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现在》2016年3月7日
图片及其说明是博主加上去的
1942年2月15日，日本军占领新加坡，开始长达3年8个月的恐怖统治。接着，日军政府取缔英校，养正学校停课。
校方因此紧急储备粮食，在校内“半边月”区筑起防空壕。礼堂成为住校老师的住宿处。图书馆藏书分装数箱子，放在“第三斋”的货仓。至于八角亭的贵重乐器，则搬去广惠肇留医院保存。
几个月后，日军政府通令各校开课，但禁止英文科教学，也不允许华文教学。接着下令以日本语教学，老师们被安排学习日本文，“学成”后教学生。学生所学到的日本语文水平如何，可想而知！已故茹瑜贞老师就当过一两年日文老师。日本学者渡边洋介说，日治期新加坡教育政策，着重点是传授日语教育，弘扬日本帝国精神，将各民族文化合一日本文化，促使人民成为天皇臣民，效忠日本。
（日治时期上日语课。图片摄于《新加坡700年》展）
曾在日治时期（1942-1945年）在养正学校就读的校友杜崇谦记得，那时养正每天早上的升旗礼有“宫城遥拜”仪式，吹喇叭，升日本国旗，向天皇鞠躬。同期校友卢鹤龄也记得每星期唱一次日本国歌《君之代》。杜崇谦的兄长崇惠说是在星期一。日语教学开始是每天一小时，后来增加节数。只有老师有日文课本，学生要抄写黑板上的课文。事实上，虽然学校禁用华语教学，废止华文科，但在没有华文课本的条件下，老师们依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有时候用广东话），传授学生中国传统价值观，教育爱国精神。
由于日本军政府对华人逼害，如检证，下令缴纳奉纳金，造成新加坡华人产生抗拒、仇日心里。有些华人干脆令孩子退学，宁可去私塾继续读书，导致皇民教育的失败。
1942年2月18日到3月4日，日本宪兵开始检证（肃清）。命令所有18-50岁的男子，到指定地点集合报到检查。凡被嫌疑参与抗日的华人，一律处死。这就是日军在新加坡进行的大屠杀。养正学校董事梅启康（1896-1942），因参与抗日筹赈，登台演剧被捕。他不愿招供而遭处决。养正第11任校长张勉之被捕后一去不回。老师罗澄华也是被检证，从此消失人间，一位方姓老师也被检证遇害。唯一幸运脱难是美术老师刘先德，他被捉去检证后获释，从鬼门关跑回来。
（梅启康：台山人，九岁跟父亲来到新加坡，是抗战文艺运动的佼佼者。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945年9月，日本军无条件投降，随即在10月2日复办开课，学生有900多人，翌年增至1800人。很多学生已超过12岁（小学毕业升中学年龄）。这因为在日治期间，很多适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一至三年的失学，造成难以补偿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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