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他们笔下的新加坡植物园》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7月18日
作者：黄坤浩，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
新加坡植物园终于7月4日申请入遗成功了。在全国欢呼声中，我不禁想起了中国当代戏剧家老舍先生的小说《小坡的生日》。他在小说中深刻地描绘1929年新加坡植物园的树林与猴子，它既是1929年植物园景象的定格，又是老一辈童年岁月的生动闪回。
另一位描写过新加坡植物园的名作家是连士升。他1947年南来，受聘为《南洋商报》任主笔，前后20多年。连士升在《新加坡十景》一文中，将“植物园中”列为第五景。他在文中说“到新加坡十二年，…最感觉满意的还是海峡泛舟。”足见他写新加坡植物园是在1959年，屡亲芳泽12年之后，方才热情下笔。这一来新加坡人可幸运了。小小的弹丸之地，竟然有两位文学家相隔30年，先后对新加坡植物园情有独锺，浓墨重笔地为她留下昔日的绰约丰姿。
连士升爱植物园的绿与柔
先说连士升笔下的植物园。他开门见山地说“新加坡植物园，不但是个风景区，而且把新加坡的大名带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接着，他只用几笔轻描园里的奇花异卉，万紫千红，惹人爱怜。迭不妨他笔锋一转，便说服你躺在草地上，嗅一嗅草地的香味，沐浴在赤道的阳光里。他说“园里的草地，修剪地整整齐齐，躺在那种草地上休息，比较任何柔软的席褥还舒服，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草儿把一天来所受的阳光慢慢地吐露出来，那种香味，任何兰麝都赶不上。”他还风趣地加上两句：“我觉得草地是华贵舒适的表现，一般英国人忙碌了半生，只为着一片草地和两条小狗。”
1852年殖民地政府授权“农业园艺协会”开辟植物园。最初考虑到的当然是延续莱佛士爵士的“植物学实验园”。我敢打赌说，创造一个优雅和消闲的绿色空间也是当时英国绅士们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谁料到树胶和胡姬花的经济价值让新加坡从此名扬四海。
（1930年代植物园的棕榈树。图片来源：NAS）
今天，凡是有交响乐演奏的周末午后，面对着湖上音乐台的棕榈谷，众多观众群中，很多是白人男女，三三五五，斜躺在柔柔的绿草地，在悠扬的音乐声中，享受那温热的余晖；有喝啤酒的、有吃三明治的、有拉小孩遛狗的。这就是连士升50年前喻为“华贵舒适的表现”。我们一家也常是其中的风雅客。
（1860年代搭建的音乐台，后来在1930年代改建。图片来源：NAS 1900s）
老舍爱园里的雨林与猴子
在新加坡仅仅逗留5个月的老舍，新加坡植物园又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呢？他借他小说中的主人翁小坡生日那天和妹妹去游植物园，以儿童的视角与幽默的笔触写下了1929年的植物园。这个和1959年连士升所写的有可比性吗？有，他们都提到猴子。哈，那个年代，游园不逗猴子，那不算去过植物园，尤其是孩子，看猴子是首选的娱乐。就像老舍的小坡所说的：
曾几何时植物园不让养猴子，我也很久很久没走进植物园。还好，连士升没少写猴子。他也说“游植物园，千万不要忘记带花生或香蕉。园里猴子很多，它们一见游客，便表示特别亲密，一包花生，几条香蕉，可以逗猴子玩了大半天。”五、六十年代的植物园的确常有胆子大的猴子在大门口等游客呢。那我们来看看1929年老舍写的猴子是什么鬼精灵：
“看树干上，树枝上，叶儿底下，全藏着 个小猴！喝！有深黄的， 有浅灰的，有大的，有小的，有不大不小的，全鬼头魔儿眼的，又淘气，又可爱。顶可爱的是母猴儿抱着一点点的小猴子，跟老太太抱小孩儿一样。深灰色的小毛猴真好玩，小圆脑袋左右摇动，小手儿摸摸这里，抓抓那里，没事儿瞎忙。当母猴在树上跳，或在地上走的时候，小猴就用四条腿抱住母亲的腰，小圆头顶住母亲的胸口，紧紧的抱住，唯恐掉下来。真有意思！妹妹往地上撒了一把落花生。喝，东南西北，树上树下，全呕呕的乱叫，来了，来了，一五， 一十，一百…数不过来。有的抢着一个花生，登时坐下就吃，吃得香甜有味，小白牙咯哧咯哧咬得又快又好笑。有的抢着一个，登时上了树，坐在树杈上，安安稳稳的享受。有的抢不着，便撅着尾巴向别人抢，引起不少的小战争。”
老舍写得太精彩了。我少年时，在植物园看过这样热闹的猴群家族。如今，有几次独自在猴子出没的树林旁彷徨，不见猴儿的踪影，只听见昆虫吱吱的叫声，心里空落落的，好像失掉了什么。其实，舍不得猴子的不仅是我。二战前后的副园长科那（Corner) 也喜欢猴子。他在马来训猴师的协助下，猴子都听他的，上树顶采摘他指定的果实与标本。猴儿们几乎成了他的义务公务员。后来不知何故，他竟被协助他收集标本的猴子咬伤。可当时并没有一气将猴儿们迁移他处。
（1900年代，洋女孩在植物园内喂猴子。图片来源：NAS）
从连士升的字里行间，他爱植物园的绿与柔。但老舍却看到了热带雨林生存的野性与力量。你看他大笔一挥，热带雨林出现了：
“一片密树林，小树挤着老树，老树带着藤蔓。小细槟榔树，没地方伸展叶子，拚命往高处钻，腰里挂着一串槟榔，脚下围着无数的小绿棵子。密密匝匝，枝儿搭着枝儿，叶子挨着叶子，凉飕飕的摇成一片绿雾。虫儿不住吱吱的叫，叫得那么怪好听的。哈哈，原来这儿是猴子的家呀！”
这是86年前生机勃勃的植物园，跟今天没什么差别吧。但连士升在1959年偏爱园里的那些高耸入云霄的古树，他不禁叹道：“园里古树参天，其中最高的树，达一百尺以上，当它出世的时候，新加坡还是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渔村。”也就说，园里的老树满身疙瘩与褶皱，都披着历史沧桑的印记，见证着岛上数百年来的风云变化，从淡马锡、狮子城、昭南岛、到新加坡共和国，潮起潮落，几度夕阳红。
科纳冒险保护植物园
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植物园由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一名教授接管。正副园长霍尔德姆与科纳几乎被软禁。新加坡沦陷前，科纳先安排妻儿离开。他舍不得这个任职十几年的植物园和热带雨林的研究工作。为了保护植物园与科研的成果，他冒着生命危险以及“卖国贼”的骂名，勇敢地去见日本军政，要求与植物园管理层合作。结果，他竟被委任为秘书兼通译。这期间，他继续做热带植物的研究，并且成功救护了几千本科学书籍与纪录。他与日军的科学家合作愉快，但暗中销毁或藏匿对日军有益的图纸与书籍。他一生献身于科学研究，却因此将自己置身于毁誉参半的处境。
1945年之后，科纳面对新任园长，那极其复杂的环境不亚于日治时期。他最终于1945年11月被遣返英国。但他念念不忘新加坡植物园与园里的猴子。1946他还在动物杂志《Zoo Life》上发表文章，报告善于采摘植物的猪尾猴生态。实际上他的确对新加坡植物园与新加坡的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