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莱路（Pillai Road）
巴耶利峇有一条比莱路，比莱（Naraina Pillai）可能是正史记载的第一位登陆新加坡的印度人。比莱是一名东印度公司的职员，1819年初随莱佛士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后来从商。比莱为本地的印度社群作出许多杰出的贡献，例如在大坡大马路（桥南路）买地兴建马里安曼印度庙（1827），今天这座庙宇依旧香火鼎盛。 他也是当时的淡米尔族群领袖，为在本地生活的同胞排难解忧。
1822年，第一份莱佛士市镇规划报告书出炉，指令采用永久性的建筑材料来建设新加坡，这些永久性的建筑材料包括了砖块。比莱下海从商后，在丹戎巴葛建立起被公认为本地最早的砖窑，为城市建设提供材料，先分一杯羹。
造砖
19世纪就已经在梧槽河与加冷河一带立足的华人砖窑，制砖除了动用人工之外，还使用“牛工”。这些砖块称为“牛踏砖”，先由牛只践踏粘土浆，然后放入砖块模具烘烤而成。
（19世纪的加冷河畔，等待运输的砖块。摄自万山福德祠文物馆）
1.
砖块的需求量跟着社会建设的步伐日益增加。英殖民地政府为了确保砖块的供应与品质，在1858年设立了“官窑”。这个创建砖窑的好地点，就是有充足的加冷河水源和粘土供应的实龙岗路。
为了节省成本，政府甚至动用来自印度的罪犯劳工来制砖，表现良好的罪犯都可以从良。未几，政府的制砖方法走向机器化。由于砖块的质地优良，生产力又数一数二，监狱长还在国际建筑商展上荣获奖章呢！
为了节省成本，政府甚至动用来自印度的罪犯劳工来制砖，表现良好的罪犯都可以从良。未几，政府的制砖方法走向机器化。由于砖块的质地优良，生产力又数一数二，监狱长还在国际建筑商展上荣获奖章呢！
万山福德祠是造砖工人的避风港
1885年的新加坡地图上清楚注明“Whampoa Garden”和“Brick Field”两个地段。“Whampoa Garden”是广东富豪胡亚基在实龙岗路的南生花园，而南生花园旁那一大片“Brick Field”，显然是颇具规模的砖窑的所在地。在砖窑旁的“CHINESE TEMPLE”，可能就是万山福德祠原址。
（1885年的新加坡地图清楚注明Whampoa Garden和Brick Field的地段）
万山福德祠是早期加冷河流域的华人苦力的避风港，也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土地庙之一，庙内供奉了较少见的金花娘娘和保生大帝。
万山港指的就是百年前的加冷河流域。根据吕世聪、洪毅翰等人的考究（发表在《投桃之报》），加冷河流域两岸除了工厂林立外，也搭建了许多亚答屋供工人住宿。马来人称这些工人宿舍为Bangsal，当时的华人将它译为万山，因此得名。
万山福德祠的副总务蔡炳南表示：“19世纪中叶的加冷河畔已经有广东人的砖厂，这群广东人在1870年代创建了万山福德祠。1901年，庙宇搬迁到芽笼17巷，保留了粤式传统建筑风格。梅兰乐在附近的Kallang Pudding拥有砖窑和皮革厂等，扩充庙宇的时候，捐献了这块土地。”
（蔡炳南：19世纪中叶的加冷河畔已经有广东人的砖厂）
梅兰乐是广东台山端芬人，跟新加坡最悠久的宁阳会馆（1822）的创办人曹亚志同乡。据新加坡与槟城两地的记载，曹亚志是一名木匠，在槟城随着莱佛士的船队来到新加坡。日后，抵岸的台山人日多，从事建筑相关行业，俗称“泥水匠”。从梅兰乐与曹亚志的故事，可以一窥早期本地华人地缘业缘的社会凝聚力。
蔡炳南进一步解释：“加冷一带属于新加坡初期工业区，有造砖厂、锯木厂和造船厂等，雇用许多广东和客家劳工，他们成为前来万山福德祠拜神祈福的主要群体。加冷河畔有一条Nam Lock Street就是以梅兰乐命名的。不过，兰乐街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消失了。”
