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巴督补选 Bukit Batok by-election

阿穆高票当选

2016年5月7日，自称阿穆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穆仁理（Murali Pillai）赢得武吉巴督补选，进入国会。穆仁理的得票比率61:39，跟2011年全国大选的整体成绩相似。

穆仁理是一名印度籍律师，在政治上被定义为“少数民族”。他去年被外调到阿裕尼集选区，几乎将工人党A队拉下马。

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改变激进斗士的做法，以儒雅姿态出征。虽然在选票上落败了，但徐顺全认为民主党的竞选手法干净利落，已经赢得选民的尊敬与喝彩。

（徐顺全，穆仁理。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1991年是民主党最光辉的时期，有三人成为国会的代议士（詹时中，林孝谆，蒋才正），徐顺全从詹时中手中接过领导职位后，民主党就从此跟国会告别。当下看武吉巴督补选，徐顺全似乎志不在眼前，而是延续八个月前的大选策略，继续重新树立党与个人形象，着眼于来届。

进一步议论武吉巴督补选前，不妨先回顾一下这30年来的选举结果。

1984年的分水岭

1984年12月的新加坡全国大选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分水岭。

大选前的国庆日群众大会上，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国家剧场发表优生学论，认为大专毕业的女性不只应该考虑下嫁，更应该多生育，这样我们才会有聪明的下一代。他甚至略带调侃地宣扬一夫多妻制的优越性，因为这样一来，大专教育的女生就不怕找不到好的精子来孕育后代。

优生学论引起极度反弹，连表面上受益最大的大专女生都觉得被侮辱。人民行动党的选票陷入低潮，从独立以来一面倒的姿态滑落至65%，此后65:35的比例被视为常态。

政府继1984年推出非选区议员制之后，紧接着1988年推出集选区制度。涵盖友诺士、勿洛蓄水池和淡滨尼的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在萧添寿、李绍祖等人组成的工人党A队的强攻下，人民行动党临阵换帅，改由郑永顺领军出征，以50.9%的得票率险胜。

记得当时在我家楼下的东景中学开票，凌晨3时许这里依旧是个不夜城，草场马路都挤满了等候开票的人潮，叫嚣声响彻云霄，镇暴队的数辆红车在一旁紧张戒备。人潮直到5时左右才陆续散去。

2001年的大选是个异数，时任总理吴作栋进一步加强组屋提升（HDB Upgrade）的增值论，以变相的金钱利益为饵，交出了75:25的“漂亮”成绩单。不过，这种低政治档次的做法很快失效，2006年又打回66:34的原形。

2011年的新加坡全国大选被视为21世纪的分水岭，当时民生问题日益严重，过度宽松的移民政策带来民怨，影响了八成以上居民的组屋政策又乖离了公共住屋的本意，造成人心惶惶。工人党组织了A队强攻阿裕尼集选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下，反对党得票率上升，60:40的比例被观察家视为新常态。

2015年在SG50庆祝活动和前总理李光耀逝世的“有利”局面下，政府提前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70:30，叫许多人大跌眼镜。

30年来的全国大选得票比率总结如下：

1984-65:35，1988-63:37，1991-61:39，1997-65:35，

2001-75:25，2006-66:34，2011-60:40，2015-70:30

如果将人民行动党2001年的高得票率视为异数，那么2011年的低得票率同样可视为异数，那是因为当时整个大环境氛围对执政党不利，甚至有些政府精心部署的基层不满党的空降做法而窝里反等。去除这些一时的“噪音”后，其实30年来的大格局并没有大变化，65:35仍然是常态，5%的游离票可能因外在因素而游向任何一方。1984年的大选所形成的格局至今未破。

2011年大选和接踵而来的后港和榜鹅东补选，工人党能够赢得一个集选区和两个单选区，所靠的是当时特殊的时局和多年努力耕耘后让人眼前一亮的品牌。此后，工人党团队在国会中顶多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交不出期待中的成绩单，使到游离票倒流到行动党阵营。去年的大选，阿裕尼集选区差点被行动党名不经传的C队拉下马（50.8:49.2），穆仁理就是其中一名候选人。简而言之，反对党光环不再。

失效的补选效应

这回武吉巴督补选，表面上徐顺全的有利条件比起去年大选优异得多，补选效应、SG50和李光耀光环渐退等，都应该为徐顺全加分。但是跟2013年榜鹅东补选，工人党李丽连异军突起相比，徐顺全并没赢得多少游离票。以65:35的常态来说，他所获得的游离票只有4%。

