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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February 20, 2018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三)

文章提供:海凡
图片提供:海凡


(三) 拼凑年轻的壮志


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于1969年11月15日正式开播,当时参与工作的总人数29人,陈平不在其中。按陈瑞回忆,1969年初“他同我商量:‘这个电台是你去或我去?看来在这个时候你去比较好。’我理解他的意思,因当时他参加中国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未处理好,所以不便在这个时候离开。” (阿成回忆录之五《一路艰辛向前走》第137页)

陈平是1970年初来到691基地,化名洪韬常驻在这里。

陈瑞从1969年夏至1972年夏秋,在691工作了三个年头。期间国内马共部队“八支”和“二区”因中央北马局肃反扩大化而发生分裂的事件,他受命返回马泰边境,电台党委书记由69年底来到的李凡(陈再润、阿焰)取代。 陈平和李凡组成的马共中央代表团实际领导电台的运作。


(二楼陈平的办公室)

电台开播以后,稳步发展,其后陆续有人员加入,1970年几位在越南参与医务工作的革命后代加入电台。同年有一批革命后代一共31人,来到代号731的一个基地,在这里受训学习,部分人于1972年加入691。1972年还有几位早年被殖民政府驱逐出境到中国的人员到来。1974,75年马共分裂事件公开化,为了加强宣传,英语与闽、客、潮及广西4种方言的广播陆续启播,一批未满十八岁的马共干部子女——多数来自印尼,先被派到中国各主要方言区学习生活一两年,然后调回加强电台的阵容。1977年,几位受英文教育的大学生加入英语组。1978年,七八位新加坡流亡印尼的老革命也辗转来到691。1980年五位新马大学生先后来到,加强了英语播音及编辑工作。到了1981年6月30日,电台关闭之日,先后在691生活工作过的马共组织方面的人员,总数超过一百人。


水泥路忆当年


我们抵达691大门口已近11点钟,在拱架下拍摄集体照后,就直奔当年电台的工作区。


(691工作区的大门口)

我们沿着一条仅容一辆小汽车行驶的水泥路行走。水泥路还是当年的水泥路,而道旁的野草悄悄掩入,不知已绿过多少回?山坡上佳树繁茂,一丛丛翠绿的竹林在初阳下摇曳生姿。杂树底下矮青参差,杜鹃花最多了。据说春天杜鹃花盛开时,吸引过来的游人络绎不绝。这一段大约八百米到一公里的道路,还经过当地村民的耕田,农作物刚刚收割,只见留下杂沓脚印的田地和浸在水塘里的沃泥; 田埂四围里,隐隐冒出一片鹅黄浅绿。几位当年的故人:陈英、拉维、邱华、万水兴致勃勃地指东划西:

“稻秧生长时是整片青绿色!”

“油菜花开花就更美了!”

“我们每天都要走四回,有时也看到农民叔叔弯腰耕种。”

“但那所楼房——”指着山坡上一栋砖瓦房,“当年是没有的,我们离开后才建的吧?”

“那时山坡上的树哪有这么高哇!?”

“……”


游走晦暗的基地


来到691工作区的大门口,又见到类似大门口那相对矗立的方形柱子,以及拱状的金属支架。旁边也是哨岗。再去就是当年中国警卫连留下的残破的营房。

终于站立在那幢双层的行政楼的大门口,大家都停下脚步。几株大梧桐树高过楼顶,浓荫挨着青苔攀爬的红砖墙,阳光被筛过,在墙上涂抹上斑驳的光影。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陷入一种弥漫着庄严与沧桑的静默里。

陈英指着入口处的正上方,二楼的一个房间,说:“那就是陈老总的办公室。”

大家都仰起头,透过长方形的窗口望进去,有一片阳光落下来,摔碎在横七竖八的木横梁上。

“老总旁边是陈田的。当时他是总编辑。”

这幢行政楼是座工字形建筑,前面两层楼,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在一楼办公:收集资料、编辑、翻译、打字、校对…… 党委和编委办公室在二楼楼上。一条有盖的短通道连接后面的单层建筑。那里主要用来制作录音广播节目。 一间华语组和泰米尔语组共用,一间马来语组用,还有一间比较大的是唱歌录音用的。 


(691工作区双层行政楼的外观)

我们左右散开,在拉维,陈英,邱华,万水等人带领下,跨入那些幽暗而空洞的房间。墙和天花板的粉刷剥落,污垢斑斑;窗楹只余下长方形的锈框,玻璃碎片撒满地;一两支被丢弃的枯树丫和腐朽的落叶是室内仅有的物件了。

这里是华文组的资料室……这是马来文组的……这个角落是 XX 的办公桌……那时我坐在这里翻译……楼下右边,是存放录音广播磁带的磁带库……还有,这是一间小图书馆,存放电台资料,马列书籍,南洋杂志,报刊……

声音在晦暗的空洞中回响。行走的搅动,使地表泛起霉朽的气息。有的房间我们走进去,有的只在门口张望。我们的脑海,跟随他们的讲述,浮现当年同志们埋头工作的情景。阅读,剪辑,整理,书写,誊清,练读,朗播,录音…… 


似曾相识的梦境


我们都自觉把脚步放轻。从眼前人的话语,手势,表情,联想着当年那些青春矫健的身影。我不期然想起陈平在《我方的历史》前言中读到的那句:“我们并不是在宏伟的建筑物内的办公桌上伏笔疾书之辈……我们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们的理想主义。”

我心里恍恍惚惚的,好像一脚踩进去一个似曾相识的梦境里。

我们这一群朋友都已到暮年,年轻时有过相近的经历,这才相约几千公里外的荒郊僻野,来探访,来寻觅。

有人曾在清晨,套着耳机,守着收音机,心潮跟随播音澎湃;有人曾在深夜里,紧闭门户,将录音机播出的信息,庄严地一字一句抄录;有人曾用超薄的纸张,把那些闪着亮光的文章,一页页地誊写,一本本地装订;然后,一个小组一个小组悄悄地组织学习。

当我还在部队的日子,每天清晨,早安哨吹响后,雨林还笼罩在无垠的静谧幽暗里,我们用山泉水抹一把脸,背着枪支,集合到大课堂,以一条泰国纱笼把自己裹紧御寒。钟点一到,混沌中响起雄壮的乐曲——“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奏响了我们每一天的进行曲。

从马泰边区,半岛的突击队,到地下战线的广大干群,有那么一大部分人,倾听从这里发出的激昂的声音,巩固信心,凝聚力量,协调步伐,踩着艰险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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