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宜壁画的创作过程
专为纪念二战而设的樟宜博物馆内有一间仿造的小教堂，墙上还复制了五幅壁画，小教堂的原址就在樟宜空军基地内三层楼高的151号楼房（原称W座），原属改装成战俘医院的罗伯茨营区。151号楼房是痢疾病患的治疗中心，也是硕果仅存的罗伯茨营区日战遗址。楼房地面层左边角落的小房间是专供医院病人使用的圣路加教堂（Chapel of St Luke），以新约圣经中受人敬重的医师路加命名。
（樟宜空军基地内三层楼高的151号楼房（原称W座），原属改装成战俘医院的罗伯茨营区。151号楼房是痢疾病患的治疗中心，也是硕果仅存的罗伯茨营区日战遗址。2013）
除了圣路加教堂外，樟宜俘虏营和附近的樟宜监狱还有其他临时搭建的小教堂，提供战俘们精神的慰籍。除了宗教之外，战俘们也开始接触忽略多年的文学与艺术，爱上过去不置一顾的文艺作品。 1944年5月，战俘从樟宜基地迁入樟宜监狱之后，还是持续着这方面的热忱，今天在英国与澳洲的战争博物馆，我们还可以看到好些战俘的艺术创作。
（151号楼房底层，圣路加教堂内。2013）
我们在樟宜空军基地内实地看到的151号楼房圣路加教堂和五幅壁画都是由原艺术家根据原来的面貌粉刷修复过的，金色的墙壁为楼房内几乎静止的空气带来祥和的气氛，忘记了可能四周还有许多在罗伯茨医院死去的二战冤魂。我们也深深感受到金色的墙壁所散发出的阳光般的魅力，彷佛在给向主祷告的战俘洒下希望的光芒。
在小教堂内绘制壁画的画家是一位名叫史丹利·沃伦（Stanley Warren）的英军战俘，史丹利在1963年，1982年，1988年前后三次回到这个曾经是个梦魇的老地方，将壁画还原。他在1992年逝世，享年75岁。
（史丹利•沃伦Stanley Warren）
二战时期，史丹利放弃广告画的工作，成为皇家炮兵部队的一名投弹手，曾经参与另一日战遗址----武吉巴督山忠灵塔的建造工作，经历过毫无人道的实拉让军营事件，也亲眼目睹四名逃兵被拖去枪杀。在1942年8月间被送到罗伯茨医院时，史丹利已经患上严重的痢疾和肾衰竭，在奄奄一息中等待死亡。
有一天，史丹利听到病房楼下圣路加教堂传来的歌声，逐渐重燃求生的勇气。为了感激天主的恩惠，非但使他从死神手中活过来，还将他从过去的暴戾改造成有慈爱感恩之心，于是下定决心，要将取材自新约圣经的故事绘制在教堂空白的墙壁上。牧师看过草稿后认为符合基督的教义，日军也似乎受到感染，甚至坐在板凳上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作画。
（开始作画时，史丹利勉强支撑十五分钟后就必须躺在神桌后面歇息。2013）
1942年10月，史丹利开始绘制第一幅壁画。当时他还十分虚弱，勉强支撑十五分钟后就必须躺在神桌后面歇息；他也没想过能够活着完成所有的壁画，在回顾了成为战俘以来的心灵创伤后，着重于两幅题名为《诞生》（The Nativity）和《复活》（The
Resurrection）的作品，万一无法完成其他壁画，至少信徒能够看到耶稣诞生与复活，在基督信仰中寻得永生。
（《诞生》The Nativity）
（《复活》The Resurrection）
《诞生》终于在圣诞节前完工，但是史丹利病情恶化，只能躺在病床上聆听教堂传来的圣诞福音。五个月后，史丹利陆续完成了《复活》和其他三幅壁画：《受难》（The Cruxificion）、《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和《在监狱中的圣路加》（St Luke in prison）。
对史丹利而言，人性是大同的，不论任何肤色，都可以通过爱心来化解怨恨。在《诞生》中，为初生的婴儿祝福的就有欧洲人、阿拉伯人和东方人，史丹利说如果圣经允许他画上第四个国王，他会选择非洲人，因为这么一来就可以将世界上每个角落的爱心都融合在同一幅画中；红色的小牛本来一脸不屑地走开，最终还是受到新生命的感染，转过头来，回头是岸。
《受难》中的奴隶身上的遮羞布跟当时战俘的穿着一模一样，壁画上题字“天父，请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根据史丹利的口述历史，当时负责看守他们的日军对这幅画特别感兴趣，虽然史丹利无法跟他们言语沟通，但他看得出这些军人之所以采取残暴不仁的方式来对待“不听话”的战俘，一方面是无法违背来自上头的军令，另一方面是来自内心的恐惧，他们并不是自愿的。因此《受难》有很强烈的劝世意义，告诉战俘们原谅这些日军，因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受难》The Cruxificion）
（《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
（史丹利凭记忆绘制的改装成战俘医院的罗伯茨营区，
圣路加教堂就在151楼房底层的小角落。）
回归之旅
根据文献记载，1948年底年轻的空军James Lowes被分派到樟宜基地时，还参观过圣路加教堂，为完整的壁画深深感动。后来教堂被用作储藏室，重新粉刷后壁画被灰水覆盖过，直到1958年才在无意中重新发现隐藏在油漆下的震撼，接着殖民地政府在远东空军图书馆（Far East Air Force Educational Library in
