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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06, 2015

火炭 - 唤不回的流金岁月 (Charcoal)

原文“黑金-唤不回的流金岁月”刊登于《联合早报》2015年1月18日


淡淡炭火香


丹绒禺的加冷河畔有一条Kampong Arang Road,Arang就是火炭的意思,显然这里曾是个跟火炭有关联的甘榜。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清河前的新加坡河是条黑水河,那么丹绒禺这一段加冷河可以称为炭水河,常年漂浮着炭灰,河边的黄泥路也是黑色的。一天下来,最幸福的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在连墙壁也是黑色的屋子里,品尝劳作换来的米饭香。

根据在那一带长大的老伴的回忆,上世纪70年代,她在附近已经消失的丹戎禺小学念书。当时有一位家里卖火炭的同学,玩剪刀石头布的时候,最显眼的就是藏在指甲的炭灰。黄昏时分,又见炊烟吹起,小孩在火炭烧饭中长大,开枝散叶。代代相传中,没有传入现代家庭的偏偏是火炭。

(充满古早味的火炭)

火炭曾经长驻寻常百姓家,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直到国人陆续搬入政府组屋,才被方便洁净的煤气和微波炉取代。不过,年轻人喜欢的BBQ、本地美食如沙爹、鸡翅、肉干等还是使用火炭烘烤,有些卖沙煲饭的摊贩坚持使用炭炉,还原难以忘怀的古早味。

上世纪80年代,街边小贩陆续迁入小贩中心之前,我就曾经在牛车水史密斯街的大排档见过引火入锅的绝技。炒河粉师傅在最后关头,单手把笨重的铁锅提起来,侧着往炭炉一伸一抽,炭火在锅里燃烧一阵子,然后倒在棕榈叶上。略焦的河粉、淡淡的棕榈香,街边厨艺养活了一家人。


本地的火炭业


本地的火炭商经营的是入口与行销生意,有些曾经在印尼投资生产火炭,形成一条跨国的供应链。

义工朋友中,绳绪的父亲吴慈础老先生从先辈手中接管火炭业,日战前已经在“八间仔”营业,八间仔就是现在的China Square。数度搬迁后,吴老先生在德福巷租下一个小仓库,守护祖业。

(德福巷Defu Lane的火炭仓库,拜的是妈祖)

吴慈础是本地火炭商局主席。上世纪50年代,百多家炭商成立了火炭商局,並在芽笼的会所设立供奉妈祖的炭商宫,庇佑水路平安。随着时代的演变,火炭商渐渐式微,目前有规模的只剩三几家,走过半个世纪的火炭商局则在数年前解散了。

吴慈础还保留着火炭商局的前身,成立于1927年的“柴炭商行公局”和日治时期的“昭南薪炭协议会职员”的徽章。

(1927年,柴炭商行公局的勋章。照片来源:吴绳绪)

(日据时期,昭南薪炭协议会职员勋章。照片来源:吴绳绪)

到德福巷参观时,从吴老先生口中了解到本地的火炭主要源自苏门答腊的石叻班让。上世纪50年代前,由水路运来的火炭在美芝路码头卸货。美芝路填土兴建独立桥后,才改在丹戎禺靠岸。


(在丹戎禺码头卸货。NAS c.1980s)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展开的清河运动,火炭的落货点搬迁到罗弄哈鲁士。七、八年前,罗弄哈鲁士重新发展为生态园,没了东部码头,火炭必须先在峇淡岛装箱,再运到巴西班让码头去。

本地也有少许火炭来自马来西亚的太平。太平的火炭木质好,火势旺盛,不过价格相对昂贵。



(罗弄哈鲁士Lorong Halus Wet Land曾经是火炭的落货地点。c.1992. 图片来源:NLB)

(罗弄哈鲁士Lorong Halus Wet Land曾经是火炭的落货地点,如今转型为自然生态湿地)

十八丁炭窑


我跟一群义工朋友驱车北上,前往太平十八丁的炭窑参观,为的是解开为何新加坡不宜生产火炭的疑团。

马来西亚拥有富饶的红树林,西马的红树林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里,单单十八丁52公里长的红树林保护区,就占地超过400平方公里,相等于半个新加坡跟各周边岛屿的总面积。

马来西亚的炭窑已经运作了八十年,西马的炭窑区分布在柔佛(15个)和十八丁(348个),马六甲的两个炭窑则已经废弃不用。十八丁的红树林有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保护工作从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进行。每一年政府为每一个炭窑分配约两公顷的森林砍伐地,但必须在森林局的监管下才能采伐。

Bakau Minyak和Bakau Kurap这两种红树是制造火炭的良材,但必须长满20年才能砍伐。


(晒海产)

富庶的红树林启动了当地的火炭工业,带来约1200万新币的年收益。不过,红树林所提供的生态环境才是真正的经济来源,渔业的收益是火炭的八倍。马来西亚霹雳林业部和《马·星洲日报》(2014年5月19日)等都有相关资讯。

对寸土尺金的新加坡而言,一半的土地面积只能带来一亿元的年收入,不可能养活500万人。

(砍伐后的红树桐)


(树桐与炭窑)

十八丁炭窑都建在沼泽旁的锌板屋里。炭窑以砖块和红土筑成,直径约6.7米。制炭的原理跟新加坡裕廊Lorong Tawas的两条龙窑相似,通过烟熏将树桐的水分烘干,因此类似蒙古包的炭窑都呈半圆形,圆弧的力道最强韧,空气对流也最匀称

