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洞 - 马共的小城大事

勿洞

勿洞（Betong）是泰国最南端的小城镇，只有五万人口，华裔占40％，巫裔40％，泰裔20％，是泰国华族人口比率较高的城镇。通过分布在市镇几条街道上的社团学校如六桂堂、古冈州、福建会馆、广西会馆、海南会馆、中华学校等，可窥探到南方先民在勿洞开荒的日子。华人中以广西人居多，广东话则几乎通行无阻。


勿洞的亮点是因为曾经是马共跟泰国与马来西亚军队打游击战的地方，而马共在新马留下太多史迹与太多伤痕，年长一辈有许多回忆。他们的父母、子女、朋友都可能是前马共、外围组织、支持者、同情者、罹难者。这个激进的组织在人们心目中到底是正是邪，在新马历史上由于多了几分感情的因素，现阶段还是非常敏感，难下定论。

当年马共进入勿洞时还曾经帮助过当地村民打土匪，维持地方治安，因此深得当地民众支持，除了帮忙岗哨外，还有年轻人入党，成为马共的一员。摆脱了枪林弹雨的岁月后，勿洞如今已经是个和平的小城。

（勿洞：山峦围绕的小城。远处的山峦就是当年马共活跃的山林。）

1987年，两支从马共分裂出来的马西共分区：革命派（90人）、马列派（542人）先后走出森林，缴械投降；两年后，马共中央派（1188人）在合艾跟泰国和马来西亚签署联合《合艾协议》，正式为马共的武装斗争画上句点。泰国政府遵守承诺，拨地拨款，在勿洞设立了友谊村与和平村，让马西共与马共中央派建立家园。

（马列派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勿洞的第一和第二友谊村分布在两个山头，都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第一友谊村保留了长一公里的营寨外围地道和设施，第二友谊村则跟金马仑高原形似，还设立了“万花园度假村”。

（第二友谊村万花园一角）

（万花园培植了各种鲜花，蜜蜂也采蜜忙）

从新加坡驱车去勿洞，可以取道南北大道，全程约760公里，9个小时车程。经过怡保后，在Kuala Kangsar转入76号公路前往宜力（Gerik），在Gerik继续沿着76号公路，转入1157号公路便可进入泰国关卡，再沿着4106公路走约10分钟就抵达勿洞市中心了。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抵达怡保前参观一下日战期间136部队的史迹，例如在霹雳的秘密基地美罗山（Bidor）和囚禁林谋盛的华都牙也监狱（Batu Gajah）。

解除武装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1989年12月2日，合艾。从1960年起，马共总书记陈平在中国遥控马共中央长达二十九年。1989年，陈平来到合艾与马泰达成共识，在《合艾协议》签署仪式上发表讲话：

“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和谈，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两项和平协议的签署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对和谈的成果感到高兴。 刚刚签署的这些协议符合我们党争取实现和平的政策，符合当前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历史潮流，同时也符合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认为，通过和谈达成的结束41年武装活动的上述协议是一项光荣的和解。毫无疑问，这种对各方都公平合理的和解是基于互谅互让的精神达成的。 我们相信，这些协议的签署将在我国历史上写下新的篇章，将对马来西亚和泰边境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作出重大的贡献。 作为马来西亚公民，我们保证效忠最高元首陛下、效忠祖国。 作为协议签署者之一，我们保证严格履行协议。我们将解散武装部队并销毁武器，以表示结束武装斗争的诚意。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对泰王国政府为三方和谈所提供的宝贵协助，为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和平协议作见证者，以及为这次历史性的签署作东道主，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请允许我对丹斯里差哇立．荣猜育上将的远见，对吉滴·叻达纳差耶少将的努力，终于促使和谈取得成功，表示高度的赞赏。”

《合艾协议》为1930年4月30日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这个特殊的群体划下句点。从签署和平协约至今已经度过了25个年头，人生也不过是三个25年，而有些年轻的战士，可能都活不过人生的第一个25年。

老林

在友谊村有缘结识了60岁的林先生（老林）。温文有礼，讲话轻轻柔柔的老林，怎么也不像是个将青春托付给森林的激进分子。

（老林和我。2014）

来自吉隆坡，已经入籍泰国的老林在吉隆坡华文独中完成高中教育，隶属原第12支队2区，也就是后来以張忠民为首的马列派，在泰南霹雳边界的勿洞活动。至于原属第8支队，也就是后来以黃一江为首的革命派，当时在泰南吉打边界的昔罗（Sadao）活动。这两支部队分别在1974年和1970年因不满中央的肃反运动而分裂，脱离马共中央，成立马共马列派和马共革命派，过后在1983年整合，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西共。

（马共马列派首领）

（马列派因肃反运动无辜丧命的五名队员）

在马西共走出森林，陈平签订《合艾协议》之前那两年过渡期间，已经有一些原马来西亚人选择回家，不过当时大马的条件比较苛刻，这些前党员曾经被扣留、调查、监视等，至于那些在签订《合艾协议》后才回家的前马共，所受到的待遇则好多了。

