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31, 2016

网络弱势族

作者:何盈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说黑道白》2016年5月13日

上个星期天下午,顶着火热的太阳,从多美哥地铁站走到国家博物馆时,汗流浃背,气喘不停。

到了古色古香的大厅,向接待员表明,要先听“玛雅文化”讲座,然后参观“大英博物馆世界瑰宝展”。

口操流利英语的接待员笑容可掬地回答:“本地乐龄公民观展免费,不过,听讲座得先上网报名,你报名了没?”

我翻了翻小册子说:“这里没注明得上网报名啊?”

“那不要紧,你可以到楼下讲堂,还有空位的话,你照样可以入座的。”

我进去了,听完精彩的讲座,接着观赏瑰宝展。因为打算到墨西哥旅游,径自走入中美洲展厅。玛雅文化古老神秘,展品虽然屈指可数,可也算大开眼界。展厅冷气强劲,舒服得很,可能因为太舒服了,举家大小前来“避暑”的特多,手机“观展”的也多,想要静静细赏,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离开博物馆之前,背后又传来“你上网登记了吗?”的对话。我想起“玛雅文化”主讲人李国梁日前在报章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是新加坡文化遗产节的盛况,文章结尾时,写了这样一番话:“文化遗产节唯一的遗憾就是,许多活动都必须通过英文网站报名,叫不识英文的老华校生非常纠结,希望策划人在来年能够从善处理。”

国梁先生是资深文史研究员和导览员,此话一针见血,可说是为“网络弱势族”请命。

巧的是,遗产节开幕那天,我马上上网报名要一游乌敏岛“德国姑娘庙”,上了老半天,两天导览带队的名额几乎全满,只剩两场傍晚的票券,摸黑来回,很不方便,只好作罢。

第二天,跟几个老友聚聊,话匣子打开,几乎个个都对上网报名、提出各类申请或者办事,遇上不少困难,不是网上的说明不清不楚,便是程序复杂,要不然都是单一语文,尤其是叫上了年纪的朋友望而生畏!

其实,即使上网报了名,也未必事半功倍。我曾经报名出席健康讲座,排队核对网上资料,多了一层手续,比当场排队入场还要慢。

拙文《别叫徒步太沉重》上周见报后,接获十多封电邮,可见喜欢徒步认识古迹的朋友确实不少,他们多数是不熟悉上网或者是不谙英文的一群。

我不否认岛国的人文活动越来越丰富精彩,每周每月都有节目,处处都有“文化盛宴”或“艺术大餐”,但是,可否让这些“大餐盛宴”与“网络弱势族”分享,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乐龄?

Friday, May 27, 2016

闪光灯下:通过旧照片追踪新加坡印度人的历史 Trac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s in Singapore

原文:Nalina Gopal,印度文化中心研究员
翻译:李国樑
刊登于《源》杂志,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2015年第5期,总117期


引言



印度人是新加坡的第三大族群,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印度先民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不同地区,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东南亚区域的印度族群来自数波的移民潮:殖民地前、殖民地时期、后殖民地时期。殖民地前,淡米尔纳德邦的雀替尔族商人早在14世纪已经来到马六甲,跟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并为印度洋各地的商贸作出贡献。不过真正持续性的移民潮是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成立之后(1786-1824)。印度人从马德拉斯(Madras,金奈)、纳格伯蒂讷姆(Nagapattinam)、加尔各答(Calcutta)的港口出发,越过印度洋,来到海峡殖民地。

18191月,120名原属孟加拉步兵团的印度兵跟随莱佛士和法夸尔抵达新加坡。R.B.Krishnan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当时来到新加坡的印度人有Sangara ChettyNaraina Pillay Mohamed Hassan Mohamed Lebar1822年,法夸尔委任他们为理事,主管印度人的事务[1]

档案照片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线索,得以追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来到新加坡的印度移民。G. R. Lambert 是当时本地著名的相馆,为1867年至1900年代初的新加坡摄下大量珍贵的图片[2],保存着两个世纪前的新加坡的地貌和多元种族的景观,让我们重新探索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不同族群、时尚和习俗。如John Falconer所说:这些照片加强了东方人的浪漫形象与各族群的神秘感,其中不乏叫人咂舌的镜头。”[3]

这些图片都是为欧洲人精心设计的。在印度,当地画家早已画下这些人文景观。1719世纪间,印度有许多绘画学校,将印度原住民的肖像、作业、习俗和服饰通过画笔记载下来,满足洋人强烈的好奇心。

本文通过私人收藏家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G. R. Lambert的照片,追溯本地印度族群的历史。

早期定居的先民


就如Siddique Puru Shotam1982)所说[4],印度人定居的地方与所从事的职业是相互影响的。早期的企业家在新加坡河岸活动,于是印度人居住在克罗士街(Cross Street)、马吉街(Market Street)、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等地。这些地方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印度先民在这里生活的蛛丝马迹,朱烈街(Chulia Street)是唯一的标记。小印度则保留了历史氛围。[5]

19世纪初,来自印度的客商抵达新加坡,朱烈人是其中一个最早抵岸的族群。朱烈人是来自乌木海岸的淡米尔回教徒,他们带来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纺织品、珠宝、牛只、皮革、烟草、锡制品和槟榔。那些拥有船只和货船的朱烈人也搞船运。除了淡米尔回教徒,其他淡米尔族群、古吉拉特、马拉巴尔和帕西商人很快的来到海峡殖民地定居,并将新加坡河岸转型为贸易站。这些商人来往于其他英国殖民地,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