火炭的制作过程约一个月,一年开窑十二次,农历新年也照常运作。员工先将砍好去皮,高度约1.6米的红树桐垂直排列在炭窑里,每一根红树桐底下都垫上一块红砖,让热气流通。如果树桐底的热度不足,就会产下俗称“黑金”的生炭,造成无谓的损失。

(运作中的炭窑,两旁冒出的白色的烟雾表示蒸汽未干,必须继续保温)

炭窑能容纳1500根树桐,填满后封口,只留少许让浓烟流入的洞口。窑内的热气保持在85度,到了第三个星期才把洞口完全封闭。师傅根据两旁排烟口的烟雾来估计火炭的熟成度,等炭窑冷却后才开窑。

在烟熏的过程中,红树桐是没有燃烧的,而是通过热气将水分蒸发掉。每烧一次窑,总重量约40吨的树桐,只能制成10吨左右的火炭。

(烘培后的树桐,重量剩下四分之一)


第三代掌门人洪诗敬


年轻的洪诗敬的家族原本有八个炭窑,80年前便开始运作。从爷爷手中传承下来,逐步递减至三个。洪诗敬幽默地自我辩护,不是他败家,而是因为政府通过每十年更新一次执照来管制炭窑的数量,并且限制每年只能砍伐两公顷的红树。

(洪诗敬在工作中)

洪诗敬和他的员工一样以劳力换取生活,全身沾满了炭灰。我走入其中一个已经“冷却”的炭窑,里面的空气干燥,酷热难耐,跟桑拿相似。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一位年迈的妇女,全身包得密密的,蹲在窑里大半天,正在清理地上的碎炭。

(炭窑同样少不了外劳)

几度夕阳红


洪诗敬表示,十八丁火炭主要外销到日本。早期大马的炭窑业是由日本人和华人联营的,日战后,日本人全身而退,日本国内也不再生产火炭这种低利润的产品。日本厂商将入口的火炭华丽包装后,以翻了百倍的价格销售到世界各地。在超级市场看到的适用于雪柜、汽车、鞋橱等的日本火炭除臭剂,原产地可能就是十八丁。

火炭、炭窑对华人而言都是夕阳行业。数代人生活下来,日子逐渐好过,还有谁愿意在酷热的环境下传承祖先的资产呢?

对早年丹戎禺的街坊而言,炭水河冲走的是一代流金岁月。

Friday, November 21, 2014

“不打不相识”看槟城 (Penang)

槟城乔治市和马六甲古城这两个邻国的前海峡殖民地,共同争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2008)。新加坡这个世界级经济体,当年跟槟城和马六甲同属三州府之一,错过了这个成为世界级古城的良机,正在快马加鞭,以植物园来申遗,估计2015年便能知晓。

以一个旅者的身份,在乔治市行行走走的其中一个方式,是通过穿横街走窄巷,感染一下当年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下所打造的人文气息。



南华医院街口的广福宫观音亭


南华医院街 (Lebuh Muntri)和椰角街 (Lebuh Pitt)的路口有一座古老的庙宇,叫做“广福宫”,当地人叫 “观音亭”,英国人称为Ghines Church(1803年Leith地图),建于嘉庆五年(1800年),比新加坡开埠的日子还古老(1819)。



(广福宫观音亭,建于嘉庆五年(1800年))

据说当时的乔治市,华人来自广东和福建,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而经常发生争执,动口无法解决的事务就通过格斗来解决。后来大家都意识到彼此都是同路人,身在异乡为异客,在这个朝廷帝权管不到,殖民地政府不理解,也不想干预的移民社会中应该以和为贵,于是两派人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广福宫观音亭,类似年代更古老的马六甲青云亭那样,作为华社的代理政府机构,处理华人事务,解决纠纷。广福宫供奉观音这个华人先民所共同依赖的神明,成为两百年来凝聚社群,安顿人心的组织。

从建庙的碑文,可以发觉到1800年已经有许多华人先民在乔治市居住,还借鉴了马六甲华人自主的制度,已经委任了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事宜。

捐钱建庙众信徒中,有一位叫陈送的,是当年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州府出名的私会党头子,还被形容为心狠手辣的黑帮人马。不过确实是否如此,或是为了地盘而引起纷争,就有待考究了。

甲必丹是Captain的直译,当时多数华人不会英语,Captain是挺拗口的,还是甲必丹方便得多。


(广福宫捐款碑记)

相信在那个时候,广东人已经有一定的实力,比如跟着莱佛士到新加坡的曹亚志便是祖籍广东台山端芬村的“槟城人”,他二十岁(1802)到槟城的漆木街当木工,当时已经有许多来自广东四邑(新会、开平、台山、恩平)的先民在那儿从事泥水木匠等作业。1819年莱佛士的船队在槟城招募员工,曹亚志被雇用,在莱佛士的旗舰“印第安娜号”(Indiana)当木匠。

曹亚志来到新加坡后,先设立曹家馆,三年后(1822)成立宁阳会馆,槟城的宁阳会馆则创建于1833年。

那个年代联系南来的先民的,除了会馆和庙宇外,就是私会党了。义兴和海山都是当时槟城规模庞大的私会党,组织还延伸到新加坡。19世纪末,新加坡的义兴公司关闭前,将实龙岗的最后一块地捐献给陈笃生医院,受保留为广惠肇留医院里围绕着霍然亭的四栋建筑。新加坡海山公司虽然同样在社团法令下解散,但海山街还留在老人家的脑海中。海山街就是牛车水的Upper Cross Street。