一切已成定局后，徐顺全向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开炮，认为它们并没有合理地报道竞选过程，甚至蓄意抹黑。批评归批评，冷静地想想，竞选报道偏袒一方是多年来的常态，对武吉巴督补选而言，这些报道到底左右了多少游离选票？

就政治的崇高理想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最终目的，尊贤礼士，轻赋薄敛，少有所依，老有所靠是个理想的社会格局。虽然政治的本意为善，但政治从来就没有公正平等干净利落过，当权者都会出尽法宝来巩固政权，才会出现“搞政治”这个形容词。无论哪一方都会为了利益而搞花样，关键在于谁比谁更懂得把玩政治于股掌间罢了。

是否应该延续集选区的神话？

穆仁理以超过六成的得票赢得武吉巴督单选区补选的个案，倒可以用来审视集选区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在集选区法案的国会辩论中强调，他早在1982年已经跟时任总理李光耀讨论如何确保国会有足够的种族代表。当时李光耀表达了他对年轻选民的隐忧，觉得年轻人忽视了国会中种族平衡的重要性，李光耀也担心新加坡人会以种族肤色为投票的考量，使到国会中没有足够的少数民族代表。

吴作栋透露内阁曾经考虑过以“双选区”的竞选方式进行选举，所谓双选区是指将选区配对，其中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是少数民族。当时的马来议员感到非常懊恼，因为这表示他们不能凭自己的实力去赢得选票。最后，政府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集选区的方式来引进少数民族[1],[2]。

穆仁理赢得华人占多数的武吉巴督补选，是不是传达了强而有力的讯息，推翻30年前所假设的疑虑？若是如此，集选区应该何去何从？若非如此，这场补选传达的是什么相关讯息？

[1] Goh Chok Tong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Defence), speech during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Bill,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11 January 1988), vol. 50, col. 180.

[2] Go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Bill, cols. 180–183; Edwin Lee (2008), Singapore: The Unexpected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 499, ISBN 978-981-230-7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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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新加坡国会代表团访问苏联 （Perestroika）

冷战时期

前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的夫人南希（Nancy Reagon）在洛杉矶家中去世（2016年3月6日），现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下半旗，为以牛仔演员这个平民身份走入白宫的里根夫妇划上时代的句点。

里根在人生的最后十年患上老人痴呆症，南希一路守候。两人给世人的最大的影响是平民夫妻手牵着手，一同老去，传为典范。

在美苏抗衡的年代，里根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Gate）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说（1987年6月12日），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拆掉柏林围墙：“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要寻求和平，如果你要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要寻求自由：就到这扇门来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if you seek peace, if you seek prosperity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f you seek liberalization: Come here to this gate! Mr. Gorbachev, open this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2004年里根去世时，戈尔巴乔夫代表俄罗斯出席葬礼。

（在杨荣文的安排下，其中两片柏林围墙曾经在勿洛蓄水池展出。左边开心的涂鸦代表西德，右边不能看不能说的涂鸦代表东德。）

戈尔巴乔夫上台数年间，推行苏联经济改革，造成苏联迅速解体，评价自然就像冷战一样两极化。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共的专制和暴政，使人民获得了民主、法治和自由，并使得东欧国家自主发展，结束了全世界对峙的氛围，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举足轻重。

二战结束后的四十余年间，资本主义老大哥美国、共产主义老大哥苏联及他们各自的盟友（北约集团NATO和华沙集团Warsaw Pact）在政治和外交上进行冷战、对抗、冲突和军备竞争。在这段乌云密布，世界三分（毛泽东理论）的非常时期，新加坡选择“不结盟”外交，虽然在实际行动上基于过去殖民地年代所建立起来的架构，倾向于美国和西欧。

或许在这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角力战中，最戏剧性的是由苏联和东德联手制造的柏林围墙，将共产东欧和资本西欧分割开来。当时的东德政府称柏林围墙为“反法西斯保护墙”，是苏联斯大林（Joseph Stalin）共产国际思想的延伸。

这堵城墙是1961年8月12日半夜至13日凌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柏林围墙也在追求民主的国际浪潮下一夜之间“倒塌”，那是1989年11月9日。

隔年，二战结束后分离四十五载的德国重归统一。东欧各国也相继发生剧变，拥有72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1991），华沙条约同年解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谷。今日世界仅存的五个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朝鲜（1948）、中国（1949）、古巴（1961）、寮国（1975）、越南（1975）。

