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熟悉的农历新年或华人新年吗？

半个世纪前读中小学时过年，跟现在一样有两个“新年”，1月1日称为元旦（New Year’s Day），元旦隔天便开学了；正月初一称为 “农历新年”（Lunar New Year）或“华人新年”（Chinese New Year，CNY），学校放假两天，除夕只上半天课，难怪同学们都特别开心。

到底那时候过的是农历新年还是华人新年呢？问父亲，他的语气差不多是在骂我读懵书，他从乡下过农历新年过到来新加坡，农历新年不就是华人新年吗？

学校老师又怎么说呢？中英文老师都说两个称谓都行，我们要看的是过年的实质，大家开开心心地坐在一起吃团圆饭、长辈给小辈祝福红包，狮子采青和放鞭炮等，都是热热闹闹过新年的传统。 “农历新年”是较中性的说法，因为世界这么大，正月初一这一天并非只有华人庆祝过年。

从越南移民到本地上学的同学附议，说越南人也在这一天隆重庆祝，而且还吃粽子呢！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农历新年从中国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农耕社会秋收后等待立春，一年忙到晚，过新年成为最值得期待的节日，也是对来年丰收的向往。

上世纪80年代暂时离开职场，到当年的NTI（1991年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NTU）念书，那个年代新移民潮处于萌芽阶段，机械工程系多数是新马学生，少数来自香港，只有一名中国人余宙中。宙中在系里当研究生，系主任梁绍基教授安排他在热力学实验室兼职，让他多交些朋友，逢年过节不至于太过思乡。宙中的确跟大家打成一片，一起过年吃饭打篮球，毕业后在本地的跨国公司上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完美落幕，大国崛起带动民族主义，近于复古的天朝文化令人不安。最明显的是万元户已成历史，如今是亿万富豪，出国人潮增加了，砸起钱来财大气粗，吃自助餐将整盘菜肴搬到自己桌面等。一些酒店餐馆为了安抚其他客人，另辟楼层和进餐区来安顿中国旅客。这些还算是小事，我遇上“战狼”的经验更加不愉快，斯文的战狼动口不动手，言辞间咄咄逼人，至于在伦敦遇到言语肢体都蛮横的高干夫人更自成一格，不惜牺牲色相，翘起屁股当武器。

这些人多吗？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我遇到更多温文有礼的中国新移民和年轻人，不过中国十多亿人口，0.1%已经足以搞砸整锅粥，五千年文明形象荡然无存。

疫情解封后的新插曲

疫情解封后的首个农历新年出现新插曲，NTU新春嘉年华活动展板使用“Lunar New Year”一词，引起部分学生不满，将Lunar划掉，私自改成“Chinese”，简而言之就是不过老祖宗的农历新年，要过的是自己的华人新年。

有些辩解议论说我们要过华人新年难道有错吗？我觉得华人新年是古老传统，过华人新年非但没错，而且还必须大力提倡。反之农历新年也是古老传统，过农历新年难道不成吗？

此“突发”现象不禁令我重复年少时向老师讨教的疑问，到底应该使用“华人新年”，还是“农历新年”呢？我的学生时代两个说辞互用，非但没有华人与农历的角度问题，反而受到 “农历” 包容性的教诲。如果全世界都在庆祝农历新年，作为原创国的子民，不是应该为国粹传遍全世界而更加开心吗？

NTU已不是我所熟悉的从前的NTI，如今中国留学生增加许多，在各院系修读高级学位的比比皆是。本来学识越高，眼界应该越明，如今学问高的知识分子反而产生闭门主义，忘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道理。“文化”不就是文明开化吗？开文化倒车变得不化，如果不是这些年来情绪高涨的战狼心态或民族主义在作祟，或者对自家文化缺乏自信，还会是什么呢？

同样那句老话，这样的人多吗？相信不多，但一颗蟑螂屎已经足以搞砸整锅粥，如果不只一颗的话…

左顾右盼，好容易挨过冠病疫情的千多个日子，眼前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收拾心情好好过年。出现这样的文化撞击，不禁生起当下的新年还是熟悉的新年的问号。翻了一下月份牌，还好自懂事以来，本地月份牌仍然保留着 “农历新年”的传统年味。

2023年的月份牌保留着多年传统：1月初1元旦，正月初一“农历新年”

注[2023年1月30日] Leonard Chey:

纽西兰的华裔仅占全人口的5%左右。春节在这裡也不是公共假期。

不过除了过去两年因Covid暂停之外，每年春节前国家总理都会为“春节花市同乐日”主持开幕。

每年的元宵节的周末也会一连三晚主办颇具规模的“元宵灯节”。

这里的华人超市都为华籍顾客印就中文的月历，不过必须一次过购买满一定数量的货物才能获得。以月历附图为例，必须一次过买入超过$188才能得到。

纽西兰1月1日称为元旦，农历新年称为春节

所有纽西兰人每年都庆祝正月一日元旦。

因纽西兰所处的经纬度，每年都是全球第一个在元旦早上看到第一丝阳光的国家。

纽西兰人在理论上也庆祝“毛利新年”，可是一般上，对华人来说，这是一个法定的公共假期，大概也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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