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初，我参与《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的出版项目，回顾建国总理李光耀将赖以生存的硬道理强化为国家管理制度，深刻感受到700年来，纵使新加坡面对重重内忧外患，始终没有消失，100年后新加坡亦仍然存在。不过我们还会唱着同样一首《前进吧！新加坡》国歌吗？那可就充满变数了。因此更深深感受到李光耀和他的第一代团队智者不惑，勇者无惧的建国精神。
由全国书籍出版理事会、书展及大众书局让读者投选的2023年最受欢迎中文书，《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名列榜首。
《法治之邦》原文收录在《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新加坡智慧文创有限公司出版（2023年7月），ISBN
978-981-18-7858-9。
“ 法律与秩序”这个短语的意义 ，是认为在一个稳定的既成社会里，法律看来是秩序的先锋，有好的法律，才会产生良好的秩序。……但是如果把这个短语改成“秩序与法律”，那么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维持和平安宁的严酷现实，就可以做更准确的描述，因为没有秩序，法律便不可能运作。”（——1962年在马来亚大学法律学会演讲）——李光耀
新加坡在《2023年全球和平指数排行榜》上，名列第六，比2022年的第九位上升三个名次。
全球和平指数每年由总部设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根据安全和治安、国内外冲突及国家军事化程度三大类别的23项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
在安全和治安领域的排名,新加坡是全球第四，比2022年上升一个名次。另外，新加坡、冰岛、毛里求斯和乌拉圭也因国内外没有爆发任何冲突，在这项评估中以满分并列第一位。全球最和平的10个国家当中，就有七个位于欧洲。另外三个在亚太地区，分别是新西兰、新加坡和日本。
法治是新加坡治理和社会体系的基石。
“世界正义工程”发布的2022年“法治指数”，新加坡在139个国家中排名17，而“清廉程度”和“秩序与治安”两项指标，则排名全球第三。
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发布的2020年《全球法治》报告，新加坡整体的法治指数排在全球第一位，达97分，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国家。
这三项调查结果，印证新加坡对维护法治的决心。
李光耀是律师出身，1962年他在马来亚大学法律学会演讲时，谈到有严密的法律，才能产生井然的社会秩序。他说：“法律与秩序”这个短语的意义 ，是认为在一个稳定的既成社会里，法律看来是秩序的先锋，有好的法律，才会产生良好的秩序。……但是如果把这个短语改成‘秩序与法律’，那么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维持和平安宁的严酷现实，就可以做更准确的描述，因为没有秩序，法律便不可能运作。”
因此，李光耀在新加坡独立时，就强调法治是国家生存和人民福祉的根本。新加坡把国家宪法定为最高法律，并建立客观公平的法律条规。政府的行政权、国会的立法权和法院的司法权，三权分立。同时，每隔5年的国会选举和每隔6年的总统选举制度，以及采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贪污零容忍的态度，都是法制之邦的具体表现。
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在国际社会中维护法治和尊重国际合约，更是关键的原则。而在日益两极化的世界，维护法治更显得重要。
法制是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治制度，包括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法制是维系新加坡社会各阶层的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管理、商业行政到个人抽烟吐痰等社会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有人形容新加坡是最不自由的国家，却因这座安全宜居，没有法外之地的城市而纷至沓来。更有趣的，许多居民不清楚法律细节却不违法，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范。
开埠年代，莱佛士没有立法的权力，自行颁布6项“不合法”的法规作为管制新加坡的基础。1826年英国人成立海峡殖民地，将英国法律合法引入新加坡。
新加坡继承英国殖民历史的遗产，大部分法律依据英国的普通法。自独立以来，新加坡的发展方向跟英国不同，法律结合本地社会的独特性做出相应调整。
摆脱殖民地旧包袱
李光耀相信适当的法制能够为国人提供良好的保护网，尤其是建国时期，工业化和国防是我们生存的命脉，吸引外国投资家的资金至关重要，必须通过强大而公正的法律体系来确保社会秩序，防止滥用权力，从而加强外国人的信心。
政府推行新的雇佣法令，修订工业关系法令，将劳资关系合理化，扭转殖民地时代劳资持续对抗的局面，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时，向立法议会提议废除陪审团，但为了配合当时马来亚的司法体系，保留谋杀案的陪审制度。李光耀批评只有精通英语的人士才能参与的陪审制度，由“7个陪审员的迷信、无知、偏见来决定有罪或无罪”，是很严重的司法缺陷。新加坡独立后完全废除陪审团，不过为了让司法保持公信力， 1994年才废除英国枢密院为终审法院的殖民地惯例。
早在1985年李光耀已经打算终止跟枢密院的联系，那是因为英国加入欧盟后，英国的法官对共和联邦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了解越来越少，聆审上诉案时感到不安。实际上只有本地法官最了解本地状况，新加坡自治与独立20多年，司法界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没有担负历史包袱的必要。
打击贪污