相比之下,柔佛新山的义兴公司则气势非凡多了,可以光明正大的帮柔佛苏丹打天下,解散前将剩余的资金捐献给宽柔学校。宽柔在华民的精心打造下,还发展到设立南方大学,通过教育传承来达到永恒。


义兴街的海记栈


义兴街的官方名字是Lebuh Gereja,也就是 Church Street,取名自街上的天主教堂。19世纪的华人称它为义兴街,因为当时十分风光的义兴公司将总部设在这里。1894年,义兴的产业由海山派的郑景贵收购后,在原地重建出一栋别树一格的海山总部,命名为“海记栈”。这栋郑景贵的豪宅,除了有两个入口处外,同时运用了中式的木雕嵌板、英式的地砖和苏格兰式的锻铁围栏,中西合璧下显示出主人的财气、身份、权势与地位。

(郑景贵收购义兴产业后,刻意在原地重建出一栋别树一格的豪宅作为海山总部,命名“海记栈”)

(海记栈数度易手,现为“槟城侨生博物馆(Penang Peranakan Mansion)”)

郑景贵选择在义兴原址建新楼,似乎有意渲染海山将义兴击败,要彻底根除义兴的历史痕迹,使义兴荡然无存。只是没想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义兴街并没有消失。

既然郑景贵这么霸气,乔治市应该少不了以他本人命名的老街吧?的确,而且不只一条,而是两条,包括阿贵街(Lebuh Ah Quee)和景贵街(Lebuh Keng Kwee)。

郑景贵跟当年的海外华人一样,发迹后将部分财富回馈社会,在槟城和霹雳建庙宇设立会馆,也荣归故里,修坟建屋,捐款救灾办学等。


(阿贵街(Lebuh Ah Quee))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海记栈数度易手,现主人孙松茂将海记栈打造成“槟城侨生博物馆(Penang Peranakan Mansion)”,馆内还保存着郑景贵穿上资政大夫二品官服的画像。据说孙松茂出手阔绰,农历新年前还设宴招待当地的向导,所以他们都很乐意介绍游客到博物馆参观。

1799年,私会党已经在槟城公开活动,海山公司以槟城为大本营,靠商业与采矿业为生。海山领袖刘亚昌供述(1825年),海山会拥有三百只小船,还结集一万五千名暹罗人,一千名华人及八千名马来人秘密谋叛,在乔治市公开纵火,制造暴乱。初期,维持公司运转的基金必须向外界鸠收,对象包括商店、娼寮、烟馆、赌馆、小贩、酒馆等。


海山与义兴之争


关于客家帮的海山首领郑景贵和义兴两大私会党之间的纠纷,在1861年至1872年间爆发了三次“拉律暴动” (Larut Wars,1861,1865,1872),赔上许多华工的性命,两党间的腥风血雨一直到1874年才划下句点。

拉律是现在霹雳州的太平。19世纪初的拉律还是个名不见经传之地,据说只住了三名华人,后来税务官Long Jaffar到槟城雇请华工前来拉律开采锡矿,然后将锡苗出售给槟城华商,跟槟城华商的关系日渐密切。

19世纪中叶,拉律的华人开始日益增多,在 Asam Kumbang(阿三古邦)、Krian Pauh (吉辇包,今太平监狱所在地)和 Kamunting (甘文丁)一带定居。到了1874年,华人人口约三万人。

1861年第一次拉律暴动,起因是矿场争夺水源,海山将义兴打败。

1865年第二次暴乱是因赌博起争执,海山扣留了十四名义兴党员,杀了十三名,留下一个活口;义兴党员反击,烧杀了四十名海山党员。

1872年第三次暴乱,义兴党魁李亚坤跟海山党魁郑景贵的近亲通奸被捕,结果奸夫淫妇被浸猪笼。义兴心有不甘,由陈亚炎率领人马,将海山党员逐出拉律。海山为了复仇,假意邀请义兴首领前往峇东(Matang)讨论委任华人甲必丹事宜,接着派重兵袭击留在拉律,毫无防备的义兴党员,死了整千人。

那时霹雳苏丹无法平息这场冲突,英国人看准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由海峡殖民地总督 Andrew Clarke出面(新加坡河的克拉码头因他得名),会见两大巨头,委派后来成为第一任华民护卫司的毕麒麟(Protector of Chinese,William A. Pickering)到槟城为和谈铺路。

1874年1月16日,各有关人士在邦格岛(Pangkor Island)举行历史性的邦咯会议,跟拉律的两个华人党派首领会商,义兴由陈亚炎率领,海山由郑景贵带领。

《邦咯协约》(Treaty of Pangkor)终于在1874年1月20日由二十六名出席会议的华人领袖签署。在邦咯协约中,拉惹阿都拉(Raja Muda Abdullah)被推举为霹雳州第26任苏丹。

两党领袖所签署的“和平”条款包括:

(一)停止械斗,解除武器,拆除防御工事。
(二)自由回返拉律,重操旧业。
(三)不可破坏拉律的和平,任何一方若不依照条文行事,将被罚款五万元。

英国根据《邦咯协约》,委派参政司常驻霹雳,州内一切政务都由参政司做主,实际上是把苏丹架空。霹雳州就这样落入英国人手上,丰富的锡矿也成为英国人的囊中物。

为了重新整顿拉律市镇,英国政府接受以中文名“太平”(Taiping)为拉律重新命名,取义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永远太平,将拉律送入历史。


