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Montien Boonma的《存在、哭泣、濒死和进食的乐趣》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东南亚艺术收藏相当丰富，其中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与印尼的当代装置艺术自成一格，耐人寻味。

当代艺术普遍指1960年代至今的艺术时期的“非传统”作品，为以“传统”挂帅的艺术界注入新的刺激元素。艺术家更注重表现自我，以自己认可的方式，重新给艺术下定义。

因为每个我都是不同的个体，促成新艺术表现手法层出不穷，材料也标新立异。

每个时代引领潮流的表现风格都充满争议性，甚至被认为不能归纳为艺术。19世纪的印象派，20世纪初的抽象画等都是实例。随着时间的转移，人们开始接受这些不是艺术的艺术。因此，作为当代艺术家，首先必须将世俗的评价置之度外。

 

留下许多问号的作品

东南亚展厅所展示的当代艺术作品中，占地最广的的是泰国艺术家Montien Boonma的《当代艺术：存在、哭泣、濒死和进食的乐趣》（The pleasure of being, crying , dying and eating），1993年原创。

该作品的核心是由300多个瓷碗堆砌成的佛塔。瓷碗是很脆弱的，只要砸在地面上就会破碎，但环形佛塔又具备相当的稳定性，似乎有股强烈的力量支撑着佛塔工程，这股无形的力量就是心境宁静的智慧。

人生的日常活动离不开进食与死亡，点缀着上下巴和牙齿的图案的瓷碗，手指骨头筷子，深红色桌布等，冥冥中串联着人的一生。

（Montien Boonma的《当代艺术：存在、哭泣、濒死和进食的乐趣》The pleasure of being, crying , dying and eating.）

（手指骨头筷子，深红色布等，冥冥中串联着人的一生。）

每个瓷碗是代表不同的人生吗？是象征人的生死轮回吗？红色是代表生命与喜悦吗？人生所追求的就是不断地进食吗？

或许此艺术作品留下的，是许多问题与每个人不同的感悟。

 

Montien Boonma，短命的艺术家

Montien Boonma（1953-2000）在曼谷Silpakorn University学绘画。由于艺术天分高，获得政府奖学金，到罗马和巴黎深造雕刻与装置艺术。

（Montien Boonma，短命的艺术家。图片来源：互联网）

Montien Boonma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婚前受高僧指点，夫妻两人结合会有大劫难，婚后必须先分开十年来化解浩劫，这是他去欧洲学艺术的原因。毕竟夫妻情重，两人不可能分开那么久，最终妻子Chancham Mukdaprakorn患乳癌去世。妻子患病期间，促使Montien Boonma对人生有不同的参悟，跟随上座部佛教（theravada）的教诲，过着简单的生活。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掀起全球化与多元主义的文化思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为Montien Boonma主办个人展，首先是1991年底，东京的亚细安文化中心美术馆（The Japan Foundation ASEAN Culture Center Gallery），接着下来转移阵地，1992年初于福冈的Mitsubishi-Jisho ARTIUM展出。

日本是Montien Boonma的作品首次在泰国以外亮相，继日本之后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妻子日益病重，终于在1994年离开人世，几年来都无法分享他的喜悦。《当代艺术：存在、哭泣、濒死和进食的乐趣》就是在妻子罹患重病的时候创作的。Montien Boonma解释道：“我妻子生病期间，我的很多作品反映了我内心逐渐形成的个人主义。它们指向我对自我理解和慰问的永久性挣扎。”

几年后，Montien Boonma患脑癌去世，享年47岁。

2005年，也就是Montien Boonma去世五年后，获选代表泰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Montien Boonma夫妇的命运，是高僧洞悉天机，还是纯粹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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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乞纳（Siglap）的“苏格兰区”

新加坡东部实乞纳（Siglap）私人住宅区有多条以实乞纳命名的小路，如Siglap Road, Siglap Walk, Siglap View, Siglap Hill, Siglap Drive等，主要的大路Frankel Avenue 横贯 East Coast Road 和 Changi Road。

这里还有一个“苏格兰区”，以苏格兰东南部Hawick的市镇命名。

这些地名凸显这个地区的多元性。

Siglap 和 Frankel

首先是Siglap这个词汇源自马来文“gelap”，原意为“足以遮盖一切的黑暗”。据说实乞纳的首任村长Tok Lasam原为苏门答腊岛上米兰加保（Minangkabau）的一名王子，来到新加坡时正好发生日全食（1821年3月4日），因此得名。

其次，Frankel Avenue和Frankel Estate的地名是纪念1912年买下这里的椰子园和豆蔻园的犹太人 Abraham Frankel。Frankel从立陶宛先移民到婆罗洲，过后前往吉隆坡从事锡矿业，最终来到新加坡，靠买卖橡胶、面包和家具累积财富。1923年爱因斯坦到东京演讲后，回程在新加坡停留，在日记上对Frankel Estate异国风情的椰子园赞不绝口。