Changi）一本有关马来亚监狱教堂《The Churches of Captivity in Malaya》书中找到原创人，在英国传媒协助下，终于找到史丹利。
原来二战结束后，史丹利回到英国，在伦敦Sir William Collins Secondary School当美术教师，当时他的同事看到镜报上的《受难》图和寻人启事，跟他说你曾经是个战俘，看看你能否帮得上忙吧！史丹利接过报纸，不禁目瞪口呆！当英国当局邀请他回来樟宜基地时，他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不愿回到伤心地。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经过一番心灵的挣扎后，史丹利终于在1963年乘着学校放寒假，回到151号楼房。
（寻找樟宜壁画的原创人）
踏入圣路加教堂时，史丹利的心情澎湃，只能坐在那里饮泣，眼前还彷佛看到熟悉的冤魂在教堂里漂浮着；在修复壁画的过程中，他甚至埋头苦干到最后一分钟，才带着沾满油漆的双手赶乘飞机回伦敦。1982年放暑假时史丹利第二度回来，这时151号楼房已经归新加坡武装部队少年学校（SAF
Boys School）所有，在少年军的协助下，继续修复工作。
至于最后一幅壁画《在监狱中的圣路加》，由于画在纸上的原稿已经遗失，史丹利想不起细节，无法还原。但是世界上真有奇迹，当年在罗伯茨医院当看护官的Wally Hammond竟然在无意中收藏着原稿作为战争纪念品，在1985年完璧归赵。1988年史丹利最后一次回到新加坡时已经71岁，年老体衰，无法完成最后的修复，只能在原稿的纸张上色，保留在圣路加教堂内，毕生的精力留下了些许遗憾。
对史丹利而言，《在监狱中的圣路加》还有另一层遗憾：当年完成这幅最后的画作后，神父很希望史丹利能够活着和他一起回家，在家乡的教堂作画。后来他们被调到格兰芝去修建防御设施，神父在日军粗暴的对待下身体急速退化，客死他乡。
（《在监狱中的圣路加》St Luke in prison）
过去的战俘回到樟宜，面对曾经熟悉的一景一物，百味杂陈。回想起那段被囚禁的日子，看到昔日同僚们坚持着信念和勇气，终于在日军的无理对待下生还下来。他们都深深感染到壁画所传达的强烈的生命讯息，使他们看到人间的希望，最终光明战胜了黑暗。
樟宜壁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当年创作的环境，即使在多年以后，还继续发挥着画作与访客之间的精神互动，带来战争与和平以外对人性的启发与心灵的感动。史丹利生前还陆续通过英国大使馆收到战俘的后代以及陌生人捎来的信件，甚至表示这些壁画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有一位当年的日本高级军官旧地重游时，还在圣路加教堂内泪流满面，悲怆不已。至于《在监狱中的圣路加》所留下的缺陷，正好说明人生并不完美，但正因为存着遗憾，才是实实在在的人生。
（当年在罗伯茨医院当看护官的Wally Hammond竟然在无意中收藏着史丹利的《在监狱中的圣路加》原稿，1985年完璧归赵。1988年两人和伉俪在圣路加教堂重逢。NAS 1988）
军队是为了维护和平
孔子有句至理名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以来，粮食、国防、信义都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过去我和同僚们服役的年代，“好男十八要当兵”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来日方长，两年半后取回红登记，又是一条好汉，于是在国防部中央人力局外的军乐声中登上军车，自豪的向前来“十八相送”的亲友挥别。现在回想起来，以这种全民皆兵的理念为后盾，还没备战，心理上已经将了对手一局。我们认同不是每个服过兵役的好男儿都有愉快的经历，不过对这段短暂的同捞同煲的军旅生活怀着坏印象的前服役军人应该不多。
多年以后，整个社会大环境正在急速变迁，“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正面临全新的考验，国民服役的观念正在找寻新的定位。
（跟国防部职员和历史博客在空军基地内合影。照片来源：新加坡国防部，2013）
建立军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平，不要战争，就如史丹利多年以后接受新加坡记者访问时所说的：“没有问题是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的。我希望新加坡武装部队不需要在愤怒的情况下发射第一枚子弹。战争从来就不是件好事。”（There is no problem that cannot be
solved without war....I hope that the Singapore Arm Forces would never have to
find themselves firing the first shot in anger. War is never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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