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志愿军团 Volunteer Corps

庆祝国家独立的庆典

自1966年新加坡庆祝独立一周年以来，国庆日检阅礼风雨不改，年年举行。去年独立50年，也就是宣传单位所称的SG50，检阅礼回到最初举行庆祝活动的政府大厦前大草场。

国庆检阅礼最叫观众期待的应该是军人的步操与平日难得一见的军备。长长的马来语口号大家不需记，只要记住最后那句就知道该立正（sedia）、稍息（senang diri）、敬礼（hormat senjata）、转左（kekiri pusing）、转右（kekanan pusing）或前进（cepat jalan）了。

阅兵不是现代人的专利，自古以来，军人已经负起捍卫国家人民甚至政权的任务。

两千余年前，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民信、足食、军队是立国的基础。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但兵从何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年轻人加入本地会馆学武，一方面强身健体，另一方面准备随时保家卫国。设在牛车水地区的精武体育会、冈州会馆、鹤山会馆等都招收了许多学员，后来他们创立其他体育组织如鹤侨体育会、沙冈体育会等，传承国术。学武不局限于市区一带的青年，远在樟宜的光武国术团都有学员300人。

国家独立初期，如果能够有效地动员这群学武的年轻人加入志愿军团，对国家防卫确实是一枚定心针。在冈州会馆的一楼大堂上阅读到这则消息：1965年11月14日，时任总理李光耀甚至莅临冈州会馆，鼓励青年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量。

李光耀说道：“我希望像精武体育会与冈州会馆这样的团体能够踊跃参加义勇军，你们能够组织一个队伍，称为“精武队”或“冈州队”，最好能号召丹戎巴葛区更多的青年参加。….这样一来，我希望在三四年内，能够有一万名受过训练、有纪律、可靠的、效忠国家的公民参加义勇军。我所指的“可靠的”是效忠我们，而不是效忠“别人”的人，这样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才能有“安全感”。相反的，如果我们只会一味依赖不效忠的人，万一有事情发生，那时真的什么都完了！愿大家对这个问题速作深思。”

（1965年11月14日，李光耀在冈州会馆呼吁学武的年轻人参与义勇军）

当时新加坡仅有由50名军官、1000名士兵组成的第一和第二步兵营（1 SIR ，2 SIR）以及两艘船艇。国防部长吴庆瑞首先成立了由志愿军组成的人民卫国军，并如火如荼地通过立法，组织一支有作战能力的武装部队。

在国会通过国民服役法令之前，军人的需求逼在眼眉。李光耀看到志愿军在马印对抗时期，执行跟正规军人相同的任务。他也不可能不知道日战期间应英国人要求，匆匆成立的星华义勇军（Dalforce）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李光耀执政的年代不可能向马共讨救兵，因此念头一转，向武术团体“借人”。

（1967年8月17日，第一批国民服役青年在加冷的中央人力局宣誓。图片来源：海峡时报）

（部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加坡志愿军160年

早在1854年，新加坡已经成立了新加坡莱福枪志愿团（Singapore Volunteer Rifle Corps SVRC），负责维持内部治安的任务。1869年一场大火，促使志愿军团成立首个消防部队。

1888年，SVRC改组为新加坡炮兵志愿团（Singapore Volunteer Artillery SVA），1915年，驻新加坡的第五轻步兵团发生兵变（印度军团叛变），SVA现身平乱。

1922年，SVA重组为海峡殖民地志愿军（Straits Settlements Volunteer Force SSVF），成员包括新加坡、马六甲与槟城人。

1942年2月，日军入侵，马来亚特别行动组达理中校（Dalley）率领的星华义勇军跟SSVF并肩作战。

（星华义勇军。图片来源：互联网）

星华义勇军奋勇抗敌的表现，英国人大为惊叹，称他们为“达理的亡命之徒” （Dalley's Desperadoes）。

关于星华义勇军的事迹，官方并没有提起。区如柏发表在2013年3月16日《联合早报》的文章写道： 1941年12月25日，日军从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殖民地总督汤姆斯爵士召见陈嘉庚等60人，要求华社组织抗敌机构与政府合作抗敌到底，于是华社成立了星华抗敌动员委员会，支持政府抗日。 1942年1月下旬，汤姆斯总督进一步要求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星华义勇军，陈嘉庚很无奈地接受下来。2月1日星华义勇军成立，由英籍军官达理上校任司令官，林江石为司令员，胡铁军为副司令员，胡铁军是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年他是《星洲日报》的高级职员。 星华义勇军大约有3000余名来自各阶层的热血青年，总司令部设在金炎路南侨师范（南侨中学前校址），以150人为一连，使用落后的枪械。从2月4日起，接受军训仅三天的星华义勇军即投入战斗抢救丹戎巴葛货仓，在柔佛海峡阻止日军以橡胶汽艇登陆，在巴西班让、武吉知马、裕廊等地与入侵的日军展开浴血战，伤亡惨重。 到了2月13日（沦陷前两天），新加坡已经危在旦夕，达理上校宣布解散星华义勇军，新加坡沦陷后义勇军的命运悲惨，有的被捕入狱遭杀害，有的逃到马来半岛参加马来亚抗日军，有的四处匿藏，逃过浩劫。

1954年3月16日，新加坡代总督顾德（William Goode）宣布，在林德宪法（Rendel Constitution）所赋予的新国民权益下，18到2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义务，政府将针对性地挑选青年入伍。经历过震惊华社的《五一三事件》后，殖民地政府延后推行国民服役，结果不了了之。

战后，各种族的志愿军团被整合为跨种族的新加坡志愿军团（Singapore Volunteer Corps SVC）。直至1957年，本地出现了新加坡装甲志愿军、妇女辅助军团、志愿步兵营、工程师与信号兵等。这些志愿军团加入刚成立的1 SIR，组成新加坡军事部队（Singapore Military Force）。五年后（1962），2 SIR成立。

