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光艺电影公司拍摄的《椰林月》，由谢贤、南虹、嘉玲等俊男美女主演。南虹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时髦的Christian Dior蓬蓬裙，跟谢贤双双对对，到当年有东方花园之称的槟城拍外景，极乐寺、升旗山、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植物园等名胜地都摄入眼帘，叫人向往不已，难怪当年能够乘飞机到槟城旅游度蜜月已经很开心了。
现在有了廉价航空，百余元就能来回槟城一趟，可以舍弃在南北大道驾驶八小时的车路，告别那种在驾驶座长途驾驶的腰酸背痛和昏昏欲睡的感觉，旅途轻松多了。
槟城的乔治市和馬六甲古城这两个海峡殖民地都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文化遗产中（2008年7月7日 ）。新加坡虽然曾经同属海峡殖民地，但在发展的步伐中销毁了过多祖先的元素，目前只能靠植物园力争世遗。
（《椰林月》，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1957）
现在有了廉价航空，百余元就能来回槟城一趟，可以舍弃在南北大道驾驶八小时的车路，告别那种在驾驶座长途驾驶的腰酸背痛和昏昏欲睡的感觉，旅途轻松多了。
（当年马来亚航空的广告，槟城在呼唤你 Penang is calling you。图片来源：南洋商报，1960）
（槟城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 海滩的日落。2014）
估计槟城每年迎接六百万名外地旅客，是入境新加坡的外来人口的一半。就槟城的魅力而言，槟城被列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CNN
Go票选亚洲十大最佳小吃城市之一（2012）；在雅虎网站公佈的世界八大退休后最宜居城市里，槟城排第四，是唯一入选的亚洲城市（2013）；英国Guardian 投选槟城为世界十大旅游胜地之一（2014）；南洋首富张弼士的故居被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选为“十大豪宅城堡”之一（2011）。
至于政府样样都要争第一的新加坡虽然在亚太区的旅游竞争力排名第一（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不过并不是旅客心目中的首选，被挤到40名之外。
至于政府样样都要争第一的新加坡虽然在亚太区的旅游竞争力排名第一（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不过并不是旅客心目中的首选，被挤到40名之外。
（曾经是南洋首富张弼士的豪宅）
或许这印证了以人性为出发点，大城市风貌大都相同，有心思、有回忆的老地方反而使人得到不一样的感官反应，这是世遗迷人的地方，当地人觉得平凡无奇的却是外人觉得不平凡之处（what is ordinary to us is extraordinary to the world）。
根据Asiaone的报道（2014年1月19日），马六甲正准备迎接1500万名旅客，如果加上曾经统称为三州府的槟城和新加坡，三地旅客人数超过3000万，比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2500万）还多，不能不佩服19世纪初英国人看上这三个小地方，设立海峡殖民地的远见。
（喇叭紫薇花开的四月，有许多等待发觉的槟城老故事）
根据Asiaone的报道（2014年1月19日），马六甲正准备迎接1500万名旅客，如果加上曾经统称为三州府的槟城和新加坡，三地旅客人数超过3000万，比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2500万）还多，不能不佩服19世纪初英国人看上这三个小地方，设立海峡殖民地的远见。
三州府：新加坡、马六甲、槟城
乔治市（Georgetown）是槟城的首府，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命名，1786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特船长（Captain Francis Light）创建，作为英国在十年前失掉美国这篇领土后，在马来半岛寻获的第一个远东基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全面收购”新加坡后（1824），新加坡、马六甲、槟城三地重组为海峡殖民地（1826年），俗称三州府。1832年原设在槟城的行政中心迁移到新加坡，这个决策奠定了新加坡的战略意义，促进了新加坡日后的繁华。
话说回来，莱佛士在1819年签下新加坡的租约前还必须听命于槟城总督James Bannerman。当时没有电邮，书信来往花时间，莱佛士利用这段空隙，擅自跟天猛公签下租约。槟城总督知道莱佛士不听指示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这点叛逆精神与远见，使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现代史的开埠功臣。
