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墓地公园（二之一）

原文刊登于《源》杂志第110期，2014年8月

实龙岗中心附近Chuan Hoe Avenue的“日本人墓地公园”是个由专人管理的坟场，它更像是设在私人住宅区内的社区公园。

（实龙岗中心附近 Chuan Hoe Avenue 的“日本人墓地公园”）

（幽静的墓园，有许多跟百余年新加坡史擦身而过的故事）

19世纪末，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这块七公顷的橡胶园作为日本人墓地，埋葬那些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的南洋姐。南洋姐是早期在新加坡当妓女的日本女子的别称。墓地公园陆续多了住客，910个墓碑下有日本女子、文人、和尚、医生、商贾和军人。坟墓会说话，多年以后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围绕着19与20世纪的民族与历史的课题。他们之所以长埋在新加坡，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大时代的脉络。

（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这块七公顷的橡胶园作为日本人墓地）

商场内的南洋姐

暂时把视线拉到新加坡市区内一座人气鼎盛，由修复后的旧建筑与透光玻璃组成的购物中心---白沙浮广场。1980年代末，政府将黑街的人妖与美味的路边摊请走后，重新打造白沙浮。白沙浮广场内还保留着早年的街道，如Bugis Street（黑街）、Hylam Street（海南街）、Malabar Street（马拉伯街）、Malay Street（马来街）等。

这一带曾经是个“日本村”，马来街俗名日本娼寮街，是早年日本妓院的大本营。物换星移，很难想象昔日的白沙浮广场的排屋背后曾经埋藏着几许日本少女的似水年华。人生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借助于墓地公园与现代购物商场内保留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阡陌间回顾一段生命的交汇。

（白沙浮广场内还保留着早年的街道，曾经是个“日本村”，是早年日本妓院的大本营。）

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等客人上门。这种妓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1868年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与明治交替的阶段，是个内忧外患，贫困潦倒的国家，除了将客工送到夏威夷、关岛、美洲、婆罗洲、苏门答腊和澳洲等地谋出路之外，还通过售卖良家少女到新加坡赚取外汇。卖身外地的风尘女子寄回家乡的汇款是日本继丝绸和煤炭后的第三大经济支柱，加速了日本现代化的步伐，也俸养了一群对“大东亚共荣圈”虎视眈眈的军国主义者。

南洋姐是最初大量移民到新加坡的日本人，比人们憎恨的二战军人早了七十多年。南洋姐这美丽值钱的商品来到新加坡后，带动了其他相关行业如美食、医疗、时装、汇款中心等。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摄影展馆展示了一幅南洋姐的合照，在不知不觉的娥眉淡扫中，这个城市已经记录下她们的容颜。

（在不知不觉的娥眉淡扫中，这个城市已经记录下南洋姐的容颜。NAS c.1900s）

James Francis Warren翻查了新加坡的档案文件，为早期流落新加坡的中国与日本风尘女子写下《Ah Ku and Karayuki-San：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日本纪实文学作家山崎朋子长期以来关注着近代日本底层女性的命运，揭开了被时代遗忘的女人的面纱。头家离不开苦力，苦力离不开妓女，男人卖力气，女人卖身子，大时代、大环境的脉络下勾勒出不知名的小人物的一生。

二战前的日本妓院分布在大坡和小坡，附近是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居住的地方。1877年（明治十年），马来街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了1887年（明治二十年）南洋姐有整百人；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妓院增至83所，南洋姐610人。日俄战争爆发时（1904年）有妓院110所，南洋姐902人，属于高峰期，顾客群除了车夫与苦力外，还有许多路过的军人和水手。

（二战前的日本妓院分布在大坡和小坡，附近是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居住的地方。图片来源：《Ah Ku and Karayuki-San：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

明治年代的日妓来自九州的长崎县与熊本县，当时九州的杂税高达百分之五十，艰苦的农村生活促使家长们将女儿当作商品般出售。对于长崎大家不会感到陌生，二战结束前，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市内，约15万平民丧生。如今8月9日我们庆祝新加坡国庆，长崎人民则纪念和平。

经过明治维新而日益富强的日本，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日本落实“富国强兵”的政策，快速提升经济实力，跟着强化军事力量，在1895年以及1905年短短十年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中击败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1910年朝日战争中日本也告捷，晋升为亚洲军事强国，非但在朝鲜和台湾殖民，还在中国境内成立伪“满州国”。

随着经济日益强盛，日本政府已不需要依靠贩卖南洋姐赚取外汇。1920年， 日本政府以国耻为由，禁止日本女人在国外卖身，不过基于认同感，许多南洋姐都不愿回乡。日本人加在南洋姐的名堂是很屈辱性的，如丑业妇、贱业妇、娘子军、卖笑妇等，南洋姐怕被家乡和族人排斥，宁愿继续留在本地，当时滞留在新加坡的日妓约2000人。

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也不可幸免，秋来春去的滚滚红尘中，农村女子重复着过去的宿命，以最原始的本钱，往外寻找出路去了。

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息息相关，“大东亚共荣圈”的谬思则促使日本通过军国主义向外扩张，野心勃勃地打算与纳粹德国瓜分世界。日本妓女的墓碑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及一万多名死在战场上的部下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将历史逻辑化。

（日本妓女的墓碑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及一万多名死在战场上的部下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将历史逻辑化。）

南洋姐的青春年华都湮埋在异地的荒草中，这些墓碑群没留下什么资料供后人去挖掘深埋在地底下的故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慈音信女”、“端念信女”、“忍芳信女”、“妙芳信女”等，好些粗糙的墓碑显然是死者所结交的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她们的墓碑并非对着东北的故乡，而是面向墓园里，位处西方的地藏菩萨。

南洋姐不具真名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保存一点生命的信念，希望在虔诚的祈求下，来世能够过个好日子；另一个可能性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坏了名声。

至于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除了民族恩怨、人生沧桑外，可能也包含着许多国际谍情与政治风波。也许在众多信女当中，某些还曾经因为她们的纤纤玉手与丝丝柔情，牵动了由血泪枪弹谱成的昭南岁月。

（南洋姐的石碑上刻着戒名，可能是为了保存一点生命的信念，也可能是刻意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坏了名声。）

地藏菩萨

日本人墓地公园供奉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福慧兼备，以福德与智慧普渡众生。从佛祖离世到弥勒菩萨降生，需要经历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佛祖说：“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位菩萨代表我去拯救众生，他便是地藏菩萨。”

（佛祖说：“有一位菩萨代表我去拯救众生，他便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的六名使者）

地藏菩萨的宏愿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生生世世以来，所有众生，有一人未成佛的，都要加以接引，最后才轮到自己。地藏菩萨可以到天上救人，可以到人间救人，可以到灵界救人，也可以到饿鬼道、畜生道和地狱道去，在六道中拯救众生。因此除了拯救南洋姐外，祂也拯救在新加坡战死，或因犯下战争罪行被处死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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