当吴庆瑞从财政部长摇身一变，成为国防部长时，首先成立了人民卫国军（People Defence Force PDF），内阁部长与国会议员如王邦文、易润堂、奥斯曼沃等人都接受训练，成为PDF志愿军人。

李光耀向武术团体招兵买马，就是鼓励这群习武人士加入PDF。

冈州会馆的欧阳德仁回忆起响应李光耀的号召，成为义勇军的情景。当时他20岁，在师资训练学院受训。他的同胞多数是30多甚至40岁的爱国志士。1966年新加坡独立一周年国庆，检阅队伍中有四个营3,200名义勇军参与，展现了国人的爱国情操。当时的义勇军每三年签约一次，欧阳德仁留在军队里，60岁才退役。 冈州会馆的卢康龄在牛车水士敏街（史密斯街，Smith Street）开药房。由于军队缺乏医疗后备人员，卢康龄自动请缨，建立野战军医院，并带领部队到以色列、台湾等地考察。他是第一野战军医院的指挥官。

（吴庆瑞在万里森林巡视自愿部队的训练情况。图片来源：MICA 1960s）

（1966年新加坡独立一周年国庆，有四个营3,200名义勇军参与检阅礼。图片来源：NAS 1966）

国民服役及延伸

1967年2月27日，国民服役修正法案提出一读，3月14日三读通过，新加坡正式落实国民服役。8月17日，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应召入伍，转眼间已经过了48个年头。

目前新加坡有约七万名国民服役人员与职业军人，九十万名后备军人。

（第一批国民服役人员的结业礼。图片来源：MICA 1967）

多年以后，新加坡重新启动志愿军机制，表面说法是让移民与永久居民有效忠的机会。首批68人组成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志愿军（SAF Volunteer Corps SAFVC）在2015年3月“入伍”，接受两个星期的基本军训。

2011年全国大选，成为白沙榜鹅集选区的代议士的Dr Janil Puthucheary也加入SAFVC。Janil Puthucheary曾经被网民搜罗实证，指他刻意35岁过后才入籍新加坡，逃避国民服役。

（第一批SAFVC志愿军宣誓。图片来源：Today 2015）

相关链接

鹤山会馆
麦唐纳大厦爆炸案
五一三学潮
吴庆瑞-时代巨人
王邦文-新加坡妇女宪章

风雨来时路中Pathos的“左一代”

国民服役

我生于2602

作者：黄坤浩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2年10月31日

一天，我儿子手拿着一张发黄的纸张惶惑地问我：“老爸，你到底是谁？”我说：“你头脑有病吧。”“根据你的出生证书，你应该等到2602年2月10日才出世，你是个未来人呀！”

证书上写2602年不假，但我的确生于1942年2月10日。根据史册，那正是狮城烽火四起，硝烟弥漫，生灵涂炭的时刻。那天清晨，克兰芝河的抗日盟军全线崩溃。山下奉文在猛烈的炮火中，渡过柔佛海峡。而我母亲当日在狮城的哪个角落生下了我？

儿子挖出来的文件是一张白底红色表格，是英海峡殖民地政府发出的非正式出生证书。正面全是英文字，右下角是我父亲的中文签名，黄武城三字，每字约1.5平方厘米。用黑色炭笔写的，线条粗犷、刚劲有力。后来我再翻出1950年6月20日英殖民地政府发出的正式出生证书，发现出生日期终于从日本皇历2602改为公元1942年。其他资料与原先的注册文件一样，唯独缺少我老爸的中文签字。

（我在新加坡出生，出生日期为2602年。图片由黄坤浩提供）

英军于1942年2月15日傍晚才签署投降书，我的出生日期为什么写2602年？证书的背面是种痘通知书，生死注册官没有签名，日期栏上手写16th April 2602 。证书正面右下角日期是用打字机打上2602年4月16日。这下清楚了。我出世两个月后，我父亲才去 布连拾街诊所申报。因为证书左上角斜盖着Prinsep Street Clinic红色印章。可当时的公务人员追记我的出生日期，照理还是应写公元1942年的。

（种痘的日期为2602俩4月16日。图片由黄坤浩提供）

令人欣赏的是，种痘通知书是英、中、马、印四种文字。内容说法律规定出生婴儿须在6个月内种牛痘。从这点看，英殖民地政府倒很重视民众的“知情权”。

回头再来看看我的出生地。哦，是Syonan－to［昭南岛］， 街名 BoonTeck Road［文德路］。出生时间 凌晨五点。看来日本的办事能力很强，也许攻打新加坡之前，已经改名为昭南岛了。现在我倒怀疑我的出生时间凌晨5点，是不是东京时间。

日治时期的养正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现在》2016年3月7日

图片及其说明是博主加上去的

1942年2月15日，日本军占领新加坡，开始长达3年8个月的恐怖统治。接着，日军政府取缔英校，养正学校停课。

校方因此紧急储备粮食，在校内“半边月”区筑起防空壕。礼堂成为住校老师的住宿处。图书馆藏书分装数箱子，放在“第三斋”的货仓。至于八角亭的贵重乐器，则搬去广惠肇留医院保存。

几个月后，日军政府通令各校开课，但禁止英文科教学，也不允许华文教学。接着下令以日本语教学，老师们被安排学习日本文，“学成”后教学生。学生所学到的日本语文水平如何，可想而知！已故茹瑜贞老师就当过一两年日文老师。日本学者渡边洋介说，日治期新加坡教育政策，着重点是传授日语教育，弘扬日本帝国精神，将各民族文化合一日本文化，促使人民成为天皇臣民，效忠日本。