(为了重新整顿曾经腥风血雨的拉律市镇,拉律改名“太平”(Taiping),希望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永远太平。)

第三次拉律暴动是历史转捩点,启开英国政府势力介入马来半島的序幕,除了由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三州府组成的海峡殖民地外,1884年成立了马来联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1909年成立了马来属邦(柔佛,吉兰丹,吉打,丁加奴,玻璃市),马来半岛完全落入英国手中。

两百年前史迹的现代版


行行走走中,不难发现我们的祖先下南洋,拼死拼活为了衣锦还乡之余,因语言、帮派、地缘、地盘等产生了重重误解,结果以最原始也是当今被视为最野蛮的格斗方式来解决争端。这种发生在槟城的武力冲突同样发生在当年的新加坡。

鷸蚌相争,渔人得利,英国人轻易夺得马来半岛全部资源,是极其出色的谋略家。

两百年后,本地社会上多了“仇外”(xenophobia)这个词汇。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安定了几十年,晋级世界六大富国。照经济理论而言,大家应该安居乐业,少有所依,老有所靠才是,但昂贵的生活费与国人感觉到被边缘化的移民政策,使人民对未来失去安全感,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将两百年前因“语言、帮派、地缘、地盘”所发生的江湖血腥放入今天的仇外情绪中,还是一样管用。

我觉得非常纳闷,我们的社会精神面貌停留在两百年前吗?还是我们的当权者跟当年殖民地的当权者一样,存在着阶级的分野,无法无法真正跟民间沟通?“仇外”这个词语是由政府提出来的,如果认真研究起来,人们未必是仇外,而是对执政党的某些处理事情的方式极其不满。


Friday, October 24, 2014

众里寻他千百度 - 寻访金兰庙原址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4年10月17日

上世纪中叶,父亲从乡下南来后,常到尼路的会馆活动,他对附近一座叫做“金兰庙”的古庙印象特别深刻。

在“谷歌”地图搜索了一下,现在的金兰庙就在中峇鲁金殿路大牌119D组屋转角处。当年这里有间璇宫戏院,在陈宝珠、吕奇等人随片登台的粤语片时代,戏迷将四周挤得水泄不通,如今这里的地貌已经完全改观。


金兰庙,Kim Tian Place。2013

三庙合一的金殿坊金兰庙,1984年落成,香火最旺的是左边的大伯公庙,大概多数信徒入庙是为了求财而来。中间的观音庙和右边的玉皇殿的香火则稀落得多。

入屋叫人,入庙拜神,跟讲广东话的庙祝要了元宝蜡烛,并请教建庙的经过。此金兰庙早年确实座落在丹戎百葛的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上世纪80年代市区重建时搬到中峇鲁。至于纳喜士街则已经在新加坡地图上消失了。
虽是小小金兰庙,却值得众里寻他千百度。它跟许多已经消失的古庙一样,在新加坡开埠后的中国清朝年间,浓缩了华人生命的脉络,为我们提供一条追寻先民走过的线路。

19世纪的古庙


回望19世纪,南来的先民带来了家乡的宗教习俗,庙宇神灵是精神上最大的慰籍,因此富豪都乐意兴建庙宇,流芳百世。大家熟悉的粤海清庙、天福宫、海唇福德祠、双林寺等都是国家古迹,一些年代悠久的古庙则整合为新加坡独特的多元庙堂,如淡滨尼联合宫和洛阳大伯公宫。金兰庙是其中一间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古庙。


金兰庙创建于道光十年(1830),当时新加坡还处于华人社会萌芽的阶段。从金兰庙碑记得知75位创庙人以陈治生、杨清海与许荣海为首。当时建庙的费用约一千余元,陈、杨、许三人认捐640元,为总数的一半。福建会馆的资料显示他们来自福建永春。


金兰庙碑记,使用“覌”字,而非“觀”和“观”,是否另有一番含义?

林孝胜的《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提到陈治生和杨清海是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大地主和商人,但并不是福建帮或秘密会社的首号人物。按照帮权的常规,一座云集75人的捐款所兴建的庙宇,应该由福建帮首领薛佛记、秘密会社的老大陈送等人来领导,轮不到陈、杨、许三人。因此,金兰庙的创立是个谜团,或许还得到陈送的默许。

金兰二字看似女性化,但义结金兰并不是姐妹们的专利。义结金兰的说法来自《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文中的并非臭气熏天的臭,而是气味、香气的意思。如果朋友间情投意合,结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或姐妹,都称为“结金兰”。

金兰二字以及碑记上的等称谓来推断,金兰庙可能是个反清复明的组织,以道教庙宇来掩护逃难的结义兄弟。至于这个字很容易跟联想起来, 既非繁体亦非今日的简体字,不晓得是否另有乾坤。

当时的金兰庙供奉清水祖师,而清水祖师又是朱元璋追封的护国公,若将字左右拆开,再与明朝护国公和清水结合起来,难免增添几分谜情,清朝化水又见明朝等含义可能蕴藏其中。当时金兰庙闭关不对外开放,跟一般神庙迥然不同,使它更加神秘。

重建金兰庙


184647日《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谈论本地的私会党,提到当时两大对立的帮会:天地会(义兴会)有近两万名会众,关帝会则约一千人。较小规模,没有影响力的帮会则有Cho Soo Kong Hoe等。Cho Soo Kong Hoe是祖师公会的福建话读音,也就是金兰庙,可见这个组织是挺低调的,并不参与争地盘等活动。


