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旅者的身份，在乔治市行行走走的其中一个方式，是通过穿横街走窄巷，感染一下当年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下所打造的人文气息。
南华医院街口的广福宫观音亭
南华医院街 （Lebuh Muntri）和椰角街 （Lebuh Pitt）的路口有一座古老的庙宇，叫做“广福宫”，当地人叫 “观音亭”，英国人称为Ghines Church（1803年Leith地图），建于嘉庆五年（1800年），比新加坡开埠的日子还古老（1819）。
（广福宫观音亭，建于嘉庆五年（1800年））
据说当时的乔治市，华人来自广东和福建，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而经常发生争执，动口无法解决的事务就通过格斗来解决。后来大家都意识到彼此都是同路人，身在异乡为异客，在这个朝廷帝权管不到，殖民地政府不理解，也不想干预的移民社会中应该以和为贵，于是两派人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广福宫观音亭，类似年代更古老的马六甲青云亭那样，作为华社的代理政府机构，处理华人事务，解决纠纷。广福宫供奉观音这个华人先民所共同依赖的神明，成为两百年来凝聚社群，安顿人心的组织。
从建庙的碑文，可以发觉到1800年已经有许多华人先民在乔治市居住，还借鉴了马六甲华人自主的制度，已经委任了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事宜。
捐钱建庙众信徒中，有一位叫陈送的，是当年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州府出名的私会党头子，还被形容为心狠手辣的黑帮人马。不过确实是否如此，或是为了地盘而引起纷争，就有待考究了。
甲必丹是Captain的直译，当时多数华人不会英语，Captain是挺拗口的，还是甲必丹方便得多。
（广福宫捐款碑记）
相信在那个时候，广东人已经有一定的实力，比如跟着莱佛士到新加坡的曹亚志便是祖籍广东台山端芬村的“槟城人”，他二十岁（1802）到槟城的漆木街当木工，当时已经有许多来自广东四邑（新会、开平、台山、恩平）的先民在那儿从事泥水木匠等作业。1819年莱佛士的船队在槟城招募员工，曹亚志被雇用，在莱佛士的旗舰“印第安娜号”（Indiana）当木匠。
曹亚志来到新加坡后，先设立曹家馆，三年后（1822）成立宁阳会馆，槟城的宁阳会馆则创建于1833年。
那个年代联系南来的先民的，除了会馆和庙宇外，就是私会党了。义兴和海山都是当时槟城规模庞大的私会党，组织还延伸到新加坡。19世纪末，新加坡的义兴公司关闭前，将实龙岗的最后一块地捐献给陈笃生医院，受保留为广惠肇留医院里围绕着霍然亭的四栋建筑。新加坡海山公司虽然同样在社团法令下解散，但海山街还留在老人家的脑海中。海山街就是牛车水的Upper Cross Street。
相比之下，柔佛新山的义兴公司则气势非凡多了，可以光明正大的帮柔佛苏丹打天下，解散前将剩余的资金捐献给宽柔学校。宽柔在华民的精心打造下，还发展到设立南方大学，通过教育传承来达到永恒。
义兴街的海记栈
义兴街的官方名字是Lebuh Gereja，也就是 Church Street，取名自街上的天主教堂。19世纪的华人称它为义兴街，因为当时十分风光的义兴公司将总部设在这里。1894年，义兴的产业由海山派的郑景贵收购后，在原地重建出一栋别树一格的海山总部，命名为“海记栈”。这栋郑景贵的豪宅，除了有两个入口处外，同时运用了中式的木雕嵌板、英式的地砖和苏格兰式的锻铁围栏，中西合璧下显示出主人的财气、身份、权势与地位。
（郑景贵收购义兴产业后，刻意在原地重建出一栋别树一格的豪宅作为海山总部，命名“海记栈”）
（海记栈数度易手，现为“槟城侨生博物馆（Penang Peranakan Mansion）”）
郑景贵选择在义兴原址建新楼，似乎有意渲染海山将义兴击败，要彻底根除义兴的历史痕迹，使义兴荡然无存。只是没想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义兴街并没有消失。
既然郑景贵这么霸气，乔治市应该少不了以他本人命名的老街吧？的确，而且不只一条，而是两条，包括阿贵街（Lebuh Ah Quee）和景贵街（Lebuh Keng Kwee）。
郑景贵跟当年的海外华人一样，发迹后将部分财富回馈社会，在槟城和霹雳建庙宇设立会馆，也荣归故里，修坟建屋，捐款救灾办学等。
（阿贵街（Lebuh Ah Quee））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海记栈数度易手，现主人孙松茂将海记栈打造成“槟城侨生博物馆（Penang Peranakan Mansion）”，馆内还保存着郑景贵穿上资政大夫二品官服的画像。据说孙松茂出手阔绰，农历新年前还设宴招待当地的向导，所以他们都很乐意介绍游客到博物馆参观。
