雕像,于是建立了简陋的庙宇来供奉象神。

象神是破除障碍之神。信徒相信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大小事都是象神的旨意,万能慈悲的象神能够为信徒消除人生中的种种阻障,引导大家踏上康庄大道。

距离兴都庙百米之遥,有长老会的栋材堂和圣公会的圣希达尔教堂。1948年落成的栋材堂原为一所小学,叶栋材牧师的遗孀和女婿以叶牧师的名义创校,为战后的婴儿潮贡献了一份力量,上世纪80年代才将原建筑改为教堂。


(1948年落成的栋材堂原为一所小学,为战后的婴儿潮贡献了一份力量)

至于圣希达尔教堂,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教堂建筑旁的洗礼池和洗礼盆。接受洗礼的时候,不论男女老幼都穿上洁白的衣服,在众姐妹弟兄的见证下,走入池水中受洗,称为“浸信”。婴儿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则在洗礼盆“点洗”,一旁的狗牙花(马蹄香)散发出阵阵茉莉花般的幽香,为信徒献上祝福。


(教堂建筑旁的洗礼池。接受洗礼的时候,信徒穿上洁白的衣服,走入池水中受洗,称为“浸信”)


经典女红装


曾几何时,加东的土生华人打造着独特的文化氛围。随着时代变迁,这批“原住民”搬的搬,走的走,浓郁的土生气息逐渐消失。昔日居住在这里的土生华人的特点是以与闽南话混杂的峇峇马来语交谈,妇女穿着秀丽得体的沙龙可巴雅(sarong kebaya)和珠绣鞋子(kasut manik),表示对家人与宾客的尊重。


(可巴雅的特色为长袖开襟,使用蕾丝来装饰;衣服没有纽扣,一般使用三枚胸针(kerosang)扣上)

沙龙可巴雅的峇迪沙龙源自爪哇蜡染艺术,花纹图案则融合了欧洲的美术特性。可巴雅特色为长袖开襟,用蕾丝来装饰;衣服没有纽扣,一般使用三枚胸针(kerosang)扣上,这些蕾丝和胸针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珠绣则是土生华人女子的精湛手艺,她们必须学得一手好珠绣,才能嫁入好婆家。这些产自日本与欧洲的珠子可串织成鞋子、腰带、钱包和头饰。一双精致的珠绣鞋,鞋面可用上整万颗珠子,非常考究功夫与耐性。


(珠绣是土生华人女子的精湛手艺)


美食人生


迈入21世纪后,商家跟旅游局联手打造下,东海岸路和如切路交界处一带,出现了土生华人特色的娘惹餐馆、金珠(Kim Choo Kueh Chang)和Rumah Bebe等小型展馆和商店,重塑消失的生活原貌。

金珠的东主之一Edmond告诉我们,这门家族生意已经传了三代。创始人李金珠女士乃南来的第四代华人,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她12岁就从祖母那儿学来制作娘惹粽的窍门,每年端午节帮忙裹粽卖粽。1945年日据时期,生育了四个孩子的李金珠为了帮补家用,在Joo Chiat Place自家锌板屋门前摆摊卖粽,没想到转眼间已经超过一个甲子。

金珠的品牌为“kueh chang”,就是糕饼(kueh)和粽子(chang)。先民将粽子带到南洋,土生华人则将祖先的粽子南洋化。金珠娘惹粽小巧玲珑,使用的是瘦肉和甜冬瓜,粽叶则是就地取材的班兰叶。娘惹粽味道偏甜,有一股班兰叶的幽香,跟一般使用肥猪肉和竹叶包裹的肉粽不一样。

当今农历新年期间颇畅销的黄梨挞是另一个文化交融的好例子。黄梨的福建和粤语“旺来”,兴兴旺旺谁不爱?大家都说黄梨挞是娘惹食品,不过马来人和印度人的节庆同样离不开它。早期欧洲人的下午茶都会吃一些奶油饼干,我小时候,大人称这些饼干为“番仔饼”。心灵手巧的娘惹将番仔饼和新马种植的黄梨结合起来,精心研发了黄梨挞,各族人士吃过后都赞不绝口,于是在民间流行起来。

汤汁香浓偏白,散发着椰浆香的加东叻沙所传承的,则是先民为生活打拼,推陈出新的故事。乐斯广场(Roxy Square,前乐斯戏院原址)地面层有家超过半个世纪的老字号“正宗加东汤匙叻沙”。早在七八十年前,昵称Janggut (大胡子)的黄老先生,挑着扁担在加东沿街贩卖娘惹叻沙。为了方便食客,他将粗米粉剪短,用汤匙将食物和汤汁一起送入口中。后来租下东海岸路咖啡店的摊位,向日晒雨淋的日子告别。近年来才搬到乐斯广场。


(邵氏机构的乐斯戏院,现为乐斯广场 Roxy Square

原来的摊位由南茜租了下来,卖的是“328加东叻沙”。取名328是为了易读易记,谐音“生意发”,顾客喜爱,店主更加喜欢,还在附近开了分店。南茜推出自家的加东叻沙,手艺人人会变,主要是食客吃得开心,欣赏厨师的一番心意,她就心满意足了。


土生华人的九层糕


小时候偏爱的一毛钱一个的九层糕,滑溜溜、彩虹般的色彩令人垂涎。这些颜色都是天然色素,譬如蓝色来自蓝蝶豆,绿色来自班兰叶,红色来自红糟。当时我们都很珍惜,不舍得大口大口地吞下去,而是一片片地撕开来小口轻尝。

源自土生华人的九层糕顾名思义,共九层,寓意长长久久,原意是一层层地剥开来放入口中。Edmond解释道,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意气风发,有时候阻障重重,无论是开心或低落,路都必须行一程看一程地走下去,失败了站起来,整装后再出发。年老时回望前尘,原来经历了风雨艰辛,尝尽了苦辣甜酸,努力耕耘的岁月编织出靓丽的彩虹。一页页地翻阅,一片片地品尝,就像手中色彩斑斓的九层糕。

我们由衷希望吃喝玩乐之余,加东文化之旅能够让大家深一层了解到先民离乡背井后,广纳各族文化的大气度,为新加坡发热发光。日后回忆起这一趟加东行,原来也像九层糕那样,值得细细咀嚼,开心回味。


(值得细细咀嚼,开心回味的娘惹食品)

主要参考资料
1. Edmond Wong, Kim Choo Kueh Chang的成立背景与娘惹文化的口述, 2017年10月19日。
2. Lily Kong, T C Chang, “JOO CHIAT a living legacy”, Joo Chiat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001.
3. Long,“何谓土生 Peranakan”, http://dragondescendents.wixsite.com/long/peranakan. Accessed 3 November 2017.
4. Philip Chew, “History of Joo Chiat Road”, http://mychewjoochiat.blogspot.sg/2009/03/history-of-joo-chiat-road.html. Accessed 22 October 2017.
5. “Rediscover the East”, URA,November 2004.
6. Shefali Rekhi,“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 consecration ceremony: 5 things about the historic temple in Ceylon Road”,The Straits Times January 21, 2015. 
7. “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 booklet.
8. Vernon Cornelius, “Tanjong Katong”, Singapore Infopedia - NLB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29_2005-01-18.html. Accessed 2 Nov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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