Singapore Free Press Apr 7, 1846提到 Cho Soo Kong Hoe 祖师公会

根据金殿坊金兰庙所保存的另一面碑记,光绪七年(1881)章明云出钱重建金兰庙,并开放给各方言族群膜拜。以此推断,可能当年的结义兄弟年华渐老,死的死,散的散,兄弟会就此无疾而终。

重建金兰庙碑记:

尝谓天下有不可知之祸福,断无不可敬之神明;神明者,所以御灾捍患为万民造福者也。使其届宇倾颓,漠然不顾,则妥神灵之谓何;不凡以崇而奉之者,转为狎而玩之耶?兹者金兰庙清水祖师神殿,创于道光十年,迄今日久岁深,栋宇崩颓,垣墉废坏;每当风雨交作,不无倒塌之虞。明云托庇宇下,素沐神庥,睹削落之情形,动寸衷之恺恻,独行己志,敢云一木难支,聊尽此心,不必众擎易举,于是庀材輂石,择吉鸠工,故革鼎新,观成指日。从此规模社彩,益增聪明正直之灵;庙貌重新,永享黍稷馨香之奉,则庶几神安人乐,患殄灾消,人不敢藉此邀福于神,而神亦必锡之以福矣。是为引。

诰封三代通事大夫晋秩二品衔中宪大夫章明云敬勒

清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八月中秋日重建造成石碑



重建金兰庙碑记


光绪七年(1881)章明云出钱重建金兰庙。章明云就是建立芳林公园的章芳林

出钱重建金兰庙的章明云就是捐献芳林公园的章芳林。章芳林在新加坡出生,殖民地政府委任他为太平局绅、保良局委员和福建帮首领等。在那个划分族群帮派的年代,章芳林被公认为无帮派色彩的慈善家。


章芳林在合洛路一带有许多产业,连招标都要以他的产业为地标。
叻报,1887年8月16日

当年纳喜士街的金兰庙左邻有座地藏王庙,金兰庙和地藏王庙这两间孖庙用铁丝网围起来,可见关系密切。金殿金兰庙内还保存着地藏王庙的一块石碑,章壬全和章壬荣两兄弟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孖庙所围绕的显然是章氏父子的两代情。


地藏王庙碑记


(当年的地藏王庙也供奉注生娘娘、孔子等。图片来源: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

寻访金兰庙遗址


父亲回忆上世纪50年代,他在尼路的会馆活动的时候,曾经跟一班学武的兄弟在附近走动,结伴到金兰庙捧大佛。所谓捧大佛是指庙里有尊摆在桌上的小佛像,如果与佛有缘,就能把大佛捧起来,否则大佛原封不动,必须求神转运。


(1970年代的金兰庙。图片来源:林孝胜《新华研究:帮权、人物、口述历史》

他们一班年轻人识破乾坤,原来大佛底座有块大磁铁,由人掌控。靠大佛吃饭的是一群私会党徒,质问父亲等人是什么堂口的,他们回答说是刚巧路过,被警告一番后才安然而退。

星期天早晨,我前往丹戎百葛,探寻金兰庙的遗址。Yang Kit Road普陀寺前清幽的小公园有个金兰园牌坊,园中的牌匾解说金兰园是为了纪念培植新加坡国花的卓锦女士所建。19世纪末,卓锦女士曾经在附近居住过。

(在Yang Kit Road 普陀寺对面的金兰园)

(普陀寺见证了金兰庙的乔迁)

看过这段文字,不免心有戚戚。步入百年普陀寺,在这地方生活经年的老庙祝指着前面的金兰园,说这里就是当年的金兰庙,不过已经搬到中峇鲁几十年了。庙祝这么一说,我不禁释然了。

感谢暗藏乾坤的有心人,将这个小公园命名为金兰园,巧妙的为昔日的金兰庙留下伏笔,串联将近两百年的本地华人生活的大脉络。



(1975年的新加坡街图,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还存在)

(1978年的新加坡街图,纳喜士街已经消失。丹戎百葛的地貌有所改变。)

附记(1):2014年10月18日,何乃强医生的反馈:.....带回半世纪的回忆巷去。

我去过金兰庙多次,是先母带我去的。每次家里遇到麻烦,母亲必定带我去哪里祈福,”还神“。

印象中的金兰庙是在丹戎巴葛路转入寅傑路,在左转上去的拐弯(转角)处就是金兰庙。左转后斜对面是诏安会馆,业余体育会。

我不知道从丹戎巴葛转入的是不是Narcissus 纳喜士街, 还是一开始就是寅傑路? 我没有印象了。金兰庙香火很盛,常常挤满了人。

寅傑路上面是个小山丘,有一排两层楼的屋子,是属于粤籍名人何光耀的(被日本宪兵检证,一去不回)。他的儿子是何国豪,和何国杰(是一对孪生兄弟,都是绘测师, 国豪还健在,国杰去年90多高龄过世)。50年代我是跟着同学国高(他们的弟弟)到他们的家。 那排屋子旁边是业余体育会的篮球场,我常在哪里打篮球。篮球场对面是后来才建的寅傑游泳池。

这就是我所能记得的旧事。...

