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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06, 2018

黄亚福

人物肖像油画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内有个小房间,悬挂着两幅人物油画,其中一幅是柔佛苏丹阿布巴卡(Abu Bakar),另一幅华人肖像是黄亚福(1837-1918)。黄亚福也叫黄福基、黄福,广东台山眼镜村人。访客一般上都会带着问号,两各不同种族的肖像共处一室,背后到底有什么含义?


柔佛苏丹阿布巴卡。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黄亚福肖像。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初识黄亚福这个名字的年代,我们使用只能来往新马的蓝色护照,越过长堤入新山。若是乘车的话,车子必须经过黄亚福街(Jalan Wong Ah Fook)这条车水马龙,水泄不通的老街。

新山是个以潮州人为主的地方,竟然出现“黄亚福”这么广府味十足的名字,不免感到好奇。


(2018年5月9日大选变天前的Jalan Wong Ah Fook)

马来西亚的新关卡落成时,新加坡早已不发蓝色护照,进入新马一律使用红色的国际护照。车子也无需绕道黄亚福街了。不过在城市广场(City Square)旁的黄亚福街依旧是条繁忙的公路。

翻阅华社的刊物,不难发现黄亚福的名字。比如1905年,广东人创办广肇学堂,两年后易名养正学校,黄亚福乃校董之一。这项开通民智的合作鼓舞了广惠肇三府领袖再度携手,响应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要求,创办民间医院。


(养正学校的旧校服)

那时候疟疾流行,殖民地政府担心传染病爆发,控制不了局面,邀请华社创办慈善医院,以减轻政府的医疗负担。黄亚福和梁敏修召集广惠肇三府人士,筹得十多万元,参照中国广州方便留医院的运作模式,筹办了广惠肇方便留医院。


(广惠肇留医院内,前陈笃生医院建筑物)

1911223日,黄亚福跟殖民地政府签下创立医院的文件,将实龙岗路的前陈笃生医院转让给方便留医院信托人,为期99年,地税每年一元。第一任信托人共六名,由信托人之一的黄亚福出任第一任总理。

这份形同免费的土地契约对留医院的运作非常重要,让慈善组织在少了一份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能够运作百年。


(黄亚福签下的土地契约文件)

当时生安死葬是人生大事,由于原来的坟地不胜负荷,黄亚福购买额外的土地来扩充碧山亭,并在俗称黄福山的新五亭为自己保留墓地。

新加坡民间创办的银行金融经过多次合并整顿后,剩下大华和华侨来跟政府的星展银行分一杯羹。黄亚福在1903年创立的广益银行是新加坡第一家本地银行,为华商开设银行掀开了先河,也象征新加坡成为金融中心的重要起步。


(黄福山格外别致的路亭)

红巾起义,土客械斗


19世纪初,从广东南来的台山人应该不少,曹亚志就是从台山端芬的家乡跑到槟城,再从槟城跟着莱佛士的船队一起来到新加坡的先民。由于登陆有功,曹亚志获得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一块地,设立了曹家馆。1822年,台山人已经创建了宁阳会馆。

一般相信越来越多台山人离开家乡,跟中国史上的“土客械斗”有关。“土客械斗”指的是18541867年间所发生的内斗,牵涉到广东珠三角一带的客家人和“土著”。

客家人源自华北,17世纪清朝推翻明朝后,客家人迁徙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台山是其中之一。由于客家人来得较迟,只好居住在贫瘠之地。安家落户后,跟“土著”发生纠纷,1850年冲突开始逐渐升温。这个时候广东发生内乱(红巾起义),台山农民也加入起义阵营反抗清政府,客家人被当局征兵来镇压起义军,与土著的冲突随之蔓延开来。

红巾起义跟反清复明的会党有关,初期起义军节节胜利,清政府甚至必须向英国海军求援。1854年清军突围而出,把红巾击败,18551月起义结束。紧接着,械斗事件在开平、恩平和鹤山等县镇爆发,蔓延到台山,俘虏被卖猪仔,女人被卖到澳门的妓院。

土匪和内乱给乡民带来苦难,台山的法律与秩序荡然无存。田地被摧残,农作物遭破坏,人随时有生命危险,移居海外早已成为台山及邻近村民(俗称五邑,包括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和新会)的心态。

黄亚福看着事态的演变,与其等待命运走到最坏,不如自己掌握,远赴他乡。1854年,黄亚福在广州乘大眼鸡(红头船)南下。他唯一的侄儿、亲戚和同村人都相继下南洋。

下南洋的航程除了天险之外,就是越南和暹罗的海盗。但苛政猛于虎,海盗再蛮横,也好过面对家乡的苦难。

新加坡的经济处于扩张的状态,需要房屋、店铺和仓库,这是黄亚福选择当木匠的原因。他从木工进入建筑业,再成为承包商。在新加坡居住了十年便争取到一万元的大合同,为Paterson and Simons建造两座仓库。这些仓库的地点就是当今的濠景酒店(Riverview Hotel)。