苏格兰区以Hawick的地方命名

至于所谓的苏格兰区，由于参与哇哇映画的《新语研究所》制作，我走入该社区并做了些资料收集。1950年代，地产商发展Frankel Estate的时候，以苏格兰Hawick市镇的地方名字为道路命名，如Burnfoot Terrace, Lothian Terrace, Yarrow Gardens, Ettrick Terrace, Bowmont Gardens, Jedburgh Gardens, Wilton Gardens 等；至于较深入的Cheviot Hill，那是苏格兰和英格兰边境最高的一座山。

（苏格兰的 Hawick 地处苏格兰与英格兰的交界附近。）

“Burnfoot”很容易令人误解，以为这里曾经有人被烫伤脚，有个泡脚的温泉，或者跟兴都教徒的蹈火节有关。Burnfoot是苏格兰文，原意为小溪下游，若真有道小溪从Cheviot Hill往下流到Burnfoot Terrace，那应该是挺浪漫的。

Burnfoot Terrace

当时的市议会认为使用苏格兰的地方命名不适合，应该改用马来文跟鸟有关的名字来凸显本地色彩，不过最终不了了之。这个私人住宅区还是以苏格兰的地方命名，跟鸟有关的名字则用在Jorong Kechil。

（实乞纳 Siglap 的“苏格兰区”）

早年的苏格兰社群

苏格兰社群很早就已经在新加坡居住，新加坡开埠年代的首两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和哥罗福（John Crawfurd）都是苏格兰人。1837年初落成的圣安德烈座堂由苏格兰人集资兴建，圣安德烈（St Andrew）乃苏格兰的守护神。

二战前苏格兰高原旅第二营（2nd Battalion Gordon Highlanders）在新加坡驻守4年，负责保卫前往澳洲、纽西兰与环太平洋的路线。这些多数来自阿伯丁（Aberdeen）方圆50哩的高原军人几乎在最后时刻才被通知参与抗日战争，百分之四十在俘虏营中死去，远超过战亡人数。

苏格兰山明水秀，民风简朴，第一次涉足苏格兰是20多年前的爱丁堡，再转火车上格拉斯哥。日后甚至略带痴狂地寻找发夸尔的墓碑，行到东北部的地极 John o’Groats，感染走到海角天涯的滋味。

苏格兰是个我不介意再走一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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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大炮，吹牛，仙

车大炮

童年的时候听大人“打牙骹”（闲聊），取笑对方“车大炮”。老友记相互调侃吹嘘一番后拍拍肚子，展开一轮方城战，简单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为什么形容人吹嘘、夸大其词，也称作“车大炮”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终于提起兴致去“考古”。

原来“吹嘘”本来是褒义词，就是从旁协助，赞美颂扬的意思，出自唐诗“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 经过时间的演变，才变成贬义的“车大炮”。

关于“车大炮”，西汉扬雄的《方言》记载：“以大言冒人曰奅”（读音同“炮”）。这个字以前指的是打仗用的石块，用器具发射或从城上投下来砸击敌人。明朝张自烈《正字通·大部》也引用“车大奅”，就是广东话说别人讲骗话，胡乱吹牛。可见车大炮原本不是“炮”，而是“奅”，因为奅这个字本来就有虚张、夸大的意思。这个奅字跟现在的“炮”字通用。

粤语有“车大炮”，福建话也有“放大炮”、“大炮客”的说法。

吹牛

车大炮的同义词是“吹牛”，那为什么吹牛，而不是吹猪吹羊，或者吹其他动物呢？

关于吹牛的由来，据说从前的屠夫杀猪宰羊，放血之后，在腿上割开一个小口往里面吹气，剥皮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皮就会裂开。这叫吹猪、吹羊。

至于宰牛，牛的体形庞大，皮又很坚韧，吹气非常困难，因此不可能“吹牛”。如果有屠夫说他能吹牛，那相当肯定他是自吹自擂，真的是车大炮了！

在某些地方方言中，“吹牛”还有其他意思。譬如顾颉刚的《史林杂识·吹牛·拍马》文中所考证的：吹牛一词最早是中国西北方言，源于陕西、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一带。黄河流经这些地区时，水流湍急，很难行船。当地人就地取材，用牛皮或羊皮袋吹成气囊，做成皮筏，作为渡河的工具。由此可见，吹牛是民间跟大自然搏斗的智慧。

