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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15, 2017

恭锡街 Keong Saik Road

从前的恭锡街


我十来岁的时候,跟父亲从水仙门越过吊桥头(哥里门桥),走到牛车水,越过水车街(Kreta Ayer Road),抵达恭锡路。

当时到恭锡路,父亲有两个去处,一是强华印务,老板冯福祺同样是“鹤山佬”,跟父亲工作的德盛印务所有业务来往;二是我称他为瀛伯,父亲和工友称他为“矮仔瀛”的排版员,后来自己在恭锡路的住家铸字卖字,这些铸字俗称“铅字”,有不同的尺寸。如今我们使用简洁快捷的数码印刷,这些传统的排版铸字行业被时代淘汰。不过我在马六甲鸡场街(Jonker Street)还可见到这类传统作业。

据说瀛伯年幼时读的是四书,对古文有深刻的认识,成为他们一群对古文字认识不多的工友的中文导师。瀛伯的妻子是我在水仙门同屋共住的邻居的结拜姐妹,逢过年过节都会登门到“大姐”家作客。瀛伯跟以蛋挞闻名的东兴茶室的老板方焯佳有亲属关系。


(同屋共住的邻居,前排手抱小孩旁的女子淑宜是瀛伯的千金)

恭锡路,我们更常称它为恭锡街。今天提起恭锡街,大家会想起小餐馆、特色旅店等时尚。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是著名的红灯区。门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是青楼妓院,寻花问柳的地方。

恭锡街也是当年有钱人收养情妇的地方,因此也是著名的二奶街。二奶是广东人叫的,现在叫“小三”。

战前这里有咖啡店、香烛店、火炭商、印刷馆、杂货零售店,当然少不了住家。居民买菜下厨,只需走过水车街(Kreta Ayer Road)来到牛车水,沙莪街、万拿街、戏院街、戏院横街、登婆街组成一个庞大的露天巴刹,晚间连同广合源街,转型为廉价的购物天堂。

恭锡街取名自陈恭锡(1850-1909,59岁)。他是个大富豪,在这一带有不少产业。

陈恭锡是一名马六甲土生华人,俗称峇峇,在槟城受教育,为本地贡献良多。他推崇教育和女权,在那个不平等的年代已经向往男女平等了。他受委为太平局绅,也就是华社的领导。新加坡成立保良局,他是第一任委员。保良局的目的是除暴安良,照顾受欺凌的女子和被逼良为娼的妓女。

陈恭锡跟陈若锦、李清渊合股成立了海峡轮船(Straits Steamship),1980年代才被Keppel Group收购。

街景拾趣


去年(2016年)接受文物局策展员叶舒瑜的邀请,参与文化遗产节的活动,跟在恭锡街成长的老街坊Charmaine 一起在恭锡街穿街走巷,为大家介绍恭锡街鲜为人知的一面。

Charmaine的母亲是妈姐的养女,从老妈姐手中接管恭锡街17号A的妓院,他们一家人则住在15号A,天井可以望过去隔邻的青楼。15和17号正好对着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温柔乡,来自三教九流的寻芳客在这个“三角地带”度过一个又一个温柔之夜。


(从恭锡街望过去,跟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Charmaine说蓝色的Hotel 81以前是出名的烟花地)

妓院:上世纪60年代,牛车水的妓院搬迁到恭锡街,使到原本已经亮起红灯笼的大街如雨后春笋,成为远近驰名的红灯区。上世纪70年代高峰期,约两百名妓女在这里落户。市区重建计划下,妓院向市区边缘的芽笼搬迁,到了2003年只剩下十间妓院。烟花柳巷整装后,变成时尚一条街。行行走走间但觉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6A,6B和8号隔着一层白色非透明玻璃,行家说可能还是烟花之地。


(现在的恭锡街夜店,显然“逊色”许多)