移民的轮廓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加坡的印度人到相馆拍照,身上穿着传统服饰,但采用欧洲风格的家具和背景设置。这类照片将早期移民的生活静态化,无法看出他们的居住地点和职业。不过,这些影像至少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移民的穿着、族群构成和社会背景。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印度移民以男性居多,那个年代缺乏举家移居海外的动力。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张20世纪初的淡米尔家庭合照,一家大小穿戴着传统服装和珠宝。

(淡米尔家庭照,1905. 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罪犯劳工


18251873年间,新加坡是个惩罚印度罪犯的地方。在那50年间,有15,00020,000名印度监犯被遣送到新加坡当苦力,建设了好些还保留着的建筑地标如总统府、白礁灯塔、莱佛士灯塔、汤申路和武吉知马路。一位名叫Baawajee Rajaram的绘图员,甚至在服刑期间为兴建圣安德烈教堂撰写计划书,服刑期满后成为一名私人建筑师。

殖民地政府在1873年取消囚犯劳工政策。一些前囚犯经营小本生意,买土地建房屋。有些人在公共工程局工作,熟练的工匠担任管工的职务。一些前囚犯当水管工、裁缝、印刷工人、鞋匠、切割机员等,有些则成为食物承包商或洗衣店老板。

另一个印度先民的特色是兴建宗教庙宇,1820年代落成的马里安曼庙和詹美回教堂都是印度人对新加坡早期建筑的贡献。

安全部队


1881年,新加坡成立了锡克族警察特遣队,第一支部队来自旁遮普(1881326日)。锡克警察分布在马来亚各地,维持当地的法律与秩序。部队于1945年解散。

(锡克警察。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此外,丹戎百葛船坞公司维持了一支警察部队,成员包括锡克人。1930年代,三巴旺海军基地和实里达空军基地都由锡克警察看管。锡克人也从事保安和看守员工作。锡克人是英国派来海峡殖民地的印度兵成员之一。印度独立后,辜加兵团取代印度兵的任务。

19世纪中叶,受英文教育的印度和锡兰人受聘为殖民地辅政大臣办公室的工程师、测量师、文员和翻译员。印度人也担任火车站管理员、铁路监工、通讯工程、医疗人员和学校教师。20世纪中叶,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作家、记者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

商业社群


1819世纪的欧洲经济腾飞,带动东南亚的商贸。雀替尔人从纳德邦移居到缅甸、越南、柬埔寨和马来亚。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货运中心,货仓与贸易商行林立。1820年代,雀替尔人成为新加坡最早的民间放贷者,在新加坡河附近的朱烈街、马吉街和马六甲街经营放贷业务。在现代银行与金融体系发展起来前,雀替尔人是为殖民地各阶层人士提供中长期借贷的主要贷款商,客户包括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和商人、马来皇室和农民,印度商人和承包商等。

(雀替尔人是新加坡最早的民间借贷者。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雀替尔人也是当年主要的地主。他们将货仓改建,店屋的底层设立借贷服务,楼上则装置成多个床位的宿舍。每三年,他们回去家乡探望亲人。到了20世纪初,有些雀替尔人将家人接过来,在海峡殖民地定居。

20世纪初,新马的锡克族也提供个人借贷服务。锡克人跟雀替尔人不一样,他们移民到本地原本从事保安工作。锡克人在市区里当看守员兼借贷人,贷款给劳工、书记和店员,贷款数额低但利息高。他们成立了锡克借贷人和商人协会。

音乐家,舞蹈家和艺人


20世纪初,新加坡已经有印度舞蹈、音乐和舞台演出。淡米尔与帕西的流动表演剧团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的淡米尔剧团于1930年代成立,表演历史剧。到了1940年代,演出内容逐渐改变,以社会与时事为题材。

(流动表演剧团。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印度人乐团如Ramakrishna Sangeetha Sabha成立于1939年,由男女乐师组成。来自锡兰的淡米尔族群成立了纯女子乐团,二战前在新加坡及海外公演。新加坡印度人艺术学会成立于1949年,是最早主办本地与外地艺术表演的团体之一。

印度人在马来电影的发展史上贡献杰出,直至上世纪中叶,他们担任过马来电影导演,也经营过电影发行业务。当时的两大影业巨头邵氏和国泰克里斯聘请印度片导演如B. S. Rajhans P. L. Kapur B. N. Rao Phani MajhumdarL. Krishnan等人拍摄马来影片。印度人拥有并经营戏院,钻石戏院的主人是K. M. Oli,首都戏院由Namazies管理。Gian Singh & Co早期的影片发行商。

19世纪末期,印度流动商人开始涌现。实龙岗路及其周边的街道有许多传统业者,如洗衣店、金铺、珠宝商、铁匠、香料研磨和送奶工等,其中不乏流动小贩、乐手、杂技家和舞蹈演员。

泰国甲米有一面刻着婆罗米文的石碑,显示了淡米尔金匠可能早在公元34世纪已经移居泰国南部,这或许是印度金匠大规模来到东南亚的最早证据。纳德邦的金匠在1940年代来到新加坡,住在实龙岗路的昏暗的小房间里。金匠根据传统与宗教的需求打造金饰。在一些传统的场合如穿耳洞,金匠都会在场。当机械逐渐取代人工作业时,印度金匠跟着消失,被印度与华族首饰商取代。