附记(2):2014年10月18日,作者:寅杰路(Yan kit Road)的诏安会馆还在,体育会则不复见矣。

(寅杰路(Yan kit Road)的安会馆)

相关链接

Friday, June 27, 2014

槟城老街 George Town, Penang

1957年光艺电影公司拍摄的《椰林月》,由谢贤、南虹、嘉玲等俊男美女主演。南虹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时髦的Christian Dior蓬蓬裙,跟谢贤双双对对,到当年有东方花园之称的槟城拍外景,极乐寺、升旗山、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植物园等名胜地都摄入眼帘,叫人向往不已,难怪当年能够乘飞机到槟城旅游度蜜月已经很开心了。


(《椰林月》,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1957

现在有了廉价航空,百余元就能来回槟城一趟,可以舍弃在南北大道驾驶八小时的车路,告别那种在驾驶座长途驾驶的腰酸背痛和昏昏欲睡的感觉,旅途轻松多了。


(当年马来亚航空的广告,槟城在呼唤你 Penang is calling you。图片来源:南洋商报,1960)

槟城的乔治市和馬六甲古城这两个海峡殖民地都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文化遗产中(200877 )。新加坡虽然曾经同属海峡殖民地,但在发展的步伐中销毁了过多祖先的元素,目前只能靠植物园力争世遗。


(槟城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 海滩的日落。2014)

估计槟城每年迎接六百万名外地旅客,是入境新加坡的外来人口的一半。就槟城的魅力而言,槟城被列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CNN Go票选亚洲十大最佳小吃城市之一(2012);在雅虎网站公佈的世界八大退休后最宜居城市里,槟城排第四,是唯一入选的亚洲城市(2013);英国Guardian 投选槟城为世界十大旅游胜地之一(2014);南洋首富张弼士的故居被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选为“十大豪宅城堡”之一(2011

至于政府样样都要争第一的新加坡虽然在亚太区的旅游竞争力排名第一(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不过并不是旅客心目中的首选,被挤到40名之外。


(曾经是南洋首富张弼士的豪宅)

或许这印证了以人性为出发点,大城市风貌大都相同,有心思、有回忆的老地方反而使人得到不一样的感官反应,这是世遗迷人的地方,当地人觉得平凡无奇的却是外人觉得不平凡之处(what is ordinary to us is extraordinary to the world)。


(喇叭紫薇花开的四月,有许多等待发觉的槟城老故事)

根据Asiaone的报道(2014119日),马六甲正准备迎接1500万名旅客,如果加上曾经统称为三州府的槟城和新加坡,三地旅客人数超过3000万,比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2500万)还多,不能不佩服19世纪初英国人看上这三个小地方,设立海峡殖民地的远见。


三州府:新加坡、马六甲、槟城


乔治市(Georgetown)是槟城的首府,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命名,1786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特船长(Captain Francis Light)创建,作为英国在十年前失掉美国这篇领土后,在马来半岛寻获的第一个远东基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全面收购”新加坡后(1824),新加坡、马六甲、槟城三地重组为海峡殖民地(1826年),俗称三州府。1832年原设在槟城的行政中心迁移到新加坡,这个决策奠定了新加坡的战略意义,促进了新加坡日后的繁华。

话说回来,莱佛士在1819年签下新加坡的租约前还必须听命于槟城总督James Bannerman。当时没有电邮,书信来往花时间,莱佛士利用这段空隙,擅自跟天猛公签下租约。槟城总督知道莱佛士不听指示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这点叛逆精神与远见,使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现代史的开埠功臣。

槟城跟新加坡的关系比三州府的年代还要早一些。1819年莱佛士初访新加坡,船上的木匠曹亚志就是“槟城人”。说是槟城人当然也不完全正确,曹亚志来自广东台山,在槟城做木匠,莱佛士招聘木工,曹亚志应聘,就跟着上船了。他来到新加坡后,也招来了台山的乡亲,1822年成立了宁阳会馆,为乡民服务。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第一家会馆。

新加坡也跟随着槟城发展的步伐,成立了私会党。义兴(槟城:1799年,新加坡:1825年,柔佛:1844年)和海山(1823年)是马来亚组织最庞大的私会党,成立于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海峡殖民地,之后散布到各个马来土邦。成立初期属于地缘性的同乡互助福利团体,后来才演变成互相争斗的帮派组织。根据黄尧老先生的《马·星华人志》,到了1860年代,槟城海山有五千人,义兴则有党员二万五千人,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槟城人的自豪



据载莱特初抵槟城,岛上只有五十八名居民,其中三人是“桃园三结义”的张理、邱兆进和马福春,他们早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十年左右(1745年)已经偷渡出境,来到槟城,以打渔为生,比莱特早了四十年。

张理和邱兆进都是广东大浦人,马福春则是福建永定人,他们可能是躲避清朝的追杀而越洋逃生的。曾经在槟城任过华民政务司的巴素博士(V.W.W.S. Purcell)指出:“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

过去一路来,槟城首席部长都是国阵的天下:马华公会王保尼(195719591964,共三届),民政党林苍佑(19691974197819821986,共五届),民政党许子根(1990199519992004,共四届)。2008年大选,民心倒向,槟城成为民联的天下,民主行动党林冠英(20082013)出任首席部长。

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城市居民支持民联,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海啸,结果在不平等的选区划分下,输了乡村选票,变天失败。虽然国阵的总得票率比民联低,依旧安然执政。当时槟城韩江中学大草场的造势大会,吸引数万人参与,场内民众情绪高涨,跟2011年新加坡大选,在实龙岗体育场的工人党群众大会,夺下阿裕尼集选区前情绪高昂的最后一夜,是否似曾相识?