新加坡入党的马共队员，多数加入中央派，在和平村落户。不过要找人也不容易，因为大家投入武装斗争后都会隐姓埋名，使用假名字。

当年马西共比马共中央更早走出森林，主要是受泰共的影响。他们观察到1982-83年间，许多泰共干部与解放军投降后，泰国遵守原有的和平协议，让他们有尊严地回归社会，并没有秋后算账。马西共认为泰国真的拿出和平的诚意来结束这场漫长的游击战事，所以才作出投降的决定。

老林在1975年，20岁出头离开吉隆坡家乡去到勿洞，投入张克民所领导的第12支队，受训后成为一名广播员，在地道内的小小工作室，负责地下广播任务。

十二年后，老林跟着大队走出森林，在第二友谊村打造新生活。

后来，老林认识了一位在泰国出生的广西族女子，结婚生子。当时老林已经四十岁，从青年迈入壮年，人生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回想起来，人生本来就是有得也有失，以青春的印记换取明天，并没有什么遗憾，而是另一番历练。如今拿着泰国护照，老林可以自由出入马来西亚，每年清明都会回乡拜祭。

老林回顾1970年代中的抉择，主要是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思潮。当他还在读中学低年级的时候受了高年级大哥哥的影响，当他成为高中的大哥哥时，以同样的方法关怀学弟学妹们的功课、家庭、同时也逐步灌输他们马列的革命思想，分析社会动态，决意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马来西亚。

《五一三》让马共找到新动力

对身在大马的华人，那股七十年代的思潮主要源自1969年发生在马来西亚的种族冲突，史称《五一三》事件，跟新加坡1954年反国民服役法令的五一三事件发生在同一天。

1969年，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党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阵的前身）。由于受到选区划分的局限，反对党虽然得到多数票，但只取得36%的席位。5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庆祝胜利游行，惹火了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举行反示威。5月13日，两派人马在文良港街头短兵相接，演变成流血大暴动。

根据官方数据，这场持续数月的五一三种族冲突有196人死亡（华族143人、马来族24人、印族13人，另外16人无法辨认），439人受伤（其中18人枪伤），9143人被捕（华族5126人、马来族2077人、印族1874人，其馀为外国人，包括巴基斯坦、欧洲、泰国、新加坡等），警方相信被捕者当中，有93人为马共。此外，221辆车及753栋房屋被毁。

《五一三》事件在没有酝酿的情况下就这样发生在首都吉隆坡，并不是马共或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也并不包含民族解放的斗争或反共的意识，而是牵涉到种族利害关係。事后，全国行动理事会发表了《五一三悲剧》白皮书，把事件的根源归咎于种族经济的悬差与族群分化，并通过宪法确定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这样的后续让马共找到新的动力，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采取“新的武装动向，主要目的在于制止吉隆坡当局继续执行英国余留下来的殖民地战争政策，以争取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方山，《马泰边境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新时期·新方针》）。马共利用紧张的局势来扩大活动，争取对种族肤色深感不安的民心，使马共党员增长了一倍。

1970年代中期还发生了几件大事，例如：

-马来亚大学（马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前进行示威，抗议美帝国主义（1973）。

-马大学生发动了华玲（Baling）反饥饿游行以及打锡乌达拉（Tasek Utara）木屋反迫迁事件，国会的白皮书（1974年的12月19日）指马大华文学会涉及共产党的颠覆行动，关闭马大华文学会。

-吉隆坡当局兴建独木莪水坝和北马东西大道（1974），宣传策略上则说是为了“围剿”边区；对此，马共向施工工程作出袭击，以示警诫。大马政府作出回应，对马共与倾左的团体进行大逮捕，修改大专法令，缔夺学生的政治权益等。

当时老林身为马共党员，自然如履薄冰。当时上头指令他到别的州府去隐姓埋名，找过一份工作，他则认为反正人生地不熟，而自己也有为国家民族斗争的宏愿，于是痛定思痛，走上勿洞之路。

丛林深深

对于马共重新启动武装行动，马来西亚曾经在1978年6月至1980年间，对据守勿洞的第12支队，发动了长达二十个月的围剿行动，轮派两千军人进入森林，建立十五个堡垒，大军则在森林外围布防、炮轰等。第12支队的主力部队撤入深山，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向政府军在林中的据点进行反击。

（在政府军围剿行动中丧生的部分马列派队员）

1982年，泰国出全力围剿马共，使三千人的部队锐减至千余人左右，加上邓小平向陈平下指令，停止武装斗争，马共已经逐步失去与政府军持续抗衡的可能性。

马共在勿洞森林里作战与生存的技巧有许多都是从泰共那儿学来的，泰共则是通过越共，越共通过中共，共产党的血脉就这样连成一线。

（丛林里的营寨，锌板屋顶，屋子属于开放式，方便作战）

由于马共长期在勿洞森林出入，对周遭的环境与地雷区等都十分熟悉，他们自己制作的地雷通过干电池的电流引爆，只要脚一踏上去就立刻通电爆炸，虽然杀伤力不强，但已足以炸断一条腿。