槟城跟新加坡的关系比三州府的年代还要早一些。1819年莱佛士初访新加坡，船上的木匠曹亚志就是“槟城人”。说是槟城人当然也不完全正确，曹亚志来自广东台山，在槟城做木匠，莱佛士招聘木工，曹亚志应聘，就跟着上船了。他来到新加坡后，也招来了台山的乡亲，1822年成立了宁阳会馆，为乡民服务。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第一家会馆。
新加坡也跟随着槟城发展的步伐，成立了私会党。义兴（槟城：1799年，新加坡：1825年，柔佛：1844年）和海山（1823年）是马来亚组织最庞大的私会党，成立于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海峡殖民地，之后散布到各个马来土邦。成立初期属于地缘性的同乡互助福利团体，后来才演变成互相争斗的帮派组织。根据黄尧老先生的《马·星华人志》，到了1860年代，槟城海山有五千人，义兴则有党员二万五千人，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槟城跟新加坡的关系比三州府的年代还要早一些。1819年莱佛士初访新加坡，船上的木匠曹亚志就是“槟城人”。说是槟城人当然也不完全正确，曹亚志来自广东台山，在槟城做木匠，莱佛士招聘木工，曹亚志应聘，就跟着上船了。他来到新加坡后，也招来了台山的乡亲，1822年成立了宁阳会馆，为乡民服务。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第一家会馆。
新加坡也跟随着槟城发展的步伐，成立了私会党。义兴（槟城：1799年，新加坡：1825年，柔佛：1844年）和海山（1823年）是马来亚组织最庞大的私会党，成立于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海峡殖民地，之后散布到各个马来土邦。成立初期属于地缘性的同乡互助福利团体，后来才演变成互相争斗的帮派组织。根据黄尧老先生的《马·星华人志》，到了1860年代，槟城海山有五千人，义兴则有党员二万五千人，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槟城人的自豪
据载莱特初抵槟城，岛上只有五十八名居民，其中三人是“桃园三结义”的张理、邱兆进和马福春，他们早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十年左右（1745年）已经偷渡出境，来到槟城，以打渔为生，比莱特早了四十年。
张理和邱兆进都是广东大浦人，马福春则是福建永定人，他们可能是躲避清朝的追杀而越洋逃生的。曾经在槟城代任过华民政务司的巴素博士（V.W.W.S. Purcell）指出：“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
张理和邱兆进都是广东大浦人，马福春则是福建永定人，他们可能是躲避清朝的追杀而越洋逃生的。曾经在槟城代任过华民政务司的巴素博士（V.W.W.S. Purcell）指出：“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
过去一路来，槟城首席部长都是国阵的天下：马华公会王保尼（1957，1959，1964，共三届），民政党林苍佑（1969，1974，1978，1982，1986，共五届），民政党许子根（1990，1995，1999，2004，共四届）。2008年大选，民心倒向，槟城成为民联的天下，民主行动党林冠英（2008，2013）出任首席部长。
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城市居民支持民联，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海啸，结果在不平等的选区划分下，输了乡村选票，变天失败。虽然国阵的总得票率比民联低，依旧安然执政。当时槟城韩江中学大草场的造势大会，吸引数万人参与，场内民众情绪高涨，跟2011年新加坡大选，在实龙岗体育场的工人党群众大会，夺下阿裕尼集选区前情绪高昂的最后一夜，是否似曾相识？
（民联在槟城韩江中学大草场的造势大会，数万名群众参与。图片来源：今日大马）
（2011年新加坡全国大选，工人党在实龙岗体育场的最后一夜）
跟槟城人聊天，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是槟城160万人口中，有41%华人和42%马来人，他们一团和气，将手上的选票投了给民联。槟城作为民联政府的堡垒，以68%总选票守土成功。
2008年大选以来，改变得最多，改善得最成功的州属，就是槟城。国阵了解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夺回政权， 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以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反对党统治下的槟城，他们一方面继续征税，另一方面却只分比马六甲还少几倍的经费给槟城发展。槟城人却因此而更加团结，跟新上任的州政府联手度过重重难关。
虽然所看到的实质收效并不完美，但肯定是一番心意打造后的改变，比如槟城的政策变得透明，金钱用在实际的建设，在妥善运用与过去滥用公款的差别间，竟然年年都取得可观的盈余，分配给学校，回馈给老人家，还在乔治市实行免费巴士服务。在环保活动下，槟城也已经摆脱了“垃圾州” 这个名称，大街小巷都十分整洁。