1799年，私会党已经在槟城公开活动，海山公司以槟城为大本营，靠商业与采矿业为生。海山领袖刘亚昌供述（1825年），海山会拥有三百只小船，还结集一万五千名暹罗人，一千名华人及八千名马来人秘密谋叛，在乔治市公开纵火，制造暴乱。初期，维持公司运转的基金必须向外界鸠收，对象包括商店、娼寮、烟馆、赌馆、小贩、酒馆等。
海山与义兴之争
关于客家帮的海山首领郑景贵和义兴两大私会党之间的纠纷，在1861年至1872年间爆发了三次“拉律暴动” （Larut Wars，1861，1865，1872），赔上许多华工的性命，两党间的腥风血雨一直到1874年才划下句点。
拉律是现在霹雳州的太平。19世纪初的拉律还是个名不见经传之地，据说只住了三名华人，后来税务官Long Jaffar到槟城雇请华工前来拉律开采锡矿，然后将锡苗出售给槟城华商，跟槟城华商的关系日渐密切。
19世纪中叶，拉律的华人开始日益增多，在 Asam Kumbang（阿三古邦）、Krian Pauh （吉辇包，今太平监狱所在地）和 Kamunting （甘文丁）一带定居。到了1874年，华人人口约三万人。
1861年第一次拉律暴动，起因是矿场争夺水源，海山将义兴打败。
1865年第二次暴乱是因赌博起争执，海山扣留了十四名义兴党员，杀了十三名，留下一个活口；义兴党员反击，烧杀了四十名海山党员。
1872年第三次暴乱，义兴党魁李亚坤跟海山党魁郑景贵的近亲通奸被捕，结果奸夫淫妇被浸猪笼。义兴心有不甘，由陈亚炎率领人马，将海山党员逐出拉律。海山为了复仇，假意邀请义兴首领前往峇东（Matang）讨论委任华人甲必丹事宜，接着派重兵袭击留在拉律，毫无防备的义兴党员，死了整千人。
那时霹雳苏丹无法平息这场冲突，英国人看准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由海峡殖民地总督 Andrew Clarke出面（新加坡河的克拉码头因他得名），会见两大巨头，委派后来成为第一任华民护卫司的毕麒麟（Protector of Chinese，William A. Pickering）到槟城为和谈铺路。
1874年1月16日，各有关人士在邦格岛（Pangkor Island）举行历史性的邦咯会议，跟拉律的两个华人党派首领会商，义兴由陈亚炎率领，海山由郑景贵带领。
《邦咯协约》（Treaty of Pangkor）终于在1874年1月20日由二十六名出席会议的华人领袖签署。在邦咯协约中，拉惹阿都拉（Raja Muda Abdullah）被推举为霹雳州第26任苏丹。
两党领袖所签署的“和平”条款包括：
（一）停止械斗，解除武器，拆除防御工事。
（二）自由回返拉律，重操旧业。
（三）不可破坏拉律的和平，任何一方若不依照条文行事，将被罚款五万元。
英国根据《邦咯协约》，委派参政司常驻霹雳，州内一切政务都由参政司做主，实际上是把苏丹架空。霹雳州就这样落入英国人手上，丰富的锡矿也成为英国人的囊中物。
为了重新整顿拉律市镇，英国政府接受以中文名“太平”（Taiping）为拉律重新命名，取义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永远太平，将拉律送入历史。
（为了重新整顿曾经腥风血雨的拉律市镇，拉律改名“太平”（Taiping），希望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永远太平。）
第三次拉律暴动是历史转捩点，启开英国政府势力介入马来半島的序幕，除了由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三州府组成的海峡殖民地外，1884年成立了马来联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1909年成立了马来属邦（柔佛，吉兰丹，吉打，丁加奴，玻璃市），马来半岛完全落入英国手中。
两百年前史迹的现代版
行行走走中，不难发现我们的祖先下南洋，拼死拼活为了衣锦还乡之余，因语言、帮派、地缘、地盘等产生了重重误解，结果以最原始也是当今被视为最野蛮的格斗方式来解决争端。这种发生在槟城的武力冲突同样发生在当年的新加坡。
鷸蚌相争，渔人得利，英国人轻易夺得马来半岛全部资源，是极其出色的谋略家。
两百年后，本地社会上多了“仇外”（xenophobia）这个词汇。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安定了几十年，晋级世界六大富国。照经济理论而言，大家应该安居乐业，少有所依，老有所靠才是，但昂贵的生活费与国人感觉到被边缘化的移民政策，使人民对未来失去安全感，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将两百年前因“语言、帮派、地缘、地盘”所发生的江湖血腥放入今天的仇外情绪中，还是一样管用。
我觉得非常纳闷，我们的社会精神面貌停留在两百年前吗？还是我们的当权者跟当年殖民地的当权者一样，存在着阶级的分野，无法无法真正跟民间沟通？“仇外”这个词语是由政府提出来的，如果认真研究起来，人们未必是仇外，而是对执政党的某些处理事情的方式极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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