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9, 2020

传统照相馆的橱窗丽影

我成长的年代,大街上照相馆林立,橱窗以明星歌星的丽影,或者挑些俊俏的个人特写与结婚照打招牌。以我居住的水仙门为例,住家楼下隔几间铺位的禧街151号大路影室于1938年创业,橱窗从早期的红线女到后来的黄清元、姚苏蓉、青山、张小英、林竹君等,花月佳期门前老是排满新娘花车。

上世纪80年代传统照相馆面对多重挑战,租金飙升、袖珍型相机涌入市场、新兴的婚纱店提供一站式服务兼拍外景、孩子不想接手等,结果一家家结束营业。

摄影业横跨三个世纪,感光材料从金属版、玻璃版、胶片一路演进,21世纪初突如其来的数码革命将胶卷相机淘汰。如今智能手机走入平常百姓家,摄影不再是艺术家的专利。


(传统照相馆的橱窗丽影:樟宜五条半石的新市影室,c.1970s。图片来源:郭义珠。)


昔日的华人摄影师多数来自广东省


父亲透露,我素未谋面的祖父在新加坡居住时,就是从事摄影的。原来祖父先后在应和会馆一带的雪美相馆,以及海山街与大坡大马路交界处三楼的华昌照相馆工作。


(大马路与海山街交界处的鹤鸣鞋店,从前三楼为华昌照相馆,c.1970s。图片来源:互联网。)

早期的中国移民中,摄影师主要来自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事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新兴的西方银版摄影法迅速传入中国,广州与周边城镇近水楼台先得月,栽培了第一批出洋的摄影师。

这些华人摄影师来到新加坡,凭较低廉的价格和精湛的技术,吸引多元种族与各籍贯客户,跟欧洲业者各分一杯羹。德国人设立的G.R. Lambert & Co经营半个世纪后于1918年撤离,算是洋人照相馆中最长寿的了。

当年的华侨都希望家人见到自己光鲜的一面,走入照相馆拍照寄回乡下,成为典型的南洋历史印记。我初次寻根的时候,在乡村空置的屋子里,还看到父亲年轻时从新加坡寄回去的个人照。


二战前照相馆集中在大坡与小坡


战前,华人照相馆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市区里,李兄弟家族的规模庞大,在大坡和小坡开设多家相馆,如昆兴、容芳、天成、冠新、大东和李昆昌(Lee Brothers)等。日战蔓延到新马的时候,照相馆纷纷关闭,李兄弟的命运也一样。

日据时期成立的昭南影社坐落在广合源街与大坡大马路交界处,军政府指定市民必须到该影社拍人头照做证件,日战结束后易名为自然影社,运作将近半个世纪后结业。


(昭南时期,日本军政府指定必须到昭南影社(战后易名为自然影社)拍人头照做证件。)

同时期的广合源街还有另外两家照相馆:二马路交界处的李彩真,由艺光接手;中段的大长城,老板原在禧街的大路影室工作,后来自己创业。

日战结束后,各籍贯人士纷纷开设照相馆,摄影已不再是广东人的专业。譬如新市影室的创建人郭仁伯来自海南,六年前去世时家人为他在勿洛组屋底层设置的灵堂上张挂多幅书法卷轴,本地报章亦曾报道。

郭老的后人郭义珠是我的工院校友,那几年工院中文协会的照片都由她一手包办,因此通过郭义珠追溯消失的橱窗丽影是最合适不过了。


从新市影室看时代变迁


日战结束后,国民党抽壮丁打内战,海南岛的居民亦无法幸免。1947年农历11月,深夜的谭门港北风萧萧,21岁的郭仁伯泡着冰冷的海水,挤上百米外的帆船,跟两百多人在海上顺风漂流,十多天后抵达廖内群岛。夜色掩护下,郭老乘着小舟在实乞纳海边上岸。

关于这段从海南漂洋过海的偷渡史,1948年6月9日的新加坡自由报有详细报道。其中一段的描述,跟郭老离乡偷渡的过程是完全吻合的: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9 June 1948 “The Illegal Immigrant”
The second angle to the immigrant racket in the smuggling of persons to Malaya without any documents. Majority of this kind of immigrant cannot afford the luxury of travelling in a steam-or motor-driven vessel to Singapore.
These are loaded into Chinese sailing junks at Hainan Island during the North East monsoon only and then brought down to Tanjong Uban, Tanjong Pinang or some other part of the Rhio Archipelago or the East Coast of Johore.
...From Rhio they are smuggled into Singapore at night in sampans and other small craft.
郭老北上玻璃市胶园工作,由于经常带员工拍人头照,对摄影产生兴趣。50年代末在樟宜路467号(俗称樟宜五条半石)开设照相馆,约30年后结业。当时附近的照相馆倒还不少,如罗马影室、我的影室等。


(1970年代的新市影室:橱窗的个人照,婚照与集体照记录照相馆曾经辉煌的年代。图片来源:郭义珠。)

那时候的照相馆一站式经营,至少有三间工作室:可以选择布景和道具拍照的摄影棚,闲人免进的冲洗胶片的暗房,以及修补胶片、冲洗照片与补色的技术室。照相馆老板一脚踢,几乎将摄影家、美术家和技师专业都包办了。


(相馆老板一脚踢:郭仁伯正在更换照射灯的灯泡。图片来源:郭义珠。)