新加坡代表团访问苏联

1989年10月份，新加坡政府组团访问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面临解体的苏联，当时柏林围墙还在分割着德国。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两个月后马共跟马来西亚和泰国签下和平协约。许多人曾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奉献一生，马共签下和平协议时，和平村有约三四十名新加坡人。不晓得在时间点上，这次访问苏联是否是刻意的安排。

1988至1991年，李绍祖医生担任非选区议员，获得人民行动党点名，以国会代表团的名义到苏联进行访问。当时的新加坡总理依旧是由同志变为政敌的李光耀先生。对李绍祖来说，这是友善、不计前嫌的举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1990年，李绍祖接受李光耀的邀请，同游长江三峡。同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位。送别会上，李绍祖大方地表示李光耀为新加坡作出重大贡献，为过去的分歧与心结划下休止符。眨眼间，两人都已作古。

（就新马合并事宜，各政党在广播电台展开辩论。左一为李光耀，右一为李绍祖。图片摄于“新加坡700年展”）

让时光倒流。1961年，李绍祖跟一群志同道合之士脱离人民行动党，成立社阵，李绍祖出任党主席，林清祥担任秘书长。1966年，李绍祖率领13名社阵国会议员杯葛国会，进行街头斗争，紧接着抵制1968年的全国大选。这一系列行动被视为社阵失去群众基础的致命伤。

现教育部长王乙康先生的父亲王连丁先生也是当时的社阵议员之一。由于对李绍祖和社阵感到失望，王连丁退出政治，后来成为一名热带鱼商。

1988年，李绍祖率领全体社阵党员转投工人党阵营，结束社阵，并以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非选区议员（NCMP）的身份进入国会。

我小时候跟父亲到李绍祖设在小坡的民康药房（禧街 Hill Street 和史丹福路 Stamford Road 交界处），对这位谈笑风生的“大声公”印象深刻。日后谈起冷藏行动，为何他可以逃过逮捕，开玩笑说他当内鬼。李绍祖哈哈大笑，说他有正当职业，有医生公会做后盾，纵有欲加之罪，亦苦于言而无词啦！

（民康药房的建筑物已经拆除，图为重建后的外观。图片来源：Google map）

闲话家常，李绍祖也跟大家谈到他在竹脚医院当妇科医生以及日战期间在泰缅边境死亡铁路行医的经历。1947年，他决定离开公职，自己开医馆。

十多年后李绍祖在工人党旗帜下竞选，在我居住的选区活动。再相见时，“大声公”形象保持不变，所通晓的七种语言依旧神采（七种语言包括中英巫语和华人的南方方言）。

海峡时报的访问

1989年10月19日，海峡时报报道了由Cephah Tan撰写的李绍祖访问稿[1]。二十多年后重看这份报道，还是富有启发性。

访谈中，李绍祖强烈表示，若是列宁，他不可能批准苏联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访问苏联时，李绍祖曾经向苏联官员提问：“当你说经济改革是为了改良，那是什么意思？当你说要改革，那又是什么意思？改革是为了改良还是更换整个体系？”官员的回答显得含糊：“体系并没有更换，改革只是为了改善现有的制度。”

李绍祖不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对人民有利，但对苏联保留旧建筑和古迹，为后代保留历史的做法非常赞赏。代表团参观了博物馆和坟场，对二战时期，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跟德国交锋的平民那股不屈的民族精神感触良深（列宁格勒是現在的聖彼得堡 Saint Petersburg）。俄罗斯人跟德军打了三年战，城内每天有一万人饿死，仅靠每天一小片面包过活。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特别的武器，但是每天都在跟德军战斗。拥有精良配备的德军战败了。

共产国际与社阵

李绍祖仰慕列宁，瞻仰了列宁的遗体。这位苏联的国家英雄，有些人因他而死，有更多人为他而死。他解放了俄罗斯，让人民不再受到沙皇的压迫。在任何政治改革中，总会有许多人受苦和丧生。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半殖民地主义的巴勒斯坦也是一样。李绍祖说：“当我仰慕列宁的时候，并不表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许多俄罗斯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也是许多苏联人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

既然李绍祖看不起苏联的经济改革，自然不会认同戈尔巴乔夫对待华沙集团的做法。戈尔巴乔夫认为无论如何改革，苏联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但是他说一套做一套，乖离了共产国际主义，并没有对东欧各国伸出必要的援手。

共产主义在新加坡行得通吗？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就像许多人心中的疑问：若是马共的斗争成功，掌管新马，后果会如何一样。实际上，事实也说明了理想与感伤，美丽与哀愁。

