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唐纳大厦（MacDonald House）爆炸案-1965年3月10日

重提往事

周日的乌节路麦唐纳大厦（MacDonald House，Orchard Road）人来人往，49年前（1965年）在此地发生的“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已经为人所淡忘，不过却在2014年2月6日农历新年人日当天旧事重提。

（乌节路麦唐纳大厦，2014）

事因印度尼西亚接收从汶莱低价买过来，再由英国BAE船厂改装的三艘护卫舰，其中一艘护卫舰命名为KRI Usman Harun（船号359），“Usman” （Osman Haji Mohammed Ali，奥士曼）和 “Harun”（Harun Said，哈仑）是两名“杀人犯”的名字。

1965年3月10日下午3时07分，奥士曼和哈仑在麦唐纳大厦这座纯商业大楼放置了一颗25磅的计时炸弹，造成三死三十三伤，三年半后被送上绞刑台。被炸死的三人是留下六名孩子的汇丰银行经理的私人秘书朱苏茜（Elizabeth Susie Choo，36）、父亲早年在日本人手下惨死的女助理秘书吴慧君（Juliet Goh Hwee Kuang，23）和送院两天后不治的马来男司机（Yasin Bin Kesit，45）。

（留下六名孩子的汇丰银行经理的私人秘书朱苏茜Elizabeth Susie Choo，36。图片来源：新明日报）

（女助理秘书吴慧君Juliet Goh Hwee Kuang，23

图片来源：新明日报）

（送院两天后不治的马来男司机Yasin Bin Kesit，45

图片来源：新明日报） 

两名涉案的军人被控上法庭，在新加坡高等法院（1965年10月）被判处死刑；他们上诉到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经过三司会审后（1966年10月）维持原来的判决，最终上诉到英国枢密院（UK Privy Council， 1968年7月），但依旧维持原判。

（英国枢密院（UK Privy Council， 1968年7月）维持原判）

对我而言，发生麦唐纳大厦爆炸案的时候还不懂世故，只知道当时大人们脸色凝重，绘声绘影，七嘴八舌中，依稀听到什么炸弹、什么爆炸，还要成立自卫队。我和我的小邻居则拿起玩具剑玩具枪，进行演练，要保护一家大小。至于明白到底是什么回事，那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马印对抗

马印对抗（Konfrontasi，1963-1966）是一道历史的伤痕，对于印尼不顾及邻国和受害人家属的感受，挑起第二度伤害的做法，新加坡外交部长尚穆根向印尼外交部长马蒂（Marty Natalegawa）传达新加坡的不安。紧接着，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以及国防部长黄永宏致电向印尼政治、司法及安全统筹部长苏延多（Djoko Suyanto）和国防部长普诺莫（Purnomo Yusgiantoro）表达关切，认为这将揭开历史的旧伤口，更引起新加坡民众质疑印尼的动机，因此吁请印尼慎重考虑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感受，以及这件事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重新决定是否要以这两个海军人员名字为军舰命名。

另外两名军人出身的部长陈川仁和陈振声竞相呼应，陈川仁以自己的父亲的经历来阐述他对这起事件的感受，如果父亲当天不是因病请假，可能已经成为爆炸案中的冤魂。陈振声则通过2014年新加坡航空展这个平台，表达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为了维护民族主义或政治利益，不惜挑起历史仇恨，企图转移国内人士的视线来缓解民众的情绪。言外之意，无非是针对印尼。

不过陈振声这番话，印尼将领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听得到，因为新加坡已经临时撤回对印尼武装部队海军参谋长和百人代表团出席新加坡航空展的邀请，至于其他高官如印尼国防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参谋长以及空军参谋长等也决定不出席新加坡航空展。

印尼政治、司法及安全统筹部发言人巴纳斯（Agus Barnas）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高调回应：“印尼海军有权以成熟的方式加以考量如何追封英雄，让他们的英名通过一些军舰流芳百世，如同其他英雄一样。”

巴纳斯这番追封英雄的回应等于把恐怖分子当作英雄，扭曲正义，就如日本歪曲历史的真相，把战犯神化一样。这种肯定杀害无辜平民的做法等于公开包庇恐怖主义，鼓吹暴力，甚至等于默认回教祈祷团近期在峇厘岛（2002）和椰加达（2009）干下的暴行是合法的。

印尼外交部长马蒂则比较理智，表示以Osman和Harun的名字为其中一艘护卫舰命名是完全“没有恶意，没有不良动机，也没有包藏祸心”。他表示可能双方在沟通上产生误解，现在应该沉淀下来，继续前进。

