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尔顿大厦 The Fullerton Building

新加坡河口的浮尔顿酒店在2015年岁末被列为国家古迹。它是一座新古典主义特色的建筑，夜间灯火的照耀下，散发出漂亮撩人的魅力。想起七年前跟香港来实习的Kat夜游新加坡河畔，从李德桥（Read Bridge）一路往河口走到唯一的悬索桥加文纳桥（Cavenage Bridge）看浮尔顿。我们再见面已是三年和五年后的香港湾仔。

（隔岸眺望浮尔顿大厦。大厦前就是新加坡第一座吊桥，但永远吊不起的加文纳桥。）

“新古典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后的一股新思潮，帕拉迪奥将这股思潮发挥在建筑设计上，成为帕拉迪奥风格（Palladian）。浮尔顿酒店使用大量希腊神庙的柱式、山花、砌石和左右匀称的格局，取义和谐与平衡，跟太极的阴阳原理不谋而合。

浮尔顿酒店的住宿价格就更迷人了。1998年，以4亿新元将旧建筑翻新成浮尔顿酒店后，吸引了许多欧美旅客，入住一晚约500新元，是乌节路文华酒店的1.5倍。

浮尔顿酒店的前身

童年的年代，浮尔顿大厦是新加坡邮政总局的所在地，每天处理大量的书信邮包。直至今天，老人家还继续称它为邮政局，简单易叫，“浮尔顿酒店”对他们来说太深奥，浮尔顿这个“鬼佬”名字怎么都叫不出来。

（邮政局前台。1965年。摄于浮尔顿酒店历史展廊。）

进入职场的年代，税务局曾经迁入浮尔顿大厦办公，1995年才搬离此黄金地段。那时每年三月份填报所得税最叫人头大，填写一大堆表格之余，还必须呈上厚厚的附件，说明书又看得一头雾水，真是苦差事。缴税都这么麻烦，难怪许多人选择逃税了。

填写所得税表格缔造了一门专属行业，有些“财富”（文员）到小贩中心招揽生意，专门帮人填写报税表。小贩收入不多，又不识英文，这些赚点小外快的“财富”倒帮了他们不少忙。

相比之下，现在报税的程序简化多了，“网中人”只需使用Singpass查看已经输入的资料，再按个按钮“submit”就行了。

遥想当年我缴了两年所得税，第三年报税额减半，被传召到浮尔顿大厦的税务局问话。那位马来族官员客气地说道，我们的薪水只可能一年比一年递增，你的扣税项目没有改变，是不是入息算错啦？我回答说只工作了半年就回校读书了。她听了恍然大悟，批准了我的报税，加上互相问候与祝福语，前后不到两分钟。

“薪水只可能一年比一年递增”这句话数十年来都烙印在心头。那个年头不担心失业吗？那是个充满机遇，叫人满怀希望的1980年代。我们的薪水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很低，只要年龄没到40岁，失业后重新受聘不难，有些人甚至期望自己被解雇，先袋着每工作一年补贴裁员费一个月的“额外花红”，然后再另谋高就。

年过40则是另外一回事，每年都有来自本地和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涌入职场，40岁失业等同中年危机，驾德士成为失业后的出路之一。此中年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都没有改变过。

那个年头的社会上照样有富人有穷人，但衣食住行处于真正负担得起的水平，只要各安其分就能切身感受到安居乐业的快感，不需要由政府千方百计来解读统计数据，尝试说服人民其实新加坡什么都不贵，大家都负担得起。

简而言之，如果那时候有所谓的快乐指标，相信新加坡人会名列前茅。现在我们是统计数字上数一数二的富国，反而快乐不起来，原因何在？

在HDB工作的朋友说他们曾经在浮尔顿大厦的临时办公室上班过，回想起来那也是198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办公室没有冷气，闷热不透风，必须时不时走出大厦，换口新鲜的空气。

浮尔顿大厦还有一点血的记忆，日战时曾经改装成临时医院，治疗伤兵。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则在大厦设立了军方行政总部。

新加坡石

在更早的19世纪初，这里是个沼泽地。“新加坡石”矗立在河口上，砂岩上刻着10至14世纪的文字，使到淡马锡或新加坡拉这个新加坡的前身充满神秘感。19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将石头送到加尔各答去研究，当时无法完全解码，现在解码的机会就更加渺茫了。其中一块炸毁的石头碎片保存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中。

（新加坡石）

《马来纪年》说新加坡石是阿当的杰作。14世纪新加坡拉王朝年间，印度前来挑战国王的势力。本地的大力士阿当在皇家山上振臂一挥，大石头不偏不倚地落在新加坡河口，牢牢地扣在河床上，印度大力士知难而退。