李绍祖强调，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地小人多，共产主义根本行不通。不过，社阵所争取的是平等、民主、公正与为下层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社阵并不奉行共产主义，社阵不是共产党。

非选区议员

关于2015年大选后，工人党是否应该接受三个非选区议员席位，众说纷纭，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即使在工人党内都是意见分歧的。新任期的国会上，总理李显龙先生表示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女士就是在2006年接受了非选区议员议席，打响了个人品牌，接着下来在2011年大选中夺下阿裕尼集选区的。因此，非选区议员并非新鲜事。

追溯起来，工人党早在1988年大选后已经接受非选区议席。李绍祖认为他所代表的并不是仅仅三万五千名，也就是49.1%的友诺士集选区的选民，而是投票给工人党的40%的公众人士。他有为支持者表达心声的责任，必须为他们争取符合利益的政策。

在国会生涯中，李绍祖针对教育、司法、财政、医疗和福利等课题发表了见解，要求修正某些政策。

李绍祖是不是改变了政治立场，不再是左翼人士？他不同意这种“非左既右”的标签。如果将人民行动党放在中间，他是左翼。但将共产党放在中间，他是极端的右派。他认为自己依旧是个社会主义者，多年来的政治理想并没有改变：“我在1950年代参加人民行动党，正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奉行社会主义制度，但人民行动党变成100%的资本主义者，我就这样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这是不正确的。”

[1] Cephah Tan, “Siew Choh: Lenin would not have approved of perestroika”,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9, 1989,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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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歌

虎豹别墅左邻的华侨学校

口述：黄延达
执笔：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6年1月15日

（文中的“我”为黄延达）

消失的巴西班让华侨学校

阅读了《联合早报·缤纷》的“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2015年12月19日），我这个在巴西班让6条石（6英里）虎豹别墅左邻的华侨学校就读的老街坊感触良深，也想凑凑热闹。

华侨学校跟名校华侨中学虽然同样以“华侨”命名，不过没有任何实质的关系。华侨学校是一所已经消失的乡村学校，也是一所政府辅助学校，是《消失的华校》校史展中的漏网之鱼。

母校在1931年创建，亚答屋顶的校舍设在鸦片山附近的村落，以前称为巴西班让5条半石。

上世纪50年代富商胡文虎在世时，捐了虎豹别墅左邻的一片高岗之地给华侨学校，后来兴建了一座两层楼L形校舍，1958年由时任教育部长周瑞麒奠基。周瑞麒的部长生涯并不长久，只当了一届就因为贪污丑闻被人民踢出局。

（学校重建，由时任教育部长周瑞麒奠基。图片来源：黄延达）

当时华校与华校间联合主办活动是颇盛行的，一方面加强学校间的联系与良性竞争，另一方面也可以壮大阵容。华侨学校曾经跟克明、彰德和励群学校举办了多届“四校联合运动会”。

克明和彰德学校跟华侨一样，属于民间的公立学校。虽然这两所学校的校名还保留着，但已经成为政府学校。励群学校由安溪会馆创建，不过已经停办。

学校在高峰期共开了18班，小一到小六各三班。当时的华校有许多华文老师都是作家，积极鼓励学生通过投稿来提高中文水平。在小学生间流行最广的是知识报，知识报停刊后，一些华侨学校的同学将稿件投给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

（当年入学必须在出生证上盖章。图片来源：黄延达）

1978年，虎豹别墅左邻的村落被大火吞噬，25户人家无家可归，不过学校并没被波及，成为一些灾黎的避难所。学校逃过火劫，但却面对华校式微，新生人数越来越少的命运。为了保校，校董只好听从教育部的指示，开办启蒙班。后来附近的居民陆续搬迁，学校在10年后送走最后一批包括我的侄女在内的毕业生。亲眼看着母校被铲泥机铲平，心头难免增添几分情伤。

学校的历史就像一部建国史的缩影

华侨学校创校的时候就跟那个年代的许多华校一样，师资多数来自中国，有些还是国民党员。新加坡在许多老师心中只是一个谋生，可以避开战乱的地方，没想到后来新加坡跟中国一样，卷入战争的漩涡。新中国成立后，有些老师选择回去祖国效力，有些则“马来亚化”，将新加坡当成他们的国家。