设在店屋的照相馆通常也是住家,店屋的后方有个天井,装上滑轮锌板遮阳挡雨,就可以进行日常作业了。


(新市影室平面图,右边为前门摄影室,左边为后门住家兼工作室。)

照相馆留下的印记林林总总,个人化的有造型照、家庭照、结婚照,集体性质的有社团就职典礼和各联络所、裁缝学院、成人教育中心学习班的大合照。婴儿潮的年代学生特别多,为照相馆带来三个旺季:一月份新学年伊始,学生拍人头照做学生证与巴士车证;年中“做登记”,小六生集体上门拍登记照;年底学校出毕业特刊与挑选模范生,算是送给照相馆的圣诞礼物。

西方婚纱在本地流行后,每逢良辰吉日,上一组婚照还在进行中,下一对新人和兄弟姐妹团已经挤在柜台前等候。试问有谁愿意汗流浃背地留下人生宝贵的记忆呢?因此影室有冷气与否成为客人的重要考量。新市影室与时并进,从吊扇走入冷气的年代。


(新市影室九周年纪念,当时已经装上冷气。1966年12月。图片来源:郭义珠。)


(新市影室的后门:厕所旁的木门。图片来源:郭义珠。)

摄影棚里最神奇的莫过于套着黑布,充满神秘感的大木箱,这台摄影机称为暗箱。暗箱使用嵌入式胶片,可移动的木闩分成四部分,一张胶片可以拍摄四个不同的影像,拍完后才一次过冲洗。


(新市影室使用类似这款大架又笨重的暗箱,装在有轮子的木架上方便移动。)

照片好看与否,除了灯光技巧,修底片是很重要的一环,譬如将客人脸上的瑕疵涂去,看起来气质就不一样了。有些客人想为黑白照片增添姿彩,摄影师以手工上色,使用的工具为类似水彩笔的棉质笔芯,品质好的照片上色后至少可保存几十年。


(修版箱:洗出来的底片放到修版箱上,光透过底片将影像清晰的显示出来,用铅笔在有瑕疵的地方涂画修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就美观多了。图片来源:郭义珠。)


(昔日的照相馆以家庭式经营,女儿正在割照片。图片来源:郭义珠。)

最后,照相馆根据账单号码为底片编号,在照片角落压印打广告。一般上相馆会收藏底片,日后可以赚取冲洗照片的费用,不过也有些相馆将底片交给顾客。


(装照片的小信封:电话号码起头为40,“冷气设备”是盖印上去的。图片来源:郭义珠。)


(装照片的小信封:电话号码已经改为44。图片来源:郭义珠。)

我好奇地问义珠,如今你还冲洗照片吗?她白了我一眼,我们已经处于4G时代,照片都“打印”在手机里,随时可以“翻相簿”了。至于父亲守候照相馆四个年代,结业的最后一天,唯有他自己的文字记录才能表达百感交集的情怀。


(新市影室的最后一夜(截图)。图片来源:郭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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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26, 2020

新冠疫情下国外的一些敌视华人的情绪

在《岁月不居》网站看到居住在加拿大多年,加国、新加坡两头跑的庄秀珍提起,身处异乡“更怕遇到对我怒目而视的‘没文化种族人’”。

向秀珍问起加国因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反应,她转载了几则因疫情所引起的种族仇视相关的“排华”新闻,让我感觉一下地球另一端的社会现象。


加拿大一些白人的“仇华”情绪


以下是发生在加拿大的相关新闻的节录。

新闻(一)加拿大华埠惊现“杀死所有”仇恨涂鸦!《加拿大都市网》2020年05月01日 09:52: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大温(哥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骚扰明显增加。近日,位于温哥华华埠的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就出现了歧视及仇恨涂鸦。甚至有涂鸦文字出现“杀死所有”(Kill All)的内容,也发生了破坏财物行为。

…加拿大社会正面对种族歧视上升的趋势,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关慧贞对情况感到不安。不久前发生92岁华裔长者在便利店遇袭,便是发生在温东。居住在这间便利店附近的一些亚裔长者,更因为此案而不敢外出,家人更在市中心街上被人辱骂“不要给我传染该死的病毒”。

新闻(二)加拿大又现种族仇恨 华裔女子遭人脸上吐口水 《加拿大都市网》2020年5月24日 09:40:

温哥华华裔女子步行返家途中,遭白人男子无故以性别及种族语言攻击,不予理睬但竟遭对方向脸上吐口水;卑诗省长贺谨(John Horgan)藉歧视印裔“驹形丸”(Komagata Maru)事件纪念日发表声明,再次强调绝不容忍以疫情为借口歧视亚裔。

据CTV报道, 温哥华华裔凌性女子(Trixie Ling,译音)于5月9日步行回家时,一个年轻人朝她走来,开始说一些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言论。

凌说:“我不理他。”但是当她超过他时,对方的行为升级了。

“他朝我的脸上吐口水”她说,“这真是太令人震惊,而且令人作呕,实在卑鄙。”

这次袭击只是今年温哥华发生的数十起类似种族袭击事件之一。 温哥华警方在周五透露,今年以来,与种族歧视及仇恨犯罪相关案件数量急升,仅温哥华警方落案调查的案件数量就近80宗。其中,针对亚裔的案件更出现大幅提升至29宗,较去年同期的增逾7倍。市警表示,打击仇恨犯罪问题是警察部门的要务,并鼓励民众遇到此类事件应及时报警。