后期的地理调查显示，女皇镇和裕廊一带的粘土质地更好，大型的砖窑才逐渐西迁。上世纪80年代路经加冷河畔的kampong Bugis，还可见到废置的砖厂。
（上世纪80年代的加冷河畔（kampong
Bugis）还有废置的砖厂。图片取自新加坡档案局）
砖厂
老人家都惯称亚历山大一带为“砖厂”，那是因为女皇镇曾经有九家砖窑，如亚历山大砖厂、福山砖厂等。这两家砖厂曾经联手为1960年代的新加坡组屋提供了大多数的建材，属于名符其实的“建国一代”。
亚历山大砖厂就在亚历山大路和巴西班让路的交界处，曾经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砖窑。上世纪70年代结束营业后，港务局在原地建货仓。如今，这里的地貌又是一番大变化。
（亚历山大砖厂的原址）
（ 黄荣庭的画作：1950年代的亚历山大砖厂）
砖窑是粗重活，早年连开采原料都用人工来挖掘，后来才用铲泥机。由于请工人不易，有些商号已经通过征聘外劳来解决劳工短缺的问题。写实画家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描述一名在亚历山大砖厂工作的印籍劳工，茶点时间到了，将推车放在一旁，坐在砖头上歇息，孑然一身的画面表现出客工内心强烈的压迫感。
（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摄自新加坡1950-1970特展）
旧裕廊
由于裕廊的土质好，可以就地取材，砖厂日益增加。蔡厝港一带有一条Brickland Road，译名“砖窑路”（2000年街道图）。顾名思义，砖窑路周围砖厂处处，耸立的高细烟囱成为曾经拥有过的风景线。现在的译名比较文雅，砖窑路变身为“碧兰路”。
碧兰路尽头有一条叫做南山路（Jalan Lam San）的支路，曾经有家亚洲砖厂。根据黄向京的报道（联合早报07/09/2014 ），亚洲砖厂原用半机械化方法来制砖，使用打碎机来打碎泥土，再用钢线切成块状，太阳晒干后才入窑烧砖。后来采用高压机器，压出来的砖块比较干，不必晒太阳，节省了不少时间。
1983年，环境部严厉管制空气素质，禁止使用木柴来烧窑，只许用柴油。在政府的新条例下，许多小型的砖厂都结束营业，亚洲砖厂则引进自动化的“隧道窑”，一方面环保，一方面提高生产力，从打碎原料、切块、出入窑、烘干全自动化。不过，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必须严格掌控，原料的质地必须统一，一点差错就会“砖爆”，酿成工伤意外，非常危险。
旧裕廊路是跟碧兰路平行的道路，早年规模庞大的裕廊砖厂是这个旧裕廊区的佼佼者。
（1966年街道图上的旧裕廊路11条石和13条石，两家规模庞大的砖厂）
根据阮鸿章的口述历史（Accession Number 000466），他曾经在新春记砖厂工作。1930年代，新春记结束营业，后来重组业务，开设了这家裕廊砖厂。
（裕廊砖厂。图片来源：互联网）
裕廊砖厂在1987年准备上市的时候，每月生产五百万块砖头，跟全盛时期的亚历山大砖厂不遑多让。有谁会想到还不到20年后，裕廊砖厂竟然被夷为平地。如今的裕廊初级学院就座落在旧日的裕廊砖厂的土地上（裕廊13条石）。
旧裕廊路的五美砖厂，命运跟裕廊砖厂一样，2005年拆除，土地归国防部，成为军事训练区。
旧裕廊路的星洲砖厂，则夷平为裕廊东PIE旁的一片草地（裕廊11条石）。
（旧裕廊路的青草地，就是以前的星洲砖厂）
靠近旧裕廊路上段的SAFTI（Pasir Laba Camp）则有马来亚砖厂（Malayan Brick Work），正确地址为蔡厝港16条石（Choa Chu Kang 16 mile）。