当年的会馆社团都会挂上“国父”孙中山的肖像，华侨学校也一样，华社对国的观念可见一般。听大哥哥大姐姐们说，他们每天上课前都向孙中山的肖像行礼。搬来新校舍的时候正好是新加坡自治的年代，孙中山的肖像被收藏起来，改掛各董事的照片如胡文虎、黄富南、李俊承、张汉三等，新加坡独立后改挂尤索夫总统的肖像。

（学校礼堂上张挂着校董的照片。图片来源：MITA-NAS，1963）

学校领导层的身份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见证新加坡的历史变迁。创建华侨学校的校董都是当时的富商，通过支助文化教育来回馈社会。据知第一和第二任校长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日治后担任董事长的黄复康则支持共产党。黄复康先将孩子送回中国受教育，随后自己也收拾行装，回到新中国去了。第三任校长严家国和当时的董事长沈家喜则在巴西班让的社区和公民咨询委员会为居民服务。

总理下乡访问

1963年我还是华侨学校的小学生， 7月份的天气炎热，时任总理李光耀顶着大太阳，下乡访问华侨学校和巴西班让村民，受到学校董事、师生、和乡民的热烈欢迎。那时候新加坡已经差不多为加入马来亚联邦准备就绪，正在等待40天后马来西亚的诞生。

总理面不改容，走上通往山顶华侨学校那道长长的斜坡，一路上跟老师同学握手言欢，大家都被总理亲民的作风所感动。那时总理在学校的“汉三堂”以闽南语演讲，主要关系到新马合并的大事。

（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学校董事长的陪同下走上前往学校的斜坡。图片来源：MITA-NAS, 1963）

（时任总理李光耀一路上跟老师们握手言欢。图片来源：MITA-NAS, 1963）

虽然人民在全民公投时选择了成为联邦公民的合并方式，社会上则流传着另一派说法，认为合并是在出卖新加坡。总理解释了新加坡代表团到伦敦谈判是有策略性的，而不是赌博性质。谈判时已认定必须加入马来西亚，问题只在于加入的条件。合并后的共同市场有利于新加坡的工业发展，将会给人民带来更多利益与社会繁荣。

此外，总理称赞华人一路来办教育的精神，殖民地政府百多年来只顾赚钱，忽略了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华社亲自办校，就连现在大家聚集的“汉三堂”都是张汉三先生捐赠的。政府会全力关注教育的发展，照顾人民子弟的教育问题。

新马合并后的日子并不平静，隔年就发生了种族冲突，马来人和华人互相厮杀。这个暴动时期，学校被充作村民的避难所，由身强力壮的男丁轮流看守。隔邻的马来村的村长是巫统要员，他出面表示这个社区的马来人由他管制，会确保华人无恙，结果说到做到。

那个年代新加坡跟东南亚各国一样，面对着赤化的威胁。马共领袖余柱业逃到印尼，经常乘着小舟，来往于苏门答腊和巴西班让之间，虎豹别墅旁的琼泉兴咖啡店是他的联络站。由于华文老师孙先生十分严厉，喜欢用藤条鞭打学生，我曾经因为功课没做好，怕被处罚而逃学，躲在虎豹别墅里头，偶尔跟余柱业碰面。余柱业还会跟我这个小朋友聊天，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风起云涌的年代过去了，新加坡算是经历过一场时代的历练，人民有各自的快乐与遗憾。文中许多名字都成了历史人物，当年的街坊分散到各地，学校简朴的生活或许能够为大家留下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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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

华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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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夜

2015年大选前的最后一夜

“历史并不单纯是过去。历史是关于人物，关于事件。当人物与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历史塑造未来。” “History is not just about the past. History is about people. About events. About people and events come together to shape the future.” ---工人党东海岸集选区（East Coast GRC）候选人Mohamed Fairoz，2015年9月9日群众大会