跟柔佛苏丹的一段“情”


黄亚福得到另一名同为广东人的大商贾胡亚基多方协助,认识了阿布巴卡和王妃。当时阿布巴卡的名衔是Maharaja(大君),王妃花蒂玛(Fatimah)原名黄亚娇,昵称“马来娇”,据说也是台山人。黄亚娇深受大君器重,甚至将麻坡命名为王妃城(Bandar Maharani)。大君取得苏丹头衔后,封黄亚娇为苏丹后(Sultanah),地位超越其他妃子。

阿布巴卡在直落布兰雅的Reverend Benjamin Keasberry教会学校读书,口操流利的英语,负责处理欧洲同柔佛政府的一切事宜。阿布巴卡就是跟莱佛士签下租约的天猛公阿都拉曼的孙子。

据黄亚福曾孙女拿汀黄佩萱的说法,苏丹后相当照顾黄亚福,甚至称黄亚福为大哥。她说服大君拨一些柔佛工程给他,如新山监狱、海边码头等。1860年代他们已经建立起事业关系。

大君作为一名统治者,决定为自己建造一座雄伟的皇宫,1869年落成。当时黄亚福承包设计与建造,建筑材料来自世界各地:磁砖来自欧洲,大理石来自意大利,屋瓦来自中国,花岗岩来自乌敏岛,红砖来自新加坡,硬木来自柔佛,由James Meldrum的锯木厂供应。

大君也在新加坡植物园旁的土地兴建王宫Istana Tyersall,同样由黄亚福负责建造,Howarth Erskine承担铁制品工程,John Little 负责室内装饰。落成时由金文泰总督(Cecil Smith Clementi)主持开幕。


(Istana Tyersall原址在植物园旁的Tyersall Avenue)

但是,这里有个待查的疑点:花蒂玛(黄亚娇)是苏丹阿布峇卡的第三位夫人,1885年入宮,1886年晋封为苏丹后, 1891年往生。入宮时,除了Istana Tyersall,其他重要的建筑都已完成,因此花蒂玛如何协助黄亚福发迹呢?或者这只是为华人发迹的故事增添柔美的色彩?

2012年11月20日,由新山中华公会联合各华社团体主办的“柔佛州苏丹华诞慈善晚宴”上,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進一步厘清了一個史实: “阿布巴卡苏丹也在1883年访问中国。1885年阿布巴卡苏丹和一位华人女子结婚,她的名字叫黃亚娇,來自龙引(Rengit, Batu Pahat)的港主区,之后她被封为玛哈拉尼花蒂玛花蒂玛苏丹后。” (舒庆祥,《马·星洲日报,大柔佛》2016年11月25日)

根据王室的说法来推断,花蒂玛若真协助黄亚福,那应该是后期扩张业务到娱乐、赌场和鸦片业等。

突破潮州人垄断的局面


柔佛由开辟新山的潮州人义兴公司控制,胡椒与甘蜜业都是潮州人的基业。黄亚福看过新加坡河的驳船,满载柔佛运来的土产,也注意到潮州人在驳船码头蓬勃的胡椒甘蜜交易量。作为不同籍贯的人士,他深知帮权主义潜伏的风险,初期不涉足潮州人的种植业,而是以建筑商的身份为他们建屋子仓库。

苏格兰人James Meldrum在纱玉河东岸的柔佛海峡沿岸设立锯木厂。木桐拖出森林后,沿着河流漂浮而下,来到锯木厂前,再由驳船运载到新加坡,出口到世界各地。木材是主要的建筑材料,这是黄亚福决定把事业扩展到柔佛,并且跟James Meldrum建立商业网的原因。

潮州人在陈开顺的领导下,率先从新加坡进入新山垦荒,成为最大的华人社群,开启了早年新柔华人一线牵的格局。广东人则在较后进入锯木厂和建筑业,成为当地第二大华人社群。打工需要吃饭,广东人的厨艺受欢迎,小商店、路边摊跟着兴起,甘榜亚福(Kampong Ah Fook)成为讲广东话的社区,黄亚福被视为广东人的领袖。甘榜亚福就是黄亚福街地段。