(实龙岗路的印度金铺。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档案馆)

女人


过去的新加坡印度族群,男人一路来都处于领导地位,女人则没有什么记载。殖民地文件显示,19世纪中叶来到本地的女人都是囚犯和种植园工。19世纪末,海峡殖民地的印度商人和移民开始将家眷接过来。1920年代,入境的印度妇女约占百分之三十,奠定日后印度侨民落地生根和组织家庭的基础。

印度女子主要是家庭主妇,倾向于社区服务与手工艺品制作。她们充分利用时间,学习针线活、绘画、音乐和舞蹈。有些印度妇女融入本地的土生文化,不论是衣着、语言或美食都入乡随俗。

直至1990年代,女相师替人算命,供应商销售家庭用品、农产品和自制产品等都是小印度司空见惯的风景线。上世纪中叶,来自纳德邦的女回教徒也是闻名的香料商贩。E. A. Ponnammal女士(1898-1973)是一名淡米尔妇女,早在上世纪初已经在本地经营放贷业务,为自己的族群提供资金,并受到其他借贷商的认可。

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升妇女地位的意识日渐普遍。1931年,印度与锡兰女子俱乐部成立,支援本地妇女与孩童的教育、社会与经济,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195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新加坡期间,印度与锡兰女子俱乐部跟妇女联盟合并,成立卡马拉俱乐部(Kamala Club),一直持续至今。

文化习俗


宗教是印度族群文化的根源,印度移民将他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带到新加坡,兴建庙宇让族人的心灵有所依靠,同时有个聚集的场所。桥南路的马里安曼庙(1827)和詹美回教堂(1830-1835)、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1828-1830)都是历史悠久的庙宇。如Sunil Amrith所说:“历史学者通过古老的建筑与文化,找到珍贵的移民记录。这些古老的记载遍布亚洲,为我们提供追寻移民足迹的线路。”[6]

(大坡大马路的马里安曼庙和詹美回教堂。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马里安曼庙根据南印度庙宇的建筑风格建成,纳宫神社则完全复制了印度的纳宫神社。当年的旅客都会到神社祈求一路平安。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神社内看到一套印度纳宫神社的复制文件。在守护神的纪念日当天,可以观看跟印度纳宫神社同时进行的升旗仪式。

(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殖民地年代的旧照片反映了复杂的印度移民史在各族群间缔 造了多元化、充满动感的异地风情”[7]。在寻根的路上,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宗教、习俗、穿着和食物料理分辨来自印度次大陆不同地区的族群。无可否认的,新加坡的印度人就跟东南亚各地的印度人一样,在进化的过程中融入当地社会,吸收当地的文化与习俗。过去与现在的移民经验促进了印度族群的凝聚力,这些共同的体验进一步加强了本地与世界各地的印度社群的联系。

 参考资料:

[1]        Krishnan, R.B, Indians in Malaya, A Pageant of Greater India: Malayan Publishers, 1936.

[2]        Liu, Gretchen,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Asia Photographs in Singapore’s National Archives, National Library and National Museum; Volume 4, Issue 1: Archives, Fall 2013

[3]        John Falconer, A Vision of the Past: A History of Early Photograph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he Photographs of G.R.Lambert & Co., 1880-1910: Times Editions, 1987

[4]        Sharon Siddique and Nirmala Puru Shotam, Singapore’s Little Ind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5]        Nalina Gopal, Encounters with the Public Archives & Collective Memory: Researching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http://library.ifla.org/id/eprint/249

[6]        Sunil Amrith, Migration and Modern Diaspora in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Brij V. Lal, ‎Peter Reeves, ‎Rajesh Rai Encyclopaedia of Indian Diaspora: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6

相关链接

Tuesday, May 24, 2016

到国家设计中心看百年前新加坡

作者:许翔宇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第四页,2016年5月9日

新加坡河畔驳船密密麻麻、传统华人街戏台前人头攒动、玩蛇人施展技艺……近百年前放映给欧洲人观赏的新闻短片中的新加坡,已是一个贸易蓬勃、各族群交汇的港口城市。

这些由法国高蒙电影公司在上世纪20年代为欧洲电影观众制作、反映新加坡风土民情的“高蒙实况纪录片”(GaumontActualites),上月起在国家设计中心(National Design Centre)举行的法国高蒙电影公司120年回顾展(Gaumont:120 Years of Cinema)首次放映。

这项配合“Voilah!法国文化节2016”举行的展览,去年在巴黎推出,通过电影和海报展示高蒙作为世界上其中一家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公司,对法国文化及世界电影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为配合新加坡的展出,主办方增设一个展区,展示反映新加坡早年景观的短片,希望使本地人对展览产生更大共鸣。

策展人员从高蒙博物馆档案,挑选出三部年代最早、以新加坡为主题的短片,呈现给本地公众。这些短片共15分钟长,以循环方式放映, 呈现本地近百年前面貌, 如市政区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安德逊桥(Anderson Bridge)、达豪施方尖形纪念碑(Dalhousie Obelisk)、驳船码头(Boat Quay ) 、莱佛士酒店和皇后坊(目前的亚洲文明博物馆),以及一些已消逝的景观,例如满街人力车、传统街戏、印度洗衣业者(dhobi)在河边洗衣,以及小孩围绕公共水喉冲凉等。


