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及外围组织曾经吸引不少反殖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加入，和平协议落实后，一些前党员回到新加坡，包括印度籍人士沙尔玛（P.V. Sarma）。
2006年新加坡教师工会（STU）的周年庆，特别提起沙尔玛和曾任新加坡总统的蒂凡那为本地教师争取平等权益的事迹。两人都因参与左翼的反殖斗争而被逮捕，获释后蒂凡那继续组织工运；至于沙尔玛，最近通过他的长子拉维（Ravi Sarma）的追溯，让我们见识了这位异族同胞的经历。
争取改善教师待遇
沙尔玛的父亲于1923年在加东开设私立小学，为华印巫族提供与白人同等的教育机会，父亲力争平等的正义感深深影响着沙尔玛。
沙尔玛在圣约瑟书院和莱佛士学院受教育，专业是英文教师。偶然间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加深他对殖民地的不满。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以教师为例，本地教师的薪酬比白人低，教务工作却格外繁重。此外，女教师结婚后职责照旧，薪金福利却下调至最低级别，理由是照顾妻儿是丈夫的责任，女人不需要赚取太多零用钱。
1946年，29岁的沙尔玛和一群老师创建新加坡教师工会，借用马来亚民主同盟（二战后成立的第一个反殖政党）设于桥北路331号的会所。沙尔玛担任创会秘书长，立下的目标为: 教师有责任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工会必须保障教职员工的基本权益和福利。如今该宗旨仍能与时俱进。
（沙尔玛在桥北路马来亚民主同盟新加坡总部外面的骑楼下，这里也是新加坡教师工会的临时办事处（1947年）。图片来源：拉维·沙尔玛 Ravi Sarma。）
1951年，沙尔玛和蒂凡那分别担任教师工会主席和秘书长。由于两人亦为抗英同盟（马共外围组织）成员，政府引用紧急法令将他们拘捕，沙尔玛被关在圣约翰岛上。
（桥北路的奥迪安戏院拆除后兴建奥迪安大厦（Odeon Towers），这里是马来亚民主同盟与新加坡教师工会的临时办事处的原址。）
回到印度继续反殖
政府有意收拢沙尔玛，让他到英国修读高级学位，日后留在民事服务，沙尔玛以“不可能为殖民地政府欺压人民”为由而断然婉拒。本地民众呼吁政府释放沙尔玛和其他政治犯，政府只好按照一贯的“出生地”的处理方式，将沙尔玛驱逐出境。1952年11月27日，警察押送着沙尔玛登上客货轮Rajula号回返印度。
辞行时，沙尔玛被严禁跟人交谈，只能挥手告别。记者问沙尔玛的父亲他的手势的含义时，父亲说儿子希望能够回来，看到不一样的新加坡。他也要求父亲转告同僚，别放弃争取应得的权益。
回到印度后，沙尔玛继续从事教职，召集一批年轻人出版英文刊物《Malayan Bumi》，声援新马的所有反殖活动，马来亚联邦政府将沙尔玛列入黑名单。1966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北京代表团成立，沙尔玛被委任为团长后，新加坡亦发出入境禁令。
中国生活的日子
沙尔玛参与中国建设30多年，中国总理周恩来是关键人物。沙尔玛被遣返印度后，参与印中友好协会。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时，沙尔玛跟朋友组织欢迎会，两岁的拉维还给周恩来戴上花环呢！
（中国总理周恩来第二次访问印度时，与沙尔玛握手交谈（1956年）。图片来源：拉维·沙尔玛 Ravi Sarma。）
三年后，沙尔玛受邀到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教英文，后来担任新华社英文编辑。夫人莎拉达（Sarada）参与创建4年制淡米尔语本科教育，并在北京广播学院开办淡米尔语学科，培养第一批相关人才。这些学生参与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淡米尔语播音筹建工作，1963年成功启播（拉维·沙尔玛“喜看龙象共舞”《联合早报》2013 年 11 月 6 日）。
（沙尔玛和朋友们参观天津港口（1967年）。图片来源：拉维·沙尔玛 Ravi Sarma。）
沙尔玛和莎拉达同属外籍专家，月薪比许多国内职工干部优越得多，被遣返中国的新马人士都会到他的家作客。由于当地的物资廉宜，沙尔玛将多余的钱都捐赠出来帮助其他人。
（莎拉达（后排右一），小时候的拉维（前排左一），拉维的两个妹妹和被遣返中国的一些新马人士在北京合影（1960年左右）。图片来源：拉维·沙尔玛 Ravi Sarma。）
1980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北京跟邓小平会面时，要求中国政府关闭设于湖南长沙的马共革命之声电台。邓小平深知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搞好国际关系乃当务之急，于是召见马共总书记陈平，商定电台于1981年6月30日停播。
负责电台广播的沙尔玛重返教育领域，共同创建湖南长沙理工科院校英语系，开办高级英语培训课程，辅导研究生。
（沙尔玛和莎拉达参加1965年中国国庆在天安门观礼。图片来源：拉维·沙尔玛 Ravi Sarma。）
感情深处都有一个家
1985年，马共在《纪念建党55周年声明》中发出寻求和谈的信号。泰国第四军区副司令吉迪少将跟马共多次秘密接头，马来西亚政府也设法与马共接触，促成《合艾和平协议》。
在长沙病重的沙尔玛催促拉维快点带他回家，他在病中常说“开车越过柔佛海峡那座桥就到家了”。拉维体会到新加坡是父亲心灵深处的归宿，那是他奋斗一辈子，誓将殖民地主义者赶回老家的地方。