三街坊:莺歌燕语并不只在恭锡街,当年的恭锡街、德霖街(Teck Lim Road)、若全街(Jiak Chuan Road)合称三街坊,遍布夜间的温柔乡。

广东粥品:尼路(Neil Road)和恭锡街角落。典型广东鹤山粥,鱼腩粥、及第粥、皮蛋粥等都味道一流。以前新加坡有路边摊,这类特色粥品还可吃得到,1987年最后的路边摊迁入小贩中心,有些行家放弃当小贩,这类老口味就逐年减少了。广东粥的特色是火候,慢火熬粥一个多小时,米饭溶在粥水里,香滑可口。“掌门人”何先生除了卖粥外,业余时间继承父亲何启成的衣钵,担任鹤山会馆醒狮团的顾问。鹤山会馆的前身怡怡堂,由一班喜欢舞狮打拳的同乡人创建,有了醒狮团多年后才在战后成立会馆。鹤山狮继承佛山狮的技艺并加以改良,曾经声名大噪,被各大报章誉为新马狮王。

祥安:本地捞鱼生使用多一些配料如瓜英、荞头、萝卜丝、薄脆、花生碎、芝麻等,后来还用上酸梅酱和柚子,捞起来五颜六色一大盘,叫人垂涎三尺,胃口大增。过去买这些农历新年的鱼生配料,一般上都会到祥安购买,那是因为祥安老早就已经以一站式的经营方式做生意,货品齐全,价格大众化。此外,祥安也包办提供配料给酒楼餐馆,历久不衰。


(老早就已经以一站式经营的老字号“祥安”)

準提宫观音堂:20世纪初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重建,準提宫从那儿搬来恭锡街落户。主神準提菩萨相传不嫁人。准提菩萨又名十八臂观音,清远飞霞山先天道奉拜,深受顺德妈姐欢迎,此习俗从顺德传到新加坡。妈姐进行梳起仪式时,跪在準提菩萨面前,由老妈姐边唱“梳起歌”边为年轻妈姐梳起。仪式结束后,大家高高兴兴到附近的酒家如首都、大华等摆“喜宴”,好像婚嫁一样,只是少了新郎。


(被列为受保留的準提宫观音堂)

中山会馆(20B):我们普遍认为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的第一间会馆(1822年),同年成立的有应和会馆。两间会馆虽然一间属于台山人,一间属于嘉应五属,但都来自广东省。因此很可能那时候已经有不少广东人来到新加坡打拼,并成立了地缘组织,照顾同乡人。 根据中山会馆的会务资料,中山人(以前叫香山)早在1821年便已经成立香公司,1824年易名为香山公司,1879年香山会馆,1937年正式称为中山会馆。为了延续宗乡社团的功能,中山会馆成立了青年团,并组织回乡寻根等活动。


(外观颜色鲜艳的中山会馆与八和会馆)

八和会馆(20A):1857年就创建了,可见当时已经有广东人看大戏了。早期称为梨园堂,旨在团结粤剧艺人。粤剧团体分八个堂号,例如兆和堂(小生),福和堂(花旦)等。八和取义“八堂和合,和衷共济”,期望各专业演员和睦共处,为人民服务。以前,尤其是1950年代省港的粤剧红伶来新加坡演戏,在八和会馆拜拜后,回去就身价倍增了。红线女、梁醒波、新马仔、薛觉先、汪明荃等人来新加坡登台演戏,都会先拜访八和会馆和在祖师爷前上香。八和会馆的主神为华光大帝。

禅山六合体育会(85B):禅山就是佛山。专门教导周家拳。独立初期,武装部队还在酝酿中,李光耀为了鼓励年轻人当兵,在各武术馆发表演说,表示学武的人身体好,应该参加志愿军,保卫国家。


(禅山六合体育会在恭锡街搭棚庆祝会庆。图片来源:NAS c.1960s)

东亚:福州人的东亚咖啡店最出名的就是南洋早餐,加椰(kaya)曾经是东亚驰名的品牌。说起来吃面包喝咖啡并不是华人的传统。这份早餐是早年海南人跑船学来的。后来他们开咖啡店,将洋人的习俗发扬光大。现在的东亚的所在地也是以前祺利烧鸭的所在地。祺利在后门(Duxton Plain)制作烧鸭,大红烧鸭高高挂,成为独特的风景线。祺利最后搬到Upper Paya Lebar,并以200万元将店面和独门秘方出售。
(东亚原址是恭锡街与德霖街交界处的地标,2014年转售。)


(搬迁后依旧在恭锡街落户的东亚,店面明显缩水了许多。此店曾经是祺利烧鸭的所在地。)