建筑是人类的思维创造

浮尔顿大厦兴建于上世纪20年代，邮政总局和交易中心取代原有的浮尔顿堡垒。浮尔顿大厦被赞誉为东方最雄伟的结构。

英国政府通过国际招标来凸显殖民地的辉煌，上海的凯司洋行（Keys & Dowdeswell）赢得设计合同。Keys & Dowdeswell的两名合伙人Major P. H. Keys 和 Frederick Dowdeswell从上海迁到新加坡，1920年5月开始工作。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碰上美国经济不景气，新马的锡矿和树胶价格下滑，政府资金不足，只好展延兴建大计。Keys 和 Dowdeswell 两人获得政府的聘约，加入民事服务，成为政府建筑师，1924年重启项目，1928年6月浮尔顿大厦开幕。

（即将完工的浮尔顿大厦。图片来源：NLB）

七层楼的浮尔顿大厦还有地下层，行人隧道直通红灯码头，邮件乘着停泊在海边的船舶，漂洋过海到世界各个角落。

（邮政局地下层用来处理邮件。1963年。摄于浮尔顿酒店历史展廊。）

对建筑师而言，“建筑是人类的思维创造，它不只停留于纸上的设计图，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思想、个人身份、社会、阶级、文化和价值观等的反射。经过我们不断地分析和想象，建筑物就像生命体一样逐渐地成长。” “All buildings are products of the human imagin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imagination does not cease once the design has been committed to paper. All buildings are, more or less, psychological entities —projections, even. They are expressions of ideas, skeletons on which we hang notions of self, society, status, heritage, value... buildings live most powerfully in the mind and we constantly process them, assimilate them and digest them, reimagine them.” ---David Littlefield （2007）, Architectural Voices: Listening to Old Buildings

新加坡的里程碑：条条大路通邮政局

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Cathedral）前的地面上有块注明“point zero”的铜板，定格为巴黎市中心的“零点”，法国各地跟巴黎的距离以此零点为基准。

（巴黎圣母院前的“零点”。图片来源：互联网）

伦敦市中心（Central London）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定义。根据过去的民俗，市中心以建筑密度、地价、白天的人口等标准来划定。从18世纪中叶起，伦敦唐人街附近的查令十字路口（Charing Cross Road）就被认定为伦敦的中心。伦敦的公路和至今已有150多年的铁路网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如今查令十字依然繁忙，仍是作为计算距离的零点。

新加坡的前身为英国殖民地，又是皇家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免不了将伦敦那一套搬到本地来。兴建浮尔顿大厦前，这个地方已经是新加坡的零点，也就是新加坡的市中心，可谓“条条大路通邮政局”。樟宜十英里、后港六条石等都是从浮尔顿大厦算起的距离，而且每英里都有个路碑。

（条条大路通罗马，新加坡的罗马就是浮尔顿大厦。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根据地图专家莫缕勇的说法，早在1843年，Singapore Free Press已经报道过新加坡的路碑制度，而路碑制度又起源于罗马帝国，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浮尔顿大厦作为新加坡的“里程碑”的起点，雄伟壮观的大型建筑叫游人咋舌，跟附近的大钟楼（维多利亚纪念堂）以及后来陆续兴建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被点评为“美不胜收”，殖民地建筑成为新加坡独立前的旅游胜地。

（上世纪的旅游胜地。图片来源：NAS c1950s）

相关链接

休克疗法:沉默的一群 - Wage shock therapy

淡马锡，环古谜城

新加坡河上的桥梁 Bridges on Singapore River

新加坡河：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River of Life – We & Singapore

蒲罗中是不是古代新加坡？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交流站）2019年9月16日

新加坡旅游局官方网站 以公元三世纪的中国史料曾将新加坡描述为“蒲罗中”，作为新加坡的简介。

关于蒲罗中乃新加坡的古名，相信源自前南洋大学许云樵教授。许教授于1970年曾经跟持相反看法的前新加坡大学的饶宗颐教授，以及南洋历史学者陈育菘先生，在南洋商报展开长达9个月的笔论。当时能提供辅助的国外文献不多，三位学者的治学精神，为我们留下学习的模范。[1]-[6]

中国史料中的“蒲罗中”源自三国东吴，孙权委派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中国官员的见闻记载在已经失传的古书《扶南土俗传》，今天所能阅读到的《太平御览》、《水经注》、《通典》等书籍，在转抄《扶南土俗传》的条文时，是否有疏漏就不得而知了。相关的三段文字包括： 