至于官方埋下的地雷，是以安全扣引爆的，只要踩着不动，还是有办法拆除。此外，政府军是轮派的，新来的军人对环境不熟悉，因此凡是布置地雷的地方，都必须在树干底下做记号，久而久之就被马共识破，除了没收地雷外，还可以变变把戏，例如改装、换地方、换方向等，使政府军自己遭殃，因此政府军都不敢轻易进入森林活动，只是漫无目的地开炮。听大炮飞过头顶的声音就知道政府军锁定的地方，因此马共甚至可以在大炮底下如常过活。

（第一友谊村博物馆内展示的地雷制作法）

当然在森林里最避忌的就是行踪泄露，因此在行军时，都必须有人殿后，把走过的足迹销毁，煮食也通过夜色来掩护，都是在入夜与黎明前进行的，称为“两头黑”。

在营寨煮大锅饭，则采用“孔明灶”，时间就从容得多。所谓“孔明灶”是在地底先挖个灶头，再沿着山坡挖出一条排烟的管道，在出口处挖一个大烟槽，上面铺上潮湿的麻袋；这样一来，即使有炊烟冒出，也变得稀稀落落，难以察觉。

（孔明灶解决了“两头黑”的难题，煮食也从容多了。）

（孔明灶的出口是个大烟槽，即使有炊烟冒出也变得稀稀落落，不易察觉）

第一友谊村保留了一公里的地道让公众参观，这条深入地底约二十米的地道是由第8支队，集中五十人的力量，花了三个月时间挖掘出来的。除了厨房外，还有碳窑、哨站、宿舍、操练场、夫妻屋（新娘房）、改建成博物馆的礼堂和一条九个进出口的地下隧道，作为防御炮弹与囤积食粮等用途。隧道有一个人的高度与约1.5米宽度，里头的睡床、桌椅等都是原来的山石，可说是“入土为安”。

（走地下隧道）

（地道内的坐位）

当时组织规定男女不准谈恋爱，因为一旦怀了身孕，有了孩子，除了行动不便外，还会危害到全队人。男女一起共事，难免会日久生情，因此才有了“五锌级”的新娘房，屋子就像屋顶那五块锌片那般大小。孩子出生后必须“关”在隧道里，避免婴儿的啼哭声暴露行踪，过后还必须出森林找户好人家，将孩子送给人。

（“五锌级”的新娘房）

博物馆展示了武器、车床、运输器具、学习资料、以及文娱活动用的手风琴等，依稀间彷佛还听到琴声伴奏下，飘起一阵悦耳的歌声:

树胶花开遍地黄，每年每日割胶忙。虽然油盐茶饭吃不饱，洗了胶桶乓呀连嗵乓，乓呀连嗵乓。大家欢聚在一堂，在一堂...

（转型为博物馆的礼堂）

（树胶花开遍地黄，每年每日割胶忙......）

新加坡与马共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是否仍旧受到马共的安全威胁？2011年10月20日的国会中，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公布了一些详情：

1970年4月，一名妙龄女子在樟宜一起炸弹爆炸事件中丧命。设炸弹陷阱的是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共最活跃和激进的外围组织之一。 1974年12月，三名亲共分子原本要驱车把土制炸弹放在南洋鞋厂董事经理的住家，不料炸弹在车内提早爆炸，二人被炸毙。第三人逃离现场，获其他亲共分子援助偷渡到柔佛。 1970年至1974年间，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至少策划了35起纵火及爆炸事件。 1970年代共800多人在内部安全法下逮捕，并向其中235人发出拘留令。多数被拘留的人不单只同情马共，而是为马共提供了财物及人力的支持。 --马·南洋商报（南洋网），2011年10月20日

关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新加坡所发生的疑似马共事件，当时新马有一个叫做统一阵线的组织，新加坡的左翼人士所支持的也是从早期的反殖到后来的马来亚革命。革命同志躲在森林里，对外界知道得不多，主要靠电台来收集资讯，维持革命理想。

到了八十年代，世界时局完全改观，从中苏交恶到冷战结束，资本主义重新抬头。陈平安排了马共与马西共的领导干部，包括张忠民和黄一江回到中国，他们发觉现实跟理想中的中国原来有这么大的落差，蓦然回首间，感悟到坚持了一辈子的斗争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促成他们后来放下武器，重返社会。

人间正道是沧桑，是正是邪还得经过日后的盖棺定论。武装斗争这条路本来就不是什么康庄大道，在世俗眼里是一条不归路。自1930年代起，马共这个特殊的群体已经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起跑，颠颠簸簸中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飞鸿渐杳，数年华已度过六十清秋。他们创造了新马历史上“马共”这个词汇，成为二十世纪信仰与激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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