在事件发生后,凌女士最初不愿报警。 她表示,现在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沉默会导致更多的恐惧。

 她说:“我感到非常生气,这真的让我发狂。这是不公正的,我必须大声说出来。”

新闻(三)又有仇恨亚裔案!白人男无故拳打亚裔女 《加拿大都市网》2020年05月05日 16:08:

温哥华警方正在调查一宗最新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市区的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迎面走向一名妇女,朝她的脸打了一拳。

警方说,尚不知道这次最新事件的动机。但表示,最近反亚裔的仇恨犯罪报告激增。今年迄今为止,温哥华警方共收到20宗反亚裔的仇恨犯罪,而去年则为12宗。

新闻(四)种族仇恨频发:原住民打喷嚏被殴 日裔被误认华人被骂 《星岛日报》2020年05月18日 06:02:

疫情期间,针对华人、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事件频频发生,近日又出现多起相关事件,其中一名原住民女子不仅被一名白人男子叫嚣要其“滚回亚洲”,更遭暴力袭击受伤。温哥华卑诗原住民酋长联会(简称UBCIC)呼吁,对种族歧视及对女性暴力事件落实更严厉惩处。另外,在威斯勒(Whistler),有日裔家庭被一白人男子喊“中国人,滚回家去!”。


印度加尔各答的印度护士


秀珍也转发一则印度人仇视“印度人”的新闻,以下是报道摘录。

新闻(五)长相酷似中国人饱受歧视 印度185名护士集体辞职 《加拿大都市网》2020年5月25日 04:56:

印度加尔各答185名护士,从各大医院集体辞职,原因是这些护士的长相像中国人,让这些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饱受压力及歧视。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些护士均来自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Manipur),相比印度其他地区,该邦居民的长相和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人非常相似。

然而,印度民间一直有不少人歧视该邦居民,再加上新冠病毒疫情更早在中国爆发,导致一些印度人对中国人产生了偏见,因此,疫情期间,曼尼普尔邦籍的护士面临着双重压力。
一位化名为克里斯特娜的护士表示:上班路上,当地人叫我们“新冠病毒”,甚至向我们吐口水。

不少印度网民都对这些护士表达了同情,有网民留言:“我为这些东北部(曼尼普尔邦)的人感到难过,他们是全国最守秩序的人了,种族歧视应该被强力打压。”


澳洲墨尔本女生被殴打


我于较早前看过发生在墨尔本的两位来自新马的女生被殴打的报道。

新闻(六):2名亚裔生墨尔本遇袭 校方:受害者并非中国籍 《东方日报》 发布于 2020年04月19日 11时19分:

新冠肺炎全球肆虐,海外亚裔人士接连成为歧视及袭击目标。澳洲当地时间周三(15日)有两名亚裔留学生在澳洲墨尔本市被两名陌生人殴打,怀疑涉及种族歧视。事后墨尔本市长卡普周五(17日)发文谴责事件,指暴力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查证后表示非中国藉,而据新加坡英文时事评论网站媒体报道指出,事主分别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据报导指出,袭击事件发生在当日下午5时30分左右,事发地在墨尔本市伊丽莎伯大街。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其中一名留学生遭到一名白人女子拳打脚踢,后者不停用粗口指骂前者,受害者遭多次殴打头部,更被施袭者捉住头发后,先扯在地上再遭脚踢;另一名留学生因则被另一名白人女子阻挠,只能无助地看著友人被攻击。事件直到有一名男子上前制止,打人的白人女子才停手。

其中一名遇袭的留学生其后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表示,她们被殴打过程中无法动弹,非常惊慌,同时听到对方大叫“滚出我们的国家,你们不属于这里”。这名留学生还称,令她感到害怕的是,袭击者觉得殴打他人的行为没有错。


种族主义下“看你不爽”的流氓特性


通过这些报道,我们未必知道案发之前具体发生过什么状况,但结果就是“看你不爽”的流氓行为。

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潜伏着的社会问题开始涌现,一小群无知之徒采取自以为是的“报复”行动,对社会弱势族群采取不友善,甚至暴力行动,文明正在开倒车。

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也曾经领教过。当时的船舶工程、海事工程和岸外工程系有好些相同的科目,一起上课时认识几位加拿大白人。亚历山大在加拿大海军服务,随着战舰到过多个地方,国际视野比其他来自加拿大的同学强多了。亚历山大的妻子Melanie原籍南非,原本在开普敦(Cape Town)的酒店柜台工作,每天接触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客人,几乎跟任何人都可以交上朋友。


(亚历山大和Melanie夫妇的国际视野比其他加拿大同学强多了。摄于1990年代初。)

我跟加拿大同学大致上相处愉快,只有其中一人优越感特别重,只跟白人为伍。我也省得花功夫跟他应酬,连见面寒暄都免了。

过去职场上时常到国外跟白人打交道。由于是商业关系,大家见面时都会保持社交礼仪。倒是有一回我们三人组合到澳洲墨尔本出差,一封当地的内部电邮误传到我的邮箱,字里行间凸显大国对小国、白人对黄种人的歧视。他的上司慌忙打圆场,说此人只是在内部压力下抒发个人情绪,没有恶意,并且就此“误会”道歉。