安焕然指出,1880年,黄亚福从建筑承包商扩展业务到种植胡椒甘蜜,获得柔佛河支流老纪港(Semangar河下游)的特许经营权,后来又成为新纪港(Semangar河上游)、谦源港(Pengakalan Bukit河)、茂盛港(丰盛港)的“河流主人”(Tuan Sungai),特许经营种植胡椒甘蜜,还执掌了柔佛的椒蜜公局。黄亚福加入潮州人垄断的甘蜜种植业,改变了新山华人社会帮群的结构。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根据拿汀黄佩萱的口述(2018年6月10日,拿汀府上),苏丹阿布巴卡将新山纱玉河东岸的大片土地赠送给黄亚福,一方面是答谢黄亚福协助回购由潮州人垄断的土地,另一方面是苏丹大兴土木,欠下黄亚福一笔钱,英国人帮忙苏丹做了财务规划,通过土地来还债。

随着甘榜亚福的开发,广肇府人日益增加。黄亚福曾在这里开设赌馆,与黄亚福街平行的明里南街也开了不少火锯厂和妓院。每当华灯初上,纱玉河东岸夜夜笙歌,热闹繁华,纱玉河西岸潮州人的地段(陈旭年街等地)则进入开灯、开饭、开电台的“三开时间”,相对宁静多了。


(早年的纱玉河还有船只行走。图片来源:舒庆祥:纱玉河的昨天与今天


(上世纪的纱玉河。图片摄自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如今逛新山,纱玉河经历过大工程,河道反而狭窄了。河的东岸如金龙咖哩鱼头依旧是老饕的最爱,各商会工会联合租赁的店屋打造着华人社区的风景线。河的西岸打造成文化区,陈旭年街口叶良夫妇创立了“EHHE中间旁边”文化馆和食店(已搬迁),协裕面包店坚持以传统砖窑烘焙馅料面包和香蕉糕,座落在广肇会馆原址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保留着传统的命脉。红粉胭脂,三开时间都已成追忆。


(新山金龙咖喱鱼头,一早就人山人海。以新币来计算价格是挺实惠的。)

同样已成过去的是合法聚赌与鸦片。19世纪的时候,赌博被视为投资,抽鸦片则是娱乐消遣。对政府而言,这两种恶习都是税收的来源。黄亚福经营赌馆,有些则分租出去。新年和中元节,义兴公司准许自由赌博十天,苏丹华诞庆祝期间,自由公开赌博三天。华人在节庆期间有豪赌的习惯,赌场收入特别丰厚。

黄亚福可能是1901年至1903年间,新柔两地的鸦片承包商,他和槟城大亨邱汉阳合资的“振和美烟酒公司”设在丝丝街门牌第五十到五十五号。设在新山的分公司取名“振利美烟酒公司”,新山名人黄亚炎是其中一名助理。

安焕然表示,根据1892年柔佛苏丹发出的御令,黄亚福享有和港主一样的特权,可以在此地开设赌馆、售卖鸦片和酒类,尤其在赌博饷码税收上给予黄亚福优惠特权。土地赐予为期99年,每年只须缴付租金120元。然而自1910年代英国全面管理柔佛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新措施。例如1916年颁布《特许权法令》,柔佛政府以六千元赔偿金收回了黄亚福拥有的赌博特许权。1917年,黄亚福把当年柔佛苏丹赐给的这块地以十万元出让,结束了黄亚福在新山的辉煌时代。


(黄亚福村的街道以他的孩子命名,这些街道今天还存在。摄于新山广肇会馆)

早期的新马华人商业模式有许多共同点,大老板一方面为工人提供工作,另一方面提供吃(鸦片)喝(酒)嫖(妓)赌(博)等消遣,工人所赚取的薪水就这样不经意地回流到老板手中。甘榜亚福是纱玉河畔繁华之地,但是否也使到好些南洋客回不了家?

1903年底成立的广益银行因管理不善,开业十年便陷入财政危机,宣告破产,经理及几名董事因亏空公款入狱,黄亚福则蒙受极大的金钱损失。黄亚福的晚年在新马两地都遭遇到一连串不如意,没多久便因肺炎病逝了。

最近在参观广惠肇留医院和养正小学时都看到黄亚福的照片,悉数从前原来已是百年往事。生命并不单纯尘归尘,金钱也不全然土归土,而是因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而步入永恒。


(养正小学展厅展示的黄亚福捐官照)

主要资料:
-拿汀黄佩萱,《移民、建筑商、企业家:黄亚福传》,张清江翻译。新山广肇会馆出版,2010年。
-安焕然,“黄亚福与黄亚娇”,《马·星洲日报》2012723
-安焕然,“甘榜亚福的风华”,《马·星洲日报》201285
-舒庆祥,“柔佛苏丹后法蒂玛(黄亚娇)”,《马·星洲日报》2016年11月25日
-广惠肇留医院
-广惠肇碧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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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04, 2018