1. 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2.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人居，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

3. 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

一般认为拘利乃登嘉楼的朱盖（Cukai）。由于“蒲罗中国”位于拘利“极崎头”，许教授推断“极崎头”乃马来半岛的尽头，蒲罗中则是Pulau Ujong（尽头的岛屿）的对音，所以指的是新加坡。不过许教授并没有解释地理上，新加坡在拘利的南部，而古书所写的蒲罗中国却在拘利的正东。

关于对音，南海各国古史渺茫，除了越南，其他各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没有完整的正史记录。因此，古代南海地名必须借助中国古籍，而中国对地名的记载通常是将当地的土音转译为中文，对音就成为考据地名的工具。不过最大的疑问是：

1. 三国时期，本地的马来语还没成型，我们是否能以今天的马来语Pulau Ujong来诠释18个世纪前所使用的“本地”语言呢？

2.《扶南土俗传》所记载的应是扶南的风土民俗，中南半岛同样有极崎头、海边与小岛，因此拘利和蒲罗中国指的是扶南一带还是另有所指？

现代资讯比起半个世纪前的笔论的年代发达得多，西方的科学化制图法可以辅助中国文献，譬如国家博物馆历史馆入口处所展示的东印度地图就可提供很好的参考。这幅地图取自1570年出版的《世界概貌》，由佛兰芒（古荷兰）制图者亚伯拉罕·奥特柳斯汇编。

该图在中南半岛的“极崎头”标出Coral 和Pulocondor两个重要的地标，它们除了跟“拘利”与“蒲罗中国”音似外，地理位置上Pulocondor（蒲罗中国）刚好就在Coral（拘利）正东。《扶南土俗传》所记载的，更有可能是名正言顺的扶南地区。[7]

（1570年《世界概貌》，越南版图上的Coral 和Pulaucondor，语音上就是“拘利”与“蒲罗中国”。）

[1]饶宗颐，“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榷”，《南洋商报》1970年1月1日
[2]许云樵，“蒲罗中问题的再商榷”，《南洋商报》1970年1月25日
[3]饶宗颐，“蒲罗中问题续论”，《南洋商报》1970年2月8日
[4]许云樵，“蒲罗中问题赘言”，《南洋商报》1970年3月1日
[5]陈育菘，“建国至上，学术至上---我对蒲罗中问题的看法”，《南洋商报》1970年6月7日
[6]许云樵，“詹詹小言谈学术---答陈育菘先生建国至上，学术至上”，南洋商报1970年9月16日
[7]扶南为现越南的南部。

黄亚福

人物肖像油画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内有个小房间，悬挂着两幅人物油画，其中一幅是柔佛苏丹阿布巴卡（Abu Bakar），另一幅华人肖像是黄亚福（1837-1918）。黄亚福也叫黄福基、黄福，广东台山眼镜村人。访客一般上都会带着问号，两各不同种族的肖像共处一室，背后到底有什么含义？

（柔佛苏丹阿布巴卡。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黄亚福肖像。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初识黄亚福这个名字的年代，我们使用只能来往新马的蓝色护照，越过长堤入新山。若是乘车的话，车子必须经过黄亚福街（Jalan Wong Ah Fook）这条车水马龙，水泄不通的老街。

新山是个以潮州人为主的地方，竟然出现“黄亚福”这么广府味十足的名字，不免感到好奇。

（2018年5月9日大选变天前的Jalan Wong Ah Fook）

马来西亚的新关卡落成时，新加坡早已不发蓝色护照，进入新马一律使用红色的国际护照。车子也无需绕道黄亚福街了。不过在城市广场（City Square）旁的黄亚福街依旧是条繁忙的公路。

翻阅华社的刊物，不难发现黄亚福的名字。比如1905年，广东人创办广肇学堂，两年后易名养正学校，黄亚福乃校董之一。这项开通民智的合作鼓舞了广惠肇三府领袖再度携手，响应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要求，创办民间医院。

（养正学校的旧校服）

那时候疟疾流行，殖民地政府担心传染病爆发，控制不了局面，邀请华社创办慈善医院，以减轻政府的医疗负担。黄亚福和梁敏修召集广惠肇三府人士，筹得十多万元，参照中国广州方便留医院的运作模式，筹办了广惠肇方便留医院。

（广惠肇留医院内，前陈笃生医院建筑物）

1911年2月23日，黄亚福跟殖民地政府签下创立医院的文件，将实龙岗路的前陈笃生医院转让给方便留医院信托人，为期99年，地税每年一元。第一任信托人共六名，由信托人之一的黄亚福出任第一任总理。