(高蒙电影中20世纪初的新加坡商业广场,也就是现在的莱佛士坊。图片由本博客网主摄于高蒙录制的新加坡风土民情纪录片)

策展人纪尧姆(Guillaume Duchemin)受访时说:“百多年前,电视机还未在法国或欧洲普及化,看电影是平民百姓的娱乐消遣之一,也是他们了解世界大小事的一扇窗。”

当年电影开始放映前,戏院会播放几分钟的新闻短片。这类短片是高蒙派工作人员到各地拍摄或从新闻从业员采集而来的画面制作而成,向欧洲人展示各国风土民情、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电视机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驻寻常百姓家,这类短片才逐渐消失。

“展出这一系列短片显示高蒙除了摄制电影, 也制作纪录片,而其中不少本地地标的旧时面貌,相信对新加坡人有特殊意义。我们发现不少人对这些历史画面感到很惊讶,纷纷以手机捕捉下来。”

本地文史研究爱好者李国樑(54岁)观看短片后指出,画面显示1920年代的新加坡已是繁华城市,否定了一些人对新加坡独立前仅是“小渔村”的说法,但一些老百姓平常生活情景,也凸显社会贫富悬殊的一面。

“当时的新加坡河已形成新加坡将近一半的经济命脉,河畔的商业广场更是上流社会出入的地方……新加坡的码头还成为世界第七大商港。正因为有这些亮眼的表现,新加坡成为当年区域国家乡下农村人民心目中的金矿。”

高蒙电影公司120年回顾展举行至本月15日。欲知更多展览详情可上网voilah.sg了解。

Friday, May 20, 2016

文化遗产节重塑旧日风情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交流》201655

跟往年相比,上周五掀开序幕的新加坡文化遗产节有两个特别的亮点,其一是重塑路边摊飘香的古早味,其二是恭锡街的导览活动,将上世纪不可告人的 “另一类风情”大方地转型为民间遗产。策划单位大胆地还原失去的新加坡风貌,展现了破旧的新思维,值得热烈的掌声。

国家博物馆的前院连续两天转型为销售传统美食的路边摊,现代的食客在古老的摊位间穿梭,再造半个世纪前博物馆的节日风情,重现30年前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的景观。通过现场访客的热烈反应,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曾经拥有的民间生活,依旧存活在过来人的心头。对于不曾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本地与外地人而言,相信齿颊留香之余还会在脑海中留下难忘的滋味。

或许路边摊更大的创意在于将当年跑地牛的氛围化为经典,这两天摆卖的路边摊贩不需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国家博物馆的前院转型为路边摊。2016)

恭锡街则是这次文化遗产节新创的景点。当局为了控制人流,参与这个新景点导览的公众人士必须付费,这并没有浇退他们的热忱。

日治前后的恭锡街公馆林立,一楼一厅二大房(头房和尾房)是典型的格局,在公馆工作的是有技艺在身,能弹能唱的少女。她们俗称“琵琶仔”,来自广州或本地,能讲流利的广府话。那些不是来自广东的琵琶仔也会跟广东扯上关系,例如自小就被卖到广州等。显然的,当时卖艺所打的是广州品牌。琵琶仔受过专门训练,年轻貌美又善解人意,成为招待大老板的宠儿。有些老板动情,包养她们为二奶,所以恭锡街曾经是著名的二奶街。

韩战之后,新加坡多了暴发户,公馆的格局变成一楼一厅六小房,应付更多寻访客。恭锡街成为风行至上世纪80年代的红灯区。当时最困惑的应该是住在恭锡街的街坊们,他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住在恭锡街。

十年河东转河西,多年以后,恭锡街却成为挖掘民间历史的宝地,参与导览的公众兴致勃勃,敢于接触敏感的话题,如琵琶仔如何沦落为妓女,如何应召等。昔日恭锡街妓院成为独特的时尚风景线,凸显了社会开放的一面。

(恭锡街有许多昔日的精彩篇章。2016)

不过恭锡街并不全然是红灯区,例如粤剧艺人在159年前成立的八和会馆(前身为梨园堂),响应时任总理李光耀的号召,加入新加坡志愿军的禅山六合体育会会员,经营放贷业务的雀替尔人集资创建的百年兴都庙等,都各有各的精彩。

恭锡街取名于土生华人陈恭锡,他受委为第一任保良局委员,也是新加坡的太平局绅。或许他没想到往生后,恭锡街会成为烟花之地,现在则展现另一面风华。

文化遗产节唯一的遗憾就是许多活动都必须通过英文网站报名,叫不允英文的老华校生非常纠结,希望策划人在来年能够从善处理。

相关链接

Tuesday, May 17, 2016

校歌与校训

作者:白宗德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言论》2016年5月14日

最近,参加端蒙校友会主办的讲座《这里是新加坡》,才知道母校有两首校歌。一首由李豪作曲,曾履川填词,我求学时期,几乎天天唱;另一首由郑照吾作曲与填词,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承蒙主讲者李国樑君赠我歌谱与歌词,空闲时,或可据此练唱。

根据1956年出版的《新加坡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当年的端蒙校歌,是李豪作曲的那首。端蒙创办于1906年,1955年才增设中学部,李豪为中学部音乐教师,以此推断,这首校歌应该是创作于1955年至1956年之间。至于郑照吾作曲的那首校歌,何年创作,流传多久,则缺乏史料查证。