百越族:广州的南越国宫署遗址

从前有个百越族


撰写《广东妈姐》时,为了进一步了解岭南文化,接触到多一些古代百越族的历史。珠三角属于岭南地区,古代是百越族居住的地方,被中原称为“蛮夷之地”。


妈姐的自梳与不落家源自古老的地方风俗,甚至追溯到春秋战国年代在顺德一带居住的百越人的习俗。

大约在明朝中叶,广东的桑基鱼塘在南海九江、顺德龙山等地陆续出现,后来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桑基鱼塘指的是在鱼塘的基面种植桑树,用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形成一个自然循环系统,成为珠三角宝贵的文化遗产。

到了清末民初,桑基鱼塘的生产区以顺德为中心,联合南海、中山、番禹、新会、鹤山等县市,将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推入高峰。缫丝业使女性取得独立谋生的条件,重新催生了古越人的民俗,因此衍生了一个独特的妈姐群体。

话说秦始王统一中国后,着手平定岭南。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接着项羽刘邦楚汉之争,中原陷入混乱状态。这时,南海郡尉赵佗在岭南起兵,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并依据岭南背山靠海的天险,抵抗中原起义军的侵犯。南越国帝位传了五世后被汉武帝所灭。

南越国又称为南越或南粤,国都设于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疆域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的大部分省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秦末汉初时期,中国有十多个商都,岭南则只有番禹这个重要的商都。一般的商都都设置贸易区(市)、生活区(坊、里)、建立城墙等等,不过在广州却无迹可寻。当时的番禺城到底建在哪里?护城墙的位置在何处?至今仍然是个谜。

南越国是岭南第一个封建国家,它的建立确保了秦末乱世岭南地区的稳定。来自中原的统治者将先进的政治体系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改善了原有的政治与经济现状。南越国君主推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族、百越族和其他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汉文化与汉字传入岭南后,也改变了当地文化落后的局面。

两千多年前的事迹听起来像传说,一般上只是通过画面与造型来回顾那一段发生在广东的老故事。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发掘出南越国王宫的遗址,并开放给访客参观后,终于让我走入埋在黄土下的古越一隅,彷佛跟古人面对面,心头为之震撼。


(广州南越国宫署博物馆)

南越国宫署遗址


南越国宫署遗址总面积15万平方米,包括御花园、南越国宫殿、南汉国宫殿以及各朝官署遗址等。

1995年发现的御花园遗址下,发掘出方池、弯月池、曲渠、平桥及步石等宫殿园林的遗迹。


(南越国的弯月池)

南越国宫署遗址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的部分约三千多平方米,建筑遗迹无疑为我们对前人的生活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御花园遗址有七个时代的重叠文化层,发现到秦、南越国、东汉、晋、南朝、唐、宋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此外,这里还发现了83口水井,年代由南越国至民国时期。这些水井可进一步归纳为土井、砖井、瓦井、木井、蔑圈井和陶圈井,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水井当中有一口八卦砖井,八行竖砖间砌上横砖,成八卦形,可见古人已经懂得力学结构的原理,并且有良好的筑井技术。此外,曲渠弯弯,小桥流水,东方园林独特的风格,都可在遗迹中一窥全豹。


(御花园遗址)

(八卦砖井)

古代中国建筑都以砖木结构为主流,直到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但是南越国遗址却发现石柱、石墙、石门、石梁、石砖、石池、石渠等类似罗马的石块建筑,这个“石头城”跟古罗马建筑相似,在秦汉时期是独一无二的。直至汉末,东吴孙权在南京清凉山筑起石头城,作为水军的防守要塞,此后数百年,成为南北攻守的重要阵地。

南越国宫署遗址彷佛像一颗岭南明珠,隐秘在黄土地下的是前人打造的生活,千山落木,万里烟尘间留给我们一缕缕的暇思。


(古代的曲渠)

(仿古重新制作的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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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26, 2018

跟新加坡情牵一线的“万木草堂”

百日维新后的新加坡


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历史展厅曾经展示过一幅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的肖像,画家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瑞天咸威严自信的形象,跟同时期被太后钳制一生的光绪皇帝形成强烈的对比。




(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的瑞天咸。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虽然瑞天咸跟光绪相隔万重山,他的亲兄另一位瑞天咸(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出任代总督期间,曾经参与过戊戌变法的后续。

话说光绪曾经想做个开明的皇帝,打造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毅然接受维新派的主张,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拉开戊戌变法的帷幕。 


(光绪帝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摄于万木草堂)

(慈禧出面镇压,戊戌变法失败。摄于万木草堂)

激进的步伐使到许多老臣寝食难安,促使慈禧出手稳住大局,戊戌变法匆匆收场。维新派倡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

1900年2月2日,康有为在本地维新派人士邱菽园的协助下抵达新加坡。他先在新加坡河畔邱菽园的寓所“客云庐”留宿,隔天林文庆登门造访,表示清廷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不能久留。