夜香:恭锡街可看到旋转楼梯,后巷等。以前这里使用粪桶,承载着夜香,也叫“夜来香”。清晨挑粪夫收集夜香,使用旋转楼梯和后巷。有时粪桶过满,行走时夜香外泄,香味可想而知。因此这些后巷也叫“屎巷”。挑粪夫的工作没什么人喜欢做,因此过年过节都会给他们一个红包,感谢他们的贡献。

封路:以前庆中元会在街上演几天大戏,元宵节、会馆社团庆祝会庆都在街上搭棚摆酒。每逢碰到这些节庆,恭锡街都会封路,为平凡的生活增添色彩,大人小孩都很开心。如今即使元宵节关闭半小时,街坊都会投诉阻道,很不高兴。

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Temple (1925)


雀替尔人的印度寺庙,主神为甘尼纱(象神)。印度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9%。雀替尔人早在1820年已经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河畔、直落亚逸一带设立贷款业。在现代银行金融体系成型之前,他们已经进行放贷活动,借钱给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商人、印度商人、承包商、马来皇室等。


(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兴都庙)

也许您会觉得好奇,为什么马来皇室也要跟放贷者借钱。跟莱佛士签约的马来苏丹叫苏丹胡先,他好吃好赌,欠下一身债务。英国人每个月给他们的家用不够花,只好贷款来还债。

雀替尔人跟其他印度人一样,来新加坡赚钱,家眷都留在家乡。他们工作三几年就回去了。他们在本地设立估俚房,也就是宿舍。他们像华人和来自马来半岛各地的马来族群一样,交一点租金和互助金,照顾同乡人。


(信徒绕着庙堂顺时钟走108圈,就可以功德圆满了)

在更早的1947年之前,印度庙旁是出租人力车的大本营。战后取消人力车后,人力车才在街头上消失。上世纪70年代,庙宇旁还可看到印度人的“估俚房”(dormitory)和“妈妈店”。庙宇也庆祝大宝森节(Thaipusam)的游神庆典。由于阻碍交通,后来警方规定游行活动只局现在实龙岗的兴都庙到Tank Road的兴都庙这段路。

琵琶仔


琵琶仔擅长弹扬琴琵琶,卖艺卖唱,三首歌十元。一般上我们称扬琴和琵琶为传统中国乐器,其实扬琴来自波斯,琵琶来自胡人,也就是西域。

琵琶仔和阿姑多数来自广州,那些不是来自广州的也会跟广州拉上关系,例如由于家境贫寒,被卖到广州等。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广州是唯一对外的窗口,广州十三行等很早就已经出现,带动了商贸和青楼行业。James Francis Warren作了许多相关研究。

老人家表示战前琵琶仔馆很多,琵琶仔馆成为生意人公干应酬的场所。琵琶仔只在午夜过后才挑人客陪过夜。韩战后(1950年),琵琶仔馆“一楼二房一大厅”的格局改建成五六间小房的娼寮,可以接待更多寻欢客。

1992年,陈鸣鸾在口述历史中心访问了年轻时当过琵琶仔,当时已经70岁的何桂棉。详情可参考另一篇博文。


(20世纪初的琵琶仔。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妈姐


妈姐梳着一条长辫子或挽髻,多数来自顺德,有些来自周边城镇如西樵、南海、东莞、鹤山、中山、番禺。她们沿袭着古老习俗,梳起不嫁,或者嫁人后不住在夫家。

丝业兴旺的时候,广东跟浙江一样,靠丝绸打造经济。顺德是丝绸之乡,也是广东省80%的经济来源。这些在缫丝厂工作的女工赚的钱比农村一家人还多,经济独立后开始逃避婚姻,梳起不嫁。

她们可能也受了一些传闻的影响,嫁人后会受到欺凌。当时流传的民谣“鸡公仔”: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抱甚艰难…

1920至30年代缫丝业萧条,厂家纷纷倒闭,只好到南洋谋出路。由于这些女工早已成为农村一家的命脉,加上新加坡限制男性公民入境,只好由她们出洋赚钱养家,在殖民地官员、富贵人家当女佣。此外,也有些在青楼打杂,在公馆工作,或者当琵琶女的私人跟班。