这首鲜为人知的校歌,是端蒙校史的重要资料,谨录于后,与校友们分享:赫赫吾校名端蒙/养正资圣功/哥哥弟弟乐融融/沐化歌春风/勤慎诚正校训崇/学科重实用/勉哉我少年英雄/中国主人翁。[1]

“勤慎诚正”是端蒙的校训,堂堂正正地出现在歌词之中。校歌赞美学校生活,并对莘莘学子作出勉励与期许。

李豪作曲的校歌,也把校训纳入歌词。“赫赫兮端蒙/养正兮圣功/勤慎兮诚正/时雨兮春风/声教兮南暨/广被兮无穷/群奋起兮学子/扬校誉兮日隆。”如此典雅的歌词,当年我花了好多时间,才勉强记住。后来渐渐了解歌词的内容,也就熟记于心,难以忘怀了。

离开了母校,我当过几年的华文教师,先后在三所学校服务。我执教的第一所学校为务本职业中学,开办不久,校歌还没创作。半年后,我转入尚志中学。这是一所中英混合学校,刚刚创办一年,校歌曲子有了,英文歌词也有了,就是欠缺中文歌词。

在华文部主任的倡议下,所有华文教师责无旁贷,加入了歌词创作小组。讨论结果,决定根据英文歌词,用浅近白话文翻译,再附上韵脚。“山明水秀新加坡之东/尚志中学屹立其中/同窗共研相互尊重/努力为校争光荣”。这是歌词首段,至于校训“勇信必成”,则融入第二段歌词中。我在尚志中学约四年,经常听到学生唱英文版的校歌,中文版的校歌似乎只听过数回,倒也觉得十分悦耳。

之后,我进入了黄埔中学。这是一所传统华校,规模大,学生多。校歌由丁祝三作曲,黄戴灵填词。“弘敷四育/德智体群/既陶甄乎万类/期百年而树人/乃兴四教/豫时逊摩/鹄大成以渐进/学于焉而盈科/猗欤黄埔/厥徳日新/皇矣黄埔,卓乎不磨”。歌词包含校训“德智体群”,意义积极,文言句式,近乎骚体。

那时,黄埔中学校园广阔,有一个大操场。每天早晨,千多名学生聚集于此,唱国歌,念信约,紧接着,就是唱校歌。音乐通过扩音器播放,学生唱,校长、教师也唱。学校四周组屋林立,常有过往居民驻足聆听,或许他们也觉得乐声壮美,歌声和谐。

[1] 本博客网主注:白宗德先生文中的端蒙老校歌至少在1935年时已经创作,收录在端蒙1935年校刊中。

相关链接:

Friday, May 13, 2016

武吉巴督补选 Bukit Batok by-election

阿穆高票当选


201657日,自称阿穆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穆仁理(Murali Pillai)赢得武吉巴督补选,进入国会。穆仁理的得票比率61:39,跟2011年全国大选的整体成绩相似。

穆仁理是一名印度籍律师,在政治上被定义为“少数民族”。他去年被外调到阿裕尼集选区,几乎将工人党A队拉下马。

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改变激进斗士的做法,以儒雅姿态出征。虽然在选票上落败了,但徐顺全认为民主党的竞选手法干净利落,已经赢得选民的尊敬与喝彩。

(徐顺全,穆仁理。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1991年是民主党最光辉的时期,有三人成为国会的代议士(詹时中,林孝谆,蒋才正),徐顺全从詹时中手中接过领导职位后,民主党就从此跟国会告别。当下看武吉巴督补选,徐顺全似乎志不在眼前,而是延续八个月前的大选策略,继续重新树立党与个人形象,着眼于来届。

进一步议论武吉巴督补选前,不妨先回顾一下这30年来的选举结果。

1984年的分水岭


198412月的新加坡全国大选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分水岭。

大选前的国庆日群众大会上,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国家剧场发表优生学论,认为大专毕业的女性不只应该考虑下嫁,更应该多生育,这样我们才会有聪明的下一代。他甚至略带调侃地宣扬一夫多妻制的优越性,因为这样一来,大专教育的女生就不怕找不到好的精子来孕育后代。

优生学论引起极度反弹,连表面上受益最大的大专女生都觉得被侮辱。人民行动党的选票陷入低潮,从独立以来一面倒的姿态滑落至65%,此后65:35的比例被视为常态。

政府继1984年推出非选区议员制之后,紧接着1988年推出集选区制度。涵盖友诺士、勿洛蓄水池和淡滨尼的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在萧添寿、李绍祖等人组成的工人党A队的强攻下,人民行动党临阵换帅,改由郑永顺领军出征,以50.9%的得票率险胜。

记得当时在我家楼下的东景中学开票,凌晨3时许这里依旧是个不夜城,草场马路都挤满了等候开票的人潮,叫嚣声响彻云霄,镇暴队的数辆红车在一旁紧张戒备。人潮直到5时左右才陆续散去。

2001年的大选是个异数,时任总理吴作栋进一步加强组屋提升(HDB Upgrade)的增值论,以变相的金钱利益为饵,交出了75:25的“漂亮”成绩单。不过,这种低政治档次的做法很快失效,2006年又打回66:34的原形。