尚穆根回应，认为马蒂表示印尼谅解新加坡的处境，也同意为战舰命名时缺乏敏感度，这是一番很有建设性的谈话。

到头来，护卫舰依旧命名为KRI Usman Harun，国与国之间已经在正当的外交环节上，互相交代了彼此的立场，也互相说了该说的话。新加坡已经郑重其事，说不会跟KRI Usman Harun同行，也不会接受这艘战舰进入新加坡水域。两国的40年国防进程在缺乏互敬互重的情况下开倒车。

如今麦唐纳大厦爆炸事件重新告一段落，我们重新审视这起军舰命名事件，为什么奥士曼和哈仑会重新浮台，背后是否还有其他政治含义？新加坡是否反应过敏？风吹皱一池春水后，我们该如何消化这起事件？

Osman， Harun， Sutomo 和 John Lie

三艘护卫舰除了KRI Usman Harun外，另外两艘命名为KRI Bung Tomo（船号357）和KRI John Lie（船号358），分别纪念Sutomo和John Lie （Jahja Daniel Dharma）。

（三艘护卫舰命名为KRI Bung Tomo（船号357），KRI John Lie（船号358），KRI Usman Harun（船号359）。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1945年日战结束，Sutomo在东爪哇泗水（Surabaya）的战役中率军对抗英荷联军。泗水之战有强烈的战略意义，它鼓舞了印尼人民不畏强权，争取独立的雄心。四年后（1949）印尼成功摆脱荷兰的统治，成为独立主权国。

John Lie则是名印尼华人，日战结束后加入印尼海军，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员。他突破了马六甲海峡的封锁线，私运武器入印尼，对抗荷兰，后来升任海军总司令，以将军的军阶退役。

Sutomo 和John Lie都是印尼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争取国家独立而跟殖民地军队交战；至于在乌节路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的奥士曼和哈仑，虽然同样是海军陆战队员，但他们在苏卡诺政权下，偷渡到新加坡，向新加坡的平民百姓施暴来反对新马合并，在“敌人”和“干案”的出发点上都截然不同。虽然奥士曼和哈仑都被印尼当局追封为民族英雄，但是对马印对抗时代的无辜平民而言，他们的做法跟现在的恐怖分子如出一辙。

（乌节路麦唐纳大厦爆炸案是马印对抗时期（1963-1966），印尼对新加坡最严重的攻击，造成三名平民死亡，三名平民受伤。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奥士曼和哈仑都被印尼当局追封为民族英雄，图为他们的遗体被运回椰加达，在街头游行至卡利巴塔英雄公墓。1968年10月18日。图片来源：互联网）

印尼的政治一般决定于国内局势，而不是国外因素。这次海军为军舰命名，总体以国家英雄为主题，未必完全针对新加坡，但从新印双方交涉的内容，不排除两国国防间可能已经互有心病一段时日。加上今天的印尼是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日益蓬勃，很多印尼人对国家感到自豪，使到当地的民族主义升级， 例如印尼商人提议在新加坡人常去的峇淡岛树立奥士曼和哈仑的塑像就是一个例子。印尼在2014年4月有国会选举，7月是总统选举，各个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会根据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来走下一步棋。

新印共同的历史

印尼总统苏卡诺（Sukarno）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认为马来西亚只是英国的傀儡，加上加里曼丹（婆罗洲）北部的砂劳越、沙巴和文莱都归入马来西亚计划的范畴，背后有英国政府撑腰，严重威胁到印尼扩张势力，成为马来群岛老大的意图，因此发动马印对抗。直到1966年，苏哈多（Suharto）掌权，接受马来西亚，马印对抗才告一段落。

印尼军舰命名之事牵涉到新印之间一段共同的历史，双方出发点不同，英雄与恐怖分子之间只差一线，不过在1973年5月28日，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卡利巴塔英雄公墓（Taman Makam Pahlawan Kalibata，South Jakarta）献花那一刻，两国已经为这道伤痕画上句点。

（1973年5月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卡利巴塔英雄公墓（Taman Makam Pahlawan Kalibata，South Jakarta）军人墓前撒花。照片来源：联合早报）