引述郑永年“美国(西方)外交中的种族主义情结”(《联合早报》2020年2月11日):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病毒出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所有社会、所有国家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来共同应对。但是,正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针对中国或华人的种族话语和行为也在快速死灰复燃。”
“更为宏观地看,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文明国家的崛起,西方的种族主义有可能得到制衡和遏制。以现实主义来说,国际关系上各方面的平等(包括种族),与国家间的权力制衡有关。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基于文明的国家,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一个多元国际秩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多元国际秩序的基础不仅仅是硬力量,更包含以价值为核心的软力量。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诸‘神’共存的世界。”
新冠疫情打开潘朵拉的盒子,许多潜伏的国际与内在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我倒觉得人种优越感所引起的阶级观念无处不在, “白人优越论”不局限于白人,印度人的社会与宗教阶级观念可能比白人更严重,黄皮肤的圈子也是一样。民主平等是个长远奋斗的理想,有理想我们才可能一步步接近更理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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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2, 2020

马来短剑 Keris

Keris的地缘性


马来人的婚礼上,曾经见过Keris亮相的仪式。新郎为了保护新娘,比划着Keris与“敌人”搏斗,三招两式下将对方击退,保住江山与美人。

我对此“江山美人”的婚礼过程深感好奇,追问之下,原来本地保留着这样的传统礼俗的“马来人”多数是原籍爪哇的民族。


(马来婚礼上的武术表演。)

Keris这种马来短剑译名“克里斯”,流行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泰南及菲律宾南部等传统马来文化来源地。Keris可能源自古爪哇语“ngiris”。

Keris的剑柄代表船长,护手代表船只,波浪型的剑刃则代表乘风破浪。可见马来群岛的民族世代以来驾驭着帆船川行于群岛之间,有些乘着季候风,带着土产来到新加坡跟外商做买卖,有些在本地安家,传承先民的文化习俗。


(马来短剑Keris 译名克里斯,可能源自古爪哇语ngiris。)


也有一些较新式剑柄采用凶猛的动物的造型,例如两头蛇来凸显短剑主人的威严,同时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双头蛇短剑,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短剑的历史有多久远?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印尼的马来短剑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马士革刀(Scimitar)和日本武士刀并列为世界三大名刃。

马来短剑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远呢?

莱佛士看管爪哇期间(1811-1816),考察过苏库坎蒂(Candi Sukuh)遗址。这座爪哇兴都神庙建于15世纪,上有铸剑的雕刻。苏库坎蒂可能是印尼最后一座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大型建筑,因为到了16世纪,伊斯兰文化开始在印尼流传,印度化的建筑被遗弃了。Edward Frey根据莱佛士的考究,推演出最早的马来短剑,铸造年代约1361年。那是满者伯夷王朝兴盛的时代,也是新加坡拉王朝的年代。


苏库坎蒂(Candi Sukuh)遗址制造Keris的雕像。图片来源:维基。

现代学者对东南亚的一些雕像和浮雕进行研究,日惹的古迹婆罗浮屠(760-830年间落成)和差不多同时期建成的巴兰班南都有类似于马来短剑的雕刻,以此推断马来短剑的历史可能更久远。这两个千年遗址我都参观过,可能走眼了,并没有相同的发现。

一些研究员认为铸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狼牙修(Langkasuka)的年代已经有铁器,所以Keris的源头可能更长久,经过岁月的沉淀改良,于14世纪成型。

狼牙修为现代的吉打,于公元2世纪左右立国,是东南亚最早印度化的国家。中国的古文献称之为“狼牙须”,宋朝《诸蕃志》“凌牙斯加”,元代《岛夷志略》“龙牙犀角”,明代“狼西加”。

全盛时期的狼牙修的领土包括吉兰丹和泰南。中国跟狼牙修的商贸,可能从广州出发,经南中国海到扶南(越南),用河流及大象将货物运到面向马六甲海峡的另一端。


巫术般的大明沙利(Taming Sari)


关于Keris,最神奇的是马六甲王朝的海军提督汉都亚(Han Tuah)的故事,记载在《马来纪年》里。话说某一回汉都亚伴随苏丹访问满者伯夷,汉都亚跟著名战士大明沙利(Taming Sari)决斗。经过残酷的战斗后,汉都亚发现大明沙利没受一点儿伤,原来那把马来短剑有神奇力量,能使它的主人刀枪不入,于是汉都亚抢过大明沙利的短剑并杀死他。满者伯夷的统治者将那把马来短剑赐给汉都亚。这把马来短剑以其原主人大明沙利命名。

神奇的大明沙利还存在吗?传说汉都亚无法将金山公主带到苏丹身边,于是将它丢到河里,发誓大明沙利重现的时候,就是他的归期。大明沙利没有再现,汉都亚也一去不回。


(汉都亚是个马来世界的英雄,他的事迹也记载在马来文献的专书里。)