瑞天咸出面了。他落实英国反慈禧的政策,设下金蝉脱壳计,安排康有为登上英国轮船,然后在半途潜返回新,最后住在林文庆家里。 


这段往事记载在李元瑾的文字里[1]:
林文庆对1900年潜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也负起了保护的义务。康有为抵达后,林文庆就成了他与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的中间人物。2月2里,林文庆写给瑞天咸的信中提醒不可向报界透露康氏的行踪,2月3日,华民护卫司和林文庆奉命到勿基邱家拜访康有为,告以情势危急,愿意协助他迁移,当追杀消息白热化时,瑞天咸设下“金蝉脱壳”妙计,在林文庆的导演下,康有为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轮船,佯装远赴欧洲,实则半途偷偷回返,住进汤申路恒春园,3月26日,康有为再度迁居,搬到林文庆家中,住了半个月。在新加坡,林文庆对康有为的恩义,恐怕仅次于邱菽园。
邱菽园除了捐款资助康有为外,也担任康有为的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邱菽园甚至在《天南新报》的社论上直言维新不是康、梁师生间的私事, 而是四亿国民的公事,并且公然发动新加坡华人上书中国,请光绪“圣安”,并望“亲政”。

大清朝廷十分恼怒,羁押了邱菽园在故里的亲人,迫使他捐银一万两来“赈灾”,并且退隐江湖。

后来邱菽园是否跟康有为决裂各有其说。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既是光绪的导师,又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主张“救出保住光绪皇帝,中国就有希望,革命只会使中国灭亡”。当时有不少富裕的华商通过捐官来光宗耀祖,保皇派温和改革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获得许多富商支持。

(康有为写给邱菽园的信函。摄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邱菽园展)

至于康有为对新加坡华社的最主要影响,是紧扣着当时进步人士改革的脉搏,在生活习俗上“破旧立新”,如创办新学、开通民智、戒烟(鸦片)、剪辫、天足(不缠脚)等。

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为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双方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最后彻底决裂。满清皇朝的结束也终结了保皇派的任务。 


万木草堂


回顾这段百年往事,岁月悠悠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邱菽园在新加坡河畔的住家已被拆除,原址竖立起大华银行。我童年的时候在河畔附近居住,只知道在林立的货仓间看着驳船、起重机、古铜般的苦力的肤色在河水与陆地交替着,河床的臭味打造着经济命脉。原来繁忙的河边曾经跟清朝存亡息息相关。至于林文庆的巴德申路(Paterson Road)住家,已改建成巴德申公寓。孙中山落脚的晚晴园数度易手,如今成为文物局属下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这些历史人物都出现在纪念馆内。

康有为在广州的立足之地则大隐隐于市,座落在靠近地铁农讲所站附近的百货商场后面。那一方毫不起眼的清静之地叫做“万木草堂”。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万木草堂遗址曾经被改作民居、工厂等。广州市当局投入资金,安顿居住在草堂内的多户居民,将建筑与万木草堂的气氛还原。

万木森森万玉鸣,只鳞片羽万人惊。走入百余年前的旧校舍,仿佛与古人面对面,见证了100多年前促成戊戌变法的历史现场。百日维新被慈禧镇压下来后,老师学生越洋逃亡,甚至到过新加坡。串联起这些事迹,心情不禁起伏不已。 

(万木草堂内观)

康有为在广州讲学,宣传学习西方之长,力图以教育兴国。梁启超、陈千秋、郑洪年等人听课后都为之折服,成为康有为的弟子。

在学生的建议下,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创办了万木草堂,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康有为携同一群胸怀大志的学生,寻找中国现代化之路,只有短短八年生命的万木草堂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草堂的学生组织学会、发行报纸、创办学校、成立政党等,体现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由于学生越来越多,接下来草堂两年内两度搬迁,不过这两个新校舍都不存在了。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铸像)

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收场,但从草堂讲学到北京参政,造成相当的冲击。日后慈禧推出新学,但清朝气数已尽,无法力挽狂澜。

康有为所倡导的新学理论显然也受到广州的外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外国教会早已在当地创办西式学校。美国传教士John Glassgow Kerr创办的博济医校,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美国女传教士Harriet Newell Noyes创办的真光书院,是广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对女子教育影响深远。 


他们往何处去?


