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莱佛士吃了法夸的乳酪？- Raffles and Farquhar (4 of 6)

苏菲雅

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莱佛士能够正名，他身后默默耕耘的妻子苏菲雅（Sophia Raffles）功不可没。

(苏菲雅Sophia Raffles)

莱佛士与法夸的恩怨并不因1826年莱佛士脑出血病逝而了断，1830年莱佛士的遗孀苏菲雅自费出版《莱佛士回忆录》（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说建立新加坡这块殖民地完全是莱佛士的功劳。法夸当然不服，他坚持他的功劳并不小于莱佛士，功绩就交由世人来评价。直至1839年入土为安，法夸的墓碑还刻上他才是真正的奠基者：

“During 20 years of his valuable life he was appointed to offices of high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civil government of India having in addition to his military duties served as Resident in Melaka and afterwards at Singapore which latter settlement he founded.”

( 法夸的墓碑还刻上他才是新加坡真正的奠基者 )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苏菲雅为莱佛士的名誉向EIC讨公道而写下回忆录，莱佛士很可能早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苏菲雅是莱佛士的第二位妻子，在莱佛士从新加坡返回英国的这段时间里，苏菲雅一直陪伴着莱佛士，这段经历使苏菲雅能够从一个熟悉的视角去撰写回忆录。苏菲雅所写的回忆录，强调了莱佛士留下的业绩，尤其是他为新加坡所做的贡献。这本回忆录成为学者们所使用的重要文献之一。

（莱佛士回忆录，1830）

是谁吃了法夸的乳酪？

双英对决争功，主要有三大争论点：第一，是谁独具慧眼，认为新加坡是个宝，应该在新加坡设立中途站？第二，是谁在新加坡运筹帷幄，打下江山？第三，在选择新加坡为中途站与发展新加坡之间，孰轻孰重？

根据“民间版本”《Tuhfat Al-Nafis》 （The Precious Gift）的记载，1818年底，法夸曾经找过副王Raja Ja’afar，为日后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铺路。不过法夸通过荷兰商人Adrain Keok的女婿带信，消息传到荷兰人手中，使到莱佛士几乎没有时间反应，必须迅速实行“新加坡计划”。至于跟东姑隆签约而不是荷兰人承认的苏丹阿都拉曼（Sultan Abdul Rahman），这个想法也源自法夸，他只是在等待莱佛士批准后才付诸行动。

根据另一个“民间版本”《阿都拉传》的记载，在前往新加坡时，莱佛士受印度总督指示，必须回去亚齐（Acheh）解决国王与亲属间的争端，留下法夸前往新加坡。天猛公是在1819年向法夸解释当时的局势，促成后来莱佛士签下租约时委任东姑隆为苏丹胡先。与《Tuhfat Al-Nafis》相辅对证，民间版的合理解释是法夸跟天猛公面谈后，一行人讨论跟东姑隆签约的可行性。莱佛士分析利害关系后，觉得这个做法一方面能够避开荷兰锋头，另一方面又可以设立中途站与荷兰抗衡，就此作出决定。

根据Turnbull参考了大量文献的“官方版本”，莱佛士获得上司同意，聘请法夸。1816年10月，法夸向槟城总督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殖民地。既然是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他真正心仪的是日后常提起的卡里蒙岛（Karimons）。

（卡里蒙岛Karimons是自有航海记载以来一个重要的地标，但没有天然屏障，也不宜居。）

1818年，在新上任的槟城总督James Bannerman的指示下，8月19日法夸与代表柔佛苏丹阿都拉曼的武夷士（Bugis）副王Raja Ja'afar签下最惠国条约。

1819年1月16日，莱佛士指示法夸到卡里蒙岛考察，但不准自行在卡里蒙岛设立任何基地。过后，法夸必须东行到新加坡。如果觉得新加坡适合，同时荷兰人还没有立足此地，法夸就转程到廖内接洽。

法夸乘搭“恒河号”（Ganges）与早已在新加坡西部30公里的卡里蒙岛等候的测量船“发现号”（Discovery）取得联络，以便将测量到的水域详情交给法夸，恒河号在两艘运兵船“水星号”与“尼尔楚斯号”的陪同下，与两艘测量船“发现号”与“勘察号”（Investigator）在卡里蒙岛会合。

随莱佛士从槟榔屿开出的舰队包括巡洋舰“明托号”（Minto）、双桅纵帆船“创业号” （Enterprise）和莱佛士乘坐的“印第安纳号”（Indiana)。1819年1月27日傍晚，众人已经对卡里蒙岛失去兴趣，法夸还兴致勃勃，在这个不宜居住的岛上到处视察。

由种种迹象看来，长期居住在马六甲的法夸深深了解卡里蒙岛的战略意义。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蒙岛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海上地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莱佛士则另有打算，早就有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的全盘计划，舰队访问卡里蒙岛，一方面转移荷兰人的视线，另一方面让自己求证，同时也给法夸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好让他死了这条心。

莱佛士博览群书，深思熟虑。为了阻止荷兰人对香料贸易的垄断，莱佛士认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在马六甲以南的地方设立一个新贸易据点。他根据前人的经验，早已知道新加坡是颗明珠，当他从天猛公口中知道新加坡的局势，便迅速掌握良机，签下租赁条约。他充分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妙时机（荷兰人还没染指新加坡，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法夸了解马来人习俗与文化），行事考量印证了孙子兵法的要义：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与东姑隆（苏丹胡先）在新加坡河口的天猛公村落签下贸易港条约，天猛公住所到签约的帐篷还舖上红地毯。右边是新加坡河。）

法夸受雇于莱佛士，执行各项委托的任务。他在租下新加坡前的五个月跟武夷士副王签下最惠国条约，放弃卡里蒙岛转舵新加坡等都是在“执行公务”，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背后的策划人早已作好长远的考量。因此，法夸无法改变这个执行官而非决策者的命运。

租下新加坡后，莱佛士也定下宏观的行政方针，由法夸挑起履行的重任。Ernest Chew通过现代的演绎，认为法夸就好比保姆，在照顾初生婴儿的首四年里，扮演着母亲与护士的角色。我们是否也可以这么说：莱佛士像个十九世纪时离乡远航的父亲，留下了精子与教条，养育孩子的任务则由母亲负责。这个父亲没挣几个钱，但回到家中却样样都看不顺眼，非但嫌弃糟糠之妻，甚至怪责妻子不守妇道，最后入禀高庭，正式休妻。

我们再换个角度，以现代管理学模式来回顾当年莱佛士与法夸之间的协作关系。莱佛士就好比公司的CEO，创建发展愿景与长期策略；法夸则是COO，负责运作系统与日常流程。公司业务发展顺利，CEO缴功，失败则由CEO顶罪； 如果COO无法执行任务，CEO把他裁退，这是游戏规则。一将功成万古枯，这是另一项游戏规则。如果合作无间，莱佛士与法夸的伙伴关系就好比现代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李光耀与吴庆瑞。很可惜，莱佛士和法夸就像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历史一样纠缠不清，法夸也没有一支出色的智囊团，将赌博美化为娱乐城，化危机为转机，结果赌博这荼毒人们道德意志的玩意儿演变成另一条导火线。

毋容置疑的，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中途站，扩充英国的势力，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如果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商贸经验与经历过两个世纪时局的演变，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或许还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摸索。

顺便交代一下现代的卡里蒙岛：卡里蒙岛在1956年归印度尼西亚所有。卡里蒙岛的面积只有约新加坡的一半，岛上的人口少过二十万人，还可见到一些简单的华人庙宇。

（卡里蒙岛上的华人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