锻造马来短剑


马来短剑的锻造过程漫长,通常需要反复入火约五百次,才能打造出一把最基本的马来短剑。打造高品质的好剑,需要一年以上的功夫。

制造完美的Keris,必须兼顾到剑身、剑柄、剑鞘,这样的短剑才是完美的。有些剑身的花纹精致,那是因为合金冷却时,对温度的变化跟铁不一样的缘故。

剑柄所使用的是贵重的木材、野兽的骨骼、象牙、金银等,峇厘岛上的短剑柄所刻的是兴都教的守护神或灵兽的造型。其他印尼地区改信回教后,使用珠宝来装饰。

Keris离不开为它赋予灵魂的工匠。根据19世纪末的文献[1],工匠由国王、拿督之类的权贵人士委任,技术出类拔萃,制造出来的短剑就跟可兰经一样神圣,甚至具有超现实的灵性。

由于所需的材料、工艺、时间与匠工,Keris的价格自然比较昂贵,一般平民无法负担,因此成为皇室、贵族与殷商的身份象征。Keris可说是一种文化信仰,权势象征,具有宗教与神话的力量的传家之宝。


(Keris可说是一种文化信仰,权势象征,具有宗教与神话的力量的传家之宝。摄于国家博物馆 “An old new world” 特展。)

佩戴Keris有一套礼节,必须插在沙龙的左方,用上衣盖住,剑柄朝内。如果双方谈判破裂,或者那一方生气了,就将短剑露出来,剑柄朝外。

不难想像被Keris的波浪形剑身刺入体内,伤口比一般匕首要大得多,即使不死也会重伤。对Keris有浓厚兴趣,利用工余时间研究了20多年的Khairi Johari告诉我,一般上使用Keris不是为了立刻置人于死地,而是为了制服对方,奠定威权。战斗前,武士先将毒液涂在短剑上,只需在对方身上划个小伤口,对方就会中毒,轻则三天,重则半个时辰就会身亡。若对方求饶,武士就会转开剑柄,将解药取出来。这些毒液和解药都是就地取材,使用在地的植物提炼。可见前人的智慧来自日常生活中。

唔….听起来就像武侠小说。武侠创作中的许多情节不也取材于生活吗?

[1]: "The Kris, Tales of the Malayan Coast" by Rounsevelle Wildman, 1899. 收录在Iain Manley, "Tales of Old Singapore, The glorious past of Asia's greatest emporium", Earnshaw Books 2010, ISBN 978-988-186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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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19, 2020

为公共利益使用个人数据 Private Data, Public Good?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本地推出“合力追踪”手机应用程序(TraceTogether mobile app),协助追踪跟确诊病患有“密切接触”的人士。

卫生部对密切接触的定义是:两人距离约两公尺内,并接触半小时。

科技局解释,“合力追踪”是一款移动应用程序,协助当局追踪流动人员往来,任何人在安装 “合力追踪”应用后,只须注册手机号并打开蓝牙,手机便会与附近其他安装同个应用的手机,交换蓝牙信号。




原则上,“合力追踪”是个“为公共利益使用个人数据”而开发的应用程序,不过只有25%的国人下载,跟当局预期的75%相差甚远。

新加坡人一贯听话,这回竟然反应冷落。对于此非一般常态,我颇感兴趣,接受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孙婉婷博士的邀请,线上出席2020年5月13日通过“Online via IPS Facebook”进行的IPS座谈会《私人数据,公共利益?》(Private Data, Public Good?)


座谈会内容


主讲者认为“合力追踪”的下载率不理想,所收集到的数据根本无法进行接触追踪。原则上,汇集起来的众多个人数据就是大数据,可能可以用来改善设施,从而使个人和整个社会受益。

例如韩国发生第一波疫情的时候,就是利用有效的个人数据来控制疫情。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症,韩国爆发中东地区之外的最大规模疫情。韩国通过法令,允许相关部门提取公民的数据作为未来的国家应急用途。

当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时,韩国已经通过手机与信用卡来获取使用地点的数据。不过最近第二波疫情在夜店爆发,使用个人数据可能陷入尴尬的局面,原因是违反一些同性恋或双性恋者的意愿。

新加坡人因对隐私及数据安全性缺乏了解而产生担忧,这是推行追踪应用程序最大的障碍。新加坡政府必须确保人民信任政府会保护其个人数据,其中一种方法是对所收集的内容,用途和目的保持透明。应用软件开发商也应该透明,让用户知道发展商从用户那里收集什么信息。

另一方面,人民本身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数据是如何被收集与使用的,亦必须意识到同意使用的重要性。主讲人提出《数字公民宪章》的构想,作为保护和共享个人数据的原则。

新加坡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制定“合力追踪”法令,强制国人下载应用程序呢?如果真的制定相关法令,国会不可能不通过,但是这将进一步制造政府是“老大”的情况,长远来说这样的先例是弊多于利的。


科技局对迷思的解释


本地人对合力追踪的迷思,科技局曾经做过解释:

合力追踪应用程序只能显示设备之间的连接,而不能显示其位置。因此,该程序并不收集任何地理数据,政府无法用此程序来定位个人行踪。此外,记录会储存在个人手机,若卫生部需要该记录来完成密切追踪工作,当局需要寻求个人同意分享,才可读取。

合力追踪采纳多重安全防护来保障个人数据隐私,所使用的蓝牙是小范围的点对点通信科技,只能在约10米距离内发送信息,无法在个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通过电脑来读取手机上的信息。

此外,该程序采纳安全和隐私保障,下载应用导致数据泄露的风险很低。


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与合力追踪的信任度


科技局、卫生部或其他政府机构的多方解释,都没有触及“信任”这个敏感的关键词。人民对政府正确合理地使用个人数据的信任度有多高?

