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歌台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又是盂兰盆节时。去年（2015）的最后一个农历七月周末，全岛有40场中元节歌台演唱。
早年本地的报章常以“流火之月”来形容农历七月。到了这个时候，民间庆祝盂兰盆节，也就是常说的中元节和鬼节。有钱的商贾和庙宇出钱演酬神戏或木偶戏，点亮了没有电灯的乡野，街坊蜂拥而至，台台大戏都娱人娱鬼。
据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自《诗经》，“火”为二十八星宿之一。古代说“七月流火”，指的是天气开始转凉，但经过时间的演变，现在已经用来形容七月份天气炎热。
这么炎热的天气还必须穿上华丽的戏服，在聚光灯下又要唱又要打，演完一场大戏的确不容易。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七月歌台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70年代末已经非常普遍，80年代末几乎全面取代戏班。
歌台虽然非常风光，但也曾经走过下坡路。90年代的歌台泛滥，品质没有什么控制，粗制滥造之余还有满嘴黄腔和超级清凉装，许多人觉得有伤风化。有些不怀好意的“咸湿佬”（粤语）、“黐哥伯”（潮语）、“猪哥伯”（福建话）（这些方言指的都是“窥伯”）专门俯在舞台前色迷迷的往上瞧，七月歌台跟低俗文化挂钩，吸引不到人潮。为了挽救劣势，台主采取意识更加大胆的做法，结果每况愈下，到了90年代末，已经有式微之势。
在这当儿，我们看到丽星娱乐制作的台主陈志伟很努力地挽救歌台，为歌台赋予新的活力。陈子谦在2007年的力作《881》以歌台人生为题材，拍摄出有笑有泪的电影，同样催生了本地的歌台文化。
（催生后的七月歌台越来越专业化，观众群汇集了男女老少）
《881》关于本地七月歌台的发展情况有这样的叙述：
“每年，最喜欢的就是农历七月。七月鬼门开放，好兄弟们出来逛街。这个时候，新加坡特别热闹，看得到的人很多，看不到的，更多！为了让好兄弟们开心，我们就请他们看歌台。刚开始，只有福建戏、潮州戏这些大戏。到了六十年代，逐渐变成唱歌跳舞的综艺节目，这就是歌台。让那些一年只能出来一个月的好兄弟们，一次看到爽。歌台界众多歌星里，观众最喜欢的歌星就是福建天王---陈金浪。”
戏班出身的陈金浪之所以深受欢迎，除了他的歌曲有劝世的意义外，内容也反映了高度发展的新加坡社会里庶民为生活拼搏的艰辛，大胆呈现出跟官方说法唱反调的卑微面。陈金浪在2006年患癌去世，享年45岁。
根据新明日报的报道，《881》上映后，歌台的观众突然间翻倍。日后的中元会歌台越办越盛，整个七月都不够用，农历八月还在继续。我们也看到了歌台文化通过网站、you tube等普及到年轻观众中，陈志伟等人挽救的歌台突然间变成受官方器重的“本土文化”，除了在乌节路、滨海艺术中心等地演出外，也将新加坡的本土文化带到中国去了。
挤歌台
小时候，每逢农历七月，住家附近的振南街（处于谐街（High Street）和福南街（Hock Lam Street）之间）年年都用木架搭建起临时戏台，沿街张挂着各种颜色的灯泡。街边小贩使用煤气灯，点亮了夜间的街道。通常晚上八点左右福建戏班就开锣了，演到深夜11点左右才散场，而且连演两晚。后来才知道维持戏班的费用昂贵，只演一场难以归本，所以都两场两场地演。
80年代初搬到新世界附近的Maude Road（俗称松林板厂）居住，每逢中元节商家都会赞助两场歌台，街坊将马路和组屋底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歌台不像现在有时间限制，必须在10点半前结束，难得街坊这么开心，歌台秀演到大家都倦了才喊停。
90年代中在Tampines
Mart附近居住，这里的歌台走的是高层次路线，唱的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曲和福建歌，而是颇有深度的“洪湖水浪打浪”、“珊瑚颂”、“草原之夜”、“谁不说俺家乡好”等，叫人耳目一新。不过到头来小众敌不过大众，后来看到的是王雷、林茹萍、李佩芬等主持的歌台秀，讲些语带双关的黄色笑话和唱福建歌来娱乐大众。
虽然我不是福建人，但对某些福建歌还是深感亲切的，比如“烧肉粽”、“望春风”、“天黑黑”、“一支小雨伞”等。“烧肉粽”和“望春风”都是邓丽君唱红的歌曲，除了红遍台湾也红遍新马。“天黑黑”这首台湾民谣邓丽君也唱过，早年的新加坡综艺节目也播过，风趣的阿公阿嫲轻易地走入民间。“一支小雨伞”翻译自日本歌曲，歌词“风越大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为人间送暖。
“一支小雨伞”这首在歌台流行一时的歌曲没人再唱了。原来唱歌台最避忌的就是雨天，据说有一年的歌台上艺人唱了这首歌后就乌云满布，下起大雨来，所以以后就有了这样的避忌。
从福建歌风行本地歌台，可看到方言的生命力。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终止方言节目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但通过歌台可以清楚看到，方言就是大众的母语，还是活在大众的生活中。