建国前新加坡的贪污贿赂情况已根深蒂固，李光耀意识到祸根不除，将破坏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于是在自治第二年推出《反贪污法》，赋予新成立的贪污调查局更广泛的权力。政府为贪污调查局增添人手与拨款，让它能够独立履行职责，强化廉洁法制，把以身试法的人士控上法庭。
保留死刑制度
新加坡保留死刑制度，谋杀、绑架、贩毒、拥有军火、恐怖活动都面对绞刑惩罚。国际社会和社运人士经常要求重新审核这种“过时的做法”，例如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曾经在公开声明中，质疑死刑对阻吓贩毒行为的有效性。
统计数据显示，1961年针对绑架案推行死刑后，相关案件从施行前的每年平均29起下降至每年最多两起。1973年就販卖及拥有军火执行死刑后，类似案件几乎销声匿迹。以死刑对付贩毒，虽然无法遏制幕后的大毒枭发财，但能有效阻吓前线的贩毒活动，保护本地吸毒者和他们的家庭。2019至2021年间内政部的调查显示，本地超过七成人士相信，威慑不法之徒，死刑比终身监禁更有效。
新加坡的法律制度让每个死囚在受刑前获得法律援助，他们都经过公正透明的公开审讯、上诉、总统特赦和司法审核等程序。
维护社群和谐
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取决于社会安全与稳定，相关的种族和宗教法，旨在促进多元族群间和睦共处。新加坡法律严肃看待蓄意挑起种族和宗教情绪的行为，确保共同空间受到尊重。
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最先着手的，是确保导致种族间的紧张局势不再重演。宪法委员会负责审查宪法，引入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措施，1973年设立由大法官主持的少数民族权利总统委员会，有权拒绝国会通过的任何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确保没有任何种族或宗教社群受到歧视。
此外，宪法第152条规定，“政府有责任照顾新加坡少数种族和宗教群体的利益”，尤其是“马来人作为新加坡原住民的特殊地位，政府必须保护、保障、支持、培养和促进其政治、教育、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以及马来语”；宪法第153条规定“通过法律管理回教徒宗教事务，并成立理事会就回教相关事务向总统提出建议”。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建立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相互尊重的共同价值观上，即使到了21世纪20年代，种族和宗教课题很容易被极端主义、外国渗透或社会媒体的错误信息所破坏，需要各方谨慎处理。
不向国际压力低头
新加坡公正地严守法制，不向国际社会的压力低头，确保人人平等。以下是一些实例：
新马合并时期，两名印度尼西亚特工在麦唐纳大厦放置计时炸弹造成伤亡，被最高法院将他们判处死刑。印尼当局上诉到马来西亚联邦法院和英国枢密院，两院维持原判，1968年两名军人被送上绞刑台。5年后，李光耀前往雅加达卡利巴塔英雄公墓献花，修复和印尼的双边关系。
1993年，在新加坡的国际学校念书的美国青年迈克菲（Michael Fay），面对多项蓄意破坏公物和偷窃等控状。美国媒体与政客指责新加坡是个专制独裁、无法无天的野蛮社会，并由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出面，要求新加坡总统赦免鞭刑，最终内阁同意从6鞭减为4鞭。
菲律宾女佣弗洛尔被控两项谋杀罪，经过3年审讯，1994年最高法院判处女佣死刑。菲律宾出动美国专家，连同新、菲组成法医团队开棺验尸，证明新加坡的判断正确无误，两国的外交风波终告平息。
2002年，英国籍财务顾问迈克尔涉嫌谋杀私人司机和他的同居女友。迈克尔和情妇在澳洲落网，情妇被引渡回新，因协助消灭罪证被判监。迈克尔回到新加坡可能面对死刑，因此受到澳洲法律庇护。新加坡政府提出保证后将他引渡回新并判处24年徒刑，刑期从4年前被澳洲警方扣留算起。
2002年，越南裔澳洲籍毒贩阮拓文携带300多克海洛因过境，依照法律程序审讯下被判处死刑。澳洲国会通过议案，呼吁新加坡政府宽赦毒贩，由时任澳洲总理霍华德请求赦免阮拓文。新加坡同意让家属跟他透过玻璃隔窗握手，行刑前让母亲抚摸孩子脸颊道别。
2013年，两名在澳洲工作的德国青年来到新加坡，三度潜入碧山地铁厂，在车厢喷漆涂鸦。他们在吉隆坡机场过境时落网，引渡回新加坡坐牢兼受鞭刑。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以健全的法律架构、高效的司法制度和积极创新的政策，在1990年成立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时，目的是为国际和国内的商事法律争议进行仲裁和调解，同时促进仲裁和调解在解决法律争议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培养一批熟知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和实务的仲裁员。
根据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和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联合发布《2021年国际仲裁调查》，新加坡与伦敦并列为全球首选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之所以能在国际调解和仲裁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关键就在于拥有全球视野及欢迎顶尖的外来从业员和思想领袖，借助他们的力量把本地业务做大。越是能把这样的视野当做驱动力，海外客户越是能把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视为一个中立的仲裁地、一个中立的机构。
李光耀在任期内所建立的强大法制，其价值不仅于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运作良好，确保社会秩序安宁，正义获得伸张。进入后李光耀时代，我们不难发现，法制所奠下的根基，已让新加坡自信地放眼世界，稳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