新加坡国会于2012年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令》(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简称PDPA。个人资料可包括:全名,身份证或护照号码,个人照片或视频图像,手机号码,个人电邮,指纹,姓名和住址。任何公司机构都不能为了提供您某项产品或服务,而不合理地强迫您同意他们收集、使用或披露您的个人资料。

2019年更新的PDPA,只有在法律规定下或有必要证明身份时,商家和业者等才能向公众索取身份证号码。

PDPA的概念是这样的:

同意–组织只能在个人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某些例外);

目的–组织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以适当的方式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前提是它们已将收集,使用或披露的目的告知个人;

合理性–组织只能在合理的情况下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

虽然在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方面PDPA提供“合理”的个人保障,但是由于掌握资料就是掌握权力,相信普罗大众对于个人资料是否遭到有心人窃取或滥用还是有所保留的。

合力追踪手机应用程序其实是“步步追踪”,资讯都储藏在手机里。不过字面上,追踪“跟确诊病患有密切接触的人士”并不在原来的PDPA范围,原来的法令或许没有提供适当的个人保障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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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5, 2020

秋天的童话

我看的第一部《秋天的童话》是于1987年上映的电影,张婉婷导演,周润发和钟楚红主演。初出茅庐的张婉婷凭此片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编剧,最佳摄影。


(《秋天的童话》:茶煲旧地重游,发现海边真的开了一间“舢板”(Sampan)餐厅。夕阳余晖下,船头尺以店主的身份招待她。YouTube 截图。)

千禧年,韩国的电视剧《秋天的童话》捧红了“国民女神”:“我下辈子要当棵树。因为树一旦在一个地方,以后它都会永远在那里不会换地方,这样,它就不用跟家人分开。”那是18岁的宋慧乔。

周润发曾经是票房毒药,答应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正好《英雄本色》首映,让周润发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战,钟楚红正值芳华,两人继《胡越的故事》之后再合作,非常合拍。周润发并没有因为自己走红而违背答应拍摄这部少少酬劳的电影,21世纪,《秋天的童话》获选为港片的爱情经典。


难忘的三幕戏


对《秋天的童话》的三幕经典戏念念不忘,第一幕是秋天时分,钟楚红饰演的“茶煲” (trouble 麻烦)决定接受新工作,离别时,周润发饰演的船头尺将自己的二手车卖掉,买了一条表带送给她配衬其手表机芯,却发现她将手表机芯送了给自己。

第二幕是船头尺假装若无其事地目送茶煲上车,搬到新工作地点当兼职保姆。车子开走了,看不见了,船头尺的脸部神情变化,从露出笑容到失落,追着寻找车子的踪影。

第三幕有个时间的衔接。船头尺希望在海边开家小餐馆,门口对着大西洋,每天晚上收工后,搬张凳子,吹吹海风,喝喝啤酒,不知道多写意。不过那时候,可能身边的朋友早就走了,茶煲也不在了。数年以后,茶煲旧地重游,发现海边真的开了一间“舢板”(Sampan)餐厅。夕阳余晖下,船头尺以店主的身份招待她。其余的留给观众猜想。

无论如何,重逢是个美好的结局,因为有这样的结尾,所以称为童话。现实中,更有可能留下来的是人面不知何处去的回忆。人就这样过了一生。

《秋天的童话》是个简单的日久生情的故事,也是人的成长的故事。这场若有若无的爱情没有车祸,没有床戏,没有痛苦涕零的生离死别,没有大起大落的爆发力,剧情在恬淡中推进,以细腻的情感撩动观众的心弦。

张婉婷回忆拍摄这部处女作,故事情节中有自己满满的回忆。学生时代在快餐店点餐,为了一个或是两个鸡蛋纠结着;为了省下几毛钱,可以逛上几条街。做导演必须要有很强的信念,没有人相信这样的故事不会成为票房毒药。你必须说服自己,才能够说服别人。


(2017年的电影30周年分享会上,张婉婷爆料《秋天的童话》背后的故事,单是童话两个字就让不少老板却步,走遍全香港都没什么人愿意投资。图片来源:互联网。)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童话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童话,我自己心中也有童话。读工院的年代,为了节省午餐费,鸡饭不要鸡,要一个肝一个肾,这盘七毛钱的“鸡饭”料多,还可以省下三毛钱。晚餐云吞面不要叉烧和云吞,面要孖底,同样剩下三毛钱,云吞面女摊主心肠好,有时会偷偷放两片红卜卜的叉烧,说是今天的面少了一些些,作为补偿。也曾经为了节省一毛钱的巴士车资,提早两个车站下车走路回家。在国外生活时为了省些伙食费,到各家商店比较价格,结果被一家香港移民开的店铺轰出来,理由是我的手上提着对面杂货店的塑料袋,碰到我们这类瘟神怎么做生意。

不记得多少年以前从哪儿听过伦敦,心里老惦记着这个名字。终于等到那么一天,争取到去伦敦读书的奖学金,实现童梦的第一幕。抵达伦敦的时候是秋天,树叶远看红似火,近看却是枯黄的,空气中弥漫着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的诗意。离开伦敦的时候也是秋天,海德公园的松鼠似乎长大了一些。秋天的童话改变了我的生活。