此外所看到的是大众对不同方言的歌曲的拥护度。去年的歌台，王雷邀请现场观众以掌声来表示喜欢听哪一类方言歌曲，结果福建歌掌声如雷，潮州歌一半一半，粤语歌曲稀稀落落，海南歌与客家歌完全静悄悄。这个即兴调查除了反映出本地华人的方言结构之外，也肯定了每个星期六晚播出的台湾长寿剧对民间的影响力，“我问天，我问天”几乎成了新加坡各族人士都耳熟能详的“国歌”。
歌台刮起“女人风”
以前的中元节上演的都是福建歌仔戏和潮州戏。到了60年代末，新加坡三大世界（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的歌台为了谋生，接受了一些订单，到中元会唱歌，结果越唱越旺。根据老行家洪小凌的说法[1]，早期唱歌台，不论男女歌星，都必须穿着整齐。70年代新加坡流行台湾歌曲，“今天不回家”、“不得了”等歌曲都在本地翻唱。为了配合这些歌曲，洪小凌的“新凌星歌台”允许女艺人穿迷你裙上台，结果掀起一阵持续不断的跟风。
到了近期，歌台越来越专业化，舞台布置、音响灯光都像夜总会那样。反串演出曾经掀起风潮，男艺人皓皓的美女扮相俊俏，吸引了许多“狂蜂浪蝶”。2013年，警方在男艺人反串这一环节上加强了管制的力度，严厉执法，歌台必须先向媒体发展管理局申请艺术娱乐执照，警方才会发出准证，直接打击了歌台的反串表演。
（资深的王雷也以反串的身份出现在歌台上。图片来源：联合晚报，2015）
根据“公共娱乐和聚会（免除）法令”（Public Entertainments
and Meetings (Exemptions) Order），歌台必须符合多项规定，才能得到“免除”的申请资格，大费周章。于是艺人纷纷改变做法，通过模仿女生、动作女性化等方式来达到搞笑的效果。可是到了2015年，反串演出有卷土重来之势，连资深的王雷都穿上裙子出场。关于男生反串这一环节，有人觉得恶心，有人觉得只是娱乐大众，笑笑就好。
歌台也捧红了后起之秀，后继有人。李佩芬从初出道走到今天，能主持能唱，实力一年年增进。“新跑台歌后”陈凯晴在2015年除了当两台的主持外，还唱了126台，风头甚健[2]。
歌台也捧红了后起之秀，后继有人。李佩芬从初出道走到今天，能主持能唱，实力一年年增进。“新跑台歌后”陈凯晴在2015年除了当两台的主持外，还唱了126台，风头甚健[2]。
（“新跑台歌后”陈凯晴。图片来源：联合晚报，2015）
中元节的意义
七月歌台跟中元节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连体。中元节随着早期的移民传入新加坡，但庆赞活动简单，只是烧香点蜡烛，焚烧元宝冥纸，广东人称为“烧街衣”。随着社会的发展，才增加了道士做普渡法事，为孤魂野鬼和堕胎夭折的婴灵超度，演木偶戏给“好兄弟”看。
后来的中元会越办越大，除了聘请戏班或歌台外，还有竞标福物，部分善款用来捐助慈善组织，阴间阳间都受用，积福积德。
以巴耶里峇的韭菜芭城隍庙为例，2014年以七万元连办四晚歌台，通过网站直播，上场的艺人也年轻化，富商以23万元来标“发财炉”，成为亮点。Tampines Mart的炉主也有过办两场歌台，答谢鬼神恩赐中马票头奖的记录。喊标所得则捐赠给广惠肇留医院。
以巴耶里峇的韭菜芭城隍庙为例，2014年以七万元连办四晚歌台，通过网站直播，上场的艺人也年轻化，富商以23万元来标“发财炉”，成为亮点。Tampines Mart的炉主也有过办两场歌台，答谢鬼神恩赐中马票头奖的记录。喊标所得则捐赠给广惠肇留医院。
（中元节喊标行善）
上世纪80年代我在Philips工作的时候，工友组织了形式简单的中元会。到了农历7月，大家凑点钱，由炉主负责买福物如米糖饼干、罐头猪脚等，放在红色的塑料桶里，插上令旗，一人一桶带回家。
90年代在国防部工作，到船厂巡视时，也会看到工友在船边点香烧金银纸膜拜，有些船员则拿着香进入引擎室拜拜，祈求平安。
庆赞中元之余，不妨重温中元节的来历。根据陈蒨的《潮籍盂兰胜会》[3]，盂兰传承自印度的佛教，取自“盂兰盆”一词，原来的梵文“Ullambana”的中译应该是“救倒悬”，意思是用盆子装满百味五果来供养佛陀和僧侣，以拯救堕落在恶道的众生。
陈蒨表示《佛说盂兰盆经》记载了目连救母的故事，讲述目连的母亲做了错事，死后坠入恶道饱受折磨。目连听从佛祖的指引，在农历七月供养僧众，成功拯救了母亲。
到了南北朝时代，梁武帝开始举行盂兰法会，报答父母及祖先的恩德，此后历代帝王也相继举行盂兰盆会，推崇孝道。唐宋之后，目连救母的故事以戏曲形式流传开来，盂兰盆会进一步普及化，成为民间道教的中元庆典，由道士诵经及通过道教仪式普渡不幸逝世的人。
由此可见中元节已经从开始的救济父母的孝道，扩大到施于孤魂野鬼的仁爱精神，为佛教的盂兰法会赋予道德的意义。
[1]黄文车，“市场取向与本地认同—新加坡歌台与福建歌曲的发展”，《源》2013年第四期，总期104，p22，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2013。
[2]《联合晚报》2015年9月13日
[2]《联合晚报》2015年9月13日
[3] 陈蒨，《潮籍盂兰胜会》，p6-7，中华书局（香港）出版，2015年。ISBN 978-988-836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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