（人山人海的勿洛体育场。2015年9月9日）

（曲终人未散：勿洛体育场外。2015年9月9日）

这是2015年9月9日在勿洛体育场的最后一场工人党群众大会。群众大会的结束并不代表散场，曲终人未散，大家继续守候在体育场外。他们在期待什么？

这回工人党的“最后一夜”不在后港，不在实龙岗，而是东海岸的战场。

上一届工人党组织A队勇闯阿裕尼，选择了阿裕尼集选区内的实龙岗体育场为争取最后选票的基地。这回一心夺取东海岸，所以选择了勿洛。它显示了这个政治团队的决心。

无可否认的，出席执政党群众大会的公众人士也增加了，已经不像上届那样动用外劳来撑场面。这里头已经反映了可能的变数。

（人民行动党的群众大会，跟上届相比，已经不需要动用外劳来撑场面。2015年9月8日，淡宾尼）

跟往常一样，现场的气氛未必代表选票。选举的结果已经尘埃落定，人民行动党保住了东海岸，还差点拿下阿裕尼。

大选的结果显然出乎每一个国人，包括执政党的意料之外。在勿洛体育场现场的群众，无论那张选票投了给谁，相信都会记得这个非常激荡人心的“最后一夜”。

我无缘参与1950年代在加冷举行的默迪卡（Merdeka）的盛况，无法亲身感受争取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激情，倒是有缘参与1970年代同样在加冷的国家体育场的“加冷狮吼”。当时新加坡业余足球队在主场跟中国、朝鲜等亚洲强队竞赛，毫不逊色。跟英国阿申纳、南斯拉夫红星足球队、瑞士草蜢足球队等过招，只是输在身高。大马金杯赛更是振奋人心，叫人情绪澎湃不已。

参与了数次大选投票前的“最后一夜”，可以感受到群众为了摆脱家长权势，摒弃一言堂的强烈诉求。有选情才有激情，激情带来了极度震撼，就像“加冷狮吼”那种刚烈的呐喊。

文友“山羊胡子”见证了当下，称之为“被这股草根的生命力所感染。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时刻，令人感动而美好。我相信与会的群众都是倾注满满的爱，选择站在高墙的另一边，追求真正的民主民权而共同努力的新一代。”

有没有让反对党成长的土壤？

新加坡缺乏让反对党成长的土壤，人民协会与所谓的“基层”都是执政党精心的布局。这回出征阿裕尼集选区和凤山的执政党候选人都是“基层领袖”，简单地说明了一切。

它使我想起发生在1987年，将近30年前的往事。

当时我在张先生的邀请下加入了人民行动党青年团。张先生除了是行动党员外，也是居民委员会的执委。投身参与各项活动后，使我对基层与政党的运作有了较深的体会。

还记得跟张先生的最后一场辩论，我提出了人民协会的宗旨、居民委员会的意义以及应有的独立性，张先生反问基层搞活动，钱从哪儿来？是人民协会的拨款。人民协会由谁管辖？它是政府的组织。政府是谁在当的？是执政党。

张先生表示，基层的主要功能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在政府与人民间搭上沟通的桥梁。将层层关系理清后，就会明白整个政府组织的严谨性，以及为何基层不能为反对党服务了。

当时我质疑这样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尊重民选议员的制度，也违背了民主的本意，这样的政治生态所带来的国民意识，功利主义挂帅，远远超过该有的一点哲学思维，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

张先生进一步解释，执政党并不是坏人，执政党推出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善良的，都是为了人民的未来，可能过程中会出些差错，但谁不会犯错？更应该质疑的是反对党的实力与参与大选的意图。

后来我回学校去，开始另一段成人学生的生涯，半工半读成为辞去职位的理由，最终与党告别。

经过时日的历练，基层日益茁壮，结构也更“完善”，巩固了“白云长在天”的势力。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我挺佩服屡败屡战的反对党员。他们坚守着对民主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留一口气，让日后的反对党有滋长的空间。

实际上，良好的两党制是国家进步的动力，但是我们更多人已经习惯一言堂，不需要个人独立思考的统治方式。对于反对党如工人党的“民权”之说，觉得深奥难懂，更不期望风向转变。

过去的反对党员

去年因《广东妈姐》跟某会馆共事，认识了曾经活跃于1990年代的反对党员关汝经。关汝经已经年近70，是一名慈祥、念情、有正义感的老人家。他曾经参与大选，并两度以微差败给人民行动党的翁执中。

对于竞选期间，有人揶揄当年的反对党员只是心怀不满，满腔牢骚的乌合之众的说法，关汝经表示这种说法得罪了在没有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年代，跟执政党打了多场艰苦战役的一代人。