古城旧事
槟城作为英国在东南亚设立的第一个势力范围，我觉得它的特色在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精心营造，却又不经意地表现出两百余年老城旧事的手法来取胜：
一是保留传统，通过旧建筑、旧码头和联系早期华人的古宗祠、古私宅、古庙宇、古街道等来传达前人种树后人凉，饮水必须思源的讯息。
二是旧食代，老街坊经营的街边美食，有如家传的私房菜一样原汁原味，小巧之余，给人增添许多童年的回忆。
三是将人文注入老街，通过壁画文化来传达老城故事。讲是壁画，其实也不全然是壁画，而是在风吹雨打下逐渐破落的彩色壁画与铸铁拗制成的三维艺术。
就以老街而言，乔治市自然少不了许多英国人常用的路名，而且熟口熟脸，槟城有的新加坡也有。对多年前在当地谋生，不懂得几个英文字的华人先辈而言，“红毛人”所使用的街名很难叫得出口，因此大街小巷都有自己社群约定的俗名，在民间流传了一两百年后，成为当地生活历史记忆形态的一部分。
新加坡的街道也曾经拥有许多华人惯用的俗名，不过在政府有意无意“去中文化”的过程中，许多民间惯用的路名已经流失，只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了。
乔治市跟新马许多城市一样，具备浓郁的华人色彩，是华人下南洋拓荒的民间史册。在槟城吃喝玩乐之余，可以通过穿街走巷来对比新槟两地的风土文化，感染沉淀的人文气息。
海边两条街
在游轮码头与姓氏桥边的那条繁忙大街Alan Pangkalan Weld，华人称之为海墘路，墘是边沿的意思，顾名思义，海墘就是海的边沿了。Weld是殖民地总督Sir
Frederick Weld 的姓氏，他在1880至1887年间上任，新加坡的淡水河（结霜桥，Sungei
Road）附近也有一条Weld
Road，纪念他管理新加坡的贡献。
（海墘路姓氏桥之一的姓周桥）
乔治市Lebuh Chulia的Lebuh指的是大街，Chulia则是南印度的一个淡米尔族群，华人称他们为吉宁仔。Lebuh
Chulia的中文名除了叫牛干冬街外 ，也叫吉宁街、罗粦街（闽）、衣箱街（粤）。
（牛干冬街的咖啡店，槟城白咖啡）
对比一下，新加坡的Chulia Street早年也曾经是Chulia族群的集居地，后来成为来自金奈（Chennai，早期称Madras）的放贷人谋生的地方，1970年代，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靠两栋银行大楼来抢滩。早年福建人称这个地方为Swa
Kia Teng（山仔顶），马来人和淡米尔人分别称之为Jalan
Kedei Pisau和Kathi Kadei Sadakku，直译为刀店街，还挺吓人的。
深具会社色彩的的亚美尼亚
乔治市Lebuh Armenian直译为亚美尼亚街，华人称它为打铜仔街、本头公巷等。根据1800年的旧地图，Armenian
Street 前身名为Malay
Lane， 因为当时那一带是马来人甘榜。1808年，政府正式将它命名为Armenian Street。打铜仔街斑驳沧桑的墙壁反而是游人眼中的亮点。
（Lebuh Armenian古老的一面：斑驳沧桑的墙壁反而是游人的亮点）
从Lebuh Armenian的字义看来，这里曾经是亚美尼亚人的地盘。18世纪末，那些逃亡到波斯（伊朗）和印度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商人，携带着家眷，跟随英国人来到槟城，打造他们的新家。当时来到槟城的亚美尼亚人不超过百人，但是他们很团结，1824年就已经集资建立了St.
Gregory教堂，取名自亚美尼亚的第一位传教士。St.
Gregory教堂在115年后拆除，亚美尼亚人也迁离槟城。
本头公巷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那里有一座160余年的建德堂大伯公庙，本头公就是大伯公的意思。
（本头公巷的建德堂福德祠，也就是大伯公庙）
打铜仔街是从大铳巷（Cannon Street）至打石街（Lebuh Acheh）的路段，当年有许多马来铜匠在那里作业。
大铳是Cannon的直译，是火筒的意思；Acheh指的是亚齐人，Lebuh
Acheh 有一座亚齐风格的清真寺，1808年由亚齐王子东姑赛胡先（Tengku
Syed Hussain bin Abdul Rahman Aideed）倡建。由于东姑赛胡先本身在当时社会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商人，这座将近两百年的清真寺周围迅速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土著在此经营香料和墓碑业，华人则经营住宿业，为来往商人及新移民提供落脚的地方。
（亚齐风格的清真寺）
很显然的，打铜仔街这个马来人打铜谋生的地方后来由华人买去，并且在打铜仔街及其周遭设立了许多姓氏宗祠 ，如叶宗祠、谢宗祠、杨宗祠、林宗祠、邱宗祠等。这些多功用的祠堂是各宗族依照在中国家乡的惯例所设立的，它们同时也是拜神祭祖的庙堂，和让同姓同宗的族人聚会的地方。在殖民地政府眼中，这些公祠都带有神秘的色彩，是华人的秘密会社。
（叶氏宗祠）