辛亥革命后,南海先生康有为并没有回到佛山的故乡,而是在上海与青岛定居。 

(南海先生并没有回到南海度过晚年。摄于万木草堂)

梁启超跟康有为分道扬镳后,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跟康有为同是佛山南海人的陈千秋命短,无缘看到戊戌变法。他曾经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讨论《大同书》相关问题等。

郑洪年后来离开了康有为,追随孙中山搞革命。他参与创办为华侨所设的暨南学堂,出任第一任“堂长”。暨南学堂发展成为暨南大学,郑洪年出任校长职务。

本地养正学校校友何乃强透露养正的首任校长陆敦骙和老师陆乃翔都是万木草堂的学生,养正创校时千里迢迢前来新加坡办教育,延续那个时代的精神,为后人谋福祉。



[1]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126-127页。

Friday, September 15, 2017

恭锡街 Keong Saik Road

从前的恭锡街


我十来岁的时候,跟父亲从水仙门越过吊桥头(哥里门桥),走到牛车水,越过水车街(Kreta Ayer Road),抵达恭锡路。

当时到恭锡路,父亲有两个去处,一是强华印务,老板冯福祺同样是“鹤山佬”,跟父亲工作的德盛印务所有业务来往;二是我称他为瀛伯,父亲和工友称他为“矮仔瀛”的排版员,后来自己在恭锡路的住家铸字卖字,这些铸字俗称“铅字”,有不同的尺寸。如今我们使用简洁快捷的数码印刷,这些传统的排版铸字行业被时代淘汰。不过我在马六甲鸡场街(Jonker Street)还可见到这类传统作业。

据说瀛伯年幼时读的是四书,对古文有深刻的认识,成为他们一群对古文字认识不多的工友的中文导师。瀛伯的妻子是我在水仙门同屋共住的邻居的结拜姐妹,逢过年过节都会登门到“大姐”家作客。瀛伯跟以蛋挞闻名的东兴茶室的老板方焯佳有亲属关系。


(同屋共住的邻居,前排手抱小孩旁的女子淑宜是瀛伯的千金)

恭锡路,我们更常称它为恭锡街。今天提起恭锡街,大家会想起小餐馆、特色旅店等时尚。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是著名的红灯区。门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是青楼妓院,寻花问柳的地方。

恭锡街也是当年有钱人收养情妇的地方,因此也是著名的二奶街。二奶是广东人叫的,现在叫“小三”。

战前这里有咖啡店、香烛店、火炭商、印刷馆、杂货零售店,当然少不了住家。居民买菜下厨,只需走过水车街(Kreta Ayer Road)来到牛车水,沙莪街、万拿街、戏院街、戏院横街、登婆街组成一个庞大的露天巴刹,晚间连同广合源街,转型为廉价的购物天堂。

恭锡街取名自陈恭锡(1850-190959岁)。他是个大富豪,在这一带有不少产业。

陈恭锡是一名马六甲土生华人,俗称峇峇,在槟城受教育,为本地贡献良多。他推崇教育和女权,在那个不平等的年代已经向往男女平等了。他受委为太平局绅,也就是华社的领导。新加坡成立保良局,他是第一任委员。保良局的目的是除暴安良,照顾受欺凌的女子和被逼良为娼的妓女。

陈恭锡跟陈若锦、李清渊合股成立了海峡轮船(Straits Steamship),1980年代才被Keppel Group收购。

街景拾趣


去年(2016年)接受文物局策展员叶舒瑜的邀请,参与文化遗产节的活动,跟在恭锡街成长的老街坊Charmaine 一起在恭锡街穿街走巷,为大家介绍恭锡街鲜为人知的一面。

Charmaine的母亲是妈姐的养女,从老妈姐手中接管恭锡街17号A的妓院,他们一家人则住在15号A,天井可以望过去隔邻的青楼。15和17号正好对着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温柔乡,来自三教九流的寻芳客在这个“三角地带”度过一个又一个温柔之夜。


(从恭锡街望过去,跟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Charmaine说蓝色的Hotel 81以前是出名的烟花地

妓院:上世纪60年代,牛车水的妓院搬迁到恭锡街,使到原本已经亮起红灯笼的大街如雨后春笋,成为远近驰名的红灯区。上世纪70年代高峰期,约两百名妓女在这里落户。市区重建计划下,妓院向市区边缘的芽笼搬迁,到了2003年只剩下十间妓院。烟花柳巷整装后,变成时尚一条街。行行走走间但觉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6A6B8号隔着一层白色非透明玻璃,行家说可能还是烟花之地。


(现在的恭锡街夜店,显然“逊色”许多)

三街坊:莺歌燕语并不只在恭锡街,当年的恭锡街、德霖街Teck Lim Road若全街(Jiak Chuan Road)合称三街坊,遍布夜间的温柔乡。

广东粥品:尼路(Neil Road)和恭锡街角落。典型广东鹤山粥,鱼腩粥、及第粥、皮蛋粥等都味道一流。以前新加坡有路边摊,这类特色粥品还可吃得到,1987年最后的路边摊迁入小贩中心,有些行家放弃当小贩,这类老口味就逐年减少了。广东粥的特色是火候,慢火熬粥一个多小时,米饭溶在粥水里,香滑可口。“掌门人”何先生除了卖粥外,业余时间继承父亲何启成的衣钵,担任鹤山会馆醒狮团的顾问。鹤山会馆的前身怡怡堂,由一班喜欢舞狮打拳的同乡人创建,有了醒狮团多年后才在战后成立会馆。鹤山狮继承佛山狮的技艺并加以改良,曾经声名大噪,被各大报章誉为新马狮王。