云南方言里，“吹牛”是聊天、闲话家常的意思，跟车大炮完全无关。

仙

本地人也很喜欢用“仙”来形容人吹牛，跟福建与潮州人脱离不了关系。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戏法人人会变，差别在于技巧有多纯熟，以假乱真。仙是对特定身份的人士的称谓，譬如很会讲故事的人称为“讲古仙”，算命先生称为“相命仙”，闲谈称为“练仙”，结果仙来仙去，“仙”就被引申为骗人的手法，如福建话“仙人嘅镭”就是骗人家的钱。

民间故事中的八仙都是人性化，有血有肉的草根族，跟想象中神仙的道貌岸然的形象完全不同。八位仙人分别代表“男女老少富贵贫贱”，每人都随身带着宝物，合称为八宝。刺绣、瓷器、建筑、装饰、神桌等民间艺术都可见到八仙。

任伯年《八仙》，摄于亚洲文明博物馆特展

汉朝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八仙，明朝吴元泰创作《东游记》以后，八仙才开始定型：

吕洞宾（男）是一名进士，当官后厌倦官场生活。宝物为宝剑。

何仙姑（女）最受人信任，吃过仙桃后不知饥饿，能预知祸福，轻功高强。宝物为荷花。

张果老（老）鹤发童颜，银须飘拂，倒骑着小毛驴。宝物为鱼鼓。

韩湘子（少）是韩愈的侄孙，风度翩翩，爱吹笛子，创作道教音乐《天花引》。宝物为竹笛。

汉锺离（锺离权）（富）从小就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当上大将军后因长官妒嫉导致战败，从此隐居修道。宝物为蒲扇。

曹国舅（贵）虽然身为皇亲国戚，可是生性淡泊，认为人生的悲欢离合都是因果循环的结果。宝物为玉板。

蓝采和（贫）长生不老，有人孩童时见过他，年老时再见，蓝采和依然如故，后来乘着醉意骑鹤而去。宝物为花篮。

铁拐李（贱）为八仙之首，原本是相貌堂堂的李真人，灵魂出窍后因肉身被火化而无所依归，于是附上饿死的乞丐借尸还魂。宝物为葫芦。

《东游记》以“贱民”铁拐李为八仙之首，相信有咸鱼翻身的含义。贱民在阶级社会中地位卑微，属于士农工商以外不入流的人物，一旦被贬为贱民就会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沦为乞丐、娼妓、奴婢、媒婆，甚至罪犯，不能和普通民众通婚。根据维基资讯，广东与福建沿江一带的贱民一生只能在水上颠簸，捕鱼为生，不能上岸居住。贱民的条例直到雍正年代才逐渐废除。

铁拐李生前是一名乞丐，死后成仙，对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士而言是一种精神寄托，灵界成为唯一的期待。

理发也筹赈---二战前后的男士理发业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2年2月24日

21世纪初，10元快剪店从日本引入本地，一些男士对此颠覆传统的新时尚跃跃欲试。如今echouse、QB House和Kcuts男女理发室不下百间。

传统男士理发“全餐”费时一个多钟头，包括理发、洗头、挖耳孔、修鼻毛、刮胡子、敷脸和肩膀按摩；印度人理发店不碰耳朵鼻子，而是以独门绝活“松颈肩古法”取胜。当代快剪店只需10分钟，讲究清洁卫生，除了剪发其他一概不受理，疫情下迫使传统男士理发业走向末路。

 

福州理发师的剃头刀

新加坡独立前，华人理发业主要由海南人、广东人、兴化人和福州人包办。当时曾经流行过“福州男人三把刀”的说法：火头将军的厨刀、裁缝师的剪刀、理发师的剃头刀。

通过80多岁的廖元虎（退休建筑师）追述父亲廖清醒的经历、录音和旧报章，可从男士理发业的视窗重温时代的印迹。

廖清醒生长于中国的军阀年代， 19岁从福州乘船到厦门，转搭轮船来到“多数是牛车、马车和人力车”的新加坡。

不是每个拿着剃头刀的福州师傅都是带艺下南洋的，修剪男人头的要求不高，手稳是重要关键。廖清醒跟许多昔日的理发师一样，自学一个星期便连闯三关出师了：第一关将汽水瓶当人头，练到剪刀不会剪到梳子，梳子不会碰到玻璃瓶；第二关将剪刀伸入玻璃瓶内，沿着瓶口边缘练习修剪的动作；第三关掌握剃头刀的技艺，为自己剃脚毛当实习，以皮肤不起红斑或流血为准。

 

二战前后的变化

20世纪初，广东人和福建人已成立自己的理发公会。由于理发店老板本身也是打工仔，因此理发公会是个老板与工人的联合组织。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约半年后，海南人创建开放给各籍贯人士的星华理发公会。南天酒楼外拍摄的纪念照，可看到“不妥协，不投降，努力收回一切沦陷的中华土地，实现民族解放”的标语，可见理发师跟当时的本地华人一样义愤填胸，没齿难忘国仇家恨。