洋人叫妈姐为ayah,后来叫amah,amah是葡萄牙语,奶妈之意。妈姐不嫁人,没有奶,所以做不成奶妈。因此,amah可能是广东人叫的阿妈。

她们有好些都是来到新加坡才梳起。


(妈姐: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的风景线。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最热闹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妈姐成立七姐会,在“三街坊”拜七姐,同时展示手工艺品。妈姐不嫁人,但是却很热心安排七姐跟牛郎相会,这个习俗也是从家乡传过来的。


(拜七姐的七姐盘。图片来源:黄钰清)

妈姐之间也会结拜为金兰姐妹,那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契约,晚上同床入寝,形同夫妻。妈姐也会收养养女,俗称小妈姐,老来有所依靠。小妈姐的命运不一,有些长大后嫁人,侍奉老妈姐如亲生母亲,有些小妈姐被卖给大老板“开苞”,过后卖到青楼。

随着时代的演变,妈姐、琵琶仔都已经在新加坡街头消失了,恭锡街的老街坊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当下“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点评饮食店林立的恭锡街为亚洲必行之地,我倒觉得新加坡的饮食场所太多了,恭锡街跟其他的餐饮区无异,少了昔日的街头特色。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将妓院带回来恭锡街,但除了餐饮之外,或许可以考虑重塑其他曾经出现过的庶民文化:歌台、武术、民间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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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28, 2014

日本人墓地公园(二之一)

原文刊登于《源》杂志第110期,2014年8月

实龙岗中心附近Chuan Hoe Avenue的“日本人墓地公园”是个由专人管理的坟场,它更像是设在私人住宅区内的社区公园。


(实龙岗中心附近 Chuan Hoe Avenue 的“日本人墓地公园”)


(幽静的墓园,有许多跟百余年新加坡史擦身而过的故事)

19世纪末,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这块七公顷的橡胶园作为日本人墓地,埋葬那些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的南洋姐。南洋姐是早期在新加坡当妓女的日本女子的别称。墓地公园陆续多了住客,910个墓碑下有日本女子、文人、和尚、医生、商贾和军人。坟墓会说话,多年以后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围绕着19与20世纪的民族与历史的课题。他们之所以长埋在新加坡,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大时代的脉络。


(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这块七公顷的橡胶园作为日本人墓地)

商场内的南洋姐


暂时把视线拉到新加坡市区内一座人气鼎盛,由修复后的旧建筑与透光玻璃组成的购物中心---白沙浮广场。1980年代末,政府将黑街的人妖与美味的路边摊请走后,重新打造白沙浮。白沙浮广场内还保留着早年的街道,如Bugis Street(黑街)、Hylam Street(海南街)、Malabar Street(马拉伯街)、Malay Street(马来街)等。

这一带曾经是个“日本村”,马来街俗名日本娼寮街,是早年日本妓院的大本营。物换星移,很难想象昔日的白沙浮广场的排屋背后曾经埋藏着几许日本少女的似水年华。人生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借助于墓地公园与现代购物商场内保留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阡陌间回顾一段生命的交汇。


(白沙浮广场内还保留着早年的街道,曾经是个“日本村”,是早年日本妓院的大本营。)

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等客人上门。这种妓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1868年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与明治交替的阶段,是个内忧外患,贫困潦倒的国家,除了将客工送到夏威夷、关岛、美洲、婆罗洲、苏门答腊和澳洲等地谋出路之外,还通过售卖良家少女到新加坡赚取外汇。卖身外地的风尘女子寄回家乡的汇款是日本继丝绸和煤炭后的第三大经济支柱,加速了日本现代化的步伐,也俸养了一群对“大东亚共荣圈”虎视眈眈的军国主义者。

南洋姐是最初大量移民到新加坡的日本人,比人们憎恨的二战军人早了七十多年。南洋姐这美丽值钱的商品来到新加坡后,带动了其他相关行业如美食、医疗、时装、汇款中心等。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摄影展馆展示了一幅南洋姐的合照,在不知不觉的娥眉淡扫中,这个城市已经记录下她们的容颜。


(在不知不觉的娥眉淡扫中,这个城市已经记录下南洋姐的容颜。NAS c.1900s)