（日治时期上日语课。图片摄于《新加坡700年》展）

曾在日治时期（1942-1945年）在养正学校就读的校友杜崇谦记得，那时养正每天早上的升旗礼有“宫城遥拜”仪式，吹喇叭，升日本国旗，向天皇鞠躬。同期校友卢鹤龄也记得每星期唱一次日本国歌《君之代》。杜崇谦的兄长崇惠说是在星期一。日语教学开始是每天一小时，后来增加节数。只有老师有日文课本，学生要抄写黑板上的课文。事实上，虽然学校禁用华语教学，废止华文科，但在没有华文课本的条件下，老师们依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有时候用广东话），传授学生中国传统价值观，教育爱国精神。

由于日本军政府对华人逼害，如检证，下令缴纳奉纳金，造成新加坡华人产生抗拒、仇日心里。有些华人干脆令孩子退学，宁可去私塾继续读书，导致皇民教育的失败。

1942年2月18日到3月4日，日本宪兵开始检证（肃清）。命令所有18-50岁的男子，到指定地点集合报到检查。凡被嫌疑参与抗日的华人，一律处死。这就是日军在新加坡进行的大屠杀。养正学校董事梅启康（1896-1942），因参与抗日筹赈，登台演剧被捕。他不愿招供而遭处决。养正第11任校长张勉之被捕后一去不回。老师罗澄华也是被检证，从此消失人间，一位方姓老师也被检证遇害。唯一幸运脱难是美术老师刘先德，他被捉去检证后获释，从鬼门关跑回来。

（梅启康：台山人，九岁跟父亲来到新加坡，是抗战文艺运动的佼佼者。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945年9月，日本军无条件投降，随即在10月2日复办开课，学生有900多人，翌年增至1800人。很多学生已超过12岁（小学毕业升中学年龄）。这因为在日治期间，很多适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一至三年的失学，造成难以补偿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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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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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

潮州民谣《日本天》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装修后重新开馆，9月20日下午有两场“潮州民谣教唱”。蔡美娥发表了她的潮州民谣创作《日本天》，简单扼要的将三年六个月的日治时期的惨痛经历表达出来，其中包括屠杀了5万至10万名华人和粮食不足的困境。

《日本天》，潮州歌谣 作者：蔡美娥 Chua Mui Ngoh，copy right 2015 日本天，昭和年， 三年六个月，断米断糖断牛乳。 大检证，叫肃清，其实就是清男丁。 山芭内，樟宜海，数万冤魂无尸骸。 华语、粤语版： 日本天，昭和年， 三年六个月，断米断糖断油盐。 大检证，叫肃清，其实就是清男丁。 山芭内，樟宜海，数万冤魂尸何在。

（潮语歌谣《日本天》，作者：蔡美娥）

关于屠杀华人事件，日军攻入马来亚后，马共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942年1月），并派人到新加坡受训，然后潜入马来亚打游击战。另一方面，海峡殖民地志愿军团的新加坡华人也在新加坡沦陷前响应英军的号召，匆匆成立了星华义勇军，由英国中校John Dalley领导，简称Dalforce。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日军通过检证来进一步“肃清”这些抗日的华人，当时日军宁可杀错，不可放过，造成大屠杀的惨剧。一些幸存的星华义勇军潜入马来亚，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起打游击战。

Karl Hack和Kevin Blackburn 的书中收录了两段大屠杀现场侥幸生还者的记忆[1]。1942年2月20日，日军将约70名华人带到樟宜海滩，在海边将他们射杀。其中有四人被误以为已经死去，后来他们逃走了。隔天，樟宜监狱的俘虏被令去处理这些死尸，发现一名生还的华人，协助他逃生。

在丹娜美拉沙滩，也就是今天的机场所在地，Chua Choon Guan和Cheng Kwang Yu描述他们的经历。1942年2月22日，日军将400至600名华人带到此处，黄昏低潮时将他们集体射杀。他们在1947年的战犯审讯时出面供证，指出能够生存是因为受难者实在是太多了，日军无法在每个尸体上再捅上一刀。据说接下来的三个黄昏，同样的屠杀情景都重复上映。

战后新加坡在勿洛建屋子，工人在勿洛南的“死亡谷”（The valley of death）发现另一个屠杀现场，估计约两千人死在该处。过后在新加坡各地发现更多相关的骨骸。

（勿洛南的“死亡谷”。图片来源：Karl Hack[2]）

新加坡沦陷前五天出生（1942年2月10日）的黄坤浩追忆那段“断米断糖断牛乳”的日子。他的出生证写着2602年出生，那是从神武天皇即位的公元前660年起计算的纪年，而不是六百年后的未来人。他的出生地为昭南市，也就是易名后的新加坡。由于母亲瘦小又缺粮，奶水不足，只好将香蕉磨出乳汁，煮成适宜一口一口喂食的“炼奶”。

有些比较幸运，付得起钱的人家，则从印度牧牛人那儿购得新鲜牛奶，用慢火煨煮，直到适合婴儿饮用的奶质。

（黄坤浩吟唱《日本天》，并追述喝香蕉奶的日子）

物资替代品

由于战前的新加坡是一个现代都市，主要依赖进口食物。日军政府充公了岛上所有仓库商店的白米、白糖、食盐、食油、布料等重要物资，加上停止供应商入口，因此物资短缺，自1942年7月起禁止商店零售，实施配给制。只有持有“安居证”的家庭才可获得一张食物配给登记卡，到持有经营准证的商店购买粮食。对当时的居民而言，排队数小时购买配给品是生活的常态。