1970年至1974年出任驻印尼大使的新加坡前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安排李光耀和苏哈多首次会面。 李光耀访问印尼前，问他如何才能成为苏哈多的朋友。由于苏哈多是个道道地地的爪哇军人，爪哇人相信到死者墓前撒花能够安抚亡魂，于是李炯才建议李光耀首先穿上印尼的巴迪服装，向苏哈多表达他的善意，接着到埋葬印尼战士的卡里巴塔英雄坟场献花，同时到两个被新加坡实施绞刑的军人墓前撒花。

李炯才回忆当李光耀在两名军人的墓前撒花时，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鲁克米托感动得流下眼泪，苏哈多也非常高兴。苏哈多在为李光耀举行盛大国宴时，有一只蝙蝠飞进大厅，华人和爪哇人都相信蝙蝠是吉祥之兆，蝙蝠蝙蝠，遍地是福。隔年，苏哈多造访新加坡，新印两国终于摆脱历史包袱，跟往事干杯，成为朋友。 李炯才指出当年安排李光耀在两名军人的墓前撒花，是新加坡以大气度来表示“我原谅你”，而不是认同在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的行为。

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发生时正处于新马合并时期，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五个月后，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苏卡诺以此为由，借机“证实”马来西亚是英国傀儡，只是让英国继续殖民地政策的说法。


早在1962年12月新马合并前，对抗行动已见端倪，一小群由印尼政府支持的自愿特工袭击文莱，但被英军制服。1963年1月，印尼外交部长Dr Subandrio 提出“konfrontasi”（对抗）这个字眼，意图阻止马来西亚的成立大计。隔年，印尼武装部队正式参与这项行动。

马印对抗期间，时任印尼总统苏卡诺在“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下，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与武装对抗行动。印尼多次派遣特工潜入新加坡，展开以平民为对象的攻击行动，也派出伞兵空降拉美士（Labis，柔佛州昔加末的第二大城市），並派军登陆笨珍、麻坡、哥打丁宜以及东马等地，不宣而战。

（麦唐纳大厦爆炸案一个月后，在Fort Road与Meyer Road交界处负责看管加东公园的看守员的住家遭印尼特工炸损，所幸没有人命伤亡。图片来源：NAS 15 Apr 1965 ）

在马印对抗的大前提下，新加坡身为马来西亚的一州而遭受池鱼之殃，但还是顺应1967年上台的印尼总统苏哈多的要求，释放了其他45名参与马印对抗的印尼军人，其中两人在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后一个月内再度引爆炸弹而被判处死刑，但由于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两人同样获得赦免。这是出于修补两国之间的裂痕的考量。

至于造成人命伤亡的两名海军陆战队员，他们在1968年10月17日被送上绞刑台，新印关系急转直下。他们的遗体在隔天被运回印尼时，受到上万名印尼民众英雄式的迎接，苏哈多追封他们为国家英雄，并赐予Bintang Sakti，是最高荣誉的军事勋章。值得注意的是，其他45名获释的军人和其他许多特工虽然同样参与武装行动，但他们并没有名列英雄榜。

（在马来西亚西海岸Sungei  Kesang被逮捕的印尼特工。图片来源：AWM 1964）

（被逮捕的印尼特工。图片来源：AWM c.1965）

前三军总长朱维良（Winston Choo）回忆，在马印对抗时期，新加坡曾经派遣了第一和第二步兵营（1 SIR，2 SIR），分别到沙巴南部的塞巴缔克岛（Pulau Sebatik）和哥打丁宜（Kota Tinggi）跟印尼军人交战，当时他是第一部兵营C连第11排的排长。第一部兵营成功执行任务，第二部兵营则没那么幸运，花了整个星期找寻89名入侵者，后来有一个小组在休息时被敌人袭击，八人死亡。 参与马印对抗的前2 PDF司令官吴来春（Goh Lye Choon）在口述历史中提到他年轻时在2 SIR当排长，被派到前线跟印尼特工面对面的经历。他的母亲教他在紧张的时候可以喝一口水压惊，后来他明白了，因为这一口水可以把体内上升的气体往下压，起着舒缓的作用。当他在哥打丁宜森林第一次面对印尼军人时，对方向他开火，他紧张地躲在树后，想起母亲的话，取出水壶喝下一口水后，果然有镇定的作用，随后再跟对方驳火。 当他看到2 SIR的战友被印尼特工砍成两段，没有头没有脚，高度腐烂的碎尸在哥打丁宜河面漂流的那一刻，爱国情绪格外澎湃。 吴来春的战友Daljit Singh 是第一个杀死敌人的新加坡军人。他第一次跟印尼军人面对面时，紧张得拼命开枪，将所有的子弹都瞄准对方。回到基地时，还不断地喃喃自语，说“我杀了人，我杀了人”。

