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南手册
日本人出版的昭南手册记载了日军对忠灵塔的重视，打算以忠灵塔为中心，将周围1.5公里的地段开辟为灵域；永久计划是建造一座高达二十多层楼高（55米）的钢骨水泥大塔，在灵域内设运动场、修养场、音乐堂等，并修建部分地段，让五六万人同时参拜。当大忠灵塔落成后，柔佛、马六甲海峡都望得见，“作为大东亚之镇护，永为万世所景仰”。从整个格局看来，军国主义下的日本绝对有永久殖民的决心。
（日本人出版的昭南手册记载了日军对忠灵塔的重视，打算以忠灵塔为中心，将周围1.5公里的地段开辟为灵域。图片来源：James Tann）
（当年日本还发行邮票，渲染忠灵塔“作为大东亚之镇护，永为万世所景仰”）
昭南手册提到三个立碑的地点：千代田山 （在蓄水池之东侧高点）、鲤城山（1942年2月11日夺得的跑马场西300尺高地）、筑紫山（离火车站西约2.7公里的312尺高地）。回顾当年日军强渡柔佛海峡，登陆新加坡后，兵分三路，围剿新加坡市区：近卫师沿着义顺汤申进军，第五师从武吉知马南下，第十八师从裕廊经巴西班让挺进。对证之下，千代田山相当肯定是麦里芝蓄水池东部的105山头，鲤城山应该是武吉巴督天然公园，也就是忠灵塔所在地，至于筑紫山，很可能就是跟马来兵团奋战有关的鸦片山。
（日军登陆新加坡后，兵分三路，围剿新加坡市区）
鸦片山地处巴西班让山脉，地势陡峭，利于防守却不利于进攻，导致日军第十八师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被困在鸦片山的马来军人的军火供应也有限，在日军最后一轮的袭击下，双方发完最后一颗子弹后进行肉搏战，结果很多士兵都死在鸦片山战场上。当时愤怒的日军把马来军人的残骸抛掷到诺曼顿园附近的炼油池来发泄，他们甚至冲进亚历山大医院，肆意杀戮，超过两百人在亚历山大医院手术室与病房内外无辜罹难。更具讽刺性的是根据澳洲第八师战争日记，联军总部拒绝让亚历山大医院升上红十字旗帜，这是“因为在非常靠近主要石油和汽油设施的地方有一间以红十字为标志的医院，是对敌人不公平的” 。
（油画：鸦片山战役。图片来源：《居安思危》）
经过2月13日与14日两天的鸦片山之战，英军大势已去，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斗力的勇气。白思华在追忆这一场战事时特别提到马来军团的纪律与团结精神，或许言外之意是在指责联军中不负责任，没有尽军人的责任的一群逃兵，使日不落帝国蒙受了奇耻大辱。
今天回顾这场48小时的巴西班让战役，这只部队只能防卫山头，应付小小的战事，而不可能抵抗主军的进攻。这场最后的战事并不能改变新加坡沦陷的命运，它最多只是拖延英军投降的时间。整体而言，新加坡只是个有防御设施的英军基地，但不是一个有全面防卫体系的要塞，这是白思华无法改变的事实。
1945年9月9日，回巢的英军企图销毁大英帝国惨败那极不光彩的一页，将深具侮辱性的忠灵塔炸毁，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日军早在宣布投降那一刻已经悄悄的将军人的骨灰安置在日本人墓地公园里。至于其余两个设于鲤城山与筑紫山的纪念碑，虽然没有记载，显然也面对同样被英军销毁的命运。
岌巴港的杰维克行动（Operation Jaywick）和里茅行动（Operation Rimau）
我们在国家档案馆发现一帧1950年的旧照片，原来岌巴港（Keppel Wharf）东部码头也曾经树立过类似的纪念碑，这座1943年设立的纪念碑旁还有一棵象征日本的樱桃树，它可能是最后一批被销毁的纪念碑。我们相信此纪念碑跟联军的反击之一的杰维克行动有关。
（岌巴港（Keppel Wharf）东部码头这座1943年设立的纪念碑旁还有一棵象征日本的樱桃树，它可能是最后一批被销毁的纪念碑。NAS 1950）
（岌巴港（Keppel Wharf）地图。c.1960s）