祥安:本地捞鱼生使用多一些配料如瓜英、荞头、萝卜丝、薄脆、花生碎、芝麻等,后来还用上酸梅酱和柚子,捞起来五颜六色一大盘,叫人垂涎三尺,胃口大增。过去买这些农历新年的鱼生配料,一般上都会到祥安购买,那是因为祥安老早就已经以一站式的经营方式做生意,货品齐全,价格大众化。此外,祥安也包办提供配料给酒楼餐馆,历久不衰。


(老早就已经以一站式经营的老字号“祥安”)

準提宫观音堂20世纪初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重建,準提宫从那儿搬来恭锡街落户。主神準提菩萨相传不嫁人。准提菩萨又名十八臂观音,清远飞霞山先天道奉拜,深受顺德妈姐欢迎,此习俗从顺德传到新加坡。妈姐进行梳起仪式时,跪在準提菩萨面前,由老妈姐边唱“梳起歌”边为年轻妈姐梳起。仪式结束后,大家高高兴兴到附近的酒家如首都、大华等摆“喜宴”,好像婚嫁一样,只是少了新郎。


(被列为受保留的準提宫观音堂)

中山会馆20B):我们普遍认为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的第一间会馆(1822年),同年成立的有应和会馆。两间会馆虽然一间属于台山人,一间属于嘉应五属,但都来自广东省。因此很可能那时候已经有不少广东人来到新加坡打拼,并成立了地缘组织,照顾同乡人。 根据中山会馆的会务资料,中山人(以前叫香山)早在1821年便已经成立香公司,1824年易名为香山公司,1879年香山会馆,1937年正式称为中山会馆。为了延续宗乡社团的功能,中山会馆成立了青年团,并组织回乡寻根等活动。


(外观颜色鲜艳的中山会馆与八和会馆)

八和会馆20A):1857年就创建了,可见当时已经有广东人看大戏了。早期称为梨园堂,旨在团结粤剧艺人。粤剧团体分八个堂号,例如兆和堂(小生),福和堂(花旦)等。八和取义“八堂和合,和衷共济”,期望各专业演员和睦共处,为人民服务。以前,尤其是1950年代省港的粤剧红伶来新加坡演戏,在八和会馆拜拜后,回去就身价倍增了。红线女、梁醒波、新马仔、薛觉先、汪明荃等人来新加坡登台演戏,都会先拜访八和会馆和在祖师爷前上香。八和会馆的主神为华光大帝。

禅山六合体育会85B):禅山就是佛山。专门教导周家拳。独立初期,武装部队还在酝酿中,李光耀为了鼓励年轻人当兵,在各武术馆发表演说,表示学武的人身体好,应该参加志愿军,保卫国家。


禅山六合体育会在恭锡街搭棚庆祝会庆。图片来源:NAS c.1960s

东亚:福州人的东亚咖啡店最出名的就是南洋早餐,加椰(kaya)曾经是东亚驰名的品牌。说起来吃面包喝咖啡并不是华人的传统。这份早餐是早年海南人跑船学来的。后来他们开咖啡店,将洋人的习俗发扬光大。现在的东亚的所在地也是以前祺利烧鸭的所在地祺利在后门(Duxton Plain)制作烧鸭,大红烧鸭高高挂,成为独特的风景线。祺利最后搬到Upper Paya Lebar,并以200万元将店面和独门秘方出售。
(东亚原址是恭锡街与德霖街交界处的地标,2014年转售。)


(搬迁后依旧在恭锡街落户的东亚,店面明显缩水了许多。此店曾经是祺利烧鸭的所在地。

夜香:恭锡街可看到旋转楼梯,后巷等。以前这里使用粪桶,承载着夜香,也叫“夜来香”。清晨挑粪夫收集夜香,使用旋转楼梯和后巷。有时粪桶过满,行走时夜香外泄,香味可想而知。因此这些后巷也叫“屎巷”。挑粪夫的工作没什么人喜欢做,因此过年过节都会给他们一个红包,感谢他们的贡献。

封路:以前庆中元会在街上演几天大戏,元宵节、会馆社团庆祝会庆都在街上搭棚摆酒。每逢碰到这些节庆,恭锡街都会封路,为平凡的生活增添色彩,大人小孩都很开心。如今即使元宵节关闭半小时,街坊都会投诉阻道,很不高兴。

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Temple (1925)