James Francis Warren翻查了新加坡的档案文件,为早期流落新加坡的中国与日本风尘女子写下《Ah Ku and Karayuki-San: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日本纪实文学作家山崎朋子长期以来关注着近代日本底层女性的命运,揭开了被时代遗忘的女人的面纱。头家离不开苦力,苦力离不开妓女,男人卖力气,女人卖身子,大时代、大环境的脉络下勾勒出不知名的小人物的一生。

二战前的日本妓院分布在大坡和小坡,附近是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居住的地方。1877年(明治十年),马来街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了1887年(明治二十年)南洋姐有整百人;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妓院增至83所,南洋姐610人。日俄战争爆发时(1904年)有妓院110所,南洋姐902人,属于高峰期,顾客群除了车夫与苦力外,还有许多路过的军人和水手。


(二战前的日本妓院分布在大坡和小坡,附近是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居住的地方。图片来源:《Ah Ku and Karayuki-San: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

明治年代的日妓来自九州的长崎县与熊本县,当时九州的杂税高达百分之五十,艰苦的农村生活促使家长们将女儿当作商品般出售。对于长崎大家不会感到陌生,二战结束前,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市内,约15万平民丧生。如今8月9日我们庆祝新加坡国庆,长崎人民则纪念和平。

经过明治维新而日益富强的日本,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日本落实“富国强兵”的政策,快速提升经济实力,跟着强化军事力量,在1895年以及1905年短短十年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中击败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1910年朝日战争中日本也告捷,晋升为亚洲军事强国,非但在朝鲜和台湾殖民,还在中国境内成立伪“满州国”。

随着经济日益强盛,日本政府已不需要依靠贩卖南洋姐赚取外汇。1920年, 日本政府以国耻为由,禁止日本女人在国外卖身,不过基于认同感,许多南洋姐都不愿回乡。日本人加在南洋姐的名堂是很屈辱性的,如丑业妇、贱业妇、娘子军、卖笑妇等,南洋姐怕被家乡和族人排斥,宁愿继续留在本地,当时滞留在新加坡的日妓约2000人。

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也不可幸免,秋来春去的滚滚红尘中,农村女子重复着过去的宿命,以最原始的本钱,往外寻找出路去了。

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息息相关,“大东亚共荣圈”的谬思则促使日本通过军国主义向外扩张,野心勃勃地打算与纳粹德国瓜分世界。日本妓女的墓碑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及一万多名死在战场上的部下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将历史逻辑化。


(日本妓女的墓碑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及一万多名死在战场上的部下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将历史逻辑化。)

南洋姐的青春年华都湮埋在异地的荒草中,这些墓碑群没留下什么资料供后人去挖掘深埋在地底下的故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慈音信女”、“端念信女”、“忍芳信女”、“妙芳信女”等,好些粗糙的墓碑显然是死者所结交的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她们的墓碑并非对着东北的故乡,而是面向墓园里,位处西方的地藏菩萨。

南洋姐不具真名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保存一点生命的信念,希望在虔诚的祈求下,来世能够过个好日子;另一个可能性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坏了名声。

至于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除了民族恩怨、人生沧桑外,可能也包含着许多国际谍情与政治风波。也许在众多信女当中,某些还曾经因为她们的纤纤玉手与丝丝柔情,牵动了由血泪枪弹谱成的昭南岁月。



(南洋姐的石碑上刻着戒名,可能是为了保存一点生命的信念,也可能是刻意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坏了名声。)

地藏菩萨


日本人墓地公园供奉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福慧兼备,以福德与智慧普渡众生。从佛祖离世到弥勒菩萨降生,需要经历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佛祖说:“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位菩萨代表我去拯救众生,他便是地藏菩萨。”

(佛祖说:“有一位菩萨代表我去拯救众生,他便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的六名使者)

地藏菩萨的宏愿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生生世世以来,所有众生,有一人未成佛的,都要加以接引,最后才轮到自己。地藏菩萨可以到天上救人,可以到人间救人,可以到灵界救人,也可以到饿鬼道、畜生道和地狱道去,在六道中拯救众生。因此除了拯救南洋姐外,祂也拯救在新加坡战死,或因犯下战争罪行被处死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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