(民联在槟城韩江中学大草场的造势大会,数万名群众参与。图片来源:今日大马)

(2011年新加坡全国大选,工人党在实龙岗体育场的最后一夜)

跟槟城人聊天,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是槟城160万人口中,有41%华人和42%马来人,他们一团和气,将手上的选票投了给民联。槟城作为民联政府的堡垒,以68%总选票守土成功。

2008年大选以来,改变得最多,改善得最成功的州属,就是槟城。国阵了解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回政权, 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以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反对党统治下的槟城,他们一方面继续征税,另一方面却只分比马六甲还少几倍的经费给槟城发展。槟城人却因此而更加团结,跟新上任的州政府联手度过重重难关。

虽然所看到的实质收效并不完美,但肯定是一番心意打造后的改变,比如槟城的政策变得透明,金钱用在实际的建设,在妥善运用与过去滥用公款的差别间,竟然年年都取得可观的盈余,分配给学校,回馈给老人家,还在乔治市实行免费巴士服务。在环保活动下,槟城也已经摆脱了“垃圾州” 这个名称,大街小巷都十分整洁。

古城旧事


槟城作为英国在东南亚设立的第一个势力范围,我觉得它的特色在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精心营造,却又不经意地表现出两百余年老城旧事的手法来取胜:

一是保留传统,通过旧建筑、旧码头和联系早期华人的古宗祠、古私宅、古庙宇、古街道等来传达前人种树后人凉,饮水必须思源的讯息。

二是旧食代,老街坊经营的街边美食,有如家传的私房菜一样原汁原味,小巧之余,给人增添许多童年的回忆。

三是将人文注入老街,通过壁画文化来传达老城故事。讲是壁画,其实也不全然是壁画,而是在风吹雨打下逐渐破落的彩色壁画与铸铁拗制成的三维艺术。

就以老街而言,乔治市自然少不了许多英国人常用的路名,而且熟口熟脸,槟城有的新加坡也有。对多年前在当地谋生,不懂得几个英文字的华人先辈而言,“红毛人”所使用的街名很难叫得出口,因此大街小巷都有自己社群约定的俗名,在民间流传了一两百年后,成为当地生活历史记忆形态的一部分。

新加坡的街道也曾经拥有许多华人惯用的俗名,不过在政府有意无意“去中文化”的过程中,许多民间惯用的路名已经流失,只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了。

乔治市跟新马许多城市一样,具备浓郁的华人色彩,是华人下南洋拓荒的民间史册。在槟城吃喝玩乐之余,可以通过穿街走巷来对比新槟两地的风土文化,感染沉淀的人文气息。

海边两条街


在游轮码头与姓氏桥边的那条繁忙大街Alan Pangkalan Weld,华人称之为海墘路,墘是边沿的意思,顾名思义,海墘就是海的边沿了。Weld是殖民地总督Sir Frederick Weld 的姓氏,他在18801887年间上任,新加坡的淡水河(结霜桥,Sungei Road)附近也有一条Weld Road,纪念他管理新加坡的贡献。


(海墘路姓氏桥之一的姓周桥)

乔治市Lebuh ChuliaLebuh指的是大街,Chulia则是南印度的一个淡米尔族群,华人称他们为吉宁仔。Lebuh Chulia的中文名除了叫牛干冬街外 ,也叫吉宁街、罗粦街(闽)、衣箱街(粤)。


牛干冬街的咖啡店,槟城白咖啡

对比一下,新加坡的Chulia Street早年也曾经是Chulia族群的集居地,后来成为来自金奈(Chennai,早期称Madras)的放贷人谋生的地方,1970年代,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靠两栋银行大楼来抢滩。早年福建人称这个地方为Swa Kia Teng(山仔顶),马来人和淡米尔人分别称之为Jalan Kedei PisauKathi Kadei Sadakku,直译为刀店街,还挺吓人的。

深具会社色彩的的亚美尼亚


乔治市Lebuh  Armenian直译为亚美尼亚街,华人称它为打铜仔街、本头公巷等。根据1800年的旧地图,Armenian Street 前身名为Malay Lane 因为当时那一带是马来人甘榜。1808年,政府正式将它命名为Armenian Street打铜仔街斑驳沧桑的墙壁反而是游人眼中的亮点。


(Lebuh Armenian古老的一面:斑驳沧桑的墙壁反而是游人的亮点)

Lebuh  Armenian的字义看来,这里曾经是亚美尼亚人的地盘。18世纪末,那些逃亡到波斯(伊朗)和印度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商人,携带着家眷,跟随英国人来到槟城,打造他们的新家。当时来到槟城的亚美尼亚人不超过百人,但是他们很团结,1824年就已经集资建立了St. Gregory教堂取名自亚美尼亚的第一位传教士St. Gregory教堂在115年后拆除,亚美尼亚人也迁离槟城。

本头公巷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那里有一座160余年的建德堂大伯公庙,本头公就是大伯公的意思。


本头公巷的建德堂福德祠,也就是大伯公庙

打铜仔街是从大铳巷(Cannon Street)至打石街(Lebuh Acheh)的路段,当年有许多马来铜匠在那里作业。

大铳是Cannon的直译,是火筒的意思;Acheh指的是亚齐人,Lebuh Acheh 有一座亚齐风格的清真寺,1808年由亚齐王子东姑赛胡先(Tengku Syed Hussain bin Abdul Rahman Aideed)倡建。由于东姑赛胡先本身在当时社会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商人,这座将近两百年的清真寺周围迅速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土著在此经营香料和墓碑业,华人则经营住宿业,为来往商人及新移民提供落脚的地方。