(海德公园之秋。1993。)

秋天的第二幕,见识了傍晚紫色的天空,不禁为披上紫色羽衣的奇景着迷。原来波长最短的紫色光线分散,平时肉眼只能看到蓝光。雨云来临时,如果跟空气中的水汽和粉尘排列得当,就可以在黄昏时分看到紫色的天空,这种气象称为 “scattering”。相见不如偶遇,见到紫色的天空是难得的缘分,或许只有在秋天的童话里才能相遇。


(晚秋紫色的天空。1993。)

多年以后,童话来到第三幕。12月初的北海道严冬来得特别早,一路雪花飘,膝盖都陷入雪中了。为了不让另一个梦想长埋雪中,毅然开启人生下半场。严格说起来,这是个冬天的童话,但多年以前经历过的秋天的童话给予我调转船头的勇气,使到严冬并不寒冷。


追踪现实中人


对于香港和韩国版的《秋天的童话》,现实中人到底过得怎么样?生命还有没有童话?我八卦了一下:

周润发的几十亿元身家并没有改变他的亲民形象,穿着T恤短裤拖鞋上街市买菜,戏迷认出他要合照,他马上将手机接过来玩自拍。周润发说过死后将裸捐,因为钱是带不走的。

钟楚红于1991年结婚息影。丈夫英年早逝,16年的婚姻似乎应验了铁达时手表的传世广告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钟楚红热衷哲学、音乐、看书和摄影,也喜欢园艺和下厨,精神生活富足充实。《联合早报》记者访问她时,她表示拍电影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有一个剧本可以反映她当下的心情,而当下的意境是多年的累积,不容易捕捉那段心路历程。

宋慧乔继《秋天的童话》后,2016年的《太阳的后裔》掀起追看热潮,并于男主角戏假成真,不过这段婚姻只维持一年半。缘聚缘散,本就难以说谁是谁非,两人都选择保守秘密。


童话与现实


霍金(Stephen Hawking)也说过一则秋天的童话,面对生活的困境的时候,别老师低着头,别忘了抬起头来看星星,对宇宙的存在怀着好奇心。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总有成功突围的时候。关键是你别放弃。
Stephen Hawking :“Remember to look up at the stars and not down at your feet. Try to make sense of what you see and wonder about what makes the universe exist. Be curious. And however difficult life may seem,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 do and succeed at. It matters that you don’t just give up.”
您多久没静下心来抬头观星了?霍金这位物理学奇才最特出的是将无穷的宇宙人性化,他的童话故事是相当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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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08, 2020

浮尔顿大厦 The Fullerton Building

新加坡河口的浮尔顿酒店在2015年岁末被列为国家古迹。它是一座新古典主义特色的建筑,夜间灯火的照耀下,散发出漂亮撩人的魅力。想起七年前跟香港来实习的Kat夜游新加坡河畔,从李德桥(Read Bridge)一路往河口走到吊不起的加文纳桥(Cavenage Bridge)看浮尔顿。我们再见面已是三年和五年后的香港湾仔。

(隔岸眺望浮尔顿大厦。大厦前就是新加坡第一座吊桥,但永远吊不起的加文纳桥。)

“新古典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后的一股新思潮,帕拉迪奥将这股思潮发挥在建筑设计上,成为帕拉迪奥风格(Palladian)。浮尔顿酒店使用大量希腊神庙的柱式、山花、砌石和左右匀称的格局,取义和谐与平衡,跟太极的阴阳原理不谋而合。

浮尔顿酒店的住宿价格就更迷人了。1998年,以4亿新元将旧建筑翻新成浮尔顿酒店后,吸引了许多欧美旅客,入住一晚约500新元,是乌节路文华酒店的1.5倍。

浮尔顿酒店的前身


童年的年代,浮尔顿大厦是新加坡邮政总局的所在地,每天处理大量的书信邮包。直至今天,老人家还继续称它为邮政局,简单易叫,“浮尔顿酒店”对他们来说太深奥,浮尔顿这个“鬼佬”名字怎么都叫不出来。


(邮政局前台。1965年。摄于浮尔顿酒店历史展廊。

进入职场的年代,税务局曾经迁入浮尔顿大厦办公,1995年才搬离此黄金地段。那时每年三月份填报所得税最叫人头大,填写一大堆表格之余,还必须呈上厚厚的附件,说明书又看得一头雾水,真是苦差事。缴税都这么麻烦,难怪许多人选择逃税了。

填写所得税表格缔造了一门专属行业,有些“财富”(文员)到小贩中心招揽生意,专门帮人填写报税表。小贩收入不多,又不识英文,这些赚点小外快的“财富”倒帮了他们不少忙。

相比之下,现在报税的程序简化多了,“网中人”只需使用Singpass查看已经输入的资料,再按个按钮“submit”就行了。

遥想当年我缴了两年所得税,第三年报税额减半,被传召到浮尔顿大厦的税务局问话。那位马来族官员客气地说道,我们的薪水只可能一年比一年递增,你的扣税项目没有改变,是不是入息算错啦?我回答说只工作了半年就回校读书了。她听了恍然大悟,批准了我的报税,加上互相问候与祝福语,前后不到两分钟。