（安居证）

（粮食购买卷。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随着战争时局的发展，本地粮食供应紧张，以白米而言，1942年每人每月20斤（12公斤。1日本斤=600克）。到了战争结束前，每名成人男性只得8斤。

米粮不足，几乎每寸土地都用来种植木薯、番薯等主食。这些高淀粉低脂低蛋白质的食物导致人们缺乏维他命B，许多人患上脚气病。民间使用土方，吃浸泡过夜的生绿豆来补充维他命B，将蛋壳磨成粉末来补充钙质，用拉让草和海棠花煮水来补充营养，使用椰糖来取代白糖，棕榈油和椰油来取代花生油和牛奶等。

榴梿味道鲜美，而且一身是宝。榴梿种子不能生吃，水煮后则可以食用，榴梿壳留下来当作燃料，任何物资都不浪费。

其他各族人士也有新发明，印度人用醋搽满全身来退烧，他们相信体温会跟着水分蒸发而下降。

跟日本人关系良好的欧亚族人巴克勒医生（Dr C J Paglar）自己酿制了“神奇水”。他将烧热的铁板放进水里，制造出含铁质的营养水，装在小瓶子里配给贫血病人饮用。

死神来得太早

民间土方始终敌不过瘟神死神。1944年，一百万余的新加坡人口中，一年间就有4万多人死亡，是战后1946年的自然死亡率的三倍；死亡的婴儿将近9千人，比1940年高出两倍。

吴焕美（1933-1944）是其中一名患上脚气病而不治的男生。小男孩有一副好嗓子，有时为日本人唱歌而得到白米和糖的奖励，父亲因为穷困而无法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治疗，在亲笔书写的悼词中，表达了丧子的绝望与哀痛。

（吴焕美的父亲一字一泪写下悼词。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婴儿傅添土有一张“玄米粉（糙米粉）配给票”，当时的婴儿可按月领取糙米粉，作为婴孩替代食品。傅添土刚满一岁就夭折了，很可能是因为糙米粉取代奶粉所造成的。

当年的目击者回忆，虽然市面上粮食不足，但日军军营和军政府的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米粮，专门保留给日本人和支持者，显示了日军刻意制造粮食不足的局面，然后施行特别配给制，以此来控制本地社群，迫使他们跟军政府合作。

我们讲到日战日治，总是离不开战争与死亡，跟日本军政府呈现的大东亚共荣景象大相径庭。通过民间记载的个人历史，希望大家也可看到人们在艰难昭南中，倔强地面对生活的一面。

（日本军政府尝试打造大东亚共荣，和乐升平的景象。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 Karl Hack, Kevin Blackburn,《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p154, Routledge Curzon 2004
[2] Karl Hack, Kevin Blackburn,《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p161, Routledge Curz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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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延伸.....(七）陈顺花

祈福旗Hinomaru Yosegaki

个人化的国旗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有一面日本国旗，旗帜上书写着“祈武运长久”，“赠竹川一郎君”，显然这面旗帜归竹川一郎这名军人所有。此外，旗帜上还有“湊川神社”四个大字和湊川神社的红色盖章，并且有多人的签名。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史展厅所展示的日战期间日军随身佩戴的祈福旗。祈福旗原为“大日本帝国”国旗，身边亲友或同僚伙伴在旗帜上签名并写下祝福语）

（祈福旗上湊川神社的红色印章）

一般上这些旗帜上的签名和祝福的话语来自士兵的父母家人、亲朋好友、邻居村民等，有些则是部队里头一同执行任务的同袍的签名。有些军人带着旗帜去神庙膜拜，盖个神社的印章，祈求神灵保佑，然后带着这面旗帜远征。

在旗帜上签名是为了祝福旗帜的主人在战役中获胜。这些签名围绕着旗帜中心的红太阳，向外扩散开来呈辐射状。看来这是祈望日军能够威力四射，像太阳一样发出万丈光芒。

神户的湊川神社（Minatogawa Jinga）的主神楠木正成（Masashige Kusunoki 1294 – 1336）是一名骁勇善战，忠贞不二的武士。日本军人都喜欢来这里祈求楠木军魂保佑，盖个神社的印章以保武运长久。

由于日本文化里只有神才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因此这些国旗上的印章都是神社的印章。若是盖上个人的印章，那就表示个人高于国家高于天皇，是天理难容的。不过战争期间是否有异数，必须看多一些旗帜后再下定论。

Hinomaru Yosegaki

这种旗帜叫做 Hinomaru Yosegaki，翻译过来就是“祈福旗”，参与日战的联军称之为“Good Luck Flag”。

在网站上看到有些人将Hinomaru Yosegaki翻译为“日章旗”，不过日章旗（Nisshoki）的意思为日本国旗而不是祈福，因此称为“祈福旗”会比较恰当。

日战期间，有些联军兵士从死去的日军身上或头盔里搜出这些祈福旗，当作战利品收藏。祈福旗原为白色，经过多年岁月的沉淀后已经泛黄。

澳洲战争纪念馆中有一面属于日本士兵铃木诚的祈福旗，上面写着“山仓大神”。显然是在出征前，祈望山仓大神保佑铃木诚。这面旗帜是澳军在战场上搜获的战利品。

（澳洲战争纪念馆中属于日本士兵铃木诚的祈福旗。图片来源：互联网）

物归原主

日本统治了台湾50年，在战败协议下将台湾归还给中国。战争期间，被日本派往前线的台湾军人也使用类似的祈福旗。例如通过其中一面祈福旗上的文字，我们知道这面旗帜的主人是吴德传，他是台农义勇团的一名日本（台湾）士兵。吴德传在1944年上海近郊市战亡时，身上的祈福旗被美军带走，如今正在通过OBON Society（OBON 2015）寻找遗属，希望能够完璧归赵。