雀替尔人的印度寺庙,主神为甘尼纱(象神)。印度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9%。雀替尔人早在1820年已经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河畔、直落亚逸一带设立贷款业。在现代银行金融体系成型之前,他们已经进行放贷活动,借钱给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商人、印度商人、承包商、马来皇室等。


(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兴都庙)

也许您会觉得好奇,为什么马来皇室也要跟放贷者借钱。跟莱佛士签约的马来苏丹叫苏丹胡先,他好吃好赌,欠下一身债务。英国人每个月给他们的家用不够花,只好贷款来还债。

雀替尔人跟其他印度人一样,来新加坡赚钱,家眷都留在家乡。他们工作三几年就回去了。他们在本地设立估俚房,也就是宿舍。他们像华人和来自马来半岛各地的马来族群一样,交一点租金和互助金,照顾同乡人。


(信徒绕着庙堂顺时钟走108圈,就可以功德圆满了)

在更早的1947年之前,印度庙旁是出租人力车的大本营。战后取消人力车后,人力车才在街头上消失。上世纪70年代,庙宇旁还可看到印度人的“估俚房”(dormitory)和“妈妈店”。庙宇也庆祝大宝森节Thaipusam)的游神庆典。由于阻碍交通后来警方规定游行活动只局现在实龙岗的兴都庙到Tank Road的兴都庙这段路。

琵琶仔


琵琶仔擅长弹扬琴琵琶,卖艺卖唱,三首歌十元。一般上我们称扬琴和琵琶为传统中国乐器,其实扬琴来自波斯,琵琶来自胡人,也就是西域。

琵琶仔和阿姑多数来自广州,那些不是来自广州的也会跟广州拉上关系,例如由于家境贫寒,被卖到广州等。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广州是唯一对外的窗口,广州十三行等很早就已经出现,带动了商贸和青楼行业。James Francis Warren作了许多相关研究。

老人家表示战前琵琶仔馆很多,琵琶仔馆成为生意人公干应酬的场所。琵琶仔只在午夜过后才挑人客陪过夜。韩战后(1950年),琵琶仔馆“一楼二房一大厅”的格局改建成五六间小房的娼寮,可以接待更多寻欢客。

1992年,陈鸣鸾在口述历史中心访问了年轻时当过琵琶仔,当时已经70岁的何桂棉。详情可参考另一篇博文


(20世纪初的琵琶仔。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妈姐


妈姐梳着一条长辫子或挽髻,多数来自顺德,有些来自周边城镇如西樵、南海、东莞、鹤山、中山、番禺。她们沿袭着古老习俗,梳起不嫁,或者嫁人后不住在夫家。

丝业兴旺的时候,广东跟浙江一样,靠丝绸打造经济。顺德是丝绸之乡,也是广东省80%的经济来源。这些在缫丝厂工作的女工赚的钱比农村一家人还多,经济独立后开始逃避婚姻,梳起不嫁。

她们可能也受了一些传闻的影响,嫁人后会受到欺凌。当时流传的民谣“鸡公仔”: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抱甚艰难

192030年代缫丝业萧条,厂家纷纷倒闭,只好到南洋谋出路。由于这些女工早已成为农村一家的命脉,加上新加坡限制男性公民入境,只好由她们出洋赚钱养家,在殖民地官员、富贵人家当女佣。此外,也有些在青楼打杂,在公馆工作,或者当琵琶女的私人跟班。

洋人叫妈姐为ayah,后来叫amahamah是葡萄牙语,奶妈之意。妈姐不嫁人,没有奶,所以做不成奶妈。因此,amah可能是广东人叫的阿妈。

她们有好些都是来到新加坡才梳起。


(妈姐: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的风景线。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最热闹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妈姐成立七姐会,在“三街坊”拜七姐,同时展示手工艺品。妈姐不嫁人,但是却很热心安排七姐跟牛郎相会,这个习俗也是从家乡传过来的。


(拜七姐的七姐盘。图片来源:黄钰清)

妈姐之间也会结拜为金兰姐妹,那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契约,晚上同床入寝,形同夫妻。妈姐也会收养养女,俗称小妈姐,老来有所依靠。小妈姐的命运不一,有些长大后嫁人,侍奉老妈姐如亲生母亲,有些小妈姐被卖给大老板“开苞”,过后卖到青楼。

随着时代的演变,妈姐、琵琶仔都已经在新加坡街头消失了,恭锡街的老街坊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当下“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点评饮食店林立的恭锡街为亚洲必行之地,我倒觉得新加坡的饮食场所太多了,恭锡街跟其他的餐饮区无异,少了昔日的街头特色。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将妓院带回来恭锡街,但除了餐饮之外,或许可以考虑重塑其他曾经出现过的庶民文化:歌台、武术、民间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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