“星华理发公会开幕典礼摄影纪念”，民国28年（1939年）3月12日。箭头处的标语： “不妥协，不投降，努力收回一切沦陷的中华土地，实现民族解放”。（廖元虎提供）

新加坡易名昭南市后，军政府命令理发公会发动复工。军政府挑选规模与卫生条件较好的为“军指定”理发店，廖清醒设于红灯码头对面阿卡夫楼（The Arcade）的南都理发室受到“钦点”。

军指定理发店有许多日本兵光顾，这些军人被调派到其他战区后变得门可罗雀，本地人始终不越雷池半步。

红灯码头对面阿卡夫楼（The Arcade）的南都理发室受点名为“军指定”理发店。前排左三为廖清醒。（廖元虎提供）

二战结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回到新加坡，其中不乏理发出身的游击队员。他们在公会举足轻重，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来改善理发师的待遇：首先是调整营业时间，从早上7时至下午5时，缩短4个小时；此外每个星期休息一天，比之前只有农历新年休假好多了。薪酬方面以收入对分来取代月薪制，考虑到老板必须包房租、水电和理发工具，老板与员工以三七对分，设备差的理发店二八对分，老板提供伙食则五五分账。

1948年新马实行紧急法令，工友与雇主的联合公会被令解散。廖清醒参加的福建理发公会改为纯雇主的新加坡理发业公会，他担任领导的时候经常“不务正业”，开会、为业者订立行规、解决劳资纠纷等的时间多过拿起剃头刀。

 

竞争手法出奇制胜

激烈竞争下，一些业主通过少女理发师来吸引顾客，廖元虎的姐姐15、6岁的时候，手上的利剪已挥洒自如，成为好些熟客的指定理发师。根据1949年《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约2000名理发师中，年轻女性占三分一。话说回来，二战改变许多旧观念，女性开始迈入职场，美发、化妆、裁缝、警队、学校、办公楼、树胶厂等都吸引不少新时代女性。

上世纪50年代劳资对抗时期，理发师跟老板的协议谈不拢时，最常采用怠工策略，八方工友鼎力支援，轮流挤在店里抽烟聊天。老板做不成生意，只好回到谈判桌。

有些会员违反行规，自行减价来吸引顾客，公会屡劝不听后聘请私会党代劳，马上立竿见影。

 

理发师与舞女联手筹赈

筹赈抗日的年代，廖清醒跟惹兰勿刹一带的理发师组织中国民族复兴青年团，发动年轻人卖花，晚间各自行动，惩戒卖日货的“汉奸”。他也是总部设在福士路（Foch Road）店屋的第二特别区筹赈分会的要员之一，跟舞女协会合作筹款。由于该区有新世界舞女和带着明星光环的梁赛珍、梁赛珠两姐妹助阵，成绩特别亮眼。

梁家姐妹昵称“上海妹”，姐姐梁赛珍跟阮玲玉同时走红上海影坛。梁赛珠在姐姐引荐下，演出联华公司制作的《四姊妹》踏入影艺圈。中日战争爆发后，姐妹俩逃到香港，应聘来新世界舞厅当舞女，跟星洲舞女协会主席，也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黄凤仪，以及其他舞女如陈玉兰、花玉兰等筹赈募捐，方式包括报效舞票和拍卖首饰，在新加坡、槟城、吉隆坡等地义演粤剧和京剧等。这群昔日在三大世界伴舞，“改变依赖之柔肠，不愧为时代妇女”受到南侨总会代主席陈延谦公开表扬。

梁赛珍，梁赛珠，梁赛珊三姐妹。（廖元虎提供）

梁赛珠、吴楚帆和卢敦在香港合演的爱国电影《战云情泪》，几经波折后获准在本地的华侨（小坡）和光荣戏院（快乐世界），以及邵氏院线的东方（大坡）和大西洋戏院（大世界）上映，提升为筹赈吸金的人气。

新加坡沦陷后，筹赈会的要员成为检证的对象，廖清醒被关在梧槽河畔的松林板厂。三天后，他利用宪兵怕传染病的心理，撑扶着奄奄一息，被整团苍蝇窝在发炎的伤口上的战友侥幸逃脱。至于最后一艘运载妇幼开往澳洲的轮船“帝国之星号”，被手持枪械的逃兵强占，梁家姐妹只好四处躲藏，熬过昭南岁月。

二战结束的曙光终于到来，梁赛珠参与星华孤儿院慈善事业，梁赛珍担任南天酒楼龙凤舞宫领班。大时代洪流中，并肩援中抗日的理发师和新世界舞女都没忘记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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