（因《广东妈姐》跟会馆共事，认识了关汝经。2015）

关汝经的剖白无形中也进一步解答了当年张先生对反对党的疑问（取自Facebook）： 我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在新加坡的一家美国跨国公司工作，负责跟石油化工与电力厂专用设备的相关业务。我参与了不只一次，而是三次全国大选，在民主党的旗帜下参与了1988、1991 和 1997 的选举。[1] 在那个时候，我以反对党的身份参与大选，不论是个人事业或是家人的生活，都冒了很大的风险。我绝对不是一名满腹牢骚、被边缘化的新加坡人。我有良好的事业，有不错的薪金，我的四房式组屋提升到公寓式，而且完全付清，我有什么不满的？ 为什么我要加入反对党？理由很简单，我看到执政党带领着新加坡走向下坡路，没有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国人，不顾国人的困境，甚至以“我永远是对的”那种精英姿态来治国。 我走入政治是为了纠正执政党的错误，而不是因为我有满腹牢骚、被边缘化或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有一份好的职业，我大可采取消极的方式，投反对党一票，然后悠闲自在地过日子。 我没有。我出来争取！ 别忘了如果不是当年的许多反对党人士，今天反对党日益强壮的局面不可能出现。 Whilst I generally concur and support the tone of this essay by Jason Tan; I must however take strong exception to one of his statement; quote" Opposition figures are no longer the disgruntled lot and bitter individuals marginalised by the system" unquote. Jason Tan may knowingly use this statement to describe candidates he used as examples in his essay, but he has unknowingly belittled and denigrated nearly a whole generation of opposition candidates who fought uphill battles against the PAP in the past without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 am a Mechanical Engineer working for a US multi-national company based in Spore, dealing in specialised equipment for the oil & gas, petrochemical, chemicals and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ies. I participated in not one but three General Elections in GE1988, GE1991 and GE1996 as a SDP candidate. My stand with the opposition was, at that time, undertaken with great personal risk to career and danger to the well being of other family members. I was certainly NOT a "disgruntled" nor "marginalised" Singaporean. I had a good career, drawing a satisfactory salary, had my HDB 4room upgraded to an Executive Apt, fully paid. Why should I be disgruntled? Why did I join the opposition then? Simply because I saw the slippery and unjust path that the PAP is taking Singapore to; the lost connection with the plight of citizens and the "I am always right" mentality of the PAP elites. I came into politics wanting to right the wrongs of the PAP and not because I was "disgruntled" and certainly not because I was "marginalised" and "bitter". I had a good career and could have just stood by passively, vote for the opposition and laid back. I DID NOT, BUT I CAME OUT TO FIGHT! Jason Tan - you are so wrong in your statement about many opposition candidates in the past without whom the foundation of today's opposition cannot exist. --- 关汝经

注[1]:

1988：武吉巴督（Bukit Batok）， 翁执中12,873（55.9%），关汝经10,139（44.1%）

1991: 武吉巴督（Bukit Batok），翁执中12,205（51.8%），关汝经11,347（48.2%）

1997: 阿裕尼集选区（Aljunied GRC），PAP 64,299（66.7%），SDP 31,64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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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爱一次 ，for my beloved country

4年4个月前

2011年5月5日，我跟着三万群众挤爆整个实龙岗体育场。

有选情才有激情。体育场内拥挤的空气中有过多的二氧化碳与汗水味，挤在人群中一起呼吸，他们在期待什么？我在期待什么？

无论您是不是反对党的支持者，都会被现场的气氛感染。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不分种族、言语、宗教，那么团结自豪地念新加坡信约，为了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为了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为什么它比许多政府精心经营的活动更自发自动，更加激情？

为什么激情出现在 一个反对党的集会，而不是执政党的群众集会？

问了在场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为了民生、民主与未来。For my beloved country。

新加坡有穷人吗？

2015年全国大选提前多个月开打，通过SG50的系列庆祝活动与李光耀先生往生的光环来造势。如果执政党不运用此良机，那就未免过于正人君子。但是，有人以此独立50年后的GDP来说新加坡没有穷人，老人家在食阁收碗碟、在街头收纸箱出卖劳力等只是为了活动筋骨等，那就不免过度造势，歪曲事实。

（大坡大马路与海山街交界处：老人家并非在做运动。图片来源：李嘉媛）

上个星期六中午，沿着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走到万拿街（Banda Street）大牌五号，参与独身老人家的庆中元活动。农历七月还没过完，大马路已经张灯结彩，准备下一个中秋佳节。大街上，又遇到踩着三轮车收纸箱的镜头，它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司空见惯的风景线。妇女的背影跟一列列的灯笼与灯柱上的竞选海报非但不调和，还带着讽刺的意味。

（大坡大马路：纸箱下的生活）

万拿街大牌五号是1980年代建成的一房式租赁组屋，除了住着许多贫穷的老人外，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家庭。

在那儿服务的义工有两组，一组称为“万拿三”，另一组“万拿六”，都属于民间自发自动的组织。为了鼓励老人家走出房门，义工组织了每个星期的例常活动，让老人家聚在一起，将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由义工拿去变卖，存到的钱用来资助各项活动。