2011年的新加坡全国大选被视为21世纪的分水岭,当时民生问题日益严重,过度宽松的移民政策带来民怨,影响了八成以上居民的组屋政策又乖离了公共住屋的本意,造成人心惶惶。工人党组织了A强攻阿裕尼集选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下,反对党得票率上升,60:40的比例被观察家视为新常态。

2015年在SG50庆祝活动和前总理李光耀逝世的“有利”局面下,政府提前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70:30,叫许多人大跌眼镜。

30年来的全国大选得票比率总结如下:

1984-65:351988-63:371991-61:391997-65:35
2001-75:252006-66:342011-60:402015-70:30

如果将人民行动党2001年的高得票率视为异数,那么2011年的低得票率同样可视为异数,那是因为当时整个大环境氛围对执政党不利,甚至有些政府精心部署的基层不满党的空降做法而窝里反等。去除这些一时的“噪音”后,其实30年来的大格局并没有大变化,65:35仍然是常态,5%的游离票可能因外在因素而游向任何一方。1984年的大选所形成的格局至今未破。

2011年大选和接踵而来的后港和榜鹅东补选,工人党能够赢得一个集选区和两个单选区,所靠的是当时特殊的时局和多年努力耕耘后让人眼前一亮的品牌。此后,工人党团队在国会中顶多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交不出期待中的成绩单,使到游离票倒流到行动党阵营。去年的大选,阿裕尼集选区差点被行动党名不经传的C队拉下马(50.8:49.2),穆仁理就是其中一名候选人。简而言之,反对党光环不再。

失效的补选效应


这回武吉巴督补选,表面上徐顺全的有利条件比起去年大选优异得多,补选效应、SG50和李光耀光环渐退等,都应该为徐顺全加分。但是跟2013年榜鹅东补选,工人党李丽连异军突起相比,徐顺全并没赢得多少游离票。以65:35的常态来说,他所获得的游离票只有4%

一切已成定局后,徐顺全向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开炮,认为它们并没有合理地报道竞选过程,甚至蓄意抹黑。批评归批评,冷静地想想,竞选报道偏袒一方是多年来的常态,对武吉巴督补选而言,这些报道到底左右了多少游离选票?

就政治的崇高理想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最终目的,尊贤礼士,轻敛,少有所依,老有所靠是个理想的社会格局。虽然政治的本意为善,但政治从来就没有公正平等干净利落过,当权者都会出尽法宝来巩固政权,才会出现“搞政治”这个形容词。无论哪一方都会为了利益而搞花样,关键在于谁比谁更懂得把玩政治于股掌间罢了。

是否应该延续集选区的神话?


穆仁理以超过六成的得票赢得武吉巴督单选区补选的个案,倒可以用来审视集选区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在集选区法案的国会辩论中强调,他早在1982年已经跟时任总理李光耀讨论如何确保国会有足够的种族代表。当时李光耀表达了他对年轻选民的隐忧,觉得年轻人忽视了国会中种族平衡的重要性,李光耀也担心新加坡人会以种族肤色为投票的考量,使到国会中没有足够的少数民族代表。

吴作栋透露内阁曾经考虑过以“双选区”的竞选方式进行选举,所谓双选区是指将选区配对,其中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是少数民族。当时的马来议员感到非常懊恼,因为这表示他们不能凭自己的实力去赢得选票。最后,政府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集选区的方式来引进少数民族[1],[2]

穆仁理赢得华人占多数的武吉巴督补选,是不是传达了强而有力的讯息,推翻30年前所假设的疑虑?若是如此,集选区应该何去何从?若非如此,这场补选传达的是什么相关讯息?


[1] Goh Chok Tong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Defence), speech during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Bill,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11 January 1988), vol. 50, col. 180.

[2] Go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Bill, cols. 180–183; Edwin Lee (2008), Singapore: The Unexpected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 499, ISBN 978-981-230-7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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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10, 2016

致少年木乃伊 (梦呓)

作者:黄坤浩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文艺城》2016年4月29日

孩子,我又来了,我们已经见了七八次面。来博物馆参观你的游客对你特别有兴趣。他们对你这个少年木乃伊提了许多问题,可惜有关你的资料少之又少。我关心你的命运与古埃及文明的消亡没少于我担心父辈们文化的没落。今天我一见到你,感觉到我们的心灵开始有了感应。

孩子,你被精致的亚麻布一层层地、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你现在躺在透明的玻璃橱里。据说你已经离开人世二千多年。瞧你身旁的文字说明,你的出土所在地是埃及哈瓦拉。木乃伊制作的年代是古罗马时期,介乎公元100至120年间。你头部放置着的少年肖像,十分精美,清晰得如摄像彩照。你的短发型,衣着风格及绘画技术,是公元2世纪早期的古罗马风格。这一丁点说明反而给游客留下了更多疑问。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特展:大英博物馆瑰宝中的少年木乃伊。图片由黄坤浩提供。)

孩子,仔细端详你脸部的肌肉与线条,你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公元前31年,罗马消灭了埃及时,你出世了吗?你们埃及的末代女王,是你的祖奶奶吗?后人称她“埃及妖后”或“艳后”,对不起,失敬了。应该是“克丽奥佩特拉7世”!她为了保住你的祖国、把自己献身给两个罗马将军,凯撒和安东尼。然而,她的才智和美色最终保不住王朝。孩子呀,古罗马要的是你们尼罗河两岸的粮仓!此后数百年,最后一批懂得圣书体文字的祭司一个个死在监牢里;最后一座伊西斯女神的庙宇被摧毁之后,从此,你们辉煌灿烂的古文明灰飞烟灭。

(“咯、咯、咯”,有人敲打玻璃橱。)

家长们,请别让孩子敲打玻璃橱!

