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新华2024年度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2025年5月。ISBN
978-981-94-3017-8。
我是通过高尔基“结识”鲁迅的。
乍听之下，我似乎成为穿越来到现代的古人了。长话短说，与高尔基和鲁迅初次“邂逅”，源自半个世纪前的缘分。
1970年代：当中国的高尔基遇见苏联的高尔基
1972年，上海书局从小坡大马路（桥北路）搬迁至小坡二马路（维多利亚街）81号，扩大门市后的店面宽敞多了，还装上时髦的冷气。
外婆住在马尼拉街的改良信托局组屋，俗称“七楼”，现在的Bugis+所在地，距离水仙门住家不过四个巴士车站的距离。从禧街警察局启程，途经中华总商会、莱佛士女校、上海书局，然后就是外婆家了。
走过五个交通灯，来到上海书局大门外，我总会入内消暑，在书海中消磨午后时光。总觉得桌子好大，桌面陈列着中国、香港和本地的出版刊物。香港书的封面最华丽，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母亲》虽然外表单调，但因比其他书厚重而显得亮眼。
小六会考放榜后，回校领取升学证书，级任陈桂花老师送我心仪已久，却掏不出钱购买的《童年》。小小心灵总是满怀好奇，别人的年少岁月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母校小学部与中学部共用一栋校舍，右翼是小学部，左翼和后楼是中学部，上学依然是绕着皇家山那条熟悉的路。若有不同之处，就是换上四颗金属纽扣的新校服，青春正在前方呼唤，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向略显稚气的右翼时光挥别。
林徐典主编的中学华文课本中收录鲁迅的《风筝》和《秋夜》，南大毕业的老师感情饱满地朗读一遍，接着分析课文，提到鲁迅被誉为“中国的高尔基”。心头不禁一震，但觉眼前出现另一个黑洞，中国的风筝和俄罗斯的童年都在刹那间被困在校园里了。
接下来老师讲老师的，我那才告别童年不久的脑袋云游四海，放风筝去了：两位高尔基是否打过照面？他们会酒逢知己千杯少吗？他们用什么语言交谈，针砭哪些人哪些事？原来识英雄重英雄，鲁迅仰慕高尔基，多年来笔下的“戈里奇”、“戈尔基”和“戈理基”，都是高尔基；晚年从日文版转译《俄罗斯的童话》，成为翻译高尔基的“绝笔”之作。
1900年代：当欧洲现代文学遇见中国封建社会
后来了解到欧洲工业革命使贫富差距扩大，农民失去土地，边缘人在社会底层挣扎，残酷的现实并非童话。有正义感的“进步”文人摆脱旧社会的枷锁，为文艺赋予提升人民思想、改造社会的使命。
高尔基写作35周年纪念日，苏联科学院授予他“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以无产阶级工人作为主角的《母亲》成为苏联文学的典范，至于高尔基其它“政治不正确”的著作都只字不提了。
高尔基成长的年代，中国尚处于清朝晚期。眼见传统刀枪敌不过西方的洋枪大炮，邻国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迅速富强起来，清朝政府开始醒悟，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生到外地留学等，希望借此挽救国运。鲁迅正是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派往日本学习的一员，赴日留学的还有秋瑾、陶成章、林觉民、胡汉民﹑陈其美﹑廖仲恺﹑陈独秀等人，有些日后成为反清烈士，有些成为民国高官。
鲁迅在日本生活四年，学日文上医科，同时广泛接触西方文学。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令他相信文艺能够唤醒国民意识，决定弃医从文。日后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白话文学百花齐放，正因如此，我读的中学课文如此丰富多彩。
2004年3月：镰仓圆觉寺与鲁迅偶遇
还是上中学的年代，因为鲁迅而联想到日本，也因鲁迅才知道有仙台这个地方。仙台青叶山山麓矗立着一座古朴庄严，仿照中国汉风的鲁迅纪念碑，铭刻着鲁迅在当地留学一年半的记忆。
早一年入学的校友杜文贤（笔名卡夫）文如其名，推荐我阅读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吊诡的是，这一老一少都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川端康成的诺贝尔奖佳作《千羽鹤》以圆觉寺的茶会掀开序幕，借茶道展现复杂的人性和情感世界，文风与高尔基和鲁迅迥然不同。
2004年3月，北方之春气候适中。我因公事前往横须贺出席国际会议，日本主办方特别安排一天，让我们参观当地名胜。横须贺至镰仓圆觉寺不过四十分钟车程，我调适好心情，希望身临其境，感受川端康成“物哀”的审美意识。
圆觉寺充满传奇，7个世纪前蒙古大军两度东渡都未能攻克日本，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者北条时宗特地兴建圆觉寺来感念高僧的护佑。据传开堂之日，鹿群仿佛受到感召，闻风前来聆听佛法，因而圆觉寺的山号取名“瑞鹿山”。
寺庙的唐朝建筑令人赞叹，沿途山风拂面，绿荫相伴，宛如步入古韵悠然的参禅境地。在迈入正殿前的庭院角落，意外发现一块白木莲树的说明牌，上面竟提到鲁迅！原来这棵木莲树是他于昭和八年（1933年）捐赠给圆觉寺的。这趟偶遇时差70年。
鲁迅或许借木莲树来纪念他与日本文化界的交情，也可能是缅怀与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藤野先生虽学识渊博但没有学位，因教育改制而无法留校执教，只好退隐到穷乡僻壤，当个窘迫的乡村医生。师徒两人仙台一别后没再联络，尽管如此，鲁迅始终感怀老师的恩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我总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藤野先生得知鲁迅逝世后，在《谨忆周树人君》中回忆道：“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鲁迅的作品早在生前已传至日本，当地翻译不少他的创作，日文《大鲁迅全集》比中文版《鲁迅全集》来的更早；后来又有《鲁迅选集》《鲁迅年鉴》《鲁迅·藤野先生·仙台》等书问世，足见鲁迅在日本文坛的影响力。