义工通过跟各商号的联系，将信封保留下来，让老人家有个寄托。至于剪下来的邮票，由某个商号收买，以公斤计算。这些邮票并非特别的收藏版，没有转售的价值。商家买进后，只是放在架子的一角。可见民间有一条义工自己组织起来的价值链。

（万拿街大牌五号：华衣背后有蓝色的忧郁）

（对贫困老人而言，这些杂物都可以卖钱。有些商家好心肠，买下一些物品，资助老人家过生活。）

老人家每出席一次活动就得到一些分数，他们靠这些积分在中元会上竞标，人人有份，度过温馨的下午。竞标的福物都是商家与个人报效的。义工与商家的出发点都很单纯，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走入好些以为新加坡没有穷人的执政党支持者所遗忘的角落，将爱传播人间。

（民间义工自发自动所组织的老人家中元会活动）

万拿街大牌五号只是一个城市的缩影。由于义工必须跟孤独老人建立起人际关系，花费的精力与时间不少，所能接触的实在不多。这些都是迷恋GDP的人士所难以体会的。

（来新加坡旅游的台湾友人无意间拍摄到的天桥下老汉的“家”。图片来源：邱·玛丽）

民权掌握在谁手中？

不期然想起改变中国现代史的孙中山。孙中山的革命派跟康有为的保皇派都是同样爱国，一心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是理念不同，做法不一样。结果爱国的孙中山和康有为都被慈禧太后追杀。

现在我们的民主政治有了进步，有了抒发己见的空间。遵守自由的界限（OB marker），不凭空造谣，不诽谤他人是游戏的潜规则。既然我们以第一世界经济体自居，以世界最富裕、最亮眼的GDP而沾沾自喜，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向其他第一世界经济体看齐，好好认识一下什么才是民主社会？

先说权威社会。网络上曾经盛传一名西方记者在朝鲜的经历，他的导游是位年轻的当地少女。导游表示外国的科技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朝鲜的太空人已经到过太阳了。

记者狐疑地问道：“您这么肯定？”

少女坚定地回答：“是的，我们伟大的领导说的，他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少女对领导是盲从的，根本没有质疑求证之心。这种心态在当地是很普遍的，谁敢说句反话，下场大家都知道。

在权威社会里，政治的核心是吏治，老百姓只是言出计从。新加坡不是朝鲜，但是唯唯诺诺，不思辩证的社会常态还是相当普遍，那是很叫人纳闷的民主社会。

四年前，大选投票日的清晨，我在公园做运动，一群年轻的异族男女正在凉亭里争论不休，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我“好练”（假厉害）地走过去调解纠纷，才知道他们是朋友，为待会儿投票之事争得脸红耳赤。他们说选票上有号码，投票不是秘密，无论投给那位候选人，都会被秋后算账，因此苦恼不已。

我耐心地解释了整个投票与计票程序，他们才稍微心安。但临去投票站之前，还是不忘再三求证：Uncle, sure ah?（大叔，真的啊？）

现在2015年，同事Sally问我打算投谁一票。我表示投票是秘密的，我们应该尊重这点个人隐私。话题扯开来，Sally说她的儿子绝不会投反对票，理由是他在政联机构做事，怕上头查看选票，万一发现他投票给反对党就会被革职，正在申请的组屋也会泡汤。Sally告诉他的儿子，这是真有其事，不可闹着玩。为了那间屋子，无论如何都要投执政党一票。

我的小姨说，登记卡是有号码的，在投票站以登记卡交换的那张选票同样有列号，是可以被追查的。为了孩子的教育，不会被拒于学校门外，还是循规蹈矩的好。

我的天！今时今日竟然还有老中青生活在白色恐惧的氛围。新加坡不是朝鲜，但为什么人的心理就像朝鲜？新加坡自治56年，独立50年，在民政上，在民智上，我们成功了吗？

民主不是万能丹，但它让人民有得选择。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民权，民权则是一个“平等”的概念。政府的执行权是人民赋予的，既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也没有卑微的小民。曾经主宰了新加坡命运140年的英国人与英国首相间的互动，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而不是地位的尊卑。德国、法国、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如此，美国、加拿大、日本、荷兰、澳洲、纽西兰亦然。

青葱萝卜，各有所好，民主社会不会强人所难，更不会模糊民选政府与民主权利的意义。为了我们热爱的国家，请好好思考，投下这张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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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与2011 GE

挽歌

Wage shock therapy

新鞋子，旧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