从21世纪初起，本地已经不再出产砖块。目前本地的砖块主要来自柔佛，质地较好的时髦砖则从澳洲进口。
有林路富，无林路厝
张东孝在口述历史中追述（Accession Number 002450/20），外曾祖父林路创建了福安砖厂。他们的工作服很简单，只是一件圆领汗衫和一条宽裆的长裤罢了，活像唐山阿伯。
这位唐山阿伯，就是抗日英雄林谋盛的父亲。
（徐悲鸿笔下的林路。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本地的闽南人曾经流传过一句口语：“有林路富，无林路厝”。原籍福建同安的林路在清末来到新加坡，从事建筑业，并在后港四条石买下一块地，创建了福安砖厂。林路是本地著名地标如凤山寺、维多利亚纪念堂、南天酒楼（裕华国货）等的主要建筑承包商。
建屋局产砖
上世纪60年代，政府大兴土木，兴建大量组屋。建屋局为了稳定建材来源，在1972年收购了面对财务危机的新新砖厂，并投入两千万元资金，装置两个隧道窑，将年产量提高到九千万块。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砖的需求量特别高，建屋局甚至必须进口砖块来应付蓬勃的建筑业。不过，砌砖费时费力，很快的便由预制墙面的建筑方式来取代。进入21世纪，透光玻璃跃起成为建材主流，砖块的应用量进一步减少。
建屋局的标志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建屋局初成立时，屋子的背景是一面砖墙。到了1980年，砖墙已经消失，显示政府组屋走向多元化，建材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砖了。
（建屋局1960-1980年的标志）
（建屋局在1980年后的标志）
我的住家也以红砖来做外墙。据在建屋局工作的朋友的内幕消息，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初落成的社区是新加坡的末代“红砖区”，日后建屋局已经停止使用砖块这种低生产力的建筑法。
砖块为住家制造了古色古香的美感，也为建屋局的组屋设计消除一些冰冷、千遍一律的格调，增添一些温馨的色泽。不过住久之后，红砖砌墙的问题就逐步浮现了，最明显的是砖与砖之间的洋灰容易脱落，雨水渗透到内墙，流入屋子内。最有效的修补方法是使用专为砖头配制的外墙防水漆，当然使用这种上等漆料，维修成本也相应提高了。
（砖块为组屋制造了古色古香的美感）
亚历山大砖
亚历山大砖用在建国与独立年代的组屋建设已是众所周知。自从文物局公布发现岌巴蓄水池的踪迹后，朋友中的几位文史女将急不及待，早已深入丛林探险，意外地发现刻着 “Alexandra” 的“古董”。岌巴蓄水池使用的是裕廊砖，但亚历山大砖竟然在这里出现，可见它是无孔不入的。
（几位探险的女将在岌巴蓄水池发现刻着“Alexandra”的“古董砖”。图片来源：刘若琳）
马印对抗年间，乌节路的麦唐纳大厦曾经被印尼特工放置了25磅计时炸弹，酿成3死33伤的惨剧，近年来因为印尼新战舰的命名而旧事重提。
麦唐纳大厦的饰面砖是亚历山大砖厂的工程师的结晶。
（麦唐纳大厦的饰面砖是亚历山大砖厂的工程师的结晶）
麦唐纳大厦在战后两年兴建。大厦的设计师邀请亚历山大砖厂制造新式的饰面砖，颜色与质地都有特别的规格，务必使建筑物的外观明亮庄严。在那个年代，制造麦唐纳大厦的饰面砖是一桩大工程。经过各项实验、样板测试等一连串的研发步骤后，砖窑、机械等都进行了改造，才投入大量生产。
红墙下的记忆
我们这一代人的脑袋里还保存着不少“国家级”的标志：别有风味的红砖国家图书馆、五个菱形尖角指向星空的国家剧场都是集体记忆。当年兴建史丹福路“红砖国家图书馆”的砖块也是由亚历山大砖厂提供的。