2024年10月：绍兴故里与鲁迅重逢
鲁迅认识藤野先生时老家在绍兴，那不是个新加坡游客热衷的地方。 2024年10月，与圆觉寺那场偶遇时隔二十载，北方的天气没有丝毫秋意。我们四人兴致勃勃地自由行到这个古代越国都城，从下榻酒店步行百米至纺织城地铁站，进出闸门时照一下Alipay的公交二维码，通行无阻地直达鲁迅故里。
鲁迅故里由鲁迅祖屋、鲁迅故居、三味书屋及鲁迅纪念馆组成，根据鲁迅的文字描写进行还原。我在当地以折合新币5元的价格购买新版《故乡》，重温童年玩伴闰土称鲁迅为老爷、过气书生孔乙己死后尚欠酒店十九个钱、祥林嫂再也感觉不到新年的祝福气息….。在历史现场想象故乡的画面，心头不免一阵触动。
鲁迅的家族早年殷实富足，他的祖父为了让儿子在科考中得利，试图贿赂江苏主考，因东窗事发被判入狱，儿子也因此被革去秀才资格。八国联军入侵后，朝廷释放一批死刑犯，鲁迅的祖父挨过七年牢狱后获得特赦，但家道已然中落。日后周家北迁，将绍兴祖居和百草园后院售予邻居朱阆仙，据传是南宋朱熹的后人。朱家拆建部分房屋，保存三间老宅，鲁迅故居获得部分保留。
德寿堂曾是周家接待宾客、举办婚丧祭祀的场所；三味书屋则是鲁迅私塾老师寿镜吾的故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道：“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书屋的学童自带桌椅，鲁迅的课桌摆在角落，桌上刻着醒目的“早”字。
鲁迅故里的文雅氛围被某些不文明行为侵扰：烟不离手、随地吐痰、喧哗吵闹、破坏秩序的游客无处不在；还没到闭馆时间，工作人员不断催促访客离去；大门一上锁，电瓶车在不可通车的步行街上一路鸣笛抢道。若鲁迅在天有灵，他会如何批判百年后的故乡现状？
2017年10月：当林文庆遇见鲁迅
当历史与政治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政治历史”？中国历代皇朝由新政权为前朝撰写历史，当历史试图摆脱时代的包袱，是否能够客观地还原真相？
2017年10月，北国之秋炎热如夏。在退休记者余经仁和文物局属下义务导览员王东印的安排下，我们一行人参访厦门大学。
百年前陈嘉庚回到祖国创办厦门大学，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时任教育部参事邓萃英担任厦大创校校长。邓萃英在上海接受聘约后，以向教育部复命为由返回北京，随即接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嘉庚无法接受这种挂名的就职方式，跟关心教育的林文庆洽谈。
当时孙中山邀请年过半百的林文庆回国协助外交事务，林文庆向孙中山请示获准后转而出任厦大校长。首几年陈嘉庚事业仍处于巅峰，鼎力支持创办国学院。然而林文庆的“复古”理念受到厦大激进派学生的排斥，认为校长思想迂腐，甚至掀起学潮，要求校长下台。
与此同时，北大连发薪都成问题。包括鲁迅在内的多位学者被厦门大学双倍薪资吸引而纷纷南下。1926年鲁迅在厦大任教期间，于孔子纪念周会发表演讲时不谈儒学，而是鼓励学生以救国为己任，“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投身于改革社会大业。接着下来形势急转直下，陈嘉庚实业出现亏损，学校经费锐减，鲁迅于元旦前一天正式离任。
步入厦门大学文物馆，仍能感受到浓厚的“政治气候”。展馆将“挂名校长”列为第一任校长，对十六年来推动厦门大学发展的林文庆仅作简介；在厦大仅逗留数月的鲁迅则大篇幅呈现，并结合学潮与社会改革斗争，将厦大定位为受到鲁迅思想启发的革命摇篮。显然“政治正确”的观念，依然深深烙印在这些历史叙事之中。
返回1970年代：当鲁迅遇见末代华校生
林文庆是新加坡殖民地时代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似乎提不起华校生的兴趣，我们只在小学历史听过他的名字。
上世纪70年代，本地文艺团体高举“学习鲁迅一生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的旗帜，掀起研究鲁迅思想热潮，贺年卡、书签、剪纸等常以鲁迅形象为核心；《海洋文艺》第二卷第十期（1975年10月号）以“鲁迅纪念专辑”为重点，推荐读者阅读由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编制的《鲁迅全集》。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说来奇怪，我下意识中最排斥的就是背书了，但默念三两遍就把这些诗句牢牢记住。最强的感染力不是什么左翼文学的标签，而是聆听文团伙伴铿锵有力、真情流露的学习汇报，青春不留白的热忱令人动容。
鲁迅，毛泽东钦点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从来就不是个红色革命家，贴切地说应该是个人命运与辛亥革命紧密相连。民国诞生了，五四运动爆发了，但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始终没有改变。鲁迅目睹现状，通过文字来反映社会的落后愚昧，为底层人民发声。鲁迅的作品不仅出现在课本中，老师也鼓励我们课外阅读《阿Q正传》，以阿Q临死前没来得及说完的豪语“过二十年又是一个…”作为反思的素材。或许最后一批读得懂鲁迅的，就是我们这群末代华校生了。
半个世纪前的时代剪影，竟然如此历历在目，有意无意间造就了日后的偶遇和重逢，我想那是因为老早就跟两位高尔基有个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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