（图片来源：台湾自由时报）

关于归还祈福旗，虽然在网上还可以看到ebay在拍卖相关物品，但相信战争结束70年是一个转机，提供了老兵和家属反思的机会。一些还活着的联军在离世前都有将原物“回归”的心愿。他们认为当年大家在战场上各尽其力，但如今时过境迁，希望通过归还祈福旗来化解战火累积的仇恨。

例如“RETURNING YOSEGAKI HINOMARU”通过博客记载了“回归”的故事。他是一名美国人，表示父亲收藏着一面老旧的日本旗，这面旗帜跟旧钱币、明信片等放在塑胶盒里。

每当有人将这面旗拿出来的时候，父亲总会重复着相同的故事：“这是你的伯父交给我的。二战的时候，他杀死了一名日本兵，这面旗藏在这个战亡的兵士的头盔里。”

到了近期，父亲加多了一句话：“我希望能够找到这名兵士的家属，将这面旗归还给他们。”

通过OBON Society，他们找到这面旗的主人Mr. Ueda的遗孀，她乐意保存这份属于丈夫的遗物。2015年3月1日，这面旗终于归还到Mr. Ueda徐徐老矣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孙子手上。

美国NWPR（Northwest Public Radio）在2015年3月25日报道了Tom Banse的“Aging U.S. Veterans Seek To Return Captured WWII Flags To Japan”。

Tom Banse表示一些老战士希望将太平洋战争时取得的日本旗归还给主人的家属，其中一些已经过世的老战士的妻子和孩子也加入这个“回归”的阵容。

例如Buck Weatherill隶属美国第41步兵旅（U.S. Army's 41st Infantry Division），二战期间在东南亚的森林和沙滩打过多场仗。战争末期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战役后，他和他的同僚们在战场上寻找纪念品。

Buck Weatherill 说：“那是一名死去的日本士兵，旗帜在他的口袋露出一角，我将它拿走了。” Buck Weatherill表示那面旗的空白部分都写满了文字，这类战利品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70年过去了，Buck Weatherill已经93岁，他的女儿们建议将战利品归还给原主人的家属。Buck Weatherill认同这个做法：“我想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不是敌人，我们是朋友，他们是应该将旗帜拿回去的。”结果这面旗送回去了。

美国华盛顿州的美日夫妇Rex和 Keiko Ziak（惠子）去年成立了OBON 2015 （如今称为OBON Society），通过此非营利组织来收集和归还日战旗帜给遗属。对Rex Ziak而言，这些旗帜可能是死去的士兵最后的遗物，家里的妻子、孩子、兄弟、姐妹都失去了他，只有最后的遗物可以留给大家一点思念。

（Rex和 Keiko Ziak。图片来源：K5Western Washington's Home Team）

到了2016年1月，共有49面祈福旗归还给死者家属，另外超过120面旗帜正在处理中。

对当年许多被征兵参战的军人而言，祈福旗给予他们希望和情感上的慰籍。此外，“武运长久”也是日战期间被大力鼓吹的“武士道精神”，要他们做好军人该做的事。他们生长在一个错误的军国主义时代，人生没得选择，只能相信作为一个好的军人，为国家为天皇牺牲将为家人带来荣耀。或许他们的家人族人并不期望他们会活着回来，70余年后回归的祈福旗算是奇迹。

相关链接

台湾自由时报

Returning Yosegaki Hinomaru

Aging U.S. Veterans Seek To Return Captured WWII Flags To Japan

OBON Society

Northwest veterans to repatriate Japanese war flags

四美组屋区 Simei, Changi ten mile

原文刊登于新加坡宗乡总会《源》2015年第4期，总116期

新加坡博览中心附近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四美组屋区。说四美组屋区小巧玲珑，是因为占地不大，方圆2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只住上1万6千人，比隔邻的淡滨尼小了10倍以上，彷佛小巫见大巫。

虽然如此，这个小社区有购物中心、超级市场、医院、疗养院、民众俱乐部、地铁站、学校等，不需要踏出四美就已经足以应付日常生活了。

（小巧玲珑的四美组屋区。图片来源：James Seah） 

四美组屋区在1982年开始发展，六年后竣工。这里的街道不多，主干公路为四美道和四美路，组屋区内有四条主要街道：四美一街、四美二街、四美三街、四美四街。四美不像其他大型组屋区，路名五花八门，有道、路、街、巷、弯、环等，五花八门，叫人晕头转向。

大巴窑、女皇镇等地都兴建四五十层的摩天楼了，丹戎百葛高耸如云的达士岭（Pinnacle @ Duxton）甚至频频以天价转售。可是，四美的屋子楼高不过11层，追究其因，是因为这里靠近机场，受到航空条例的限制，高不起来。

“四美”名字的由来

四美靠近樟宜路上段的角落有一方有地私宅，保留着一条叫做Jalan Soo Bee的老街，Soo Bee就是四美。

现在的四美的英文名不叫Soo Bee，而是Simei。大家乘坐地铁，到站前车长通过录音宣布“戏美”。实际上Simei是汉语拼音，只是用英语念出来变成“戏美”，有点登徒浪子般轻佻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发展的组屋区多数以汉语拼音命名，例如义顺（Yishun）、碧山（Bishan）、后港（Hougang）、竹脚（Zhujiao）、正华（Zhenghua）等，后来有些地名实在叫不下去，才将竹脚、正华等还原为Tekka和武吉班让等。

话说回来，既然这个以前统称为樟宜的地方称为“四美”，是否跟中国公认的四大美人有关？

的确，西施、貂蝉、贵妃、昭君，各有不凡的气质，四美四条街，原以四大美人命名，凸显这个小小社区的风范与魅力。

受中文教育人士对美人芳名不仅朗朗上口，脑中还增添了温柔的余韵，但对于不允中文的人士，倒是非常拗口，还不如Mary、Irene、甚至Fatimah、Yati等亲切得多。也有一些在此地土生土长的乡民建议使用原名苏马巴村（Somapar），将四美易名为苏马巴新镇。

