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提供：海凡
（一）张望与追溯
我们的车子从长沙下榻的宾馆出发，过了湘江大桥，一路向西。迎面而来的是城市英姿勃发的景观：宏伟的大桥，宽敞的公路，高耸的楼房，规整的绿地……经过中国已故领导人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小客车转向西北，车速递减，因为道路渐渐狭窄；路旁的楼房，也渐次低矮，天空愈见明亮蔚蓝。
我坐靠近司机，手捧着单反相机，窥准时机向车前方的挡风玻璃外聚焦。心中揣着一份莫名的忐忑和悸动。
我看见益阳的路标了，街灯般的高度，悬挂在路中央的顶端。眼见的公路，已是普通的双向行驶车道，手拉车，自行车，三轮摩托车，以及别具特色的架设伞棚的电单车，在并不拥堵的车阵里，彼此以对另类交通规则的默契，互不相扰地穿梭行驶。
（长沙益阳的街景）
当我们的导游发现路旁一个写着“衡龍橋”三个竖排的繁体大字的标志时，不禁脱口欢呼：“路口，这里！”大家都朝车窗外望去——啊！有人兴奋地想直起身子。
然后，道路愈见狭窄了，车辆稀疏， 运载着各类劳作建筑用料：铁管、砖瓦、沙土……由拖拉机改装的小货车，“嘟嘟嘟嘟”扬尘而过。路旁是低矮的住房，裸露着褐泥的田地，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水塘……道旁的绿树，不再是单一的法国梧桐，而是各种不知名的杂树，在各类芒草，灌木的簇拥下，往四周围延伸，迤逦。
看见四方山的街标了，车子进入山区——
望着车窗外的景观，对历史的怀想绿荫般掠过脑际，时暗时明。心，一阵阵收紧。
车子终于在两旁各立着方形柱子的道路上停下来。两根四、五米高的柱子顶端，连贯着拱形的金属架子，露着锈迹。 树枝低垂，浓密的绿叶几乎要将它遮蔽。拱形架子枯硬伶仃，没有任何字样或标志。
夏天到了，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四周郁郁苍苍的树丛里依稀传出鸟啭蝉鸣。
这里就是尽头了吗？
（一段历史的入口处）
这就是在整整一个年代里，向东南亚、向世界发射红色电波的基地吗？这就是几代人心中曾经仰望的圣地？就是这里？……
四方山在湖南是一座平常不过的小山包，主峰的相对高度不到200米。这片占地200余亩的山谷开始大兴土木是1967年。根据一位当地居民追述：那些土是晚上拉出去的，没人知道拉到哪里去了。
我们越过方形柱子，就进入这座几被岁月掩埋，掩映在翠微当中的地下电台故址，在那11年半（1969年11月至1981年6月）里，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 那四千多个日子里发生在这里的事，难道也像那些泥土，“没人知道拉到哪里去了。”
就在大门口的左侧，我们看到一块新立的的碑石，黑底金字鲜明地标示着：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方山建筑群。由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立。
（文物保护单位：四方山建筑群）
再往前走，山坡上停泊着几辆中国牌号的汽车，还有小巴。各个年龄层的人三五成群，四处张望；有的像似看完了回转头，胸前挂着的相机摇摇晃晃。人们早已开始对那段历史伸头探脑了——对于平常百姓，更有兴趣的，或为猎奇，或为那些口耳相传的听闻解密。
而对曾经在这里隐秘地度过十余个寒暑的一两百名中方和马共方的工作人员，这里不仅仅是发出穿越云天的，迢远的播音，更是火热的生活，是青春的奉献，是历史卷帙里一页理想飞扬的书写：经历和体验，等待赋予新的解读。
对于马来亚共产党设在湖南郊区益阳县衡龙桥四方山的地下电台，马共总书记陈平曾在著作《我方的历史》里这么介绍：
在湖南，中方分配给马来亚共产党的单位坐落在戒备森严、代号“691”的军事区内。我们从北京搭了12小时的通宵火车才来到我们的新办公室。“691”位于一个不久前才腾空的村落，这个村落的地势有许多小丘与斜坡。我们的广播电台是在山的一边向下挖掘而成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座楼房，给我们用作行政楼。
我们在湖南的广播电台在1969年11月启播。我们将它命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 (Suara Revolusi Malaya)。广播电台的节目是经由一个20千瓦的发射机作跨区域广播。
我们的播音员、节目制作人员及文书人员都住在“691”的宿舍。中方技术人员也住在同一范围内的另一区。我们在湖南工作的日子里，极少和围栏外的当地居民往来，日常用品都由中国政府供应。虽然广播电台的地理位置远离北京，但是我们仍可定时及快捷地得到我们指定的报纸。中国为我们安排订报，而我们订阅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所有英文报纸及中文报纸。我们也定期收到伦敦的《泰晤士报》 (The Times)及墨尔本的日报《时代》(The Age)。我们阅读及评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远东经济评论》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亚洲周刊》 (Asiaweek)、《时代杂志》(Time)及《太平洋导报》 (Pacific Affairs)的报道。
电台草创时期，我们以三语广播，即华语(普通话)、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每一种语言有三个播音员。我们成功吸纳一批大学生之后，增设了英语广播。（陈平著《我方的历史》第403——404页）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