1943年9月26日，14名澳洲和英国突击队员乔装成渔夫，从澳洲西部埃克思茅斯港（Exmouth Harbour）航行4000公里，抵达新加坡南部岸外，在夜色掩护下，他们乘坐独木舟来到岌巴港，炸毁了七艘停靠的日本商船，完成任务后乘渔船回到澳洲。虽然这是军事上的胜利，却使到日本宪兵对多名樟宜监狱内的囚犯和平民进行逼害。日本宪兵严刑拷问57名俘虏，结果15人被折磨致死。新加坡的抗日女英雄杨素梅和她的新婚丈夫也因为被怀疑提供收音机零件而被长期关押拷问，后来杨素梅被宪兵释放，不过却有许多无辜的平民命丧在宪兵总部。
隔年10月，澳洲特种部队如法炮制，执行代号里茅的突击行动，但这次日军有所防范，17名突击队员牺牲。
（岌巴港的杰维克行动（Operation Jaywick）和里茅行动（Operation Rimau）。图片来源：联合早报，2013年9月19日）
（岌巴港的杰维克行动（Operation Jaywick）和里茅行动（Operation Rimau）。图片来源：联合早报，2013年9月19日）
不能忘却的纪念
文物局列出20个二战遗址，有一个值得一提，但并没有列出来的地方就是勿洛南路淡马锡初级学院附近，工人洗沙时意外发现的五个被称为“死亡谷”（Valley
of Death）的集体屠杀现场，估计约两千人死在该处。继发现了第一个屠杀现场之后，樟宜、南洋女中背后山坳等十多个地方陆续发现散落在山野的遗骸。过后，中华总商会成立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调查、发掘和善后等事宜，并通过民间的协助，在全国各地进行挖掘工作，到了1966年，在35个地点挖出的遗骸装满了428个骨灰坛。
（到了1966年，在35个地点挖出的遗骸装满了428个骨灰坛。图片来源：《居安思危》）
当年日军占领新加坡三天后命令华族男子集中检证，过后一车车的载到榜鹅海边、樟宜海边和绝后岛（圣淘沙）屠杀。随着全岛各处发现更多的屠杀现场以及可能遗漏的地点，肃清行动的死难者肯定比当年的官方数字要多出许多。而出土的遗物除了一般男人的随身物品外，还包括妇女的耳环、小孩的脚环、医生的听筒、结婚戒指等，印证了妇女、小孩与无辜市民也可能惨遭杀害的传闻。
美芝路高耸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下面的基台是埋葬遗骨的地方，纪念碑通过民间与政府一对一的方式筹钱建造，1967年2月15日，也就是新加坡沦陷25年后举行揭幕典礼。除了永远纪念战争时期不幸罹难的新加坡人之外，四根61公尺高的白色大柱子象征忠勇仁义四大美德，也象征新加坡四大种族为国奉献，凝聚团结的共识。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下面的基台是埋葬遗骨的地方）
从战争的影响来说，新加坡沦陷丢尽英国人的脸，让他们醒悟到英国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英国的发展必须建基在合作伙伴的关系之上，顺应战后反殖反帝的国际潮流，还政于当地人民。至于日战这个大课题不只是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还牵涉到民族主义及日本政局。在欧洲战场上，欧洲各国已经取得和解，对二战历史也取得共识；但在亚洲，七十年还是无法化解民间、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歧见。日本将神道与政治混为一谈，更加深了各国人们的愤慨。当今以正面的心态来面对这些在本地的二战遗址，因为有前人的牺牲，才有今天的自由，我们更加感受到和平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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