这份形同免费的土地契约对留医院的运作非常重要，让慈善组织在少了一份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能够运作百年。

（黄亚福签下的土地契约文件）

当时生安死葬是人生大事，由于原来的坟地不胜负荷，黄亚福购买额外的土地来扩充碧山亭，并在俗称黄福山的新五亭为自己保留墓地。

新加坡民间创办的银行金融经过多次合并整顿后，剩下大华和华侨来跟政府的星展银行分一杯羹。黄亚福在1903年创立的广益银行是新加坡第一家本地银行，为华商开设银行掀开了先河，也象征新加坡成为金融中心的重要起步。

（黄福山格外别致的路亭）

红巾起义，土客械斗

19世纪初，从广东南来的台山人应该不少，曹亚志就是从台山端芬的家乡跑到槟城，再从槟城跟着莱佛士的船队一起来到新加坡的先民。由于登陆有功，曹亚志获得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一块地，设立了曹家馆。1822年，台山人已经创建了宁阳会馆。

一般相信越来越多台山人离开家乡，跟中国史上的“土客械斗”有关。“土客械斗”指的是1854至1867年间所发生的内斗，牵涉到广东珠三角一带的客家人和“土著”。

客家人源自华北，17世纪清朝推翻明朝后，客家人迁徙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台山是其中之一。由于客家人来得较迟，只好居住在贫瘠之地。安家落户后，跟“土著”发生纠纷，1850年冲突开始逐渐升温。这个时候广东发生内乱（红巾起义），台山农民也加入起义阵营反抗清政府，客家人被当局征兵来镇压起义军，与土著的冲突随之蔓延开来。

红巾起义跟反清复明的会党有关，初期起义军节节胜利，清政府甚至必须向英国海军求援。1854年清军突围而出，把红巾击败，1855年1月起义结束。紧接着，械斗事件在开平、恩平和鹤山等县镇爆发，蔓延到台山，俘虏被卖猪仔，女人被卖到澳门的妓院。

土匪和内乱给乡民带来苦难，台山的法律与秩序荡然无存。田地被摧残，农作物遭破坏，人随时有生命危险，移居海外早已成为台山及邻近村民（俗称五邑，包括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和新会）的心态。

黄亚福看着事态的演变，与其等待命运走到最坏，不如自己掌握，远赴他乡。1854年，黄亚福在广州乘大眼鸡（红头船）南下。他唯一的侄儿、亲戚和同村人都相继下南洋。

下南洋的航程除了天险之外，就是越南和暹罗的海盗。但苛政猛于虎，海盗再蛮横，也好过面对家乡的苦难。

新加坡的经济处于扩张的状态，需要房屋、店铺和仓库，这是黄亚福选择当木匠的原因。他从木工进入建筑业，再成为承包商。在新加坡居住了十年便争取到一万元的大合同，为Paterson and Simons建造两座仓库。这些仓库的地点就是当今的濠景酒店（Riverview Hotel）。

跟柔佛苏丹的一段“情”

黄亚福得到另一名同为广东人的大商贾胡亚基多方协助，认识了阿布巴卡和王妃。当时阿布巴卡的名衔是Maharaja（大君），王妃花蒂玛（Fatimah）原名黄亚娇，昵称“马来娇”，据说也是台山人。黄亚娇深受大君器重，甚至将麻坡命名为王妃城（Bandar Maharani）。大君取得苏丹头衔后，封黄亚娇为苏丹后（Sultanah），地位超越其他妃子。

阿布巴卡在直落布兰雅的Reverend Benjamin Keasberry教会学校读书，口操流利的英语，负责处理欧洲同柔佛政府的一切事宜。阿布巴卡就是跟莱佛士签下租约的天猛公阿都拉曼的孙子。

据黄亚福曾孙女拿汀黄佩萱的说法，苏丹后相当照顾黄亚福，甚至称黄亚福为大哥。她说服大君拨一些柔佛工程给他，如新山监狱、海边码头等。1860年代他们已经建立起事业关系。

大君作为一名统治者，决定为自己建造一座雄伟的皇宫，1869年落成。当时黄亚福承包设计与建造，建筑材料来自世界各地：磁砖来自欧洲，大理石来自意大利，屋瓦来自中国，花岗岩来自乌敏岛，红砖来自新加坡，硬木来自柔佛，由James Meldrum的锯木厂供应。