打铜仔街120号两层楼的庄荣裕宝号是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它在1875年初建，原为阅书报社的旧址。1910年，孙中山策划的第九次武装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7月19日来到槟城，同时将同盟会南洋总部从新加坡迁到槟城，附设于阅书报社内。
据史料记载，1910年11月14日在阅书报社所召开的“庇能” （槟城，Penang）会议，孙中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革命不是没有办法，只怕没有勇气”；“倘或能生存，惟有赖诸同志一肩担起，无论遇到何种险阻，亦破釜沉舟，成败实在此一举！”孙中山声泪俱下，众人深受感动。这次会议，筹得八千大洋，并策划了轰轰烈烈的黄花岗起义。虽然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却是接下来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前奏。
为何阅书报社旧址会变成庄荣裕宝号？1926年，华裔商人庄长水买下这栋建筑物。1993年，庄氏家族准备出售此产业，庄长水的外孙女邱思妮身为一名维护古迹的学者，说服了母亲庄清意（庄长水之女），向家族买下这栋楼，建成了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庄荣裕宝号，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新加坡市区内有一所1835年建立起来的亚美尼亚教堂，它比槟城的St. Gregory教堂幸运多了，受保留为新加坡古迹，免费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同样的，当年这些亚美尼亚商人也是一家大小，跟着英国人来到新加坡，小小族群竟然创立了海峡时报、莱佛士酒店等，Agnes Joaquim 女士还培育了卓锦万代兰，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国花。
亚美尼亚教堂后面有一条亚美尼亚街，属于繁忙的城市中较宁静的一角。亚美尼亚街有一家为了支援孙中山起义而成立的“同德书报社”（1910年8月8日），发起人为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人，都是新加坡同盟会的主要会员。后来“同德书报社”搬迁到牛车水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两地的亚美尼亚街竟然拥有共同的大时局。
跨帮权的南华医院
乔治市Lebuh Muntri叫做南华医院街，1930年代是广东顺德妈姐的集居地，就好象当年新加坡的豆腐街是三水女工的集居地一样。Muntri
可能源自馬來文Munteri（長官）。19世纪时，拉律（现在的霹雳太平）的税务官Long Jaffar到槟城雇请华工到拉律开采锡矿，然后将锡苗出售给槟城华商，各分一杯羹。日后海山和义兴两大私会党为了争夺矿场的地盘，在1861年至1872年间爆发了三次“拉律暴动” （Larut Wars，1861，1862，1872），赔上许多华工的性命，两党间的腥风血雨一直到1874年才划下句点。
南华医院的成立跟新加坡的同济医院（1869）相似。根据李恒俊（NUS研究生）的研究，鉴于槟城“流寓日多”、“生齿日盛”，贫病孤独无所依的现状，1883年7月9日，粤帮领袖陈俪琴、伍积齐、黄进聪等十二人出面，向英国人William
Alban Dargon买下了Lebuh Muntri一片土地，依照香港东华医院的模式，兴建南华医院，为贫困的华社施医赠药。
（也许南华医院街最吸引游人的是庇能打金行旁的“功夫女孩”）
“果能积少成多随力随缘自可行些方便事、敢谓博施济众赠医赠药相期惠此困穷人”。平民百姓生病总会自然“去找南华医”，“南华医院街”便因此而得名。
南华医院建院后一路来都是由广帮和福建帮领导的跨越帮权合作的组织，因为经费的制约，南华医院只以中医中药施治，直到1980年代新院建成后才有西医和住院服务。
“莲花河畔”的蓝屋
Lebuh Leith的中文名雅意十足，叫莲花河街， Leith是英国驻槟城的第三任总督George
Leith。座落在莲花河街的张弼士故居俗称 “蓝屋”，是在东南亚唯一保留得最完整的张弼士故居。
莲花河路的由来是因为张弼士在屋前兴造水塘养莲，虽然张弼士的水塘并不像湖也不像河那么大，但面积也应不小，莲花盛开临风摆，经人们想像后就夸大成莲花河。
張弼士来自广东梅州大浦，18岁只身下南洋，白手起家，号称南洋首富，资产高达8000万两白银，跟当时的清朝国库年收入相等。清朝委任他为槟城副領事（1892），两年后升任为新加坡总领事（1894），负责海峡华人的事务。
張弼士的弼读作“毕”，英译却是Cheong Fatt Tze，弼的读音变成“发”，可能来自粤语的读音“拔”，拔呀拔的，拔多了就变成发。
（围墙边的张弼士故居，花落人亡，莲花不再，浮世繁华如烟）
一个世纪过去了，南洋首富家业凋零，花落人亡，莲花不再，蓝屋数度易手。浮世繁华如烟，人生一世何求？回望大城旧事，不免略带唏嘘。
相关链接
甘榜格南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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