对许多过来人而言，红砖国家图书馆属于两代人生长的摇篮。正因如此，在记与忆的交错间，他们无法解开红砖国家图书馆这个地标被销毁的心结。
（被拆除的红砖国家图书馆属于两代人生长的摇篮）
在那个只在女皇镇设置一间区域图书馆的年代，对女皇镇以外的众多国人而言，红砖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成长的道路上唯一拥有群体记忆的知识库。在打造自治到独立的新兴国的坎坷路上，红砖国家图书馆从旁辅助，让两代人为国家的发展奋斗，献出他们的青春。
红砖国家图书馆也是当时本地知识青年约会的热门场所，男生潇洒地坐在围墙上，女生则书本捧在胸前，文静地站在楼梯口的一角，这是上世纪70年代琼瑶电影的新加坡现实版。也许看书借书只是个借口，更开心的是过后到附近的国泰戏院、首都戏院等看电影，窝心地打造一生的姻缘。
根据古迹保留局（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 1971年成立）的指导原则，国家古迹必须具备历史价值，贯穿城市的过去与未来，形成国家生命记忆的基石。红砖国家图书馆绝对符合保留的条件，不过当局牵强附会，在原址兴建福康宁隧道。
藕断丝连下，当局以约五千块昔日图书馆的红砖，砌成现国家图书馆地底层红墙花园，并置放了椅子和旧照片，让人怀旧。
（现国家图书馆地底层花园的红墙，使用的是红砖国家图书馆的砖块）
用裕廊砖兴建的国家剧场
1960年，新加坡自治还不满一年，正致力于发展本地的多元文化。当时民间与政府齐心合力，通过一元一砖的筹款方式，打造一个崭新独特的国家剧场。三面环开的国家剧场有3420个座位，依福康宁山而建。
上世纪80年代，政府以结构不安全为由，将国家剧场拆除，在原址地底兴建中央隧道。
民俗兼收藏家陈来华表示，他曾经收藏了筹建国家剧场的纪念砖块，上面有JBW的字眼，显然来自裕廊砖厂。可能后来兴建国家剧场所使用的建材，也由裕廊砖厂提供。
（国家剧场是另一个消失的国家级地标）
所谓众志成城，国家剧场是官民打成一片的结晶，人民的力量是建国的动力。国家剧场也将国人的文化视野从本地扩展到东南亚，进一步涉足全球。在那个冷战的年代，香港长凤新演员组成的银星艺术团的演出深受华校生欢迎，场场爆满。朝鲜、中国、苏联等地的文化团体都曾经在国家剧场演出过。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在新马分家前，曾经在国家剧场发表重要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演说，极力争取不分种族，和平共处的马来西亚，未几新加坡就被驱逐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
李光耀的多场国庆群众大会都在国家剧场举行，其中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新加坡版，将劳工密集生产转型为资本密集的高增值工业，新加坡的未来充满希望。李光耀也在这里提出最具争议的优生学论，提供大专妇女各项生育优惠。这个连民间你情我悦，生儿育女都要插上一脚的政策，并不受到欢迎，使到人民行动党在全国大选流失了许多选票。
古早味的红砖建筑物
消失的红砖国家级地标无疑载走了许多“故乡情，故乡事”。新加坡市容还看得到古早味的红砖建筑吗？
市区内福南中心对面的中央消防局，亚米尼亚街角头的MPH都是很漂亮的旧红砖建筑。此外，女皇镇的公主楼（Princess House）见证了新加坡建屋的时代变迁，花柏山下的金钟大厦曾经是孙中山逃难时隐藏的地方，相信都可以让大家回味一个红砖砌墙的年代。
（中央消防局是受保留的红砖建筑之一）
（女皇镇的公主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