大君也在新加坡植物园旁的土地兴建王宫Istana Tyersall，同样由黄亚福负责建造，Howarth Erskine承担铁制品工程，John Little 负责室内装饰。落成时由金文泰总督（Cecil Smith Clementi）主持开幕。

（Istana Tyersall原址在植物园旁的Tyersall Avenue）

但是，这里有个待查的疑点：花蒂玛（黄亚娇）是苏丹阿布峇卡的第三位夫人，1885年入宮，1886年晋封为苏丹后， 1891年往生。入宮时，除了Istana Tyersall，其他重要的建筑都已完成，因此花蒂玛如何协助黄亚福发迹呢？或者这只是为华人发迹的故事增添柔美的色彩？

2012年11月20日，由新山中华公会联合各华社团体主办的“柔佛州苏丹华诞慈善晚宴”上，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進一步厘清了一個史实： “阿布巴卡苏丹也在1883年访问中国。1885年阿布巴卡苏丹和一位华人女子结婚，她的名字叫黃亚娇，來自龙引（Rengit, Batu Pahat）的港主区，之后她被封为玛哈拉尼花蒂玛或花蒂玛苏丹后。” （舒庆祥，《马·星洲日报，大柔佛》2016年11月25日）

根据王室的说法来推断，花蒂玛若真协助黄亚福，那应该是后期扩张业务到娱乐、赌场和鸦片业等。

突破潮州人垄断的局面

柔佛由开辟新山的潮州人义兴公司控制，胡椒与甘蜜业都是潮州人的基业。黄亚福看过新加坡河的驳船，满载柔佛运来的土产，也注意到潮州人在驳船码头蓬勃的胡椒甘蜜交易量。作为不同籍贯的人士，他深知帮权主义潜伏的风险，初期不涉足潮州人的种植业，而是以建筑商的身份为他们建屋子仓库。

苏格兰人James Meldrum在纱玉河东岸的柔佛海峡沿岸设立锯木厂。木桐拖出森林后，沿着河流漂浮而下，来到锯木厂前，再由驳船运载到新加坡，出口到世界各地。木材是主要的建筑材料，这是黄亚福决定把事业扩展到柔佛，并且跟James Meldrum建立商业网的原因。

潮州人在陈开顺的领导下，率先从新加坡进入新山垦荒，成为最大的华人社群，开启了早年新柔华人一线牵的格局。广东人则在较后进入锯木厂和建筑业，成为当地第二大华人社群。打工需要吃饭，广东人的厨艺受欢迎，小商店、路边摊跟着兴起，甘榜亚福（Kampong Ah Fook）成为讲广东话的社区，黄亚福被视为广东人的领袖。甘榜亚福就是黄亚福街地段。

安焕然指出，1880年，黄亚福从建筑承包商扩展业务到种植胡椒甘蜜，获得柔佛河支流老纪港（Semangar河下游）的特许经营权，后来又成为新纪港（Semangar河上游）、谦源港（Pengakalan Bukit河）、茂盛港（丰盛港）的“河流主人”（Tuan Sungai），特许经营种植胡椒甘蜜，还执掌了柔佛的椒蜜公局。黄亚福加入潮州人垄断的甘蜜种植业，改变了新山华人社会帮群的结构。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根据拿汀黄佩萱的口述（2018年6月10日，拿汀府上），苏丹阿布巴卡将新山纱玉河东岸的大片土地赠送给黄亚福，一方面是答谢黄亚福协助回购由潮州人垄断的土地，另一方面是苏丹大兴土木，欠下黄亚福一笔钱，英国人帮忙苏丹做了财务规划，通过土地来还债。

随着甘榜亚福的开发，广肇府人日益增加。黄亚福曾在这里开设赌馆，与黄亚福街平行的明里南街也开了不少火锯厂和妓院。每当华灯初上，纱玉河东岸夜夜笙歌，热闹繁华，纱玉河西岸潮州人的地段（陈旭年街等地）则进入开灯、开饭、开电台的“三开时间”，相对宁静多了。

（早年的纱玉河还有船只行走。图片来源：舒庆祥：纱玉河的昨天与今天）

（上世纪的纱玉河。图片摄自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如今逛新山，纱玉河经历过大工程，河道反而狭窄了。河的东岸如金龙咖哩鱼头依旧是老饕的最爱，各商会工会联合租赁的店屋打造着华人社区的风景线。河的西岸打造成文化区，陈旭年街口叶良夫妇创立了“EHHE中间旁边”文化馆和食店（已搬迁），协裕面包店坚持以传统砖窑烘焙馅料面包和香蕉糕，座落在广肇会馆原址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保留着传统的命脉。红粉胭脂，三开时间都已成追忆。