结果政府遵循多数民意，1987年中决定四美新镇的名字不变，不过将四大美人窝藏起来，依序重新命名为四美一街至四街。

说将四大美人窝藏起来并不过分，本来她们以优雅的姿态在街道上欢迎居民回家，现在却躲到社区的一角。若要一睹她们的芳泽，可以到下列组屋底层拜会：

貂蝉：大牌146，四美二街；贵妃：大牌107，四美一街；昭君：大牌226，四美四街。至于西施嘛，竟然闹双胞，出现在四美一街的大牌116和123。

四美一街无疑人杰地灵，短短一条街竟然住着环肥的杨贵妃和燕瘦的西施双胞胎姐妹，羡煞旁人也。

（貂蝉：大牌146，四美二街） 

（贵妃：大牌107，四美一街）

（昭君：大牌226，四美四街）

（西施竟然闹双胞，出现在四美一街的大牌116和123）

从前的四美 – 三百依格

发展前的四美是个亚答村落，组屋区地段有一座坟山，由三百依格（Jalan Tiga Ratus）这条绵长弯曲的红泥路贯穿樟宜路上段和乡间小路，直达今日的四美地铁站。

根据老街坊王平的描述，三百依格可以分为前半段与后半段。三百依格的前半段是个海南村，顾名思义，海南人多，庙宇也多。这里的海南人多数是受薪阶层，来自各行各业，虽然收入不丰，但都能勤俭持家，过着平实无华的日子。

（樟宜十英里的三百依格（Jalan Tiga Ratus））

神诞庙会是村民最开心的日子，锣鼓喧天的传统大戏更是村民期待的乡间娱乐，村里的召应祠、排海圣娘、观音庙、南天善堂等都在不同的日子带来欢乐的气氛。孩童们更是乐不可支，最爱光顾那些跟着戏班的流动小贩，一毛钱就可以喝一杯燕窝水。怎么知道那是燕窝水？因为三轮车上有两只燕子的商标。

三百依格的后半段是个农场，村民多数是潮福人，饲养鸡鸭和种植果菜，除了自给自足外，还可以变卖几个钱，生活消费低廉。虽然前村后村住着不同籍贯的人士，大家都各得其所，见面时掺杂着各种方言聊天，彼此都相安无事。

三百依格的华人坟山有福山亭、华山亭等，都是埋葬先人的福地。在祖先庇佑下，君不见乌节路、女皇镇、碧山等地的坟山被铲平后，都成了抢手的地段。愚公移山后的四美不遑多让，成熟的组屋区陆续兴建更多的私人公寓和昂贵抢手的DBSS组屋。

不过住在前四美和附近淡滨尼乡村的居民感觉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去樟宜十条石的星洲电影院看鬼戏，骑单车回家那短短的路上必须越过坟山，只觉夜黑风高，身后鬼影随行，不禁毛骨悚然，只好飞也似地狂驶回家。

坟山是军训之地，上世纪70年代的野外训练常常走过这座坟山，周遭磷火点点，倒是为昔日四美增添了神秘感。

三百依格的坟山一带也有血的记忆。由于坟山比较幽静，成为不法之徒干案的地点。上世纪70年代末，村民陆续搬离，剩下的住户不多，连续两年发生过奸杀案。更早的1963年，甚至在三百依格挖掘出日治期间被集体屠杀的平民骨骸，这些骨骸经过处理后，埋藏在美芝路的蒙难人民纪念碑下。

樟宜十条石

未开发前的四美地段跟新加坡博览中心和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SUTD）统称为樟宜十英里，俗名樟宜十条石。当年的“长路”每隔一英里就有个石碑，十条石指的就是十英里。

樟宜十条石有华人村落、甘蔗园、胶林、椰园、印度人的挤奶场等，走到靠海的一方则是马来渔村，海滩上还遗留着英军的碉堡。现在的东海岸公园大道（ECP）就建在马来渔村前的海面上。沧海桑田间，我们竟然在海上乘着车子，奔驰于商业中心与国际机场间，感觉真奇妙。

（同是樟宜十英里的村落）

博览中心的原地是华人村落，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的地段则是椰园。椰园前还有星洲露天电影院，三毛钱就可以看一套李小龙、王羽、岳华、乐蒂、林黛、林青霞等大明星主演的影片。电影院也定期播放马来片、印度片等，为居民轮流提供娱乐。

电影院旁有个小食摊和书摊，提供生理与精神粮食。书摊除了出租武侠小说外，也让学生孩童坐在那里阅读看连环图，甚受居民的喜爱。

（星洲露天电影院。图片来源：NAS）

（星洲露天电影院旁的小食摊和书摊。图片来源：Roger Tan Kock Hua）

那个战后的年代生育率特别高，小小的樟宜十条石，竟然有四间学校：卐慈学校、民众学校、尚育学校和由日军仓库改建的农民公学。附近不远处还有育民和圣公会。

民众学校和农民公学都是消失的华校。1946年战后创办的民众学校的初衷是为了让日治时期失学的学童受教育，每个年级只有两班。由于全校只有十位老师，万一老师请病假，就由全能的校长来代课。老街坊纪秀枝说民众的学生以潮州人居多，上英文课时，老师使用潮州话来解释。当时不注重英文，读完小六时，连打喷嚏后的“excuse me”都说不出来。