1990年10月15日，前副总理拉惹勒南以人道主义立场致函外交部长，支持沙尔玛回国 (Irene Ng,《The Singapore Lion: A Biography of S. Rajaratnam》)。9个月后，沙尔玛一家人乘坐中国国际航空，从长沙经广州飞抵新加坡。74岁的沙尔玛终于回到阔别半辈子的家乡，但因处于昏迷状态，救护车早已在停机坪等候。
在陈笃生医院的治疗下，沙尔玛逐渐康复。拉维陪同父亲重游市政区，看到新加坡已经是个欣欣向荣的独立主权国，心情十分激动。对于昔日参与反殖和组织工会，沙尔玛无怨无悔，回新三年后安详地离开人间。
（上世纪50年代的桥北路：1990年代初，沙尔玛重游市区的时候，奥迪安戏院与周边景物已经全非。图片来源：互联网。）
拉维回顾父亲的一生，父亲在新加坡扎根，有一份高尚的职业，但不惜将安逸的生活托付于理想，他更希望将青春奉献给本地的文化教育。
拉维回忆在中国长大时，接触到许多遭遣返的叔伯阿姨，纵然年华渐逝，始终坚持自己是马来亚人或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国人。我们不妨从多方角度去观察人，较客观地了解那个没有前车之鉴，只能秉持着理想与信念摸索前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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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mments:
千禧年之初，有个机构做了一个调查，是什么思想或学说在二十世纪起了最大影响，答案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靠它建立了苏联，进而成立了东欧集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毛泽东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共打败了国民党统治了中国，随后进而支持亚洲各国的共产党，特别是亚细安各国的共产党。史大林负责欧洲，毛泽东负责亚洲，完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那些人在那个时候唱的是那时代的理想之歌。随着时局的改变，已没几个人要唱那首歌了。不过有些当年爱唱那首歌的人，至今还念念不忘。
是的，“列宁靠它建立了苏联，进而成立了东欧集团”，敢问如今苏联何在，‘苏东波’ 东欧不是也早已 ‘面目全非’ 了吗？
“中共打败了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随后支持亚洲各国的共产党，特别是亚细安各国的共产党，..... 完成
世界人民大團结万岁”。中共把国民党驱赶到台湾是事实，但是除了越南，老挝 和 柬埔寨 之外，其他国家的
共产党 似乎早已被各国人民所唾弃，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少年无知的我就曾经积极参予各种 ‘进步’ 学生的活动，我们在一起跳着 ‘热情奔放’ 的土风舞，
唱着 ‘慷慨激昂’ 的 ‘爱国’ 歌曲，如 ‘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和 ‘国际歌’ 等等。是的，这一切都是我不可忘怀的
人生的一部份，年逾古稀，身居西方国家的我，依然不时打开 YouTube 等网站欣赏与哼唱这些歌曲，给我的生活
添加了无限的情趣。
《理想之歌》是中国在1974年9月发表的政治长诗。作者是高红十，张祥茂，陶正，于卓等四人。内容歌颂党、祖国、文革和新一代青年人的理想。
我用“理想之歌”而不想用那令某些人又爱又怕的“共产主义”，就像那位老先生参加“进步”活动而非左派活动。我还参加过“进步”团体生活剧社，至今未正式退出，因剧社已名存实亡。
虽然政府已不管共产不共产，但本地亲共人士还很忌讳人家说他是共产党。他们在圈子内的活动和在圈子外表现是两个样子。我有个亲共朋友与外面人士谈论时事时力挺中国社会主义，结果那些人认为他是中国人，请他回中国。
理想非现实，主义说空幻，生命诚可贵，黄金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 ！
看到最后一张相片中的位于小坡奥迪安戏院旁的 ‘上海书局’ 那是我中小学时代留连忘返的地方之一，
还有大坡中国银行旁边的 ‘世界书局’，再走不远的 ‘星洲书局’，位于大坡尼路与恭锡街交界的
‘商务书局’ 都是我时常一呆就是整个下午的地方，我在这些书局看着各种各样与课本学业无关的书籍，
增加了我的阅历，开扩了我的视野，这些书本上缺乏的知识对我日后影响巨大，造就了我的不服输，向
种种不利的环境挑战的底气与决心。
华文文化在新加坡的没落，我想这些书店应该早已成为新加坡历史的一部份，令人唏嘘。
对了，在中学时代每学年开学的时候我必定到勿拉斯吧杀路与明古连街交界的旧书店去找寻 ‘二手’ 的
来自英国的数理教科书，它们的内容比新书差别不大，但价格却是 ‘天渊之别’ 呀！
以 ‘儒家思想’ 为名，行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为实，蒙骗世人。
离不开 ‘枪杆子里出政权’，‘打江山坐江山’，世世代代直到永远。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飞鸟尽良弓藏’ 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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