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船，青头船
一叶轻舟去，人隔万重山。鸟南飞，鸟南返，鸟儿比翼何日再归还，哀我何孤单？
没有蒸汽船的年代，中国南方的商船翘起高高的船头，看起来就像海鲸。远航的商船也称为洋船，承载着陶瓷、茶叶和丝绸运往南洋，随着季候风运回木材、大米、土产和白银。海洋贸易跟中国的经济与民间生活息息相关。
农村乡民因为生活贫困，必须出国讨生活的晚清年代，离家的游子、被在中国的中介拐带或欺骗的农民，多数乘坐这类三桅帆船下南洋。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家乡，一离家就是千里之外。那段水路是一场毕生难忘的梦魇，他们只能紧紧的一个挨着一个挤在舱底下，抵受着海浪的颠簸。若是不幸在航行中死去，尸体就被抛入海中，有生之年永远见不到陆地。
来到新加坡的中国帆船有红头船和青头船，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地区。船头分红青两色源自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为了加强东南沿海船只的管制，规定各省的船只和在船头、船尾和大桅杆上用漆料涂上不同的颜色。自此，下南洋的帆船都油上官方指定的颜色，广东省（包括潮州）出洋的先民乘着红头船，福建出洋的则乘着青头船。
在广东，红船也指18与19世纪，载着粤剧戏班，在珠江三角洲的江河川行的船只。为了方便出入，红船成为戏班食宿之所，一船船地航往各个镇乡，把欢乐带给民众。红船戏班参与反清革命，新加坡成为一些反清人士的避难所。
出洋的船只承载量大，成为与海外联系的重要运输工具，将先民载送到千里悠悠之地。当时漂洋过海来新加坡，全程约一个月光景。踏浪靠的是风力，只有在刮起东北风的季节才能一路顺风。
东北风季节也是年底时分。南中国海风大浪大，能够在顺风下突破天险，破浪安全抵岸，当然要感谢神灵保佑。直落亚逸（Telok Ayer）岸边的海唇福德祠、粤海清庙和天福宫、帕玛路（Palmer Road）的望海大伯公庙和小坡的天后宫都成为广东、潮州、福建、客家和海南五大籍贯人士香火鼎盛的庙宇。
轮船通行之后，来往新中两地的时间缩短了。五天左右便可抵达新加坡。
滚滚红尘间，波澜壮阔的下南洋的年代已经以飞机取代，不变的是新加坡依然是座移民城市，各种族各籍贯仍然保持着某些祖先遗留下来的习性。华族所经历的是华侨、华人、华裔的进程，身份认同上以“新加坡人”共同进退。虽然如此，多数民间组织还是以宗族籍贯的管理形式进行，例如福建会馆的文教组织办理得有声有色，许多新加坡人都参与福建会馆的活动，不过管理层是福建人。同样的，义安公司由潮州人管理，广惠肇碧山亭、广惠肇留医院和养正基金由广东人管理，显然有一条只可意味，难以言传的“根文化”的感情线。
先民下南洋，面对着茫茫大海，方向莫辩，于是在船头漆上鱼眼，以便有朝一日认路回航。粤籍人士将有一双眼睛，形象颇像大公鸡的帆船，称为“大眼鸡”。
（乘着帆船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的年代。杨英风雕塑，连瀛洲捐献）
何处是南洋？
南方人的字典里，“下南洋”曾经是一个独特的词汇。
历史上，“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一样代表着人口大迁徙，无论是闯、是走或是下，都一样隐藏着浓浓的亲情与万般的无奈，差别在于关东、西口都是陆路，南洋则面向海洋。
根据李金生的考究，广义的南洋的概念源自清末。清末民初的年代，华人移民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数目激增，甚至因此认为南洋就是新马的别称。就一般的共识，南洋指的是菲律宾、婆罗洲（加里曼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有人认为南洋的涵盖面应该更广，分布到更遥远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不过这并非一般的共识。
按照老人家的说法，当年离开家乡，若是去菲律宾，大家都说去吕宋，泰国则称暹罗，越南则称安南，印尼则称巴城（巴达维亚，后来的雅加达）、巨港、棉兰、泗水等，只有前往新加坡和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才称为下南洋。因此学术的南洋和民俗的南洋，理解上是有分野的。
先民文化
1570年，也就是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前一年，马尼拉已经有约五十名华人聚居。此后，马尼拉的华人逐渐增加，每年都有约二十艘中国商船抵岸。殖民地政府一方面欢迎华人通商贸易，另一方面则对华人采取“谨慎应付”与“绝对武力对付”的策略。
1603年，明朝官员张嶷等人带着官印，大摇大摆的在马尼拉出入。张嶷出差的原因是传闻吕宋岛上有座奇山，山上的树能结金豆，朝廷委派他前往考察。
那个年代，欧洲的科技已经相当先进，西班牙人怎么也不相信在这个摆脱了天圆地方，进入日心说的新时代，中国这个大国竟然迷信树会长黄金。他们怀疑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动机是策动华人内应，挥军对付西班牙。
西班牙先下手为强，动用枪炮杀死了两万多名华人。事发后，西班牙派使者到广州和漳州汇报，表示马尼拉有一群暴民造反，事件草草了之。此后一个半世纪间，华人继续涌往马尼拉，西班牙四度屠杀华人，约七万多名华人死于非命。
吴秀兰祖籍晋江，在新加坡出生，目前是一名公务员。去年在国家博物馆的某次导览，吴秀兰是其中一名访客，她告诉我有关她的家族的故事，原来其中一脉早在明朝之前就已经去了吕宋。有些则留在家乡。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进入广州、泉州等地创建教堂，吴秀兰的先辈接受洗礼，成为教徒，吴氏祭司家庭的四个儿子都是最早期的本土神职人员。
（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1863年创建，历时25年才能完工。此后多次受到破坏，最后一次大修于2006年完工）
中国解放前，吴秀兰的父亲对神职的身份深感不安，害怕共产党跟过去明神宗“百年禁教”（1586年）和清朝年代驱逐传教士那样，以打击外国宗教为名，惹来杀身之祸。千思百虑后他决定走南洋路。当时有些亲人留在原地，不过并没有遭遇到想象中的状况。
吴秀兰的父亲来到新加坡落户前，曾经去过马尼拉，想投靠移民到当地数世纪的“亲人”。这些亲人不愿接受蒙古人统治，早在宋末元初年间已经扬帆逃到吕宋了。先民早有遗训，每一代的大儿子死后都必须改姓赵，也就是在墓碑刻上宋朝皇帝的姓氏，以表忠心，不忘其本。
啊！一部春秋史，难言孤臣泪！
（泉州牧师大会，大哥吴封俊坐在第一排左六。最小的弟弟吴封波站在第三排左六，二兄吴国忠站在第三排左七，许声炎站在第三排左八。后来广东福建等地的牧师担心被共产党迫害，有些离开了家乡。照片由吴秀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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