（卐慈学校。图片来源：NAS）

（民众学校。图片来源:NAS）

（农民公学。图片来源: 消失的华校展）

农民公学同样在战后创建，三百依格前段和后段的海南村与福建村的领袖集合资源来办校，为村民提供免费教育。老校友王永炳记得那里鸟语花香，他们甚至将课室搬到户外，在胶林上课，朗朗的读书声与鸡啼犬吠相映成趣。

老街坊金兰在苏马巴村长大，小学和中学在卍慈和圣公会度过。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校与邻里学校的分野，办教育所坚持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理念。既然学校不争排名，家长学生也不需要管它名校不名校，反正学校在住家附近，来往方便最重要。上课前跟小伙伴玩独脚、zero point（跳绳），休息时间玩汽水盖、踢毽子，功课作业都在课堂上完成了，放学后开开心心地跑回家。童年读书的日子就是这么逍遥自在。

金兰还记得卍慈的庄士毅校长住在学校，每天清晨早起，例常在学校操场打太极。多年以后想起老校长，慢慢培养起打太极的习惯。

卍慈学校在1981年搬迁到勿洛北，发展成为一所名校。民众和农民学校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关闭，尚育中小学则在近年来搬到四美三街。建在山坡上的尚育旧建筑提醒路人，四美曾经是个山峦起伏的乡野之地，荒芜的原址成为樟宜十条石仅存的地标，让老街坊回味当年。

（建在山坡上的尚育旧建筑提醒路人，四美曾经是个山峦起伏的乡野之地）

当时苏马巴还有间海南人创办的光武国术团，全盛时期有将近300人学习南拳。师傅再三强调，打功夫必须马步扎实， 宁输一桥手，不输一马步。师傅更开宗明义地教诲年轻人，学武之人最主要的就是武德，意义在于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学员必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准恃强凌弱，炫耀功夫。

鱼塘月色

金兰的后院有个使用粪桶的厕所，必须付钱给工人收集夜香。后来为了省钱省事，索性将厕所建在家门前的鱼塘上，大小号全都排在池塘里。有时雨天水满，等待着美味佳肴的鱼儿在咫尺间虎视眈眈，成为乡村独特的风景线。

另一位老街坊锦贤的老家后来发展成博览中心第一展厅。她家后院有四间如意处，左边的露天粪池中央有两间祖父母专用的“小木屋”，远看就像池塘上搭建的凉亭，小桥流水，风景怡人。

锦贤表示她有特权，可以享用祖父母的专利。做大生意时水花四溅，必须身手灵活，左闪右避。万一动作的幅度太大，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掉进大糞池中。

后来人丁旺盛，爸爸和叔叔们挖掘了两口两层楼高的粪井，地面舖上石灰，用木板围起来，全家二三十人使用这两间厕所。粪井大概在第一展厅的入口处。

如意前，必须先从水井提一桶水，解决后再将水桶高举，确保全部米田共都冲入糞井。人多厕所少，往往必须哀求里头的人快快把生意做完。半夜三更肚子不听话，只好在银色的月光下摸索到无人烟的后院。遇上没有月色的夜晚，周遭黑黝一片，就拿着手电筒或蜡烛去解决。

上世纪80年代，樟宜十条石居民陆续搬迁至勿洛、四美和淡滨尼。新组屋少了屋前屋后广阔的儿童乐园，少了坟山捉迷藏的快感，少了鱼塘月色下的婆娑雅意，也少了嘘寒问暖的人情味，好处是不需为厕所和自来水发愁。

住惯平地的村民搬到高楼，也出现了惧高相关的趣事，例如在电梯里不敢走出来，怕会摔下去，粉身碎骨。有些甚至不敢将衣服晾到外头，怕窗下的围墙会倒塌等。

时光飞逝间，文中所提的四美点滴，竟然是30年开外的东部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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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笔下的新加坡植物园

原文《他们笔下的新加坡植物园》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7月18日

作者：黄坤浩，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

新加坡植物园终于7月4日申请入遗成功了。在全国欢呼声中，我不禁想起了中国当代戏剧家老舍先生的小说《小坡的生日》。他在小说中深刻地描绘1929年新加坡植物园的树林与猴子，它既是1929年植物园景象的定格，又是老一辈童年岁月的生动闪回。

另一位描写过新加坡植物园的名作家是连士升。他1947年南来，受聘为《南洋商报》任主笔，前后20多年。连士升在《新加坡十景》一文中，将“植物园中”列为第五景。他在文中说“到新加坡十二年，…最感觉满意的还是海峡泛舟。”足见他写新加坡植物园是在1959年，屡亲芳泽12年之后，方才热情下笔。这一来新加坡人可幸运了。小小的弹丸之地，竟然有两位文学家相隔30年，先后对新加坡植物园情有独锺，浓墨重笔地为她留下昔日的绰约丰姿。

连士升爱植物园的绿与柔

先说连士升笔下的植物园。他开门见山地说“新加坡植物园，不但是个风景区，而且把新加坡的大名带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接着，他只用几笔轻描园里的奇花异卉，万紫千红，惹人爱怜。迭不妨他笔锋一转，便说服你躺在草地上，嗅一嗅草地的香味，沐浴在赤道的阳光里。他说“园里的草地，修剪地整整齐齐，躺在那种草地上休息，比较任何柔软的席褥还舒服，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草儿把一天来所受的阳光慢慢地吐露出来，那种香味，任何兰麝都赶不上。”他还风趣地加上两句：“我觉得草地是华贵舒适的表现，一般英国人忙碌了半生，只为着一片草地和两条小狗。”

1852年殖民地政府授权“农业园艺协会”开辟植物园。最初考虑到的当然是延续莱佛士爵士的“植物学实验园”。我敢打赌说，创造一个优雅和消闲的绿色空间也是当时英国绅士们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谁料到树胶和胡姬花的经济价值让新加坡从此名扬四海。