孩子,我到了这古稀之年,能见到你的到来,又惊又困惑,连日来,迷思不断,联想翩翩。希望你能为我解惑于史册残片之中。

1888年 ,考古学家在距离开罗一百三十公里的哈瓦拉陵墓群中,发现了金字塔和莎草纸。更震撼历史学家的是,罗马时期的画像木乃伊就在这里挖掘出来,一共有146具。孩子啊,你就是其中的一具是不是?公元30年间,制作木乃伊面具和肖像是非常昂贵的,是当时社会上层人的生活方式与特权。这时候的埃及人纷纷以学习希腊罗马文化为荣,其实是作为跻身社会上层的敲门砖。孩子,你的长辈也是这样做吗?

孩子,你肯定出身在一个大富人家吧?你身为一个埃及人,为什么死后的肖像却被画家画成一个罗马少年,你的发型与装扮,已经不是一个纯正的埃及人了,你知道吗?虽然你的葬礼可能遵照埃及人的习俗,也可能是另一种你完全不熟悉的仪式,但是你的灵魂“巴”,再也认不得你的面貌了,你的躯体还有气魄“卡”吗?可你的“巴”和“卡”就再也对不上了呀,是不是?

你家乡的木乃伊一个个直立在博物馆里,是为了方便灵魂来认领。而你呢,到了新加坡却平放在玻璃橱里。你身上裹着的亚麻布没有任何护身符与神像,你不觉得自己像个裸露的木乃伊吗?你的父母不至于连个棺木都买不起吧?要是有棺椁,上面就可以用象形文字书写咒语,画上护身符与伊西斯女神像。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保护。唉,你们的国宝,埃及最大最坚固的金字塔里,都找不到“古夫”法老王的木乃伊;世上最毒的“古夫”法老王咒语也阻挡不了盗墓人的入侵。孩子,你别难过,没有棺木与棺盖,你的木乃伊还在。你的灵魂虽然认不出你的肖像,但你仍可扮演一个罗马帝国的少年木乃伊,说了一遍又一遍你祖国五千年文明的兴衰。

孩子,你别流泪,原谅我直言不讳。此刻,你的灵魂也许还在尼罗河畔等你回去,也许在黄沙滚滚的沙漠上彷徨,也许在帝皇谷的陵墓群中寻寻觅觅。两千年来,你哪里知道你祖先的木乃伊一个个流落他乡异国,或者,像商品一样在拍卖场辗转于收藏家之中。这就是古埃及亡国奴史上从未有的下场吧?

孩子,你是哪个好心的历史学家把你送给大英博物馆? 你的名字、身份与来历,为何如此扑朔迷离?是否有人故作讳莫如深?假使你的的确确在皇陵群中被挖掘出来的,那说不准你出生于皇亲国戚的家庭里。哦,难道你是法老王的后裔吗? 难道你是末代女王克丽奥佩特拉的儿子?

(咯、咯、咯的声音又起。)

家长们,看好你们的孩子,不要敲打玻璃橱!不要吵醒木乃伊爷爷!。

(但是敲打玻璃的声音继续)。

游客们,请不要用镁光灯拍照!

(但昏暗的玻璃橱里镁光灯继续闪烁)。

展厅的温度突然冷得像下雪,顷刻间,灯光全暗,在一道闪光中,我看见少年木乃伊缓缓立起来,转身向着我。他头部的罗马少年肖像竟然丢了。有个声音不断喊着“巴——巴——”。

孩子,你的灵魂在非洲!你不要出来!

“啪啦!”一声破裂的巨响,随之,玻璃碎哗哩哗啦的纷纷落地,少年木乃伊把我撞倒在地上。他继续喊着“巴——巴——”,渐渐远去…

“铃—铃-”手机铃声嘹亮地响着,把我从午觉中吵醒。我喘着气,心有余悸,茫然地凝视着手机上的屏幕:“少年木乃伊已经被装箱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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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06, 2016

新加坡河的船事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6年3月11日



不老是墨汁般的黑水河



《联合早报·现在》2016年1月25日刊登了余经仁君的“忆述驳船业兴衰”。十年风雨几番新,河边的酒店、百货商场和餐饮业顶替了旧货仓和朴素人家,驳船码头、克拉码头和罗伯申码头取代了原来的一百多个小码头。喧嚣的驳船业就这样度过了一个空前的时代。

牵动驳船业的新加坡河又名黑水河,但河水并不全然是咖啡乌般的色调,涨潮时清翠如绿茶,滂沱大雨时将奶茶般的山泥冲出大海。

(青头大䑩船改建为新加坡河上的游船,河畔的货仓转型为餐饮场所。)

我自小在新加坡河边生活,涨潮时跟同学跳入河中嬉戏,曾经在桥墩旁坐落许多个黄昏。熙熙攘攘间驳船苦力年华渐老,起重机逐步取代人力,街坊纷纷搬迁,陡然间人事全非,自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国家博物馆见识了法国人用第一代相机拍摄出来的陈年旧照,原来早在1845年,新加坡河畔的货仓已经鳞次节比。3.2公里的河流为离乡别井的先民提供生活的空间,打造了一百多年的繁华。



