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民谣《日本天》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装修后重新开馆，9月20日下午有两场“潮州民谣教唱”。蔡美娥发表了她的潮州民谣创作《日本天》，简单扼要的将三年六个月的日治时期的惨痛经历表达出来，其中包括屠杀了5万至10万名华人和粮食不足的困境。
《日本天》，潮州歌谣
作者：蔡美娥 Chua Mui Ngoh，copy right 2015
日本天，昭和年，
三年六个月，断米断糖断牛乳。
大检证，叫肃清，其实就是清男丁。
山芭内，樟宜海，数万冤魂无尸骸。
华语、粤语版：
日本天，昭和年，
三年六个月，断米断糖断油盐。
大检证，叫肃清，其实就是清男丁。
山芭内，樟宜海，数万冤魂尸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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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语歌谣《日本天》，作者：蔡美娥）
关于屠杀华人事件，日军攻入马来亚后，马共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942年1月），并派人到新加坡受训，然后潜入马来亚打游击战。另一方面，海峡殖民地志愿军团的新加坡华人也在新加坡沦陷前响应英军的号召，匆匆成立了星华义勇军，由英国中校John Dalley领导，简称Dalforce。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日军通过检证来进一步“肃清”这些抗日的华人，当时日军宁可杀错，不可放过，造成大屠杀的惨剧。一些幸存的星华义勇军潜入马来亚，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起打游击战。
Karl Hack和Kevin Blackburn 的书中收录了两段大屠杀现场侥幸生还者的记忆[1]。1942年2月20日，日军将约70名华人带到樟宜海滩，在海边将他们射杀。其中有四人被误以为已经死去，后来他们逃走了。隔天，樟宜监狱的俘虏被令去处理这些死尸，发现一名生还的华人，协助他逃生。
在丹娜美拉沙滩，也就是今天的机场所在地，Chua Choon Guan和Cheng Kwang Yu描述他们的经历。1942年2月22日，日军将400至600名华人带到此处，黄昏低潮时将他们集体射杀。他们在1947年的战犯审讯时出面供证，指出能够生存是因为受难者实在是太多了，日军无法在每个尸体上再捅上一刀。据说接下来的三个黄昏，同样的屠杀情景都重复上映。
战后新加坡在勿洛建屋子，工人在勿洛南的“死亡谷”（The valley of death）发现另一个屠杀现场，估计约两千人死在该处。过后在新加坡各地发现更多相关的骨骸。
新加坡沦陷前五天出生（1942年2月10日）的黄坤浩追忆那段“断米断糖断牛乳”的日子。他的出生证写着2602年出生，那是从神武天皇即位的公元前660年起计算的纪年，而不是六百年后的未来人。他的出生地为昭南市，也就是易名后的新加坡。由于母亲瘦小又缺粮，奶水不足，只好将香蕉磨出乳汁，煮成适宜一口一口喂食的“炼奶”。
Karl Hack和Kevin Blackburn 的书中收录了两段大屠杀现场侥幸生还者的记忆[1]。1942年2月20日，日军将约70名华人带到樟宜海滩，在海边将他们射杀。其中有四人被误以为已经死去，后来他们逃走了。隔天，樟宜监狱的俘虏被令去处理这些死尸，发现一名生还的华人，协助他逃生。
在丹娜美拉沙滩，也就是今天的机场所在地，Chua Choon Guan和Cheng Kwang Yu描述他们的经历。1942年2月22日，日军将400至600名华人带到此处，黄昏低潮时将他们集体射杀。他们在1947年的战犯审讯时出面供证，指出能够生存是因为受难者实在是太多了，日军无法在每个尸体上再捅上一刀。据说接下来的三个黄昏，同样的屠杀情景都重复上映。
战后新加坡在勿洛建屋子，工人在勿洛南的“死亡谷”（The valley of death）发现另一个屠杀现场，估计约两千人死在该处。过后在新加坡各地发现更多相关的骨骸。
（勿洛南的“死亡谷”。图片来源：Karl Hack[2]）
有些比较幸运，付得起钱的人家，则从印度牧牛人那儿购得新鲜牛奶，用慢火煨煮，直到适合婴儿饮用的奶质。
（黄坤浩吟唱《日本天》，并追述喝香蕉奶的日子）
物资替代品
由于战前的新加坡是一个现代都市，主要依赖进口食物。日军政府充公了岛上所有仓库商店的白米、白糖、食盐、食油、布料等重要物资，加上停止供应商入口，因此物资短缺，自1942年7月起禁止商店零售，实施配给制。只有持有“安居证”的家庭才可获得一张食物配给登记卡，到持有经营准证的商店购买粮食。对当时的居民而言，排队数小时购买配给品是生活的常态。
（安居证）
（粮食购买卷。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随着战争时局的发展，本地粮食供应紧张，以白米而言，1942年每人每月20斤（12公斤。1日本斤=600克）。到了战争结束前，每名成人男性只得8斤。
米粮不足，几乎每寸土地都用来种植木薯、番薯等主食。这些高淀粉低脂低蛋白质的食物导致人们缺乏维他命B，许多人患上脚气病。民间使用土方，吃浸泡过夜的生绿豆来补充维他命B，将蛋壳磨成粉末来补充钙质，用拉让草和海棠花煮水来补充营养，使用椰糖来取代白糖，棕榈油和椰油来取代花生油和牛奶等。
榴梿味道鲜美，而且一身是宝。榴梿种子不能生吃，水煮后则可以食用，榴梿壳留下来当作燃料，任何物资都不浪费。
其他各族人士也有新发明，印度人用醋搽满全身来退烧，他们相信体温会跟着水分蒸发而下降。
跟日本人关系良好的欧亚族人巴克勒医生（Dr C J Paglar）自己酿制了“神奇水”。他将烧热的铁板放进水里，制造出含铁质的营养水，装在小瓶子里配给贫血病人饮用。
死神来得太早
民间土方始终敌不过瘟神死神。1944年，一百万余的新加坡人口中，一年间就有4万多人死亡，是战后1946年的自然死亡率的三倍；死亡的婴儿将近9千人，比1940年高出两倍。
吴焕美（1933-1944）是其中一名患上脚气病而不治的男生。小男孩有一副好嗓子，有时为日本人唱歌而得到白米和糖的奖励，父亲因为穷困而无法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治疗，在亲笔书写的悼词中，表达了丧子的绝望与哀痛。
（吴焕美的父亲一字一泪写下悼词。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婴儿傅添土有一张“玄米粉（糙米粉）配给票”，当时的婴儿可按月领取糙米粉，作为婴孩替代食品。傅添土刚满一岁就夭折了，很可能是因为糙米粉取代奶粉所造成的。
当年的目击者回忆，虽然市面上粮食不足，但日军军营和军政府的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米粮，专门保留给日本人和支持者，显示了日军刻意制造粮食不足的局面，然后施行特别配给制，以此来控制本地社群，迫使他们跟军政府合作。
（日本军政府尝试打造大东亚共荣，和乐升平的景象。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 Karl Hack, Kevin Blackburn,《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p154, Routledge Curzon 2004
[2] Karl Hack, Kevin Blackburn,《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p161, Routledge Curzon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