（在新加坡Pasir Panjang被逮捕的印尼特工。图片来源：NAS Dec 1964）

（哥打丁宜河：89名印尼特工在哥打丁宜出现，2 SIR的一组军士在执行任务时遭埋伏，八人死亡，碎尸在哥打丁宜河面漂流。图片来源：NAS Nov 1964）

前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的口述历史提到虽然那时是对抗时期而不是战争，但印尼却阻止商品输入新马，两国人民交往也大费周章，必须兜一大圈，先乘机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飞去印尼，回程亦然。1974年，新加坡派遣一支54人组成的文化亲善团到印尼作十天访问，双方的商贸才逐渐正常化。 博物馆中文义务导览员何惠珍追述当时她的阿公有间制面厂，制成品主要输往印尼，在马印对抗的大时势下，断了出口的财路，制面厂就这样倒闭了，当时还有许多面对相同困境的小企业。 邵氏机构邵逸夫在新马打造马来电影王国，十年内拍了260部马来电影，印尼是个主要的市场。马印对抗终止了马来电影王国的美梦，邵氏迁出新马，专心在香港拍摄中文片。

是否存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当时两名被捕军人提出上诉，辩解说他们是在执行军事任务，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是战俘而不是刑事犯，因此必须受到保护。在法律上该如何解读？

英国伦敦枢密院的报告指出（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U.K.), 29 July 1968），3月10日上午11点，两名身穿便装的印尼海军陆战队员从爪哇来到新加坡，下午3点07分在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他们在事发三天后逃亡时船只翻覆，在海中被救起时同样没穿军服，一会儿说自己是渔夫，一会儿又说自己是农夫，并没有承认自己隶属于最高行动司令部（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此外，他们在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是一种蓄意破坏的行为，与战争无关。

（麦唐纳大厦爆炸案现场。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麦唐纳大厦炸弹引爆后，警察封锁乌节路。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根据国际法，任何武装部队人员身穿平民服，在平民从事与军事无关的工作的非军事建筑物引爆炸弹，是完全违反战争法规的。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并不是战俘。

因此，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这两名印尼海军陆战队员的行动都是针对平民，是恐怖分子的运作方式，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含任何灰色地带。

（印尼特工随身携带的手榴弹。图片来源：NAS Dec 1964）

以1968年新加坡军事力量薄弱的小国，顶着冒犯印尼这个大国的压力，处死两名印尼军人，表现了新加坡的骨气，在外交政策上意义深远。如果同意释放这两个“杀人犯”，非但没有还三名罹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一个公道，还等于向大国臣服低头，即使受到严重伤害也还是唯命是从。以新加坡小小的国土，几乎所有建交的国家都是大国，如果在独立初期就起了被大国摆布的先例，以后的路将会举步维艰。

整起军舰命名事件就如许通美教授所说：“我们的领导人向印尼政府表达失望和不满是正确的举措。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历史记录和体制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中记下这个不友善的举措，但我们不应该让这个事件破坏我们与印尼之间的积极议程。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

（麦唐纳大厦爆炸案罹难者之一的朱苏茜女士的葬礼。图片来源：NAS 12 Mar 1965）

撇开新加坡是印尼的第二大经济投资国不提，在人道救援方面，新加坡一向来义不容辞，例如2004年12月26日的南亚大海啸，印尼亚齐省（Bandar Aceh）首当其冲，新加坡海军当时有一艘登陆舰（Landing Ship Tank）在亚丁湾执行任务，但还是派出剩余的三艘登陆舰在第一时间运载装满三艘登陆舰的物资，执行人道救援，比印尼、美国等军队还要早。印尼有必要为军舰命名而牺牲两国的友好关系，牺牲道德责任吗？

我跟一些现役正规军人讨论这起军舰命名事件，他们普遍觉得新加坡政府反应过敏，没有顾及到印尼的政治现状，尤其是大选前的敏感性，到头来只是双方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往深一层想，天地有正气，在此时此刻，谁都没有必要挑起沉重不安的情绪，可是为什么新加坡偏偏必须是接受的一方？原谅和遗忘是不同的两回事，我相信这正是对历史的情感与诠释的差别所在。

注（2016年2月28日）：

1970年至1974年出任驻印尼大使的新加坡前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促成了印尼和新加坡的和解。李炯才于2016年2月27日病逝，享年92岁（192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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