驳船面面观


外行人看驳船,除了船身黝黑,由印度人操纵的船只外,就是红头船和青头船,而且习惯性地统称它们为舯舡(Tongkang)。实际上驳船分成大䑩、舯舡和舢板,后来有些载货的船只装上“摩哆”,称为 “电船”,载人的摩哆船则称为“摩哆弄”(motor launch)。

一般的大䑩、舢板和摩哆弄业主都是华人,印度人则垄断了早期的舯舡业。舯舡承载量大,加上船身安稳,经得起风浪,许多商家都喜欢雇用,从印尼运载木柴土产到新加坡来。大䑩与舢板没有水密舱,遇到大风浪容易沉没,只适宜沿海运输(coastal craft)。

此外, “电船”是民间的俚语,所安装的是柴油机(diesel engine)而不是发电的“摩哆”。这些柴油机类似大货车的引擎,用来取代拖船与风帆。

红头船与青头船具有特别的含义。雍正年间,清朝加强船只的管制,为各省的商船和渔船定下规格,船头、船尾和桅杆用漆料涂上不同的颜色,方便辨认。自此,下南洋的帆船都油上官方指定的颜色,广东省(包括潮州)出洋的先民乘坐红头船,福建出洋的则乘坐青头船。

帆船在南中国海飘荡,海天一色,方向莫辨,于是在船头漆上鱼眼好认路回航。广府人士称这些活像公鸡头的红头船为“大眼鸡”。

先民的习俗就这样世代延续,今天新加坡河上的驳船改装成游船,船头都是青色的,表示船主是福建人。



驳船的诞生


驳船在阴差阳错下盛行百年。约150年前,殖民地政府决定在新加坡河上兴建加文纳桥(Cavanagh Bridge),桥面让车辆行走,特定时间将桥“吊”起来,让船只川行。可是组装之后,桥面竟然打不开。体型较大的帆船只好停在海面,卸货到驳船上,再由驳船将货物运输入河,造就了驳船业兴旺的景观。

后来蒸汽船日增,即使没兴建加文纳桥,蒸汽船一样无法驶入河内,全靠驳船来运输。

驳船业发达的年代,新加坡有约三分之一的贸易是在河上进行的。上世纪50年代的全盛时期,新加坡河的驳船多达三千多艘。

1983年,丹戎巴葛的箱运码头全面运作,河上的驳船锐减,只剩下两百多艘。迁移至巴西班让后,逐渐退出卸货的行列。

(李昭财的剪报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驳船码头的景观。)


分地盘


驳船业由潮州人和福建人垄断,福建地方大,行船人主要来自同安、惠安、晋江和金门。新加坡河口的吻基(驳船码头)和上游的后巴窑(罗伯申码头)是福建人的天下,中游的柴船头(李德桥)则是潮州人的落脚处。源自不同地区的驳船人士为了维护谋生的地盘,容易发生磨擦和打斗,后来大家思想都比较开明后才相安无事。

来自不同地区的族群都会设立自己的估俚间,也就是工人宿舍,多数设在直落亚逸、文达街、丝丝街、柴船头等靠近码头工作的地方。例如福建同安县马巷井头村的林姓村民来到新加坡,都会先到宝兴理学堂(宝兴联谊社)寄宿,金门烈屿护头村的方姓村民组织了文山(联谊)社,金门官澳的杨姓和李姓村民则成立官山社。这些估俚间本身就是“堂口”,跟其他靠码头吃饭的会社和在河边收保护费的08、24、海陆山等私会党抗衡。



驳船业主的历程


或许我从小跟驳船接触多了,无心插柳下修读船舶工程,结识了前海军军官李子长。李子长回忆起最近往生的父亲李昭财,本来跟着四叔公跑舯舡,清晨到红灯码头外的货船载货,运送到新加坡河畔的货仓,有时则从河边的仓库运货到大船。

后来父亲自己创业,买了一艘电船。生意上轨道后,添多一艘可载12人的摩哆弄。李子长还清楚记得这两艘船的列号为SC7807和SC962A。

(李昭财的“电船”停泊在红灯码头。照片由李子长提供。)

李昭财一家人住在丝丝街94号的官山社三楼,底下两层是估俚间。要管理好这些容易动气,说没几句就比拳头的苦力,必须比他们更强悍。李昭财就是以强悍但公平的作风来管理这群苦力,一同维护着生计。

在散货船发达的年代,李昭财一帆风顺,分得一杯羹。纵使夜夜笙歌,依旧千金散尽还复来。上世纪80年代中,集装箱船取代散货船后,驳船业一落千丈,李昭财的生意大不如前,将摩哆弄卖了。电船没人要,干脆拖到公海,心情跟相依为命多年的电船一起沉到海底。李昭财的经历,也是许多行船人的共同体验。

(李昭财的剪报:一般的估俚间和后来的联谊社都设在直落亚逸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注册的联谊社已经所剩无几,文山联谊社和官山社为其中两间。)

李子长看着驳船走入夕阳,决定加入新加坡海军。那时候父亲的驳船每天可赚取400元的收入,他成为职业军人,月薪只有400元,还因此被父亲讥笑。谁知道日后海军的收入维持了一家的生计。


20余年间,新加坡河从驳船货仓发展为商业旅游,再迅速转型为中央集水区。新加坡河的流水不长,河水不深,河面不广,却像一道灌溉生命的泉源,延续着新加坡人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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