（1930年代植物园的棕榈树。图片来源：NAS）

今天，凡是有交响乐演奏的周末午后，面对着湖上音乐台的棕榈谷，众多观众群中，很多是白人男女，三三五五，斜躺在柔柔的绿草地，在悠扬的音乐声中，享受那温热的余晖；有喝啤酒的、有吃三明治的、有拉小孩遛狗的。这就是连士升50年前喻为“华贵舒适的表现”。我们一家也常是其中的风雅客。

（1860年代搭建的音乐台，后来在1930年代改建。图片来源：NAS 1900s）

老舍爱园里的雨林与猴子

在新加坡仅仅逗留5个月的老舍，新加坡植物园又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呢？他借他小说中的主人翁小坡生日那天和妹妹去游植物园，以儿童的视角与幽默的笔触写下了1929年的植物园。这个和1959年连士升所写的有可比性吗？有，他们都提到猴子。哈，那个年代，游园不逗猴子，那不算去过植物园，尤其是孩子，看猴子是首选的娱乐。就像老舍的小坡所说的：

“园中的花木没有一棵好看的，就是好看吧，谁又有工夫去看呢！”小坡这样想“破棕树叶子！破红花儿！猴子在哪儿呢？” 越找不到猴，越觉得四面的花草不顺眼。“猴子！出来呀！”

曾几何时植物园不让养猴子，我也很久很久没走进植物园。还好，连士升没少写猴子。他也说“游植物园，千万不要忘记带花生或香蕉。园里猴子很多，它们一见游客，便表示特别亲密，一包花生，几条香蕉，可以逗猴子玩了大半天。”五、六十年代的植物园的确常有胆子大的猴子在大门口等游客呢。那我们来看看1929年老舍写的猴子是什么鬼精灵：

“看树干上，树枝上，叶儿底下，全藏着 个小猴！喝！有深黄的， 有浅灰的，有大的，有小的，有不大不小的，全鬼头魔儿眼的，又淘气，又可爱。顶可爱的是母猴儿抱着一点点的小猴子，跟老太太抱小孩儿一样。深灰色的小毛猴真好玩，小圆脑袋左右摇动，小手儿摸摸这里，抓抓那里，没事儿瞎忙。当母猴在树上跳，或在地上走的时候，小猴就用四条腿抱住母亲的腰，小圆头顶住母亲的胸口，紧紧的抱住，唯恐掉下来。真有意思！妹妹往地上撒了一把落花生。喝，东南西北，树上树下，全呕呕的乱叫，来了，来了，一五， 一十，一百…数不过来。有的抢着一个花生，登时坐下就吃，吃得香甜有味，小白牙咯哧咯哧咬得又快又好笑。有的抢着一个，登时上了树，坐在树杈上，安安稳稳的享受。有的抢不着，便撅着尾巴向别人抢，引起不少的小战争。”

老舍写得太精彩了。我少年时，在植物园看过这样热闹的猴群家族。如今，有几次独自在猴子出没的树林旁彷徨，不见猴儿的踪影，只听见昆虫吱吱的叫声，心里空落落的，好像失掉了什么。其实，舍不得猴子的不仅是我。二战前后的副园长科那（Corner) 也喜欢猴子。他在马来训猴师的协助下，猴子都听他的，上树顶采摘他指定的果实与标本。猴儿们几乎成了他的义务公务员。后来不知何故，他竟被协助他收集标本的猴子咬伤。可当时并没有一气将猴儿们迁移他处。

（1900年代，洋女孩在植物园内喂猴子。图片来源：NAS）

从连士升的字里行间，他爱植物园的绿与柔。但老舍却看到了热带雨林生存的野性与力量。你看他大笔一挥，热带雨林出现了：

“一片密树林，小树挤着老树，老树带着藤蔓。小细槟榔树，没地方伸展叶子，拚命往高处钻，腰里挂着一串槟榔，脚下围着无数的小绿棵子。密密匝匝，枝儿搭着枝儿，叶子挨着叶子，凉飕飕的摇成一片绿雾。虫儿不住吱吱的叫，叫得那么怪好听的。哈哈，原来这儿是猴子的家呀！”


这是86年前生机勃勃的植物园，跟今天没什么差别吧。但连士升在1959年偏爱园里的那些高耸入云霄的古树，他不禁叹道：“园里古树参天，其中最高的树，达一百尺以上，当它出世的时候，新加坡还是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渔村。”也就说，园里的老树满身疙瘩与褶皱，都披着历史沧桑的印记，见证着岛上数百年来的风云变化，从淡马锡、狮子城、昭南岛、到新加坡共和国，潮起潮落，几度夕阳红。

科纳冒险保护植物园

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植物园由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一名教授接管。正副园长霍尔德姆与科纳几乎被软禁。新加坡沦陷前，科纳先安排妻儿离开。他舍不得这个任职十几年的植物园和热带雨林的研究工作。为了保护植物园与科研的成果，他冒着生命危险以及“卖国贼”的骂名，勇敢地去见日本军政，要求与植物园管理层合作。结果，他竟被委任为秘书兼通译。这期间，他继续做热带植物的研究，并且成功救护了几千本科学书籍与纪录。他与日军的科学家合作愉快，但暗中销毁或藏匿对日军有益的图纸与书籍。他一生献身于科学研究，却因此将自己置身于毁誉参半的处境。

1945年之后，科纳面对新任园长，那极其复杂的环境不亚于日治时期。他最终于1945年11月被遣返英国。但他念念不忘新加坡植物园与园里的猴子。1946他还在动物杂志《Zoo Life》上发表文章，报告善于采摘植物的猪尾猴生态。实际上他的确对新加坡植物园与新加坡的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