（新山金龙咖喱鱼头，一早就人山人海。以新币来计算价格是挺实惠的。）

同样已成过去的是合法聚赌与鸦片。19世纪的时候，赌博被视为投资，抽鸦片则是娱乐消遣。对政府而言，这两种恶习都是税收的来源。黄亚福经营赌馆，有些则分租出去。新年和中元节，义兴公司准许自由赌博十天，苏丹华诞庆祝期间，自由公开赌博三天。华人在节庆期间有豪赌的习惯，赌场收入特别丰厚。

黄亚福可能是1901年至1903年间，新柔两地的鸦片承包商，他和槟城大亨邱汉阳合资的“振和美烟酒公司”设在丝丝街门牌第五十到五十五号。设在新山的分公司取名“振利美烟酒公司”，新山名人黄亚炎是其中一名助理。

安焕然表示，根据1892年柔佛苏丹发出的御令，黄亚福享有和港主一样的特权，可以在此地开设赌馆、售卖鸦片和酒类，尤其在赌博饷码税收上给予黄亚福优惠特权。土地赐予为期99年，每年只须缴付租金120元。然而自1910年代英国全面管理柔佛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新措施。例如1916年颁布《特许权法令》，柔佛政府以六千元赔偿金收回了黄亚福拥有的赌博特许权。1917年，黄亚福把当年柔佛苏丹赐给的这块地以十万元出让，结束了黄亚福在新山的辉煌时代。

（黄亚福村的街道以他的孩子命名，这些街道今天还存在。摄于新山广肇会馆）

早期的新马华人商业模式有许多共同点，大老板一方面为工人提供工作，另一方面提供吃（鸦片）喝（酒）嫖（妓）赌（博）等消遣，工人所赚取的薪水就这样不经意地回流到老板手中。甘榜亚福是纱玉河畔繁华之地，但是否也使到好些南洋客回不了家？

1903年底成立的广益银行因管理不善，开业十年便陷入财政危机，宣告破产，经理及几名董事因亏空公款入狱，黄亚福则蒙受极大的金钱损失。黄亚福的晚年在新马两地都遭遇到一连串不如意，没多久便因肺炎病逝了。

最近在参观广惠肇留医院和养正小学时都看到黄亚福的照片，悉数从前原来已是百年往事。生命并不单纯尘归尘，金钱也不全然土归土，而是因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而步入永恒。

（养正小学展厅展示的黄亚福捐官照）

主要资料：

-拿汀黄佩萱，《移民、建筑商、企业家：黄亚福传》，张清江翻译。新山广肇会馆出版，2010年。

-安焕然，“黄亚福与黄亚娇”，《马·星洲日报》2012年7月23日

-安焕然，“甘榜亚福的风华”，《马·星洲日报》2012年8月5日
-舒庆祥，“柔佛苏丹后法蒂玛（黄亚娇）”，《马·星洲日报》2016年11月25日
-广惠肇留医院
-广惠肇碧山亭

相关链接

从养正学校谈起-百年前的新加坡广东人

洪门弟兄（2 of 7）- 义兴、佛缘

洪门弟兄（6 of 7）- 新柔华人一线牵

曹亚志

青山依旧在？Hills in Singapore

新柔华人一线牵 --- 陈厝港感天大帝

《入梦•寻歌》：新山的当代艺术

百越族：广州的南越国宫署遗址

从前有个百越族

撰写《广东妈姐》时，为了进一步了解岭南文化，接触到多一些古代百越族的历史。珠三角属于岭南地区，古代是百越族居住的地方，被中原称为“蛮夷之地”。

妈姐的自梳与不落家源自古老的地方风俗，甚至追溯到春秋战国年代在顺德一带居住的百越人的习俗。

大约在明朝中叶，广东的桑基鱼塘在南海九江、顺德龙山等地陆续出现，后来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桑基鱼塘指的是在鱼塘的基面种植桑树，用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形成一个自然循环系统，成为珠三角宝贵的文化遗产。

到了清末民初，桑基鱼塘的生产区以顺德为中心，联合南海、中山、番禹、新会、鹤山等县市，将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推入高峰。缫丝业使女性取得独立谋生的条件，重新催生了古越人的民俗，因此衍生了一个独特的妈姐群体。

话说秦始王统一中国后，着手平定岭南。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接着项羽刘邦楚汉之争，中原陷入混乱状态。这时，南海郡尉赵佗在岭南起兵，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并依据岭南背山靠海的天险，抵抗中原起义军的侵犯。南越国帝位传了五世后被汉武帝所灭。