“薪水只可能一年比一年递增”这句话数十年来都烙印在心头。那个年头不担心失业吗?那是个充满机遇,叫人满怀希望的1980年代。我们的薪水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很低,只要年龄没到40岁,失业后重新受聘不难,有些人甚至期望自己被解雇,先袋着每工作一年补贴裁员费一个月的“额外花红”,然后再另谋高就。

年过40则是另外一回事,每年都有来自本地和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涌入职场,40岁失业等同中年危机,驾德士成为失业后的出路之一。此中年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都没有改变过。

那个年头的社会上照样有富人有穷人,但衣食住行处于真正负担得起的水平,只要各安其分就能切身感受到安居乐业的快感,不需要由政府千方百计来解读统计数据,尝试说服人民其实新加坡什么都不贵,大家都负担得起。

简而言之,如果那时候有所谓的快乐指标,相信新加坡人会名列前茅。现在我们是统计数字上数一数二的富国,反而快乐不起来,原因何在?

HDB工作的朋友说他们曾经在浮尔顿大厦的临时办公室上班过,回想起来那也是198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办公室没有冷气,闷热不透风,必须时不时走出大厦,换口新鲜的空气。

浮尔顿大厦还有一点血的记忆,日战时曾经改装成临时医院,治疗伤兵。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则在大厦设立了军方行政总部。

新加坡石


在更早的19世纪初,这里是个沼泽地。“新加坡石”矗立在河口上,砂岩上刻着10至14世纪的文字,使到淡马锡或新加坡拉这个新加坡的前身充满神秘感。19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将石头送到加尔各答去研究,当时无法完全解码,现在解码的机会就更加渺茫了。其中一块炸毁的石头碎片保存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中。

(新加坡石)

《马来纪年》说新加坡石是阿当的杰作。14世纪新加坡拉王朝年间,印度前来挑战国王的势力。本地的大力士阿当在皇家山上振臂一挥,大石头不偏不倚地落在新加坡河口,牢牢地扣在河床上,印度大力士知难而退。

建筑是人类的思维创造


浮尔顿大厦兴建于上世纪20年代,邮政总局和交易中心取代原有的浮尔顿堡垒。浮尔顿大厦被赞誉为东方最雄伟的结构。

英国政府通过国际招标来凸显殖民地的辉煌,上海的凯司洋行(Keys & Dowdeswell)赢得设计合同。Keys & Dowdeswell的两名合伙人Major P. H. Keys Frederick Dowdeswell从上海迁到新加坡,19205月开始工作。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碰上美国经济不景气,新马的锡矿和树胶价格下滑,政府资金不足,只好展延兴建大计。Keys Dowdeswell 两人获得政府的聘约,加入民事服务,成为政府建筑师,1924年重启项目,19286月浮尔顿大厦开幕。

(即将完工的浮尔顿大厦。图片来源:NLB)

七层楼的浮尔顿大厦还有地下层,行人隧道直通红灯码头,邮件乘着停泊在海边的船舶,漂洋过海到世界各个角落。


(邮政局地下层用来处理邮件。1963年。摄于浮尔顿酒店历史展廊。

对建筑师而言,“建筑是人类的思维创造,它不只停留于纸上的设计图,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思想、个人身份、社会、阶级、文化和价值观等的反射。经过我们不断地分析和想象,建筑物就像生命体一样逐渐地成长。”

“All buildings are products of the human imagin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imagination does not cease once the design has been committed to paper. All buildings are, more or less, psychological entities —projections, even. They are expressions of ideas, skeletons on which we hang notions of self, society, status, heritage, value... buildings live most powerfully in the mind and we constantly process them, assimilate them and digest them, reimagine them.”

---David Littlefield 2007, Architectural Voices: Listening to Old Buildings

新加坡的里程碑:条条大路通邮政局


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Cathedral)前的地面上有块注明“point zero”的铜板,定格为巴黎市中心的“零点”,法国各地跟巴黎的距离以此零点为基准。

(巴黎圣母院前的“零点”。图片来源:互联网)

伦敦市中心(Central London)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定义。根据过去的民俗,市中心以建筑密度、地价、白天的人口等标准来划定。从18世纪中叶起,伦敦唐人街附近的查令十字路口(Charing Cross Road)就被认定为伦敦的中心。伦敦的公路和至今已有150多年的铁路网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如今查令十字依然繁忙,仍是作为计算距离的零点。

新加坡的前身为英国殖民地,又是皇家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免不了将伦敦那一套搬到本地来。兴建浮尔顿大厦前,这个地方已经是新加坡的零点,也就是新加坡的市中心,可谓“条条大路通邮政局”。樟宜十英里、后港六条石等都是从浮尔顿大厦算起的距离,而且每英里都有个路碑。

(条条大路通罗马,新加坡的罗马就是浮尔顿大厦。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根据地图专家莫缕勇的说法,早在1843年,Singapore Free Press已经报道过新加坡的路碑制度,而路碑制度又起源于罗马帝国,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浮尔顿大厦作为新加坡的“里程碑”的起点,雄伟壮观的大型建筑叫游人咋舌,跟附近的大钟楼(维多利亚纪念堂)以及后来陆续兴建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被点评为“美不胜收”,殖民地建筑成为新加坡独立前的旅游胜地。

(上世纪的旅游胜地。图片来源:NAS c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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