(亚齐风格的清真寺)

很显然的,打铜仔街这个马来人打铜谋生的地方后来由华人买去,并且在打铜仔街及其周遭设立了许多姓氏宗祠 ,如叶祠、谢祠、杨祠、林祠、邱祠等。这些多功用的祠堂是各宗族依照在中国家乡的惯例所设立的,它们同时也是拜神祭祖的庙堂,和让同姓同宗的族人聚会的地方。在殖民地政府眼中,这些公祠都带有神秘的色彩,是华人的秘密会社


(叶氏宗祠)

打铜仔街120号两层楼的庄荣裕宝号是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它在1875年初建,原为阅书报社的旧址。1910年,孙中山策划的第九次武装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719日来到槟城,同时将同盟会南洋总部从新加坡迁到槟城,附设于阅书报社内。

据史料记载,19101114日在阅书报社所召开的“庇能” (槟城,Penang)会议,孙中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革命不是没有办法,只怕没有勇气”;“倘或能生存,惟有赖诸同志一肩担起,无论遇到何种险阻,亦破釜沉舟,成败实在此一举!”孙中山声泪俱下,众人深受感动。这次会议,筹得八千大洋,并策划了轰轰烈烈的黄花岗起义。虽然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却是接下来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前奏。

为何阅书报社旧址会变成庄荣裕宝号?1926年,华裔商人庄长水买下这栋建筑物。1993年,庄氏家族准备出售此产业,庄长水的外孙女邱思妮身为一名维护古迹的学者,说服了母亲庄清意(庄长水之女),向家族买下这栋楼,建成了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庄荣裕宝号,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新加坡市区内有一所1835年建立起来的亚美尼亚教堂,它比槟城的St. Gregory教堂幸运多了,受保留为新加坡古迹,免费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同样的,当年这些亚美尼亚商人也是一家大小,跟着英国人来到新加坡,小小族群竟然创立了海峡时报、莱佛士酒店等,Agnes Joaquim 女士还培育了卓锦万代兰,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国花。

亚美尼亚教堂后面有一条亚美尼亚街,属于繁忙的城市中较宁静的一角。亚美尼亚街有一家为了支援孙中山起义而成立的“同德书报社”(191088日),发起人为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人,都是新加坡同盟会的主要会员。后来“同德书报社”搬迁到牛车水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两地的亚美尼亚街竟然拥有共同的大时局。

跨帮权的南华医院


乔治市Lebuh Muntri叫做南华医院街,1930年代是广东顺德妈姐的集居地,就好象当年新加坡的豆腐街是三水女工的集居地一样。Muntri 可能源自馬來文Munteri(長官)19世纪时拉律(现在的霹雳太平)的税务官Long Jaffar到槟城雇请华工到拉律开采锡矿,然后将锡苗出售给槟城华商,各分一杯羹。日后海山和义兴两大私会党为了争夺矿场的地盘,在1861年至1872年间爆发了三次“拉律暴动” Larut Wars186118621872),赔上许多华工的性命,两党间的腥风血雨一直到1874年才划下句点。

南华医院的成立跟新加坡的同济医院(1869)相似。根据李恒俊(NUS研究生)的研究,鉴于槟城“流寓日多”、“生齿日盛”,贫病孤独无所依的现状,188379日,粤帮领袖陈俪琴、伍积齐、黄进聪等十二人出面,向英国人William Alban Dargon买下了Lebuh Muntri一片土地,依照香港东华医院的模式,兴建南华医院,为贫困的华社施医赠药。


(也许南华医院街最吸引游人的是庇能打金行旁的“功夫女孩”)

“果能积少成多随力随缘自可行些方便事、敢谓博施济众赠医赠药相期惠此困穷人”。平民百姓生病总会自然“去找南华医”,“南华医院街”便因此而得名。

南华医院建院后一路来都是由广帮和福建帮领导的跨越帮权合作的组织,因为经费的制约,南华医院只以中医中药施治,直到1980年代新院建成后才有西医和住院服务。

“莲花河畔”的蓝屋


Lebuh Leith的中文名雅意十足,叫莲花河街, Leith是英国驻槟城的第三任总督George Leith。座落在莲花河街的张弼士故居俗称 “蓝屋”,是在东南亚唯一保留得最完整的张弼士故居。

莲花河路的由来是因为张弼士在屋前兴造水塘养莲,虽然张弼士的水塘并不像湖也不像河那么大,但面积也应不小,莲花盛开临风摆,经人们想像后就夸大成莲花河。

張弼士来自广东梅州大浦,18岁只身下南洋,白手起家,号称南洋首富,资产高达8000万两白银,跟当时的清朝国库年收入相等。清朝委任他为槟城副領事(1892),两年后升任为新加坡总领事(1894),负责海峡华人的事务。

張弼士的弼读作“毕”,英译却是Cheong Fatt Tze,弼的读音变成“发”,可能来自粤语的读音“拔”,拔呀拔的,拔多了就变成发。


(围墙边的张弼士故居,花落人亡,莲花不再,浮世繁华如烟)

一个世纪过去了,南洋首富家业凋零,花落人亡,莲花不再,蓝屋数度易手。浮世繁华如烟,人生一世何求?回望大城旧事,不免略带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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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造就了莱佛士?
5, 5, 5与2011 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