南越国又称为南越或南粤，国都设于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疆域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的大部分省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秦末汉初时期，中国有十多个商都，岭南则只有番禹这个重要的商都。一般的商都都设置贸易区（市）、生活区（坊、里）、建立城墙等等，不过在广州却无迹可寻。当时的番禺城到底建在哪里？护城墙的位置在何处？至今仍然是个谜。

南越国是岭南第一个封建国家，它的建立确保了秦末乱世岭南地区的稳定。来自中原的统治者将先进的政治体系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改善了原有的政治与经济现状。南越国君主推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族、百越族和其他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汉文化与汉字传入岭南后，也改变了当地文化落后的局面。

两千多年前的事迹听起来像传说，一般上只是通过画面与造型来回顾那一段发生在广东的老故事。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发掘出南越国王宫的遗址，并开放给访客参观后，终于让我走入埋在黄土下的古越一隅，彷佛跟古人面对面，心头为之震撼。

（广州南越国宫署博物馆）

南越国宫署遗址

南越国宫署遗址总面积15万平方米，包括御花园、南越国宫殿、南汉国宫殿以及各朝官署遗址等。

1995年发现的御花园遗址下，发掘出方池、弯月池、曲渠、平桥及步石等宫殿园林的遗迹。

（南越国的弯月池）

南越国宫署遗址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的部分约三千多平方米，建筑遗迹无疑为我们对前人的生活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御花园遗址有七个时代的重叠文化层，发现到秦、南越国、东汉、晋、南朝、唐、宋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此外，这里还发现了83口水井，年代由南越国至民国时期。这些水井可进一步归纳为土井、砖井、瓦井、木井、蔑圈井和陶圈井，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水井当中有一口八卦砖井，八行竖砖间砌上横砖，成八卦形，可见古人已经懂得力学结构的原理，并且有良好的筑井技术。此外，曲渠弯弯，小桥流水，东方园林独特的风格，都可在遗迹中一窥全豹。

（御花园遗址）

（八卦砖井）

古代中国建筑都以砖木结构为主流，直到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但是南越国遗址却发现石柱、石墙、石门、石梁、石砖、石池、石渠等类似罗马的石块建筑，这个“石头城”跟古罗马建筑相似，在秦汉时期是独一无二的。直至汉末，东吴孙权在南京清凉山筑起石头城，作为水军的防守要塞，此后数百年，成为南北攻守的重要阵地。

南越国宫署遗址彷佛像一颗岭南明珠，隐秘在黄土地下的是前人打造的生活，千山落木，万里烟尘间留给我们一缕缕的暇思。

（古代的曲渠）

（仿古重新制作的曲渠）

相关链接

广东妈姐

妈姐：顺德冰玉堂 - 漂洋过海的红登记 Majie, Amah

跟新加坡情牵一线的“万木草堂”

百日维新后的新加坡

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历史展厅曾经展示过一幅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的肖像，画家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瑞天咸威严自信的形象，跟同时期被太后钳制一生的光绪皇帝形成强烈的对比。

（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的瑞天咸。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虽然瑞天咸跟光绪相隔万重山，他的亲兄另一位瑞天咸（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出任代总督期间，曾经参与过戊戌变法的后续。

话说光绪曾经想做个开明的皇帝，打造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毅然接受维新派的主张，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拉开戊戌变法的帷幕。 

（光绪帝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摄于万木草堂）

（慈禧出面镇压，戊戌变法失败。摄于万木草堂）

激进的步伐使到许多老臣寝食难安，促使慈禧出手稳住大局，戊戌变法匆匆收场。维新派倡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

1900年2月2日，康有为在本地维新派人士邱菽园的协助下抵达新加坡。他先在新加坡河畔邱菽园的寓所“客云庐”留宿，隔天林文庆登门造访，表示清廷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不能久留。

瑞天咸出面了。他落实英国反慈禧的政策，设下金蝉脱壳计，安排康有为登上英国轮船，然后在半途潜返回新，最后住在林文庆家里。 

这段往事记载在李元瑾的文字里[1]：

林文庆对1900年潜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也负起了保护的义务。康有为抵达后，林文庆就成了他与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的中间人物。2月2里，林文庆写给瑞天咸的信中提醒不可向报界透露康氏的行踪，2月3日，华民护卫司和林文庆奉命到勿基邱家拜访康有为，告以情势危急，愿意协助他迁移，当追杀消息白热化时，瑞天咸设下“金蝉脱壳”妙计，在林文庆的导演下，康有为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轮船，佯装远赴欧洲，实则半途偷偷回返，住进汤申路恒春园，3月26日，康有为再度迁居，搬到林文庆家中，住了半个月。在新加坡，林文庆对康有为的恩义，恐怕仅次于邱菽园。

邱菽园除了捐款资助康有为外，也担任康有为的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邱菽园甚至在《天南新报》的社论上直言维新不是康、梁师生间的私事， 而是四亿国民的公事，并且公然发动新加坡华人上书中国，请光绪“圣安”，并望“亲政”。

大清朝廷十分恼怒，羁押了邱菽园在故里的亲人，迫使他捐银一万两来“赈灾”，并且退隐江湖。

后来邱菽园是否跟康有为决裂各有其说。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既是光绪的导师，又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主张“救出保住光绪皇帝，中国就有希望，革命只会使中国灭亡”。当时有不少富裕的华商通过捐官来光宗耀祖，保皇派温和改革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获得许多富商支持。

（康有为写给邱菽园的信函。摄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邱菽园展）

至于康有为对新加坡华社的最主要影响，是紧扣着当时进步人士改革的脉搏，在生活习俗上“破旧立新”，如创办新学、开通民智、戒烟（鸦片）、剪辫、天足（不缠脚）等。

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为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双方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最后彻底决裂。满清皇朝的结束也终结了保皇派的任务。 

万木草堂

回顾这段百年往事，岁月悠悠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邱菽园在新加坡河畔的住家已被拆除，原址竖立起大华银行。我童年的时候在河畔附近居住，只知道在林立的货仓间看着驳船、起重机、古铜般的苦力的肤色在河水与陆地交替着，河床的臭味打造着经济命脉。原来繁忙的河边曾经跟清朝存亡息息相关。至于林文庆的巴德申路（Paterson Road）住家，已改建成巴德申公寓。孙中山落脚的晚晴园数度易手，如今成为文物局属下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这些历史人物都出现在纪念馆内。

康有为在广州的立足之地则大隐隐于市，座落在靠近地铁农讲所站附近的百货商场后面。那一方毫不起眼的清静之地叫做“万木草堂”。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万木草堂遗址曾经被改作民居、工厂等。广州市当局投入资金，安顿居住在草堂内的多户居民，将建筑与万木草堂的气氛还原。

万木森森万玉鸣，只鳞片羽万人惊。走入百余年前的旧校舍，仿佛与古人面对面，见证了100多年前促成戊戌变法的历史现场。百日维新被慈禧镇压下来后，老师学生越洋逃亡，甚至到过新加坡。串联起这些事迹，心情不禁起伏不已。 

（万木草堂内观）

康有为在广州讲学，宣传学习西方之长，力图以教育兴国。梁启超、陈千秋、郑洪年等人听课后都为之折服，成为康有为的弟子。

在学生的建议下，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创办了万木草堂，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康有为携同一群胸怀大志的学生，寻找中国现代化之路，只有短短八年生命的万木草堂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草堂的学生组织学会、发行报纸、创办学校、成立政党等，体现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由于学生越来越多，接下来草堂两年内两度搬迁，不过这两个新校舍都不存在了。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铸像）

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收场，但从草堂讲学到北京参政，造成相当的冲击。日后慈禧推出新学，但清朝气数已尽，无法力挽狂澜。

康有为所倡导的新学理论显然也受到广州的外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外国教会早已在当地创办西式学校。美国传教士John Glassgow Kerr创办的博济医校，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美国女传教士Harriet Newell Noyes创办的真光书院，是广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对女子教育影响深远。 

他们往何处去？

辛亥革命后，南海先生康有为并没有回到佛山的故乡，而是在上海与青岛定居。 

（南海先生并没有回到南海度过晚年。摄于万木草堂）

梁启超跟康有为分道扬镳后，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跟康有为同是佛山南海人的陈千秋命短，无缘看到戊戌变法。他曾经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讨论《大同书》相关问题等。

郑洪年后来离开了康有为，追随孙中山搞革命。他参与创办为华侨所设的暨南学堂，出任第一任“堂长”。暨南学堂发展成为暨南大学，郑洪年出任校长职务。

本地养正学校校友何乃强透露养正的首任校长陆敦骙和老师陆乃翔都是万木草堂的学生，养正创校时千里迢迢前来新加坡办教育，延续那个时代的精神，为后人谋福祉。


[1]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126-127页。

相关链接

光绪与北京近代史--最是无情在深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